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

小詹姆斯·厄尔·“吉米”·卡特（英语：James Earl "Jimmy" Carter, Jr.；1924年10月1日—2024年12月29日）是美国民主党籍政治人物、人道主义者，第39任美国总统（1977年—1981年）。他生于乔治亚州普莱恩斯，早年一直在海军服役，并曾经营花生农场；1963年至1967年在佐治亚州参议院任职，1971年至1975年担任佐治亚州第76任州长，此后竞选总统，并击败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而当选。
卡特任职总统期间，创建了能源部、教育部2个新的内阁部门。而面对美国国内持续性的滞胀问题，即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经济缓慢成长等问题，其任内曾增加利率到最高20%，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反对。外交方面，卡特积极调停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战争，并著手改善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例如促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与中华民国之间断交。卡特从事外交时多注重人权保障，曾施压当时由军事强人朴正熙执政的大韩民国政府改善人权。1979年，他签署移交巴拿马运河主权协议，同年苏联进兵阿富汗，卡特下令对苏联采取粮食禁运，并且联合抵制1980年夏季奥运会，并撤销双方所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同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因美国为巴列维国王提供政治庇护，霍梅尼政权在年底扣押了德黑兰美国大使馆的52名人质，即伊朗人质危机，卡特在次年派遣部队救援但失败，而伊朗局势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国内油价飞涨，被认为使其在同年的总统大选寻求连任时输给了罗纳德·里根，最终伊朗人质危机历经444天后直至他卸任当天才解决。
卸任后，卡特积极参与调停战争、人质危机的斡旋工作，在911袭击后反对美国小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并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24年12月29日，卡特于家乡乔治亚州普莱恩斯的家中去世，享嵩寿100岁，为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也是首位成为人瑞的美国总统。

生平
早年
1924年10月1日，吉米·卡特出生于乔治亚州普莱恩斯的莉莲·G·卡特疗养中心（Lillian Carter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前身是明智疗养院，这里是他的母亲担任注册护士的地方，他是第一位于医疗机构出生的美国总统，父亲老詹姆斯·厄尔·卡特是一位农场主。卡特是英国移民托马斯·卡特（Thomas Carter）的后裔，托马斯·卡特于1635年定居在弗吉尼亚州。卡特家族的好几代人都居住在乔治亚州，种植棉花作为生计来源。卡特童年时就懂得辛勤劳动。5岁时开始到镇上去卖煮花生，到9岁时已成为一个机灵的小商贩。
在卡特的幼年时期，他的家人搬过好几次家，最后在附近的阿切利的一条土路上定居下来，那里几乎都是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他家最终又有了三个孩子，分别是 Gloria、Ruth 和 Billy。卡特与父母相处融洽，尽管他的母亲在他童年时因工作时间长而经常不在家，尽管他的父亲坚决支持种族隔离，但他允许吉米与黑人农夫的孩子交朋友。卡特是个有魄力的青少年，他在父亲厄尔的农田里有自己的一亩地，他在那里种植、包装和销售花生。卡特还将自己购买的一段租户住房出租。

教育
1937年至1941年，卡特就读于普莱恩斯高中 (Plains High School)，从十一年级毕业，因为该校没有十二年级。当时，阿切利和普莱恩斯地区已经因大萧条而变得贫困，但这个家庭受益于罗斯福新政的农业补贴，卡特的父亲也担任了社区领袖的职位。卡特是个勤奋的学生，喜欢阅读。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轶事说，他和朋友翘课，开著一辆热车到市区冒险，结果被选为毕业生代表。卡特的逃学事件在当地报纸上被提及，但并不清楚他是否会成为毕业生代表。在青少年时期，卡特是普莱恩斯高中篮球队的队员，也加入了“美国未来农场主”（Future Farmers of America），这让他对木工产生了终生的兴趣。
卡特16岁中学毕业后，进入美国佐治亚州立西南大学读了一年工科，然后转入乔治亚理工学院。1943年，老詹姆斯·卡特的好友——美国联邦众议员史蒂芬·佩斯说情，把吉米·卡特保送进美国海军在安那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官校，从此他开始了11年的海军生涯。

海军生涯
1946年以820人中的第60名获理学学士毕业，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随后与罗莎琳·史密斯结婚。
1948年，卡特转入潜艇部队，先去康乃狄克州的潜艇学校学习了半年，然后到太平洋舰队常规潜艇“鲳鱼号”服役。1949年晋升海军中尉军衔。随后他被派驻到第七舰队青岛基地一年多，1949年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包围青岛外围，受国共内战情势影响，5月25日他随美军撤离青岛。此后他随舰在太平洋海域执勤，并多次到达盟国港口。1951年，调入梭鱼号潜舰 (SSK-1)，取得了潜艇舰长资格，担任过副舰长。
1952年10月16日，卡特调入美国第一批核动力潜艇的研究工作，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Naval Reactors Branch工作了3个月。其间，研究项目负责人、后来被誉为“美国核潜艇之父”的海曼·里科弗上校，对他影响极大。里科弗是位勤奋出名和对下属要求极严格的人，在他的栽培下，卡特很快成了核反应炉技术专家，同时，他对卡特的严格要求，使得卡特在以后的日子，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1952年12月12日，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的乔克河实验室发生了堆芯熔化，数百万升高放废水淹没了地下室。卡特被派遣领导一支美国维护队伍，协助关闭该反应堆。美、加两国抢险人员必须身穿防护服（防止阿尔法辐射沾染）进入高通量堆芯工作数分钟以拆解反应堆部件。卡特后来在总统任期与卸任后，这一经历让他坚定了对原子能的态度，促使他签署总统令停止研制中子弹。卡特作为反应堆事故抢险人员，随后一年接受排泄物放射性检测与医学观察，为处于萌芽期的核医学提供临床数据。
1953年3月，卡特进入在斯克内克塔迪的联合学院接受6个月的培训，以进入美国第二艘核潜艇，也是唯一的液态金属钠反应堆的海狼号潜艇服役。但由于父亲去世，他决定退役还乡继承父业，1953年10月9日退役时军阶为海军上尉。美国海军预备役的身份一直保持到1961年。从军期间，卡特获得了美洲战区战功奖章、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奖章、中国服役奖章、国防部服役奖章。

经营花生农场
卡特回到老家普莱恩斯后，重操旧业种植花生，然后又经商买卖化肥。妻子除了照顾家务和孩子外，也帮他算帐、过磅，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经过刻苦钻研种田和经商知识，到七十年代中期，卡特农场已拥有土地3100英亩，资产总值100万美元。

乔治亚州州长
卡特关心和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他广泛地与群众接触，尽量扩大联系面，逐渐成为普兰斯镇的头面人物。1970年，被称为“乡下佬”的卡特竞选成功，成为乔治亚州第76届州长。
就任州长后，卡特以强调政府效率、社会生态学和消除种族隔阂而引人注目。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种族歧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最有代表性的行动就是把马丁·路德·金的肖像挂在州议会大厦里，并宣布起用黑人参政。他著手精简机构，大刀阔斧地把原来州政府的65个机构缩减为22个，以节约开支和提高办事效率。同时，他又对财政制度加以整顿，规定凡是需要经费的单位，一律重新申请并由政府重新审核，如开支不当，政府可以拒绝批准。他又采取了许多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资源以及加强法制的措施。这一系列做法，为卡特树立了“最有成就的州长”的形象。按当时该州的法律，州长只能任期一届，但4年州长任期期满时，他已有了一段可以用来竞选总统的资历。

总统
1974年，卡特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虽然缺乏一个全国性政治基地或重要支持力量，但他不懈的努力和有计划的竞选活动，使他获得大批南方选票，在1976年7月赢得民主党提名。来自南部的卡特选择北部明尼苏达州的自由派美国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为他的竞选伙伴，于1976年11月总统选举击败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这也是民主党最后一次在美国南部胜出并赢得全部选举人票。
1977年1月20日，卡特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就任后第二天便特赦了所有越南战争的逃避兵役者。任内重大事件包括：1979到1981年的伊朗人质危机，1979年的能源危机、三哩岛核事故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
卡特在总统任期内，力求加强其平易近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时，穿著及言谈均不拘形式，不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并避免总统的排场。然而尽管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均占有绝对多数席位，卡特雄心勃勃的社会、行政、经济改革方案还是在国会受到阻力，特别是受保守派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联合阻挡他的法案通过，这导致多次短暂的美国政府停摆。保守派认为他未能彰显和恢复美国社会价值，如堕胎合法化问题的处理（他接受最高法院堕胎合法化的判决），自由派则认为他无所作为。由于不能将其理想抱负变成现实，到了1978年时，他最初树立起来的声望便逐渐消失，其后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败选而连任失利。

内阁
外交
在外交事务方面，虽然卡特标榜的国际人权外交得到各方重视，但他的主要成就却是更为实际的“忍耐外交”。1977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了两项条约，使后者得于1999年底接管巴拿马运河，并保证其后该运河的中立地位。

1978年12月，卡特总统在未征询国会或要求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在台北市的美国大使安克志通知总统蒋经国。由于此举并不符合传统外交惯例，中华民国前外交部长钱复曾批评说这是无礼之举。而同一时间美国国会也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订立《台湾关系法》以取代《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假使台湾安全遭受威胁，美国有义务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卡特也在稍后签署该法案。1979年1月1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结束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官方关系，美国与中华民国之外交工作转由新设立的美国在台协会负责。1979年1月，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与卡特会谈。1979年4月，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USTDC）与美军顾问团（MAAG）撤销，最后一任协防司令林德少将于4月28日离台，至此，驻台美军全数撤离台湾。1980年1月1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终止。

1978年，卡特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同赴大卫营，使双方同意按协定来结束两国间自1948年以色列立国以来的战争状态。该协定规定两国间建立全面性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条件是以色列将所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1979年又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订新的双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在两个超级强国得以充分查核的条件下，建立彼此同等的战略核武器发射系统（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于1980年1月将提交参议院讨论的该项条约撤回）。然而这些外交政策上的重大成功不久，即因一次严重的外交危机，和对卡特政策的普遍不满，而黯然失色。
1979年11月4日，一群伊朗学生冲入驻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使馆人员扣为人质。学生暴行随即得到伊朗革命政府的支持，于是在被困外交人员问题上，美伊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卡特的反应是迎合拖延，尽量通过谈判方式寻求人质的释放，避免与伊朗政府直接冲突。这一态度起初得到美国公众支持，但在1980年4月美国秘密军事援救人质行动失败后，卡特未能取得人质获释，遂成为他一大政治包袱（人质直至1981年1月20日他卸任当天才获释）。1979年苏联进兵阿富汗，他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措施，禁止美国谷物输往苏联，并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卡特任内没有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卸任总统后在1981年8月马上到访了中国大陆，随后也多次到访中国。

内政
国内方面，卡特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引起广泛关切。自他上任以来，通货膨胀率逐年上升，1976年为6%，1980年已升至12%以上。失业率仍高达7.5%；波动的利率1980年竟两次达到20%，甚至更高。
1977年4月18日，卡特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现今美国所面对的能源危机“在道德上，和战争等同”（moral equivalent of war）。他呼吁所有美国公民节能减碳并在白宫安装了太阳能热水板，并时常穿著毛衣以抵消白宫暖气调低所减少的热量，可同时安装太阳能板的行为也被部分媒体批评所费不赀，而太阳能热水板也在1986年被时任总统隆纳·雷根下令拆除，而后转给位于缅因州的一所学院的食堂安置。

1978年，纽约州爆发“拉夫运河（The Love Canal）事件”，从1970年代开始，当地居民不断出现疾病征兆，孕妇流产、婴儿畸形、癌症等病症的发病率居高不下。经过政府调查发现原因在于之前持有运河的化学品公司将充斥著有毒废弃物的运河填埋覆盖而后转赠给当地政府发展为住宅区。同年卡特宣布紧急撤离在拉夫运河附近超过800个家庭，并拆除大约500间房子以及第99街学校和第93街学校，以对当地环境进行清理。卡特承认有许多与“拉夫运河”相同的案例存在于全国各地，且这些是“我们当今时代最严峻的发现之一”。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该法因其中的环保超级基金（Superfund）而又被称为《超级基金法》。
1978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面临财务危机，雇用前福特汽车总裁李·亚科卡担任总裁，亚科卡寻求美国政府援助，1979年12月国会通过克莱斯勒贷款法案（法律HR 5860，又名公法96-185），在1980年1月7日卡特签署同意后借出15亿美元贷款，拯救克莱斯勒公司。
1979年，卡特透过签署了克兰斯顿法案放宽美国啤酒行业的管制，这项法案修改了美国联邦货物税，即家酿酒出售时，其税务不同于大型酿酒厂的优惠。撤销管制让美国酿酒业得以繁荣腾飞。放宽管制使家庭酿造酒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幅增加，到2000年已经发展成一个美国文化中强大的工艺。

竞选连任失败
虽然在国内改革及经济政策上遭到明显失败，又有1979年的外交危机，他仍然赢得1980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美国人民对其执政能力的信任已跌至谷底，无可挽回，因此在当年11月的大选中，卡特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以压倒优势击败。

卸任生活
卡特卸任后沉寂了一小段时间，不久后他重新活跃起来，从事繁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1981年5月他出席了纪念杜鲁门总统诞辰的授奖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卸职后的第一次演说。7月初他首次批评里根政府的政策，指责它出售大宗武器使美国再次被称为世界军火商。8月底和9月初他应邀访问中国和日本。1987年他在第二次访问中国后说，他任内最欣慰的是促成美中关系正常化。他相信中国可以和平统一。

1981年10月，他前往埃及参加萨达特总统的葬礼。1982年9月，他接受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的聘请，任客座教授。后来他在这所大学建立了研究国际问题的卡特中心。1985年他先后发表文章和讲话，表示赞成里根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巴契夫举行日内瓦会议，主张两国达成裁减核武器协议，不赞成里根推动“星球大战”计划。1994年，他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谈判结束核武器的发展、与海地谈判权力和平移交、与波士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安排短期停火中，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2002年，卡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卡特一直有“模范卸任总统”之称，独立报曾经评论道：卡特总统不当总统时，比当总统时更称职；相反柯林顿当总统时，比他不当总统时更称职。

即使疾病在身，卡特对外交和政治活动热情不减，依然是美国政界活跃人物，并担任许多私下穿梭角色。2003年起十多年美国在中东展开反恐战争的大战略，卡特是反对者之一，认为美国在中东犯下战略失误和巨量资源错置浪费，并认为和中俄两国以平等相处尊重彼此的战略利益从而共管世界，才是最佳美国战略并能打造一个众人获利多赢的新世界，美国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来居高临下领导和改变别人的心态；压缩别人战略利益当作胜利的做法，最终将无以为继并遭致大祸。卡特的想法在美政界显得特立独行，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私交甚好，并声称俄罗斯接收克里米亚是“大势所趋，是众望所归”，与西方普遍观点大相迳庭引起哗然。2015年，在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轰炸伊斯兰国后，卡特将一份已在卡特中心网站公开的叙利亚战况地图副本交予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但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他改变立场，明确反对俄军针对泽连斯基政权的“特别军事行动”。
卡特晚年的核心思想认为，美国一直有一种“超人情结”，在设定一个远超自己国力的目标而拒绝面对现实，想围堵俄国甚至中国最终都将围堵失败；想改变整个回教世界的宗教、文化、政治价值观，最终也将改变失败。美国为了维持其霸权秩序盲目进行离岸制衡造成的大量人力物力的折损导致国内债台高筑和经济变差，对异质文化的蔑视与不尊重也让国际形象转坏，最终全无获利同时又将世界带入不可控的变局，而这变局最后让美国获利的机率微乎其微，反而是另一个或多个强权会趁机获利，最终反而是美国自己受到了战略压缩。
2019年1月，卡特表示希望柯瑞·布克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2024年8月，卡特表示希望能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投下一票。

晚年与逝世
2015年8月，90岁的卡特被证实患上肝癌，癌细胞已转移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他将会在亚特兰大一间医院接受治疗。卡特中心发表声明，指卡特早前接受手术，切除一块小肿块，检查后证实患癌。卡特会调整自己的行程，接受治疗。美国癌症专家表示，得知卡特接受免疫疗法抗癌后，目前接受默克药厂（Merck ＆ Co）的Keytruda以调动免疫系统对抗癌细胞。他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存活表示乐观，正在对抗已经扩散至脑部和肝脏的黑色素瘤，已经动手术切除肝脏，将针对脑部4个恶性黑色素瘤接受放射治疗。卡特表示，他已施打一次Keytruda。这种免疫疗法与美国药厂必治妥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的Opdivo类似，目的都是在抑制蛋白质PD-1的作用。PD-1蛋白质会让免疫系统无法发现与攻击癌细胞。不过药价所费不赀，一年得花15万美元。但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癌症中心医师派崔克（Anna Patrick）表示，尽管仅有4成患者对Keytruda免疫疗法有反应，但是对疗法有效的患者多能存活多年，免疫系统能受到良好控制。2015年12月6日，卡特发表声明说，医生在他做完最近一次脑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后，发现他大脑中的癌细胞已经消失。
2018年11月30日，在老布希过世后，卡特成为在世最年长的美国前总统。2019年3月22日，卡特超越老布希缔造之长寿纪录（94岁171天），成为最长寿的美国总统。
2019年，卡特多次跌倒并接受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2023年2月18日，经过一系列的短暂住院治疗后，卡特决定将剩余时间留在家中与家人团聚，接受安宁缓和医疗，而非额外医疗干预。10月1日，卡特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年满99周岁的总统。但他的妻子罗莎琳在庆祝96岁大寿和两人77年白金禧婚姻之几个月后的11月19日逝世。2024年10月1日，卡特迎来他人生中第100个生日，成为美国总统中的首位百岁人瑞，此外他还是卸任后在世时间最久以及婚姻持续时间最长的美国总统。
2024年12月29日，卡特中心宣布，卡特在乔治亚州平原镇家中逝世，终年100岁。

个人生活
卡特的嗜好包括绘画、飞蝇钓、木工、骑自行车、网球和滑雪。他对诗歌也很感兴趣，尤其是狄兰·托马斯 (Dylan Thomas) 的作品。在1977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卡特建议在西敏寺的诗人角 (Poets' Corner) 为托马斯 (Thomas) 设立纪念碑；这项建议后来于1982年实现。
卡特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Elvis Presley) 的私交好友，他和罗莎琳于1973年6月30日在普雷斯利于亚特兰大登台表演之前相识。在普雷斯利于1977年8月突然去世前两个月，他们仍保持电话联络。卡特后来回忆起1977年6月突然接到普雷斯利的电话，普雷斯利寻求卡特的总统特赦，以帮助 George Klein 的刑事案件；当时 Klein 只因邮件诈骗被起诉，后来被判串谋罪成立。根据卡特的说法，普雷斯利因为服用巴比妥类药物而几乎语无伦次；虽然他又给白宫打了好几个电话，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在普雷斯利去世的第二天，卡特发表了一份声明，并解释了他是如何“改变了美国流行文化的面貌”。

家庭
卡特有三个兄弟姐妹，他们都死于胰脏癌：妹妹歌莉雅·斯潘（Gloria Carter Spann，1926-1990）和露丝·卡特·斯特普顿（Ruth Carter Stapleton，1929-1983），弟弟比利·卡特（Billy Carter，1937-1988）。他是政治家 Hugh Carter 的嫡表弟，也是音乐家卡特家族的远房表弟。他与摩城唱片 (Motown) 创办人贝瑞·高迪 (Berry Gordy) 的关系来自于他们的白人曾祖父 James Thomas Gordy，James Thomas Gordy 与他奴役的黑人女子生了一个孩子。
1946年7月7日，卡特和罗莎琳·卡特在罗莎琳家族的教堂普莱恩斯卫理公会 (Plains Methodist Church) 结婚。两人婚后共育有三子一女。

杰克·卡特（Jack Carter，1947年7月3日出生），长子，政治人物，在2006年美国内瓦达参议院选举败给共和党约翰·恩赛。
詹姆士·厄尔·卡特三世（James Earl “Chip” Carter III，1950年4月12日出生），次子。
唐内尔·杰弗瑞·卡特（Donnel Jeffrey “Jeff” Carter，1952年8月18日出生），三子。
艾米·卡特（Amy Lynn Carter，1967年10月19日出生），幼女，进入白宫后才开始受瞩目，政治活动家。
卡特家族的长子杰克·卡特 (Jack Carter) 是2006年内华达州民主党提名的美国参议员候选人，输给了共和党现任议员约翰·恩赛 (John Ensign)。杰克的儿子杰森·卡特 (Jason Carter) 曾任乔治亚州参议员， 并于2014年获民主党提名竞选乔治亚州州长，输给共和党现任州长南森·迪尔 (Nathan Deal)。2015年12月20日，卡特在教授主日学课程时宣布，他28岁的孙子 Jeremy Carter 因不明原因去世。

著作
吉米·卡特共出版了21部回忆录、政论、诗集和小说，部分著作有中文版。

回忆录
《卡特回忆录 忠于信仰》1982，中文版1985新华出版社
《总统下野之后：卡特夫妇回忆录》，中文版1991陕西人民出版社
《卡特自传：从农场到白宫》，中文版2017译林出版社
《充实的一生：九十岁回忆录》2016（A Full Life: Reflections at 90）
政论
《为何不能出类拔萃》1975，无中文版
《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种族隔离》2006，无中文版
《美国道德危机 我们频危的价值观》，中文版2007西北大学出版社
诗集
《永远的估量及其他诗歌》1995

小说
《马蜂窝》2003年由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它写的是美国独立战争故事。《马蜂窝》里出现的一名政治人物：巴顿·圭奈特（Button Gwinnett）作为佐治亚州州长和《独立宣言》签署者之一，在不少读者眼里简直就是作者卡特心目中理想的政治领袖形象，或许跟他本人很相像。

参见
美国总统列表

参考资料
外部连结

（英文）吉米‧卡特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卡特中心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吉米‧卡特国家历史遗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白宫传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C-SPAN内的页面（英文）
（英文）吉米·卡特在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上的资料（英文）
（英文）吉米·卡特的Discogs页面（英文）


卡佩王朝

卡佩王朝（法语：Capétiens）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持续时间为987年～1328年，上承加洛林王朝，下接瓦卢瓦王朝。
卡佩王朝由雨果·卡佩建立，在法兰克王国灭亡后一度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王室，既使其本家在14世纪绝嗣了，但其广义上的后代依然大量的存在世界，卡佩王朝的支系瓦卢瓦王朝持续统治法国到1589年，而另一支系波旁王朝则掌控法国到1830年，在法国大革命后又由奥尔良王朝接替到1848年，时至今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仍是卡佩王朝的分支——波旁王室的后裔。
在卡佩王朝出现的三百多年的时间内，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盛期，不同于之前的农业革命、贸易复兴和城市阶级都相继出现，庄园制度和骑士的兴起，中央集权型的国家开始慢慢形成。卡佩王朝的存在使得高卢地区大部份的语言、经济和民俗达到了统一，迅速发展出了一个不同于法兰克文化的“法兰西文化”，让原本松散的高卢部落们拥有了作为法国人的民族意识，使得法国逐渐领先其它欧洲国家，先一步成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历史
起源
巴黎伯爵家族（后改封法兰西公爵）；他们曾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断断续续地出任法兰克国王。在加洛林王朝最后几个国王在位时期，该家族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卡佩”是卡佩王朝建立者雨果·卡佩的绰号。由于雨果·卡佩的父亲大雨果是图尔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因此“卡佩”（Cappet）一名可能源于“圣袍”（拉丁语：cappa）一词。

王朝的建立
自9世纪开始，北欧诺曼人频繁地入侵西法兰克王国，巴黎屡遭洗劫。885年诺曼人再次进攻巴黎，遭到强者罗贝尔之子巴黎伯爵厄德率领的巴黎军队的阻击。由于厄德在巴黎保卫战中声威大震，887年被推选为西法兰克国王。但诺曼人的威胁缓解后，厄德的地位不稳，遭到法国一些大封建主的反对。在经历了893年－898年的6年内战后，厄德死去，其兄弟罗贝尔放弃了斗争，臣服于那些大封建主拥立的加洛林王室的纯朴的查理，接受“法兰西公爵”的称号，领有巴黎、奥尔良、图尔、夏尔特尔等地，内战终止。
纯朴的查理统治晚年，内讧重启。罗贝尔被西部贵族拥戴为王，联合勃艮第公爵鲁道夫和韦芒杜瓦伯爵赫伯特，923年在苏瓦松击败了查理的军队，但罗贝尔也在此役中阵亡。查理后被赫伯特囚禁，罗贝尔之婿鲁道夫被推选为王（923年－936年）。鲁道夫死后无嗣，罗贝尔之子伟大的于格凭其实力完全可以继承王位，但他效仿昔日法兰克宫相故伎，专事幕后操纵，仍让查理之子继位。直到987年，加洛林末代国王路易五世死去，伟大的于格之子于格·卡佩被贵族和高级僧侣推选为国王，是为法兰西王国卡佩王朝的开端。

群雄逐鹿
于格·卡佩即位之时，王权仍然式微，贵族们各自为政，法兰西分为许多独立的公国和伯国。北部的诺曼底公国是911年纯朴的查理割让给诺曼人领袖罗洛建立的；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后，势力更盛。东北部的佛兰德尔伯国是863年左右秃头查理为了防御诺曼人入侵赐予鲍德温伯爵而建立的，该国与英格兰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公国是不列颠的布列吞人的移民建立的，不承认法王的权威。南部是亚奎丹公国和法国几乎不发生关系，该地区的人甚至不知道卡佩王朝。东部的勃艮第公国是根据843年凡尔登条约分裂出来的。南端的图卢兹伯国是法兰西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它和亚奎丹公国一样，长期保持者独立地位。
这些大封建主形式上承认法国国王为宗主，实际上完全独立，俨然为自己领地内的君主。而10世纪末的国王的权力仅限于被称为“法兰西岛”的王室领地之中，仅是一个南北长约240公里、东西宽约80公里的狭长地带，即使在该地之内也有封建主不服从国王的管辖，粗鲁、猥琐的骑士们桀鹜不驯，有的公然拦路抢劫。最初几代卡佩国王除了一顶尚有几分吸引力和几分神秘色彩的王冠之外，没有可与周边大封建主相抗衡的东西。这些卡佩君主居无定所，既没固定的行政机构，也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甚至国王本人也亲自参与打家劫舍。
于格·卡佩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即位之初便为自己的儿子虔诚者罗贝尔加冕。虔诚者罗贝尔为保证有男嗣继承王位，先后离弃了未能生育儿子的两位王后，第三位王后为之生了4名儿子。继承权的归属又成问题，经过残酷的宫廷斗争，长子继承制得以确立（如果长子早亡，则由次子继之，如此类推），这就确定了王位的有序传承。

攘外必先安内
路易六世身材肥硕，绰号胖子。路易六世既贪食又好色，年轻之时就大腹便便，据说原因在于其继母投放慢性毒药催他早死，虽然如此，其政绩还是不可抹杀。1108年路易六世继位之时，法兰西王权力量还很薄弱，法兰西岛的小领主们经常侵扰教会和修道院，盗窃谷物酒类。路易六世在主教和修道院长的申诉下，进行了无数次的征伐，弭平了地方小领主的放纵现象，加强了国王在王室领地内的权威。他支持城市公社运动，从而获得了“公社的父亲”绰号；御前会议，选拔忠于国王的市民、教士和中小封建主。到路易六世去世时，王室领地内的男爵们不仅认识到法国国王是他们的最高宗主，而且也是个实际统治者。此外，路易六世支持教宗对德意志皇帝的斗争，对教会友好，获得了“教会的长子”的称号。

12世纪卡佩王朝在王领之外一切活动中最富戏剧色彩的是路易七世的婚姻及其得失。1137年，路易七世冲龄继位。在路易六世生前的斡旋下，路易七世迎娶亚奎丹公国女继承人艾莉诺为后，按照惯例，公国本身作为随嫁品带入卡佩王室，这一联姻使得王室领地一夜之间成为王国境内最大者。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147年－1149年），有传闻说艾莉诺与她的叔叔安条克公爵普瓦捷的雷蒙同枕共眠。战后艾莉诺提出两人婚姻无效，路易七世1152年同意。八周后，艾莉诺改嫁后来成为金雀花王朝国王的安茹伯爵亨利，亚奎丹公国这份嫁妆也从法兰西王室手中转给亨利。此消彼长，英格兰王国领地随着法兰西王国王室领地重新退缩而膨胀，英法关系日趋复杂。此外，路易七世也在对布尔日总教区总主教的任命问题上与教宗发生了冲突，以路易的妥协告终。路易七世在位时期是法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之一，国内相对平静，旧城复苏、耕地扩大，文化上也有所进步（如经院哲学的先驱阿贝拉尔即生活在这个时代）。

与金雀花王朝的斗争
到12世纪晚期，卡佩王朝已经改变了原先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落魄形象，王权的威慑力和向心力已经有了较明显的增强。在此背景下，强势的君主也迎合了时代需要，腓力二世（1180年－1223年在位）注定成为这个典型的君王。在跑开了摄政势力和平定了香槟伯爵、佛兰德尔伯爵的叛乱后，腓力二世还设置了国王参政院、高等法院，对首都巴黎的扩建也倾注了大量精力，并对南法天主教异端阿尔比派进行讨伐。
腓力二世在位时期最大的成就是对金雀花王朝的斗争并开拓王室领地。腓力当政之初，王领地小，英格兰势力在大陆的膨胀成为法国君主权力的巨大威胁。早在路易七世在位时，法国就支持英王子理查的反叛行动；理查继位后，法方又怂恿其弟约翰倒戈；约翰继位后，法国又收买其侄布列塔尼公爵阿蒂尔一世与之为敌直至阿蒂尔于1203年被约翰所杀。通过这一系列的分化和军事行动，1204年法兰西岛以西的诺曼底、缅因、安茹、普瓦图以及布列塔尼等地已被纳入王室领地内。约翰对于失却在法国的大片领地一直于心不甘（他也因此获得“失地王”的绰号），于是联合佛兰德尔伯爵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等反法势力与腓力二世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214年7月，双方在布汶决战，法国方面最终获胜，佛兰德尔伯爵被俘。
后来英格兰贵族反叛约翰，以腓力二世的继承人路易王子（即后来的路易八世）娶了约翰甥女布兰卡为由拥戴路易为王，1216年，路易进入伦敦加冕，并得到苏格兰国王的承认。如按英格兰国王称号序列，他应被称作路易斯一世。但路易此举后来失去了其父腓力的支持。年末，约翰去世，其子亨利三世年幼登基，英格兰诸侯纷纷背弃路易而效忠亨利，路易在1217年林肯战役战败后不得不放弃宣称英格兰王位并回到法国。

圣路易
腓力二世死后，其子路易八世在位仅三年（1223年－1226年在位），在一次亲征图卢兹的阿尔比派时染病身亡。
为卡佩王朝的历史留下厚重一页的另一位国王是路易九世。路易九世在位时间虽然长达44年（1226年－1270年在位），但实际主政仅18年，前半段时期（1226-1252年）一直为其母布兰卡摄政和辅政。路易九世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鲜明的两重性特征。一方面，他对正统天主教以外的一切非正统信仰或异端均持排斥甚至绝不容忍的态度：如先后在1248年和1270年两次率领十字军劳师远征（均以失败告终，第二次远征时期因染病命丧突尼斯）；还对犹太人进行宗教迫害、协助罗马教廷严惩法国南方的异端。另一方面，路易九世在基督教内部却又处处宣扬和解精神，甚至与亚拉冈王国达成协议，主动放弃了巴塞罗那和鲁西永等地的宗主权，以及让英王获得了部分领地，作为英王承认自己的宗主地位的条件。在他看来，君主的权力和威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国土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取决于附庸的数量以及附庸本身的重要性。实际上路易九世在领土问题上也不是那种无原则的退让主义者，他仍是“最有效的为扩张国土而努力工作的国王之一”，他“决不放过一个缔结有利的条约和通过漂亮手段获得额外领土的机会”。路易九世在位期间，特别是在后期，法国经济繁荣，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呢绒、纺织、丝织和亚麻业兴旺。巴黎不仅是全国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还是西欧教育文化中心，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即在此接受教育。
使路易九世声名远播的主要是其虔诚的“圣徒”形象。据记载，青少年时代的路易九世热衷于将王宫摆满豪华家具，喜穿精美鲜艳服饰；不喜读书，却爱打猎、放鹰及各种娱乐活动；甚至有人指控他具有调情放荡的劣迹，直至其母亲为之娶了妻子才收心。但是正是这样一位浪子少年，在中年以后一改陋习，虔信天主教。路易九世在宫廷中恪守宗教仪轨，每天要做两次弥撒，午夜时分还要起床祈祷。他对圣物的崇拜达到了近乎痴狂的程度，因此他花费重金从拜占庭皇帝那里购得据称是耶稣当年使用过的物品如荆棘冠、圣矛以及耶稣受难时的十字架残片等等，而且还专门建造了闻名后世的小圣堂以供奉这些圣物。路易九世常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生活之中，还奉行苦行精神长期斋戒、衣着朴素。路易九世的虔信精神及其实践在其在世时即已博得社会民众的普遍敬仰，因此在他去世不久，人们就自发地称之为“圣徒”并纷纷前往他的墓地进行祈祷。1297年，教宗博义八世正是通谕封授路易九世为“圣徒”，并将其忌日（8月25日）作为天主教世界共同的纪念日。

腓力四世
路易九世之后的卡佩王朝还有6位国王先后继位，其中对后世法国影响最大的是腓力四世（1285年－1314年在位）。由于其兄长早死，腓力四世以幼子的身份承其父位，时年17岁。腓力四世性格孤僻，沉默寡言，但身材高大，长相俊美，因此人称“美男子腓力”。他迎娶香槟伯国及纳瓦拉王国女继承人胡安娜为王后，从而使王权在法国东部有了较稳定的基础，同时又使法国与西南方的纳瓦拉王国产生了数百年难以割断的联系。腓力四世又与英国方面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纷争，但其在位期间法国西南部的领地依然未能纳入王领。腓力四世还多次征伐因不满法国重税政策的北方经济重地佛兰德伯国。由于长期频繁的军事行动需要大量的经费，不健全、不规范的税收体制使得腓力四世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财政支持。因此，腓力四世驱逐拥有巨额财富的犹太人，并霸占了他们的财产；随后来自伦巴德的银行家们也遭到同样的厄运。1312年，在向教宗施加压力要求宣布圣殿骑士团为异端。而后腓力四世处决了骑士团大部分高层人员后将大部分骑士团财产划归己有。
腓力四世在位时期做出的最具持久影响的决策是对教会所奉行的强硬政策。13世纪末，为筹措战争经费并满足王室各种开销，腓力四世下令向一直享有各种免税特权的法国教士开征俗世什一税，此举遭到教宗博义八世的强烈抨击和抵制。为制造一种全民授权、全民支持的氛围，腓力四世于1302年在巴黎圣母院召开了由教职人员、世俗贵族和富裕市民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法国三级会议的始祖，而且是法国由割据君主制转向等级君主制的标志。1303年，法王派驻在意大利的宫廷大臣诺加莱在教宗驻地囚禁了教宗并大加凌辱，博义八世后虽被救出但旋即忧愤而死。此后教宗的威势江河日下。腓力扶植法国的主教登上教宗御座，并在1309年把圣座从罗马迁至法国境内的“飞地”阿维农，此后近70年，被称为“阿维农之囚”的教宗便为法籍教士和法国世俗权力把持。

王朝的终结
1314年腓力四世去世之后，其王位先后由其3个儿子继承。1328年腓力四世的第三子查理四世未留男嗣而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以前国王外甥的资格要求兼领法国王位，法国三级会议从古老的《萨利克法典》有关条文引申出一条“女性及母系后裔无权继承王位”的原则予以拒绝（这成为后来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的英法百年战争的一个直接原因；即使按爱德华三世的说法，也应以腓力四世长子路易十世的女儿让娜的后裔优先），同时推举腓力四世之弟瓦卢瓦伯爵查理之子腓力继承王位，称腓力六世，由此开创了瓦卢瓦王朝（1328年－1589年）。

君主列表
西法兰克王国时期
法兰西王国时期
于格·卡佩（原巴黎伯爵，后加冕）987年－996年）
罗贝尔二世（虔诚者）（996年－1031年）
亨利一世（1031年－1060年）
菲利浦一世（正义者）（1060年－1108年）
路易六世（胖子）（1108年－1137年）
路易七世（1137年－1180年）
菲利浦二世（1180年－1223年）
路易八世（狮子路易）（1223年－1226年）
路易九世（圣路易）（1226年－1270年）
菲利浦三世（勇敢者）（1270年－1285年）
菲利浦四世（美男子）（1285年－1314年）
路易十世（顽固者）（1314年－1316年）
菲利浦五世（1316年－1322年）
查理四世（美男子）（1322年－1328年）

世系

== 参考来源 ==


现代标准汉语

现代标准汉语，亦称新国音、国语、标准官话、标准汉语、华语，是一种汉语标准语与通用语，以北京官话为基础音、官话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与书面文体，广泛通行于华人地区。
现代标准汉语在各地有不同标准、称呼与地位，依通行地区分为多套标准：于中国大陆为“普通话”，为法定共通语言；于台湾为“国语”，扮演著实际官方语言角色；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为“华语”；在香港和澳门常称为“国语”或“普通话”，但常用度远不及粤语。
192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基于现代北方的官话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新国音”，以取代老国音，1932年经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被采纳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当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为实务上的官方语言，在新加坡则是官方语言之一，也是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群体除粤语外广泛采用的其中一种中文通用语，且作为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之一，成为汉语国家暨地区的非汉族、汉语方言使用者、外国人、华侨与华裔学习汉语的主要参照。
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与东南亚地区的“华语”在语音与词汇上存在一些差别。现代标准汉语在世界各地的口语中出现许多的腔调变体，如台湾国语和新马华语等；中国大陆更出现更多腔调变体，衍生出各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普通话”。

名称
现代标准汉语
现代标准汉语是现代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官定标准，基于现代北方汉语的文法和语音，做为官方、教学、媒体等的标准用语。然而“汉语”本身包含多种语言或方言，但所谓标准汉语却只是指官话北京语音。

国语
中华民国政府对其正式称谓是“国语”，教育部门多称中华民国国语文，由教育部终身教育司（第四科，阅读及语文教育科，2012年12月以前为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规范与推广。而香港和澳门也依然习惯称之为国语。
国语分广义和狭义，依据国立编译馆主编、正中书局出版的部编大专用书《国语》解释，大意为：

对外语来说，则国内各民族的一切语言和文字，可统称为广义的国语；
在本国，对方言来说，则指国家选定以北京地方的现代音系为标准音的标准国语，为狭义的国语，对内用以通行各地，对外作为国家语言的代表。
台湾自国民政府1945年统治以后使用国语作为官方标准。

普通话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普通话”，意为“普遍共通、普遍通用”之全国共通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以“推广普通话”为重要的政策之一。2000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港澳地区较常将“国语”一词作为现代标准汉语的称呼。在香港、澳门，粤语是通行语言也是政府工作语言，政府不强制推广普通话，不少中小学校以粤语为教学语言，但都教授普通话。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民间机构均通过不同方式推行普通话，但民间交流仍然使用粤语。在香港，粤语和英语已成为社会主流语言和定型语言，粤、英夹杂地讲话极为普遍。在政府部门、法律界、专业人士和商界里，英文是广泛采用的语文，但许多于香港营商或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经商的企业中，精通粤语、英语和普通话的三语人才都担任重要职位。香港、澳门过去分别被英国、葡萄牙所统治，殖民统治期间，国语或普通话不曾提倡及鼓励使用，但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会懂得普通话，后来主流使用广东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亦有时用“国语”称呼普通话，并针对少数民族开展讲国语运动。

华语
“华语”和“唐话”常用于海外华人。1960年代中叶以前，“华语”是东南亚地区对各种汉语族语言或方言的统称，例如马来西亚报章会把港产片（粤语）、厦语片（闽南语）、国语片（北京官话）一概称为“华语电影”；1960年代中叶后，马来西亚开始把“华语”专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语被排除出“华语”之列。马来西亚华语和新加坡华语的称呼沿袭了此一经过重新定义的“华语”。然而，在香港、澳门、海外华侨等地区，“华语”仍常常用来指多种汉语，对于以“华语”来专指规范化官话的用法，当地有些人会感到含混甚至不满。

发展历史
现代汉语的来源
元朝时，以中原音及大都话为基础，制定天下通语，作为标准语，成为北方官话。明朝初年时，以北方官话为主，参照南方下江官话，制定南京官话。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仍以南京官话为标准官话正音，但北方官话的影响力增强。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满汉双语制，汉语正音延续明代。实际上则仍用汉语为主。由于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关系，腔调逐渐染上以北京语音与北方话的腔调，经过时间生成了北京官话。现代汉语标准语定命于明清官话体系。北京音系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去之四声，而没有入声，例如“合”、“含”等字没有合口尾音，而且尖团合流，“箭”“剑”不分。
雍正六年（1728年）8月6日，雍正上谕内阁曰：

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书馆，教授官话。

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
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展“言文一致运动”以及文字改革运动，提倡废除汉字。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语改变主义者上田万年在日本作《国语与国家》的演讲，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称“国语是国家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他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机关“国语调查委员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语辞典》，通过国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标准日本语。不论‘国语’或‘普通话’，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称。1892年，受日本和西欧等国语言统一、教育普及的影响，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提出用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1898年，卢戆章的老乡林辂存向光绪帝上书建议“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国，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十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
清朝百日维新失败后，礼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摹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国书（满文）十二字头之法，创制“官话合音字母”为“北京话”注音，出版《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王照的京师拼音官话书报社，定官话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韵，四声，辗转相拼，得二千余音。包括京师语言，其取音用合声之法，与国书字头相表里。而字体则取汉字笔画，相合而成。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回国，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主张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吴汝纶称道王照的注音字母“尽是京城口声，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而得劐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光绪28年（1902），张百熙奏陈所拟学堂章程，奉准颁行，史称《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汉语的国语地位。
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清朝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的宣讲使北京官话在全国通行。通行本《圣谕广训直解》在官办新学课堂“中国文学”学科中，已被指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因“其文皆系京师语”，每星期应学习一次。这是北京官话和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前提。学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订的《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明确将“宣讲所”纳入各厅、州、县必须设立的劝学所建制中。有关规定也强调了与宣讲《圣谕广训》的衔接，内容要求与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圣谕之时，应肃立起敬，不得懈怠。……其学部颁行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则《圣谕广训》的白话解读本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一条线索。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书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
1905年，劳乃宣将王照的官话字母加以修正，作《简字谱》一书。1906年，卢戆章也赞成用京城语音统一语言。卢懋章的“京音”方案有字母63个（声母21个、结合韵母42个）。
1909年，清政府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1910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摄政王载沣，“官话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传习。从19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到1910年（清朝摄政王查禁官话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编印书籍6万余部。
1910年，资政院议员满人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窃维官话简字，旧名官声字母，本国书合声之制，取首善京音为准，发现于天津，实验于各处。拼音不过两母，故较东西各国拼法为易学易记；四等不分于韵母，故较中国韵学旧法为直截了当。”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连署此说帖的有严复等32人。此案通过提交学部。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上通过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其中包括“以京音为主，审定标准音，以官话为主，审定标准语”。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并提出语音以京音为主，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语词以官话为主，择其正当雅训者。章太炎指责北京音为“金元虏语”（这种说法被现代语言学家批评），为方言争地位。吴稚晖认为“南人则杂有苗蛮之音，然北人亦未尝不离胡羌之声……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团结各民族，提倡国语运动，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提到“本部现拟编定国语音韵标准”云云，广告多次发布。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计划成立读音统一委员会。12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及任务为：

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
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审定所有音素总数；
采定字母，每音素均以字母表之。
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吴稚晖任议长，王照任副议长，网罗全国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之权威专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最终参与表决的共44人。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的争吵打架，是明清南北两派正音传统的最后一次冲突。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大战。
这个会开了三个月，争论很激烈，结果是制定了三十九个字母，称为“注音字母”。字母的形式是采用笔划最简而音读与声母韵母最相近的古字。
拼音官话书报社的编译员、各号官话字母义塾的教员、教习、经理、赞成员等111人向资政院的说帖提道：

最后读音统一会决定以“每省区为一表决权，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读音统一会从清人李光地《音韵阐微》中选出6500多个常用字，以表决方式审定国音，编成《国音汇编草》，并拟订了一套注音字母。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的同音字，采取较为常用者，隔夜印发各会员，以便分省商定音读，用会中预备的“记音字母”注于字单上。次日开会每省提出一张记音字单，由注音员逐字比较各音的多少，而以该字最多数的音为会中审定的读音。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满文十二字头“合声法”标音的《音韵阐微·凡例》说：“世传切韵之书，其用法繁而取音难。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则用法简而取音易。”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
教育部令第75号：“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经该会会员议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并由会员多数决定常用诸字之读昔，呈请本部设法推行在案。”但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在于民智不开。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其《成立缘起》指出：“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仁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同人等到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惟既以白话为文，则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国语研究会五项任务为：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编辑国语刊物。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提出“用白话作各种文学”。1917年，吴稚晖依据《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将《国音汇编》改编为《国音字典》。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颁布第七五号令指出：“查国语统一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笔划简单的古汉字，音节的拼写采用声、介、韵三拼法。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则表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国语运动”的发展。吴稚晖仍然坚持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反对用罗马字拼音。傅斯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发表一篇长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写汉语。中华民国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
1919年，国语运动与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吴敬恒、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蔡元培、许地山、汪怡等人。经教育部指定张一聋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会员有刘半农及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等议案。9月，吴敬恒等人将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七千二百个汉字的国音和没有审定的同音字六百五十余个，总共一万三千七百余字，编成一部《国音字典》出版并由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同时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与普通音不合，且与北京人读书之正音不合，此类土音，当然舍弃，自不待言。”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于上海，议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定《国音字典》，即行颁布。”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并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被教育部以《训令第五十三号》颁发实行。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推动了新文学运动。黎锦熙的弟弟黎锦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干事，编写了《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并出任“国语专修学校”的校长等职，创作歌舞，亲自向儿童们普及国语。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连注音字母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其办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就是定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二、由教育部主持，请有真正科学的语音学训练的人去研究标准语里头所用的音，分析之后，先用科学的方法记下；三、由教育部主持，请语音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制配字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京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国音字典附录》:“凡遇原来注音有生僻不习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于普通音者。当然在采取之列。”《国音字典》只将声母和韵母拼定字音，不但没有指定何种方言可以作口头上标准之声调，就连纸片上的四声点也没有点进去。由于平上去入各地调値不一，在民国初年的“国语”及《国音字典》虽然有各汉字的声韵拼法，但对于声调的表现法却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在京音派持续鼓吹其主张之际，黎锦熙等人开始提出以北京声调为准则的意见。连原来主张废除五声的人也出来呼吁教育部从速公布国音声调的标准，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最好就用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22年8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以后，创制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风气更达到高潮。钱玄同式两种，赵元任式一种（1922），周辨明“中华国语音声字制”一种（1923）。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瞿秋白则批评这种现代汉语是“非驴非马”的新文言。翻译西方文学对国语的语法影响至深。鲁迅也认为接近欧化文法是必要的。国语是一种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新的语言体系。国语研究会出版会刊《国语月刊》。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

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又把社员叶谷虚提出的《请审定一种罗马字拼音制度案》转送筹备会。于是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国语统一筹备会另组成一个叫做“国浯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推举了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等十一位当委员，负贵起草和拟订方案。1924年至1925年，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人每月在东方饭店聚会研讨，最终发明了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这是最早的汉语拼音。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提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仿造英语语法。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出版。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1925年9月，刘复在赵元任家发起组织在京的音韵学家学术讨论的“数人会”，成员是：刘复、赵元任、林语堂、汪怡、钱玄同、黎锦熙。除刘复外，其余的都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从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开了22次讨论会，“数人会”终于议决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9月14日，正式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决议通过，呈交教育部。11月9日，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作非正式公布。布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宣言》第一次明确宣告：“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著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论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制订并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布告决定推行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所修订的国语标准音，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1928年北师大教授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代理主席沈步洲指定王璞、张士一等27人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指示：“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1931年北京大学公布《国文学系布告》，分散文、诗歌、小说和戏剧四组。胡适、周作人和余平伯担任担任散文指导教员；徐志摩和孙大雨担任诗歌教员；冯文炳担任小说教员。新文学运动的老教授退出教学一线以后，罗常培和魏建功接棒从事国语推广，并在1936年合拟了文学系课程纲要。
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指定北平语音为国语拼音和声调的标准，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国音常用字汇》序言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说明，“所谓以现代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京中市井土语与京中通用之官话不同。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采取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1938年3月，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中国辞典编纂处，所长黎锦熙。
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准照国音的《中华新韵》。往后的国语系统及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中华民国此时期的国语系统。
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指导儿童练习国语，熟谙国语的语气语调和拟势作用。”

1949年后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官方语标准（分别为普通话系统和国语系统）沿不同的轨迹发展。台湾的《国语审订表》和中国大陆《普通话审音表》有所差别。此外，在东南亚等华人地区，有源于国语系统的华语系统。
台湾于1945年开始以中华民国的新国音作为国语标准。之后的语音，依使用人群，常混有台湾闽南语、客家或原住民口音。
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北京音为标准音，决议用“普通话”来称呼汉语标准语。会议对普通话的内容作了定义式的规定，除了继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外，新增加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两项内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机构的解释，“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不称为“国语”是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尊重。普通话仍以北京音为基础，与（老派）国语相比，在单字的发音上几乎相同，但在听感（涉及到语调等）、词汇上又有不同。自1950年代起，各时期普通话的特点亦有所变化，两者已有一定的区别。1950年8月，国家出版总署组建新华辞书社，着手编写《新华字典》，由钱玄同的学生、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主编。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音体系和《国音字典》一致，在文白异读上，较《国音字典》来说更注重口语音。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10月，在国务院领导下召开的全国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任务。1956年，国务院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国务院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语言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始编纂《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是继1930年代《国语字典》后最权威的现代汉语工具书。1958年，几经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代替已经推行40年的注音字母。1956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历经八年编成《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及“续编”“三编”，1963年合并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总表初稿》，奠定普通话语音规范的基础。198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组织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展第二次普通话审音工作，以《总表初稿》为基础，形成《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此表1985年由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是普通话语音的现行国家标准，是普通话推广普及的基础依据。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跨世纪奋斗目标，计划在2010年以前在全国初步普及普通话，下世纪中叶在全国普及普通话。1992年国家语委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草案）。八五计划期间，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由“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努力使普通话成为学校的校园语言，成为党政机关的工作用语，成为交通、邮电、商业、旅游等公共服务行业部门的主要服务用语，成为省、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用语。部分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率先普及普通话。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根据《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等规范字形，根据《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规范词形，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范读音等，出版了“新的有特色的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11年10月28日，新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是词的声音。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继续要求：“坚持说普通话，能用普通话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小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接着，教育部等15个单位向全国发出《大家都来说普通话的倡议书》。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认为学校更是贯彻“说普通话、写规范字、正确使用汉语拼音”的主要园地，认为“学生从小养成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与习惯，才有可能真正推动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进程”。
在东南亚华人社区，“华语”特指现代标准汉语，而不指东南亚华人最常见的母语（几种汉语南方方言）或其他北方方言。东南亚华语的标准语大致继承老派国语-普通话的体系，但是当地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推广标准汉语以来，已经出现具当地特色的华语，如新马华语。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发音、词汇甚至语法往往带受母语方言和非汉语（如马来语及英语）的影响，与国语、普通话有一定的差别。

投票轶闻
网络流传西南官话、吴语、粤语以“一票之差”败给北京话，差点当选为现代标准汉语。然而，北京话自清末以来在北京一直就是官方话，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从未以投票形式决定官方话。投票传言的来源之一是1913年（民国2年）2月15日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举行的读音统一大会，会上以一省一票的机制对6500个字的“国音”进行投票审定，但并无将任何方言票选为国语的议程；另一来源则是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惟会上代表一致赞成将北京音定为官方音，亦没有投票。
美国也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很相似的传说，称为米伦伯格传说。传说美国首位众议院议长，本身为德裔美国人的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投了关键的一票，令德语以一票之差未能成为美国的国家官方语言。这个传说也已经查证为虚构。

地位
现代标准汉语是中华民国与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新加坡是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之一。

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重要政策，并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过去，方言的使用受到限制。近年来，这种限制有所放开，各个地方电视台方言类节目层出不穷，不少城市有方言类新闻节目和电视剧，但多以娱乐类为主，例如安徽台的情景喜剧《我爱饭米粒》、重庆台的《雾都夜话》、《生活麻辣烫》；上海台的情景喜剧《啼笑往事》；苏州台的《民生在线》、《施斌聊斋》等；南通台的《总而言之》；吉林台的《红男绿女》；湖南经视的《一家老小向前冲》；江西台的《松柏巷里万家人》等。为提升普通话普及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推行“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运动，致使一些学校某些时期出现了禁止学生讲方言的情况。有观点认为，一面倒的“推普政策”致使九十年代生的小孩子无法流畅使用方言，只懂说普通话，方言和地方文化的传承出现断层，可能会灭绝。有些观点则认为，“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交流，也便于外国人与不同地区中国人交流。但方言承载着大量的口头文学遗产，例如苏州评弹、河南豫剧、绍兴越剧、成都川剧、温州南戏等曲艺或戏曲都诞生于方言基础。消灭方言将导致这些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临灭绝。并且方言是乡情的纽带。人为割断这种纽带，可能会加速地方性传统文化的破坏。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徐晓萍表示，推广普通话和使用传承方言并不矛盾。
山东大学学者钱曾怡认为，方言本身就是一种地域文化，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我国丰富悠久的地域文化借方言传承；同乡之间、家人之间的亲和力，也常由方言维系。应在“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普通话跟方言互相补充、共同繁荣。
改革开放以前，习惯说普通话的人很少，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使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随著推普的持续进行，以及近年来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作用，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很大的变化。截至2021年，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72%，比2000年的53.06%提高了27.66个百分点，完成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发达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但日常生活中本地人间多以方言交流。普通话甚至变成异乡人后代的主要语言。更有人指“普通话教学”即是“母语教学”，此番言论更激发方言保护者的舆论挞伐。关于“是否应该推普”、“推普同时是否要限制方言使用”、“推普是否必然造成方言萎缩”等问题，在民间一直有争论。
在许多特定场所，如大型机构、地级以上政府部门、高等院校，规定普通话是唯一的正式语言，一般不会在这些场所中使用除了普通话外的其他方言。但是局部的村镇由于本地人占多数，官方仍以当地方言作一般交流。各地的本地人在公共场合与外地人交流多使用普通话，当地人之间交流一般使用方言，然而对于199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来说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北方使用冀鲁官话、晋语的部分地区的许多城市和南方个别城市，已经出现一些当地年轻人不会说当地方言，只会说普通话的情况；在其它地区，城市年轻人的母语也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方言表达能力相对上一代有不同程度的减弱，即使讲方言也会偶尔夹杂普通话。
普通话与北京话有些许差异。在经济发达的深圳、上海等城市，普通话普及率高，但日常生活中本地人多以方言交流。在普通话逐渐侵蚀方言的背景下，就连以往的区域强势方言——四川话也未能幸免，出现了老派与新派的分歧。而老派方言者在逐年减少，新派方言者逐年增加，使得目前的四川话与普通话的互通程度，相对以往来说更高了。
在包头、乌海等新兴移民城市，由于第一代定居者来自全国各地，因此从第二代移民起形成了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群。
普通话在乡村的普及率较城市低，但逐年提高。乡村方言保留着比较多的古汉语词汇，某些方言词汇无法用普通话准确表达，甚至有时普通话被村民认为是场面上的“官话”，有时说普通话会被嘲笑是“拿腔拿调”。

台湾
根据国语推行委员会统计，台湾能听讲国语人口达90％（中国大陆的普通话普及率约九成）。台湾目前的政策是推广母语，但由于先前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与大众媒体的强势作用，包括电视节目、电视广告、出版物等使用的语言仍然以国语为主。
根据语言学家洪惟仁于台铁主要车站的调查，除了部份小型车站以外，国语的使用量大于40%，台北、桃园等北台湾大车站甚至超过60%，并且有向其他地方语言扩张的趋势。

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属香港时代，英语长期是香港唯一法定语文；直至1971年，中文才定为另一种法定语文。中英两种语文并行之法律地位，是由《香港法例》第5章《法定语文条例》确立，但它并没有说明中文是以何种书写或口头方式表达，例如粤语、普通话抑或繁体中文。1997年香港交接后，中文和英文仍是香港法定语文，同时，特区政府提倡两文三语，书写中、英两文。语言则说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三语。香港立法会会议或政府新闻发布会等行政人员一般用粤语和英语回应，如有需要，会有传译员提供粤语、英语、普通话三种语言的同声翻译。政府部门网页设有繁、简、英三种版本。社会上，粤语和繁体中文具主流地位，不过随着与中国大陆交流增加，香港人对简体中文认识逐渐增加，部份人因方便而使用简化字，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越来越多。
中学教育方面，特区政府推行母语教学政策（除英文、英国文学等科目外，使用粤语授课），但保留一百多所全面采用英语授课的中学，但教中文、中国文学等科目会使用中文（粤语），学校另有普通话老师教学生普通话科，让学生学习。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考试提供中英两个版本的试卷（中国语文、中国文学、中国历史、英国语文、英国文学等科目除外）。近年港府提倡以普通话教中文（普教中），部分学校于是推行普教中计划，不过，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争议。支持人士认为普教中能使“听、说、读、写”统一起来，减少文言用词及广东俚语入文，提高学生普通话能力和整体语文水平等，反对者认为粤语已在香港通用超过百年，处绝对的母语地位，在缺乏普通话在社会实践（例如立法会、施政报告）、普通话师资欠培训的情形下强推普教中会适得其反，使学生不明白课堂所授，结果语文能力不升反跌。而以粤语教授古代经典和文言文会能读出入声，较少同音字，学生会更容易吸收。

澳门特别行政区
澳门主要语言是粤语、葡萄牙语及英语。

新加坡
在新加坡，华语是四种官方语言之一。自新加坡1965年建国以来，双语教育即成为主流教育体系的基石。所有新加坡学生除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外，还必须修读所属族群的“母语”课程。新加坡推行以英语为主、族群“母语”（实际上是政府规定的族群的共通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基于国家发展和族群团结所作出的选择。至21世纪初，英语已成为本地强势语言，主导日常生活、大部份工作及跨族群交流，接近为实质上的“国家语言”（法律上的国语仍是马来语），并在未来有著取代族群“华语和其他语言”的可能性。
在新加坡华族社群，华族学生必须接受“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体制，在基础教育阶段修读十到十二年的华文课程。但相对于英语应用能力，华语在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只是单科，教学时间有限，本地学生听说能力还行，“读写能力”却不断弱化。到了现在，新加坡华人时不时在华语夹杂英文，甚至出现了不会说华语而只会说英语的情况，被习用华语的华人戏谑地称为“香蕉人”。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国语是马来语，此外英语也是官方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皆为受承认的教育语言。多数马来西亚华人和不少马来人都会讲华语，马来亚独立后，国民型华文小学和华文独立中学都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而大多数的国民型华文中学也规定华语为必修科。在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广华语之初，马来西亚华人带有浓厚方言腔、低音阶的马国式华语口音被新加坡华人称为“联邦腔”。
如今，华语的推广至今已经在整个大马华人社区持续了三代以上，广泛的流行亦加速语言的异变，政治上的不同，加上地理位置确实和两岸三地有一段距离，当地特色的马来西亚华语已经成型。

音系
现代标准汉语基本沿袭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但各地标准略有差异。现代标准汉语的音系常用音节作为分析单位，一个音节往往对应一个汉字，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

声母
不包含零声母在内，现代标准汉语的声母如下表所示：（部分分析不承认龈颚音的独立地位，而将其视为软颚音的同位异音，详见现代标准汉语音系）

韵母
近代汉语根据介音把韵母分为四类，称为开齐合撮四呼：

开口呼：无介音，开头为/a/、/ɤ/等母音（汉语拼音：a, ê, o, e；注音符号：ㄚ、ㄝ、ㄜ、ㄛ）。
齐齿呼：以/i/作为开头介音（汉语拼音：i；注音符号：ㄧ）。
合口呼：以/u/作为开头介音（汉语拼音：u；注音符号：ㄨ）。
撮口呼：以/y/作为开头介音（汉语拼音：ü；注音符号：ㄩ）。
现代标准汉语的韵母组合列表如下：

注释：
“知”、“蚩”、“诗”、“日”、“资”、“雌”、“思”等字的韵母称为“空韵”。注音符号以单独的ㄓ、ㄔ、ㄕ、ㄖ、ㄗ、ㄘ和ㄙ表示发音，如需特别表示韵母则写作“ㄭ”（），而汉语拼音则统一用i标示。
北方腔调的汉语有“儿化音”，注音符号会将“儿”字独立标音为“ㄦ”；汉语拼音作为韵尾的时候写成“r”且与前一字组成一个音节。例如：门儿（menr）。
uo／ㄨㄛ在b／ㄅ、p／ㄆ、m／ㄇ、f／ㄈ之后拼为o／ㄛ；例如：
“博（bó／ㄅㄛˊ）”、“婆（pó／ㄆㄛˊ）”、“魔（mó／ㄇㄛˊ）”和“佛（fó／ㄈㄛˊ）”。
注音的ㄧㄡ、ㄨㄟ和ㄨㄣ等韵母，汉语拼音将其写成iu、ui和un，其实际上分别为iou、uei和uen的缩写；例如：
“牛（niú）”、“归（guī）”和“论（lùn）”。其他缩写和改写规则参考相关条目。
iai／ㄧㄞ的韵字很少：
中国大陆将iai／ㄧㄞ并入ia／ㄧㄚ而不用。
台湾继续使用，但仅限于“啀”、“崖”、“睚”、“娾”和“厓”。

声调
现代标准汉语中，除轻声外共有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超音节发音
现代标准汉语在读词句时，字的发音会有一定的变化，例如变调、轻声和儿化。

记音
传统
由于汉字不完全表音的特性，从古至今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记音法。最早的汉语字书中采取同音相注的直音法，中古时期受悉昙学影响产生了以上字之声切下字之韵的反切法，这两种注音方法作为数千年间记录汉语发音的通例，留下了对于音韵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量材料。然而这两种古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反应汉语的音系。
此外，亦有等韵图等方式以描写汉语音系。

近代
16世纪后，随欧洲与中国的交流，以拉丁文译写，
19世纪至20世纪，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汉字拉丁化方案，如威妥玛拼音、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汉语拼音等。
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兴盛，除了以拉丁文进行转写的方案外，还产生了由章太炎参考日语片假名，以篆字为基础创制的注音符号。
另外，速记系统也在汉字记音历史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现代
20世纪，一些意见认为汉语应该走抛弃汉字的汉字拉丁化道路。这个意见认为中国之弱就在于汉字难读、难写和难认，所以抛弃汉字才能使中国变强。所以汉语拉丁化要先简化汉字、最终则是用拉丁字母来书写汉语语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8年推出标准汉语拼音方案，因为最终目的是不要让幼童有中文方块字的包袱，所以将注音符号中的21个声母都指派一个拉丁字母来表示，比如说c=ㄘ、q=ㄑ、x=ㄒ、z=ㄗ和zh=ㄓ都是比较特殊的强制性规定，而韵母则由注音符号转写为拉丁字母。但是由于注音符号在创制时，为了配合开齐合撮的等韵传统，所以规定ㄧㄢ不念ian而要念ien；相对的ㄩㄢ也不念üan而念üen。这些转音规定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时仍然留下影响，比如淹就拼yan而不是如威妥玛式的yen。由于汉语拉丁化运动采取的是汉语标准语的语音系统，因此汉语拼音得到了运动支持者的重视。但完全以汉语拼音取代汉字的汉语拉丁化最后被彻底放弃，技术上是基于汉语包含非常多同音字和词，汉语拼音无法提供足够分辨的线索而徒增沟通困难。而更根本的是，使用文字与国家强弱的关联有限，过去认为汉字不利于扫盲的观点被实际扫盲成果否定，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也否定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所说）之类的文化不自信的观点。
随著中国大陆的发展，汉语拼音的标音系统在国际间也越来越盛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现在也部分采用汉语拼音。2009年起，台湾的中文译音也采用了汉语拼音。

语法
现代标准汉语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指现代优秀作家、理论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代表性优秀作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论著和国家发布的各种书面文件如法律文本、通告、政令等。1898年，马建忠以印欧语系的语法为基础，发表了第一本汉语语法专著即《马氏文通》，从此奠定了所谓的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
国语运动以及新文学运动以来，不少语言学家投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初期有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以及后来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朱德熙《语法答问》。如《新著国语文法》的最大特点是在最大程度上仿照英语语法。《新著国语文法》在民国时代讲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中，影响最大。在以上专家语法的基础上，国家教育系统颁布一类教学语法。教学语法又称学校语法。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号召人们学语法、修辞和逻辑，从同一天起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力编写《汉语》和《文学》教科书。从1954年初拟订，全国语法学界和广大语文教师共同努力，花了两年半时间经过试教、修改、审订终于形成《暂拟汉语教学语法》1959年得以颁行。期间张志公和王力编写《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供中学语文教师参考。“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是共和国的第一个教学语法系统，尽可能集中各家语法研究的成果而又便于进行基础教学的一个语法系统。根循《暂拟系统》，1955年至1957年陆续编写出版了初级中学《汉语》课本，1959年又根据《汉语》课本,改编、出版了《汉语知识》。1981年,全国语法学界在哈尔滨举行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研究修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84年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讨论，对《暂拟汉语教学语法》进行了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制定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中的语法系统成为了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蓝图。胡裕树、黄伯容、张斌编写的各类称作《现代汉语》的教科书。
现代汉语语法是句式使用“主谓宾”的结构，经常使用“的、地、得”，以及甚少语气助词。现代标准汉语虽然摒弃了文言文的表达方式，但在许多官方或正式文件仍遵从这种方式。而在其他许多华人社会的现代文章中，经常会用到曾经历几个朝代全国各省通用文言文中的通用字、词或成语以令句子更为简洁文雅，如之（的）、其（他）、甚（很）等等。

地方差异
北京话、普通话、国语、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有少许差异。要注意的是北京方言并不属于一种标准语，因为它是未经整理和标准化的北京城区方言。以上的几种标准语都是以北京话这种方言为基础来进行标准化的产物。

标准口音
语音方面，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而不是“以京音为主、也兼顾其他方音”，语音标准是就整体而言，并非北京话每个音都是规范和标准。国语、普通话、华语三大系统内部还存在“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上说，汉语标准语构成了汉语的一种大类“方言”。即使是标准，三地也有区别，如“消息”一词。中国大陆“息”读轻声，台湾读二声，新马同台湾（如同“休息”的“息”字读音，音同“席”）。
国语的情况与之相似：老派国语、新派国语都是被视为标准的；华语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学习普通话及口音的有无与出身地域与教育程度有相当关系。不标准的普通话古称“蓝青官话”，蓝青即是暗指发音夹杂方言口音。
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以普通话为例，绝大多数汉语使用者，包括许多播音员，其普通话都是带有口音的。但事实上，许多人普通话的发音方式和口音用词上偶尔违反了“中国国家语言文字标准”。

明显受方言或其它语言影响的普通话，一般都会视为带有口音。例如，声调系统与普通话声调系统差异过大，或有过多的字发音不准。但台湾的取音不同与中国大陆，如“垃圾”、“崖”，国语读“ㄌㄜˋㄙㄜˋ/lèsè”、“ㄧㄞˊ/yái”，普通话读“lāji/ㄌㄚㄐㄧ˙”、“yá/ㄧㄚˊ”。
官话内部的一些方言，使用时基本不影响交流。而这些方言是否被视为带有口音的标准普通话，则因人而异。例如，通常所称的“京味”、“东北味”普通话，实际上是北京方言和东北官话。

词汇差别
台海两岸在某些习惯用语上，经过长时间的隔绝，也有某些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中，有些是因为中华民国国语保留了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所使用的一些语汇，而这些语汇在中国大陆则由于种种因素而不再使用，或者是比较少使用。例如：

“里”、“里长”：里相当于中国大陆的社区，而里长相当于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台湾也有社区一词，但不用在法定行政区划上。
“邻”、“邻长”：邻相当于中国大陆的村民或居民小组，而邻长相当于小组组长。
以下的例子中，在括号内的词都是中国大陆的替代用词，例如：

“次长”（中华民国文官体制，次长约略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部长）
“班级导师”（班主任）
“学艺股长”（学习委员）
等，这些词语都是1949年以前的常用词，也继续在国语中经常使用。但是，中国大陆则是使用其他词语来替代。
“先生”、“小姐”、“太太”、“老板”、“男士”、“女士”等1949年以前的常用称谓词语，中国大陆在1949年至1979年一般避免使用，改革开放后逐渐重新使用。
国语与普通话的词汇相比，国语的词汇除了融入部分台湾闽南语、客语或“日语”（大部分透过台湾本地语言进入日常用语非直接受日本影响）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较多的古语词，如“定谳”。国语的另一个特点是保留了一些1949年前中华民国使用的词语。由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在台湾各地成立许多眷村，各省或帮派间词汇亦有少部份成为国语的词源，例如条子（警察）、马子（女性，女友）。国语中亦出现很多国字头的词语，如国乐、国文、国中、国字、国立、国粹等，其“国”字可能代表：国民、中华民国、国家、或者是中华传统文化等。
同样地，中国大陆由于宣传上强调“人民当家做主”，故名称多有“人民”字样，如人民政府、人民路、人民警察、人民医院、人民公社（已废除）、人民公园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许多新名词，如“武斗”“批斗”“知青”“老三届”“自卫反击战”“下海”，然而这些用法在1980年之后渐渐减少，同时一些1949年前的旧称呼重新出现。现今的网路事件也造就许多新词汇。
此外，两岸对新名词的不同译名也是词汇差异的一大来源，特别是在于新出现的科技等词汇上。港台多称“原子笔”，在中国大陆多称“圆珠笔”。虽然中国大陆和台湾在20世纪中叶分隔后交流较少，然而由于内地与香港并未隔绝，香港还是有相当多的词汇引入内地南方，如广东也是称作“原子笔”。自198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术语的不同，两岸词汇的分歧更加明显。
同样使用简化字的地区，如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用词的习惯也稍有不同。正体中文的文献，如果仅在文字上转换为简化字形式，根据规范的要求，通常还不算作简体中文。现在，“现代标准汉语”的三个名称恰好体现了地方用语的差别，如“普通话”（中国大陆、港澳）、“国语”（台湾、港澳）、“华语”（马来西亚、新加坡）。
以上的差异用词，一般使用时，对方都能大概理解。在近几年随著网路交流、电视娱乐节目变得普及，两岸三地的用词开始有重新融合的趋势。譬如“粉丝”对追星族、球迷、影迷的统称；诸如此类，都是在两岸三地，自1980年代开放接触与交流之后，文化呈现的融合之势。

参见
中国语言、语言列表
汉语
老国音
新文化运动
现代标准汉语拼音对照表、汉语拼音、通用拼音、注音符号
推广
中国大陆：推广普通话
香港：两文三语
台湾：国语运动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
其他地区：中文热

注释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连结
汉语拼音方案
沈炯：普通话与北京语音
普通话语音


洛厄尔天文台

洛厄尔天文台（英语：Lowell Observatory）是位于亚利桑那州旗杆镇的天文观测台。在美国，洛厄尔天文台是最老的天文台，因此在1965年被指定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最初，这个天文台只有一架迄今仍开放给民众使用24英吋克拉克望远镜，每年大约有70,000名游客在白天先参加天文台安排的导游活动，晚间再透过克拉克望远镜以及其他的望远镜观赏夜空中奇妙的美景。它是由波士顿的望族洛厄尔家族的天文学家帕西瓦尔·洛厄尔建立的，并且有一阵子是由他的第三代堂兄盖伊·洛厄尔掌管，现在受委托的管理人是威廉·洛厄尔·普特南，是建立起长远委托制度的罗杰·普特南的儿子与创建者帕西瓦尔·洛厄尔的孙外甥。
天文台目前有在旗杆镇的两个地点设置了一些望远镜，主要的机构设置在旗杆镇正西方的火星丘，最早的24英吋克拉克折射望远镜和建筑至今仍开放做为公共教育的场所，但已经不从事研究工作了。这架望远镜在1896年建造时花费了20,000美金，是由在波士顿的克拉克父子光学望远镜公司组装好，再经由铁路运送到旗杆镇。 同样位于火星丘上的还有发现冥王星的13英吋望远镜，克莱德·汤博用这一架望远镜在1930年发现了冥王星。
本天文台用在研究的四架望远镜都在旗杆市西南方12英里，有著漆黑夜空的安德森台地，包括72英吋的帕金斯望远镜（与波士顿大学共管）和42英吋的约翰S.海尔望远镜。本天文台和美国海军天文台是合作伙伴，因此NRL的海军原型光学干涉仪（Navy Prototype Optical Interferometer, NPOI）就位于此地。天文台还有一些较小的研究用望远镜分别位在有历史性的火星丘和澳洲、智利等地方。本天文台目前正在建造的4.2米发现频道望远镜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是与发现传播集团合作的。

探索频道望远镜
本天文台正在与发现传播集团合作，在亚利桑纳北方邻近快乐杰克之处兴建一架新的望远镜。这架望远镜座落于莫可扬山脉的可可尼诺国家森林保护区边缘，估计这是在美国本土上第五大的森林，是特别允许洛威尔天台的天文学家进入的新研究区域和在现行的管理下能更有效的高效率利用。发现传播集团和研究的项目将聚焦在情报资料和教育上，并持续的在电视节目上做天文学、科学和工艺的传播发现传播网（中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另一方面，本天文台的探索频道望远镜预期会对教育和经济的状态有著意义重大的冲击。

进行中的研究
本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使用地基的望远镜、飞机和太空中的望远镜，在太阳系和尖端的天文物理等领域内，广泛的主导著研究。在许多仍在进行的研究中，像近地小行星、海王星外的古柏带巡天、太阳系外行星的搜寻（跨大西洋系外行星搜寻计画）、长达十年的太阳光度稳定性研究、和在遥远的星系内各种不同类型恒星形成和演化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天文台的成员为顾客设计和建造望远镜或是使用本天文台和世界各地的望远镜。例如，本天文台的员工为同温层红外线天文学望远镜（Stratospheric Observatory for Infrared Astronomy，SOFIA）建造了尖端的高速照相机。SOFIA是美国和德国太空总署合作的计画，将一架波音747 SP改装，并在上面安装了一架2.5米的望远镜。

著名的发现
克莱德·汤博在1930年发现冥王星，在2006年之前认为是太阳系的第九大行星。
维斯托·斯里弗在1912至1914年间，广泛的研究星系的退行速度，这项研究最终导致宇宙膨胀的认知。
在1977年共同发现天王星的环。
发现哈雷彗星光度变化的周期。
发现已知的最大三颗恒星。
发现冥王星有大气层。
确认冥王星两颗卫星的轨道：Nix和Hydra。
在甘尼米德上发现氧气。
在天王星的三颗卫星上发现冰冻的二氧化碳。
发现第一颗海王星特洛伊小行星。
证实HD 209458 b的大气层含有水蒸气。

参考资料
外部连结

官方网站
洛厄尔天文台的Facebook专页
YouTube上的洛厄尔天文台频道
洛厄尔天文台的Instagram帐户
洛厄尔天文台的X（前Twitter）账号
洛厄尔天文台的TikTok账号
发现频道望远镜（英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lagstaff Clear Sky Clock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orecasts of observing conditions covering Lowell Observatory.


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希腊语：Πλούταρχος，拉丁语：Plutarchus，约46年—125年），又译蒲鲁塔克，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οἱ βίοι παράλληλοι；常称为《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留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

生平
约于克劳狄一世的执政时期，生于希腊中部的军事要塞维奥蒂亚（Βοιωτια）的喀罗尼亚（Χαιρώνεια）。家境富裕，曾到雅典学习修辞、数学、哲学；并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担任祭师，该职位为终身制，他是两位之一。广游地中海地区，到过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及小亚细亚，并到罗马讲学，结识不少权贵。然一生钟情家乡，大部分时间在喀罗尼亚渡过，专注写作、教学，他的声名不胫而走，曾被哈德良帝任为资深长官。

作品
现存的《比较列传》有46篇是成对的（一个希腊人物比较一个罗马人物，例如亚历山大大帝比较凯撒），另有4篇独立成篇。普鲁塔克在书中表明，该书的目的并非记载历史，而旨在说明人的性格如何决定命运。除了《列传》，普鲁塔克也留下大量杂文，后世学者习惯总称为《道德小品》（拉丁文：Moralia） ，现存70多篇，部分疑为伪作，这些杂文的题材广泛，趣味盎然。

接受史
普鲁塔克生前广受爱戴，死后声名不坠，不论基督教神父或是非基督徒作家都推崇其作品。普鲁塔克的著作颇为完整地保存在拜占庭的图书馆，论传世作品的数量，他在古代作家中算数一数二。在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开始刊印他的作品，尼德兰学者伊拉斯谟促成首部印刷版普鲁塔克文集的出版，并将《道德小品》其中一篇《论谄谀》译成拉丁文，献给英王亨利八世。
1559年，翻译家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将《列传》译为法文，1572年再将《小品》译出。这是最重要的普鲁塔克译本，也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翻译作品之一。蒙田读的正是雅克的译本，他受普鲁塔克影响甚深，有人称他为“法国的普鲁塔克”。当时普鲁塔克在法国算得上家喻户晓，据说剧作家拉辛曾向路易十四朗读《列传》的章节，连戏剧家莫里哀的著名喜剧《女学究》（Les Femmes savantes）也提到普鲁塔克。
1579年，诺斯（Thomas North）将昂约本的《列传》转译为英文，据学者考证，不少莎剧都取材自诺斯本的《列传》，包括《安东尼与克莉奥佩屈拉》（Antony and Cleopatra）和《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
19世纪西方学术界开始重视历史的真实性，普鲁塔克的叙述被批评为不尽属实，因此受到冷遇，读者数量大减。到了现代，学术界才对普鲁塔克的作品重新估价 。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普鲁塔克. 希腊罗马名人传（套装共3册）. 史家名著书系. 由席代岳翻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 ISBN 9787546366210 （中文（简体））.
Plutarch (1993). Essays.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Ian Kidd; translated by Robin H. Waterfield. Penguin Classics. ISBN 978-0-14-044564-0.（英文） [序文介绍了普鲁塔克在西方的接受史，另附实用的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普鲁塔克的作品
Plutarch的作品  - 古腾堡计划（英文）
互联网档案馆中普鲁塔克的作品或与之相关的作品 （英文）
 来自普鲁塔克的LibriVox公共领域有声读物（英文）
英仙座数字图书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英文）
LacusCurtius中的“Plutarch”（英文）
Didot edition of Plutarch's works in Greek, with Latin translation (1857–1876): vol. 1 (Lives, pt. 1), vol. 2 (Lives, pt. 2), vol. 3 (Moralia, pt. 1), vol. 4 (Moralia, pt. 2), vol. 5 (fragmenta et spuria) (also via BN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英文）
二手资料
Karamanolis, George. Plutarch. 扎尔塔, 爱德华·N  (编).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英文）
Plutarch of Chaerone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y Jona Lendering at Livius（英文）
The International Plutarch Society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11 May 2008.（英文）
The relevance of Plutarch's book De Defectu Oraculorum for Christian Theology (Ploutarcho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lutarch Socie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英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即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家象征之一）；左上角镶有五颗黄色五角星的红色旗帜，旗帜图案中的四颗小星环绕在一颗大星右侧呈半环形，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概要
该旗的设计者是来自浙江瑞安的普通公民曾联松。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取得胜利，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发出了征集国旗图案的通告，曾联松设计并提交了他的国旗样稿。在2,992幅（一说为3,012幅）应征国旗图案中，曾联松的设计被选入38幅候选草图。经过多次讨论和少量修改，他的设计被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以后历次宪法均作同样规定。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按动电钮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1990年6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于同日通过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的第2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并于1990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国旗法》不仅规定了国旗的制法、悬挂场合及悬挂方式，还强调了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因此每个公民与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

历史
1949年7月4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决定发出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修改审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于7月15日到26日间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和《天津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该启事中列出了国旗图案的注意事项：

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
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形式为长方形，长宽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
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草案中曾使用“以赤色为主”，周恩来后来将它改成了“以红色为主”）
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曾联松在阅读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后，决定设计一幅国旗图案。时值七月中旬，他在自家的阁楼上开始设计国旗图案。他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以五角星作为自己的标志，而且中国共产党又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进而决定用五角星来象征它。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一文则指出当时人民由四个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因此他决定用四颗小五角星来象征由四个社会阶级组成的人民。在确定了五颗金星的位置和大小后（他曾设想在旗面的中心置放五颗金星，但因其在视觉上过于局促、凝滞而放弃），他于八月中旬将自己的设计“红地五星旗”寄给了筹备会。
截至8月20日，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共收到了2992幅（一说为3012幅）国旗图案，郭沫若、陈嘉庚等筹备会成员也提交了他们设计的样稿。这些应征图案在临时选阅室内进行了展示，评选委员会从中精选出38份草图，并将之汇编入《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给新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曾联松的方案最初并未入选，后来在田汉的主张下才被收为“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根据小组讨论的意见去除了类似苏联国旗的锤子镰刀的标志。
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了国旗方案，但并未形成定论。23日当晚，彭光涵向周恩来推荐了32号图案；周恩来对该设计感到满意，并要求彭光涵绘制较大的图样。两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座谈会，说明了他赞成红地五星旗的理由，并在与会代表间取得了共识。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决定采纳红地五星旗方案，并将其改名为“五星红旗”。

9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国旗的图样和制法说明，提供社会各界制作使用。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首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由女缝纫工赵文瑞缝制，她在9月30日下午1时完成了这项工作。另外有国旗、国歌、国徽评选委员会的秘书彭光涵，北平市国营永茂公司的宋树信等两种说法。曾联松最初并不敢确信五星红旗是他设计的，因为在公布的图案中，大五角星上没有镰刀和锤子。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后来给他寄送了公函，正式告知他就是国旗的设计者，并随信附带了五百万元（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五百元）旧人民币作为酬谢。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至今，五星红旗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定国旗。

设计
含义
其样式：旗面为红色，长方形，长和高为三与二之比，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三，居左；四星较小，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一，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之中心点。国旗旗面之红色象征革命。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显出光明。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代表着围绕一个中心的团结。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曾联松最初对国旗的描述中，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人民，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中国人民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五颗星呈椭圆形状，乃是当时中国国土（包括外蒙古）的秋海棠叶形状；五角星使用黄色则是因为中华民族是黄色人种。
1949年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这也是国旗目前最为准确的官方定义。
为什么建国时会选择五颗星，有说法认为：“作为历史学家、军事家的毛泽东经常阅读记载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史记》《汉书》等书，中国传统的数术学和天文学都认为五星聚会或五星联珠会给中国带来好运。因此他之所以选择五星红旗作为国旗，是因为它很好地兼顾了中华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与现实革命、艺术与当今政治的关系。”，这一观点常常将五星红旗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一起作为文化传承的见证。
有时候，五颗星会被误认为是代表中国的五大民族，这其实是与五色旗的含义混淆了，后者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在1912年－1928年使用的国旗；其中的五种不同颜色分别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

方案
曾联松的方案是“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1949年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了国旗方案，但并未形成定论；会中有代表觉得32号方案中的四颗小五角星提法不妥，认为不应提到资产阶级。毛泽东和大多数代表起初都赞成一颗星一条横杠的复字第3号图案，但张治中后来向毛泽东表达了他的反对意愿，认为一条横杠有分裂国土、分裂革命之嫌疑，而且更容易使人联想到孙悟空的金箍棒而不是它本应象征的黄河。23日当晚，彭光涵向周恩来推荐了32号图案，而周对该设计感到满意，并要求彭绘制较大的图样。此外，陈嘉庚也曾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建议，认为政权特征比地理特征更为重要，因此无需坚持使用象征黄河的横杠。

标准
规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在1949年9月28日公布了国旗的制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四条规定，制作国旗的企业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指定。国旗的长宽之比为3:2。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GB 12982-2004：国旗》标准中亦给出了国旗的制法说明。

尺寸
《国旗法》还给出了国旗的五种尺度规格。其中，一号国旗主要用于大型运动会的开幕或闭幕仪式，以及作为大型会议场的背景旗。二号国旗适用于15米以上高度的旗杆上；三号国旗一般悬挂于10至13米高的旗杆；四号国旗用于9至10米高的旗杆。五号旗常用作一般不挂在立地旗杆上。在五种规格之外还有六号和七号国旗常用作彩旗、导游旗等。八号国旗主要用于手摇旗、串旗等。九号国旗可以用作会议桌旗。

颜色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GB 12983-2004：国旗颜色标准样品》规定了国旗所使用的颜色。该标准按照CIE标准照明体D65和CIE 1964补充标准色度系统（xyY10）给出了下列的色度数据。旗杆套为白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九条规定，网络使用的国旗图案标准版本在中国人大网和中国政府网上发布。网络使用的国旗图案标准版本的色彩如下（PNG源文件中的sRGB色彩）：

 红色 #ee1c25
 黄色 #ffff00

礼仪
升旗仪式
在举行升旗仪式时，应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参加者应面向国旗肃立并行注目礼，军人敬军礼，少先队员敬少先队礼。国旗应该早升晚降，在恶劣天气时可以不升挂。当企业旗帜、校旗、区旗等其它旗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时升挂时，国旗应该挂在显著的位置，其它旗帜则挂在国旗的两边，高度比国旗低。全日制的中小学，应在假期以外每周举行一次升旗仪式。

优先行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
不过在2017年7月30日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行列中，中国共产党党旗领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2019年10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式上，也同样出现党旗领先于国旗的情况。此举被认为违反《国旗法》的规定。但也有人认为，由于系阅兵仪式，《国旗法》第十一条亦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升挂、使用国旗的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按照法条竞合原则，第十一条被官方作为特殊规定适用，亦是党旗领先国旗的主要原因。
2020年《国旗法》修订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升挂、使用国旗的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下半旗
下半旗是公众表示哀悼的重要礼节，为当今世界上通行的一种志哀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14条第1款规定，特定人士逝世时，应下半旗志哀。其中包括在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军委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正国级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对世界和平或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等。下半旗的日期和场所由国家成立的治丧机构或国务院决定。此外，根据《国旗法》第14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在不幸事件或严重自然灾害导致重大伤亡时，亦可由国务院决定下半旗志哀。
下半旗时，应当先将国旗升至杆顶，然后降至旗顶与杆顶之间的距离为旗杆全长的三分之一处；降下时，应当先将国旗升至杆顶，然后再降下。据统计，截至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建国后曾下半旗约50次，其中47次为中外政要。另据《人民日报》历年报道，从1953年至2012年，天安门广场不少于17次为外国元首和政党领袖降半旗。此外，为悼念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中的遇难者，全中国及驻外机构也降下过半旗。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公祭日期间，纪念地点也会下半旗志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除了在全国性的志哀活动中下半旗之外，还曾为香港旅行团在马尼拉被挟持事件、香港南丫海难及大埔公路双层巴士翻侧事故中的遇难者下半旗志哀。

使用地点和场合
天安门广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这面五星红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是用五幅红缎子拼接压制而成，黄星采用黄色绸缎。1951年7月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这面国旗拨交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国大典上的旗杆高22.5米，原本要求旗杆与天安门城楼等高（35米），但当时条件有限，未能达到要求。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在1991年更换过一次，新旗杆高30米。原来的旗杆于1991年改造后立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2007年拆装后于馆内库区收藏。2011年6月21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重新对公众展出。
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经历了几个阶段。建国初期，升旗仪式由北京市纠察总队负责，而升旗任务由北京市供电局实施。1977年5月，北京市卫戍部队接替了升国旗任务，由3人负责升国旗，时称“国旗护卫班”。1982年12月28日原武警北京总队第六支队十一中队五班进驻天安门，负责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仪式。1991年2月23日，天安门广场扩建国旗基座，武警北京总队六支队十七中队（即天安门中队）开始担任升降旗任务。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仪式》正式实施。1992年12月，在原来国旗班的基础上，扩建成立国旗护卫队，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二师十四支队二大队六中队。2018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和军乐团取代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国旗护卫队，开始担负国旗护卫任务。2018年1月1日7时36分，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首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执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国旗护卫队不再负责升降旗任务，番号同时撤销。
在武警国旗护卫队时期，按照2001年3月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仪式组织管理办法》规定，天安门广场应当每天升挂国旗。分为节日升旗仪式和平日升旗仪式。每年元旦、春节、五一、十一和每月1日实施节日升旗仪式。节日升旗仪式由武警国旗护卫队38人、军乐团62人实施，行进时吹奏《歌唱祖国》，升旗时吹奏《义勇军进行曲》。平日升旗仪式由国旗护卫队38人实施，升旗时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录音。在武警国旗护卫队执行时期升国旗时，《义勇军进行曲》共演奏3遍，时长2分7秒，与太阳经过地平线的时长对应。降旗由国旗护卫队单独实施，没有音乐。
自2018年1月1日解放军接替武警国旗护卫队执行国旗护卫任务起，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旗仪式有了一定的变化。根据安排，每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按126人编队方案实施，其中护旗队员96人、礼兵30人，分别着14式陆海空军礼服。护旗队由前至后依次为国旗组3人、陆海空军分队长3人、陆海空军队员90人。队员90人编为6路15列行进队形，分准备、迎旗、护旗、升旗和返回5个步骤，全程10分钟。重大节日升国旗仪式，一般参照每月1日升国旗方案执行，特殊情况根据任务需要增加编队人数、鸣放礼炮。每日升旗时一样演奏《义勇军进行曲》（与此前安排一致），但升旗程序有一定变化，先由护旗队行进至国旗杆基座位置，到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长仍保持2分7秒。国歌完整演奏一遍（此举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国歌必须完整演奏一遍的要求），升旗时长为46秒，升旗前由3名分队长下达“向国旗——敬礼”的命令。升旗结束后，护旗队将会返回，返回时演奏《歌唱祖国》。护旗队出场时不演奏音乐，以彰显仪式的肃穆庄严。每月1日、重大节日升国旗同时增加号手和礼兵的迎旗环节，期间由军乐团8名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演奏《升旗号角》。平日升国旗由66人编成，国旗组6人，分队长6人，队员60人编为4路15列，分护旗、升旗和返回3个步骤，全程8分钟。降国旗则全年按66人编队方案实施，列队形式和行进动作与平日升旗仪式相同，不安排伴奏。每日升降旗时间以北京天文台提供的北京每日日出、日落时间为准。

其它场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对国旗的升挂场所或机构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出入境机构、港口、火车站和其他边境口岸、边防海防哨所属于每日应升挂的场所或机构。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各级委员会则属于在工作日升挂的场所或机构。全日制学校除寒暑假和星期日外，都应升挂国旗。此外，《国旗法》的第七、八条亦对其他情况下国旗的升挂作出了规定。第七条规定，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和春节，各级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体应当升挂国旗。第八条规定：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大型展览会，可以升挂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根据《国旗法》制定了《船舶升挂国旗管理办法》，规定：中国籍船舶中50总吨及以上的船舶，航行在中国领水以外水域和香港、澳门地区的船舶，以及公务船舶都应当每日悬挂中国国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港口、锚地的外国籍船舶，也应当每日悬挂中国国旗。该办法还规定了不同长度的船只应当悬挂的国旗尺寸。

中国的航空公司中只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可以在飞行器上喷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此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士兵国防服役章和警官礼服臂章都有中国国旗的图案。1951年发行的中苏友谊万岁奖章也含有中国国旗和苏联国旗图案。

台湾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华民国国旗作为国旗开始在台湾使用至今。在当今的台湾，因为两岸政治原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自己使用外，使用五星红旗的往往是为了一定政治或者商业因素。经历保钓运动的外省人或本省人第二代子弟，或是近年大量移民台湾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陆配，依亲等），如陈映真跟王津平与王晓波等人参与的中国统一联盟很早就公开打出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口号，在海外或者台湾本土打出了五星红旗的旗号。在十一国庆或者台湾光复节的时候，曾有人开著挂著五星红旗的车在街上游行，著名例子有台北的戴忠和台南台湾共产党主席，前民进党党员王老养。另外，在台湾名胜日月潭，曾发生一游览船业者为了吸引中国大陆籍游客，在船尾悬挂五星红旗。而有台湾旅馆为了对大陆游客表现友好，也开始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而国立成功大学也多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与中华民国国旗并列悬挂，以迎接中国大陆访客。中华民国共产党以五星红旗为党旗。台湾的极左派团体中华爱国同心会也经常在台北101等公众场合展示五星旗。2017年10月1日，中华统一促进党成员在张安乐带头下身穿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并标示为“我的国旗”的外衣，在台北街头游行示众。

其它华人地区
随著改革开放，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移民海外，改变了当地华人的结构；很多华人团体开始庆祝十一国庆，并在海外的中国城和华人众多的地方升起五星红旗。

太空和月球
1994年，美国华裔宇航员焦立中执行STS-65任务时将中国国旗带入太空。神舟五号任务中，中国人首次将五星红旗带入太空；嫦娥三号首次将五星红旗带至月球，国旗展示系统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项目之一。

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9条：“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19条：“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规定，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
自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的使用及保护以国旗及国徽条例订定。该条例第4条禁止展示或使用破损、污损、褪色或不合规格的国旗。第5条第（2）款规定国旗必须按照附表1所列规格制造。第6条第（1）款禁止国旗或其图案展示或使用于商标或广告或私人丧事活动，否则依据第（3）款，如未经合法授权或并无合理辩解违反之，即属犯罪，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非法用于商标或广告可处第5级罚款，而非法用于私人丧事活动可处第2级罚款。第7条规定，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年。
自从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澳门的使用及保护以第5/1999号法律订定。该法律第5条规定国旗或其图案不得展示或使用于（1）商标或广告；（2）私人丧事活动；（3）行政长官限制或禁止展示或使用国旗或其图案的其他场合或场所。依据第九条，焚烧、毁损、涂划、玷污或践踏国旗，构成对国家象征的不尊重。第九条也规定，以言词、动作或散布文书、又或以其他与公众通讯的工具，公然侮辱国家象征，又或对之不尊重者，处最高3年徒刑，或科最高360日罚金。依据第11条，违反第5条规定者，可罚澳门币5千元至五万元罚款。

类似旗帜与标志
五星红旗的颜色、布局及内涵与苏联国旗相仿，五角星为社会主义国家（如北韩、越南等）常用标志。但苏联和朝鲜国旗的长宽比例为2: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国旗采取3:2比例。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称，新加坡国旗的五角星是为了照顾华族民众希望效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国旗上加五颗五角星，惟代表意义不同。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会标的整体造型也与五星红旗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曾经使用的关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右方下角加饰关徽的旗帜。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曾使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添加原招商局旗上水波纹的旗帜。香港与澳门区旗上也有五星图案。

参见
注释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旗帜文化网（中国国旗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简体中文）
网络使用的国旗图案. 中国人大网. 2021-01-01  [2021-01-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02） （中文（中国大陆））.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天安门升降国旗时间（简体中文）
国旗护卫队在线（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简体中文）
五星红旗的文化历史底蕴（简体中文）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图话国旗、国徽、国歌诞生始末（国旗篇）（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简体中文）
世界旗帜网上的Chin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英文）


史记

《史记》，最早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任职太史令的司马迁（太史公）编写的纪传体史书，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二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全书包括本纪12卷、世家30卷、列传70卷、表10卷、书8卷，共130卷，52万6500余字。该书原稿约在西汉末年佚失，目前存世最古的史记残卷是日本京都高山寺藏中国六朝抄本；存世最古的完整史记为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宋“景祐本”《史记集解》（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及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刻《史记三家注》。
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的史识，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同时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书名由来
《太史公书》最初无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传》、《太史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代开始，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作者与成书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在周朝时世为史官。虽然自春秋时期就失去官职，司马谈却把修撰史书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指春秋鲁哀公十四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吕思勉认为《史记》当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极大部分并非司马迁所作，而是司马迁抄篡古书所得，《序》和《论赞》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为其父亲司马谈所作，无法加以考证。

史料来源
简牍。《谍记》、《五帝系谍》、《世本》、《尚书》、《秦记》、《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春秋左传》、《春秋》、《国语》、《战国策》、《离骚》、《天问》、《韩非子》等；
档案。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迁当任太史，因此能见到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
见闻。比如文中有诸如“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等；
游历。比如文中有诸如：“余尝西至崆峒，北至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五帝本纪》）；“余登庐山”（《河渠书》）；“吾过大梁之墟”（《魏公子列传》）等。

内容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全书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卷（篇）。其中，〈本纪〉记载“天下”统治者的事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周代的诸侯国和汉代的王侯贵族事迹，“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史记》各篇结构大致由引言、正文和评论组成。〈书〉有引言、正文和评论，〈表〉只有引言和正文表格，〈本纪〉、〈世家〉和〈列传〉只有正文和评论：正文前是引言，记述写作动机；正文记述历史事件、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是评论，通常以“太史公曰”为开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史记》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马迁殁就有十篇散失。当时补缺而知其名者有十八家之多，但唯存西汉博士褚少孙之作。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后人补之，如《孝武本纪》摘抄于《封禅书》。

文学风格
《史记》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不虚美、不隐恶”，善写奇节及壮采伟行，也善于讽刺和暴露现实，有所寄托，善写悲壮，笔锋带感情，抒发愤思，爱憎分明，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长于叙事，善于铺叙及渲染气氛，把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故事化，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制造戏剧场面，气势雄奇，富于变化，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
《史记》善于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用对比、衬托手法强化人物性格，选择历史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并善于细节描写，以琐事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
《史记》文词精炼，词汇丰富，语言精切浅白，有精粹的语言艺术特色，善用虚字，语气传神，并善用民歌与谚语。句式则灵活多变，长短错落，骈散并用，具参差之美。
司马迁为了让每篇传记避免重复、具备统一审美价值和更加完整，遂创造了崭新叙事手法“互见法”来撰写《史记》；“互见法”即是将一个重要人物的事迹透过不同地方分述，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事件分述于不同地方，但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版本
现存最古老的《史记》残卷为日本藏南北朝时期的抄本残卷。而最古老的完整版史记为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宋“景祐本”（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及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刻《史记三家注》。
白话文版则有韩兆琦译注的《新白话史记》（简体字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繁体字本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张烈等人译注的《史记》（简体字本由贵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由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
其他工具书则有哈佛燕京社编《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编《史记索引》、李晓光、李波编《史记索引》、钟华编《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编《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等。
现罗列历代重要善本如下。

十四行本。刊刻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半页十四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不等。原刻本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仅存六十九卷。南宋覆刻本一百三十卷（有别本补配）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刊行。
十行本。《史记》的最早刻本刊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半页十行，每行十九字。今已亡佚。北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国子监据淳化旧本重刊，即后世所说的“景祐本”，流传至今。原刻本（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史记三家注》（简称“黄善夫本”）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南北监刻二十一史本（简称“监本”）
明朝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本（简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
清朝乾隆年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简称“武英殿本”或“殿本”）
清朝同治年间张文虎整理，金陵书局刊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一百三十卷（简称“金陵局本”）
民国初年张元济编辑，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史记（简称“百衲本”）

目录
本纪
表
书
世家
列传
流传状况
据《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开发表了《史记》，后因怨望被汉宣帝腰斩。司马迁的《史记》在汉朝、三国期间属于禁书，官民不得自由阅读，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东汉明帝、魏明帝曹叡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而且《史记》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10篇被删去，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记》的版本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
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汉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汉明帝刘庄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其后派人召见班固，再次问他对司马迁的看法是否故意投其所好，班固否认。这时汉明帝指，司马迁这人思想很有问题，不是忠臣，汉武帝治过他的罪，他就在史书里把汉武帝写得很不堪；虽然别人都说司马相如浮薄无行，但总比司马迁强。
魏明帝曹叡亦曾批评过司马迁，认为司马迁因为受过宫刑而著《史记》贬损汉武帝，令人痛恨，但大臣王肃却肯定司马迁善于叙事，乃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王肃称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了《史记》后，阅到《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后，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由于汉武帝的毁损，流传到曹魏时代的《史记》，其中的这两篇《本纪》，只有目录，而没有具体文字。王肃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撰写“不隐恶”，令汉武帝恼羞成怒，故迫害司马迁。
此外，自董卓死后文学家蔡邕因同情董卓被下狱，太尉马日䃅为此向王允求情，但王允指当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结果司马迁却写下诽谤汉武帝的《史记》，流传后世，影响极坏。如今朝政不振，事态多变，类此蔡邕的士人绝不可让他们在皇帝身边记录重大事务，否则将来受到非议的，只会是那些反董的士人，由此可见时人对《史记》的看法。

注疏
历代对《史记》的评注主要有三家，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常与《史记》共同刊行。
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是有清一代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近代有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较为著名。当代有韩兆琦的《史记笺证》，以三家注和《史记会注考证》为基础，是史记注释详尽之作。以下罗列历代部分重要注家。

影响
文学方面，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三苏，明代归有光，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均受《史记》影响。后世传记的体制，以及在传记之后用论赞表达作者见解的形式，都源于《史记》。而《史记》人物及相关历史事件，成为后世小说、戏曲、诗词的写作素材。

评论
班固批评《史记》，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干宝对《史记》不满，《史通·二体篇》：“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遗也。”又“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刘知几曾说：“自战国以下，辞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刘知几甚至说《史记》将寓言、神话、传说当作史料，“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夫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
周亮工在《尺牍新抄》中表示：“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生，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参见
司马迁
二十四史
史记集解
史记索隐
史记正义
剑桥中国史
漫画史记

参考资料
研究书目
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上海：开明书店，1948）。
藤田胜久著，曹峰、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吕世浩著，《从《史记》到《汉书》－转折过程与历史意义》，台北市：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ISBN 986021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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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燕起：《史记与中国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ISBN 7516169307。

外部连结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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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史记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史记》在线阅读（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史记》全文（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繁体中文）
《史记》全文（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繁体中文）
《史记》全文（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简体中文）
《史记》在世界数字图书馆上的资料（简体中文）


通化市

通化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市境东接白山市，北界吉林市，西北达辽源市，西南邻辽宁省抚顺市、本溪市、丹东市，东南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地处长白山腹地，浑江上游，中部为龙岗山，南部为老岭。浑江自东往西贯穿中部，南部鸭绿江为中朝界河，北部有辉发河及其支流大沙河、一统河、三统河，市人民政府驻东昌区。通化为国民政府时期安东省省会，其境内的集安是高句丽旧都，现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通化属于东北亚经济圈腹地，是中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大口岸之一，边境线长203.5公里，是中国批准的边境开放城市，为吉林省第五大城市，东北东部最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同时也是吉林省距出海口最近的城市，素有“人参之乡”、“中国中药之乡”、“优质大米之乡”、“葡萄酒之乡”和“滑雪之乡”的“五乡”之美誉。通化市内有玉皇山森林公园、大型滑雪场。

历史
光绪三年（1877年）设治，始称“通化”。“通化”二字为浑江旧称佟佳江的音译（满语：ᡨᡠᠩᡤᡳᠶᠠ
ᡠᠯᠠ，转写：Tunggiya ula），也含有吉祥祈福和文治武功之意。“通化”的 “通”字，含有贯通之意，“化”字则为教化，也就是要用 所谓的“仁德、仁政”之类去教化百姓，含有“通归王化”的意思。县城驻浑江西岸的头道江（现通化市东昌区）。
1946年2月3日，通化市万余旧满洲国关东军旧部在国民党人员鼓动下发动武装暴动，称为通化事件。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共军队和朝鲜义勇军将日军旧部镇压。事件导致四千余人伤亡。
近年在通化市辖区内发现秦汉时期辽东燕秦汉长城遗址群。

区划沿革
1931年为通化省省会
1942年由通化县析置通化市（县级）。
1945年为满洲国首都
1945年至1949年为安东省省会。

1954年，设通化专区，专署驻通化市。原辽东省所属通化（驻通化市）、柳河、海龙、辉南（驻朝阳镇）、靖宇、抚松、长白、临江、辑安等9县划归通化专区。
1956年，原由省直辖的东丰县划归通化专区。辖10县。
1958年，原由省直辖的通化市划归通化专署领导。将东丰县划归四平专区。撤销长白县，设立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海龙县迁驻梅河口镇。通化专区辖1市、8县、1自治县。
1960年，撤销通化县，并入通化市；撤销临江县，改设浑江市（驻八道江镇）。通化专区辖2市、6县、1自治县。
1962年，恢复通化县（驻通化市）。通化专区辖2市、7县、1自治县。
1965年，辑安县改名为集安县（驻集安镇）。
1970年，通化专区改称通化地区，地区驻通化市。辖通化、浑江（驻八道江镇）2市及通化（驻通化市）、抚松、柳河、海龙（驻梅河口镇）、辉南（驻朝阳镇）、集安、靖宇等7县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1971年，通化县迁驻快大茂镇。通化地区辖2市、7县、1自治县。
1985年，撤销通化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通化市升格为地级市，并将通化地区的通化、集安2县划归通化市管辖。浑江市升格为地级市，并将通化地区的抚松、靖宇2县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划归浑江市管辖。撤销海龙县，设立梅河口市（地级），以原海龙县的行政区域为梅河口市的行政区域，并将通化地区的辉南、柳河2县划归梅河口市管辖。
1985年，梅河口市改为县级市，将辉南、柳河2县划归通化市管辖。
1986年9月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通化市东昌区、二道江区。
1988年3月16日，国务院同意撤销集安县，设立集安市（县级）。以原集安县的行政区域为集安市的行政区域。1988年4月4日，集安市归通化市代管。
2005年，对梅河口市、通化县、柳河县、辉南县的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进行优化调整。其中，梅河口市调整3个，由24个乡镇变为21个，乡镇平均幅员面积为100.4平方千米，平均人口为21465人；通化县调整5个，由21个乡镇变为16个，乡镇平均幅员面积为233.03平方千米，平均人口为15270人；柳河县调整3个，由22个乡镇变为19个，乡镇平均幅员面积为176平方千米，平均人口为18000人；辉南县调整6个，由17个乡镇变为11个，乡镇平均幅员面积为207平方千米，平均人口为32666人。全市调整后，由102个乡镇变为85个。

地理
地处东经125°71'至126°44'，北纬40°52'至42°49'之间。其东接白山市，西邻辽宁省的抚顺市、本溪市、丹东市，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慈江道隔鸭绿江相望（边境长约204公里），北连辽源市的东丰、吉林市的磐石、桦甸等县（市）毗邻。南北长238公里，东西宽108公里。全境幅员15195平方公里，占吉林省总面积的8.1%，市区位于浑江两岸的阶地上，面积为761平方公里。
通化市2/3以上的面积为山区，属长白山系。南部是鸭绿江与浑江之间的老岭山区，中部是浑江与辉发河之间的龙岗山，北部为低山丘陵区，是山地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由南向北沉降，形成南高北低的地势地貌。海拔最高的老岭山脉东老秃顶子为1589米，最低海拔集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村为108米。

气候
通化市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气候变化分明。根据通化气象站（1956-2000）年观测资料特征值统计，冬季长达5个月，严寒而干燥，夏季炎热而短促。历年最高气温36.1℃，最低气温-38.7℃，历年最长冰冻期183天，最大冻土深度1.5米，最大积雪厚度52厘米，最大降水量1130.6毫升。主导风向西南风，多年平均风速2.3m/s，平均无霜期136天。气候的基本特征是高温、平温、低温周期性明显，主要灾害性天气是低温冷害、早霜、干旱、风雹。

政治
现任领导
历任领导
行政区划
通化市现辖2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

市辖区：东昌区、二道江区
县级市：梅河口市、集安市
县：通化县、柳河县、辉南县
此外，通化市还设立国家级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口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2325242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了17278人，增长0.75%。年平均增长率为0.07%。其中，男性为1184032人，占总人口的50.92%；女性为1141210人，占总人口的49.08%。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3.75。0－14岁的人口为270497人，占总人口的11.63%；15－64岁的人口为1862454人，占总人口的80.10%；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92291人，占总人口的8.27%。截至2017年底，通化市总人口为217.1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7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2万人，出生率为7.46‰，比上年上升0.93‰；死亡人口3.3678万人，死亡率为15.51‰，比上年上升9.1‰；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8.04‰，比上年下降10.24‰（上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9‰）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1,812,114人（含梅河口市，下同）。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324,439人相比，十年共减少了512,325人，下降22.04%，年平均增长率为-2.46%。其中，男性人口为905,916人，占总人口的49.99%；女性人口为906,198人，占总人口的50.01%。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99.97。0－14岁的人口为206,814人，占总人口的11.41%；15－59岁的人口为1,145,173人，占总人口的63.2%；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460,127人，占总人口的25.39%，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309,951人，占总人口的17.1%。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085,368人，占总人口的59.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726,746人，占总人口的40.1%。
截至2022年底，通化市户籍总人口为151.6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8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5093人，出生率为3.35‰。

民族
通化市有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等24个民族。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627,886人，占89.83%；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84,228人，占10.17%。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497,836人，下降23.42%，占总人口比例下降1.62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减少14,489人，下降7.29%，占总人口比例增加1.62个百分点。其中，满族人口减少6,815人，下降6.34%，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93个百分点；朝鲜族人口减少8,926人，下降11.03%，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49个百分点。

交通
201国道、 303国道过境。
 230国道0公里起点。

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和旅游
通化市旅游资源丰富。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集安市的“洞沟古墓群” 和“丸都山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集安市内的“国内城”、“霸王朝山城”和“长川壁画墓”等。“洞沟古墓群”有高句丽古墓1万多座，最早的有2000多年历史，最大的“长寿王陵”被称为“东方金字塔”。高句丽遗址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通化主要旅游景点：靖宇陵园、罗通山城、五女峰国家级森林公园、千叶湖滑雪场、集安·高句丽王城、集安洞沟古墓群、辉发古城、古墓壁画、千叶湖、万发拨子遗址、玉皇山公园、云峰湖、三角龙湾、鸭绿江国境旅游区、金厂滑雪场、龙湾自然保护区、龙湾国家级森林公园、辉南龙湾国家级森林公园。
红色旅游资源丰富，该市红色旅游（景点）主要体现在数量多、分布广、品位高。如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杨靖宇烈士陵园”、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玉皇山烈士陵园”、“辉南县革命烈士陵园”、“梅河口烈士陵园”、“集安市烈士陵园”、“兴林镇白家堡子惨案遗址”、“集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河里抗日根据地和河里会议遗址”等极具纪念意义的教育基地都在该市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和开发。市旅游局推出了4条红色旅游推荐线路：（1）靖宇陵园—玉皇山王凤阁碑—高志航纪念馆（2）靖宇陵园—集安鸭绿江大桥—鸭绿江风光（3）靖宇陵园—梅河口中共中央东局会议会址—辉南三角龙湾金伯阳、曹亚范烈士墓（4）靖宇陵园—靖宇县杨靖宇殉国地—临江陈云故居。

体育
通化市是中国滑雪运动的中心。1953年，中国首座标准60米级跳台滑雪比赛场地在通化建设。通化运动员包揽了第八到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跳台滑雪项目的全部金牌。全国首位滑雪冠军、首位亚洲滑雪冠军、首位短道速滑世界冠军都来自通化。知名通化籍滑雪运动员有单兆鉴、张成烨、朴雪峰等。

教育
高等院校
通化师范学院

中学
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中学
通化市第一中学
通化市靖宇中学
通化市第二中学
通化市第五中学
通化市第八中学
通化市第九中学
通化市第十三中学
通化市实验中学
通化市第十一中学
通化市第十中学
通化市外国语学校

小学
通化市东风小学
通化市建设小学
通化市贵隆小学
通化市靖宇小学
通化市新站小学
通化市胜利小学
通化市佟江小学
通化市沿江小学
通化市东昌区实验小学
通化市东昌区第二实验小学
通化市东昌区第三实验小学
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小学
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小学
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小学

参见
通化事件（亦称通化二·三事件）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通化市人民政府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女子音乐组合

女子音乐组合（英语：girl group），指由两名或以上女歌手所组成的流行音乐团体。成员的主要表演项目包括歌唱和舞蹈等，音乐类型较为主流及大众化，并迎合当时市场主流变更造型以及拥有华丽的舞台表演等。
在多个英语国家，英语“girl group”通常不用来形容既演唱歌曲又演奏乐器的女子乐团、而是形容只有女性的音乐演奏团体。

发展历史
雏型
在音乐厅和轻歌舞剧时代，女子音乐团体主要是一种新式的表演方法、其中包括用奇怪而且愚蠢的声音来演唱一些歌词胡诌的歌。其中第一个例外是纪传姊妹（Boswell Sisters）、一个拥有超过二十首名作、活跃于1930年至1936年的歌唱团体。纪传姊妹引人注目的特色有她们的艺术效果和自行设计的表演和乐器演奏。1937年成立的安德鲁斯姐妹借由模仿纪传姊妹的表演方式，并在纪传姊妹解散后迅速占领市场。

早期
第一个现代女子音乐团体一般认为是钱特女孩（The Chantels）、她们的合音表演和1950年代的男子合声重唱（doo wop）团体类似。

参见
男子音乐组合
偶像艺人

== 参考资料 ==


段祺瑞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六安人，祖籍江西饶州，中华民国政治家，历任参谋总长、国务卿、国务总理、临时执政。在任期间，反对帝制、总统制，再造共和，提倡责任内阁制，主张武力统一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带领中国成为战胜国，加入国际联盟，并迫使外蒙古撤治。下野后隐居天津和上海，1936年病逝。著有《正道居集》。

生平
早年
段氏祖籍江西饶州，明末迁英山，清初迁安徽寿县，清末再迁安徽六安。祖父段佩，属李鸿章组建的淮军，以军功累提督，授振威将军，曾杀当地土豪刘楠、刘枢，与刘家结怨。父段从文，在乡务农，母范氏。

幼年及入伍
1865年（同治四年），段祺瑞生于安徽六安太平集，为段佩长孙。
1868年，段佩在外，刘家寻仇，父母携段祺瑞避安徽寿州。1870年，段佩回乡，声势浩大，全家迁合肥西乡，置田百余亩。
1872年，段佩驻江苏宿迁，统领刘铭传军马队三营，他把段祺瑞接到身边，送私塾读书，又为段氏定下姻亲，女方为宿迁举人吴懋伟的女儿。
1878年，段佩卒于任所，段祺瑞转学合肥西乡，一年多后因贫辍学。
1881年，段祺瑞只身投奔族叔、威海某营管带段从德，补军营哨书。
1882年，父亲在探访回家途中遭劫杀，不久破案，凶手伏诛。次年，母亲悲伤过度去世。段祺瑞将父母合葬于合肥西乡。

学习经历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创办武备学堂，杨宗濂为总办，段祺瑞以优异成绩考入炮科一期。在天津，段祺瑞学习兵法、地形、军器、炮台、算法、测绘、国文等课程，“力学不倦，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与王士珍等齐名于时。”还修好从德国进口的管退炮瞄准器，受学校器重。1886年，段祺瑞赴合肥与吴氏完婚。李鸿章至武备学堂考察，其他学生连射六炮都未中浮靶，段祺瑞每发必中。李鸿章又问了一些试题，段祺瑞对答如流，李鸿章叹：熟知军事，俾易造就，是一个可用之材！
1887年，以最优等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分配旅顺炮台监修。次年生子宏业。冬，李鸿章奏派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赴德意志帝国，第一批共五人，名单初呈时未有段祺瑞名，李鸿章予以修改。另一说段祺瑞考取第一名。另外四人为：商德全、吴鼎元、滕毓藻、孔庆塘。
1889年春，五人抵柏林，在普鲁士军官学校学理论与操练，之后到埃森市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弗里茨·克虏伯与李鸿章交好，曾亲往梅喷射击场授课。次年春，光绪帝特使洪春偕弗里茨探望留学生，五人操演各式口径的大炮，十分成功。其他四人先行回国，段祺瑞继续学习弹壳加工、铣磨来福线、灌制优等钢技术，以及火炮构造、保养等课程。冬，回国。

回国初期
段祺瑞入禀李鸿章，李审视一番他的辫子，和颜悦色地说：你的责任是报效国家而不是剪辫子。段祺瑞感到惭愧，因为他很想剪掉。先任天津机器制造局委员，1891年改任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教习。
1895年，日军围困威海卫，段祺瑞带学生搬运炮弹，又操作大炮与日军激战。

中年
清朝
结交袁世凯
甲午战争大清惨败，刘坤一、张之洞等举荐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练兵，光绪帝下令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新军采德国建制，按德军教条训练，装备全由德国进口。袁世凯又从淮军、天津武备学堂和李鸿章等处选拔一批军官，段祺瑞主管炮兵，又任炮兵学堂监督。
1898年，段祺瑞升叙加衔。12月，袁世凯新军编入武卫军，改称武卫右军，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节制。冬，荣禄派段祺瑞等赴日本观操。回国后编纂《训练操法详析图说》。
光绪廿六年二月，袁世凯任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段祺瑞随往。次年吴氏病逝于济南。袁世凯将表侄女张佩蘅许配给段。张佩蘅幼年丧父，由袁世凯夫妇养大，其祖母即袁世凯之姑母。袁世凯又请段总办随营学堂。萧县徐树铮投奔段氏，拜为记室。1902年，袁世凯奏段氏总办学堂卓有成效，镇压广宗、威县义和团有功，遂赏戴花翎、加奋勇巴图鲁。

训练新军
1903年10月，清政府决定设立练兵处，统辖新军训练，同年12月袁世凯兼任练兵处会办大臣，因袁世凯推荐，段祺瑞升任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此时段祺瑞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段被称为“北洋之虎”。1904年，段祺瑞兼任常备军第三镇翼长署理；1905年2月正式升任新军陆军第四镇统制，驻军天津马厂，同年进行的河间秋操演习段祺瑞担任北军总统。
1906年，段祺瑞改任陆军第三镇统制兼北洋武备学堂督理，1906年3月被任命为福建省汀洲镇总兵，段祺瑞南下赴任。5月8日，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在保定成立，段祺瑞任督办。段祺瑞在北洋军系影响力是基于他长期主掌军队训练及养成，新军逐渐编练成形的同时，段祺瑞也逐渐在军队中植入属于他专属的伦理性影响力。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一度失势，遭清政府下令“着即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临别前将北京私宅赠与段祺瑞。段祺瑞则在同年12月回任陆军第六镇统制。
1910年5月25日，清廷以段祺瑞督办北洋陆军学务有功，赏头品顶戴。12月18日加侍郎衔，外放任江北提督，驻江苏淮安清江浦，负责本地治安。

共和双电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袁世凯将段祺瑞召回北京，10月25日段祺瑞升任清军第二军军统；第二军随后开拔南下与第一军（军统冯国璋）一同清剿革命党，清廷增封段祺瑞为湖广总督。由于袁世凯与革命党间持续进行谈判，南下清军并未尽全力扫除武汉当地之敌；待11月13日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取得职权后，段祺瑞除湖广总督之位外会办抚剿事宜；由于冯国璋攻克武汉三镇进度过顺，11月28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调任第一军军统，第二军军统换由冯国璋担任。12月5日，段祺瑞下令第一军退出汉阳，开始进行南北议和，革命军黄兴、孙文等同意，倘能促使宣统退位，可由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等北洋军联名发布徐树铮起草的《段祺瑞等要求共和电》，向隆裕太后逼宫，不久，段祺瑞又发表《第二电》，直接挑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直接以武力恐吓隆裕太后，隆裕于2月12日颁降懿旨，接受优待条件，溥仪退位，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中华民国
袁段反目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同时出任陆军总长。
1913年7月，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组成段祺瑞临时内阁，调兵镇压二次革命；12月陆军总长一职由周自齐接任。此后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河南都督，镇压白朗起义。
1914年2月，袁世凯召段祺瑞回北京述职，其湖北都督由段芝贵接任，河南都督在4月由田文烈接任；1914年5月，袁世凯增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试图收回由陆军部主控的军权，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段祺瑞因不满这个调任，在陆军总长一职任内主要业务都由亲信徐树铮定夺。6月30日，段祺瑞获授建威上将军，兼管理将军府事务。11月，日本军队占领青岛，段祺瑞主张与日本决一死战。此后，袁世凯与段祺瑞的不和日趋浮上台面。
1915年5月“二十一条”签订后，段祺瑞告病辞职，赴西山养病，8月29日，袁世凯批准他辞去陆军总长一职，由王士珍接任，但仍留管理将军府事务及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袁世凯在1915年底推行洪宪帝制时，段表示不拥护帝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23日，委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4月22日，改任国务卿。

府院之争
6月6日，袁世凯病逝，7日，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段祺瑞依旧担任国务总理，但二人对政事处理方向不同，21日，段祺瑞提出辞职，虽然段祺瑞同意留任，府院之间不和，由此而起。8月，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互争事权，段祺瑞又再辞职，虽然段很快便被劝回，但两方互斗，没有停息。段祺瑞成为北洋政府内皖系的领袖。
1917年5月，段祺瑞因对德国宣战一事，与国会闹翻，督军团又从旁怂恿，要求解散国会，迫使大总统黎元洪于23日将段祺瑞免职，引发由张勋领导的溥仪复辟。复辟历时十二日后即被段于天津马厂誓师镇压。

战败下野
虽然溥仪复辟失败，但黎元洪拒绝复总统任，只得由冯国璋继任；段祺瑞无意重开国会，使孙文等革命党人有借口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南北因此分裂，冯、段二人对于统一中国的方式，意见相阻，发生第二次府院之争。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正式加入一战，并派华工到欧洲，及换取列强对中国如大国的待遇。9月下旬，湘南护法战争爆发，段祺瑞派兵入湖南讨伐护法军。11月14日，北军总司令王汝贤和副司令范国璋二人突然通电全国，要求停战，段祺瑞大吃一惊，11月22日，他辞去了总理职务。为要安抚段祺瑞皖系军阀，12月18日，冯国璋任命段为督办参战事务。
1918年3月18日，北军夺回湖南岳州，主战派士气大振，翌日（19日），曹锟等二十多人联名请段祺瑞出山，段便于23日复职总理。同年10月10日，冯国璋大总统的任期届满，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表面与冯国璋约定共同下野，但持续透过安福系在幕后操纵政权。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战败被击溃。皖系势力自此被完全瓦解，段亦随即彻底失势下野，退隐天津并甚少过问政事。

晚年
南北和议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甲子政变，推翻大总统曹锟，先邀请孙中山北上，后与奉系妥协，请段祺瑞出山，出任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国家元首。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称“外崇国信”，承认一切不平条约继续有效。针对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宣布召开善后会议，只限各省首领、各省区长官、有功勋及特殊资望者，不包括人民代表。
1925年4月24日，段祺瑞正式下取消法统令，废除断续运行12年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由中华民国临时参政院替代之。

隐居天津
1926年3月18日，发生北洋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同年4月9日被鹿钟麟驱逐，避入东交民巷法使馆。后联奉军不成，20日下野返天津日租界隐居，作寓公潜心礼佛，自号“正道居士”。
1928年7月3日蒋抵北平后，听闻段祺瑞之安福系在天津活动之说，乃以学生身分致书段氏，劝其爱惜令名：“弟子蒋介石谨致敬于芝泉夫子座前，而问起居……中正与先生别垂二十三年，知先生或忆当年弟子中有蒋志清其人者。此二十三年中，先生几度秉国大政，备极喧赫；而中正始终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致力扑灭奉先生为领袖之北洋军阀，历尽艰苦，而未尝偶一修音问者公也。今燕云收复，北伐即告完成，中正身临旧都，未遑宁处，上书敬候居者私也。公私之间，截然有鸿沟在。……中正对于先生已往翊赞共和之勋绩，深知尊重，无敢或忘；并深愿先生爱惜令名，善用勋望，以固革命之基，而奠共和之实，使天下后世皆知先生救国爱民之真诚，而不终为奸邪宵小之所误，是则公私之幸也。语曰：君子爱人以德。辄敢以弟子之私，布其诚悃，惟希鉴察。”

移居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就多次到天津日本租界区秘密会晤溥仪、郑孝胥、段祺瑞、吴佩孚等人，欲在东三省和华北地区扶植代理人。
1932年，据阎锡山日记，段祺瑞使人来访，欲出兵平津攻打张学良，掌权华北以对抗国民政府：“合肥（即段祺瑞）使人来云：北方军人均一致倒张，倒后段可收回东省，北方另成政府以抗南，只俟公一诺。余答曰：未闻内乱愈张而外患能息者。日，大国也，不可测度，请段公勿受其欺。此为四月间事。五月间复专使来云……七月下旬，复由王军长寄语云：外交、内部均已办妥，拟入宋哲元军中，效马厂誓师法，通电抗日驱张，只得公一诺即行发动。余曰：外患已成，国固不幸，然负咎有人，段公此举，恐以救国之心，蒙乱国之责。”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华北情势危急，蒋恐段祺瑞为日人利用，乃请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持其亲笔函赴天津，往见段氏，邀请南下；段氏亦恐遭日人劫持，经思考后决定接受，于1月21日凌晨离开天津南下，1月22日抵达南京，蒋亲自于下关码头迎接。1月23日，蒋复陪同段氏往谒中山陵，向孙致意，并“与之畅谈辛亥年要求共和通电以前之历史”，谓：“此老骨格与精神，求之当世不可多得也”，午夜蒋送段氏登车赴上海定居。2月段祺瑞移居上海，其宅邸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盛宣怀公馆；日后该公馆先后成为日本国驻沪领事馆、日本国驻沪总领事官邸，旁边为上海图书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在其附近。
对于段祺瑞的悬崖勒马，国民政府财政部每月支付2万元的巨款，用以维持段祺瑞及其家人旧属的生活。1935年，段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没有就职。

逝世
1936年11月2日，段氏于上海病逝，享年71岁。遗嘱：

11月3日，蒋致电中央，以其“赞成共和与再造之功，殊不可没”、“实为元勋”，建议国葬，指示军事委员会及军政部派员协助治丧；又亲撰挽联。
褒恤令：

前临时执政段祺瑞，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概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厂，迅遏逆氛，卒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功硕望，薄海同钦。兹闻在沪溘逝，老成凋谢，惋悼实深，应即予以国葬，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耆勋之至意。此令！

中华民国行政院

蒋审视此令后，又说：“段氏对于国家确有不没之功，于己之师生关系尤无任哀悼也。”
段氏葬于万安公墓。

历代内阁
1916年段祺瑞第一次内阁
1916年4月23日成立。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陆徵祥（后由曹汝霖兼署），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兼，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农商总长金邦平，交通总长曹汝霖（大半由梁士诒决定），参谋总长王士珍，审计院长庄蕴宽。1916年6月30日改组，1917年5月23日因府院之争结束。
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唐绍仪（唐未到前由陈锦涛兼署，9月唐抵达，因督军团通电反对，旋即辞职，伍廷芳接任），内务总长许世英，财政总长陈锦涛，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海军总长程璧光，司法总长张耀曾（张耀曾未到前由张国淦兼署），教育总长孙洪伊（次长吴闿生代理，范源濂继任总长，孙洪伊改任内务总长，原内务总长许世英改任交通总长），农商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汪大燮。

1917年段祺瑞第二次内阁
1917年7月17日成立，11月22日因第二次府院之争结束。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汪大燮、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陆军总长段祺瑞兼、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曹汝霖。

1918年段祺瑞第三次内阁
1918年3月29日成立，12月13日因新国会（安福国会）成立结束。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钱能训、财政总长曹汝霖兼，陆军总长段芝贵、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傅增湘、农商总长田文烈、交通总长曹汝霖、机密院院长曹泾沅。

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为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
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以中国权利为抵押品，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段祺瑞共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
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抵押给日本。
西原借款所得款项，日后用于财政性支出占65.22%，军费占总支出占25.40%。

中日协定
1918年5月16日，日本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与段祺瑞政府代表靳云鹏，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与日本采取“共同防敌”的行动；日本在战争期间可以进驻中国境内；日军在中国境外作战时，中国应派兵声援；作战期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和军需品。
通过“协定”，日本派出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此时沙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对上德国处于苦战状态，于是日本迅速取代了沙俄在东三省的战略地位，中国东北面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局面。

六不总理
段祺瑞是当时少有的人品高尚的廉洁官员。他一生做人信条是“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当时，达官贵人多有三妻六妾，段祺瑞的第四位姨太太貌美且知礼，段祺瑞很喜欢。但得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之后，段祺瑞便忍痛割爱，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民国社会传为佳话，此外，段祺瑞一生没有房产，从来不收礼，晚年保持气节，拒绝与日本军部合作。其人格与作风，是中国政治中的一股清流。

评价
1918年3月，段祺瑞复任总理时，有评论说：“段氏头脑简单，目光不远，固尽人而知之；然此外段氏尚有极大之病，即止以包围其左右之二三人为人物。盖彼以为全国之人物止有徐树铮、吴光新等，此外，彼概无所感触。自此点言之，谓段氏为澈头澈尾之军人，甚为妥当；谓澈头澈尾之非政治家，亦极妥当……或谓其最大之病在好好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殊不知彼实不知何为好何为恶，盖一单纯浑朴之人也。以上所言，指其短处，然尚有长处 —— 即有肝胆、重言诺、肯负责。此三长处虽不足掩其短，然求诸全中国露头角之人物，无一可以比肩。”
1924年3月，北京大学纪念25周年活动中，大学生进行国内大人物票选，段祺瑞与胡适同居第四名，前三名为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
段祺瑞因致电要求清帝退位、抵制洪宪帝制和讨伐张勋复辟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的美誉。梁启超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吴佩孚：“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发动学生抗议，北京军警镇压请愿学生，造成“三·一八惨案”，旋被冯玉祥赶下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有说法认为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决定终身食素，至死都没有违背这一决定。根据当时新闻档案，段祺瑞根本没有去“三一八”惨案现场，也没有出现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并且段政府称示威学生为“暴徒”。有回忆者称段祺瑞在三一八之后在家中也吃荤，在其他场合吃素只是与信佛有关。

著作
段祺瑞晚年喜好吟咏，有《正道居诗》、《正道居诗续集》、《正道居感世集》、《正道居感世续集》等，后合编为《正道居集》，计有文八篇，诗三十五题五十四篇。
香港学者陈炜舜积数年之力，在《正道居集》的基础上补辑逸作，包括文（联、颂）三十二篇、诗十题十篇，集合近三十位青年学人撰写解题、注释，附以〈剪影集锦〉与〈公文电报选辑〉，编成《段祺瑞正道居诗文注解》（台北：万卷楼，2020年3月）。

影视作品
赵本山：2011年中国大陆电影：《建党伟业》
戴志伟：2009年香港无线电视：《蔡锷与小凤仙》
马仑：2003年中国大陆电视剧：《走向共和》
郑榕：1986年中国大陆电影：《直奉大战》

参见
西山会议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 来源 ===


乔治·居维叶

让·利奥波德·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居维叶男爵（法语：Jean Léopold Nicolas Frédéric,baron Cuvier；1769年8月23日—1832年5月13日），通称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法国博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家与动物学家，也被称为“古生物学之父”。为博物学家弗雷德里克·居维叶之兄。19世纪早期的巴黎科学界名人。是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领域的开山鼻祖。
居维叶的研究为脊椎动物古生物学打下了基础。他扩展了卡尔·林奈分类法，在纲之上设立了门，并将化石和动物纳入分类系统。他也是最早确认了生物灭绝的生物学家。在1813年的《对地球理论的论文》（Theory of the Earth）中，提出：新的物种在周期性的灾难性的洪水后产生，是19世纪初灾变论学说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
他与亚历山大·布隆尼亚尔对巴黎盆地地层的研究确立了生物地层学的基本原则。他的其他成就包括，命名了乳齿象、大地懒、翼龙等古生物；将沧龙描述为一种蜥蜴而非鳄鱼。并且首次提出史前地球由爬行动物（而非哺乳动物）占据主导地位。
居维叶也以强烈反对进化理论而闻名。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提出之前，进化论的主要支持者为让-巴蒂斯特·德·莫内和艾蒂安·圣-伊莱尔。居维叶认为支持进化的证据不足，更倾向于灾变论学说。也因此和圣-伊莱尔进行了一场主要围绕动物结构究竟是由于功能还是形态学决定的著名辩论。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动物界》（Le Règne Animal）。1819年，复辟的波旁王朝授予他终身贵族，以纪念他的科学贡献。此后，他被称为居维叶男爵。1832年因霍乱在七月王朝首都巴黎病逝。
居维叶最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包括美国的让·阿格西和英国的理查德·欧文。他的名字被刻在埃菲尔铁塔上，为埃菲尔铁塔上的72个名字之一。

生平
早年经历与学生时代
1769年，居维叶出生在杜省蒙贝利亚尔，他信奉新教的祖先自从宗教改革就定居于此。他的父亲让·乔治·居维叶是瑞士卫队中尉和当地的资产阶级。他的母亲是安妮·克莱沙泰勒。这个1793年10月10日并入法国的小镇当时还属于符腾堡王国。他的母亲比父亲年轻许多，勤勉地辅导居维叶的早年学习，使年轻的居维叶在学校轻松超越其他孩子。在10岁时，他进入文理中学。他在文理中学求学期间，虽然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时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他的数学、历史、地理成绩名列前茅。据萨拉·鲍迪奇·李回忆道：“历史是他早年最令他不知疲倦的事，而且君主、诸侯的名字，甚至是最枯燥的冗长的大事年表，他一旦记住了就再也不会遗忘。”
这期间他读到了康拉德·格斯纳的《动物史》，最早激发了他对博物学的兴趣。之后，他经常去一个亲戚的家借阅布丰的巨著《自然史》。他反复阅读这些书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在12岁时就“熟悉各种飞禽走兽，成为一流的博物学者。”此后四年时间里他继续在文理中学学习。
居维叶在斯图加特的卡洛琳学院度过了接下来的四年，他在所有的课程中表现出色。虽然他刚到这所学校时还完全不会德语，仅仅9个月的学习后，他就成功地赢得该门语言课程的学校奖。

青年时代
毕业之后，居维叶在等待学术机构聘用期间，由于缺少经济来源，1788年7月在诺曼底的费全维勒城堡（Fiquainville chateau）找到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在那里他教导了新教贵族埃里西伯爵（Comte d'Héricy）的独子。18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了化石与现存物种的比较。居维叶经常参加在附近的小镇瓦尔蒙举行的关于农业的会议。在那里结识了隐姓埋名的亨利·亚历山大·泰西（1741-1837）。泰西曾是医生和著名农学家，刚刚从巴黎的恐怖中逃脱。听到泰西关于农业的发言后，居维叶认出了他是方法论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中农业部分的某些文章的作者，并亲切地称呼他为M.泰西。
泰西沮丧地应道：“我知道，却因此失去了。”“同是天涯沦落人！ ”居维叶感叹道。他们很快成为亲密的好友。泰西向巴黎的同事们介绍了居维叶。“我刚刚在诺曼底的山坡上找到了一颗珍珠”，泰西在给他的朋友安托万·帕门蒂埃的信中这样说。自此，居维叶开始与几个前沿的博物学家通信，并被邀请到巴黎。1795年春，26岁的居维叶成为让 - 克劳德·梅特鲁德（1728-1802）的助理，梅特鲁德当时刚任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巴黎植物园比较解剖学会长。

学术生涯
1795年法兰西学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科学院院士。1796年4月4日，他开始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中讲课。同月国家研究所开幕，居维叶宣读了自己的第一篇古生物学论文。随后于1800年出版了题为《现存大象和大象化石的种类研究报告》（Mémoires sur les espèces d'éléphants vivants et fossiles）的论文。在本文中，他分析了印度和非洲大象的骨骼遗骸与猛犸象化石，以及当时被称为“俄亥俄动物”的化石骨架。其中首次证实了非洲象和亚洲象是不同的物种，猛犸象也不是与非洲或印度象一样的物种，所以一定是灭绝的生物。他进一步指出，“俄亥俄动物”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已灭绝种类， 与猛犸象的差别与现存的象更大。直到1806年，他又针对“俄亥俄动物”发表另一篇文章，文中给所谓的“俄亥俄动物”取名为“乳齿象”（mastodon）。
在他1796年发表的第二篇论文中，他描述和分析了在巴拉圭发现的一块大型化石，将其命名为大地懒（Megatherium）。他认为这具化石骨架属于另一种灭绝的动物。通过比较现存的树栖树懒和这块化石的头骨，居维叶了解到这动物是一种巨大的地面行动的树懒。
总之，1796年的这两篇论文是一个开创性的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古生物学研究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比较解剖学的起点。不仅大大提高了居维叶的个人声誉，还基本上结束了生物学界关于“灭绝”这一事实的长期争论。
在1799年，居维叶继路易·让-马里·多邦东担任法兰西公学院自然历史教授。1802年，他成为巴黎植物园的名誉教授。同年被任命为该研究所的顾问，与督学共同监督公共教学。作为顾问，他在这一年中访问了法国南部。在1803年初，他被选为学院自然科学系的常务秘书，因此他辞去了先前的职务，并返回巴黎。在1806年，他成为皇家学会的外国成员，1812年成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外国成员。同年，成为荷兰皇家研究所的通讯员，在1827年成为其成员。居维叶于1822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外国荣誉会员。

此后，居维叶专门致力于三个方面的探究：

软体动物的结构和分类；
鱼的比较解剖学和系统组织；
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研究。以及利用骨科学方法进行分类。

轶事
1812年，居维叶发表了一则著名的预言，被神秘动物学家贝尔纳·厄韦尔曼斯称为“草率的预言”（Rash dictum）。预言的内容是：“如今不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大型动物了。”然而，“恐龙”一词将在在他去世十年（1842年）之际由理查德·欧文发明。

政治荣誉
在居维叶的一生中，他曾担任拿破仑的皇家委员，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和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大学校长、荣誉军团第三等勋章、法兰西终身贵族、内政部长和路易-菲利普一世时期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尽管他在政治方面能力杰出，但是这样高的行政职位和荣誉与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领导力相比依然相形见绌。

宗教信仰
居维叶出生时就是虔诚的路德宗信徒。他信仰新教，定期参加教会礼拜。然而，他把他的个人信仰当作私事。在他监督新教徒政府的教育课程时，他显然把自己当作少数群体。1818年，他担任副主席创始巴黎圣经公会非常活跃地参与宗教事务。自1822年至他1832年去世，居维叶是法国大学神学学院新教教师。

科学思想和其影响
反对进化论
居维叶批评进化理论，包括他的同时代人让-巴蒂斯特·拉马克和艾蒂安·圣-伊莱尔提出的理论，即一种生物逐渐演变为另一种生物。他反复强调，他在化石研究中的丰富经验表明，一种化石通常不会逐渐变成另一种独特的化石。据此和他对动物解剖和生理学的理解，他强烈反对任何进化的概念。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古生物学博物馆的说法，“居维叶不相信生物进化，因为他认为生物体的解剖结构的任何变化都会使它无法生存。”他研究了圣-伊莱尔在拿破仑入侵埃及时带来的木乃伊猫和圣鹮，发现它们与它们现存的同类没有什么不同。居维叶以此支持他的想法，即物种一旦形成就不再变化。

他还观察到，拿破仑入侵埃及得到的数千年前的木乃伊，似乎与现代同类并没有不同。“当然”，居维叶写道：“他们的差别比木乃伊里古人的骸骨和现代人骨骼的差别还要小”
拉马克反驳了这一结论，认为生物进化在短短几千年之间难以发生足以观察到的变化。然而居维叶反过来批评拉马克和其他博物学家为了维护理论而贪图方便，“大笔一挥”就得出几百万年的结论。他表示，人们只能以积少成多的方式观察生物短时间的演变，从而推测长期变化。既然短时间内生物不发生任何变化，无论过多久物种都不会演化。此外，他认同生物器官相伴原理，所以断定生物任何部分都不能单独地发生演化，哪怕这种演化并不会使该种生物无法生存。在《赞美拉马克》（Éloge de M. de Lamarck）中，居维叶如是评论拉马克的进化论：

他发现典型生物种总是在化石地层中突然出现，在灭绝前都不会有大的变化。为了解释这种古生物学现象，居维叶提出了设想（在一个世纪后被解释为间断平衡理论），并与《圣经》相协调。居维叶提出地球每隔一段时间（时间长度不固定）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灾难，而最后一次灾难在《创世记》中被记载下来。
居维叶提出的“物种一经成型就不再变化”的观点被后来的进化论批评者用来支持创造论，物种出现的突然性似乎与神创论一致。且物种不发生进化的观点与“物种”的神圣不可变性是一致的。然而居维叶的“不同生物种类出现在不同年代的底层中”的这一发现与神创论观点不相合。他支持的“灭绝”的概念显然也没有受到神创论者们的欢迎。

人类化石争端
许多作家不公正地指责居维叶“顽固地坚持认为人类的化石永远不可能找到”。事实上在他《对地球理论的论文》中，他只是说“目前还没有找到”。他在文中清楚地写道：“我断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人类骨骼的化石……”。化石通常比发现的骨骼遗骸更古老。亦即他所知道的人类骨骼，都因为处在相对近的年代而没有石化，所以出现在表层。然而，他的这个说法不是教条。当新的证据出现时，比如他在后来的版本中加入了一条备考中描述了他辨识的一具骨架，就是个“石化了的人类化石的例子”。

灭绝理论
在居维叶生活的年代，灭绝一说不存在的观点不仅来自科学权威，也来自宗教当局。在宗教当局的逻辑中，上帝不会消灭自己创造的生灵，因为这样会对维持地球上从海洋到地球和天空之间各种形式的生命之间的联系起到反作用。
当居维叶在1796年介绍了他关于现存的和化石大象的论文时，物种灭绝仍然没有被公众接受。诸如布丰等人声称，在欧洲发现的动物化石，如披毛犀和猛犸象，如今仍然在热带地区生活（即犀牛和大象），只是由于地球变冷，离开了欧洲和亚洲而已。
此后，居维叶对巴黎周围挖掘的一些大象化石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发现所研究的骨骼与目前在印度和非洲生息繁衍的大象的骨骼截然不同。导致居维叶对化石来自现存物种感到怀疑。居维叶认为如果说这些骨头属于现存大象，却隐藏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无法找到十分可笑，毕竟它们的体型大到很难让人忽略。他后来更加深入研究这些化石，印证了他的想法，即这些化石确实异于如今现存物种。居维叶最终确认了这一命题，即地球长期以来的环境变化导致一些物种灭绝。
居维叶的灭绝理论遇到了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达尔文和查尔斯·莱尔的反对。与居维叶不同，这些自然科学家不相信灭绝是一个突然的过程。然们认为动物是作为以种群为单位逐渐变化。这与居维叶的理论有很大不同，后者认为动物灭绝是由灾难引起的。然而，在过去6亿年中发生的大规模灭绝的情况下，居维叶灭绝理论仍然是合理的，当大约一半的生物在200万年的短短地质范围内完全灭绝，部分原因是火山爆发，小行星撞击地球和海平面的快速波动。这时，新物种出现，原有物种减少，促成人类的出现。
居维叶的早期工作最终证明，灭绝确实是一个可信的全球自然过程。他关于灭绝的想法受到他在希腊和拉丁文学中的广泛阅读的影响。他阅读了当时能找到的和地中海地区发现的大型动物化石有关的所有论文。

灾变论
居维叶相信他看到的大部分动物化石是已经灭绝的物种的遗骸。他1796年发表的《关于现存和化石大象的论文》的末尾说道：

与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想法不同，居维叶认为动物灭绝不是人为原因的产物。相反，他提出这些动物的灭绝时间大约就在距离人类出现的年代，因此得以间接地保存下古老的化石记录。他还试图通过分析各种文化背景的记录来验证水灾。虽然他发现许多关于水灾的报告不清楚，但他确实认为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人类历史的边缘。
这使得居维叶成为灾变论的积极支持者，它认为地球的许多地质特征和生命的历史可以通过导致许多动物种类灭绝的灾难性事件来解释。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居维叶相信存在并非一次，而是几次灾难，导致了一系列不同的动物群。他多次写下这些想法，特别是他在他的论文集1812年的《四足化石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 de quadrupèdes）的序文中非常详细地讨论了这些文章。
居维叶自己对这种灾难性事件的解释来自两个不同的来源，包括来自金-安德雷·杜勒（Jean-André Deluc）和多洛米厄（Dolomieu）的来源。前者提出，数千年前的大陆崩溃，允许海洋地板上升高于大陆板块，成为现在存在的大陆。后者提出，大规模的海啸袭击了全球，导致大规模灭绝。无论如何，他相信最近的洪水发生在人类历史上。他认为地球的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而许多自然科学家（如拉马克），认为它是永恒的。
他大部分用来支持灾变论的证据是从他的化石记录中获得的。他强烈支持爬行动物才是最早的动物，其次是哺乳动物和人类。他不想深入探究所有灭绝的和新出现的新动物物种之间的联系，而是重点关注地球上动物的历史延续方面。他的地球历史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拉马克的变革主义理论。
居维叶还与亚历山大·布隆尼亚尔一起分析巴黎岩石周期。由于使用了地层方法，他们都能够从关于地球历史的研究这些岩石以推断关键信息。这些岩石中包含软体动物，哺乳动物的骨头和贝壳的残余物。从这些发现中，两人得出如下结论，即尽管地球本身是十分平静的，但在众多灾难的发生导致了许多环境变化。这些结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即被翻译成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英文版本并不十分准确）。1826年，居维叶发表一个修订版本，名为《地球表面世界》（Discour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 la surface du globe）。

地层学
居维叶与巴黎矿业学校的教授亚历山大·布隆尼亚尔合作多年，撰写了巴黎周围地区地质学专著。他们在1808年出版了初版，最终版本在1811年出版。在这部专著中，他们通过比较不同岩层的特征化石、分析地质柱状图研究沉积岩的有序层、巴黎盆地。他们发现这些地层存在时间很长，在此期间，动物区系发生演替。该地区有时淹没在海水或淡水下。威廉·史密斯在同一时期在英格兰地质图上的工作，他也使用特征化石和动物区系的原理来关联沉积岩层。它帮助建立了地层学的科学学科。这是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一次重大发展。

爬行动物时代
在1800年，居维叶在印刷的化石图片中首次认出了在巴伐利亚发现的小型飞行爬行动物化石。他在1809年将其命名为翼龙（Ptero-Dactyle） （后来将其拉丁化，即Pterodactylus antiquus）。这是翼龙类的第一个已知成员。在1808年，居维叶发现在马斯特里赫特发现的化石属于一个巨大的海洋爬行动物，他称为沧龙，第一个已知的沧龙科动物。
居维叶正确地推测，统治地球的动物主要是爬行动物而非哺乳动物。这种猜测在他逝世后的二十年里得到了一系列伟大发现的印证，主要来自英国地质学家和化石收藏家，如玛丽·安宁，威廉·科尼贝雷，威廉·巴克兰和吉迪恩·曼特尔。

器官相伴原理
居维叶在179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在巴黎附近的一些石膏采石场发现的动物的化石遗骸论文中， 描述了所谓器官相伴原理。他写道：

如果动物的牙齿是适于食肉的，就算没有进一步的检查，我们也可以肯定，整个消化系统都适合于这种食物。并且它的整个骨骼和运动器官，甚至其感觉器官都适应其熟练追捕猎物的方式生长。因为这些关系是动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这样，它将无法存活。
这个想法被称为居维叶的器官相伴原理，阐述了动物体内的所有器官是深度相互依赖的。物种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器官相互作用的方式。例如，某种消化道最适合消化肉食，但觅食植物的物种不能存活。因此，在所有物种中每个身体器官的功能意义必须与其物种本身相关，否则物种存活繁衍。

应用
居维叶认为此原理的可信度来源于他复原化石的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有完整的四足动物化石留存，只能留下残肢化石。需要由解剖学家放在一起。更糟的是，沉积物通常将几种动物的化石遗骸混合在一起。解剖学家重新组装这些骨架可能会拼合不同物种的遗骸，产生假想的复合物种的风险。然而，居维叶认为可以通过检查每个骨的功能目的和器官相伴原理解决这个问题。

影响
居维叶应用这一原理成功地预测了蒙马特石膏采石场的有袋类动物骨盆结构，将器官相伴原理提升到科学理论的地位。他希望有一天解剖学可以像牛顿定律一样表示为简单、准确的法则。他认为他的原则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
器官相伴原理也是居维叶在非进化语境中理解器官功能的方式，是有独创性的。在同一篇1798年关于在巴黎附近的石膏采石场发现的动物的化石遗骸的文章中，居维叶强调了他的原理的准确性。他写道：

今天比较解剖学已经达到这样完美的地步，即在检查单个骨之后，人们通常确定它属于哪个科，有时能知道它属于哪个属。首先如果该骨属于头部或肢体……这是因为构成动物身体的每个部分的骨骼的数量，方向和形状总是与所有其他部分成必要的联系。这样可以了解从点到整体中的任何一个，反之亦然。
虽然居维叶认为他的原则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个理性的、数学的方式重建和预测化石。然而，在现实中，居维叶是很难使用他的原则。许多身体部位的功能意义在当时仍然是未知的，因此使用他的原理将这些身体部位与其他身体部位相关联是不可能的。尽管居维叶能够对化石发现做出准确的预测，但实际上，他的预测的准确性不是来自他的原理的应用，而是来自他对比较解剖学的广泛知识。然而，尽管居维叶夸大了他的原理的力量，基本概念是比较解剖和古生物学的核心。

科学贡献
居维叶在解剖学、分类学、人类学、鱼类和软体动物的研究上均有建树。其中在解剖学、分类学和人类的种族研究方面最具有创新性。

比较解剖学和分类学
在巴黎博物馆，居维叶进一步研究动物的解剖分类。他认为分类应该基于器官相伴理论。他还加强了将不太重要的身体部位从属于更重要的器官系统作为解剖分类的一部分的想法。在他的解剖学研究中，居维叶认为功能在分类学领域发挥比形式更大的作用。
最终，居维叶将动物分入四个门，进行分类学和解剖学研究。他后来在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门中通过细分每个纲，对动物进行开创性工作。例如，他建议无脊椎动物可以分为三个单独的类别，包括软体动物，辐射对称动物和有铰纲。他还指出，物种不能跨越这些类别。他认为生物体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或改变其身体特征，并且总是保持最佳生存状态。因此，他经常与让-巴蒂斯特·拉马克和艾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的进化理论相冲突。

种族研究
居维叶是一个新教徒和人类一元说的信徒，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从《圣经》中的亚当的后代。一些研究他的种族工作的作家将他的立场称为“准多元”。他的大部分种族研究影响了科学种族主义。居维叶认为有三种不同的种族：白人（白人），蒙古人（黄种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黑人）。居维叶声称亚当和夏娃是白人，人类的原始种族。其他两个种族起源于逃往不同方向的逃离者。5000年前一个重大灾难袭击了地球，随后那些幸存者生活在完全互相孤立的地方。
根据他所谓的头骨的美丽或丑陋程度和文明程度，居维叶根据他认定的这些不同点划分为“种族”。他把白种人放在顶部，他认为他们的头顶形状最美丽，而黑人则在底部。

居维叶对于白种人如是写道：白色的种族有着椭圆形的脸，直发和鼻子，欧洲文明的人看起来是最美丽的，在天赋、勇气和活动能力方面也是优于其他人的。对于黑人，他写道：……以黑色的肤色、羊毛样的卷发、压扁的颅骨和扁平的鼻子为标志。脸的下部和厚嘴唇的投影显然接近猴子部落：它所组成的群体总是保持在最完全的野蛮状态。居维叶的种族研究具有人类多元起源说的假定前提，即物种的固定性、环境影响的限制、不变的基础类型、解剖和颅骨测量差异、不同种族之间的身体和精神差异。

萨拉·巴特曼
居维叶所做的一项重要的人类学研究有关萨拉·巴特曼。1815年，居维叶担任拿破仑·波拿巴的外科医生。在这段时间里他见到了一个科伊科伊人的女性，名为萨尔特杰（Saartje）或萨拉·巴特曼（Sarah Baartman）。巴特曼是一个南非移民，她来到欧洲是由于有人向她许诺，她可以通过向欧洲人展示她的身体变得富有。因此，巴特曼航行到英国，被当作一个奴隶，被迫继续展示她的赤裸的身体，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在这些展览的重点放在巴特曼的显著的臀部和大型性器官。1814年，巴特曼被带到巴黎，交给一个旅行的马戏团，在那里她受到科学研究。居维叶也在研究她的科学家之列，他对她“猿类”的特点感到着迷。在她在欧洲的时间，巴特曼成为种族偏见宣传和性魅力的体现。
巴特曼在1815年在贫困中死于一个未知的炎症性疾病（或许是梅毒）。她的遗体被送到居维叶处进行科学观察。收到尸体后，居维叶先做了几个石膏模型和她的身体蜡像，然后进行解剖。他在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把她的骨架拆下，放在展台上，和几个铸件一起展出。然后，他把她的大脑和生殖器分离出来。这些器官随后被保存在罐子中展示了150年。首先在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1937年捐赠给巴黎人类博物馆。由于公众的投诉，她的遗体和模型最终在 20世纪70年代后期撤展。在科学种族主义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显示被替换为一个关于巴特曼的故事。

法国解剖学家布兰维尔（Henri Marie Ducrotay de Blainville）在1816年发表了关于巴特曼的解剖笔记，由居维叶在1817年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论文集》（Mémoires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中重新出版。居维叶在他的专著中写道：她的个性很活泼。记忆良好，能在隔开几个星期后，认出了一个她只见过一次的人。她说着流利的荷兰语，她在开普敦学过，知道一些英语，并开始用法语说几句话。她能根据自己国家的舞蹈风格跳舞，在他们称为“口簧琴”的乐器上演奏相当的动听……她的肩膀、背部和胸部很优美……她的手臂（相当苗条）也非常好。她的脚也很漂亮……尽管他对她有着这样的印象，但根据他关于种族进化的理论，居维叶依然在她的遗骸上找出并证明了猿类的特征。他认为她的小耳朵与猩猩的耳朵相似，并且还将她充沛的活力与猴子的速度相比较。
在居维叶的发表的报告中，他将她与猩猩进行比较，并说她是人类物种中最低级的。他对巴特曼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她是人类进化中的“缺失环节”。居维叶和同时代的其他研究人员通过她的性器官和外貌的不同说明她与白人的区别，以此为对她身体的粗糙检查辩护。借此，欧洲人加强了他们在文明的“白色自我”的保证。莎拉·巴特曼的性器官提供了整个19世纪的黑人女性的主要形象。“以一个人的一个单一样本来定义整个种族，并被广泛认为已经帮助形成科学种族主义的基础。”因此，当时的黑人女性的性行为被认为是病态的。与妓女相提并论，是淫荡，腐败和病态的代表。可见乔治·居维叶纵容他对种族的主观感觉左右他的科学研究。

政府和公职工作
除了自己在动物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原创研究以外，居维叶作为法国国家研究所的永久秘书和作为与公共教育相关的官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其中大部分最终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在1808年，他被拿破仑安置在法国大学委员会，在这个职位他主持（在1809年、1811年和1813年）委员会负责督查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并报告与中央大学的合作情况。他就这个主题发表了三份报告。
他再次以研究所的永久秘书的身份，不仅为科学院的已故成员准备了一些历史赞誉，而且也是一些关于物理和自然科学史的报告的作者。其中最重要的是1810年出版的“1789年关系历史学研究”。直到拿破仑1814年倒台之前，他任职于国务委员会。他的职位没有受到波旁复辟的影响。他被选为大学校长，在那里他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会的临时主席，而他也作为路德宗信徒，负责新教神学教授。在1819年，他被任命为内政委员会的主席。
1826年，他获得荣誉军团的“大军官勋位”，随后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主席。他自1830年起供职于法兰西文学院直到去世。作为空论家的成员，他于1832年初被提名为内政部长。

纪念与命名
有一些以其名命名以纪念居维叶的动物，他们包括居维叶喙鲸（原本被认为是已经灭绝的生物），居维叶瞪羚，红嘴巨嘴鸟（居氏巨嘴鸟），塞内加尔多鳍鱼（居氏多鳍鱼），钝吻古鳄（居氏凯门鳄），虎鲨（Galeocerdo cuvier）和居氏安乐蜥（Anolis cuvieri）——一种来自波多黎各的蜥蜴。还有一些灭绝的动物命名为居维叶，如南美巨头懒熊（Catonyx cuvieri）。
居维叶环形山1935年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命名。
新西兰的维维尔岛（D'Urville）由改名为居维叶（Cuvier）。

英格兰韦恩·格劳瑟（Wayne Glausser）教授长篇大论地指出，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的20本小说（1970-2004）的《怒海争锋（Aubrey-Maturin）》系列中的人物斯蒂芬·马图林（Stephen Maturin）“是由乔治·居维叶阐述的新古典范式的倡导者”。

所命名的分类
（列表可能不完整）

282个乔治·居维叶命名的生物分类

参见
解剖学
生物分类学
地层学
化石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延伸阅读
外部连接

互联网档案馆中乔治·居维叶的作品或与之相关的作品
Victorian Web Bio（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nfoscienc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scourses
Cuvier's principle of the correlation of parts（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Cuvier's Elegy of Lamarck（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在Find a Grave上的乔治·居维叶


教宗

教宗（拉丁语：Papa），或译教皇，是罗马主教、亦为普世天主教教会领袖、梵蒂冈城国与马尔他骑士团国家元首，传统上被认为是圣伯多禄宗徒之位的后继者，由符合资格的枢机透过选举秘密会议互选产生。现任教宗（第266任）为2013年3月13日当选的方济各。

词源
教宗拉丁文原词“Papa”源自希腊文的“πάπας”，意为“父亲”，起初用于对司铎或主教的昵呼。4或5世纪时，西罗马帝国虽频繁地用“πάππας”称呼主教，在东罗马帝国，尤其是在希腊和俄罗斯，司铎仍然称为“πάπας”。

沿革
从《宗徒大事录》时期开始，使徒们在犹太会堂讲道，但大部分基督徒聚会是分散在各个家庭中进行，当罗马帝国迫害他们时甚至会在地下墓穴中进行，因此聚会地点相当分散，这些家庭聚会渐渐地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教区的概念，在教区中就设立主教，主教或教父这个词在中文里也被译为监督或长老，圣经中多次提到使徒召集各地长老晤谈，这些长老在接受使徒的教导后，便将教导带回各教区，逐渐地长老继承使徒成为各地方教会的宗教领袖。在此期间，主教尤其罗马主教在基督教界内拥有重要的精神权威，但他没有与罗马皇帝同等程度的权力。到了后来已定基督教为国教的西罗马帝国，西罗马皇帝逐渐赋予罗马主教更大的权力。

主教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权力也来自历史因素。初期教会的《圣经》及使徒书信多半由人工抄写在羊皮纸上，流传不广，加上当时教徒多不识字，无法直接了解教义，因此各种“异端”教义容易流传。特别是诺斯底主义的流行使得长老们在试图消灭这些“异端”的过程中，加强了这些主教的权力。其次，由于初代几位具影响力的教父（也就是教会领袖，特别是初代教会的神学家）十分看重与强调主教制度，无形中提高了主教的地位。例如伊格纳修、爱任纽、居普良等，其中居普良提倡主教制度最为出力，他说，一切的主教都是平等的，背叛主教就是背叛教会。到了国教时期，罗马帝国形成五个主要主教制度，即罗马主教、亚历山大港主教、安提阿主教、君士坦丁堡主教、以及耶路撒冷主教，五个主教明争暗斗，都希望能成为主教之首，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受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兴起后丧失耶路撒冷、安提阿和亚历山大港，剩下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分别成为西东方教会重要领袖，而罗马主教在政权分裂的西部地区因数次与入侵蛮族成功的谈判，其社会重要性更远超过政权，成为西部有政教实权的人物。
罗马主教权高于其他地区主教，有以下八个原因：

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
罗马城曾在罗马皇帝尼禄时期被放火烧城，做为屠杀基督徒的借口。相传宗徒保禄与伯多禄在此次迫害中殉道，罗马城受到帝国最大的迫害，因此受到基督徒钦佩。
罗马教会曾慷慨救济灾荒，特别是对耶路撒冷。
330年，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后，罗马主教就成了西方教会领袖。
东方教会受希腊文化影响、倾向神秘主义、较为感性，而罗马代表的西方教会受罗马法影响，重视用逻辑推理、严谨的方式解读圣经，因此公元4至5世纪，东方教会在争论神学问题常找罗马主教来主持公道。
罗马教会人才辈出，有许多杰出神学家。
基于对《玛窦福音》第16章第18-19节的解释，认为伯多禄是罗马教会首任主教，所以罗马主教继圣伯多禄之后拥有主教正统。
由于《圣经》在整个中世纪并不普及，都由各地主教解释《圣经》，主教权威甚至高于《圣经》，同时基督教信仰也在这时期控制整个西方世界，罗马教会有了教廷的称呼，罗马宗主教也有了教宗的称呼，其影响力及影响范围甚至超过政权，政权的执政者也都受教宗的加冕，教宗可以从各地教会获得捐税，掌握神职人员的任用以及教会司法权。
一直到13世纪下半叶，英法两国的君王，因自身利益不愿受外来势力影响，无法容忍罗马教会干涉国内政治，公元14到15世纪，英、法在神职人员任用及教会司法权上便归到君主手上，但仍向罗马教廷纳税。
中古时期，由于神职人员的腐败，教廷势力渐渐低落，公元1300年左右，义大利和法国彼此争夺对教会的影响力，教宗克勉五世被法兰西国王菲利浦四世掳到法兰西王国的亚维侬（现为法国领地），是为亚维侬教廷，形成七任教宗都在亚维侬治事的亚维侬时期。
1378年教会迁回罗马，并选出意大利籍的继任教宗乌尔班六世，而后其中的13位红衣主教另立一位法国人克雷芒七世为教宗，两方争执不休，公元1409年，巴黎大学的教授们提议召开比萨会议，会议中决议将两位教宗都废黜，另立一位新教宗，然而此次会中，乌尔班六世跟克雷芒七世都没有出席，各国仍自拥各自认定的教宗，因此比萨会议后形成了有三个教宗的局面。
一直到1415年的康士坦斯大公会议，才正式取消了三个教宗的职位，消除了教会的分裂，也把教宗的权力限制在立法团体——即大公会议，但仍无法解决教廷腐败的问题。在公元1517年，在马丁·路德的德意志宗教改革中，因为马丁路德在数次与教廷的辩论中，始终坚持圣经权威高过主教权威的论点，持此观点的基督新教便由大公教会分裂出来，新教也称为抗罗宗、更正教、抗议宗，日内瓦的约翰·喀尔文、苏黎士的乌利希·慈运理等神学家纷纷崛起，加上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教廷的龃龉，变成全欧洲的宗教改革。原来的大公教会，在中文也称为天主教会，便仍保存原来的教廷与教宗制度，而新教由于马丁路德人人皆司祭的观点，强调每个个人都可以借由读经、祷告直接明白上帝的旨意，不需透过主教或神职人员做为媒介，因此产生了非主教制的教会体系，但依然有维持主教制的新教教会，如圣公宗。

头衔
教宗的完整头衔是：罗马教区主教、基督之代表、宗徒长伯多禄之继承人、大祭司 (古罗马)、普世教会最高教长、意大利首席主教、罗马教省都主教、梵蒂冈城国国家元首及天主众仆之仆（拉丁语：Episcopus Romanus, Vicarius Christi, Successor principis apostolorum, Pontifex Maximus, Primatus Italiae, Archiepiscopus ac metropolitanus provinciae ecclesiasticae Romanae, Princeps sui iuris civitatis Vaticanae, Servus Servorum Dei)（英语：Bishop of Rome, Vicar of Jesus Christ, Successor of 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 Supreme Pontiff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Primate of Italy, Archbishop and Metropolitan of the Roman Province, Sovereign of the Vatican City State, Servant of the servants of God.)
2006年《宗座年鉴》删除了“西方宗主教”（Patriarcha Occidentis）的称呼。它的上一次修订在1969年，把“天主众仆之仆”加于名号之中，并删除了“光荣在位”的语句。
由于教宗在中世纪时拥有超乎西欧世俗君王的精神地位，曾被明末天主教传教士译为“教化皇”，继而影响周边使用汉字的国家。
另外在西方世界，教宗有时也会被敬称为“圣父”（Holy Father），其意为“神圣之父”，与三位一体所指的圣父不同。

职权
教宗被天主教会认为是耶稣在当今世界的代表，其主要任务即是领导耶稣建立的教会，并将信仰传布到世界各个角落。教宗的教务职权被称为“圣座”，是以教宗为中心构成的教务领导团体。圣座除了负责管理罗马的天主教会，还具有代表与领导整个天主教会的功能；现今亦为国际法承认的主权实体，可与世界各国缔结外交关系。
除了宗教职务之外，教宗也是梵蒂冈城国的国家元首，该国由圣座管治。梵蒂冈整个被意大利首都罗马包围，1870年之前，教宗统治的区域一度拓展到整个意大利中部，其领土——即教宗国，被称为“圣伯多禄的遗产”。尽管授予教宗对这些领土的统辖权的文件，也就是所谓的《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在15世纪被证明只是伪造文书，但教宗对教宗国的统治还是延续至1870年意大利统一，而意大利王国和圣座之间最终的政治协议一直到1929年的《拉特朗条约》才得以实现，象征教宗国的正式终结、以及梵蒂冈城国的建立。1948年通过的《意大利共和国宪法》，再次确定该条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历任罗马教宗
任职方式
教宗是由枢机组成的枢机团召开秘密会议互选产生的，一旦当选就是终身职，但中途可辞职。前任教宗逝世或辞职后，至继任教宗选出前的职位空缺期，被称为“宗座出缺”。现今的教宗选举制度是在1268年至1271年的三年空位期之后，于1274年由里昂第二次大公会议采用的，包括枢机团在选举时必须与外界隔离的规定；而教宗选举在1492年起固定于梵蒂冈的西斯廷礼拜堂举行迄今。

近况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以58岁之龄当选教宗，也是自哈德良六世（1522年至1523年间在位）以来首位非意大利人教宗，其于2005年4月2日逝世后，于4月2日到18日期间产生职位宗座出缺，4月18日开始的教宗选举秘密会议，用了不足1天即选出德国籍枢机若瑟·拉青格为新任教宗，名号为本笃十六世。
圣座发言人于2013年2月11日宣布，时年85岁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因健康因素于2月28日欧洲中部时间晚上8点正式退位，成为西元1415年以来，首位主动请辞的教宗。
2013年3月13日，梵蒂冈宣布阿根廷的枢机豪尔赫·马里奥·伯格里奥当选教宗，名号为方济各，他是教宗额我略三世以后一千二百年来，首位非出身欧洲的教宗；亦是天主教史中首位来自美洲与南半球的教宗、首位耶稣会出身的教宗。
2022年12月31日，高龄95岁的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病逝于其退位后的隐居处：教会之母修道院（Mater Ecclesiae）。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圣座（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意大利文）
圣座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文）


196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十七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英语：the Games of the XVII Olympiad，法语：les Jeux de la XVIIe Olympiade，义大利语：i Giochi della XVII Olimpiade），一般称为罗马奥运，于1960年8月25日至9月11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背景
焦点
丹麦自行车选手克努德·埃内马克·詹森在比赛当中由于兴奋剂的影响，加之比赛当日摄氏34度的炎热天气，导致其身体虚脱并坠车，他在被送往医院后死去。这是继1912年夏季奥运会以来第二名运动员在比赛中身亡。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当中，葡萄牙运动员Francisco Lazaro由于身体极度虚弱而死亡。
中华民国此届以“褔尔摩莎（FORMOSA）”的名义参赛，田径选手杨传广在十项全能获得银牌，当即震惊世界体坛。这枚奖牌是中华民国获得的第一枚奥运奖牌，也是本届奥运会上亚洲运动员获得的唯一一枚田径奖牌。主办国义大利国防部长 Andreatti 为表彰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华民国代表团，见赠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邓传楷义大利国宝古陶器一具。
包括希腊王室成员康斯坦丁王子的希腊风帆代表队夺得金牌。
本届奥运闭幕后，紧接著便是首届帕拉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
本届首次引入欧米茄公司研发之电子计时系统。

比赛项目
参赛国家及地区
共有84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其中圣马力诺，摩洛哥，苏丹，突尼斯和苏里南都是首次参加奥运会。

奖牌榜
注释
参见
1960年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1960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举办于义大利的奥运会
195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 科尔蒂纳丹佩佐
196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 罗马
200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 都灵
202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 米兰与科尔蒂纳丹佩佐
举办于罗马的其他综合运动会
1927年国际大学运动会
1975年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
1995年世界军人运动会
2001年夏季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

外部连结
国际奥委会关于罗马奥运会的资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奥委会有关第十七届奥运会的资料
Taiwan’s bitter Olympic history（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60年第十七届罗马奥运 Rome (义大利 罗马)：首位奥运夺牌台湾人 亚洲铁人杨传广（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Chinese Taipei at the Olympics@Wiki（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