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基本相同，且经一审法院开庭举证、质证，查明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截止案发，杨某手中还保管的有公司2004年5月28日修理冷库的发票及支付凭证三张（数额为23030元，该款截止2006年底由杨某经手付清）、2011年春节慰问老干部的发票二张（数额为1320元），总数额为24350元，该款虽经单位领导签字报销，但未从杨某保管的现金中扣除。关于抗诉机关抗诉称应当认定杨某贪污公款410605元的抗诉理由，经查，被告人杨某使用作废票据收取的设备处理款、土地转让款297500元和采取重复报销赔偿款112672元及从指挥部直接领取的现金50000元，均在公诉机关扣押被告人杨某的财务帐页、开具的收据或银行明细单及流水账明细结转单等书证中显示；同时，对于其重复报销的112676元赔偿款和直接领取的50000元现金扣除公司费用支出后，连同余款137993元杨某均有账目记录，这些账目已被检察机关查获；重复报销112672元的单据上有清算组的印章，重复报销后在移交给托管中心时，清算组领导在移交表上签字认可，足以说明领导对此款是知情的；杨某在侦查阶段供述未将公款410605元上交，原因××是待清算组结束时一并结算上交。截至案发时，浉河区食品公司清算组尚未解散。客观方面，杨某没有采取平账等手段来侵吞这些公款，主观方面，没有证据证实杨某有非法占有单位公款的犯罪故意，杨某的行为不具备刑法关于贪污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故抗诉机关的该项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抗诉机关抗诉称应当认定杨某××162000元为其儿子购房的抗诉理由，经查，杨某辩称给儿子买房是向张某甲借了15万某私款，因单位领导要求准备现金补发工资，而将15万某及自己的几万某共20余万某放在家中随时准备补发工资，而用银行卡中的162000元买房，后因单位未能补发成工资又陆续存款2万某和20万某到其银行卡中，杨某的辩解与证人张某甲、食品公司清算组证明和留守人员闫某某、周某某、岳某某证言相印证。通过杨某的供述及其保管的单位原始票据和账目来看，单位在2009年8至11月间没有一笔20万某的收入；从2009年8月11日取款到2009年11月19日存款20万某期间，杨某又分别于2009年8月27日在农村信用社卡上存入2万某，2009年8月18日、10月26日、10月27日在信阳银行卡中各分别存入6000元、5000元、18500元，这说明在此期间杨某在收到公款或私款后还在向其银行卡中存钱，20万某不是杨某用公款一点点累积起来的，而应是事先准备好的私款，故杨某辩称家中放有20余万某的私款用来补发工资有一定的合理性。杨某为了减少现金存取手续，用银行卡中的公款162000元去为其儿子买房，但同时为了准备随时给单位的职工补发工资而将20余万某的私款放在家中，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杨某确实将保管的公款与私款不分，也说明了其主观上没有挪用该笔公款的主观故意，故杨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抗诉机关的该项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抗诉机关抗诉称应当将杨某用公款104000元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定性为××的抗诉理由，经查，杨某称之所以买理财产品，是为了给单位多挣些利息，至案发，104000元的理财产品没有取出，其也没有将理财产品的收益取出归己所有，故没有证据证明杨某购买理财产品是为了个人投资谋利，因此，杨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抗诉机关的该项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抗诉机关抗诉称应当认定杨某××19万某为自己购买基金和股票的抗诉理由，经查，杨某开庭时称其购买基金和股票的19万某用的是其私款，查询杨某建行卡（卡号尾号为3411）交易纪录证明，在2007年1月9日杨某将其称的公款14万余元转入此账户时，此账户已有185739.85元，后在2007年2月26日和3月26日，杨某又分别将此账户中的10万某和89738.78元转入张2某纯的建行账户（卡号尾号为3238），后又将张2某纯账户中的19万某取出去买股票和基金。杨某辩护人提供证据证明，2006年11月份，杨某的婆婆去世，收礼金15万某左右（有收礼金账本），后将其中的10万某存入杨某的建行帐户内。而杨某建行卡账户（卡号尾号为3411）显示，2006年12月28日，存入10万某，杨某称这10万某就是收的礼金，另外辩称另85739.85元也是家里的其他收入，现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实这185739.85元是公款。在此情况下，杨某再将14余万某的公款存入这个账户后，公款和私款就混在了一起，之后杨某再从中取出189738.78元去买股票和基金，这189738.78元就无法说一定是公款，杨某的辩解有合理性，无法认定杨某××19万某购买了基金和股票，抗诉机关的该项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杨某上诉称还有2万余元应当报销的票据应从××数额中扣除的上诉理由，经查，杨某辩护人提供的5张总数额为24350元的原始发票，发票上有领导的签字确认，其中23030元的修理冷库款还有修理人安某的书面证言和食品公司清算组的书面证明。以上证据证实24350元的因公支出是真实的，这些费用应从杨某××的犯罪数额中扣除，扣除后，上诉人杨某××的数额为24490.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