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始，被告人曹某为牟取非法利益，以位于中山市**号三楼徽彩照明电器厂为据点，向向某1（另案处理）购买假冒“雷某”“NVC”注册商标的灯具并予以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424494元。2015年11月16日，公安人员在上述厂房内将被告人曹某抓获归案，并从上述厂房处缴获假冒“雷某”“NVC”注册商标的不同型号灯具及配件1批。又查明，第3010353号“雷某”商标的注册权人是雷某公司，核定使用商品类别是第11类，注册有效期截至2023年4月13日止；第3010373号“NVC”商标的注册权人是雷某公司，核定使用商品类别是第11类，注册有效期截至2023年3月20日止。将扣押的侵权产品上使用的“雷某”、“NVC”标识与上述注册商标进行比对，二者相同。上述事实，被告人曹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也无异议，并有雷某公司的报案书、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中山市公安局古镇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抓获经过、缴赃经过、搜查证、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平面比例图、现场方位图及照片、商标注册证、雷某公司出具的未授权声明、产品价格证明、产品鉴定证明、中山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中价鉴字（2016）65号《关于假冒格栅射灯等的价格鉴定结论书》、中山市古镇徽彩照明电器厂的营业执照、被告人曹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告人曹某账号为62×××93的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及账号为62×××12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向某1的银行交易明细、调取证据通知书、证人王某1、曹某的证言、证人向某1、王某2强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被告人曹某的供述及被告人曹某户籍信息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意见、被告人曹某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现综合分析如下：一、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曹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问题。经查，经被告人曹某指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被告人曹某生产假冒“雷某”“NVC”注册商标的灯饰产品并销售给张某建、彭某成，非法经营数额为35100元。另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证实从案发现场查获了被告人曹某生产的假冒“雷某”“NVC”注册商标的AR111格栅灯46个、NDL841天花灯201个、NDL841天花灯外包装（彩盒）450个、商标合格证1250个、标贴2250张、型号贴160张、NDL841天花灯说明书120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对于现场涉案查扣产品的非法经营数额，微信截图能证实其中NDL841雷某天花灯的销售价格为6元一个，故案发现场被查扣的NDL841雷某天花灯应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而其他的涉案查扣产品均无标价，也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该部分涉案查扣产品应按照鉴定金额计算，即涉案查扣产品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0701.50元。综上，被告人曹某假冒注册商标的非法经营数额为45801.50元，未达到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定罪标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曹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罪销售金额的认定问题。经查，被告人曹某稳定供述向某1销售给其的产品均是贴有假冒雷某商标的灯具，没有其他产品，客户下单后其就让向某1直接发货给客户，其从银行转款给向某1；证人向某1证实，其只生产假冒雷某的灯具，自2014年8月后销售给被告人曹某的均是假冒雷某注册商标的灯具产品，曹某均是通过银行打款给其银行账户；曹某账号为62×××93的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及账号为62×××12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向某1的银行交易明细证实，被告人曹某自2014年8月至2015年11月10日共向向某1的银行账户支出424494元。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曹某××罪的销售金额，即被告人曹某的销售金额为424494元。三、对辩护人所提被告人曹某家庭困难，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因家庭情况并非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不影响对被告人曹某的定罪量刑，更不应成为被告人曹某实施犯罪的正当理由，故该点辩解无理，本院不予采纳。四、对辩护人所提被告人曹某认罪态度好，是初犯等辩护意见，经查属实，对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曹某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一并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