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梁3某自1996年7月至2016年5月任襄阳市襄州区×镇×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2004年，国家向种粮农户实行粮食补贴政策。2006年的一天，×镇×村村干部赵某、王某、贾某、梁某和二组组长梁2某在商量填报粮补面积时提出村组干部待遇低，在申报粮食补贴面积时给村干部虚报30亩水稻面积、给组干部虚报20亩水稻面积，套取粮食补贴款，并打电话向当时在外学习的梁3某作了汇报，梁3某表示同意。后梁3某在召开村组干部会时安排了虚报粮食补贴面积、套取粮食补贴款的事情。2006年至2014年，梁3某伙同×村村组干部利用向×镇财政所申报本村粮补面积的职务便利，以自己或亲属名义虚报粮食补贴面积，共套取国家粮食补贴款234362.63元，其中伙同村组干部共同套取粮食补贴款173963.37元；单独套取粮食补贴款60399.26元，个人共计占有粮食补贴款81591.56元，用于日常生活开支。2016年4月18日，梁3某主动到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检察院投案，交待了单独或伙同他人××粮食补贴款的事实。案发后，梁3某退出了全部赃款。具体事实如下：(一)共同××173963.37元⒈2006年至2014年，梁3某分别以侄儿梁某2、梁1某、妻子赵某3、岳母王3某的名义，每年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21192.3元。⒉2006年至2011年，×村村支部委员、副书记赵某每年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2012年虚报15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9816.15元。⒊2013年至2014年，×村农经站站长梁某每年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5804.1元。⒋2006年至2014年，×村支部委员、治保主任王某分别以本人或儿子王1某的名义，每年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21192.3元。⒌2007年，×村妇女主任贾某以丈夫赵8某和儿子赵1某的名义，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2008年至2014年，分别以儿子赵1某和赵2某的名义，每年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20026.5元。⒍2006年至2014年，×村1组组长邓某以妻子朱某、侄女邓某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4128.2元。⒎2006年至2014年，×村3组组长王某2以本人或儿子王2某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4128.2元。⒏2006年至2014年，×村3组会计王某1分别以本人和妻子赵5某、村民王4某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4128.2元。⒐2006年至2014年，×村5组组长赵某1以妻子王5某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4128.2元；⒑2006年、2007年、2008年，×村6组组长赵7某以儿子赵3某的名义，分别虚报8.3亩、16亩、18.8亩水稻种植面积；2009年至2014年，分别以儿子赵3某、赵4某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3359.91元。⒒2006年至2012年，×村7组组长王某3分别以其妻子赵6某、侄儿刘1某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2013年至2014年，仍以上述二人的名义，每年虚报19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3934.73元；⒓2006年，×村8组组长孟某虚报13亩水稻种植面积；2007年至2009年，每年分别虚报12亩水稻种植面积；2009年至2014年，分别以本人和妻子郑某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2124.58元。(二)单独××60399.26元⒈2006年，×村2组组长梁2某征得梁3某同意后，以侄儿梁某2、梁1某的名义为梁3某各上报小麦14亩、玉米40亩，共套取粮食补贴款2863.9元。⒉2007年，梁2某再次以侄儿梁某2、梁1某的名义，为梁3某各上报小麦14亩、玉米40亩，共套取粮食补贴款4518.75元。⒊2008年，梁3某以侄儿梁1某的名义上报小麦14亩、玉米39亩；以侄儿梁某2的名义上报小麦14亩、玉米40亩，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2231.9元。⒋2009年，梁3某以女儿梁某1的名义上报小麦10亩、玉米10亩；以侄儿梁某2的名义上报小麦14亩、玉米40亩，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1743.08元。⒌2010年，梁3某以女儿梁某1的名义上报小麦10亩、玉米10亩；以侄儿梁某2的名义上报小麦14亩、玉米37亩，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1213.96元。⒍2013年，梁3某虚报小麦种植面积19亩、玉米种植面积42亩、水稻种植面积34.3亩，共套取粮食补贴款9042.97元。⒎2014年，梁3某虚报小麦种植面积19亩、玉米种植面积42亩、水稻种植面积34.3亩，共套取粮食补贴款8784.7元。上述事实，被告人梁3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证人赵某、梁某、贾某、王某、王某1、王某2、邓某、赵某1、王某3、吕某、孟某、赵某2、贾某1、梁某1、梁某2、赵某3、张某、孙某、王某4、崔某、敖某的证言，襄州区×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出具的梁3某任职情况说明、襄州区×镇委关于梁3某的有关任职文件，襄州区人民政府关于粮食直接补贴实施方案的有关文件，从襄州区×镇财政所调取的粮补标准、粮补登记上报情况、粮补资金发放表，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银行流水明细，×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襄州区人民检察院暂扣款物票据，办案人员罗某、李某出具的发破案经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