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审理查明：一、××罪2008年5月至2011年7月，被告人赵某在担任武汉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期间，在对相关项目审批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共计95万某，具体事实如下：（一）2008年9月，武汉市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某公司）向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申报“新药百癣夏塔热胶囊（片）推广应用”项目列入武汉市2009年成果推广应用计划项目，为获取科技专项经费，武汉某公司在申报材料中的审计报告中提供虚假材料，伪造了委托申报、生产加工协议书等资料。被告人赵某在审批过程中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审查出该公司上述虚假材料，没有进行充分调查研究，也没有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即将武汉某公司该项目上报至该局办公会进行推荐并得以通过。2009年6月2日，武汉市科技局将该项目列入“武汉市2009年成果推广应用计划”项目，武汉某公司获得科技专项经费50万某，致使造成国家经济损失50万某。（二）2010年7月，武汉某公司向武汉市科技局成果处申报“通滞苏某胶囊（片）的推广应用”项目列入武汉市2011年科技成果推广与示范计划项目，为获取科技专项经费，武汉某公司在申报材料中的审计报告中提供虚假材料，伪造委托生产加工协议书。被告人赵某在审批过程中不认真履行其职责，对上述虚假材料未审查出来，没有进行充分调查研究，也没有组织专家对该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即将武汉某公司该项目上报至该局办公会进行推荐并得以通过。2011年4月7日，武汉市科技局将该项目列入“武汉市2011年科技成果推广与示范计划”项目，武汉某公司获得科技专项经费45万某，致使造成国家经济损失45万某。2014年5月13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同年5月15日，从武汉某公司追回95万某。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书证1、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2008年至2012年组织申报武汉市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计划项目通知及指南”证明：申报均由科技局成果处组织实施，联系人均为桂某。申报材料中均要求附加特殊行业许可证、可说明知识产权归属和授权使用的证明文件（如：专利证书、技术转让合同等）、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上年度企业财务报表、鉴定证书、用户使用意见等。2、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科技项目管理流程（试行）通知”证明：科技计划项目的管理流程依次为发布指南、网上申报、专家评审、处室考察、处室联审、专题会研究、项目汇总、办公会审定、预算报送、项目公示、签订任务书、中期管理、项目验收共计13个程序；其中专家评审是指项目管理处对受理项目进行分组。由计划处根据项目分组情况，每组组织7至9位专家（其中含1名项目管理处室人员）对项目网评打分；处室考察是指相关业务处室对项目进行调研，主要对项目的必要性、课题组的承担能力、经费预算的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项目申报指南、五年科技规划的要求进行审查。3、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武汉市重大科技产业化专项管理暂行办法”证明：（1）重大专项的选项原则是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趋势、项目技术先进、知识产权明晰、项目实施以企业为主体，项目一般以产品为龙头具有较大带动作用。（2）项目确定程序是项目管理处室充分调查研究，形成重大专项初选项目，为确定重大专项奠定基础。项目管理处室组织有关企业或产学研联合体进行初步筛选和细化，填写项目建议书并给出推荐理由。讨论通过的项目提交专家咨询论证，提出评审意见，局长办公会根据评审意见确定支持项目。4、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武汉市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实施暂行办法”证明：（1）项目管理处室是项目评审的组织部门，负责项目评审的组织工作。（2）项目评审程序是项目管理处室提出拟进行评审的项目，项目管理处室组织评审专家组、召开专家评审会，将评审意见报计划处、计划处会同项目管理处室根据专家组评审意见，提出项目立项与否建议，提交局长办公会讨论确定立项。（3）项目申请者不得弄虚作假，故意在项目评审活动中提供虚假资料和信息，据此可以取消立项资格的同时三年内不得再申请市科技局的科技项目。有武汉市科技局、财政局出具的专家库管理办法、项目验收管理办法、关于重申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工作有关纪律的通知等书证在案印证。5、武汉某公司出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变更通知书等证明：（1）2002年11月28日，某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程某；（2）2004年1月19日，法人变更为余某；（3）2006年12月15日，某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武汉市某药业有限公司，法人为余某。6、武汉某公司出具的申报材料证明：该公司为“百癣夏塔热胶囊（片）推广应用”、“通滞苏某胶囊（片）的推广应用”两个项目申报科技扶持资金，向市科技局递交了项目申报所需的资料，其中有委托加工协议、审计财务报表。7、武汉某公司出具的委托申报、生产加工协议书证明：（1）2004年5月12日，武汉某公司委托武汉某药业公司就“百癣夏塔热胶囊（片）”的注册申报和生产加工达成协议；（2）2005年1月5日，武汉某公司委托某药业就“通滞苏某胶囊（片）”生产加工达成协议。上述协议熊某均代表某药业签订。8、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供的新药证书、注册批件证明：2006年4月6日，“百癣夏塔热胶囊（片）”持有者为武汉某药业公司。9、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市科技局关于下达2009年成果推广应用计划项目的通知”证明：（1）2009年6月2日，市科技局将某药业公司的新药“百癣夏塔热胶囊（片）”项目列入2009年武汉市成果推广应用计划项目，获得50万某项目资金；（2）2011年4月7日市科技局将武汉某公司的“通滞苏某胶囊（片）”的项目列入武汉市2011年科技成果推广与示范计划项目，获得45万某项目资金。10、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任务书”证明：在上述两项目通过批准后，赵某、余某分别代表各自单位签订上述任务书的事实。11、武汉市财政支付凭证证明：（1）2009年6月29日，向武汉某公司拨付科技扶持资金50万某；（2）2011年6月2日，向武汉某公司拨款45万某。12、武汉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财务账、鄂某审字审计报告证明：（1）该公司申报项目中的“新药百癣夏塔热胶囊（片）”、“通滞苏某胶囊（片）”两份加工协议不成立。该公司与某集团公司针对上述产品无业务往来；（2）该公司2007年、2009年的经营状况不好；（3）审计事务所按照该公司的要求作出了证明该公司2007年、2009年效益好的虚假审计报告。13、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暂扣清单证明：2014年5月15日，扶持资金人民币95万某已从武汉某公司追回的事实。证人证言1、证人桂某（原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武汉市科技局每年由计划处制定全年科技申报计划及要求，根据计划处的安排，其所在的科技成果处会发布申报通知，通知中会要求企业申报的条件、申报对象的范围、申报所需要的材料、申报的方式和时间等，申报通知由成果处拟定后，报计划处统一对外发布。申报通知发布后，相关申报企业会将申报资料提交给成果处，其在对申报材料的初审中，主要是根据申报通知的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对项目的实体审核主要是专家评审，材料的真实性由申报单位负责。其审核后将所有的申报材料及情况向处长赵某汇报。向赵某汇报后，科技局会召开专题会，专题会开完后，举行局长办公会，将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专家评审的项目进行框定，之后局长办公会的精神反馈给成果处，由成果处组织专家评审，评审结果交给成果处处长赵某后，由赵某再将项目情况报局长办公会，后市科技局将项目情况报武汉市财政局进行审定，再报市人大预算委进行审定通过后，财政局下达当年计划通知给市科技局，成果处会根据计划处通知的要求，与已经立项的申报企业签订计划任务书，最后财政局将科技扶持资金直接拨付给相应企业。项目执行中期，该处还会对企业执行情况进行调查，之后根据计划书签订的项目执行时间，成果处还会对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整个流程就结束了。某药业公司在成果处申报了“百癣夏塔热胶囊（片）”、“通滞苏某胶囊（片）”两个项目，并按照申报通知递交了材料，其没有发现虚假的材料，因为该处对资料的审核主要延续以前老的做法，还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成果处也没有对此类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提出特别的要求。赵某作为处长，在项目审核过程中有推荐权，赵不同意推荐，该项目就进不了下个环节，这个决定权就在赵某那里。赵某是处长，赵对申报材料进行实体审核是可以，因为在该处每年都有几家公司没有通过审核，赵某肯定是发现申报材料有问题才没有审核通过。2、证人余某（××）的证言证明：在赵某担任科技成果处处长期间，2008年9月份、2011年4月，武汉某公司将“百癣夏塔热胶囊（片）”、“通滞苏某胶囊（片）”两个项目分别向武汉市科技局申报了推广应用项目扶持资金并均申报成功，后赵某代表市科技局与该公司签订了任务书。该公司分别得到50万某、45万某的科技扶持资金。在申报过程中，其明知该公司没有委托协议书、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如据实申报是无法获得科技扶持资金的情况下，为了能够获得上述科技扶持资金，其与熊某商量，由其草拟、熊某签字盖章，制作了假的协议书，该公司的财务报表也是由其找会计事务所作了一份假的证明该公司经营状况较好的报表，虽然其和该公司没有对赵某、桂某说出真实情况，但只要他们工作认真就应该看得出来，因为提交假的证明武汉某公司与某药业之间有加工事实的加工协议书，签订时间写的是2004年5月，此时武汉某公司还没有成立，公司名称还是某生物的事实。3、证人熊某（武汉某公司股东及负责人）证言证明：其和余某商量后，为了武汉某公司的项目在市科技局申报成功获取扶持资金，在申报材料中弄虚作假，制作了虚假的加工申报、生产协议书和财务报表证明某公司有生产能力和公司经营效益较好的事实。因为不这样做，是无法通过审批获得扶持资金的。武汉市科技局成果处对该公司申报的项目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确认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该处如发现申报的项目材料存在伪造的情况下会把申报的项目否掉。在申报过程中，其曾经向赵某提出关照该公司报审的财务报表和有关项目的审批，后在赵某的关照下，该公司的两个项目获得扶持资金共计95万某的事实。被告人的供述赵某的供述：证明其担任市科技局成果处处长期间，在审批武汉某公司“百癣夏塔热胶囊（片）”和“通滞苏某胶囊（片）”两个项目推广应用的过程中，因对项目申报材料中虚假的财务报表和申报、加工协议书没有审查出来，导致该公司上述项目通过审批并为此获得了共计95万某的项目扶持资金。上述材料其中××如有造假就必须取消其申报资格，其作为时某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的处长，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其应该负全面责任，确实是其把关不严，造成了国家资产的损失。如果其当时发现了武汉某公司提供的申报材料中有虚假的部分，这个项目申报是无法通过。如果在专家评审过程中，再把企业申报的原始材料认真审核一遍，完全能够发现虚假材料。虽然熊某没有直接说过需要关照之类的话，但实际上其还是对武汉某公司的项目进行了支持。在武汉某公司第一次申报成果处项目时，其没有严格履行职责，对该项目的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查；第二次在了解到武汉某公司及申报项目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也没有对其申报材料严格审查，还提醒熊某要武汉某公司补充与某的委托协议，变相地支持了熊某的造假行为。虽然内心纠结，但还是同意处室处理了该项目，虽然经费建议时下降了支持强度，但最终还是让武汉某公司获得了45万某的经费支持，这也是其工作上的失职。因为其跟熊某之间已经很熟了，平时熊通过打牌、过节送购物卡的方式在招呼其，彼此之间不用讲那么明，其自然会照顾武汉某公司。还证实自己曾经在审查其他公司申报项目中，发现不符合申报条件而取消了申报资格的情况。关于被告人赵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其行为不构成××罪，其依照职权仅进行程序审查，其行为属于一般性工作失职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应当预见××的行为可能发生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该罪为过失犯罪。客观行为表现情形××是不正确履行职务，即行为人应该履行且能够履行，但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其职务，以致错误地履行了职务，主要表现为履行职务不尽心、不得力。工作失误（失职）与××罪在客观上都可能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失，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待职守的心理态度，工作失误并没有违反其职责义务，相反，甚至是认真、严肃地履行了职守，只是由于客观条件变化而致使判断失误，结果造成了损失。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来看，一个科技项目在申报时，项目单位有义务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如果查出有虚假材料和信息，则取消当年立项资格且三年内不准再申报；申报流程规定有发布指南、专家评审、处室考察等程序；相应的管理部门有武汉市科技局的成果处、高新处、计划处、武汉市财政局、武汉市人大预算处等部门及行政机关。但在整个流程中，作为管理和具体把握操作的是成果处且该处的管理职能始终贯穿其中，最后将项目决定呈报至局办公会也是该部门，并由身为该处处长的赵某最后把关和予以呈报。并规定在项目审查过程中应该调查研究，即到企业对经营情况、实力、项目真实性和可行性等进行考察。结合从上述所论申报单位不如实申报的后果的规定，反证作为管理部门应有审查真伪的责任和义务，对此义务责任赵某及申报项目单位负责人也均予以了供、证，与上述规定一致。且被告人也曾经在履行职务期间发现过有关项目申报单位提供虚假材料，按照规定取消了该项目单位申报资格的事例。故作为项目的管理部门，对于申报材料的齐全性和真实性是必然审查把关，而非不辨真伪的所谓简单的程序性审查。赵某身为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于申报项目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有审查责任。本案涉及的两个项目的申报材料中，加工协议书和财务审计报告均是虚假的，武汉某公司与武汉某公司签订协议书的落款时间，是在武汉某公司还没有成立之前，只要认真将所提供的工商执照变更时间和所签订协议书的时间对比，就能发现协议书的真伪存在问题；审计报告虽然是审计事务所出具，作为审批单位只要按照规定到企业认真进行调研考察，即可发现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查出真假。另，据赵某的供述、申报单位负责人的证词及结合其自身业务的专业性，其本应该也能够发现上述材料的虚假，但赵某身为审批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在履行职务中对申报材料不认真审查，不调查研究，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即本案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是由于赵某没有正确履行职务所为，而非认真履职所致，其行为不属于工作失误，而应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故上述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以采纳。但鉴于本案损失均已追回，且渎职案件往往是“多因一果”所致，以上情节虽不影响对被告人赵某定罪处罚，但可作为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二、××罪2008年5月至2014年4月期间，被告人赵某在担任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处长、副局长期间，分别接受武汉市某药业有限公司、武汉某电梯有限公司、武汉某数码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某针织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等九家单位及个人的请托，利用其负责组织实施全市科技转化项目及成果推广计划项目，负责科技成果登记、评价、推广等的组织管理工作、组织科技奖励工作，拟定相关领域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工作的规划和政策措施，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工作，对申报科技专项经费的项目进行筛选、细化、推荐等职务便利，为上述单位及个人谋取利益，先后56次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及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49.6万某，具体事实如下：（一）2007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赵某利用职务便利，接受武汉某公司的负责人熊某、余某的请托，在该公司申报的“百癣夏塔热胶囊（片）”和“通滞苏某胶囊（片）”推广应用的项目为获取国家科技专项经费的事宜中提供了帮助，为此在2007年4月至2014年4月，赵某先后在本市东湖宾馆、华美达酒店等地以打麻将、过节等名义31次非法收受上述2人以获得和感谢其帮助给与的12.7万某，其中在2007年4月至2014年4月，32次收受熊某给予的共计7.5万某、共计面值为3.8万某的武汉商场购物卡；2006年至2012年9月，5次收受余某给予的共计1.4万某。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武汉某公司出具的项目申报材料：证明该公司为“百癣夏塔热胶囊（片）推广应用”、“通滞苏某胶囊（片）推广应用”两个项目向科技局申报科技扶持资金的事实。2、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市科技局关于下达2009年成果推广应用计划项目的通知”证明：（1）2009年6月2日，市科技局将武汉某公司的“新药百癣夏塔热胶囊（片）”项目列入2009年武汉市成果推广应用计划项目，获得50万某项目资金；（2）2011年4月7日市科技局将某药业公司的“通滞苏某胶囊（片）”的项目列入武汉市2011年科技成果推广与示范计划项目，获得45万某项目资金。3、市科技局出具的“任务书”证明：在上述两项目通过批准后，赵某、余某分别代表各自单位签订上述任务书的事实。4、武汉市财政支付凭证证明：（1）2009年6月29日，向某药业公司拨付科技扶持资金50万某；（2）2011年6月2日向某药业公司拨款45万某。5、证人熊某、余某的证言及武汉某公司的记账凭证证明：用于向赵某行贿的款项，以办公用品等发票在财务上予以报销的事实。6、证人余某（××）的证言证明：为了该公司的“百癣夏塔热胶囊（片）”和“通滞苏某胶囊（片）”项目能够获得市科技局的项目扶持资金，其在通过熊某介绍认识时某市科技局成果处处长赵某后，与熊某一起向赵某提出请托，在赵某的关照下，该公司的申报材料部分存在虚假的情况下，仍然得以通过并获得了95万某的项目扶持资金，在这个申报审批过程中，上述假材料认真一点是看得出来的，赵某是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给予了帮助，故为了得到和感谢赵某的帮助和支持，自2006年至2012年9月，其本人以打麻将、中秋节、春节的名义先后多次送给赵某共计人民币1.4万某，并在公司财务上以办公用品的发票予以了冲抵的事实。7、证人熊某（武汉某公司股东及负责人）的证言证明：在赵某任市科技局成果处处长期间，为了公司科技项目得到赵某的关照，多次请赵某吃饭和娱乐。在2007年4月至2013年9月间，以打麻将给“底子钱”、中秋节及春节的名义，共计送给赵某人民币7.5万某和价值3.8万某的购物卡。在此期间，该公司的“百癣夏塔热胶囊（片）”和“通滞苏某胶囊（片）”项目在科技局申报科技扶持经费，其在请赵某吃饭时提出希望得到赵的关照，并提出请关照该公司申报材料中的财务报表，赵表示知道了。因为公司的财务报告和申请、加工协议书是假的，虽然没有明说，但彼此应该是心照不宣的。后在赵某的帮助下，该公司上述两个项目共获得95万某的科技扶持资金。8、被告人赵某的供述证明：在其担任武汉市科技局成果处处长期间，熊某所在的武汉某公司有两个项目在该处申报科技扶持资金，熊某为了和其搞好关系及所申报的项目中得到其的关照，多次请其吃饭打麻将，其在审批过程中，也没有为难该公司，使该公司获得了扶持资金。为此，在2007年至2014年，熊某以请吃饭、打麻将给“底子钱”、中秋节、春节的名义一共送给其人民币7.5万某，价值3.8万某的购物卡。余某也以上述事由，在2006年至2009年，以打麻将的名义每次给其3000元“底子钱”，共计1.2万某。还在2012年9月的一天，其带领专家到武汉某公司验收项目时，余某送给其2000元。（二）被告人赵某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接受武汉智能公司总经理陈某甲的请托，在该公司申报的“环保节能电梯产业化项目”、“智能高速型电梯产业化项目”获取国家科技专项经费的事宜中提供帮助，为此，2009年春节前至2012年5月，赵某先后在本市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中国移动办公楼楼下、本市香港路一茶社门口以及其办公室5次非法收受陈某甲以获得和感谢其帮助给予的21.2万某。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武汉某电梯公司出具的证明：2010年3月31日、2012年3月12日，该公司的“环保节能电梯产业化”、“智能高速型电梯产业化”项目分别被列入当年武汉市科技局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计划项目，并分别获得110万某、140万某的科技扶持资金。2、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任务书”证明：2010年4月19日、2012年3月31日，赵某和陈某甲分别代表各自单位就上述科技项目签订了任务书。3、武汉市财政支付凭证证明：（1）2010年5月10日，财政账户向某电梯公司拨款110万某；（2）2012年5月3日、2013年11月22日，财政账户向武汉某电梯公司拨款共计140万某。4、证人陈某甲的证言及其手机短信截图照片证明：2012年6月2日，赵某以其儿子在国外读书需要资金为名向陈某甲借款，而其借此送给赵某10万某的事实。5、证人陈某甲的证言及智能公司的报销凭证证明：2010年6月8日、2012年6月19日，陈某甲以餐饮、购物等发票冲抵了行贿款。6、证人陈某甲（武汉智能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该公司在2010年和2012年，在赵某担任武汉市科技局的成果处和高新处的处长期间。曾经有两个项目向市科技局申报产业资金，为了得到赵某的支持，其向赵某提出请托，希望赵某在审批中给与该公司支持和帮助，在赵某的帮助下，该公司获得了110万某和140万某的经费支持，为了感谢赵某，2010年6月，其在该公司财务上借支10万某送给了赵某，在2012年6月，赵某以她的小孩读书差学费的名义找其借钱，其在该公司财务上又借支10万某送给了赵某，其认为赵某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其要钱，两笔钱后通过餐饮、差旅、招待等费用的发票在财务进行冲账。为了继续得到赵某的帮助，其在2010年至2012年三年的春节前，都会到赵某的办公室，以拜年的名义每次送给赵4000元，一共是1.2万某。7、证人黄某（武汉智能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部负责人）证言证明：在2010年6月、2012年6月，陈某甲在公司财务上曾经各借支10万某，后分别用总计价值10余万某的餐饮、住宿等票据在财务上将上述借支款予以了冲抵。8、被告人赵某的供述证明：其在担任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及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的处长期间，对陈某甲的企业申报项目具有直接的审核及把关的权力。其接受陈某甲的请托，在对该公司所申报项目的审批中，帮助陈某甲的企业在申请材料方面进行了形式审查和把关，对缺少的材料督促、提醒陈补充完备，为项目通过专家评审奠定了基础。在处室推荐立项项目建议、向分管局长、局长汇报、局长办公会上的推荐过程中也特别关照陈某甲企业的申报项目，为其力争资金数额，为此，收受了陈某甲以感谢之名送给其的21.2万某。其中，在2010年年中的一天，收受了陈某甲人民币10万某；2012年上半年的一天，以小孩读书差钱的名义收受了陈某甲10万某；2010年至2012年，每年以春节过节的名义，在办公室收受陈某甲送的4000元。（三）被告人赵某在担任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武汉某公司总经理廖某的请托，为该公司申报的“面向广电行业的综合信息业务管理平台的推广应用”项目能够列入武汉市2011年科技成果推广与示范计划项目提供帮助，2011年5月的一天，赵某在其居住的本市江岸区后湖佳海茗苑小区附近，非法收受廖某为感谢其帮助而给予的人民币4万某。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市科技局关于下达2011年科技成果推广与示范计划项目的通知”证明：2011年4月7日市科技局将武汉某数码公司的“面向广电行业的综合信息业务管理平台的推广应用”项目列入该局科技成果推广与示范计划项目，获得项目资金40万某。2、武汉某公司出具的“任务书”、“验收证书”证明：2011年4月29日，赵某与廖某代表各自单位为上述项目签订了任务书，2012年7月18日，该项目通过了验收。3、武汉市财政支付凭证证明：2011年6月2日，向武汉某公司拨款40万某。4、证人廖某（武汉某公司总经理）证言证明：2009年上半年，其在得知市科技局项目申报已经启动后，为了该公司的“面向广电行业综合业务平台”项目能够获得市科技局科技扶持资金，找到时某该局成果处的处长赵某希望给予帮助，后该项目获得了市科技局40万某的科技扶持资金，为了感谢赵某的帮助和支持，其约赵某在赵家附近送给赵4万某。5、被告人赵某的供述证明：廖某为武汉某公司申报的科技项目找其希望得到关照，其也特别叮嘱处室的项目管理人员对武汉某公司申报的项目进行把关，目的是为下一步申报步骤打好基础，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拿到科技资金的奖励。2010年5月份左右的一个周末的上午，在武汉某公司获得了40万某的科技资金奖励后，廖某打电话约其至其家附近见面，廖某感谢之名送给其4万某。（四）被告人赵某在担任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武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甲的妻子陈某乙请托，为该公司向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申报的“自清洁型太阳能杀虫灯的产业化”项目能够列入武汉市2010年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计划项目提供帮助，为此，在2009年7月、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赵某先后在其办公室2次非法收受陈某乙为获得和感谢其帮助而给予的4万某，其中现金3万某、内有存款1万某的银行卡1张。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关于“下达2010年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计划项目的通知”证明：2010年3月31日，武汉某公司的“自清洁型太阳能杀虫灯”的产业化项目列入武汉市2010年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计划项目，获得扶持资金100万某。2、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任务书”证明：2010年4月19日，赵某和夏某甲代表各自单位为上述项目签订该任务书。3、武汉市财政支付凭证证明：2010年5月10日，向武汉某公司拨款100万某。4、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被告人赵某的供述及农行卡明细单证明：为送钱给赵某，陈某乙在农业银行办理了一张卡号为62×××19借记卡，并在2009年7月28日存入1万某，赵某收受该卡后，于同年8月4日取款9900元。5、证人陈某乙的证言、武汉某公司财务凭证证明：2009年7月23日，陈某乙在某公司以办公费的名义借支予以冲抵行贿款的事实。6、证人陈某乙（武汉某公司法人夏某甲妻子）的证言证明：为了能够帮助其丈夫夏某甲公司的“太阳能杀虫灯”项目获得武汉市科技局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争取时某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赵某的支持，其于2009年上半年的一天，到赵某的办公室将以自己的名字在农行办理的一张存有1万某的储蓄卡（卡反面写有密码）送给了赵某。在项目申报中，赵某曾经提出该公司的生产线及生产规模不够等问题，但通过他们的解释，赵予以了认可。2011年左右，该公司得到了100万某的专项科技资金的奖励。为了感谢赵某的帮助，其又到赵某的办公室送给赵3万某。7、证人夏某甲（武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证明：2009年，赵某在担任市科技局成果处处长期间，该公司的“自清洁型太阳能杀虫灯”项目在该处申报科技资金，考虑到其妻子陈某乙和赵某也很熟，赵某又是女同志，所以该公司申报上述项目时，主要是其妻子陈某乙跟赵某打交道。在申报项目之前和项目的科技扶持资金100万某到位之后，其同意妻子陈某乙提出要“打点”赵某的意见。8、被告人赵某的供述证明：在其担任科技成果处处长期间，某公司的“太阳能杀虫灯”项目申请科技资金的过程中，其对这个项目的申报是存在质疑的，但其还是接受了企业补充的证明材料，同意将项目送给专家评审并获得专家评审通过。特别是在对武汉某公司“太阳能杀虫灯”生产现场进行考察时，其明知道企业的生产线及产能不够，却采取放任的态度，事后为了该项目能够顺利开展，其也没有继续深究，没有为难过该公司，在处室推荐该项目，并顺利通过了局长办公会获得立项支持，最终该公司获得了科技资金的奖励。期间，在2009年上半年的一天，该公司负责人夏某甲的妻子陈某乙到其办公室送给其一张写有银行密码、内存有1万某的银行卡；在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上午，该公司获得100万某的资金奖励后，陈某乙以感谢的名义到其办公室送给其3万某。（五）被告人赵某在担任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武汉某公司向武汉市科技局申报的“长钢轨同步移动定位集控系统产业化”项目列入武汉市2011年十大科技产业化专项项目及“阳逻港建设集装箱数字化堆场与自动装卸系统示范”项目列入武汉市2012年第三批部分科技计划项目中提供帮助，于2011年6月的一天，以解决办公经费的名义非法收受王某给予的人民币3万某。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2011年、2012年有关申报项目获批通知”证明：2011年4月25日，2012年12月26日，武汉某公司的“长钢轨同步移动定位集控系统”产业化项目、“阳逻港建设集装箱数字化堆场与自动装卸系统”示范项目分别列入当年十大科技产业化专项项目，两个项目获得科技扶持资金。2、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任务书”及验收资料证明：双方业务往来关系。赵某代表该单位签订了上述任务书。3、武汉市财政支付凭证、武汉某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证实：2011年6月1日，向武汉某公司拨款110万某。4、证人梁某、吴某的证言及某公司提供的借支单证明：2011年6月2日，梁某向公司借支2.5万某，9月6日借支3万某，梁某将购买的价值2.5万某的加油卡和3万某现金交给了吴某的事实。5、证人王某（武汉某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明：在赵某担任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期间，该公司有两个项目申请科技扶持资金，都顺利通过审核，并得到440万某的扶持资金。2011年5月份，在该公司申报的“长钢轨同步移动定位集控系统”产业化项目获得了110万某的科技扶持资金后不久的一天，梁某向其汇报，赵某以解决该处办公经费的名义向该公司要10万某，其答应了并由梁某具体办理。后赵某给其打电话表示了感谢。其之所以答应给此款，考虑到公司申报两个项目能够批下来和科技资金顺利申请下来，离不开赵某和她所在部门的支持和关照。6、证人梁某（武汉某公司副总经理）证明证言：在该公司申报“长钢轨同步移动定位集控系统”项目获得科技资金110万某之后，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的副处长吴某打电话要该公司帮助解决10万某办公经费，其也认为在该公司项目的申报中，赵某和吴某没有为难该公司，为了感谢他们的帮助，其经请示公司老总王某同意后，按照吴某的要求办了5张共计价值2.5万某加油卡（每张5000元）和3万某人民币送交给了吴某，因剩下的4.5万某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拿，所以其在该公司财务上为此借的5.5万某一直是借支状态。7、证人吴某（原市科技局成果处副处长）的证言证明：2011年5月，武汉某公司在申报“长钢轨同步移动定位集控系统”项目过程中，该处没有为难该公司，使该公司顺利获得科技资金110万某，为此，其按照赵某处长事先和该公司谈好的指示，以解决该处办公经费的名义找某公司的副总梁某要10万某，梁某按照其要求，两次分别给了价值2.5万某的加油卡、3万某人民币，其将上述油卡和钱均交给了赵某，加油卡用于了公务，但钱赵某如何处置的其不清楚。8、被告人赵某的供述证明：其在担任成果处的领导期间，在武汉某公司的科技项目申报中给与大力支持和协助，使该公司顺利的获得了110万某的资金奖励，为此，其以该处室的办公费用不足为由找该公司要10万某，并要该处管理此项目的吴某具体经办，吴某回话说该公司的王某答应给此款，其打电话对王某表示了感谢，后通过吴某陆续找该公司报销了4万某左右的办公及车辆使用等费用。后该公司嫌拿报销单报销麻烦直接给了吴某6万某，吴某将该款交给其，其自留3万某并已经用于个人开支。（六）被告人赵某在担任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期间，湖北某公司向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申报的“妇用抗菌凝胶仿生推进器的推广应用”项目列入武汉市2010年成果推广应用计划项目获得了科技扶持资金。湖北某公司董事长夏某乙在2010年中秋节的一天和2011年1月的一天，两次将赵某约至其家中，赵某收受了夏某乙以感谢和希望继续得到关照的名义而给予的5000元，共计1万某。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湖北某公司提供的“项目书”、“任务书”证明：2010年3月9日，市科技局将湖北某公司的“妇用抗菌凝胶仿生推进器的推广应用”项目列入武汉市2010年成果推广应用计划项目，获得科技扶持资金40万某。2010年3月23日，夏某乙、赵某分别代表各自单位签订了上述协议。2、证人夏某乙（湖北某公司董事长）证言证明：2009年7、8月份，在赵某担任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的处长期间，该公司申报了“妇用抗菌凝胶仿生推进剂”成果推广应用项目，后获得40万某科技资金。其向赵某请托，希望将该公司生产的医疗器械推荐给湖北省某公司，进入湖北省某公司的医药器械销售网络。赵某答应并帮其联系了某公司科研部门姓龙的经理，在赵某的帮助下，该公司的产品成功通过某公司销售平台销往了全国。为了感谢赵某的帮助和赵某搞好关系并继续得到赵某的支持，其在2010年的中秋节期间的一天周末，请赵某到家中吃饭打牌，送给赵5000元；在2010年元旦期间的一天周末，其打电话约赵到其家吃饭，送给赵5000元。3、被告人赵某的供述证明：2009年7、8月份，某公司向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申报了“妇科消毒凝”成果推广项目，在2010年5月获得40万某科技资金，项目进入成果推广阶段时，夏某乙找其希望通过其帮助将该公司的医疗器械推荐到湖北省某公司的器械销售网络，其与湖北省某公司科研部门一个姓龙的工作人员联系，将夏某乙公司的情况作了介绍，后将对方电话号码给了夏某乙，要他们具体联系。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夏某乙给其打电话说产品已经成功通过湖北省某公司销售平台销往了全国。在2010年中秋节前后的一天和2010年元旦假期的一天，其受夏某乙的邀请在夏家吃饭打牌时，分别接受了夏某乙以感谢和希望继续得到其帮助给予的5000元，共计1万某。（七）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被告人赵某利用担任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武汉某公司副总经理印某的请托，为武汉某公司向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申报的“轮胎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油改电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列入武汉市2010年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计划项目及“港口起重电气系列装备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列入武汉市2011年十大科技产业化专项项目提供帮助，为此，在2008年下半年至2013年春节前，赵某先后在本市武昌区南湖街的创业中心、广东省深圳市及其办公室6次非法收受印某为获得和感谢其帮助而给予的共计2.7万某。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通知”、“项目表”证明：2010年3月31日、2011年4月25日，武汉某公司的“轮胎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油改电技术开发及产业化”、“港口起重电气系列装备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分别被列入该年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计划项目，分别获得260万某、160万某扶持资金。2、武汉市科技局出具的“任务书”证明：2010年4月19日，2012年7月2日，武汉市科技局和武汉某公司分别就“轮胎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油改电技术开发及产业化”、“港口起重电气系列装备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签订了任务书。赵某代表市科技局签订了上述任务书。3、武汉市财政支付凭证证明：2010年5月10日、2011年6月1日，武汉市财政局分别向武汉某公司拨款260万某、160万某。4、证人印某的证言及武汉某公司奖励有关人员说明证明：2009年至2011年，印某用于行贿的资金来源于该公司因项目获得科技资金而对印某进行的奖励。5、证人印某（某电气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在赵某担任成果处处长期间，2009年和2010年，该公司申报了两个项目，为了得到赵某的支持和指导，其向赵某提出请托，在申报过程中赵某给予该公司很多合理化的建议。两个项目获得了扶持资金共计400余万某。为了感谢赵某的帮助，在2008年年底，“油改电”集装箱码头装置控制系统在申报前有一个成果鉴定程序，在深圳尺湾港口组织召开了市场推广及成果鉴定的现场会，有全国及武汉的港口协会专家参加，赵某主要负责，为了得到赵某的支持，其在出发的前一天，给赵某打电话得知赵在武昌南湖的创业中心进行调研，其过去送给赵1万某；第二天上午，在深圳赵某组织召开的专家鉴定会前，在给赵某所发的资料袋中放了5000元，其虽知道赵某不是专家，不应该有鉴定费，但鉴于赵是成果处处长，她对于项目鉴定起着很重要作用；为了争取赵某继续关照，把关系维持住，在2010年至2013年每年春节之前，其以拜年的名义到赵某的办公室送红包，每次3000元。6、被告人赵某供述证明：其在担任武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期间，2008年下半年的一天，武汉某公司的“油改电”集装箱码头装置控制系统成果推广项目向该处进行申报，在此过程中，该公司在深圳尺湾港口组织召开了一个科技成果推广的现场会，在这个现场会之前，该局还针对“油改电”集装箱码头装置控制系统进行了一个成果鉴定会，鉴定会由其主持，同时有全国及武汉的港口协会专家参加。在出发的前一天下午，其在武昌南湖的创业中心进行调研，印某给其打电话后开车至该地，以差旅费的名义送给其一个装有1万某人民币资料袋；在会上，每个专家会分发一个鉴定会的会议资料袋，当时其在主持会议，印某也给其发了一份资料袋。会议结束回到住的宾馆内其才发现资料袋内装有5000元；2009年至2013年每年春节之前，印某都会以拜年的名义到其办公室，每次送给其人民币3000元。印某给其送钱，主要是因为其在成果处当处长时，某电气申报的两个项目其都予以了大力的支持，对该企业的整个申报过程给予了关照。2011年其调至高新处后，印某仍然给其送钱，主要还是希望争取继续得到其的关照。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指控其在2008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广东省深圳市收受印某给予的人民币5000元的定性及2010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赵某在其办公室收受印某给予的人民币8000元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上述钱款中，在广东收的5000元属于专家咨询费；在其办公室收的8000元是垫付部门的汽车油费，其给了印某相应的汽油票，而不是行贿人所说其没有给付对价油票。其上述行为均不属于××性质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现分析论证如下：1、关于收受5000元是否属于专家咨询费的分析庭审后，针对上述意见，本院依职权予以了调查取证，并提讯被告人赵某及对证人印某进行调查，双方仍然坚持各自原有的说法，证人印某还提供该公司保存的当时参会专家人员名单，赵某不属于7名专家之列，本院将上述证据转交给公诉人、辩护人及被告人阅看，三方对此均予以认可，根据行贿人的证词及结合上述书证，证明被告人不属于专家范畴，其只是负责此项鉴定活动的有关国家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且本案相关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履行职务期间，接受行贿人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其行为符合××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性质。故公诉机关对该笔指控，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采纳。2、关于收受8000元的事实和性质的分析（1）收受8000元是否给与了行贿人等值汽油票的分析被告人赵某供述因其垫付了部门汽油票，其向印某提出希望帮忙解决下部门的汽油票，印某给了8000元，其给了等值的油票。但行贿人证实赵某以部门汽油票不好处理，希望其给予解决，其包内正好有8000元，将该款给了赵某，但赵某没有给相应的油票。对赵某是否给行贿人等值的汽油票，从侦查环节、庭审及庭审后本院复核证据阶段，双方均坚持原有说法，且各执一词。因为当时仅有行、××两人在场，是否有人说假话或者一方记忆有误，就目前证据无从判断，虽然证人桂某的证词中证明赵某垫付公务汽油票不符合常理和不可信，但其无法印证赵某是否给与印某汽油票这一关键情节，在证据形成一对一的情况下，应遵循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原则，在此节上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2）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的分析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酌情考虑。结合本案，被告人赵某收受了8000元是事实，但供、证均证实其是以支付单位汽油票的名义提出，因无有力证据反驳其所作“该款用于垫付部门油票”的辩解，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以报销单位汽油票之名掩盖其个人收受他人贿赂之实，并在收受后用于支付单位公务开支。即不能证明其主观上有××的故意，其行为不符合《解释》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