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审理查明，2007年，国家财政为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有效保护消费权益，准备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予以资金补助。中央财政、省财政补助资金采取预拨付方式下发，第二年要对预拨付的资金进行清算。每年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资金拨付到合法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后，第二年屠宰厂要将本厂处理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资料上报到区商务和粮食局主管部门，区主管部门确认盖章后，将该数据资料上报到市商务和粮食局屠宰办，市商务和粮食局屠宰办将六盘水市各县区无害化处理资料汇总后，制成全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表，由局领导审核盖章后上报到省商务厅进行清算。至此，中央财政、省财政下拨的资金被清算核销，屠宰企业获得资金的过程才最终完成。2010年8月，贵州省商务厅、财物厅联合下文黔商发（2010）108号《关于做好2009年度生猪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审核清算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市（州、地）商务主管部门组织本地区（市、区、特区）商务主管部门，对当地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申报的上一年度病害猪数量、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情况和申领财政补贴情况进行核实、汇总。”。2009年的清算文件下来后，六盘水市商务局副局长万某曾向该局局长李某局长汇报“上面拨下来的资金是对屠宰企业的扶持，屠宰企业光是屠宰收入运转比较困难，既然上面拨的补贴资金已经拨下来了，就不准备再拿回去了，否则，第二年不好多争取资金”。意思就是按照拨到各县区的无害化补贴资金数额来反推算出无害化处理的数量后上报商务厅，李某也同意其想法。之后，万某就安排市屠宰办负责人李某，叫他按照已分配到各县区的无害化补贴资金的数额分别套出各县区病害猪的数量，使省里已经下拨的资金不再返回。之后的具体工作由李某安排和调整，每年的清算都是企业报上来的数据，经县区经信局盖章，所上报病害猪的数量实际就是个假的数据，也就不存在安排人员核实的事情。贵州省六盘水市市中心机械化屠宰厂的上级商务主管部门为六盘水市钟山区经济贸易局（以下简称区经贸局）。区经贸局于2000年左右设立了内设科室生猪屠宰管理办公室（简称屠宰办），时任局长王某口头任命被告人苗某负责屠宰办工作。2007年3月19日，为了有利于工作开展，经区商贸局党组开会研究决定，时任经贸局局长阳某在股长会议上明确生猪屠宰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由苗某负责。2010年3月钟山区机构改革，区经信局一部分工作职能及工作人员划转到区商务粮食局，其中就包括屠宰办及屠宰办负责人苗某，苗某到区商粮局后，延续原工作职责不变，一直到2013年1月退休。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证照齐全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仅有一个即市中心机械化屠宰厂。经从钟山区财政局调取拨付款凭证证实：从2008年11月至2011年期间，六盘水市中心机械化屠宰厂共计获得国家无害化处理资金605.57万元。其中2008年有85万元、2009年有160万元、2010年有147万元、2011年有166万元、以及2013年追加的47.57万元（依据2011年文件，追加2011年无害化处理资金）。从六盘水市钟山区动物卫生检疫监督所提供的无害化处理报表统计证实：从2007年至2013年期间，市中心机械化屠宰厂有据可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量为1303头，实际无害化处理费用为81.2440万元。从而得出市中心屠宰厂采取虚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量，套取国家无害化处理资金5，243，260.00元。被告人苗某时任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经贸局屠宰办负责人，对辖区屠宰场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按照《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办法》规定，应该负责监督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无害化处理过程，核实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数量；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信息统计工作；负责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监管系统。但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清算工作中，被告人苗某工作履职不到位，其未常到监管的市中心机械化屠宰厂监督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过程，也未逐一核实市中心机械化屠宰厂报送的无害化处理病害猪数据的真假情况。加之,上级部门要求各县区按照无害化补贴资金数额反推算出无害化处理数量上报数据,导致市中心机械化屠宰厂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顺利套取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计人民币5，243，260.00元。另查明：1、2016年4月28日，被告人苗某接到侦查人员的电话后，主动到侦查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涉及自己的案件事实；2、经社区调查评估，被告人苗某居住社区同意对其进行社矫正。上述事实，被告人苗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到案经过，人事档案登记表，《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办法》，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表，财政拨付凭证，无害化处理说明材料，证人证言，立案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户籍信息，被告人苗某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