二审期间，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抗诉机关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上诉部分（一）、2009年4月7日，甘蔗研究所下属的桂甘科公司与联兴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成立并共建荣某繁育中心，桂甘科公司负责提供甘蔗新品种及技术服务，联兴公司负责繁育中心地点和筹集资金。2009年起至2012年，根据协议上诉人刘某代表甘蔗研究所多次到荣某繁育中心进行技术指导。黄某为感谢刘某及为日后得到甘蔗研究所领导的支持，2011年春节前，在广西桂某市宇洋国际大酒店房间内送给刘某现金人民币1万2某。2012年春节期间，方某收受黄某所送的现金3万2某后，将其中的5000元给刘某。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方某证言证实，其担任甘蔗研究所所长期间，曾通过刘某介绍认识桂某的老板黄某，并与黄某商谈合作成立了荣某繁育中心，如果没有其与刘某的帮助，黄某不可能取得这次合作运营机会，日后也无法得到技术服务，为感谢其，2011年及2012年春节期间，黄某送给其好处费人民币各3万2某的，2012年那次，其把其中的5000元给了刘某。2、证人黄某证言证实，其是联兴公司的实际出资人。2009年4月，其与甘蔗研究所下属的桂甘科公司与联兴公司签订协议成立并共建荣某繁育中心，为感谢刘某在合作过程中支持及今后得到他的技术指导，2011年春节前，其在广西桂某市宇洋国际大酒店房间内送给刘某人民币1万2某；2012年的春节前，其送给甘蔗研究所方某3万2某。3、合伙人协议书证实，2009年4月7日，甘蔗研究所下属的桂甘科公司与联兴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共同建设广西桂某市荣某甘蔗良种繁育中心，方某、刘某任甲方董事会成员。在共建过程中，桂甘科公司主要负责提供甘蔗新品种及技术服务，联兴公司负责落实中心的地点和筹集资金等。4、组织机构性质证书证实，广西桂某市荣某甘蔗良种繁育中心位于桂某市白沙镇，法人代表为黄某。5、差旅费报销单证实，2010年到2011年间，刘某从南宁到桂某出差到原单位报销差旅费。6、上诉人刘某供述：2011年.2012年春节前，其共收受黄某给的好处费1.5万2某，其中2011年是1万2某，2012年其方某把黄某所5000元转给其。该款项时黄某为感谢其代表甘蔗研究所去帮助他进行技术指导、基地建设等而送给其的好处费。（二）、2007年左右，时任甘蔗研究所育种研究室主任的上诉人刘某，将甘蔗研究所的“桂糖03—2287号”甘蔗品种介绍给其大学同学潘某甲试植。潘某甲与其弟潘某乙试植后发现该品种长势良好便逐渐增加种植面积。期间，刘某多次到潘某甲甘蔗种植点进行技术指导。2010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刘某代表甘蔗研究所从潘某甲兄弟二人种植的“桂糖03—2287号”甘蔗基地购买甘蔗种苗130吨（3000元／吨），同年10月29日，甘蔗研究所支付39万2某种苗款后，为感谢刘某及日后得到刘某的关照，潘某甲为此在南宁市棕榈湾小区送给刘某现金10万2某。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潘某甲证言证实，2006年上半年，其大学同学刘某将“桂糖03—2287号”甘蔗品种给其试种。后发现该品种长势良好后便逐渐增加种植面积，2010年开始有大的收成，期间刘某多次到甘蔗种植点进行技术指导。同年2、3月份，刘某代表甘蔗研究所以每吨3000元的价格购买其与潘某乙种植的130多吨“桂糖03—2287号”甘蔗种苗，后来甘蔗研究所将该种苗款共39万2某存入潘某乙账户后，刘某向其提出要10万2某提成，其说太多了，能否少一点？但刘某说不多，大家以后还合作，其就没有再出声表示同意，后其和潘某乙商量，潘某乙也同意给。其取出钱后打电话叫刘某过来拿。当晚6、7点钟左右，其就在其居住的南宁市棕榈湾小区将10万2某拿给刘某。2、证人潘某乙证言证言证实，2005年，其哥潘某甲从刘某那里拿来“桂糖03—2287号”甘蔗品种试种。其在上思试种后发现该品种长势良好。到2009年，其扩种到22亩，期间，刘某曾到种植点进行技术指导。2010年共种植出200多吨蔗种，其中130吨被刘某调到北海种植，过后以甘蔗研究所支付其39万的种苗款，其收到该款项后不久，其哥潘某甲跟其说刘某提出要从39万多元中拿10万2某好处费，其和其哥都不想给，但是刘某已经提出来，如果不给怕以后他不帮忙销售蔗种，以后还跟甘蔗研究所合作，希望继续得到刘某的帮助，所以其也只能同意。3、甘蔗品种销售协议书证实，2010年9月18日，潘某乙与甘蔗研究所签订协议，约定甘蔗研究所向潘某乙购买130吨蔗种，每吨售价3000元，交易时间为2010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交货地点在广西北海市银海区。4、税务发票证实，潘某乙收到甘蔗研究所交易所得甘蔗种苗款39万2某后，进行了纳税。5、上诉人刘某供述：2007年，其将甘蔗研究所的“桂糖03—2287号”甘蔗品种介绍给其大学同学潘某甲试种，因为潘某甲与他弟潘某乙合伙种植甘蔗。经试种，发现该品种长势良好，甘蔗研究所决定在蔗区开发种植，并将潘某甲种植的该品种种苗调到各地甘蔗繁育基地进行种植，打算在全区推广。2010年某月，其与甘蔗研究所的名义将潘某甲100多吨桂糖03—2287号”种苗调到北海甘蔗良种繁育基地种植，过后，甘蔗研究所以每吨3000元的价格支付给潘某甲，该款项转入潘某乙账户后，潘某甲问其要多少好处费，其说要10万，他也没意见，2010年底，潘某甲南宁市棕榈湾小区回到南宁，打电话叫其到他居住的南宁市棕榈湾小区要好处费，其就开车过去与潘某甲要了10万2某。5、差旅费报销单证实，2010年到2011年间，刘某从南宁到桂某出差到原单位报销差旅费。另外，原判还综合认定下列证据：1、关于交办刘某涉嫌××案件线索的通知及立案决定书证实，2012年11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侦查指挥中心将刘某涉嫌××的线索交由崇左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查处。同年11月29日，崇左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决定立案侦查。2、被告人刘某的户籍信息及身份证复印件证实，刘某住址及案发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3、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实，甘蔗研究所属国家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为方某；4、桂甘人字（2003）01号、（2009）23号甘蔗研究所文件及桂农科人（2012）77号广西农业科学院文件证实，刘某于2003年2月24日起任甘蔗研究所育种研究室主任，2009年7月1日起任甘蔗研究所甘蔗育种二室主任，2012年10月9日起任甘蔗研究所副所长。5、同步录音录像光盘证实，侦查机关依法讯问上诉人刘某过程。二、抗诉部分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2年间，南宁市衡纵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纵公司）总经理卢某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种子管理站罗某与时任甘蔗研究所所长方某（已判刑）商谈甘蔗蔗种种植技术合作事宜。方某与时任该所育种研究室二室主任的刘某代表甘蔗研究所与衡纵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甘蔗研究所负责联系提供优良蔗种（即“桂糖03—2287号”）和提供技术服务，衡纵公司负责资金及种植等日常管理工作，收成后，所得利润的30%归甘蔗研究所，50%归衡纵公司、方某与刘某各占10%。过后，刘某代表甘蔗研究所将潘某甲、潘某乙种植的250吨“桂糖03—2287号”甘蔗种苗调卖给衡纵公司，后来方某与刘某等人代表甘蔗研究所为衡纵公司提供技术指导。2012年8月份左右，卢某、罗某与刘某、方某在方某办公室内对该次甘蔗种植技术合作进行核算，经过核算，利润结余为41万2某。按照约定刘某与方某应得8.5万2某，甘蔗研究所应得12万2某。过后卢某委托罗某将8.5万2某交给刘某，刘某收下后，将其中的4.5万2某拿给方某学。为侵吞甘蔗研究所应得12万2某，刘某与方某共谋，由刘某安排纵横公司将该款项连同蔗种款存入提供蔗种的潘某乙个人账户，日后再进行私分。同年8月15日，衡纵公司按照刘某要求将该款项及蔗种款共55万2某转入潘某乙个人银行户头。因得知检察机关对甘蔗研究所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刘某与方某至案发前没有将该款项提取私分。同年11月份，刘某将收受的8.5万2某退给卢某。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方某证言证实，2011年春节过后，其与刘某、罗某以甘蔗研究所的名义与衡纵公司卢老板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甘蔗研究所负责联系“桂糖03—2287号”蔗种提供给衡纵公司种植并提供技术支持，衡纵公司提供资金并负责管理日常工作，所得利润的30%归甘蔗研究所、50%归衡纵公司、方某与刘某各占10%。2012年8月份，经过核算，衡纵公司按照约定应当给其和刘某分红8.5万2某，刘某收到该款项后，到其办公室将其中的4.5万2某交给其。因甘蔗研究所和纵横公司的这次合作双方没有签订合作协议，没人知道所里和纵横公司合作的事情，其便提议将应该给甘蔗研究所的30%利润，即12万2某作为其与刘某的劳务收入，刘某表示同意，并提出先将该笔款打到潘某乙个人账户，过后再把钱取出来平分。商量好后，由刘某具体去操作，后来刘某告诉其该笔款已转入潘某乙个人账户。同年10月，其知道检察院对其问题调查后，就把刘某给的4.5万2某拿给刘某，还叫刘某把存在潘某乙个人账户中的12万2某退回纵横公司，但刘某称8.5万2某可以退，那12万2某暂时放在潘某乙那里。2、证人潘某甲证言证实，2011年3月至4月间，刘某代表甘蔗研究所将其与潘某乙种植的“桂糖03—2287号”251吨甘蔗种苗调给纵横公司种植，其只提供种苗，价格都是甘蔗研究所和纵横公司谈。种苗款没有到账前，刘某跟他说，纵横公司给的种苗款为55万2某，其中12万2某是给他们的，先存在潘某乙账户，过后再拿。刘某同时还问其要其弟潘某乙的银行账户，不久，纵横公司将种苗款共计55万2某打其弟潘某乙在上思工商银行账户上。后刘某又提出拿税票给纵横公司做账，其就按每吨2200元的价格到上思国税局开55万2某发票给纵横公司。那12万2某是刘某他们的，其现在还没给他。3、证人潘某乙证言证实：2011年3-5月，甘蔗研究所调用其蔗种共840多吨，当时商量的价格是每吨22000元。负责联系调运其甘蔗种的是其哥潘某甲同学刘某。2012年8月15日，纵横公司存入其工行账户（账号：21×××0＊）55万2某，后来刘某提出该款项中有12万2某是纵横公司给其个人的，不是蔗种款，让其帮他保管，过后再要，不过到现在他都没有拿。其哥潘某甲说那12万一定要给刘某，不然其他蔗种款可能难得到。4、证人卢某（衡纵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证实：2011年，方某、刘某以甘蔗研究所的名义与衡纵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甘蔗研究所负责联系提供“桂糖03—2287号”蔗种给衡纵公司种植并提供技术支持，衡纵公司提供资金和管理日常工作，所得利润的30%归甘蔗研究所、30%归衡纵公司、其与方某、刘某、罗某各占10%。2012年7月，种植的甘蔗有收成后，剔除各种成本，所得利润是41万2某。其打电话问刘某怎样付甘蔗款与分配利润，刘某说蔗种款连同甘蔗研究所30%利润共是55万2某，其中蔗种款43万2某，甘蔗研究所30%利润12万2某。之后刘某给其公司的财务人员蒋某提供了一个潘某乙名下的私人账户，说全部把钱转给潘某乙，其问刘某，钱不是转给甘蔗研究所吗？刘某说全部把钱转给潘某乙就行了，其他事不用管，其他事不用管。既然刘某这么说，2012年8月15日，其安排财物人员将55万转到潘某乙在中国工商银行的个人账户。支付完该笔款项后，按照协议，其又给罗某15万2某，让罗某拿属于自己的部分，剩下的给方某和刘某，后刘某到其办公室将罗某给方某、刘某的8.5万2某退给其。5、证人罗某证言证实：其与衡纵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是连襟。2009年，卢某想做甘蔗种植生意，因为甘蔗研究所所长方某是其大学同学，其就想介绍方某与卢某认识。2010年下半年，其带卢某到方某办公室见面，方某当时向其推荐桂糖03-2287品种，并叫甘蔗研究所育种二室主任刘某与其认识，刘某也向其推荐该品种。2011年春节前后，其又带卢某到方某办公室与方某、刘某就种植桂糖03-2287品种进行商谈，卢某与方某、刘某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甘蔗研究所提供桂糖03—2287蔗种和技术指导，所得利润的30%归甘蔗研究所、50%归衡纵公司、方某与刘某各占10%。但方某、刘某为了掩盖他们从中获取利益，达成表面协议，甘蔗研究所占30%，衡纵公司占70%。2012年6、7月，衡纵公司的蔗种销售、调运完毕后，其与卢某到方某办公室与方某、刘某讨论利润的分红，经核对，剔除成本后所得利润是41万2某，甘蔗所按照30%的比例，分得12万2某，方某、刘某按各10%分得8.5万，衡纵公司按50%分配利润。8月，卢某按协议将8.5万1某给其交给方某、刘某。后来其在农业厅将该笔钱交给刘某。11月，刘某又把这8.5万2某现金退给他。甘蔗研究所应得的12万2某其听卢某说已转给甘蔗研究所。6、甘蔗良种供销协议证实：2011年8月3日，潘某乙与衡纵公司签订甘蔗良种供销协议，约定由潘某乙提供“桂糖03—2287号”蔗种250吨给衡纵公司，每吨售价2200元；7、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证实：2012年8月15日，卢某将55万2某转账到潘某乙在工商银行上思支行户头。8、税务机关代开统一发票证实：潘某乙收到衡纵公司给付的55万2某后，开具税务机关发票。9、存折复印件证实：2012年8月15日，潘某乙在中国工行上思县支行的个人账户（账号：20×××0＊）跨行转入55万2某。10、被告人刘某供述：2011年初，衡纵公司与我们甘蔗研究所联系，要求甘蔗研究所对他们种植的甘蔗品种进行技术指导，时任甘蔗研究所的方某指派其负责该项目，对该公司进行技术指导，经过指导，衡纵公司获得很大利润。为感谢其与方某，2011年8月，衡纵公司通过自治区农业厅种子总站的罗科长拿了8.5万2某到方某办公室，其分得4万2某。不久，方某又跟其说，衡纵公司除了给我们8.5万2某以外，还答应给甘蔗研究所12万2某，但我们没有投入资金，干脆这12万我们两人分掉。其说那就叫衡纵公司将这笔钱转到其大学同学潘某甲的弟弟潘某乙的个人账户，过后再提现分钱。方某同意。后来其打电话告诉潘某甲江说近期衡纵公司在付给他们甘蔗款的同时，会打一笔12万2某的款过去，到时帮其和方所长提现金出来，那是其与方所长的劳务费，潘某甲同意，并将其弟潘某乙的银行账号通过手机短信发给其。过了十来天，其知道该笔管到账后向方某做了报告。由于被调查的风声比较紧，该笔钱其没有领出来。2012年10月底或11月初，方某告诉其收衡纵公司的钱以后可能出事，就把4.5万2某交给其退回衡纵公司，第二天，其连同其所得的4万2某，共8.5万2某，拿到衡纵公司总经理卢某的办公室退给卢某。对于上诉部分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刘某收受潘某乙及黄5某公司共11.5万2某系合法收入，不属××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刘某虽然是科技工作者，但同时又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代表单位在对荣某繁育中心进行技术指导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联兴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所送财物。同时，刘某利用职务之便，以甘蔗研究所名义购买潘某甲、潘某乙蔗种后，收受潘某甲的财物。刘某收受的上述财物不是依法应当取得的利益，是其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并非利用其个人劳务技术所得，其行为符合××罪的构成特征，刘某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对于抗诉部分刘某是否××12万2某和收受衡纵公司的8.5万2某是否系××的问题。经查，甘蔗研究所原法定代理人方某与衡纵公司达成种植甘蔗合作口头协议，约定由甘蔗研究所提供蔗种和技术支持，衡纵公司提供资金和管理，所得利润按比例分成。刘某明知协议内容。按照约定所得利润应当归甘蔗研究所所有，但为侵吞本属于甘蔗研究所利润，刘某安排衡纵公司将该甘蔗研究所应得的利润存入潘某乙的个人银行账户，以便日后私分，且已实际控制该款项。该事实有证人卢某、方某、罗某、潘某乙、潘某乙证言等证据证实，且相互印证，刘某亦曾予以供认，足以认定。刘某为衡纵公司提供甘蔗种植技术指导，系甘蔗研究所按照约定应当履行的义务，故刘某收受衡纵公司的财物并非是其提供劳务应得的合法收入，系其利用其职务便利收受的不正当利益。原审法院认定刘某为衡纵公司联系甘蔗品种及提供技术支持为从事非职务技术活动和业余兼职活动，其为此收受的财物系合法收入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全面。刘某及其辩护人对此提出的异议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刘某的辩护人还提出刘某对广西甘蔗产业具有重大贡献，建议法庭对本案评议时予以考虑的辩护意见，因该理由并非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故亦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