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审理查明,一、浙江省金华市绿宝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宝公司”）从他处购买电动车配件后，销货方未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经林某（另案处理）等人介绍，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3某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宜宾瓦科阀门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瓦科公司”）、宜宾市源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某公司”）、宜宾市仁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某公司”）为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绿宝公司按照票面金额约7%的比例支付给黄3某等人开票费用。其中：黄3某以瓦科公司名义向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1998万某以上，税额280万某以上；以源某公司名义向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2100万余元，税额300万余元；以仁某公司名义向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150万某以上，税额20万某以上。以上税额合计达600万某以上。绿宝公司获取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均已向税务机关认证抵扣。案发后，绿宝公司补缴了部分税款。金华市公安局现已对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立案侦查。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认定瓦科公司、源某公司、仁某公司系由黄3某实际控制的证据1.书证（1）工商登记注册资料、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等，证实：A、瓦科公司于2011年11月28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陈某1，经营范围阀门、钢材等。B、源某公司于2012年9月5日登记设立，股东为钟某、蒋某1，经营范围为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等；2014年4月9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钟某变更为李某3，股东变更为李某3、黄某（黄3某的父亲）；2015年3月2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某，其联系电话一栏为187××××4244（黄3某电话）；2015年7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3，其联系电话也为187××××4244。C、仁某公司于2014年8月18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谢某1，股东谢某1、蒋某2，住所地莱茵河畔小区香榭里大道×层×号，经营范围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等；2015年8月26日，公司住所地变更为白沙湾学堂路×号地中海蓝湾×幢×单元×层×号。（2）房地产租赁合同，证实2015年5月17日，黄2某租赁熊平位于地中海蓝湾×幢×单元×号的房屋。（3）企业余额对账单，证实源某公司在宜宾市商业银行的联系人载明为黄3某，电话187××××4244。2.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1）关于瓦科公司①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其身份证曾于2009年初被盗遗失，自己未注册过瓦科公司。②证人李某2（瓦科公司会计）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她于2012年开始在瓦科公司做账。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陈某1，但自称姓黄（经辨认为黄3某）。送票给她做账的有黄3某本人和钟某、洪某2（经辨认）。做账时，她发现公司发票的进项、销项与银行账，以及发票进项、销项金额不一致。她曾经向黄3某提出过，但黄3某让她做了账再说。公司没有真实的商铺和作坊，也没有提供过物流运输发票来做账。瓦科公司的税务登记信息留的是黄3某的电话，税控设备也是黄3某让人领取的。③证人熊某（融义公司经营者）证言，证实2011年9月，黄3某、周1某延（经辨认）一起到融义公司，经黄3某请求，公司帮助黄注册登记成立了瓦科公司。黄3某的电话是187××××4244。李某2曾经告诉她，瓦科公司没有实际经营场所，会出问题。（2）关于源某公司①证人李某3的自书材料、陈某（李某3之妻）的证言，证实李某3的身份证曾于2012年丢失，其未去过宜宾，也未在宜宾设立公司。②证人刘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5年8月，黄3某（经辨认）将李某3的身份证交给他，委托他将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3。③证人孙某（宜宾三镁财务咨询公司会计、源某公司兼职会计）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她从2014年8月开始为源某公司做账。黄某（经辨认）是黄3某的父亲。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3，是黄3某（经辨认）将李某3的身份证拿到三镁公司，由三镁公司代办的。她没有见过李某3。她做账中发现票据的进、销项不符，进来的是钢材，出去的是废钢。税务局曾要求补增值税。后黄3某将公司注册地变更到临港，上税也变更到了临港国税。后黄3某将凭证和账本拿走了。④证人蔡某（宜宾三镁财务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公司为源某公司代办业务时周1某延、钟某（经辨认）经常来公司送资料。后周1某延让其公司代为将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某，黄3某补缴了之前源某公司欠其公司的业务费7000余元。黄3某讲，周1某延将源某公司转给了黄。后黄3某提供资料，其公司代为将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3。源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黄3某，因为都是黄3某联系和转钱给她。2013年，孙某开始帮源某公司做账。她听孙某说公司进项多、销项多，税负低。⑤证人黄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子黄3某于2014年带他到宜宾来办理工商执照和银行签章手续。去办公司时，周1某延（经辨认）陪同办理相关手续。黄3某的表弟洪某2在帮黄3某开车。（3）关于仁某公司①证人洪某1（黄3某前妻表兄）、谢某1（洪某1之妻）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6月，黄3某（经辨认）通过洪某1借用谢某1的身份证在宜宾成立了公司。洪某1还证实，有人曾在黄3某的公司开发票，黄3某收手续费。洪某2在帮黄3某做杂事。②证人刘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7月，经李某2介绍，由黄3某（经辨认）提供资料，他帮黄代办仁某公司的工商注册，法定代表人为谢某1。黄3某讲，用谢某1的身份注册公司，是因为黄进了黑名单，不能注册公司。③证人李某2（瓦科公司会计）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她介绍刘某帮黄3某代办注册了仁某公司。黄3某还于2015年8月10日发微信，让她帮仁某公司报税。3.上诉人的供述（1）上诉人黄3某的供述，称其电话为187××××4244，谢某1是他表哥洪某1的妻子。他陪洪某1和谢某1到宜宾办过事。他和周1某延去过三镁会计公司。他让父亲黄某来宜宾办过源某公司的银行卡，同去的还有周1某延。（2）上诉人周1某延的供述，称他在宜宾注册成立了源某公司，由他实际经营。公司成立两年多以后，黄3某称有朋友要，他就把公司转让出去了。具体手续他安排员工钟某配合办理的，转让费用为黄3某支付了源某公司的欠款6000余元。黄3某在宜宾还有仁某公司、瓦科公司，没有实体店铺。（3）上诉人钟某的供述，称他按照周1某延安排，分别任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大高公司文员，两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2014年4月，周1某延称要将源某公司转让给李某3，但电话联系他以及办理手续的都是黄3某。源某公司卖给黄3某后，王1某找他开一笔10多万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周1某延让他联系黄3某，由黄开具了发票。黄3某在宜宾还经营了瓦科公司。他一直都在帮瓦科公司送发票。（二）认定黄3某利用上述公司为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1.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证实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某4。2.采购订单合同33份，证实绿宝公司从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先后与仁某公司、源某公司、瓦科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合同载明采购充电器、内八速、仪表、力矩、保险护板、铝合金后衣架、控制器、塑料胶棒等。3.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资料，证实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仁某公司、源某公司、瓦科公司向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票面数额合计达4000万某以上，税额达600万某以上。上述发票绿宝公司已向税务机关抵扣。4.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金华市国家税务稽查局说明，证实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已对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立案侦查，绿宝公司已补交了税款。5.证人李某4（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该公司销售的电动车所需力矩等配件，主要采购于四川成都等地。开始是林某（经辨认）电话联系她，称在绿宝公司的进货方不能提供发票时，林可以提供发票。后她将公司采购的物品情况提供给对方，将绿宝公司盖章的合同寄给宜宾的瓦科、仁某、源某公司。上述公司盖章后，将合同寄回并开具发票，收取了绿宝公司7.5%-8%的费用。为掩盖没有真实交易，由宜宾的公司按照开票金额扣除开票费用后先转入她母亲徐某、侄子赵某、员工陈某3、周某1以及王某2的银行账户，她再按照发票数额用绿宝公司的账户转入上述公司的账户。根据财务资料，上述公司一共向绿宝公司开具了43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4708.034381万某。双方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他们支付了约370万某的费用。为减轻税款，上述公司开具的发票都已拿到税务机关认证申报了。后她已补税115万某。林某向她提供了一段时间共计约1000万某的发票，以后就是黄某向他们提供宜宾三家公司的发票。2014年底，黄某曾给她打电话，称是林某的自家人，林某分管云南，黄某分管宜宾，让她直接联系黄，合作模式是一样的。2015年4月，黄某曾来过绿宝公司。6.证人林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黄3某称在宜宾注册有公司，可以对外销售增值税发票。他听说黄3某经营了瓦科、仁某等公司。他通过林2某，电话联系了绿宝公司老板的女儿，双方商定开票的费用为票面金额的7.5%。该7.5%由黄3某收取7%，他与林2某得0.5%。开票方式为绿宝公司将需要开具发票的资料发给他，他再联系黄3某开票，将票通过他或者由黄3某直接邮寄给绿宝公司。双方没有真实交易，通过走账的方式完善交易。一种是对方通过对公账户把购买发票的费用转给黄3某的公司，然后黄3某又将该费用转给绿宝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反复走账，直到把开票的货款金额走完为止；还有一种方式是黄3某先把对方开票的金额以现金的方式汇到绿宝公司指定的私人账户上，对方收到这笔款后，再将这笔款以购货款的形式通过对公账户转到瓦科公司的账户上。李某4曾在微信上见过他。经他办理的发票有五六次，每次都是20多份，累计有100份左右，每份金额为11万左右，开票金额有1000万某左右。他叫李某4把资金汇到老婆周某2的建行卡上的。期间，他共收取了75万某左右的费用，约70万某给了黄3某，剩下的由他和林2某平分。后李某4告诉他，黄3某绕开他和林2某，直接联系绿宝公司出售发票给对方。7.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证实在上述开票期间，黄3某、仁某公司、源某公司、瓦科公司的银行账户，与李某4、绿宝公司及该公司指定的周某1、徐某、陈某3的银行账户有频繁的资金往来，转款方式与上述李某4、林某的证言能够印证。8.陈某3（绿宝公司员工）证言，证实上述他的银行卡是李某4让他交给公司使用的。9.王某2（绿宝公司员工）证言，证实他没有见到过四川宜宾发货到厂里的情况。他有一张银行卡是李某4的女儿卢某在使用。10.上诉人黄3某的供述，称林某爱人周某2和他的前妻周某3是两姐妹。仁某公司是他的。经他帮助介绍，周1某延等人向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五六次，价税合计金额1000余万某。绿宝公司按照价税合计的七个点给他，自己从中只获利40余万某。11.上诉人钟某的供述，称他为黄3某的瓦科公司和源某公司开过两次发票，其中一次的受票单位是绿宝公司，开票的货物名称是汽车配件之类，有五、六份发票，金额约60万某。他的电脑中储存的与绿宝公司的合同是黄3某传给他，让他打印出来送给李某2，李某2盖好公章后再由他邮寄给黄3某。他没有见过黄3某采购或者销售的钢材。12.情况说明、提取笔录、购销合同，证实公安机关从钟某的手提电脑中提取了购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源某公司和绿宝公司于2014年3月10日签订购销（内八速、液晶仪表、智能仪表、电子仪表）等一批，合同金额69万余元。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上诉人黄3某提出，仁某、源某、瓦科等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周1某延，其仅帮助周1某延联系绿宝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00余万某。经查，首先，上述三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虽并非黄3某，但相应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李某3均证实其身份证丢失、并未登记注册上述公司，谢某1证实系黄3某借用其身份登记注册了公司；代办公司注册登记的熊某、刘某、蔡某及相关公司的会计李某2、曾某2、孙某均证实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黄3某；部分公司注册登记资料所留法定代表人电话、银行账户联系方式均为黄3某的电话号码。其次，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4以及帮助黄3某联系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林某的证言均证实，黄3某利用仁某、源某、瓦科三公司为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人证实的伪造货款交易记录的方式，与相应黄3某、仁某、源某、瓦科等三公司银行账户同绿宝公司及绿宝公司指定的人员之间的银行账户转款记录印证。最后，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资料及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4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仁某、源某、瓦科等三公司向绿宝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数额达4000万某以上，税额达600万某以上。因此，上述证据足以认定黄3某利用其控制的仁某、源某、瓦科三公司为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达600万某以上的事实。上列所提黄3某不是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虚开金额仅有1000余万某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2015年3月，长宁县长雅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雅公司”）购买了一批原材料（塑料涂料袋、捆丝、轴承、交流接触器），而销货方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长雅公司的谢某2找到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1某延，让周帮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与谢某2谈好虚开发票的费用后，经周1某延联系，仁某公司向长雅公司虚开了一张票面金额为104400元、税额为15169.2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周1某延将发票交给谢某2，收取了对方费用8000余元。之后，长雅公司将该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认证抵扣。案发后，长雅公司向税务机关补缴了税款。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2015年3月21日，仁某公司开具给长雅公司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货物为塑料涂料袋、捆丝、轴承、交流接触器，货值金额89230.76元、税额15169.24元，价税合计104400元。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结果查询，证实该发票已于2015年3月31日在长宁县国家税务局认证抵扣税额15169.24元。2.收款收据、银行承兑汇票，证实该收据载明仁某公司收长雅公司货款现金4400元；仁某公司收长雅公司金额10万某承兑汇票一张，经手人为钟某。3.长雅公司银行存款日记账，证实2015年4月30日，该公司支付材料款104400元。4.税收缴款书，证实2016年4月15日，长雅公司补缴国税款15169.24元。（二）证人证言1.谢某2（长雅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约2015年3月，因其购买材料的厂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朋友向他介绍了周1某延（经辨认）。他购买材料后，将清单交给周1某延。周1某延给他开具了10万余元的票，他按照周的要求付了9%的费用9000余元给周。同时，他开具了10万某的承兑汇票给周1某延，周1某延盖好章后又退给他，并出具了4400元的收条，以伪造双方有真实交易的事实。2.陈某2（长雅公司出纳）的证言，证实长雅公司与仁某公司没有业务往来。谢某2曾于2015年3月给了她一张仁某公司开具的购买材料10.44万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做账。3.雷某（长雅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谢某2开具的10万某承兑汇票没有记账。（三）上诉人的供述1.上诉人周1某延的供述，称2015年春节后，他联系仁某公司为长雅公司开具了10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老乡介绍，对方将购买货物的情况告知他，他征得黄3某的同意后到仁某公司，由“大头”开具了发票给他。他将发票交给长雅公司后,对方给了他8000元。他留下1000元，给了“大头”7000元。2.上诉人黄3某供称，他不知道瓦科公司向长雅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三、2013年12月，上诉人周1某延在珙县成立了宜宾大高阀门制造公司（以下简称“大高公司”）。在大高公司与上海倩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倩某公司”）并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形下，上诉人周1某延为抵扣税款，让倩某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向大高公司虚开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33份，销售货物为钢材，票面金额371.22万某，税额53.93794万某。后大高公司已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认证抵扣。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证实：（1）2014年8月，倩某公司在上海虹口区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俞某，股东俞某、沈某，经营范围为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等。（2）大高公司于2013年12月6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蒋某1，股东钟某、蒋某1，经营范围为建材、钢材、机电产品等，住所地珙县社。2.钢材买卖合同，证实2014年12月18日，倩某公司与大高公司签订371.22万某钢材买卖合同，货物为钢材896吨。倩某公司出库单、收据、宜宾大高公司入库单，证实上述单据载明的钢材出库情况与支付货款情况不能逐一对应。3.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2015年1月20日，销售方上海倩某公司向购买方大高公司开具33份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均为钢材、价税合计票面金额371.22万某，税额53.93794万某。上述发票已向珙县国税局认证抵扣。4.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等，证实公安机关于2015年12月15日从钟某居住的宜宾太阳岛小区住宅内查获所持有的上海高压阀门厂有限公司、大高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送货单、盖有倩某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书6份等物品。（二）证人证言1.俞某的证言，证实他的身份证曾在五年前丢失，自己没去过上海，不知道倩某公司，既不认识周1某延，也不认识沈某。董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7月份，她帮一个胖子（经辨认为周1某延）在上海市上海虹口区三河路工商所申请注册了倩公司及另外两个公司。2.曾某1（大高公司会计）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她于2015年1月开始在周1某延（经辨认）的大高公司任会计做账、申报税费，资料是钟某送到他家中。她不清楚大高公司的生产经营、产地、仓库情况。3.胡某（珙县巡场镇中坝村6社社长）的证言，证实该社没有大高公司的经营场所。4.蔡助成【上海高压阀门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实该厂是购入阀门毛坯件加工后销售，不为其他公司代加工。加工阀门要购买阀门毛坯件、钢板、棒材，螺纹钢不会用，螺丝钢用的很少。上海环保要求较严，也不允许其直接购入阀门原料加工。2007年左右，周1某延开始在他的厂里做代理，到2009年就走了。2014年，该厂与周1某延、大高公司从未合作过加工阀门。他妻子王2某曾于2012年借款50万某给周1某延，他也在找周。蔡助成提供借条，证实2012年1月20日，周1某延借到王2某现金50万某。（三）上诉人的供述1.上诉人周1某延的供述，称大高公司向倩某公司购买的钢材是倩某公司运到上海高压阀门厂加工的。倩某公司向大高公司开具的发票都在珙县税务局抵扣了税收。他记不清与倩某公司的何人联系该批钢材，支付货款是用的承兑汇票。2015年上半年，珙县国税局检查时要求提供购入该批钢材的依据。因相应合同、出库单丢失，他到上海未找到倩某公司，回来后让钟某制作了出库单、入库单以及购销合同。钟某制作的出库单上，以及公安机关搜到的空白合同书上盖的倩某公司公章是他在外面找人刻的。2015年1月，大高公司销售给李某1阀门的原材料就有当月20日他们向倩某公司采购的钢材371.22吨。2.上诉人钟某的供述，称他在大高公司负责报价、询价、开票和拟订合同。大高公司没有仓库、加工作坊、生产车间、商铺。他也没看见过大高公司生产出来的阀门。公安机关在他太阳岛小区查获的倩某公司印章的空白合同书、送货单都是周1某延连同倩某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同给他的。他没有收到倩某公司销售的物品，也没有将钢材收入大高公司的库房。倩某公司提供空白的资料给他们自己填写，可能是为了作假，没有实际的交易。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上诉人周1某延提出，其与上海倩某公司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其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经查，大高公司员工钟某的供述证实，大高公司没有仓库等经营场所，他也未收到过倩某公司的货物，周1某延还提供盖有倩某公司印章的空白资料让其填写。周1某延虽辩称其与倩某公司存在真实交易，但无法提供对方具体联系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及相应货运、库存记录、付款凭证；其辩称向倩某公司购买的钢材是运到上海高压阀门公司，但被上海高压阀门公司否认。因此，上列所提双方具有交易真实货物交易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四、2014年，上海联工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太原销售处（以下简称“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负责人李某1从他处购买阀门等物品后，销货方未向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李某1与上诉人周1某延联系后，二人商定由周1某延经营的大高公司向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李某1向周1某延支付开票金额8%的开票费用。为掩盖大高公司与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并无真实货物交易，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于2015年1月4日将500万某转入大高公司的银行账户，周1某延于当日和次日多次将大高公司账户中的495万某转入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周1某延扣除开票费用617614元后，又于1月4日和1月5日转入李某1的妻子王某1账户4382386元（5000000-7720180×8%）。随后，周1某延将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相关信息、虚开销售货物信息提供给上诉人钟某，由钟某拟订了大高公司向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销售772.018万某阀门等货物的虚假合同及物资送货单。在周1某延安排下，上诉人钟某明知双方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利用大高公司的税控系统向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开具了68份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合计772.018万某，税额112.173561万某。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已持上述发票向税务机关认证抵扣。2016年9月18日，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对李某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立案侦查，同年10月10日李某1亲属将112.173561万某税款全部补缴。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营业执照，证实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负责人为李某1。2.采购合同及物资送货单，证实需方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与供方大高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及附件明细。其中合同金额7720180元，货物有法兰球阀、蝶阀、铜球阀、记录仪、不锈钢软管、不锈钢伸缩器等27类。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1月5日。3.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2015年1月9日、12日，大高公司开具给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6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共计772.018万某，税额112.173561万某，货物为记录仪、铜球阀、蝶阀、不锈钢软管、不锈钢伸缩器等。4.大高公司银行交易记录、记账回执，证实2015年1月4日，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的账户转入大高公司账户500万某；同日，大高公司账户转入周1某延账户200万，1月5日转入周1某延账户295万。同月4日，周1某延分三次分别转款10万某、5万某、183万某到王某1的建设银行账户；1月5日，周1某延转款2402386元到王某1该账户5.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起诉意见书、国税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因让周1某延以大高公司名义给李某1的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8份，价税合计7720180元，税额1121735.61元，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全部抵扣，李某1已被立案查处。2016年10月10日，李某1家属已补缴税款1121735.61元。（二）证人证言1.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5年1月，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接受宜宾大高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因其销售处从浙江等地购入的阀门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周1某延。由他提供相关数据给周1某延，周1某延制作采购合同等资料并加盖大高公司印章后邮寄给他，他加盖销售处公章后寄回给大高公司一份，大高公司再将发票寄给他。为通过财务检查，他转入大高公司500万某后，周1某延扣除票面金额的8%共617614元后又将余款4382386元转到其妻王某1尾号为3254建行的卡上。他支付给周的开票费用为票面金额的8%。该发票已全部拿到税务机关进行了抵扣。2.王某1（李某1妻子）的证言，证实上述她的建行卡2015年是李某1在使用。（三）上诉人的供述（1）上诉人周1某延的供述，称钟某一直在帮他送货、询价、报价。2014年，大高公司向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的李某1销售了约772万某阀门。李某1公司于2015年1月4日向大高公司转款500万某，还欠200余万某。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他安排钟某打印的。大高公司这批阀门的原材料有2015年1月20日向倩某公司采购的盘圆钢371.22吨等。钟某手里有大高公司的印章，是因为要帮他报税。（2）上诉人钟某的供述，证实他在周1某延的大高公司主要从事报价、询价和负责开票和拟订合同。在公司里，仅有周1某延和他知晓开票系统的密码，但周1某延不会开具发票。太原销售处与大高公司签订的合同及物资送货单都是他拟订的。周1某延提供给他相关信息（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对方所需物品的品名、数量和价格），由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他把金额为772.18万某合同拟订并盖上大高公司印章后，交给周1某延去签订。周1某延签订合同后也没有将合同交回来存档。他没有向上海联工阀门太原销售处就该次合同销售的物品报过价格，也未联系过该公司人员，向对方发货。开发票时他没有见过有对应的货物，也没有听周1某延说过有货物。他也没看见过大高公司生产出来的阀门。他开票都是按照周1某延指示，从不问是否有真实交易。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就该笔事实提出的意见，本院评析如下：1、上诉人周1某延提出，其与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其并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经查，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负责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周1某延为其虚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钟某的供述也证实其未联系过对方公司进行报价、发货。相应银行交易记录证实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转入大高公司500万某后，周1某延在扣除8%的费用后将余款转入李某1妻子的账户。因此，上列所提具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诉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上诉人钟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主观上不明知周1某延让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经查，上诉人钟某在侦查阶段供称，其没有向对方公司报价、联系、发货，也没有见过和听周1某延说过有相应的货物，其开票时也从不问是否有真实的交易。其供述在明知无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得到了本案需要发票方的证言、相应的银行转款记录等证据的印证。其在周1某延的公司工作已达两三年，对周的公司没有经营场所等实际情况十分熟悉，之前参加过相关税务开票培训。因此，上列所提不明知双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诉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认定本案事实，还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案件移送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宜宾市翠屏区国税局经调查发现源某、瓦科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于2015年9月17日、10月10日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分别于9月21日、10月13日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在侦查中发现仁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于10月13日立案侦查。经税务部门于2015年10月8日移交，公安机关于2016年3月7日对大高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立案侦查。2.抓获经过说明，证实三上诉人归案的情况。3.户籍证明，证实三上诉人已达应负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