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庭审中，雷某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年底至2011年期间，雷某两次收受邵某送予的现金人民币55万某，雷某分得其中20万某所依据的证据有重大瑕疵，应当按照其实际分得数额进行定罪处罚；2、一审判决认定其利用职务便利帮助苑某军与工业园区管委会协调增加土地使用面积12亩，其收受苑某军15万某的事实不成立，证据之间相互矛盾，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其三次收受王某申9万某的事实错误，属于逢年过节礼尚往来行为，不应当认定为犯罪行为；4、事前其没有参与商量，也不认识邵某，且邵某送钱时明确说是送给张某华，当中受张某华的指使将邵某所送的钱转交给张某华；5、西山区检察院侦查期间，明确说我有自首情节，但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定。庭审中，法庭出示了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2016）云0124刑初33号刑事判决，证实：2010年间，被告人张某华在担任晋某县二街乡党委书记期间，伙同时任二街乡乡长雷某、人大主席李某取，接受云南盛某屋宇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原法人邵某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项目合同谈判提供帮助，三人共同收受邵某人民币40万某，张某华个人分得人民币15万某。经质证，上诉人雷某及辩护人均无异议。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辩护人还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一审判决认定雷某两次收受邵某送予的人民币55万某的事实错误，邵某证实是张某华让她来做这项工程，李某取也证实是张某华安排邵某按比例送的回扣，雷某并不知道邵某送的是什么钱，而且邵某送钱时已经明确是送给张某华的，虽然雷某参与了分钱，但只应对分得的20万某承担责任，不应对55万某承担责任；2、二审期间法庭依法调取了张某华的生效判决，认定雷某收受邵某的人民币40万某，张某华分给雷某15万某，因此雷某只应对15万某承担责任。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当庭发表了以下检察意见：邵某并没有将行贿款送交给多人，而是交给了雷某，雷某对邵某行贿金额及分配是清楚的，雷某与张某华、李某取有××的共谋，应共同对××金额承担刑事责任。经二审审理查明：1、2010年间，盛某屋宇公司法定代表人邵某在晋某县做了二街BT工程，在此过程中，上诉人雷某在担任二街镇镇长期间，与时任二街镇党委书记张某华、人大主席李某取，共同收受云南盛某屋宇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邵某贿赂款人民币40万某，为云南盛某屋宇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项目资金回笼提供帮助，雷某、张某华各分得人民币15万某，李某取分得10万某。2、2010年3月底，苑某军到二街镇创办双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苑某军已和晋某工业园区管委会签订了“土地使用协议”，之后在现场划线过程中苑某军欲增加土地使用面积，便找到时任二街镇镇长雷某寻求帮助，雷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苑某军与工业园区管委会协调增加土地使用面积12亩。2010年4月的一天，雷某在办公室收受苑某军贿赂款人民币15万某，后与张某华各分得7.5万某。3、2012年至2014年期间，行贿人王某申在晋某县先后做过晋某县爬齿山采区植被恢复项目、晋某县异地造林项目、武警昆明支队大树移植等项目。2013年至2015年春节，王某申先后三次送给时任晋某县林业局副局长、局长的雷某共计人民币9万某，雷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王某申所做的工程验收检查合格之后及时拨款，并及时介绍新项目给王某申投标。上述事实有经一审、二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被告人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户籍证明、任职通知、干部任免审批表、扣押涉案款项收据、晋某县林业局组织机构代码证、晋某县2013年爬齿山异地造林项目二标段施工协议书、晋某县2013年爬齿山五采区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武警昆明市森林支队说明、工程款结算发票、晋某县二街镇翻水洞至二街集镇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移交（BT）项目融资建设及移交回购合同、会议记要、云南省又江恒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年产300万层平米工业用橡胶输送带生产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初步高计报告书、晋某后台二街镇肖鲁路、翻响公路道路绿化工程相关资料及合同采区植被恢复项目采区植被恢复项目、证人证言、借款协议及电汇凭证、支付协议及农村信用社账务凭证、雷某供述及辩解、情况说明等证据在卷证实。经审查，上述证据取证程序合法，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本案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