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广州市，通称广州，简称广、穗，别称羊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的省会、副省级市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广州市为中国大陆和广东对外的商贸中心兼综合交通枢纽，是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联合指挥部亦驻扎该地。
广州拥有2200多年以上的建城史，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和兴盛地，1982年被列为中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广州从秦朝开始一直是郡治、州治、府治的行政中心和中国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律及科教中心，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现代文明的重要摇篮。广州在南越国与南汉两个时期曾短暂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都城，进入现代后于1921年建立市政厅机构，开创了中国大陆的市政建制。
因自古以来多远离大一统中央政权核心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广州作为中国南方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自建城以来一直保持着繁荣，是世界上少数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之一。广州从三国时期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且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明清时期广州更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中国垄断性的商业中心、世界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于1957年成为素有中国外贸“晴雨表”和“风向标”之称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地。改革开放启动后，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经济随之得到高速发展，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中国省会城市中的排名长期保持第一至今。
因为位于珠江入海口和珠江三角洲中心的缘故，广州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是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获誉为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广州被中国国务院定位为国际大都市和国家综合性门户城市，连续入选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路的国际大都市名册，2018年曾被评为全球第27名，2020年则维持世界一线城市，全球排名第34名。据联合国《2016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广州人类发展指数蝉联中国大陆35个主要城市第一。由广州市、佛山市全域以及肇庆市、清远市部分地区组成的广州都市圈，是中国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都市圈城市之一。

名称
溯源
番（pān）禺（yú）城（亦称任嚣城）是广州最早建城时的名称，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军征服岭南，南海郡尉任嚣在番山和禺山上（今仓边路附近）修筑的一座城池，其名称一直沿用至民国。公元226年和246年吴国两次分交州为“交州”和“广州”两部分，合浦以西仍称“交州”，合浦以东取交州刺史部原治所广信之“广”而称“广州”，包括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治所在番禺。这是两广分治之始，亦是“广州”得名之始，但当时的广州仅为管辖区，约等同于现之广东省。自唐朝始，设广州府，成为广府由来，1921年正式设广州市，番禺城才第一次正名为“广州市”。

别称
“五羊城”、“羊城”、“穗城”此等广州的别名来自于五羊传说。相传有五位仙人穿着五色衣裳骑着五色羊，手执“一茎六出”的谷穗来到广州城，将谷穗交给城中人后，飞升而去，而五羊则化为石。故广州也简称为“穗”。广州适宜种植花卉，进而衍生出广州花市，广州也享有花城的别称。2017年，有调查表明81.02%的市民最喜欢“花城”的别称。
广州自唐代起就是广州府的府城，清代后是广东省的省城，因此省城亦成为广东人对广州城的通称。古时广州还有“南武城”、“楚庭”、“番禺”、“南海”等称谓。

译名
“Canton”之称最早见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日记《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当时该词指广东。此后，士丹顿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龙思泰所著的《早期澳门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威廉·亨特所著的《广州番鬼录》（The 'Fan Kwae' at Canton）与《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均使用该词指代广州。由于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又因1841年以前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成为清朝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Canton”一词作为广州的称呼名扬世界。
1957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普通话拼音统一汉族人口聚居城市及地名的英文译名，取消国民政府以往根据各地语言特点而设定的传统英文名。广州的对外正式用名被改为“Guangzhou”并使用至今。不过由于传统称谓认受度较高，部分半官方机构主办的活动仍使用“Canton”的译名，如广府文化节、广交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IATA代码和广州塔就采“Canton”作为标准译名。
在与唐代中国通商的阿拉伯与波斯地区，基于“广府”之称谓，广州亦被称为“خانفو（Khānfū）”，可见于马苏第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传世文献。

历史
先秦至三国
早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广州一带就有“百越人”活动。春秋战国时期，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泛称为岭南，当时居住在这里的民族称为南越（又称南粤）。在周朝，这里的“百越”人和长江中游的楚国人已有来往。春秋末期，越国为楚国所灭，宰相公师隅带领越国臣民南迁至广东，建城南武，即今广州。
广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以海上商贸为主要特色，有“三朝十帝”的建都史:58。公元前219年，秦王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军力攻取岭南。越人杀死屠睢，任嚣获派为主将。公元前214年，秦攻占岭南，选址白云山和珠江之间南越人聚居的高地（番山）修筑番禺城（史称任嚣城），为广州设立行政区和建城的开始。前204年，秦末南海郡尉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3。是为今岭南地区第一次建立都城。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征服南越国，设立九郡，其中南海郡治仍设在番禺。三国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交州刺史步骘重迁州治回番禺，扩建城郭，后称为步骘城。后陆胤任交州刺史时，由于州治番禺临海，缺少淡水而凿甘溪引水入城北，并建水塘储水，解决了番禺城的用水需要。

两晋至隋唐
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中原北部战乱频仍，汉人大量移入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另有一定数量的汉人迁入岭南，促进了广州一带的经济开发。海外贸易中心由交趾转移到广州，广州港的海上贸易日趋繁荣。广州亦是当时海外各国与中原进行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枢纽。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使者循海道由广州登陆，到达京城洛阳。同年，印度僧人迦摩罗尊前来广州，建立首座佛寺仁王寺；东晋时高僧昙摩耶舍由海道来广州，建立王园寺，即今光孝寺。此后的中外佛教交流也大多经由广州。

隋唐时期的广州仍然维持着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隋文帝废南海郡，置广州总管府。唐显庆六年（661年），在广州设市舶使，总管海路邦交以及外贸。自中唐以后，西部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受到阻断，“海上丝路”代而兴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枢纽之一，广州的繁盛景象一度达到顶峰。自开辟从广州到爪哇和阿拉伯的航道之后，海上商船来往十分频繁。唐政府采取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外商可在中国自由贸易，聚集在广州的外商有十多万人。此时，广州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并从未关闭过的贸易通商口岸，不仅是全国最大贸易港，也是世界贸易大港，更同时是中西文化宗教的交流重地，各国高僧、传教士陆续经由广州来到中国。唐乾符六年（879年），黄巢军攻占广州，杀害在广州的众多“蕃商”，广州的海外贸易受到重创。

五代至宋元
917年，刘䶮建立南汉国，定都兴王府（广州）。这是广州在历史上第二次建都。此时广州的财政收入主要仍靠对外贸易。开宝四年（971年），北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国，废兴王府，复称广州，属岭南道，并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由于中西陆路交通几乎陷于停顿，两宋海运皆十分兴盛。北宋时广州仍为最大贸易海港，前来广州贸易及朝贡的国家超过唐代，达五十余国。至道三年（997年），北宋设广南东路，广州属之并为治所。南宋中期以后，泉州港超越广州港成为第一大港。
宋、元交替之际，广州成为宋军与元军最后争夺之地，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对外通商陷于停顿。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为江西行中书省辖广东道及广州路治。1279年崖山之役后，元政府确立了在广州地区的统治；同年，元政府派遣广东招讨使出使俱蓝，招谕印度半岛和东南亚国家前来通商朝贡。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广州始恢复市舶司的设置。元代的广州仍为仅次于泉州的全国第二大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海上贸易同样繁荣，航道通往亚、欧、非洲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国家达到一百四十余个。

明清时期
明朝初期，一改宋、元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实行海禁，广州成为向大部分国家唯一开放的通商港口，重新成为全国第一大港。1368年（明洪武元年）改广州路为广州府，为广东布政使司、广州府治。嘉靖年间，葡萄牙舰队入侵广州，发生屯门海战及西草湾之战，明政府在战败葡人后封锁广州。但葡萄牙人转而占据澳门，基本垄断广州的对外贸易。1567年（隆庆元年），由于沿海倭寇逐渐平定，明朝开放海禁，默许私人对外贸易，广州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广州专门为外商服务的牙行也不断扩大。万历以后出现专门代理外商的买办商人“十三行”，市舶司的外贸具体业务也为牙行所操纵。1650年，满清为了压制反清势力在广州屠城，史称庚寅之劫。
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一度成为唯一对西方国家开放的通商港口，史称“一口通商”，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大部分中国的对外贸易:27，广州成为当时世界第三大城市（次于北京及伦敦）。1840年夏，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五月，广州城郊三元里发生民众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1842年，清政府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开通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辟为自由港，逐渐代替广州成为货物的集散地。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广东巡抚投降，外人委员会成立，广东政府成为傀儡政府。英法两国在1861年起占领沙面岛达80多年:47。

晚清革命到民国
广州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19世纪末，何子渊、丘逢甲等于此地创办和推广新式学堂，不仅培育一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而且还催生出岭南画派，为辛亥革命积蓄巨大能量。但1910年新军燕塘起义以及1911年黄兴等人发起的黄花岗起义都以失败告终:87、89。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省城各团体咨议局于11月宣布独立，并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成立广东军政府。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废广州府。孙中山在广东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1917年8月，约百名原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行使中华民国行政权，展开护法运动。后因“非常国会”倒向桂系，迫使孙离开广州。同年设立广州市政公所。1918年10月，市政公所宣布拆除全部城墙，开辟旧城墙基为马路。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暂行条例》公布实施，广州市政厅成立，广州正式建市，成为中国首个市。1921年4月，非常国会声称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在广州就职。

中国国民党1924年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孙中山在长洲岛创办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爆发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期间示威人士被镇压，史称沙基惨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年在广州正式成立。1926年蒋中正在广州东较场带领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同时，毛泽东、彭湃等人在这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骨干力量。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期间，李济深在广州戒严，持续逮捕处决两千多名共产党员。12月，广州暴动爆发，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成立三天后被镇压。

1929年至1936年为陈济棠主政广州时期，广州的经济、文化、交通和城市发展显著，留下海珠桥、中山纪念堂、国立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爱群大酒店等著名建筑。1930年，广州曾一度升格为特别市，但同年改回省辖市。陈济棠在1936年发动两广事变，最后失败逃往香港。粤汉铁路也在同年修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0月12日，日军由大亚湾的小桂、岩前、范和、平海登陆进攻广州，10月21日广州正式沦陷，之后人口由超过120万迅速减至30万，绝大部分逃至香港。香港沦陷后的1942年发生粮荒，又有逾46万人回穗。

二战后到共和国
1945年9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广州，广州光复。1947年3月29日，国民党第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通过广州市改为特别市；同年7月1日，广州市复为院辖市（直辖市）。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的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中华民国政府从南京南迁广州，广州市成为中华民国首都至10月13日为止。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广州战役，同日国军撤退并炸毁海珠桥。此后广州由中国共产党统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直辖市、广东省人民政府驻地；此后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陆续有大量人员偷渡至英属香港，史称“逃港潮”，此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好转。1954年6月19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广州并入广东省建制，改为省辖市。1956年，当局开始推行公私合营，充公所有私人经营的商号，其中有企业迁至澳门、香港等地；亦有部分私立和民办学校迁往香港办学。1957年，广州举办了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此后每年都举办两届，巩固了广州作为中国重要外贸城市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发生后，市内陷入混乱状态，名胜古迹遭到毁坏。

经济再开放
改革开放后，广州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和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中心城市，居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广州充分利用优惠政策和当地优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由1980年的第六位前进到1992年的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巩固与提高。1984年10月，划为国家计划单列城市。1998年，当局提出“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的发展规划。
在21世纪，“广佛同城化”成为讨论的热点议题，电视台、电台、电信等相互落地，两地人民交流更加密切。2001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开幕。2010年11月，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在广州举办，为广州再次成功举办综合大型运动会。2016年，国务院批复《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明确广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2017年末，广东省政府与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公告，广州被委以发展成继上海、深圳后中国第三个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重任。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被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中心城市，明确了“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作用，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方向。

地理
地质地貌
广州位于东经112°57′至114°3′，北纬22°26′至23°56′之间，市域总面积7434.4平方公里。地势东北高、西南低，背山面海。地形复杂，有中低山地、丘陵地、岗台地、冲积平原和滩涂五种土地类型。北部是森林集中的丘陵山区，最高峰为北部从化区与惠州市龙门县交界处的天堂顶，海拔为1210米；东北部为中低山地，市区有获誉为“市肺”的白云山；中部是丘陵盆地，南部为沿海冲积平原，为珠江三角洲的组成部分。
广州市有较好的成矿条件，已发现矿产47种，占全省总数的31.5%，矿产地820处，其中大、中型矿床22处。主要矿产有建筑用花岗岩、水泥用灰岩、陶瓷土、钾、钠长石、盐矿、芒硝、霞石正长岩、萤石、大理岩、矿泉水和热矿水等。区内能源矿产和有色金属矿产十分短缺。

气候
广州地处亚热带沿海，北回归线从其北部穿过，属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以温暖多雨、光热充足、夏季长、霜期短为特征。全年平均气温为21.7～ 23.1摄氏度之间，平均相对湿度77%，市区年平均降雨量约为1923毫米，最多年降雨量为2637.8毫米（2016年），最少年降雨量为1239.5毫米（1990年）。由于广州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因此在冬季，广州的降雪机率极低，但因为极地大陆气团南下的关系，冬季温度有时相当低。在明清两代长达400年的小冰期内，广州至少出现了11次降雪；而近代曾出现的降雪纪录分别在1928年1月31日、1967年12月29日和2016年1月24日。
广州有确切气象纪录的历史极端最低气温为0.0℃（1957年2月11日和1999年12月23日），也有-5.0℃的非正式记录（1893年1月18日），历史极端最高气温为39.1℃（2004年7月1日），也有39.2℃的非正式记录（2014年8月1日）。最多高温日数为65日（2014年），最少高温日数为0日（1975年）。全年中，3月气温回升，多出现回南天，4至6月为雨季，受冷暖空气交汇及季风槽影响，多暴雨，7至9月，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天气高温炎热，多台风，10月、11月为晴朗干燥的秋季，气温适中，12至2月为阴凉的冬季。

水文
广州市位于西江、东江和北江的下游，境内河流水系发达，水域面积广阔。全市河流属珠江水系，包括珠江三角洲和北江两个二级水系，主要归属珠江三角洲水系。其中东北部以山区河流为主，主要河流有流经从化区、花都区和白云区的流溪河，流经增城区的增江、东江北干流及白坭河等；南部为珠江三角洲河网区，主要为西、北、东江下游水道和珠江前、后航道交织成的河网。河网区主要水道总长度416公里，其中前、后航道纵贯广州市城区。珠江入海有八大口门，其中虎门、蕉门、洪奇沥三口门在广州市境内，其河川径流分别注入伶仃洋。珠江口海岸线522公里，浅海水域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
广州市的湖泊主要为人工湖，境内水库及各类蓄水工程1322宗，总库容11.16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1座，即流溪河水库，总库容为3.87亿立方米；中型水库15座，总库容为4.12亿立方米。市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修建的人工湖泊有20多个，兼有调洪与观光游览功能；其中东山湖、麓湖、流花湖、荔湾湖、白云湖等5湖总面积5.79平方公里，水面面积2.26平方公里。广州城内由五代时开凿六脉渠，贯通城内外河道密布，在晚清后城市逐步拆城墙、开马路一系列工程下，老城内河涌也就逐渐湮没，在2010亚运后如东濠涌等获当局重新开发作为休憩观光地。

生物
广州市生物种类繁多。地带性植被为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但基本是次生林和人工林，天然林已极少。粮食、经济作物、畜禽、水产和野生动物种类多，增城丝苗米是广州市首个获得地理标志的保护品种。果树以热带、亚热带品种为主，是荔枝、龙眼、黄皮、乌榄、橄榄等起源和类型形成的中心地带。广州市的陆地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北部边界天堂顶，包括蟒蛇、穿山甲和苍鹰等，水生野生动物主要有中华白海豚、花鳗鲡、中华鲟等。

行政区划
广州市现辖11个市辖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区、花都区、南沙区、增城区、从化区。
现时的广州市区主要位于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与天河区，历史上的广州城区面积一直在扩张；由建城伊始的越秀区、东山区，直至清代的西关，民国时候的河南（今海珠区西北方一带），以至20世纪末的白云、芳村、天河与21世纪开始的番禺区、萝岗区。2005年调整行政区划后，未来广州市区或将包括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黄埔区、白云区南部（北二环高速公路以南）、番禺区（沙湾水道以北）、萝岗区（不包括中新广州知识城和九龙镇）的城市延伸地区，面积约1310平方公里。
广州市在2005年5月调整行政区划，撤销东山、芳村两区，东山区并入越秀区；芳村区并入荔湾区。同时新设立南沙、萝岗两区。南沙区由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加上原番禺区的部份村落组成；萝岗区则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上原白云区、天河区、黄埔区和增城市的部分组成。新区机构在同年9月末正式挂牌。至此，东山区和芳村区已不复存在，但部分地名、机构名称则继续保留。此次调整也引起广泛争议，不少人担心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称呼逐渐被人淡忘。
2005年区划调整前的原市区设置如下：

4个老城区，包括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东山区，当地居民称为市中心，越秀区和东山区则是传统省城；
4个市中心扩展城区，包括芳村区、天河区、黄埔区、白云区；
2个卫星城区，包括番禺区、花都区；
2个郊区县级市，包括增城市、从化市。
2014年2月，国务院同意广东省调整广州市部分行政区划，撤销萝岗区和原黄埔区，建立新黄埔区；从化、增城撤市设区。这亦代表着广州辖下已没有县和县级市。

6个中心城区包括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黄埔区、白云区；
5个外围区包括番禺区、南沙区、花都区、增城区、从化区。

交通
广州交通发达，是中国华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其中，以人民路高架、东濠涌高架为代表的高架桥；广园快速路、华南快速路为代表的快速路与内环路、外环路（广州环城高速）、二环高速（广州绕城高速）为代表的环状路共同对广州的道路交通起到重要作用。由于私家车太多、道路通行能力低等原因，交通挤塞成为广州市内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公共交通方面，广州市内已有地铁、快速公交、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等各种运输方式。2007年1月，广州市政府全面禁止在市区内驾驶摩托车。但在2021年11月，广州市启动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允许市民骑行电动自行车。广州长途汽车直达香港和澳门（实际上直达珠海），繁忙的长途汽车每年会从城市中的不同载客点（主要为酒店）接载旅客至香港和澳门。
广州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铁路与航空枢纽城市之一，旅客能乘坐火车或飞机到达中国国内各大主要城市，而来往广州和国外的国际航线更遍布世界各地。根据《福布斯》2014年的客货运能力最强的25个城市榜单，广州客运、货运指数均排名全国第一。

城市轨道交通
1997年，广州开通地铁1号线，是继北京、天津和上海之后第四个拥有地下铁道系统的中国大陆城市。截至2024年12月28日，广州地铁共有17条营运路线，运营里程为705.1千米，位于中国内地第三名。广州地铁现时已经成为广州市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2023年全年累计客流约31.28亿人次，占全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的69%。为更好地解决交通堵塞问题，广州市仍在大规模扩建地铁。截至2024年12月，广州地铁的在建线路为8条、总计158.65公里。
而广州市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海珠有轨电车已在2014年12月31日开通试运营，黄埔有轨电车1号线也在2020年12月开通运营。未来广州市将会有多条有轨电车线路覆盖各区。

路面公共交通
广州的士（出租车）在1978年开启“扬手即停”的经营模式，结束了“路上空驶的士不载人”的局面，而广州巴士（公共汽车）也在1993年率先实施无人售票，这些创新的举措迅速地在全中国大陆推行开来。
2010年引进的广州快速公交运输系统属世界第二大快速公交系统，曾被评为BRT的金牌标准。其日常载客量可达100万人次，高峰时期每小时单向客流高达26,900人次，仅次于波哥大的快速交通系统，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辆巴士，每个站平均每小时进站公交达到350辆。师大暨大站包括桥梁在内的站台是世界最长的BRT站台，长达260米。2018年，广州市的公共汽车营运路线共有1,251条，总里程达2.3万公里，市区的公交线网密度超3.9公里/平方公里；公交专用道总里程达到519.4公里，公交车辆1.5万辆；2019年7月，广州市常规公交日均客运量达627万人次。
广州市区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在早期主要使用液化石油气（LPG）和液化天然气（LNG）作燃料，后期陆续更换为油电、气电混合动力甚至是纯电动的车辆。其中公共汽车在2017年开始大规模投放纯电动公共汽车，随后所有投放或更换的公交车均为纯电动汽车。2018年广州中心六区的纯电动巴士已达1.1万辆，基本实现了公交电动化，电动公交车投入规模居全球第二。

航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位于白云区与花都区交界，2004年8月5日正式投入运营，是中国大陆第三繁忙的机场，粤港澳大湾区第二繁忙的机场和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亦为中国大陆三大门户复合枢纽机场之一。该机场取代原先位于市中心的无法满足日益增长航空需求的旧机场。机场现有两座航站楼和三条飞机跑道，成为中国国内第三个拥有三跑道的民航机场，比邻近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预计的2023年落成早8年。广州白云机场是中国南方航空、海南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九元航空、龙浩航空等航空公司的枢纽机场，联邦快递的亚太转运中心亦设在机场内。2019年，白云机场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230多个通航点，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点94个，已有超过80家中外航空公司在此运营，同年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达7338.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92万吨，年起降量达49.1万架次。2020年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造成的全球影响下，白云机场以较佳的恢复水平实现旅客吞吐量4,376.8万人次，首次位居世界第一。

铁道运输
广州是中国大陆四大铁路枢纽之一，主要车站有广州站、广州南站、广州东站和广州白云站。另外还有广州北站、庆盛站等车站。广州站是京广铁路（北京－广州）、广深铁路（广州－深圳）、广茂铁路（广州－茂名）和广梅汕铁路的终点站，而广州南站是京广高速铁路（广州－北京）、广深港高速铁路、广珠城际铁路、南广铁路和贵广客运专线的始发站。广九直通车从广州东站开出，直达香港红磡站，总长度约182公里，车程在两小时内。2009年末，武广客运专线投入运营，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小时。2011年1月7日，广珠城际铁路投入运营，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小时。2019年12月，穗深城际铁路正式开通。2020年11月30日，广清城际一期、新白广城际铁路一期投入运营。由广州南站乘坐高速铁路至深圳北站至少需35分钟起，至香港西九龙站至少需要47分钟，至上海虹桥站至少需要6小时38分钟，至北京西站至少需要7小时16分。

航运
广州港位处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带，汉武帝征服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百越人所开航路，拓展了横越孟加拉湾到斯里兰卡的航线，标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端并成为始发港，延至现代，也是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南地区的主要物资集散地和最大的国际贸易中枢港。广州港主要由黄埔港和南沙港两大港区组成，现已与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2018年广州港货物吞吐量达到6.1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191万标箱，居国内港口第四位、全球港口第五位。马士基、达飞、地中海、中远海运等全球前21名班轮巨头均进驻广州港。
除去需提前预约的“如约”航线，在市区运营的广州水上巴士共有9条航线，作为市民过江重要方式及广州市公共运输的补充力量。除此之外，珠江上还有各类渡轮线路，用于近江居民直接渡江；其中南沙码头和莲花山码头间每天都有高速双体船往返，亦有往返香港的客、货轮。

经济
广州自古已是华南地区著名的商埠，拥有2000多年的开放贸易历史。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广州经济发展迅速。2005年国务院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广州是中国大陆首个进入“发达”状态的城市。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0,604.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进入GDP“万亿元俱乐部”的城市，也是首个经济总量过万亿的省会城市。2012年9月，南沙区广州南沙新区获批，成为第六个国家级开放开发新区。2021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8232亿元，比上年增长8.1%，人均GDP达15万元。GDP总量为中国第4，人均GDP水平与葡萄牙相当，购买力平价水准已和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相当。

农业
广州市内雨水充润、土地肥沃，市区曾经有非常广大的农业用地。两千年前就已经有水稻种植的记载。宋代的广州拥有中国较大的米市，蔬菜、水果、糖蔗、花卉也享有盛名。由于曾长久作为中国主要港口，广州引进多种优良作物品种。二十世纪上半叶，交通发展造成外地农产品入侵以及战争的影响下，广州农业增长缓滞。1950年代初中期农业产量大幅增长，但后期的“大跃进”以及其后的文革严重打击农业生产。改革开放后，随着广州发展为大城市，逐渐形成为城市服务的城郊农业格局，政府的方针为服务城市，富农利民，鼓励出口创汇。具体措施为降低产粮比例，增加蔬果蛋奶等农副产品比例，致力发展林牧渔业。广州农业产值大幅增长，在2020年实现农业总产值497.61亿元；但随着第二第三产业飞速增长，农业所占的经济比重在逐渐下降：1978年广州市农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1.67％，1990年下降至8.05％，2010年仅为1.78%。
城市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农耕用地迅速萎缩。清光绪五年（1879年）广州府登记在册的田地山塘总面积为1062.32万亩；1978年广州的耕地面积为374.22万亩，到2020年减至只有131.75万亩。目前，广州种植农产品的地方主要在白云、花都、番禺、南沙、从化和增城。1990年农业人口有250.46万人，2014年为76.13万人。广州著名的农业特产有泮塘五秀（莲藕、马蹄、菱角、茭笋、茨菇），以及以荔枝、香蕉、木瓜、菠萝为首的四大岭南佳果等各类热带生果。

工业
古代广州的手工业非常发达，船舶业、冶铸和五金业、纺织业、食品加工、中成药业、陶瓷业、美工等都享誉全国。广州清初所产棉花，以轻暖出名，于广州十三行之财富积累也有助推。由于本埠棉布价廉物美于英国布，出口甚多。巨大利益驱使棉花来料加工迅速兴起。广州纺织业带之形成，带动相关行业的兴盛
。1870年代起，清廷展开洋务运动，广州近代工业开始起步。清朝末期，广州附近已经集中大量各种轻工业工厂。民国开始，广州轻工业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大幅增长，使广州成为当时中国较为发达的城市。1929年至1936年，陈济棠主粤时建立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对广东经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国有化。1950年代及1960年代时，工业有所恢复，但文化大革命再次严重冲击广州工业生产，工业发展减慢。但其间仍在政府扶持下建立重工业体系。1975年后，政治局面好转，政府大力扶持日用品为主的轻工业，广州工业进入快速增长时期。1980年代后期，广州市主要发展第三产业，工业产值比重下降。
1990年代起乃至2000年以后，广州市政府力图改变产业构成，加大扶植重工业；汽车、石化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已成为21世纪初广州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产业为广州市第一大产业，同时也支撑了广州市的主要GDP占比和财政收入。在该产业方面，相继成功吸引日本三间主要汽车制造企业投资设立工厂，令广州在数年间成为中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在2017年，广州市汽车产量达310.8万辆，产量居全国第一；江南地区最大的广州市陈田汽配市场位于市郊，广州同时亦是国内出产日本汽车最多的城市。广州主要的石化企业有中国石化广州分公司、广州珠江化工集团和广东南方碱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广州工业总产值位居全省第四位，其中电子产品制造业全年产值2,643亿元。
广州在近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制造2025”的试点城市之一。早在1991年3月，广州就成立了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的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两国合作推动的中新广州知识城奠基，将重点发展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现已引进GE生物科技园、百济神州、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冷泉港实验室等研发项目和机构。2011年，广州国际生物岛（官洲岛）正式开放，定位为国际生物医药创新中心，推动广州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截至2016年有132家企业签约落户。2017年3月，广州宣布将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实现从三大支柱产业到“IAB“计划的升级。2018年，广州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0家，总数从2015年的1,919家增加至2018年的1.1万家，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三。

商业
六朝时期的广州对外贸易已相当兴旺，外国海商“久停广州，往来求利”。隋唐时期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到顶峰，外国人数量一度达到全城人口的30%以上，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经过元朝的短暂沉寂后，明清两朝广州再次崛起，在清朝一口通商政策下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口岸，成为具垄断地位的全国商业中心。上海开埠后，随着全国逐渐开放，广州逐渐失去对外贸易中心地位，但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
在韩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世界多国实行经济封锁及货物禁运的情况下，广州在1957年4月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拓展与东南亚贸易并争取有关商人的支持，成为新中国通向世界大门的窗口；此后每年均举办春、秋两届，2007年开始更增加进口展区并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现时每届展会均吸引来自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逾20万客商，是共和国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成功的国际展会。截至2022年第130届，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约1.5万亿美元，累计到会境外采购商约900万人。随着琶洲展馆四期即将落成，展会能力将跃居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后的广州百货业蓬勃发展，1980年代起友谊商店专门为港澳及外宾销售电器等入口商品，西湖路灯光夜市则是平民的热门去处。而地处沿江西路江边的南方大厦就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百货商店，更创立中国大陆第一家24小时便利店，和华夏百货形成人民南商圈，是上下九传统西部商圈的延伸，后者在1995年成立步行街。位于北京路的新大新公司和广州百货大厦业务亦蒸蒸日上，马路后来也辟为步行街。超级市场万客隆及吉之岛1996年在广州开设中国大陆第一家分店，随后香港7-Eleven、百佳超级市场、OK便利店等广州人熟悉的超市及便利店品牌陆续进入广州。因受交通压力及天河新区发展影响，90年代尾的人民南商圈开始衰落，成为电子服装批发集散地，城市商圈向东部新区转移。到21世纪，以天河城、天环广场、正佳广场、太古汇、万菱汇为代表的天河路商圈，成为广州的中心商圈。

政治
从古至今，广州基本上是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秦末为南越国都城，汉朝征服南越国后立番禺为南海郡治。汉末郡治迁至龙湾与古坝之间（今番禺沙湾附近）。三国时，吴国迁郡治回番禺，后又设为交州治所。交广分治后为广州治所。晋、南北朝沿用南海郡，番禺为郡治。隋文帝废南海郡，置广州总管府，后改为都督府。唐代分全国为十道，其中岭南道治所设在广州。862年，岭南分东、西二道，广州为岭南东道治。五代时期广州为南汉国国都。宋初复设岭南道（后改为广南东路），广州为治所。明朝广州为广州府城，由番禺县、南海县两县分管，亦为广东承宣布政使司驻地。清军占领中原后，南明绍武帝在广州建都，不久南明灭亡，清朝的广州成为广东省会、广州府城及番禺与南海县治。两广总督衙门、广东巡抚衙门、广东布政司、广东按察司都在广州南海县界内。
清朝末期，广州爆发数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其中最大的为黄花岗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广东省独立，11月10日成立军政府。12月初，广东临时省议会成立，公布21岁以上广东籍人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议会由120名议员组成，通过比例选举制产生。其中女性议员须占10名，开中国妇女参政先河。1913年4月，广东省议会成立，罗晓峰任议长:19。1918年10月，广州市市政公所成立。1921年2月广州正式设市，成立广州市政厅，孙科任市长。
1917年至1922年间，孙中山以及西南各省的国会代表两次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7月4日成立广州市市政府，实行市政委员会制，伍朝枢任市政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广州市实行市长制。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28日成立广州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叶剑英任主席:169。目前广州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架构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市政府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运作，政府驻地越秀区。广州市是广东省的省会，广东省人民政府驻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亦驻扎该地。

地方首长
社会运动
作为近代革命发源地，广州自民国时期就是中国社会运动的中心，每次全国性社会运动都有广州民众的响应和参与。以广州为中心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最早有1925年至1926年在广州和香港同时举办的省港大罢工。广州市民在1989年发起活动，声援天安门民主运动，数万人聚集在海珠区主干道集会。6月4日发生六四事件后，广州爆发大游行、罢工、罢市，交通瘫痪，持续至6月5日。1999年的全国反美活动，有数十万群众、学生在市内游行示威，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同时驻广州美国领事馆也受到部分激进示威人士破坏。2005年的全国反日示威，也有数十万人在主干道游行，不过广州封锁消息，大学和中学也禁止学生游行。

2010年7月逾千市民在地铁江南西站出口聚集举行2010年广州撑粤语行动请愿活动，为广府文化发出自己的呼声。事后中国大陆传媒封锁消息，广州亦屏蔽香港电视相关的新闻片段。而8月1日于广州人民公园的撑粤语集会被当局强力阻挠，民众被逼转移路线，当至北京路南段时被大量警察包围，集会人士被押送上大巴带离，在东山体育场等地接受问话。当局将活动定性为“非法集会”，出动大批公安阻止，扣查多名集会人员和记者。
2012年8月，随着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不断发酵，反日游行示威在中国各地爆发，包括广州，但其中一部分演变为恶意破坏事件，包括任意打砸其他市民的日本产汽车等恶劣行为。
由于中国大陆信访制度允许民众直接到上级政府部门表达诉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在东风中路的正门就经常有本省不同地方的请愿人士到来希望得到省政府帮助。2014年初较为重大的请愿群体，有禽流感期间因强行关停街市而蒙受损失的省内家禽业者，还有反对石化项目在茂名落地的在穗茂名青年。

市政工程
创卫及创文
广州市自1990年开始参与“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简称“创卫”），于2008年成功取得该“称号”。1998年开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简称“创文”），2011年成功。“创卫”期间，广州市区的卫生情况有显著改善，如清理城区卫生死角、城中村、污水处理和食品安全管理等方面。相关负责官员称“创卫”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创文”是“民心工程”。本地传媒《南方都市报》就曾质疑及批评此类工程花费巨额公共财政，属形式主义和行为扰民等；两项工程历年来共花费的公共财政数以十亿计，难以细算。

亚运相关工程
位于广州新城的亚运村主体工程于2008年5月全面动工、2010年8月建成，总用地达到110.9公顷，总投资超过41亿元。在广州亚运来临之际，广州市政府于2010年之前完成大量城市规划工程，当中包括主干道“四位一体”综合整治、老城区迎亚运环境整治、社区雨污分流改造、场馆周边和重点区域整治和迎亚运绿化改造专项等，完成多条道路升级改造，并为大部分临街骑楼及历史建筑翻新及居民楼房顶店铺门面整饰，体现城市特色。但这些亚运工程亦引起不少争议。这期间有多条完好的马路被翻新，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就曾质疑越华路在半年里开挖六次、换了五次地砖。除此之外，临街骑楼与历史建筑时破坏原本但历史与艺术感；而临街几千座大厦公寓统一装修时，不少窃贼通过脚手架进入上百户居民家盗窃。

微改造
2016年，广州市印发实施《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提出微改造的城市更新模式。随后，市政府开始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首先改造的，是198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及位于广州城区核心的229个老旧小区。。广州市对基础设施、市政设施、街道外立面及公共环境实行改造，提升街区的品质。有的社区将闲置工地改造为小广场、小公园。有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成立了“微改造建设委员会”，经由设计师出方案，居民提出意见，设计师加以修改，最终形成微改造定制方案。有的街区成立了“共同缔造工作坊”，由居民、高校专家、艺术家和设计团队组成。截至2021年8月底，广州市的521个项目（667个小区）已完成改造。不过，有些微改造存在缺乏后续维护，设计不实用的问题。

社会
人口
2021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1881.06万人，城镇化率为86.46%。年末户籍人口1011.53万人，城镇化率为80.81%，市区常住人口1112.6万人，外来人口占总数46.2%。广州是中国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之一，人口多数集中在旧城区，中心四区（越秀、荔湾、天河、海珠）平均常住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9456人。人口密度最高的越秀区则达到每平方公里31,036人，为人口密度最低的从化区的80倍以上。
广州市的年出生率自2001年来一直在9.6‰以下，自然增长率在4.3‰以下。市民预期寿命81.34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亦日益突出。截止2018年底，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69.27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8.25%，其中旧城区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已超过25%；而2020年老年人口已超过200万。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广州市民男性较女性为多，2010年末男女性别比为109.46，男性比女性多出573,694人。其中，0至14岁年龄段性别比例失调现象严重，达到115.62，预示未来广州性别比例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广州市人口以汉族为主，占常住人口的98.3%左右，常住少数民族人口21.29万人，分属55个少数民族，其中人口较多的有壮、土家、苗、瑶、回、满、侗、蒙古、布依族等9个民族。广州市高速发展的经济与高就业机会吸引大量外地人口前来，在2018年外地人口就达到全市人口50%，如何妥善做好城市管理工作是市政府的艰巨任务。

外地人口
广州市作为大城市，有大量外地人士涌入广州工作，但“本地人”与“外地人”存在部分矛盾，同时亦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2014年，广东省政府出台文件，明确要求控制广州、深圳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2018年统计数据表明，广州户籍人口为912万人，而广州登记在册流动人口967.3万人，广州流动人口已经反超户籍人口。青壮年占绝大部分，20-50岁占85%，大专以上学历占12%。其中白云区、番禺区、天河区的流动人口超过百万。番禺区登记在册流动人士就有111.7万人，流动人士户籍地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就性别比例看，男性稍多，占总数53.5%。2019年农民工占广州流动人口比例达到70％，大部分是男农民工。

外籍人口
广州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再加上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原因，来自北美、日韩、欧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外籍人士众多。而在这其中又是以非洲裔黑人居多，因此广州被获誉为第三世界的“首都”。其主要聚居于环市东路、淘金坑、建设新村一带以及天河区以天河北路为中心一带大厦外企办事处；番禺区的某些楼盘，如祈福新村、丽江花园等亦有较多外国人。
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2019年统计显示，在广州登记居住的外籍人士为8.3万人，其中临时居住的2.3万人，常住半年以上的为6万人，日韩、欧美国家人员占大多数，有13,000多名登记的是来自非洲的外籍人士；约1万人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虽无大规模定居，但常出现于小北－登峰一带的商业区贸易；棠景街也有较多韩国人。2019年，出入广州口岸外国人290余万人次，其中有35万人次来自非洲国家，大部分为同一人反复出入境，多数是由于签证允许逗留时间较短或商务需求，而非移民。近年来广州的治安问题时有涉及到广州黑人，引起广州民间的不满。而针对于因大量外籍人士入境广州所造成的“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问题，广州公安机关内部建立了四支执法服务队伍来处理此事；2008年起，广州于居住超过200名外国人的社区建立“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以应对“三非”外国人问题。

语言
长久以来，广州绝大部分地方通行的语言主要为广州话，基本上属于粤语广府片。广州城主要有西关和东山口音，而建置属于外郊的从化、花县、番禺等的粤语也各具特点。因此广州也就形成以粤语为载体的包括粤剧、粤曲、南音、咸水歌等在内的“粤语文化”。广州话中除粤语中所含的词语之外，还吸收不少潮州话及客家话的词语，例如“口渴”读成“口涸”。广州由于历史原因，大量词汇亦受到英语影响。花都区、增城区、从化区部分人口及白云区小部分人口通行客家话，白云区亦有个别居民点讲潮汕话。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大量市外及广东省外的人口急剧涌入。因省、市籍族群不同，所操语言种类众多，以及年轻人长期受普通话作教学媒介及推广普通话之影响，目前广州在语言交流上整体上粤语和普通话为主；因此在许多大型公众场合，普通话为主导语言。有部分场合会加上粤语或英语广播，而族群内部仍多用自己的语言交流，部分外来人口为融合当地文化会以粤语与当地人交流。虽然21世纪初以来配合行政手段的人口结构和语言环境变化，使普通话逐渐冲击粤语的强势地位，但受到本土文化以及香港地缘的支撑、以及广州民间近年来发起检讨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以着手保护粤语，使粤语在当地仍有一定的地位。2016年起广州一带出现多个粤语网络及综艺节目和网络歌手，使粤语的关注度再度提高。

教育
广州教育历史始于西汉末年。三国时期，骑都尉虞翻曾在番禺虞苑办学。宋朝设有番山书院。清朝时，设有府学宫，为广州最高学府，另设有县学宫番禺学宫与南海学宫。除此之外，民间自行筹办义学与社学。清末年间，力图改革风气日盛，洋务派于同治三年在广州开设同文馆，以培养翻译人才，大量教会学校也在此时成立，并在后来成立港澳分校，分别是培正、培道、培英、协和、真光。康有为在光绪年间开办万木草堂，以教授新学。当时书院林立，著名的有粤秀书院、越华书院、圣心书院、羊城书院、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广雅书院等。
广州是中国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城市。早在1866年，广州就有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博济医学堂；在1888年也有了格致书院，后成为民国时期13所中国基督教大学之一的岭南大学。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了国立广东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和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分别培育国家建设、国民革命专门之政治和军事人才，对中华民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享有“文校中大，武校黄埔”的美誉。除此之外，勷勤大学、光华医学院、广东国民大学、广东工业专门学校等院校在民国时期亦有着重大影响力。
1949年后，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陆续接管所有的学校的校舍或组织，陆续合并或撤销教会学校，其中部分学校迁至澳门、香港等地，部分公立和私立学校也在1950年代院校调整时期进行调整及撤并。在现代，广州等高等教育依然发达。广州高等教育人口共有288万，占人口比例约20%；全市共有高等院校40余所，是岭南地区高校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广州的全国著名学府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当局以巨资兴建的广州大学城也在2004年投入使用。广州有10所市属高等院校，其中两所本科院校分别是广州大学和广州医科大学。

体育
广州地区体育运动源远流长，是中国较早发展近代体育的地方。广州每年都会举办广州马拉松、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横渡珠江和“市长杯”系列赛等覆盖各年龄段的大小赛事。广州还曾举办过1987年第六届和2001年第九届全国运动会、1991年第一届女子世界杯足球赛、2007年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十六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和第一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体育场馆主要有越秀山体育场、天河体育场、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沙全民文化体育综合体、广州足球公园、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花都区体育中心、黄埔体育场、英东体育场、增城体育场、燕子岗体育场、宝岗体育场、广州市工人体育场等。

广州市羽毛球队是全国知名强队，从1978年起就获得单独组队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在足球方面，广州足球俱乐部（2010-2014年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2014-2020年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在2011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首次为广州队夺得全国规模的足球比赛冠军，并在之后连续6年，9年8次获得冠军（2011-2017年、2019年）；除此之外还夺得2012年、2016年、2017年、2018年中国足协超级杯冠军，2013年、2015年亚冠联赛冠军以及2013年、2015年世界俱乐部杯殿军。

医疗卫生
广州是中国大陆医疗卫生水平较为发达的城市，市内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市民提供各种医疗服务，与广州市内的多间医科院校和药厂共同构成完整的医疗体系，经常收治广东省内其他医院送至的危重病人。2020年全市共有38家三级甲等医院，专业分工较为全面。其中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眼科医局建立于1835年，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作为中国中心城市，广州市的医疗保险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市。
制药业在广州同样发达，陈李济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久的制药厂。而王老吉、敬修堂、潘高寿、何济公是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品牌，现统一由广药集团管理。

宗教
广州的宗教历史源远流长，汉传佛教（于255年传入）、道教（于306年传入）、伊斯兰教（于唐初传入）、天主教（于明末传入）、基督新教（于清初传入）五大宗教一应俱全；截至2020年末，经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依法登记及允许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达82处，其中佛教23处、道教10处、伊斯兰教4处、天主教7处和基督教38处。由于广州本具外贸港口之地位，除道教属中国本土宗教之外，其余均由外国传入，包括随商而来的祆教（琐罗亚斯德教）。
广州五大宗教近10间重点寺观教堂均分布于广州旧中轴线上，显示出宗教文化与广州历史文化相互交融的独特人文景观。2020年，广州市有信教群众90余万人，其中佛教徒约56万人，道教徒约20万人，伊斯兰教徒8万人，天主教基督徒约2.9万人，新教基督徒6.7万人，外国人信徒约5万人。经宗教团体认定的专门从事宗教职业的人员（宗教教职人员），包括比丘、比丘尼、道士、阿訇、牧师、神父、修女等共450人。

传媒
广州的言论比中国大陆其他地区较开放。从理论上来说，广州的传媒与中国大陆其他传媒一样，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管与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上，广州传媒比其他城市的传媒更为灵活，亦即“打擦边球”。相对开放的言论，使得广州传媒与其制造的话题时常成为全国关注的对象，也多次引发大规模讨论。且广州的本土方言节目分布广泛，基本上大多数频道都有使用粤语广播和主持节目。
广州的广播事业可追溯至1929年5月启播的广州特别市无线电播音台，而广东电视台的前身广州电视台就在1959年启播。现今广州的广播电视机构有省属的广东广播电视台（含原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和广东电台）和市属的广州广播电视台，其大多数频道使用粤语广播，近年来普通话节目比例也在增加。广东电台旗下的珠江经济台是全国首家经济广播电台；南方台旗下的经济频道前身广东经济电视台是中国大陆首家商业电视媒体，南方卫视更是中国大陆唯一获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上星的粤语电视频道。广州市各电视台的综合频道在晚上七点到九点的黄金时段主要以社会新闻、民生类节目为主，与国内其他电视台在该时段密集播放综艺、娱乐、连续剧等节目相比，予人“更具社会责任”的感觉。广州共有广州有线和广东有线2间有线电视公司使用数字电视形式传送节目。两司在2007年起开始由模拟电视逐步地转向数字电视，并在2010年起逐步推广高清电视服务。广州的有线电视还提供部分经过滤审查的境外电视频道，包括香港无线电视旗下的免费电视频道翡翠台和明珠台，以及卫星电视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澳亚卫视中文台。
广州是中国大陆报刊发行较发达的城市，有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三大报业集团，三大集团之间多有商业竞争和观点争鸣。《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日发行量都超过100万份，此外还有《南方日报》、《新快报》、《信息时报》等报纸每日发行。曾于广州各地铁站免费派发的《羊城地铁报》是中国大陆第一份免费地铁日报，惟该报于2018年12月休刊。除报纸外，广州还发行多份周报，其中包括得到中国大陆民众认可、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南方周末》，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更接受《南周》的独家专访，而2013年的《南周》新年特刊被删改事件曾引发国际传媒广泛报道。广州的杂志也有较高的知名度，《南风窗》、《新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等时政社会类杂志被不少中国大陆居民认可，具有全国影响力。

建筑
秦汉时广州就是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筑城和建造宫室的技术早有发展。明代后期到清代，西方近代文化逐渐传入，由于广州在对外贸易中长期是唯一对外通商港口，以及周边的澳门、香港先后为葡、英所租占，使广州成为西方建筑文化最早传入中国的城市。鸦片战争后，沙面租界的出现使广州有成片西方风格的建筑。在19世纪以来，城市建造经历西洋建筑风格的传入、传统建筑复兴及现代主义建筑风潮等时代，令当地建筑呈现融合本土特色、传统中国建筑体系主题特色和西方建筑特色的面貌。

传统和近代建筑
广州在明清时期，曾有18座城门，主要分布在今越秀区。1920年广州大举开路时全部清拆，现时只剩下西门口等遗址，而由城门衍生出来的地名如大东门、西门口、小北路（小北门）等仍然使用至今。近年来虽然政府不断修葺和保护传统建筑，如修复五仙观、广州城隍庙等，但部分文物建筑仍然受到强拆和破坏。在2009年，开发商强拆东山新河浦保护区内的小洋楼，在文化及建筑专家联名上书至市长后才被紧急叫停。

骑楼
骑楼是岭南一带常见的建筑形式，广州骑楼的大规模建造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民国11年（1922年）《广州市内不准建筑骑楼之马路表》和民国19年（1930年）《取缔建筑章程》的引导下形成持续到现今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时期，当局先后清拆中山路、宝华路、解放路和六二三路一带的骑楼，造成历史建筑的破坏，主干道上大部分老字号亦被迫结业。到21世纪，当局开始限制骑楼街区的拆迁，在《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里，保护骑楼街区便占据相当大的篇幅。惟部分骑楼，如恩宁路、北京南路、一德路、万福路等地的骑楼，在旧区重建和地铁工程当中仍面临迁拆危机，其去留亦引发社会上激烈的讨论。2021年，当局拟出台新政，在老城区范围内，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也加强包括骑楼在内老建筑的翻新、维护等支持力度。像恩宁路（永庆坊）一带骑楼，在政府投资改造工程下获得系统化维护和翻新。

书院
北京街曾矗立自清末以来中国最大古书院群。大小马站古书院群，分布于北京路西边的大小马站、流水井街巷两侧约2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早年曾保留书院12间，现存书院6间。其中小马站西侧3间（曾家祠、濂溪书院和见大书院）；流水井两侧3间（西侧庐江书院、考亭书院，东侧冠英家塾）。由于广州书院多数已经日久失修，部分已经相当破落，广州市政府计划拨资修缮书院。在广州，较有代表性的书院祠堂建筑是陈家祠。

西关大屋
西关大屋位于旧城区西关一带，主要由清代豪门富商兴建的富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民居，俗称“古老大屋”。西关大屋因各种原因，日久失修，多数已经相当破落。随着旧城改造，越来越多的旧楼被发展商清拆，即使有数十年历史的西关大屋也不能幸免。现时龙津西路、逢源路一带比较集中的典型西关大屋民居已划为“西关大屋建筑保护区”。

东山洋楼
在环市东路华侨新村的别墅群和东山新河浦一带的小洋楼是广州近代建筑史的代表。宣统三年（1911），广九铁路通车后，有侨民和本地富商于此地以欧美风格建造民居。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军、政、官僚亦纷纷在此修建别墅、官邸，因此，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东山成为广州的政治前台。

现代建筑
广州经济发达，90米以上的高楼超过400栋，150米以上的高楼数目与密度均排在中国大陆甚至世界城市的前列。高楼群主要集中在天河区和越秀区，并随着广州都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超高层建筑正在兴建。中心商务区珠江新城，正在规划18栋200米以上的高楼，150米以上的高楼50栋左右。其中，具代表性的高楼有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俗称东塔，530米）、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俗称西塔，443米）、中信广场（391米）、中华国际中心（269米）和广东电信广场（260米）等。而广州塔的塔身主体450米，天线桅杆150米，总高度600米，也成为仅次东京晴空塔的世界第二高的电视观光塔。

宗教建筑
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悠久的通商口岸，广州保留许多珍贵的宗教建筑，大部分密集分布在旧城区内，五大宗教各有至少一座建筑获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共9项，此外列入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有5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处，广州市登记文物保护单位12处。其中佛教的光孝寺、六榕寺塔，天主教的石室圣心大教堂、沙面露德圣母堂，伊斯兰教的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基督新教沙面堂以及道教的五仙观和南海神庙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有代表性的为石室圣心大教堂，1863年兴建，1888年落成，是全球四座全石构的哥德式教堂之一。

文保单位
经历多年本地建筑发展，广州积累众多历史古迹尤其建筑方面，也有相当数量获得保护评定。截至2019年，广州市内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有428处。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单位33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8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47个。南越王墓建于西汉时期，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南越国水闸遗址等三处南越国史迹已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等都有1000多年历史，还有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庙，明朝的五仙观、镇海楼、莲花塔，清朝的陈家祠、余荫山房、大佛寺等。近代革命史迹有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埔军校旧址、中山纪念堂、洪秀全故居等。

文化
曲艺戏剧
粤剧，源自南戏，广泛流传于两广、港澳和海外华人社区，在广东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朝解禁粤剧后，粤剧艺人在广州黄沙成立八和会馆，此后广州逐渐成为粤剧活动的中心，民国时期达到繁盛的顶峰，并且国共内战时有粤剧艺人迁往香港。后来一度受到文革摧残，但改革开放后再次得到重视，重新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蓬勃发展。
在广州的粤剧著名剧目有：《帝女花》、《紫钗记》、《牡丹亭惊梦》、《双仙拜月亭》《再世红梅记》、《蝶影红梨记》、《香罗冢》、《红了樱桃碎了心》等。广州历来的粤剧剧团有觉先声剧团、广东省粤剧团、广州粤剧团、广州红豆粤剧团等等，而粤剧名伶有：薛觉先、马师曾、靓次伯、梁醒波、新马师曾、芳艳芬、红线女、罗品超等。

饮食
广州的饮食业发达，全市饮食企业多达数万家。在市区，店家普遍经营“三茶两饭一宵夜”（早茶、下午茶、夜茶和午饭、晚饭、消夜），全日供应几乎没有中断。这使得广州市每年的餐饮零售总额高达上千亿元，人均消费常年居中国大陆各主要城市之首。广州每年举行“广州国际美食节”，促进饮食业的发展。
广州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粤菜的代表性城市，传统本地菜以广府菜为主。广州位于珠江口，因此海鲜及河鲜也是常见的菜色。广州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气候湿热易上火的环境使饮凉茶成为广州人常年的生活习惯。广州菜选料庞杂，在1965年“广州名菜美点展览会”上被介绍的粤菜就有5457种之多，著名菜式有五蛇羮、烤乳猪及龙虎凤、冬瓜盅、老火汤。蒸、煎、炸等是粤菜餐馆最普遍的烹调方法，因为这些方式烹调时间短，符合保留原味的烹调哲学。早茶是广州饮食文化最有名的标签之一，广式点心是广州人饮早茶的标配。茶点分为干湿两种，干点有饺子、粉果、包子、酥点等，湿点则有粥类、肉类、龟苓膏、豆腐花等。
作为历史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和著名侨乡，广州的饮食也呈现出融会贯通、风格多样的特点。一方面，广州菜善于借鉴外来菜系的用料和烹饪手法，如上汤焗龙虾、盐焗海螺等菜品即是西餐中“焗法”在广州菜中的体现。另一方面，广州菜也对周边国家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越南粉相传原型是起源于广州的沙河粉，在20世纪初由广东人传入越南。改革开放以来，广州饮食国际化的趋势加强。外地餐饮企业在广州设分店，异国风味食肆繁多，中国大陆最初的一批东南亚菜大厨就在此发围，市面除了有专做南亚风味的印度餐厅，也有适合中东人士的穆斯林餐厅。2018年，世界知名美食年鉴《米其林指南》发布首版《米其林指南广州》，标志着广州成为中国大陆第二个、亚洲第九个获得米其林指南评鉴的地区。

民俗
广州每年一度于新年春节之前举办特别的迎春花市，供市民购买贺年年花及各式用品。在明万历年间，广州已经出现花市。清中叶后，广州花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上市品种也越来越多。1919年后因城墙拆除和“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而更兴旺。一般春节前的三四天花市就会开始，到农历除夕的午夜收市。越秀公园、文化公园、烈士陵园、流花湖等公园，也在春节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花展、花会，成为广州花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荔枝湾公园内还有广州唯一的水上花市，开创了与传统花市有别的新形式。

传统工艺
广州独有的传统美术工艺有“三雕一彩一绣”，三雕指牙雕、玉雕和木雕，一彩一绣是指广彩和广绣。其中，广绣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广彩从清康熙年间开始生产，后创制出著名的珐琅彩；广雕以象牙雕刻中的镂空、透深技艺闻名；广州玉雕与北京、扬州、上海齐名，获公认为玉雕界四大“门派”之一“南派”之首，工艺源远流长，造型典雅秀丽，具浓郁的地方特色，其中通雕座件、镂雕玉球、组合镶嵌等新工艺在业界颇具影响力。另外还有广州榄雕、广州砖雕、广州骨雕以及家具工艺等等。由于年轻一代多不愿继承学习，传统工艺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获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广州工艺有广绣、象牙雕刻、广州玉雕、广州榄雕、灰塑、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和广彩瓷烧制技艺。

旅游
广州是国际花园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州现有长隆旅游度假区和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区2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广州塔、北京路文化旅游区、中山纪念堂、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动物园、黄花岗公园、越秀公园、广州烈士陵园、陈家祠、正佳广场、华南植物园等24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羊城八景”是指广州历代列出的8个旅游景点，不同历史时期的“羊城八景”并不一致。2011年，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组织评选的“羊城新八景”为：塔耀新城、珠水流光、云山叠翠、越秀风华、古祠流芳、荔湾胜境、科城绵绣、湿地唱晚。

公园
广州市公园分布广泛，下辖十一个区均有分布。2009年起，除少数公园（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广州动物园等），广州市区各主要公园均为免费入园。其中，开辟于1917年的人民公园，为广州第一个综合性公园，也是广州市第一个免费公园。
除作为市民休憩用地之外，有的公园具特殊意义。如越秀山上越秀公园就有广州地标五羊石像；黄花岗公园内有多位革命者的墓；广州中山纪念堂为纪念孙文逝世而建立；海心沙亚运公园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的举办地。此外，也有公园具各种文化功能，突出的有广州文化公园、广州儿童公园、广州雕塑公园等等。而各人工湖公园，则更兼具城市湿地的调节功能；其中，建于1958年的东山湖公园、荔湾湖公园、流花湖公园、麓湖公园，并称广州四大人工湖公园。2011年开园的白云湖公园和海珠湖公园成为广州市新增的大型人工湖公园。市内公园也常开设花展、画展、灯展等展览以使公园活动更为丰富。2013年开始，广州各区均陆续建设儿童公园，面积和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不过，广州个别免费公园内部仍有需收费才能入内的景点，此现象引起市民争议。

博物馆
广州的博物馆主要有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南越王博物院、广东美术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等。
广东省博物馆是广州市乃至广东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其筹建于于1957年，现在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馆址位于珠江新城，占地面积4.1万平方米。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已达17.27万余件（套），其中馆藏中的书画、古陶瓷两类文物，在数量和质量上居全国博物馆中前列。馆藏精品有信宜铜盉（西周）、千金猴王砚等。而广东出土文物与金木雕、端砚的收藏最为丰富，也最具地方特色，尤其注重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民俗文物的收集。
而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珍藏了目前最古老来自广州的文物。博物院位于解放北路867号，是在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陵寝原址上修建的遗址博物馆。博物院占地面积为1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500平方米，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院以古墓为中心，依山而建，由综合陈列大楼、古墓保护区、主体陈列大楼几个空间组成。院藏“文帝行玺”金印、玉角杯、错金铭文虎节、印花铜板模等文物，这些文物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集中反映了两千年前岭南社会生活诸多方面。

对外交流
广州的对外交流始于汉朝，源于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环东海北上最先抵达的外国港口即为福冈。历经多个朝代后，航运商业仍旧相当发达，至今与多个国家交流频繁。

领事机构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美国率先于1979年在广州重设领事馆，之后外国驻穗领馆不断增加，至2023年4月共有68个国家在广州设有总领事馆，在中国大陆仅次于上海。许多国家在广州设领后，与广东的经贸往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大多数领馆的领区除广东之外还包括广西、福建、海南，有部分还包括湖南、江西，甚至云南、贵州等省。

友好城市
1979年，日本福冈市成为广州第一个友好城市。截至2023年2月，广州已与67个国家的102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国际友好城市38个，国际友好合作交流城市64个。广州流花湖公园建有法兰克福玫瑰园，内有该市赠送的歌德半身青铜塑像；而温哥华唐人街内立有广州赠送的云石中华门牌坊。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基本资料
广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文）（英文）
地图及卫星照片
Google地图-广州（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OpenStreetMap上有关广州市的地理信息
照片
Flickr - 广州群组（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旅游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资讯频道（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延伸阅读
[编]

 《晋书·卷015》，出自房玄龄《晋书》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俄语：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罗马化：Arkhangelskaya oblast），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属西北部联邦管区，包括新地岛、法兰兹约瑟夫地，面积587,400平方公里（含原本计划并入的涅涅茨自治区），人口1,336,539（2002年）。首府阿尔汉格尔斯克。

地理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位于东欧平原北部。北临白海、巴伦支海及喀拉海。东接科米共和国，西邻卡累利阿共和国。主要河流为北德维河及奥涅加河。
除了新地岛及法兰兹约瑟夫地群岛之外，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大部份都为泰加林所覆盖。分布最广的树为桧树和松树，东部还可见到冷杉及落叶松。为大陆性气候，东北部位亚寒带气候。

历史
最初此地的居民为芬兰-乌戈尔人，俄罗斯人（波默尔人）于11世纪至12世纪开始在此定居。波莫尔人从霍尔莫戈雷开始向东探索，在往西伯利亚北部方向发现了北方海路。16世纪初，波莫尔人在曼加泽亚开设了港口。1584年，伊凡四世（雷帝）下令建设了俄罗斯最早的海港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以此为据点，将以西伯利亚的曼加泽亚为起点的北方海路与经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北航路联接了起来，使得此处与英国（莫斯科公司）及荷兰的贸易非常的繁荣。于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发展了起来。该时期的主要产品是毛皮。1703年，圣彼得堡建成之后，对于英国及荷兰来说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重要性降低了。特别是从1750年代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爆发的1920年之间，挪威北部与被称为波默尔贸易的海上贸易变得繁盛了起来。从挪威捕得的鱼与俄罗斯的谷物的交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战时，在干涉俄国革命北俄罗斯干涉一役中，由于温斯顿·邱吉尔率领的英军及美国北俄远征军的暂时占领，使得波莫尔贸易开始终结。革命之后，苏联政府禁止民间贸易，阿尔汉格尔斯克变成了保密行政区。俄国革命之前为阿尔汉格尔斯克县，1937年9月23日升格为阿尔汉格尔斯克州。1930年代，史达林命将200万人及乌克兰的富农作为反革命强行迁入此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将这片广大的森林及冻原地区作为核试验的场所使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外港北德文斯克为核潜艇制造计划的中心。

产业及资源
主要有渔业、林业、木材加工业、造纸业及汽车制造业。亦有兵工厂。
产有石油、天然气、钻石、泥炭。南部发现有大规模的岩盐层。
首府阿尔汉格尔斯克向南有普列谢茨克太空发射场。

城市
除首府阿尔汉格尔斯克外，还有北德文斯克、科特拉斯、新德文斯克、科里亚日马、卡尔戈波雷等。
索洛韦茨基群岛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在斯大林时期作为集中营，成为之后的古拉格的原型。亚历山大·索忍尼辛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中描绘了集中营中的劳动及拷问，该小说于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标准时区
摩尔曼斯克州使用莫斯科时间。时差为UTC+4小时、无夏令时。（2011年3月之前时区为UTC+3、夏令时为UTC+4）

相关条目
尼扬多马

注释
参考资料
外部连结
（俄文）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政府官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月球陨石

月球陨石指源自月球，后来掉落地球表面的陨石。

发现
第一颗月球陨石──YAMATO 791197，在1979年于南极洲被发现，但当时仍不知道它源自何方。第一颗确认源自月球的陨石为1981年在南极洲被发现的Allan Hills 81005。当时，有二十多颗其它陨石亦一同被确认源自月球，合共重8千克左右。
陨石源自月球的证据，来自与阿波罗计画采集的月球岩石所作的矿物学、化学成分及同位素成分比较。第一颗被确切指出来源位置的月球陨石为2002年于阿曼发现的Sayh al Uhaymir (SaU) 169。该陨石相信形成自34万年前Lalande环形山的撞击。

飞往地球
当月球受巨大撞击形成数公里直径的环形山时，这些碎片便离开月面。虽然存在有猜测高度异常的月球陨石Sayh al Uhaymir 169来自月球近面的拉朗德陨石坑，科学家仍没法确切指出某一颗月球陨石形成于哪一个环形山。
透过测量陨石上的宇宙射线暴露历史和惰性气体，显示了全部的月球陨石是在过去的2000万年中被逐出。发现大部分的月球陨石一般在10万至100万年前才离开月球。这表明了这些陨石离开月面后，并非马上飞往地球，而是进入围绕地球的轨道上运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并最终屈从于地球的引力。一些陨石从月球上弹出得到发射进入绕著太阳转的轨道。这些陨石留在太空时间较长，但最终相交地球的轨道和陆地。

科学上的意义
当月球陨石的存在于1981年被公布时，人们怀疑可能有陨石源自火星。亦有人猜测在月球上可能有源自地球的所谓“地球陨石”。由于地球上早于39亿年前形成的岩石已被各种地质作用改变净尽，假如真的存在地球陨石（但月球没有大气层，陨石落在月面的速度将远高于落在地面的速度，有可能会因猛烈爆炸而消失），它可能保存了早期地球的地质资讯，因此有科学家提出到月球采集地球陨石的太空任务。

历史
现时，每1000颗发现的陨石，只有1颗属于月球陨石，其余绝大多数来自小行星带。但在19世纪初期，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所有陨石皆来自月球。

收藏
月球陨石是唯一能够私下收藏的月球岩石。所有登月任务采得的岩石皆属于全人类，作科学研用途，禁止私人拥有或买卖。同样地，在南极洲找到的月球陨石，亦被视作属于全人类。只有在其它地区找到的月球陨石（例如：阿曼）才能像普通陨石般作买卖。

参看
月球地质
火星陨石
月岩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Lunar Meteorites, Washington Univ. St.Louis
Lunar Meteorites, Univ. of Arizona
List of Lunar Meteorites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县盐阜岭（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实官至司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镇南军节度使，封荆国公。身后追赠为太傅，谥曰文。世人称之为“王荆公”、“王文公”。
王安石文思敏捷，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除文学造诣外，王安石对传统经学也有研究，创立了在当时具有卓越影响力的学派——荆公新学，他的思想对宋明之季的经学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时也获得了很多关注。虽然王安石主要修习儒家学说，但是他秉持实务主义，从周礼、荀子、韩非子和商君书（商子）等其他经籍、论著中汲取经验，后世学界多因此结合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而认为王安石传承于法家。除此之外，王安石对道教、佛教也有了解，并留有多篇著述。欧阳修曾作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称赞王安石。现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文集存世。
王安石在政治一途颇有所建树，对宋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他在庆历二年考中进士，先后于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为官，这二十年中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生活，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直至熙宁年间担任宰相后发动改革，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基本思想根植于不盲从一定的权威、不信奉一成不变的教条，改革时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以及正确的技术与计算。希望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熙宁变法引起了朝廷内部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史称“新旧党争 ”，最终在民众的不满和时候不当的原因下，王安石所实施的变法基本失败。此次变法在历史上多被评价为立意良善，但王安石本人能力不足和新旧党争互相排斥而失败，宋史学家漆侠认为此变法在成功和失败的地方都值得垂鉴后世。

生平
早年
王安石的父亲为王益，官至都官员外郎。宋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三日，王益时任临江军判官，在临江府任职时王安石降生。王安石小时候经常跟随长辈在临川附近的山丘、溪水游玩，后来前往外地为官后也在其文章中表明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同时，他亦喜好读书，看文章时过目不忘，写文章时动笔如飞，看起来写得漫不经心，但是写完后见到的人都佩服他写的文章非常精妙，于是曾巩带着王安石的文章入京展示给欧阳修，欧阳修看过后也向周围传播了王安石的才华。当王安石十三岁时，王益的父亲去世，王安石不得不跟随父亲继续留在临川三年。在此期间，王安石因自己的诗文造诣而极为自负，因而“乘闲弄笔戏春色”，对于当时的生计问题不放在心上，不以孔孟为标准来行事。
景祐四年（1037年），王益调为建康府通判，王安石也随他而去。在四月份抵达后，王安石突然自悟，有了“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的感慨，是故继续专注于读书，谢绝了各种活动。宝元二年（1039年），王益于任上去世，王安石十分悲痛，在守丧的三年中持续厌食。

仁宗朝
入仕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时年二十二的王安石进士及第，登杨宝榜进士甲科。在评卷时，本来王安石被评为第一，但是由于他文中所写的“孺子其朋”犯仁宗忌讳降为第四，原本第四的杨寘则升为第一。宋代学者王铚认为王安石尽管知道他本为状元，在后生中却不张扬，这是气量高大的体现。后王安石在四月二十三日以第四名的成绩被赐为校书郎，出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在出发前王安石还特地致书好友王令，想要在扬州会面。此时曾巩正向欧阳修描述他所认为的当世之急，于书信最后提起王安石，说他对朝廷的用处很大，推荐给了欧阳修。
庆历五年（1045年），资政殿学士韩琦知扬州，成为王安石的上司。由于王安石当时经常通宵读书，早晨前往官衙的时候十分疲倦，并蓬头垢面、不加梳洗，这使得韩琦误以为他夜夜笙歌。而后有一天韩琦遇到王安石后，劝诫王安石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于是王安石在离开官衙和人讨论时说：“韩公非知我者。”
当时规定任职期满后可以进献文章以换取馆阁职位，然而时为殿中丞的王安石在经历多个任期后依旧没有陈上任何文章，朝廷令他前去试职，也被他以家贫亲老的理由辞官拒绝，遂于庆历七年在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下被调任为鄞县知县。

变法雏形
鄞县在明州治下，属于现代浙江省宁波地区。在鄞县任职期间，王安石依旧喜好读书，并每三天都会过览县事，也在当地小范围试验他的新政。他先观察了当地的具体情况，他发现尽管鄞县临海，没有洪涝的忧患，但是也有干旱的忧虑。早在吴越国统治时期，因鄞县跨负江海，当地设置了营田卒吏，负责修建疏浚水利设施并蓄藏山谷来水。后来营田官吏相继被废除，本来建造好的水利工程在此后的六七十年中渐渐壅塞，来自山川的水无法储存，全部流入海中，若是遇到少雨的季节就会大旱。于是王安石于庆历七年（1047年）十月份上书两浙转运使杜杞，向他阐述了对鄞县的水利工程进行改进的想法，并在最后得到了杜杞的同意。十一月时王安石便再次视察了全县的水利工程，实地观察百姓的劳作。途中察看禊工采石造闸，乃因地制宜，令百姓修筑长塘。王安石在确认了全县的情况后回到了县城并写就《鄞县经游记》一篇记载他的所见所闻。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王安石陆续完善了这些水利工程，还修建了多处堤堰并挖掘了很多陂塘。在这些工程中，位于鄞县东乡的东钱湖受到了王安石的重视，在他的指导下，百姓沿着东钱湖周围开垦了荒田，使得东钱湖可以用于灌溉庄稼。根据记载，东钱湖可以多满足五十亩田的灌溉任务，并保证了庄稼在旱年的生存率。
王安石为了应付青黄不接的季节，向百姓贷出了存在官仓的谷粮，等到秋天田地收获后再加上利息偿还，这样不但使得官仓内的陈粮可以换成新粮，当地的人也觉得十分便利；后来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都被王安石在鄞县得到了实施，也为他后来将新法推行天下打下了基础。
除去在经济、农桑、水利上的各种新政策，王安石对当地的教育也付出了极大的关注，后在《慈溪县学记》中王安石详细描述了他当时的参政理念。
庆历八年（1048年），王安石即将离任，这时浙东转运司下令要求每个县多缴纳不少钱，名为“购人捕盐”，希望用这些钱悬赏、鼓励百姓揭发那些违法私自贩盐的行为。王安石在接到命令后回书浙东转运使，他在书中认为这种举动十分不妥，他说就算现在用重利诱惑民众抓人，当地的艚户等人都会收到很大的影响；鄞县的大户最多也就百亩田地，他们要出钱必然会有卖了田地的人，这些钱给了无赖不是正确的做法；这样一来会形成恶性循环，大家只为利而奔波，小民越加困苦，这不是处理政事的正途。
经过三年的任期后，王安石回到临川。尽管在此前的十年中王安石从未试图投文章于贵人门下以求速进，皇祐三年（1051年）三月，再次拜相的文彦博举荐了他，以他淡泊名利为由请朝廷越级提拔，用以遏制当时为名利所奔走的官场风气。同一时间，王安石的同年陈襄也上书举荐，于是朝廷召王安石试任馆职。王安石在试后拒绝就职，并言明他拒绝是有原因的，但是淡泊名利并不是他的本意。数年后，欧阳修想举荐王安石为谏官，朝中大多异口同声也都对王安石赞誉有加，却被王安石以祖母岁数已高而拒绝。后《宋史》记载王安石来自楚地，在朝中本就不知名，他为借助韩、吕两家的权势与韩维、吕公著形成很好的关系，三人一同被称扬，王安石这才声望更盛。清代学者蔡上翔认为宋史所采纳的这一说法是源自当时诋毁者的，并举证说文彦博在皇祐三年一同举荐王安石、韩维两人；陈襄当时也是因为王安石在文学、政事方面的声名已经流传在外才举荐的；他随后总结说自皇祐到熙宁二十年间，王安石本就名满天下，连范仲淹、富弼都为其所称道，韩维、吕公著应依靠他才能扬名。

皇祐三年（1051年）末，王安石再被召去试就官职，中书下状免试，让王安石直接前去舒州。皇祐四年（1052年），王安石抵达舒州并就任通判，得知范仲淹去世后为范仲淹写了一篇祭文，在其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在舒州任上，王安石曾作诗描述了他在任上的所见所闻。他认为舒州相比而言相当于“荒郡”，当地百姓连丰收的年份都无法吃饱饭，还指出了当时赋税对于百姓而言负担过重，同时也因自认为百姓的父母而惭愧。在后来的三年内，王安石走访了舒州各地，他发现最后市集上依旧会有人抛弃婴儿，不同地方的人家没有足够的储粮，甚至连乡间豪绅都没有余粮。
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在欧阳修的推荐下为群牧判官，他依旧坚持拒绝试馆职，被朝廷留在京师为差遣。时任馆阁校勘的沈康非常不满，他面见陈执中，说王安石资历浅薄，本人又不肯就任，他（沈康）愿意替代王安石为群牧判官。陈执中听后回答说朝廷优待王安石给了他差遣官，馆阁官本就是为有才能的人所准备的，你（沈康）如此斤斤计较颜，何厚也。沈康听后知道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沮丧的离去了。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上札子推荐了王安石和吕公著，说王安石品行端正，多次不去试职馆阁，文才也很好，还拥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中书省下诏特授王安石为集贤校理，却被他拒绝了。

上万言书
至和三年（1056年）二月，王安石在开封和之前对他多有提拔的欧阳修相见，两人分作《赠介甫》、《奉酬永叔见赠》二诗。欧阳修在见到王安石的回诗之后，以为王安石不过徒有虚名，韩愈何曾吏部文章二百年，王安石便说，欧阳修读书未博也。这一次会面在时人及后世学者的眼中，多认为王安石的回诗是在对欧阳修表达不满之情。回家后，王安石又致书给欧阳修，在内表达了他这次会面还有很多话要讲，并解释了他多次拒绝就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家庭有婚嫁葬送需要操办，而万一被选上，法理上一年内不得离开京师。紧接着在七月份，欧阳修便再次举荐王安石，更是将他和吕公著、包拯、张瓌并为“四贤”。
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王安石再次被调任，成为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他当时写上执政书，特地要求前往外地为官。在书内，他解释说了当时他家庭还有婚礼、送葬等事需要解决，而他也并非为了剥削地方百姓来供养家族；另一方面，他还说了他一边读书一边还要处理政务使他时常昏聩做事，提及他在生病的情况下更是无力担任这样一个职位；最后他希望在“东南宽闲之区”当一名地方官，这样一来也能施行他学的经世术学。
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王安石被任为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知州。他在出行前拜访了欧阳修，尽管欧阳修当时府上有客人，依旧接待了王安石。而王安石在走后特地再修书于欧阳修，指出当时因为有客人不能畅所欲言，并在书中详细的解释了他不想要通过馆阁试职留在行在的原因。王安石从五月份出发，当六月到达楚州的时候，因他的七弟王安礼生病而不得不停留一个多月，后又于扬州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夭折，直到七月四日才抵达常州任职。他抵达后发现当地领导官员更换频繁，而且还有旱灾，政事纷冗。他将这些情况致书与欧阳修知道，后欧阳修也曾寄书王安石表示其思念之意。而作为常州的知州，王安石也需要对地方长官如转运使等报告治下所闻，另一方面也致书启一封至中书。他在书启中提到了他先前已对欧阳修所说的所见所闻，还特意提出他希望延长在任时间，以便看到自己所做所为能起到成效。
王安石在其任期内曾有一次水利工程，他上书浙西转运使，想要使用他在鄞县的做法开凿运河，认为这条运河会对当地农业有很大的好处。然而转运使并不支持此项工程，王安石本来准备下令从周边县治调集民夫，由于转运使的态度，他所调动的民夫数额比计划中的少。尽管王安石依旧试图开掘运河，工程的进度被放慢。时任宜兴县知县的司马旦知道后劝诫他说这次工程太大，民夫不一定有能力一次性解决，希望王安石下令让诸县每年修一些，虽然会缓慢一些，最后总会完成，王安石却没有听劝。当时秋天的时候一直在下雨，导致很多民夫工作劳苦生病，最后还死了很多人，导致挖掘运河的工程不得不停止。事后，刘敞曾写信以此事戏笑王安石，并劝告他不要一直有意于改革地方。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了他此次停止挖掘运河的具体缘由，指出这事先是劳人费财，而又无法为以后带来利益，这让他非常愧疚悔恨。
因为这件事情，王安石出任常州不久就被调任，官职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王安石就此任命上书曾公亮，试图辞去这一任命。他解释说他母亲年事已高，需要子嗣在旁照顾，而提刑江东一职正需要他本人在辖区内奔走，自认不能胜任这样的职务。最后中央没有撤回任命，王安石于嘉祐三年（1058年）正月抵达饶州，替代沈康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沈康则易为常州知州。王安石还写诗相赠。
十月下旬，王安石被召回京师述职，他向仁宗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述职，在其中详细分析了他在江南东路所见所闻，提出了他对当时政治的看法。他在疏中说现在天下越来越穷困，世风日下，是因为现在的人不了解法规制度，不效法先王时政；而为了让大家效法先王，是要效法其精神；效法其精神之后，他的改革就不会惊扰天下人；依靠天下的人力生产天下的财富，又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自古以来的忧患根本是不懂得理财之道；因此希望陛下（仁宗）明察，改革朝廷。因此王安石被升为三司度支判官。吕祖谦认为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就是按照这份万言书为大纲而推行的。

嘉祐四年（1059年），吕公著被任命为天章阁侍讲，被他以病为由辞去，推荐了司马光和王安石来顶替，最终没有报上。三月二十二日，中书省升王安石为集贤校理，王安石没隔几日就上疏拒绝，在内说他资历不够，这次他被升官也是因为有人推荐而不是于馆阁供职一年再通过考试才有的；四月五日，中书再下牒让王安石立刻就职，不可辞免，王安石便再上第二疏拒绝，在疏内他继续解释说朝廷优待他，让他免试就可以入职，这样会使得很多人“立小异以近名，托虚名以邀利”，就算改进法律也无法阻止如此恶习。；仅仅四天后，中书第三次下通牒，王安石再次上疏，坚持说他不能因此就破坏考试的制度，更是用“匹夫不可夺志”为由拒绝；等到四月二十四日，中书继续下札子给王安石，于是王安石第四次上疏拒绝，提出尽管不能因为礼数就不断的推让，他依旧要遵守自己的义，希望中书把授官追还。直到五月份，中书、门下以王安石多次拒绝试职为由，第五次下诏让他供职于集贤院。当时很多士大夫都以为他无意仕途，恨不能认识他，而朝廷多次委任也是怕他不就任。王安石这次终于不再继续拒绝，接受了这个职位。
嘉祐五年初，辽国贺正旦使回程辽国，王安石被安排为送伴使陪送至边境的拒马河。在此期间，辽使曾为王安石置宴，途中王安石也著有很多有关北方的诗作。王安石在回程后便于四月被命一同修撰起居注，当门吏送敕命到他府上的时候，被他拒绝了。于是门吏向他下拜，请求他收下，不想他又躲到了厕所，等到门吏离去，将敕命留在桌上后，却被他追上去将敕命交还给门吏。次日他就上疏，说他去年才入馆，时间尚短，才能又没有异于常人，想要辞去这个职务。第二天一早，他又上疏补充了他的观点，说他的确是不要这个官，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私义，更是因为要遵守朝廷的用人法度。紧接着同一天他再次上疏，强调了他的资历短浅，又说了他这段时间所谓勤勉的工作其实都是写虚文，不能接受新的职位。后又连上三疏，仔细解释了他不能违反道德观念、不能当一个为了私利而放弃大义的人，坚决拒绝中书的命令。次日王安石还是收到了中书的敕书，他便再上疏表明自己的心迹，希望“哀臣恳迫”，把任命收回。然而中书省依旧没有放弃，王安石不得不继续上疏，又连续写了五本本章，最后无法拒绝，只能被朝廷任为同修起居注。
嘉祐六年（1061年）六月，王安石升为知制诰，并纠察在京刑狱。他在任期间，开封府受理了一个案件：有一个少年拥有一只善斗的鹌鹑，他的朋友找他要这只鹌鹑却被拒绝，朋友则仗着两个人平时关系亲密强行拿走了鹌鹑，最后反被少年追上去杀死了他。开封府的官员判决给这个少年死刑，王安石反驳他们说这个少年的朋友在他不给的情况下拿走鹌鹑是盗窃的行为，少年杀死他则是缉捕盗贼，尽管杀死了人，却也不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接着王安石就上疏弹劾了开封府官员，说他们将不该判刑的人判了刑。开封府官员不服他的论断，使得这个案件被皇帝下放给大理寺和审刑院继续审判。然而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也同意了开封府的判决，皇帝下诏免去王安石的罪过，被王安石以“我无罪”反驳并不肯去答谢。多位御史因此事弹劾王安石，皇帝也没有继续追究，对那些奏疏置之不理。
这时有诏令规定说舍人院不能申请删除、修改诏令的文字，王安石上疏争辩。他说如果如同诏令所说的来，那么舍人就无法履行到他们所应该有的指责，尽管不是大臣故意要侵夺舍人的权利，立法也不能这样；软弱的大臣不敢帮助陛下遵守法纪，强横的却可以假陛下的旨意下令，言官都没有敢忤逆的，这样的事情让他感到害怕。这段言论都在针对当时的执政党，使得王安石和他们更加的抵触。在魏泰《东轩杂记》中记载此事其实是由于萧注之事所导致的，王安石和韩琦本来就不合，后更是因此疏远和韩琦的关系。

仁宗驾崩
嘉祐七年（1062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王安石被升任为同勾当三班院。不久之后仁宗便驾崩了，王安石因此辞官为仁宗服丧。直到治平二年（1065年），王安石才被单方面恢复工部郎中、知制诰等职。
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氏去世，他退出朝政为母亲服丧。在王安石母亲的丧礼上，诸多士大夫都来吊丧，唯独苏洵没有参加，并写了一篇《辨奸》叙述王安石的为人，认为他最后必将为祸天下。

辨奸论争议
早在嘉祐五年（1060年），苏轼被授河南府福昌县主薄，王安石亲自题写了制词，他在内对苏轼的才能多有夸赞。而当欧阳修劝说苏轼的父亲苏洵同王安石交游时，苏洵拒绝了，他说王安石不近人情，很难不会祸害天下。他在后来写的这篇《辨奸论》中断定王安石为人阴险贼恶，更用王衍、卢杞、竖刁、易牙、开方等人为例，说天下将被其祸。由于辨奸论文章本身来源不够清晰，学界对辨奸论的真实性做过多次研究。《辨奸论》本被收入《邵氏闻见前录》、通行本《嘉祐集》（宋本《嘉祐集》无此文）及《三朝名臣言行录》等书，清代政治家、史学家李绂在他的《穆堂初稿》所收录的评论《书〈辨奸论〉后中》中指出《辨奸论》最早见于《邵氏闻见前录》，张方平所作苏洵墓表及苏轼谢张方平撰墓表书被怀疑是以《辨奸论》为目的而写出来的。在清代学者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同意了李绂，认为辨奸论等都是伪作。现代的学术界对辨奸论依旧留存着极大的争议，早在1979年，周本淳先生发表论文说《辨奸论》并非伪作。在文中，周本淳认为苏洵《辨奸论》被收入张方平《乐全集》苏洵墓表,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均提及此事，因此可以断定《辨奸论》确为苏洵所作，李绂的考证被指不堪一驳。刘乃昌借周本淳论文反驳说苏洵写《辨奸论》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苏洵与王安石接触都不多，不会一见面即咬定王安石的本性。在他的《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一文中，他提出王安石推行新法, 是苏洵去世数年以后的事，无论依照《邵氏闻见前录》定在嘉祐初, 或据《乐全集》定在嘉祐末, 距离王安石当政依旧有十数年。其他学者在此问题上也多做过评论，在学界内一直没有统一定论。

英宗朝
由于母亲去世的缘故，王安石住在了江宁府（今南京）。直到三年后的治平二年（1065年）十月，王安石除丧，复为工部郎中知制诰，请赴阙的时候却以疾病为由拒绝。英宗对此略有微词，询问辅臣他是否是真的病了，在旁的曾公亮回答说王安石才能很高，也有品德，肯定是病了；时任枢密副使的吴奎却用王安石在开封处理刑狱的事开始反驳，并认为王安石会紊乱朝纲。后英宗多次召王安石入朝为官，然而都被王安石拒绝了。
直到治平四年（1067年）之前，王安石都居住在江宁，没有任何官职。因此在这期间，他开始于当地讲学，对当地学坛有一定影响。李定、龚原、陆佃、蔡卞等人都是他在这一时期所收的学生，他们在后来也多为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陆佃曾在致书他人时提到王安石这一时期的所讲的学说，他概括其为“有体有用，体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滞一体”，他认为王安石的学说继承了孔子的余绪，主要在儒家思想的心性方面作了比荀子、扬雄更好的诠释。
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王安石被任为江宁府知府，大家本都以为他会再次拒绝诏令，然而他在收到诏书后立刻就前往江宁府视察，便逐渐有传闻传出说曾公亮如此着力推荐王安石就是为了抑制韩琦。最后王安石于九月二十三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吴奎也同意了他的文学造诣高出常人，肯定了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的资格，随后王安石上表谢恩。
吕公著、韩维在朝中经常称赞王安石的才情，韩维时任颍王记室，为颍王讲解观点时多次说这都是他的朋友王安石的言论，因此使得神宗后来登基后决定召见王安石。学界对王安石为何直到治平四年才回朝任为翰林学士是因为韩琦当时是执政，王安石在扬州时与韩琦的矛盾加之韩琦在此后对王安石多篇奏疏的反对造就了这个情况。

神宗朝
熙宁变法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一日，王安石因任翰林学士被神宗召入对，他阐述了他对唐太宗的看法，认为神宗理应以尧、舜为法；在他的想法中，尧、舜所行的法度其实都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后世的士子却认为他们高不可及，反而不知道尧、舜立法是经世务实的。

变法伊始
八月十一日，神宗于迩英殿询问对河北灾变的应对情况。司马光首先提出了要节省开支，王安石则反驳说现在最着急并非国用不足，而是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而后王安石便提出了“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尽管后司马光即刻用了桑弘羊旧事说明这个想法的不妥之处，王安石依旧以此为此后变法的核心主旨。
神宗一开始打算重用王安石，曾公亮也大力推荐，时任御史中丞的唐介却认为王安石很难担当大任。神宗反驳时说文学、经术或者政事都不能任用歪门邪道的人，唐介评论说王安石好学但是又拘泥古时，如果成为执政者，肯定有很多变更。他退朝后也对曾公亮警告说如果重用王安石，天下必当困扰。神宗后垂问侍读孙固想知道王安石是否可以为相，孙固在回答时尽管认可了王安石在文学上的才能，但是认为王安石气量太小，吕公著、司马光等人才是贤相人选。神宗听后不以为然，在熙宁二年二月拜王安石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并为安慰王安石告诉他说很多人都不了解他，误解他只会经学而不会处理政务。王安石听后解释说其实经学就是用来处理政务的，只不过大多数儒者都是庸人，导致了世俗认为经学无用。在神宗问他的变法计划时，以现在“变风俗，立法度”为当今要务的说法得到了神宗的赞同。
在就任参知政事之初，神宗便就宋当时地方财政召王安石一同商议，他针对陕西钱币贬值问题问王安石时，王安石提出从前就以有成例，以桑弘羊等人的施政实例指出朝廷需要统一管理现有货币体系，在此思想的基础上，神宗设立了三司条例司，用于管理集中于中央的财政权。

王安石的变法动机
据宋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所总结，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有二。宋代赋税收入相比唐代更多，却因为冗官问题而导致了财政的积贫，因此王安石想要富国强兵；另一方面，他也想要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其中以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为重点。后王曾瑜指出王安石倾向于富国但是又过度聚敛民众的财富，因此对王安石的动机所造成的结果持否认态度；另一位学者漆侠和王曾瑜的老师邓广铭则在他们的文章中着重说明了王安石在此动机下，成功抑制了兼并风气，因此值得肯定。现代学界也多围绕这两个主题对王安石的动机及后果多有争议。

变法过程
神宗在与王安石奏对后便设立了三司条例司，以王安石为首，和陈升之一同负责此机构。紧接着王安石便提举了大量官员在全国范围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不再注重诗词歌赋；改革官制，加强尚书省实权，裁冗官；改军制，进行火器开发，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练兵。
在准备推行新法的时候，大多数士大夫都认为王安石是正确的人选，而接替唐介成为御史中丞的吕诲认为王安石不通时事，不适宜大用。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四个月后，哪怕司马光等人纷纷劝阻，吕诲坚持上《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共两篇，大骂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呈于神宗。神宗见到两篇奏疏后将吕诲贬为邓州知府，吕公著在王安石的推荐下升任为御史中丞。四个月后，时任侍御史的刘琦联合钱𫖮、刘述等人上书延续吕诲的言论，认为王安石不利于国朝，却也都被神宗贬官。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百官上门祝贺之时，王安石借口还没有向神宗谢恩为由闭门不见宾客，和其友魏泰共坐时题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在窗上。后人认为王安石此诗表明了他即使升任为宰相也想要归隐的心态。却不想韩琦于二月便上奏反对青苗法的实施，他认为此法可以适用的对象包含了本就是富人的上三户等，这样是没有办法按王安石所说抑制兼并之风或接济贫困户口的。神宗在阅览后想法有所转变，他把这份奏疏给王安石读后说了他对韩琦说法的赞同之意。王安石十分愤怒，他逐条辩驳了韩琦所说的问题，曾公亮和陈升之这时也认为那些富户不应该得钱，却和王安石辩论过久而不得不放弃劝说。韩绛后又劝说神宗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在入朝谢恩时再次为他自己申辩。他告诉神宗说现在的朝廷诸臣互相勾结，他们就是试图阻止神宗新法的“流俗”之人，于是神宗被说服，让王安石继续执掌政事。
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随着青苗法的实施，河北、京东及淮南三路地方在经历灾年时在恤粮问题上依旧有缺口，王安石提议售卖全国范围的广惠仓田，以此来填补当地常平仓，而后续的接济则循例发放广惠、常平仓存粮。曾公亮用那些佃户失业为由反对这个提议，王安石反驳说他们可以重新购回，而官方则因新的青苗法案也可以保证在灾年依旧由可以赈济的食粮。后王安石补充说广惠仓其实新增补的田土出产粮食不够赈济的，因此可以卖掉。曾公亮对此提议始终持不同意见，最后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提议，下诏施行。
不久后京东、河北两路有不同寻常的飓风，神宗下诏令当地的募夫，王安石在接到诏书后将其扣住不发。后来开封府内有百姓为不服保甲法而自残，这些案例被开封府知府韩维报于朝廷。于是神宗召见王安石，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王安石回答说他对此不清楚，他认为现在士大夫对新法都“纷然惊异”，二十万户百姓里有几个这样被煽动的人也不足为奇。神宗听后对此也赞成了王安石的想法，他指出听取百姓的各种意见可以通向成功，但是也不能不畏惧他们的意见。

三不足之说
二十世纪末期以前，学界公认王安石曾在变法时期提出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学者顾吉辰于1986年发表论文题称王安石并非提出此言论者，他在内总结出四种记载王安石此说的史料并指出最早的记载源于《神宗实录》。天变不足畏，即人间不关天，带唯物主义色彩。祖宗不足法，强调社会在变革发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王安石能得到神宗的顾眷，其实内因不外乎其曾外任二十余载，所至咸以干练闻。林天尉《考“三不足说”之伪》、黄复山《王安石三不足说考辩》、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等也认为王安石本人并未提出过“三不足”之说。

熙河开边
早在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上平戎三策，他认为可以以收复河湟之地为先决条件，达到最后消灭西夏的目的。于是他在十二月便被升为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而王安石在得知王韶的计划后也非常支持此提议。王韶于熙宁二年七月被神宗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后，在王安石的帮助下受命提举秦州西路缘边蕃部。开边初期，为了保住王韶的位置并继续执行计划，王安石设法贬黜了反对王韶的两任经略使-李师中和窦舜卿。
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王安石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用兵西夏，发动“熙河战役”，收复了河湟（青海省东北部）失土，对西夏战争转守为攻。变法一开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强烈抵制，在政府机构改革推行难度大，又急于求成，地方官员带抵触地执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旧党首领司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元末人仓促修《宋史》，遂谓：“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慈圣、宣仁两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说：“王安石乱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阵脚不稳。终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
熙宁七年（1074年），由于旱灾不断，有很多饥民流离失所，神宗在上朝时对此有所感叹，建议要废除所有不利的法令。王安石奏对时认为现在需要关注的是人为之事，神宗回复说有很多人都因此多有哀叹。接着多位大臣上疏请求罢免王安石，尽管神宗将郑侠流放至岭南，他在两位太后的哭诉下免除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但依旧以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升任为吏部尚书。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复相，被复官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另又兼任译经润文使、加食邑一千户并实封四百户。一开始的时候王安石多次推荐吕惠卿和韩绛为相，吕惠卿在得势以后害怕王安石再上位，便试图阻止，又多次和韩绛闹矛盾，却不想韩绛趁机自行向神宗请求恢复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本先照例拒绝他的任命状，后刘有方前往江宁府发下诏令，他没有继续辞免，即刻便上路赴阙了。
不久之后，王安石根据自己的学说所撰《三经新义》完成，因此加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自此新学开始逐渐成为官学。他的儿子王雱同时被荫为龙图阁直学士，尽管王雱本人先是辞谢此官，吕惠卿却劝说神宗答应王雱，导致王安石和吕惠卿的间隙更为明显。
王安石在任相期间多次因病请求去职，时值他的儿子王雱也去世，让他更加悲痛，多次上疏请求解除他的宰相职务。而神宗最后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将他的官职改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加集禧观使一职位，爵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尽管王安石以前多次想要退还相印，他被重新拜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散特进并以舒国公改封荆国公。
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推动元祐更化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从此新旧党争不断。变法失败后，司马光的行动对他打击很大，王安石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
尽管王安石已经不再掌控朝政，哲宗后特加王安石为司空。

逝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王安石在江宁府秦淮河畔的半山园内逝世，享年六十四岁。当时司马光致书吕公著，认为王安石因为不晓世事，使得忠直的臣子被疏远，谗佞的人多败坏其制度，现在那些墙头草必然会对王安石多加诋毁，因此他想请求吕公著说服哲宗可以“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最终宋哲宗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给了七人的恩荫名额，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清江县为纪念王安石在那里出生，取《诗经》“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将王安石出生的屋子改名为“维崧”堂。王安石的弟弟在半山园（后改称半山寺）的后院选取了一块墓地并将他下葬。由于当时司马光正在清洗曾推行新法的官员，王安石的很多故旧不敢登门，张舜民在《哀王荆公》一诗里描述了当时门可罗雀的场景。

思想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思想理论多被人统称为“荆公新学”。王安石将他的思想录述在多种书籍及文章中，其代表性作品有《周官新义》及《字说》，这些著作也成为了后来新学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传统哲学思想
根据现代学者姜国柱和容肇祖先生的研究，王安石究其根本是儒家，并非法家。他的变法也是基于他的儒家思想为主体，吸取其他学说而形成的。王安石在十六岁时随父亲到达了南京，便开始学习各类儒家典籍。王安石认为，董仲舒所提出来的天人感应是不对的，他在熙宁变法中反对“天人感应”的主张被总结为“三不足”之说中的“天变不足畏”。而后王安石总结现在（宋代）读书人，需要抛开汉儒的引导，通过自己发现经典的本意。在他的想法中，“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想要了解、通晓儒家典籍的意义，需要阅读其他流派的文章以及其他学科的书籍,而他本人也根据这个理论进行了诸多学习，漆侠先生提出王安石自早年起就以“通经求理”为主旨读书，并在其学术思想中体现了这一类的独创性。王安石除鼓励阅读其他学说的书籍外，对那些旧有的因循守旧的“俗儒”也进行了批判，在他的观念中，儒家也是要根据时代而演变，从而达到他在《万言书》中所说的“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在有人反对佛教思想时更是提出了“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的言论。容肇祖先生通过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一文看出他治学的严密，收纳了多家学说的思想，但是都有所取舍，抛弃了他眼中会使人走入歧途的“异学”。容肇祖先生又辩驳了现代以王安石尊崇法家“能令政必行”一说来判断王安石是法家的断言，他以王安石用礼义廉耻总结商鞅的失败说明了王安石本质是儒家的结论。王安石的这种思想被苏轼所称赞，他描述王安石单在学术上“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当时，王安石作《淮南杂说》，人皆以为是见到了《孟子》，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思想受到了孟子的很大影响。在学术渊源上，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并且肯定王安石的思想源于传统的经学。他认为，王安石在经学上的成就可以和董仲舒和刘歆媲美。同时，梁启超还指出，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与其政治实践是一致的。王安石的整体思想是务求实际，而避免虚无的，在对于商鞅的评价中，尤其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说现在的人不能非议商鞅，商鞅能让命令必定行使。这种思想也使得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时候，没有仔细辨别是不是真心为了新法，导致变法失败。

宋代儒家思想转型
中古以降孟子的地位持续被抬高，周予同先生通过是时政治及文化的需求提出了这一现象的变迁，学界后也多有研究。王安石曾作诗《孟子》，明确指出他对孟子的向往并阐明了孟子的榜样作用，同时也利用自己的经历塑造了他对孟子历史形象的理解。除他本人及社会对孟子更为尊崇的同时，王安石也成为了“尊杨思潮”的一位重要人物。刘成国先生分析了王安石在内的部分士大夫群体，指出了他们将孔子、孟子、杨雄等人纳入同一谱系，后期在文道关系上则产生了分歧。罗根泽先生将王安石定义为文道并重，认为这是在古文运动背景下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经术思想。由于王安石在政坛及文坛的地位提高，当余英时为宋学发展划分阶段时，认定王安石的改革是继欧阳修古文运动之后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王安石和司马光成为尊杨思潮其中一分支的引领者，最终使杨雄得以入祀孔庙。
另一方面，王安石也景仰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的变法政策。在其诗《商鞅》中，王安石将商鞅变法的主旨总结为诚信，用一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阐述了他个人的经世理念，部分反映了他自鄞县开始的变法思想。

唯物主义观念
王安石除在政治实践上的各种概念，他对所在世界的认知被记载在他的多本著作中。如同他在政治上采纳其他学说的要点，他对物质的解释和传统的儒家典籍多有出入。根据李宗桂先生的研究，王安石在《洪范传》中描述的五行起源是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这和尚书及董仲舒所说的五行起源有着极大的分歧。王安石再针对董仲舒“天人感应”一说中的“天道”写出他自己不同的理解，他在《洪范传》内形容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漆侠先生利用这一段描述，结合王安石在前文所说“人道”的理解，说明了王安石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为根本而坚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非董仲舒等人所崇尚的天与人的直接关系。
王安石在区分了“天”与“人”后，进一步以人为中心，提出了人所创造出来的“四术”，即礼、乐、刑、政。王安石利用《伤仲永》指出学习对于人的重要性，他以此进一步在《礼乐论》内提出无论是日月星辰，还是山川丘陵，都是以物质为基础而可以认识到的存在，所谓“星历之数，天地之法，人物之所”也不过是前人所创立的，他认为他们是在这些方面学习的比旁人更多、更精，圣人就是因为精通万物中所存在的理才成为圣人的。
另一方面，王安石在老子的影响下，根据漆侠先生的说法，他的辩证法与素朴唯物主义有着很紧密的结合。他继而提出“太古之人, 不与禽兽朋也几何？”，认为历史进程上社会的变化是不可阻止的，而法律也会跟着朝代的变更而改变，根据当世国情而有的改变则都是有益的，他的变法也是以此为核心宗旨，而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再有不同的制度。

史学思想
王安石除对经籍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外，他也在品评历史的文章中将自己的见解融入并借此对前人治史得失提出了多种评议。在其咏史诗《贾生》中，王安石通过描述汉文帝施行了贾谊的政策来说明君王的重要性，并进一步从侧面反映了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的政治主张。
而评议历史外，王安石对前代史官也提出过多种见解及批评。他指出上三代的史官以身死职，所以传下来的史书文献都可考据，现在则受限于拥有尊爵高位的人，又会因政治原因篡改文字。他进一步说明了有些人一时而贵，执笔书史，会“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这样一来后人就更难辨别黑白。他在诗《读史》中也提到了此类现象。

荆公新学
尽管现代学界基本同意王安石思想派系属于儒家，他对诸子百家的文献皆有涉略，并在对佛、道等宗教的了解基础上，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哲学思想。王安石的这一思想在后世通称为“荆公新学”，对北宋后期哲学思想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时人指出新学引领了当时六十年的思想潮流。

三经新义
荆公新学的主要基础就是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所著述的三经新义及字说，里面提倡了用更为新颖的义理学替代较为传统的章句学。三经新义指代王安石对《尚书》、《诗经》和《周礼》三种典籍所作新义的统称，于熙宁八年编撰完成，成为新一种官学范本。

《春秋》公案
熙宁四年，王安石试图改革科举法，他利用《春秋》为例，指出春秋经为“大典”，然而历经秦汉之后所流传下来的春秋传是“断烂朝报”，从而试图将自己的学术思想纳入宋官方科举制度。这一事件在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发表过见解，在集合这些学者的出发点及论据后，侯步云女史认为王安石此说部分继承了庆历年间的疑古风气，也是因为从他个人研究儒、道、佛等多种哲学思想后试图采用新角度理解《春秋》。

文学成就
王安石早年，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就以《赠王介甫》一诗勉励王安石在文学上继续努力。王安石对此做出的回答是他更倾向于传播道义，他惟恐因为他的文学作品而获得那些虚名。他的文学主张不脱实用，务求有补于世。其本质上是作为政治的附庸，为政治而服务，直到晚年，退居江宁，方才有所转变。王安石的诗文皆有很高的成就，词作现存不多，但仍然有名篇传世。

诗
王安石的诗在宋朝别为一体，被称为王荆公体。据胡应麟《诗薮》：“六一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始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轼、黄庭坚继起，古法荡然。”王安石的诗在北宋诗坛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欧阳修、梅尧臣并奠定了宋诗的基调，使得他好议论，好用典，好矜奇的特质，成为宋诗的特质。另外，王安石更大力提倡集句诗，并且自己以及引领同时代及之后的诗人都进行了相关的创作。尽管，西清诗话认为是石曼卿第一个创作的集句诗，但也无可否认王安石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作品《胡笳十八拍》历来也是集句诗的典范。
王安石的诗以五十六岁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咏史也写得非常出色。王安石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杜甫的传统，和晚唐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起来比较干硬，但一些咏史诗却有些故意别出己见。王安石在罢相退隐之后所作的诗句是他所写诗的顶峰，受到了后世极高的评价，他的诗甚至自成一体，为“荆公体”。多数认为这是由于王安石退出了政坛，其诗去除了政治因素而导致的。王安石早年的诗浑厚雄大，在退隐后则主要以含蓄深沉，意境空灵，清新脱俗的绝句为主。。例如《泊船瓜洲》一诗

从诗艺与诗境两方面看，王安石的“半山体”工巧而有味的审美旨趣，是因姚合等人为代表的“晚唐体”所影响并形成的。其中杨万里认为的五七绝句非常少，又非常难写，而晚唐诸公与王荆公却最精于此，侧面说明了王安石的极高造诣。晚年王安石的文学观相比早年更包容并济，针对典故的运用更为精妙圆融，例如《书湖阴先生壁》一诗
一诗中尽管利用了汉书的典故，对典故不熟悉的读者依旧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咏史诗
王安石开启了宋诗风气，宋诗风气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便是议论，王安石诗尤擅长议论。他的咏史诗现存一百多首，继承了班固“质木无文”和左思，杜甫通过咏史抒怀的传统，质木无文，即说诗空有内容，而无文采。王安石秉承“务求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在咏史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王安石的咏史诗，现实意义上远远高于班固。他的诗或言己，或讽今，或者利用诗的文体，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使得当时有人将他写的《商鞅》以为是他自己言行了。
王安石的咏史诗可分为三种类型：史传型，咏怀型，史论型。史传型即班固《咏史》一类单纯叙事，咏怀则注重抒发个人情怀，史论型则最足以体现宋代“以议论为诗”的特点。王安石作为宋调形成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咏史诗中，史论型诗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在史论中，王安石大多独僻创见，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力给前人翻案。例如其《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与前人大多同情昭君不同，此诗则指出人生失意的普遍性，使得能够在历代书写王昭君的诗歌中不落俗套。

诗学观
王安石没有个人的诗话作品传世，但他选了不少诗歌选集。王安石在历代的诗话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杜甫的赞誉，认为他是“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由于对杜甫十分看重并认为天下的好言语都被他说尽了，王安石早年的诗学追求与杜甫的文学追求相一致，致力于让其诗文有补于世。罢相后，王安石的诗学观更加包容，他评价张籍奇崛艰辛，他亦如此，好炼字，偏重晚唐诗人，也承袭了晚唐诗人的精思。

词
王安石在文学上主张载道和实用，因此写的词数量相比于他的诗非常少，全宋词共收录其所作词仅二十九首。王安石的词在体制上继承了五代宋初的风气，以小令为主，也包含了桂枝香，雨霖铃，千秋岁引等中长调。其中《桂枝香》一词历来为人所称道，据杨湜《古今词话》评价：“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 此老乃野狐精也。”另外，王安石大量制作集句体词，虽当时为苏东坡，黄山谷批评，但二者亦有效颦之作，对词体的变革有一定的影响。

文
文章上，与韩、柳、三苏、欧阳、曾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王安石的文偏重于说理，而且言简意赅，能够直指要点。例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仅仅只有八十八个字，却能独辟蹊径，自有主张。
王安石的文学最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正如其所言“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所以他的作品大多针砭时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长于说理，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王安石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喜欢模拟别人的风格。后来欧阳修告诫他要有自己的风格，他的文章才臻至大成。王安石的文字驾驭能力很强，《上仁宗言事书》等都是很长的文章，但是却没有什么废话。整体来说，王安石的文章言简意赅，结构严谨，主意超卓，说理透彻，在唐宋八大家中别树一帜。曾巩曾经说王安石的文章学识不在扬雄之下，只是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倘若能改正，也许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会更高。

人物评价
同朝的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罢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庙的资格。南宋理宗时期盖棺论定王安石为“万世罪人”。编于南宗的话本小说《拗相公》称“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宋朝之后官方定论。
明太祖朱元璋对王安石变法深恶痛绝：“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清康熙也认定王安石为亡国之臣、千古罪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称王安石“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充分肯定了其私德，把变法失败归于用人不当、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锜、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杨慎对王安石的偏狭评价为“古今第一小人”。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南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其中有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的传统；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专门写了《王安石传》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度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又更多的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因此对王安石等改革家的评价趋向正面。
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认为当时北宋经济发展水平高，“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然而因为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最终没有能完成转变。

轶事
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署名苏洵但普遍认为是伪作的《辨奸论》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苏轼和王安石有不少过节，王安石喜好“语不惊人死不休”，苏轼于其生时每逢佳时必定作文讥讽，奉司马光之命写的祭文倒全是溢美之辞，颇有水之皮相非骨相。刘贡父要王安石掘一八百里大坑把梁山泊颠过来。民间也有不少两人斗智的故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里面的王安石多次难倒苏轼，展现了王安石的博学，也展现了苏轼的小聪明。
王安石认为吃饭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吃。某次他的妻子煮了一道菜给他吃，他马上就吃完了，妻吴氏（妻妹以王安石夫妇的主张嫁给苦吟诗人王令）以为他喜欢这道菜所以天天煮，王安石也天天吃从无怨言，某天王妻忍不住询问王安石天天吃同一道菜不腻吗，王安石竟回答“我只想赶快吃完饭去办正事，从没注意吃了什么下肚。”可见王安石既不注重生活情趣也不注重仪表又喜出狂言，对他而言普天之下除了读书跟办公之外没有重要的事情。
有记载王安石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在饮宴会客的时候也会陷入沉思，不露笑容。他在常州任内的时候，有一次参加宴会，他在伶人表演时突然发笑，众人以为是伶人引得王安石发笑是故赏赐了他很多钱。直到后来有人问王安石当时为何发笑，他解答说是他在思索《咸》、《恒》两幅卦，适时有了领悟，不自觉就发笑了。

家族
王氏家族本源于太原地区，后徙至临川，在王安石出生时即为当地望族。临川王氏以科举发家，据蔡上翔所考，他们自王安石的祖父王观之以来六十九年中共有八位族人登为进士。王观之是自王氏在临川以来第一位进士，此后王氏族人多有成就，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也于祥符八年成为进士。后王安国、王安礼、王雱叔侄因文学成就被合称“临川三王”。
祖父：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
祖母：谢氏，色和容谨，行俭而勤。为妇顺，为母慈，相夫教子，颇见其效。
外祖父：吴畋，素有才华，终身不仕。
舅舅：吴苪，也是王安石的岳父。
父亲：王益，字损之，改字舜良，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州县官。
前母：徐氏，王益前妻。
生母：吴氏，抚州金溪人，王益的续弦。
长兄：王安仁，字常甫，徐氏之子，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
次兄：王安道，字勤甫，徐氏之子，曾授衡州军司法参军。
四弟：王安国，字平甫，吴氏之子，曾任武昌军节度推官，西京国子教授。
五弟：王安世，吴氏之子，曾任太平州当涂县主簿。
六弟：王安礼，字和甫，吴氏之子，官至尚书左丞。
七弟：王安上，字纯甫，吴氏之子。
大妹：王文淑，封长安县君，嫁与江阴张奎。
二妹：王氏，嫁与江阴朱明之。
三妹：王氏，封德安县君，嫁与扬州沈季长。
表妹兼妻子：吴氏，封吴国夫人、越国夫人，康定元年（1040年）嫁给王安石。
长子：王雱，字元泽，出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擢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累迁龙图阁直学士，与王安礼、王安国并称“临川三王”。
次子：王旁，朝议郎、秘书省正字。
长女：王氏，封蓬莱县君，嫁天章阁待制吴安持。
次女：王氏，封福国夫人，嫁镇东军节度使蔡卞。
早夭之子：于群牧判官任上所生之子，嘉祐二年夭。
早夭之女：于鄞县所生。
孙：王棣，字仪仲，王安礼之孙，王雱之过继子，显谟阁学士、右中大夫、开得府路经略安抚使。建炎三年金人攻澶渊，死于城守，诏赠资政殿大学士。
孙：王桐，王旁之子，承事郎、直龙图阁。
孙女：王雱之女，嫁吕安中。
孙女：王旁之女，嫁郑久中。
外孙：吴侔，吴安持与长女王氏之子。
外孙：蔡仍，字子因，蔡卞与次女王氏之子。
曾孙：王珌，王棣之子。
曾孙：王瓙，王桐之子，宣和四年（1122年），宣义郎。
曾孙：王珏，字德全，王桐之子，王璹之弟。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阁、提举台州崇德观。
玄孙：王衍之，王珌之子，调建康司理参军。
玄孙：王升之，王瓙之子。
玄孙：王宜之，字文林，王珏之子。
玄孙女：王氏，王珏之女。

影视形象
参阅
熙宁变法

注释
延伸阅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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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卷327》，出自脱脱《宋史》

参考文献
书目
史料文献
欧阳修，李逸安：《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
王安石，唐武：《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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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注 ===


基多

基多（西班牙语：Quito [ˈkito] （））是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的首都，位于该国北部，离赤道仅24公里。是世界上距赤道最近的首都。因地处高原，海拔高度2,852米，是仅次于玻利维亚拉巴斯的世界第二高首都，一年中月平均气温都在16℃左右，年平均温差只有1℃，四季如春。

历史
基多原来是印第安部落基图部族（Quitu）的居住地。8世纪时，基图逐渐扩大并吞并了其它印第安部落，到10世纪的时候，成为一个完整的基多王国。今日的地名基多，便是从基图演变而来的。
公元15世纪末时，基多成为印加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仅次于首都库斯科的第二大城市，印加帝国最后一任国王阿塔瓦尔帕的宫殿亦兴建于基多，但今日这座宫殿已成为厄瓜多尔的总统府。1526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1534年完全占领。当时驻守基多的印加将军卢米尼亚维把城市彻底摧毁。今天的基多市是由西班牙在印加帝国的废墟建立起来的。1809年西班牙第一份于南美洲签订的独立宣言：厄瓜多尔独立宣言就是在基多的圣阿古斯丁修道院进行，但直至1830年厄瓜多尔才正式独立，后来定基多为首都。1978年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地理
基多市分为新城、旧城两部分，西南部是旧城区，许多地方保留了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建筑风格。新城座落在北部。城区东西两侧的皮钦查火山海拔4790米，峰顶长年积雪。

气候
根据柯本气候分类法，该城市气候是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Cfb). 虽然基多位于赤道地区附近，但该城市不像新加坡、马累或雅加达等等其它这些在赤道附近的低海拔城市那么热。由于基多是位于高海拔地区，所以每年的气候四季如春。中午平均气温只有18.7 °C（65.7 °F），且午夜的平均最低气温仅有9.3 °C（48.7 °F）.；全年平均气温只有约16 °C（61 °F）。该城市只有两季——旱季和雨季。从6月至9月是旱季，剩下的月份都是雨季，年平均降水量约在1,000 mm（39英寸）左右。

建筑
基多市内共有大小教堂、修道院87座，著名的有圣弗朗西斯科教堂、耶稣会教堂等。圣弗朗西斯科教堂被视为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杰作，是西班牙--美洲宗教建筑的典范之一，它由一座大教堂、几座小教堂和众多的回廊组成。教堂内珍藏着印第安人、西班牙人的绘画和雕塑名作。耶稣会教堂建于1722年至1765年间，教堂正面拱形大门上、四周墙壁以及天花板上镶嵌有精美的金叶图案，富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位于旧城中心的大圣堂，里面安放了南美的解放英雄西蒙·玻利瓦尔的灵柩。
位于该城市的人应该都知道，由于赤道是刚刚好经过该城市，所以该城市也是太阳在一年来两次来往于南北半球所经过的地方（又称“太阳之路”），后来科学家证实了这一说法。于是市民就在该城市的郊外地方修建了一座赤道纪念碑。
城市南端的面包山（Panecillo），高约200公尺（海拔3016公尺），山顶上有一座大型基多女神石雕像（Monumento a la Virgen de Quito），被誉为基多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象征。山腰有一座古老的印加神庙（Museo Templo de la Patria），现已成为博物馆。
基多市长一度决定将住宅墙壁刷成白色，门窗的木结构部分则刷成蓝色，致使该城有点类似于（仅指这一方面而言）地中海城镇。后来，不知是谁想起了18世纪时市中心的一些主要建筑都曾将临街的一面作过彩绘，于是墙面又被刷成了黄色、绿色或蓝色。但另一方面，在城北住宅区的现代公共建筑中，主导色却是混凝土的灰色和玻璃窗的烟色，为的是好抵挡住或许因蓝天伸手可及而特别耀眼的阳光，这与世界其他同纬度地区的情况颇不相同。

友好城市
姐妹城市
中华民国台北市
 美国路易斯维尔
 西班牙马德里
 美国圣保罗
 美国科勒尔盖布尔斯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基多市政府官方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西班牙文）
基多观光局官方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西班牙文）


戏曲

戏曲是指中华文化的传统戏剧。“戏曲”一词始见于《水云村稿》中〈词人吴云章传〉，指南宋流行于民间的永嘉戏曲，是南戏戏文发展之滥觞。在河南省偃师市出土的一座宋代墓葬里，发掘出来的“宋杂剧演员丁都赛雕像砖”，是中国现存的最早记录戏曲演出活动形象的文物。尔后，“戏曲”之名迭有变迁，以“戏曲”指称“中国传统戏剧”，须待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问世，本书以“戏曲”为名，首度将中国传统戏剧推上近代学术之林，“戏曲”乃成为“中国传统戏剧”之专称。
王国维将戏曲定义成“合歌舞以演故事”，同时也指出代言体是戏曲不同于其他文类的重要特点。由此定义看来，戏曲必须具备演员、剧场、诗歌、舞蹈、音乐、代言体、演故事等基本元素。台湾学者曾永义将王国维对戏曲的定义视为戏曲小戏必须具备的条件，小戏的表演艺术较为原始。而相较于小戏的大戏有更高度的艺术表现，已经是综合的文学与艺术，其定义为：“中国古典戏剧是在搬演故事，以诗歌为本质，密切结合音乐和舞蹈，加上杂技，而以讲唱文学的叙述方式，通过俳优妆扮，运用代言体，在狭隘的剧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综合文学和艺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发《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昆剧获纳入名录之内，引起公众对戏曲发展及传承的关注。2009年及2010年，粤剧、藏剧及京剧更先后被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艺术进一步得到世界重视。

历史剧种
根据时代分期，中国戏曲包括：

原始戏剧：傩戏、巫戏
汉代：百戏、角抵
魏晋南北朝：代面、踏摇娘、钵头、樊哙排君难
唐代：谈容娘、参军戏
宋金元：宋杂剧、永嘉杂剧、戏文（南戏）、院本、杂剧（北剧）
明清：传奇、杂剧

现存剧种
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数据，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即大跃进时期，当时中国有367个戏曲剧种，其中包括50多个当时新创立的剧种（即新兴剧种）；到了198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撰过程中所做调查统计发现，当时仍有317个剧种；而到了2005年，仅剩下267个剧种。
在众多剧种中，昆曲和京剧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最高典范，其它常见剧种则有豫剧、粤剧、越剧、黄梅戏、评剧等等。

北京戏曲：京剧（又称平剧）、北昆、西路评剧、京梆子、北京曲剧、燕歌戏、诗赋弦、淤白蹦蹦戏、苇子水秧歌戏、山梆子戏、北京皮影
天津戏曲：京剧（又称平剧）、卫梆子、宝坻评剧、北昆、蓟州皮影、百忍京秧歌高跷
河北戏曲：京剧（又称平剧）、河北梆子、评剧（东路）、北昆、丝弦、老调、哈哈腔、贤誉调、河北乱弹、武安平调、武术戏、口邦子、落子、西调、蔚县秧歌、隆尧秧歌、定县秧歌、软秧歌、四股弦、唐剧、横岐调、上四调、磁州怀调、邯郸赛戏、南锣剧、坠子戏、唐山皮影、河中皮影、冀南皮影
河南戏曲：豫剧（河南梆子）、河南曲剧、越调、淮调、四平调、大平调、二夹弦、河南道情、柳琴调、罗卷戏、宛梆（南阳梆子）、坠剧、怀梆 、怀调、大弦戏、豫南花鼓、乐腔、五调腔、蒲剧、地灯戏、嗨子戏、大辫戏、南乐五腔调、枣梆、汉剧、花篮戏、河阳花鼓戏、光山花鼓戏、扬高戏、落腔、柳子戏、目莲戏、杠天神、灵宝皮影、罗山皮影、桐柏皮影、南庄木偶戏
山东戏曲：吕剧、钝腔、山东梆子、枣梆、莱芜梆子、胶州秧歌、东路梆子、柳子戏、茂腔、柳腔、五音戏、柳琴戏、两夹弦、四平调 、莱西木偶戏、济南皮影
山西戏曲：晋剧（山西梆子）：蒲剧（蒲州梆子）、山西中路梆子、山西北路梆子、上党梆子、锣鼓杂戏、耍孩儿戏、灵邱罗罗、上党皮黄、上党落子、永济道情戏、洪洞道情戏、临县道情戏、晋北道情戏、襄武秧歌、壶关秧歌、沁源秧歌、祁太秧歌、繁峙秧歌、朔县秧歌、孝义碗碗腔、曲活碗碗腔、弦子腔、凤台小戏、晋南皮影、晋中皮影、孝义木偶戏
陕西戏曲：秦腔（陕西梆子）、铜川梆子、眉户剧、汉调二黄、阿宫腔、合阳跳戏、合阳线戏、陕西碗碗腔、陕西老腔、弦板腔、陕西道情戏、陕南花鼓戏、陕南端公戏、安康弦子戏、东路皮影、西路皮影、合阳线戏、陕西杖头木偶戏
甘肃戏曲：陇剧、高山剧、敦煌曲子戏、华亭曲子戏、民勤小曲戏、半台戏、灯盏头戏、崆峒笑谈、影子腔、南木特（甘南藏戏）、陇东皮影、陇西皮影、影子腔、正宁木偶戏
宁夏戏曲：秦腔剧、眉户剧、牛皮灯影子
黑龙江戏曲：龙江戏、北路二人转、龙江皮影
吉林戏曲：吉剧、东路二人转、新城戏、黄龙戏、舒兰皮影
辽宁戏曲：辽南影调戏（辽剧）、海城喇叭戏、奉天落子、唐派京剧、阜新蒙古剧、彩扮莲花落、海城高跷秧歌、二人转、辽南皮影戏、辽西木偶戏
安徽戏曲：徽剧、黄梅戏、凤阳花鼓戏、庐剧、青阳腔、岳西高腔、安徽目连戏、安徽戏、安徽端公戏、沙河调、泗洲戏、坠子戏、含弓戏、芜湖梨簧戏、文南词、皖南花鼓戏、淮北花鼓戏、淮剧、嗨子戏、灵璧皮影、淮派皮影、皖南皮影、岳西木偶戏、界首扁担戏
江苏戏曲：昆剧（昆曲）、扬剧、淮剧、锡剧、通剧、淮海戏、苏剧、徐州梆子、丹剧、丁丁腔、淮红剧、海门山歌剧、江苏皮影、肩担木偶戏、泰兴木偶戏
上海戏曲：沪剧、滑稽戏、奉贤山歌剧、越剧、海派京剧、昆曲、淮剧、崇明扁担戏、海派木偶戏、长宁皮影
浙江戏曲：越剧、婺剧、绍剧、永昆、新昌高腔、宁海平调、松阳高腔、醒感戏、金华昆腔戏、黄岩乱弹、诸暨乱弹、瓯剧、和剧、杭剧、甬剧、湖剧、姚剧、睦剧、泰顺药发木偶戏、海宁皮影、平阳木偶戏
江西戏曲：赣剧、弋阳腔、盱河戏、东河戏、宁河戏、瑞河戏、宜黄戏、赣南采茶戏、萍乡采茶戏、万载花灯戏、抚州采茶戏、吉安采茶戏、宁都采茶戏、赣东采茶戏、九江采茶戏、景德镇采茶戏、武宁采茶戏、高安采茶戏 、婺源徽剧、湘东皮影、江西提线木偶、江西杖头木偶
福建戏曲：闽剧、高甲戏、芗剧、莆仙戏、梨园戏、四平戏、闽西汉剧、北路戏、右词南剑调、屏南乱弹戏、平讲戏、词明戏、南词戏、大腔戏、小腔戏、打城戏、梅林戏、闽南皮影戏、布袋戏、嘉礼戏、大腔金线傀儡戏、传子木偶戏、诏安铁枝戏、柴头仔戏、七条线木偶戏、屏南杖头木偶戏、串头戏、四平傀儡戏、闽西采茶戏、闽西木偶戏、闽西山歌戏、邵武三角戏、竹马戏、游春戏、肩膀戏、杂剧作场戏、车鼓弄、福建潮剧、尹派越剧
广东戏曲：粤剧、潮剧、正字戏、白字戏、西秦戏、广东汉剧、花朝戏、粤北采茶戏、乐昌花鼓戏、雷剧、梅州客家山歌剧、粤西白戏、贵儿戏、石角傩戏、雷州姑娘歌、英歌、五华提线木偶戏、粤西白戏、高州木偶戏、铁枝木偶戏、陆丰皮影戏、手擎木偶戏
广西戏曲：桂剧、粤剧、彩调剧、邕剧、丝弦戏、牛娘剧、桂南采茶戏、师公戏、广西壮剧（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壮族师公戏）、广西苗戏、广西侗戏、毛南戏、壮族提线木偶戏、柏白客家木偶戏
海南戏曲：琼剧、临剧、海南斋戏、海南公仔戏、临高木偶戏
湖北戏曲：汉剧、荆河戏、南剧、湖北越调、山二黄、湖北高腔、楚剧、湖北渔鼓、东路花鼓戏、黄梅采茶戏、阳新采茶戏、远安花鼓戏、襄阳花鼓戏、荆州花鼓戏、梁山调、郧阳花鼓戏、随县花鼓戏、堂戏、文曲戏、鄂西柳子戏、渔鼓皮影、歌腔皮影、武汉杖头木偶
湖南戏曲：湘剧、祁剧、常德汉剧、衡阳湘剧、荆河戏、巴陵戏、辰河戏、湘昆、长沙花鼓戏、岳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湘西花灯戏、湘西阳戏、衡阳花鼓戏、邵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师道戏、湘西苗剧、新晃侗族傩戏、澧州皮影戏、长沙皮影戏、衡阳皮影戏、槚山皮影戏、邵阳布袋戏、湖南杖头木偶
四川戏曲：川剧、四川曲剧（曲艺剧）、川北灯戏、芦山花灯戏、洪雅师道戏、南部傩戏、梓潼阳戏、射箭提阳戏、旺苍端公戏、嘉绒藏戏、木雅藏戏、康巴藏戏、德格藏戏、南木达藏戏、理塘藏戏、巴塘藏戏、色达藏戏、释比戏、成都灯影、川北灯影、川北大木偶戏、成都木偶戏、被单戏、邻水手掌木偶戏、白龙纸偶戏
重庆戏曲：渝派川剧、四川曲剧、秀山花灯戏、秀山辰河戏、梁山灯戏、踩堂戏、杨戏、面具阳戏、木腊庄傩戏、后河古戏、亚亚戏、石柱土戏、巴渝木偶戏、三峡皮影
云南戏曲：滇剧、云南花灯戏、昆明曲剧、关索剧、傣剧、白剧、云南壮剧（富宁土戏、乐西土戏、广南沙戏）、彝剧、大词戏、杀戏、腾冲皮影
贵州戏曲：黔剧、贵州本地梆子、贵州花灯剧、贵州侗戏、贵州布依戏、贵州苗戏、安顺地戏、佤族清戏、仡佬族傩戏、撮泰吉、石阡木偶戏
内蒙古戏曲：呼图格沁、查玛、科尔沁蒙古剧、八角鼓戏、内蒙大秧歌 、二人台、漫瀚剧、内蒙道情、晋剧、巴林皮影
青海戏曲：黄南藏戏、马背藏戏、平弦戏、青海眉户戏、河湟皮影戏、目莲宝卷、刚察寺院藏戏、互助秦腔
新疆戏曲：维吾尔剧、新疆曲子戏、汗都春
西藏戏曲：白面具藏戏、蓝面具藏戏、昌都藏戏、门巴戏 、夏尔巴玛尼戏、巴共戏
香港戏曲：粤剧、潮剧、白字戏、闽剧、木偶戏（提线木偶、掌中木偶、杖头木偶、手托木偶、皮影戏）
澳门戏曲：粤剧、土生土语话剧

台湾的剧种
台湾戏曲：歌仔戏（古册戏、胡撇仔戏）、客家大戏、南管戏（七子戏、九甲戏）、北管戏（乱弹戏、四平戏）、布袋戏、皮影戏、傀儡戏、三脚采茶戏、本地歌仔、车鼓弄、牛犁阵、竹马阵、七响阵、牵亡歌阵、京剧、豫剧、昆曲、黄梅戏、越剧

东亚文化圈的其他戏曲
越南
越族戏曲：㗰剧(Hát tuồng)、嘲剧(Hát chèo)、改良剧(Tuồng cải lương)、水木偶戏(Múa rối nước)

朝鲜半岛
韩族戏曲：唱剧（창극）、假面剧（탈춤）、郭秃阁氏戏（꼭두각시놀음）、足假面戏（발탈）、巫剧（굿놀이）、多仕乐（다시래기）、广场剧（마당극）

日本
和族戏曲：能剧、狂言、歌舞伎、文乐、石见神乐
琉球族戏曲：组踊、琉球歌剧（冲縄芝居）

著名剧目
西厢记（元·王实甫）(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赵氏孤儿 （元·纪君祥）
汉宫秋（元·马致远）
录鬼簿（元·钟嗣成）
窦娥冤（元·关汉卿）
乌盆记（元·迭名）(全名《玎玎珰珰盆儿鬼》)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元·迭名）
太和正音谱（明·朱权）
牡丹亭（明·汤显祖）
桃花扇（清·孔尚任）
长生殿（清·洪升）
雷峰塔
四郎探母
钟馗打鬼
敦盛（世阿弥）

海外评论
英国著名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在1930年代曾到访中国，期间观看京剧及粤剧演出后，其评语为“中国戏曲是珠玉与泥沙混杂”。具体解释如下（按其随从翻译，原语不明。）：
珠玉的解释：“珠玉般的魅力到处都在，独特的说唱，精美的表演，夸张的脸谱，奇异的特技和华丽的服饰，集全能之美融于一身而令人震惊。演员一枝船桨在手，随著节奏的律动而舞蹈就能使人联想到江河船飘，挥动马鞭，便可想见骏马奔驰，许多虚拟表演不求真似，只求传神。”
泥沙的解释：“西方人不惯听京剧花旦尖声刺耳发声，好像猫儿的尾巴被踩著时发出的尖叫似的，令人生厌，粤剧的锣鼓也吵耳难受......”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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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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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新剧
中国话剧
样板戏
把子功
孔剧
玛蓉剧
德南万戏
哇扬皮影偶戏
歌剧
戏剧
中国戏曲音乐
中国戏曲学院
中国戏曲节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巴鲁赫·斯宾诺莎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拉迪诺语：Baruch de Spinoza，拉丁语：Benedictus de Spinoza，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荷兰犹太裔哲学家。其与笛卡尔、莱布尼茨是17世纪理性主义的先驱，启蒙时代以及现代圣经批判学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引导了现代对自我及宇宙的认识，因此被认为是“近世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斯宾诺莎继承了勒内·笛卡尔的思想，是荷兰黄金时代的哲学领军者。斯宾诺莎的名字“巴鲁赫”意为“受祝福的”，在不同语言中写法各不相同。在希伯来语中，他的名字写为 ברוך שפינוזה，在现代犹太团体中，他的名字被写为“Bento”（“受祝福的”葡萄牙语）。 在斯宾诺莎的拉丁语作品中，他使用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这个名字。
斯宾诺莎生于阿姆斯特丹的西班牙-葡萄牙-犹太社区。因对希伯来圣经的真实性和神性本质提出了极具争议的观点，葡萄牙犹太会堂向他发出谴责令，23岁的斯宾诺莎（包括他的家人）被逐出教会。斯宾诺莎去世后不久，他的作品随即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同时代人常称斯宾诺莎为“无神论者”，尽管斯宾诺莎从未在自己作品中怀疑上帝的存在。 斯宾诺莎生活简朴，以打磨镜片为生，他曾参与制作惠更斯兄弟设计的望远镜。斯宾诺莎回绝他人提供的资助和奖赏，并拒绝了荣誉性的教职工作。或许是因为常年打磨镜片吸入过量粉尘，斯宾诺莎于1677年死于肺病，年仅44岁。他被葬于海牙新教堂墓地。
斯宾诺莎的哲学研究几乎涵盖所有领域，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政治哲学、伦理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斯宾诺莎是17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部著作《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中。其余作品要么是早期思想，要么是未完成作品，其中理论在前述两部著作中都有涉及（例如《政治论》），或者不作为斯宾诺莎的哲学重点（例如《笛卡尔哲学原理》和《希伯来语语法书》）。与此同时，斯宾诺莎也留下了许多通讯信件，其中内容可为其哲学思想作出明晰解释，或展示出他哲学观点的演化历程。
斯宾诺莎的著作《伦理学》于死后发表，这部作品让他成为了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斯宾诺莎在此书中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提出质疑，据罗杰·斯克鲁顿所言，“斯宾诺莎在这最后一本拉丁文杰作中指出了中世纪哲学细致概念背后的巨大缺陷，它们最终将反对自身，并完全覆灭”。 黑格尔曾表示“斯宾诺莎哲学是近代哲学的重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就不是哲学。” 鉴于斯宾诺莎的巨大成就及高尚品格，吉尔·德勒兹称他为“哲学王子”。

生活背景
家世
斯宾诺莎的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斯雷翁省埃斯宾诺莎（Espinoza）镇的塞法迪犹太人。1492年，因西班牙政府和天主教教会对犹太人的宗教和种族迫害，逃难到葡萄牙。 1579年，乌得勒支同盟颁布了《宽容法令》，彼时已皈依天主教的葡萄牙犹太人受此吸引，从1593年起陆续乘船来到阿姆斯特丹，并在此重新皈依犹太教。 1598年，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移民获准建造犹太教堂，1615年，接纳和管理犹太人的法令获得通过。 作为流亡者后裔，社区成员们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认同。
斯宾诺莎的祖父艾萨克·德·斯宾诺莎出生在葡萄牙里斯本，后带幼子迈克尔·德·斯宾诺莎（斯宾诺莎的父亲）前往法国南特，并于1615年来到鹿特丹。1627年，艾萨克在鹿特丹去世。随后斯宾诺莎的父亲和叔叔曼努埃尔前往阿姆斯特丹，并在此重新皈依了犹太教。斯宾诺莎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担任犹太人公会会长和犹太教会学校校长。 他的三任妻子都早逝，六个孩子中只有三个活到了成年。

17世纪荷兰
在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作为两个重要的都会，集聚了来自世界各来的商船，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生活于此。商业繁荣促进了文化和观点的包容，这两座城市成为了异见者逃避教会审查的避风港（尽管一些“过于极端”的观念甚至在荷兰也无法被容忍）。因此，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哲学作品在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发展并非偶然。 在这种环境下，斯宾诺莎有机会结交持有非传统观念的朋友，例如社友会成员。 斯宾诺莎结交的朋友包括莱顿的学生尼古拉斯·斯坦诺，以及保持通信关系的阿尔伯特·伯格。

生平
早年
1632年11月24日，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区。他是其父的次子，本名巴鲁赫，后自己将名字改成本尼迪克特。他的父亲迈克尔·德·斯宾诺莎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生，事业成功但不算富裕。 斯宾诺莎的母亲安娜·狄波拉是迈克尔的第二任妻子，在斯宾诺莎年仅六岁时去世。 斯宾诺莎的母语是葡萄牙语，不过他也通晓希伯来语、西班牙语和丹麦语，或许还熟悉法语，以及后来学习的拉丁语。 尽管斯宾诺莎以拉丁语写作，但他直到青年时才学会这门语言。
斯宾诺莎早年进入当地的犹太神学校，学习希伯来文、犹太法典以及中世纪的犹太哲学等，师从索尔·利未·摩尔泰拉、玛拿西·本·以色列等犹太学者。 斯宾诺莎幼时致力成为拉比，但他没有完成高等的犹太律法教育。17岁时，其长兄艾萨克过世，斯宾诺莎不得中断学业照顾家族生意。 1654年，斯宾诺莎的父亲过世，时年二十一岁的斯宾诺莎按照犹太礼法为父亲守丧11个月。 其姐妹丽贝卡因遗产问题和他发生了纠纷，他虽然在法庭中胜诉，但还是将遗产交给了丽贝卡。
1654至1655年，斯宾诺莎跟随导师弗朗索瓦·冯·登·恩登学习拉丁语，当时斯宾诺莎二十岁左右。不过也有其它记录则显示，斯宾诺莎师从冯·登·恩登的时间是在1657至1658年。冯·登·恩登在当时是个臭名昭著的自由思想家，他是耶稣会士、激进的民主派，很可能传授给了斯宾诺莎有关笛卡尔的现代哲学思想。 在大约十年后的1660年代，冯·登·恩登被认为是笛卡尔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因此他的作品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
斯宾诺莎开始使用他的拉丁语名字本尼迪克特，并于冯·登·恩登所在学校担任教师。 根据约翰·科勒鲁斯为斯宾诺莎写的传记，斯宾诺莎曾爱上老师冯·登·恩登的女儿克拉拉，但克拉拉拒绝了他，并接受了另一位更富有的学生的求爱。不过这个逸闻的真实性不高，因为据称克拉拉出生于1643年，在斯宾诺莎学业完成时她年仅13岁。 但事实上克拉拉的出生时间是1641年，而假如斯宾诺莎是1657年开始在冯·登·恩登门下学习，故事则略微有些可信，因为此时克拉拉15岁，当斯宾诺莎学成离开阿姆斯特丹时，她的年龄在18至19岁。 1671年，克拉拉嫁给了那位更富有的学生，阿姆斯特丹医师西奥多·科克林。
在冯·登·恩登门下求学期间，斯宾诺莎与当时荷兰新教中抗辩派旗下的学院党趣味相投，他们都倾向理性主义。他也同时与门诺会众有着联系。 当时，斯宾诺莎的许多朋友都是一些反对教会权威的基督教异见人物，他们时常聚会讨论教会权威和教条相关问题。 1650年代后期至1660年代前期，斯宾诺莎逐渐与部分反传统思想家熟识，这个交流组织被称为斯宾诺莎学派，其中成员包括彼得·鲍林、贾里格·杰勒斯、洛德维克·迈耶、约翰内斯·鲍梅斯特和阿德里安·科尔巴格。

斯宾诺莎违背犹太教，尤其是坚持《妥拉》作者并非摩西，这种思想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他内心长久挣扎的结果：若是有人认为我说得过于广泛，没有充分的证据，我就要请他把这些史书里有什么计划指给我们看，这种计划可以为别的历史作家所采纳而无过失。而且在设法融会解释的时候，要严格地观察和解释辞句以及前后的次序与连贯，这样我们也许在我们的写作中加以仿效。他若是办得到，我就立刻佩服他，我就视之如伟大的阿波罗神。因为，老实说，经过长久的努力，我还不能发见有这类的事。我也未尝不可以附带说，我这里所说的无一不是我思量了好久的。而且，我虽然自幼就灌注了关于《圣经》的通常的意见，至今我还不能抵抗我以上的主张的力量。人们开始指责斯宾诺莎为异教徒，他与宗教当局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在接受当地犹太教堂两位成员询问时，斯宾诺莎表示上帝有一个身体，圣经文本中没有与之相悖的叙述。 不久他在犹太教堂台阶上被人持刀袭击，袭击者高喊“异教徒！”，斯宾诺莎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他一直保留（并穿着）遭受袭击而破损的披风用以纪念。
父亲去世后，斯宾诺莎和弟弟加布里埃尔（亚伯拉罕） 运作家族生意，但是或许是因为第一次英荷战争影响，生意很快遇到困难。1656年3月，斯宾诺莎向阿姆斯特丹提出申明自己是孤儿，以避免成为父亲的债权人，并继承了母亲的遗产。此外，在1654和1655年向犹太学堂和犹太教堂捐赠大笔款项后，他将1655年12月和1656年3月的捐款减少到了名义金额（1656年3月的捐款从未兑付）。
斯宾诺莎最终放弃了照看家族生意，将其全权交给自己的弟弟加布里埃尔管理，他全身心投入到哲学研究，尤其是笛卡尔哲学思想，以及光学镜片的研究中。

逐出教会
1656年7月27日，阿姆斯特丹犹太教会向时年23岁的斯宾诺莎发出谴责令（也称绝罚）。 谴责令内容如下：Ma'amad（犹太社区领袖）早已知晓巴鲁赫·斯宾诺莎的邪恶观点与行径，并为他的改邪归正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他无视我们的劝阻而一意孤行，甚而有关这位可憎的异教徒的恶劣事迹还日益增多，许多人都可证实他的言行。在荣耀的 chachamim （圣徒们）为此作出细致调查后，他们达成共识，斯宾诺莎应当被逐出以色列人的社区。根据天使和圣人的旨意，我们把斯宾诺莎逐出社区，并诅咒他。根据荣耀的上帝和全体圣会的旨意，根据六百一十三条戒律，他将受到像重修耶利哥城的人所受的那般诅咒，像嬉笑以利沙的男孩们所受的那般诅咒，并且附加律法书中的一切诅咒。他将被诅咒，无论日与夜，无论醒时和沉睡，无论来时和去时。主不会留他片刻安宁，主的愤怒倾覆于他，并把书中一切诅咒加于他。主会从天下抹去他的名字，使他与众人分离，不致伤害以色列人，所有这些都已写于律法书中。然后我们还需奉劝那些仍信上帝的人，你们不应再与他交流，无论口头还是书信；你们不应帮他，不应与他居于一室，不应距他近于四臂长，不应阅读他编撰或写就的任何东西。
阿姆斯特丹犹太教会经常会对大小事件发表谴责令，因此斯宾诺莎收到的谴责令并非罕见。 然而，与其他谴责令不同，这封谴责令的措辞异常严厉。 斯宾诺莎遭受驱逐的原因未有记录，谴责令只控诉他为“可憎的异教徒”，并表示他施行“异教徒的恶劣事迹”，并且“许多人都可证实他的言行”。事实上并不存在此类证词，斯宾诺莎受驱逐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斯宾诺莎公开表达了关于宗教的极端观点。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史蒂文·纳德勒所说：“毫无疑问，斯宾诺莎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他后续发表在书中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斯宾诺莎否认灵魂不朽，拒绝天国中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信奉的上帝。他还表示，律法书不是上帝的作品，他对犹太人没有约束力。那么，对于这个有史以来最激进、最彻底的思想家，正统犹太社区与之断绝关系就情有可原了。”
其次，大多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的成员都是葡萄牙犹太裔难民后代，他们的祖先为逃避宗教迫害逃难至此。因此他们需要十分小心本社区的名誉，极力避免任何与斯宾诺莎的联系，以免因他的争议性观点为本社区招致可能的迫害或驱逐。 没有证据表明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参与了对斯宾诺莎的驱逐，但“在1619年，市议会督促（葡萄牙犹太裔社区）规范自身行为，并确保其成员遵从严格的犹太律法。”其它证据显示，犹太社区一直刻意避免激怒市政当局，例如禁止在犹太教堂举行公开婚礼或葬礼游行，禁止与基督徒讨论宗教事务，以免这类活动“干扰我们享受的自由”。就此看来，对斯宾诺莎的驱逐几乎是必然的，这是犹太社区为降低风险而作出的自我审查。

再者，似乎在驱逐之前，斯宾诺莎就已经和犹太教会疏远，并且通过口头和哲学作品（例如《伦理学》第一卷）表达了对犹太教的批评。斯宾诺莎可能是在与姐妹的诉讼后，或是在犹太教堂台阶受袭击后停止了参与宗教活动。他或许口头表达了他后续在《神学政治论》中提出的观点：政府应当压制犹太教，因为这个宗教对犹太人有害。也许是因为经济状况或其它原因，斯宾诺莎在1656年后终止了向犹太教堂的捐款。谴责令所提及的“恶劣事迹”可能是斯宾诺莎不顾犹太教会的规定和一些拉比（包括迈蒙尼德）的要求，而执意在民事法庭提起诉讼，选择放弃父亲的遗产及债务。获悉谴责令后，据称斯宾诺莎如此回复：“非常好，假如我不怕由此招致的非议，它不会强迫我去做任何违心之事。” 与以往颁布的谴责令不同，斯宾诺莎的这封谴责令并未使他悔改，因此也就从未撤销。
收到谴责令后，斯宾诺莎用西班牙语向犹太教会中的长者写了一封“申辩信”，信中“他称自己的观点符合正统，并表示拉比宣称他‘作出恶劣行径’的原因仅仅是他未参加宗教旁观仪式”。 这封“申辩信”并未存留至今，不过其中部分叙述可能出现在了斯宾诺莎的后续作品《神学政治论》中。 他在书中引用了中世纪圣经学者阿伯拉罕·伊本·埃兹拉关于五经作者并非摩西的暗示（例如创世纪12:6中提到的“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伊本·埃兹拉称此段落“神秘”，并说“知晓其中意涵的人应当保守秘密”），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存在历史先例。
斯宾诺莎并未因驱逐转而皈依基督教，他仍保留拉丁文名字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并与社友会和贵格会保持密切联系。 他甚至搬往社友会附近居住，并在死后葬于海牙新教堂。 尽管斯宾诺莎从未受洗，但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社友会的集会。 如学者哈瓦所说，“斯宾诺莎反对犹太教自斐洛以来的观点，他认为真理不在于圣经文本，而在于对它的阐释方法。” 没有证据表明斯宾诺莎仍保留有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并且“斯宾诺莎对世俗的犹太教不抱有幻想，对他而言，成为一个世俗的、却又是同化的犹太人根本是无稽之谈。”

现代重估
以色列国首任首相戴维·本-古里安称斯宾诺莎是“三百年来年来以色列复国主义先驱”，他在1953年的文章中赞扬了斯宾诺莎，并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他被犹太教会驱逐事件的讨论。以色列政治家、拉比以及世界各地的犹太出版机构都参与了这次讨论。不过这些参与者都没有推翻谴责令的权力，谴责令只能由阿姆斯特丹犹太教会收回。
2012年9月，阿姆斯特丹葡萄牙-以色列公会询问社区首席拉比哈卡姆平查斯·托莱达诺是否可以根据一些斯宾诺莎研究者的意见，重估这份谴责令。然而托莱达诺以“斯宾诺莎理论太过荒谬，并试图借此打破我们宗教的基础”为由推迟并拒绝了这一请求。
2015年12月，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专门讨论是否应该取消这份谴责令。研讨会邀请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包括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史蒂文·纳德勒。在500多人的辩论会上，纳德勒认为我们应当厘清“斯宾诺莎的哲学观点，当时颁布这份谴责令的历史背景，以及取消这份谴责令的好处与坏处”。大多数参会者认为应当取消谴责令，但犹太教会拉比却认为应当保留谴责令，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智慧并不高于前任们，并且斯宾诺莎的思想并未随时间流逝而降低破坏力。
2021年11月，斯宾诺莎研究者伊扎克·梅拉梅德在提出制作一部有关斯宾诺莎遭受驱逐的电影后，被禁止进入阿姆斯特丹葡萄牙裔犹太社区，并且被当地拉比约瑟夫·塞尔法蒂称为不受欢迎者。

后续生活
斯宾诺莎最后搬出犹太人居住区，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他信奉并亲自践行了“基于宽容与仁慈的哲学”。 斯宾诺莎因其所谓无神论观点而受他人批评嘲笑，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不得不承认他过着如圣徒一般的生活”。 除争议性的宗教观点外，其他人对斯宾诺莎没有什么不好的评价，偶尔有人会说“他有时喜欢看蜘蛛追逐苍蝇”。
谴责令颁布后，市政当局也将斯宾诺莎驱逐出了阿姆斯特丹，“作为对拉比们的回应，也是对神职人员的安抚，因为他们对于这位犹太社区中的自由思想者十分恼怒”。 斯宾诺莎搬往阿姆斯特丹附近小镇奥德凯尔克·安·德·阿姆斯特尔，但不久后又悄悄搬回阿姆斯特丹居住。在阿姆斯特丹期间，他私下教授哲学课程，并研磨镜片。斯宾诺莎于1660至1661年左右离开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居住期间，斯宾诺莎写下了《简论上帝、人及其福祉》，这部作品没有于斯宾诺莎生前发表，很可能是迫于外界压力。此书存有两部荷兰语译本，在1810年重新被人发现。
1660至1661年左右，斯宾诺莎从阿姆斯特丹搬往莱顿旁的小城莱茵斯堡，这里也是社友会总部所在地。 在此期间，斯宾诺莎开始撰写《笛卡尔哲学原理》以及《伦理学》。1663年，他短暂回到阿姆斯特丹，并在此发表了《笛卡尔哲学原理》，这是斯宾诺莎唯一一部以本名发表的作品。同年斯宾诺莎搬往福尔堡。
在福尔堡期间，斯宾诺莎继续《伦理学》写作，并且与欧洲各地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通信。 1670年，他完成了《神学政治论》，以这部作品为世俗的宪政政府辩护，支持时任大议长约翰·德·维特，反对总督奥兰治亲王。 莱布尼茨拜访了斯宾诺莎，并在1672年奥兰治亲王支持者杀害维特后声称斯宾诺莎的处境十分危险。 尽管《神学政治论》匿名发表，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它的作者是斯宾诺莎。维特的敌人认为此书“由恶魔和叛变的犹太人在地狱中写成，它的发表经过维特的认同”。 1673年，这部作品受到归正会指责，并在1674年被正式禁止。
斯宾诺莎依靠研磨镜片和制作光学仪器获取微薄收入，但福尔堡时他也参与了当时重要的光学研究工作。他的工作不止是研磨镜片，还制作显微镜和望远镜。 斯宾诺莎与惠更斯兄弟建立了友谊，他们辩论显微镜的设计（斯宾诺莎偏好更小的物镜），并计划建造当时欧洲最大的望远镜（12米焦距）。斯宾诺莎制作的镜片品质受到惠更斯的赞赏，在斯宾诺莎去世十年后的1687年，出自他手的镜片被惠更斯用在了一个13米焦距的天文望远镜上。 阿姆斯特丹医师西奥多·科克林曾赞赏斯宾诺莎制作的显微镜“精美绝伦”，它帮助科克林取得了许多解剖学发现。 除制作镜片外，斯宾诺莎也定期接受朋友的小额资助。

1670年，斯宾诺莎移居海牙，依靠约翰·德·维特给予的小额补恤以及已过世的朋友西蒙·德弗里斯的兄弟的少量年金维持生活。 在此处他撰写了《伦理学》，一本未完成的希伯来文语法书，《神学政治论》，以及几篇科学论文（《论彩虹》和《论几率计算》），并开始将圣经翻译为荷兰语（他后来将这个译本销毁）。
1673年有一位巴拉丁选帝侯提供他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教职，条件是不可提及宗教，不过斯宾诺莎婉拒，或许是因为他认为此项工作不利于自己的思想自由。
人们常将斯宾诺莎描绘为孤独的人，仅仅依靠研磨镜片为生。但事实上斯宾诺莎有许多朋友，只不过他将自己的需求保持在了最低限度。 他践行宽容与仁慈的哲学。安东尼·戈特利布称他“过着有如圣徒般的生活”。 评论家M·斯图尔特·菲尔普斯写道：“从未有人比斯宾诺莎更接近理想的哲学家生活。” 哈罗德·布鲁姆写道：“作为现实的导师，他践行自己的智慧，可以肯定他是最杰出的人类之一。” 纽约时报评价说，“他从不做作，但也不漫不经心；他的作风极其谦逊隐僻；有时他几天不出房门。他十分节俭，开销每天仅有几块钱。” 布鲁姆写道：“他似乎全无性生活。”
斯宾诺莎也和激进派新教徒、千禧年主义者彼得·塞里乌斯保持通信。斯宾诺莎被逐出犹太社区后，塞里乌斯成为了其资助者，他甚至还为斯宾诺莎收发信函。他们间的友谊直至1669年塞里乌斯的去世。 自1660年代起，斯宾诺莎逐渐出名。亨利·奥尔登堡拜访了斯宾诺莎，并在余生中保持书信往来。1676年，莱布尼茨来到海牙与斯宾诺莎讨论当年早些时候完成的《伦理学》。

去世
1676年，斯宾诺莎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并于1677年2月21日去世，年仅44岁。 他的死因是肺部疾病，很可能是长年磨镜片吸入的大量玻璃粉尘导致的肺尘病。

著作
斯宾诺莎最初的写作始于对笛卡尔作品的分析。 他发表的首部作品是使用欧几里得方法对笛卡尔《哲学原理》中定理与公理的几何证明。斯宾诺莎与莱布尼兹一起被认为是与“经验主义者”相对的“理性主义者”。
斯宾诺莎以匿名发表的《神学政治论》因其笛卡尔主义思想而在当时受到广泛批评，因此他不得不放弃公开发表后续作品。斯宾诺莎有一个用来标记信件的印戒，上面刻的词语便是“谨慎（拉丁语：cautiously）”，字样上方是一玫瑰图案，也是保密的标志。 “既然他选择使用一门广为人知的语言写作，那么他就不得不藏起他的作品。”
除《笛卡尔哲学原理》与《神学政治论》外，斯宾诺莎包括《伦理学》在内的其余作品都在死后才发表。这些作品由斯宾诺莎的几个朋友秘密整理发表，以免遭当局没收销毁。《伦理学》以欧几里得几何作品方式写成，一开始就给出一组公理以及各种公式，从中产生命题、证明、推论以及解释。该作品晦涩艰深，其中许多隐晦之处至今仍未明晰，被认为是“极其神秘的杰作”。 斯宾诺莎的早期作品《简论上帝、人及其福祉》也未在生前发表，后有荷兰文译本于1810年被发现，并在1851至1862年之间出版。

通讯信件
1664至1665年间，斯宾诺莎与威廉·范·布利杰伯格相互通信，布利杰伯格是加尔文主义者，他在信中询问斯宾诺莎有关恶的定义。1665年晚些时候，斯宾诺莎和亨利·奥尔登堡提及他正开始撰写一部名为《神学政治论》的新作品，这部作品最终发表于1670年。莱布尼茨在《对斯宾诺莎的反驳》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反对，不过他也和斯宾诺莎至少有过一次会面（上文提及），而他作品中的一些概念也与斯宾诺莎思想十分相似（参见单子论）。
在1675年12月写给阿尔伯特·伯格的信中，斯宾诺莎明确评价了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思想。他认为这两种宗教的目的都是“欺骗民众，约束他们的思想”，他还表示伊斯兰教所做的要远超天主教。

作品列表
哲学思想
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被认为是理性主义，其核心在于理念与现实完美对应，就如数学是外在世界的精准呈现。 他继承了笛卡尔的观点，认为真理可从“清澈明了”的思想中由逻辑推出，而推理的材料只能来自于“不言自明的真理”，也即公理。

形而上学
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由实体及其样式组成。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声称只存在有唯一实体，它是绝对无限、自因，且永恒的。他称这唯一实体是“上帝”或“自然”。事实上，斯宾诺莎将这两个词语视为同义，他将其描述为“上帝或自然（拉丁语：Deus sive Natura）”。因此对斯宾诺莎而言，整个宇宙即是由唯一实体（上帝/自然）以及它的形式变化（样式）组成。斯宾诺莎的所有哲学主张：他的心灵哲学、认识论、心理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都或多或少受到《伦理学》第一部分中表述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

实体、属性和样式
斯宾诺莎对上帝的认知照亮了他对各存在的基础构想。这些概念初看显得十分奇特。关于“是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实体，它的属性，及其样式。”——卡尔·雅思贝尔斯斯宾诺莎延续了迈蒙尼德的思想，将实体定义为“自我持存，自我构建”的事物，也即它可在不借助外物的情况下被理解。 概念上的独立意味着本体论上的独立，它的存在不必借助它物，它是“自因（拉丁语：Causa sui）”。样式是不可独立存在的东西，它必须依附于其它事物，作为属性（比如颜色）、关系（比如大小）和个体物。 样式可进一步分为“有限”与“无限”两类，“无限”样式显著异于“有限”样式（这里斯宾诺莎举了静止与运动的例子）。斯宾诺莎的“样式”概念类似于传统哲学中的“属性”，而他的“属性”则用于表示一些不同的东西。 对斯宾诺莎而言，“属性，我理解为由知性看来是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可能存在有无限种属性。 属性是知性所认为的、规定的现实的本质。
斯宾诺莎把上帝定义为“包含无限属性的实体，每个属性都表现出其永恒无限的本质”，并且鉴于“没有任何起因或缘由”能够阻止它的存在，那么也就是说上帝必然存在。 这个本体论证明显示了上帝的存在，但斯宾诺莎并未止步于此，他继续写道：“一切都位于上帝之中，没有任何事物可在无上帝的情况下存在，如果没有上帝，它们甚至无法被设想”。 这也意味着上帝等同于整个宇宙，斯宾诺莎将这个观点称为“上帝或自然（拉丁语：Deus sive Natura）”，后世有人将其解读为无神论或泛神论。 上帝可从物质世界（广延）属性或精神世界（思维）属性而被认知，广延和思维代表了对物质或心灵世界的完整叙述。 至此，斯宾诺莎写道：“心灵与身体是一回事，在思维的属性中构建是心灵，在广延的属性中构建是身体”。

此外，斯宾诺莎还论证说：“由上帝创造的事物不能存在其它可能的方式或秩序”。 那么也就是说，诸如“自由”或“几率”这种概念就失去了意义。 斯宾诺莎的决定论观点反映在了他的作品《伦理学》中：那投入母亲怀中的婴儿，亦自信这是出于自由意志，那忿怒的幼童亦相信他想要报仇也是由于自由意志。怯懦的人自以为依照自由意志而开小差，酒醉的人亦相信出于他的心灵的自由命令，他说出些他清醒时所不愿说的话。这样看来，疯人、空谈家、儿童以及其他类此的人，都相信他们的说话是出于心灵的自由命令，而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去控制他们想说话的冲动。斯宾诺莎认为人的智慧是最高实体智慧的组成部分。世界上只有上帝是拥有完全自由的，而人虽可以试图去除外在的束缚，却永远无法获得自由意志。如果我们能够将事情看作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愈容易与上帝合为一体。因此，斯宾诺莎提出我们应该“在永恒的相下”看事情。
在给G.H.舒勒的信中（Letter 58），斯宾诺莎写道：“人知道自己的欲望，但不知道这欲望的背后已注定的成因”。 斯宾诺莎哲学非常类似斯多噶学派， 但是他在一个重要的观点上与斯多噶学派有尖锐的分歧：他完全反对他们动机可以战胜情感的观点。相反，他主张情感只会被另一个更强的情感取代或战胜。他还认为，对消极情绪原因的认知可引发积极情绪，而这正是后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关键。 据埃里克·施利瑟所言，斯宾诺莎对获取自然知识的可能性存在怀疑，因此他与伽利略和惠更斯的观点存在冲突。
斯宾诺莎认为，感性所感知的一切都仅仅且仅能通过最高实体的存在而存在，单纯意义上的世间万物（不对最高实体加以反思）只是假象。 他在《伦理学》中阐释说：“存在属于实体的本性” 斯宾诺莎用圆形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把圆形比喻为最高实体（或者神），在圆形之内随意划一个十字，形成一个直角（寓意世间万物的形成和持存），则该圆内有无限多的直角。但若非圆形（最高实体）存在，则不可能有角度，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直角”（万物）。在直角被划出之前，虽然说不存在该直角，但直角的观念本身是隐含在圆形中的，而万物的观念，根据斯宾诺莎，是最初就隐含在最高实体中的。 黑格尔指出他关于神的观念可以被称为“无世界论”。

因果
莱布尼茨提出的充足理由律也广泛出现于斯宾诺莎的哲学作品中。 它被斯宾诺莎用于统一事件因果及其解释。 斯宾诺莎认为现象的成因总是可回答的，并且总是可以根据相关的原因作出回答。 于是这就排除了目的论和目的因的说法，虽然它对人类的意义有限。
斯宾诺莎也被描述为是“伊壁鸠鲁式唯物主义者”，尤其体现在他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反对。斯宾诺莎认同伊壁鸠鲁学派关于原子的说法：原子是世界的基础，万物皆由原子构成。 但斯宾诺莎在有关决定论的议题上与伊壁鸠鲁学派存在分歧，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原子的运动具有概率性（这与当代量子物理学观点类似），这方面斯宾诺莎的观点更类似于先前的斯多葛学派。

情绪
关于人类情绪的观念，斯宾诺莎区别于笛卡尔和休谟的一点在于，他在某些重要方面视情绪为认知。乔纳森·贝内特表示，“斯宾诺莎视情绪为认知的后果。（然而）却未明确的表达这一观点，并且有时似乎又完全将其忽略。” 斯宾诺莎列举了一些例子，旨在展示情绪运作背后的真理，但如贝内特所说，这些例子所展示出的图景“不讨人喜欢，似乎沾染了普遍的利己主义。”

道德哲学
斯宾诺莎的道德观与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类似，认为道德伦理超出了物质世界的范畴，不过伊壁鸠鲁学派注重身体愉悦，而斯宾诺莎更看重精神福祉。 斯宾诺莎在《论人类理解力的提高》中表达了关于道德哲学的核心观点，叙述了什么是真实且最终的善。他认为善与恶是相对的概念，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内在善恶之分，只有在相对于特殊个体时，这种区分才得以显现。传统中被视为善或恶的事物，只是因为它们对人类的价值不同。斯宾诺莎相信决定论的宇宙，“自然中所有事物都为一确定目的而精确完美的行动。”斯宾诺莎的宇宙中不存在几率，没有偶然。 斯宾诺莎认为世界一切运行秩序都是确定且必要的，因此善恶就失去了意义。这个世界之所以看起来并非完美，只因为我们视角有限。
斯宾诺莎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他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自然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摆脱恐惧。斯宾诺莎还主张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对于死亡的问题，斯宾诺莎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 他的一生也彻底地实践了这句格言，对死亡一直十分平静面对。
斯宾诺莎在《政治论》第六章第四节表达了对性别平等的反对，他写道：“但是有人会问，女性受男性的统治，这也是自然决定的吗，或者这只是制度的规定？假如说这只是制度规定，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妇女排除在政府人选之外。但假如我们回溯经验，就会发现这结果是源自她们的软弱性。正因如此，从来没有一个男女合作的统治，无论地球何处，我们总是看到男性统治，女性被统治，依据这个规律，两种性别和谐共处。”

善与恶
斯宾诺莎以下述语句定义“善”与“恶”：所谓善是指我们确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言。
反之，所谓恶是指我们确知那阻碍我们占有任何善的东西而言。由此可见，斯宾诺莎在某种程度上将道德价值视为一种工具，特定物品的善与恶并非取决于其本质属性。斯宾诺莎强调“内在知识”，因为他认为确定知识的总和等同于对上帝的理解程度。

福祉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以人的福祉为中心，他认为福祉（或奴役或自由）是：心灵对神的理智的爱，就是神借以爱它自身的爱，这并不是就神是无限的而言，而是就神之体现于在永恒的形式下看来的人的心灵的本质之中而言，这就是说心灵对神的理智的爱乃是神借以爱它自身的无限的爱的一部分。正如乔纳森·贝内特所阐释的，这意味着“斯宾诺莎希望‘福祉’代表人有可能达成的最有价值、最适宜的状态。” 要理解何为“最有价值、最适宜的状态”，首先需要理解斯宾诺莎提出的conatus（生存的努力和倾向）概念，并且这种“完美”状态并不是指代道德价值，而是表示一种圆满。因为个体只是无限之实体的一个变体，它们是无法达成完全圆满的，也即它们无法达成“完美”或“福祉”。只有唯一的宇宙实体才能达成完美的圆满。然而，单纯的形式可达成较小的福祉，也就是完成对自身的纯粹理解，作为宇宙实体的一个变体，理解与宇宙中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结尾部分所叙述的东西，在此他完成了关键的两步，使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本书中提出并发展的伦理学命题相结合。在《伦理学》第五部分命题二十四，对个别事物的理解与对神（宇宙实体）的理解相结合，在第五部分命题二十五，心灵的最高努力（conatus）与第三种知识（直观知识）相结合。 自此，福祉的概念与“对神的理智的爱（拉丁语：amor dei intellectualis）”达成关联。

《伦理学》
宇宙中任何事物的起因都源于自然本质，因此对斯宾诺莎而言，现实是完美的。如果某种境况看似不幸，那只能是因为我们对于自然的认识不够充分。尽管人类有能力理解各事件因果，但对于整体无限的复杂性却无能为力，因为科学具有局限性，人无法仅凭经验掌握整个宇宙事件序列。斯宾诺莎还认为，虽然知觉感官非常实用，但不足以借此发现真理。斯宾诺莎提出，万物（不只人类）都“努力于维护自己的存有”，他称这种努力为conatus，这个词语同时意为努力和倾向。这双重涵义正是斯宾诺莎所要的，因为他认为这种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实是出自万物本性的倾向，万物顺著本性就会努力维护自己。 而美德即是将理性作为伦理准则，借此实现这种保有本性。斯宾诺莎认为，最高的美德是智慧之爱，或者说是对于上帝/自然/宇宙的知识。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还叙述了三种不同的知识：

第一种是有关经验的知识，准确而言，这是关于事物的“不正确的、片断的和混淆”的知识。 关于这种知识的其它解释是，它是危险的推理知识，这种推理过程缺乏理性，可以将心灵转为“被动”状态。斯宾诺莎在《伦理学》前半部解释说，“被动心灵”可转变为激情。
第二种知识混合了理性与情感。人们以日常合理性分析得出这类知识，这其中的例子包括任何被归为非完美德行的事物。非完美德行即是那些被托马斯·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视为异教德行的东西。
第三种知识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它需要借由心灵的理性与推理得出。斯宾诺莎认为这种知识是个体的本质，而上帝正是这些本质的总和。包括完美德行在内的适当原因可造就这类知识。
在《伦理学》最后部分，斯宾诺莎关于“福祉”意义的探讨，以及认为掌控情绪的前提是将其与外部刺激分离的观点都预示了20世纪心理学方法的发展。他认为知识可分为三种类型——意见、推理和内在知识，而其中内在知识可为人类心灵带来最高的满足，因为我们关于自我、自然的认识越充分，我们（在现实中）获得的福祉就越完满，并且只有内在知识才是永恒的。

政治哲学
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受其生活时代的影响，他捍卫当时荷兰相对欧洲其他地方更加自由的社会环境。正如他在《神学政治论》序言所写：那么，我们幸而生于共和国中，人人思想自由，没有拘束，各人都可随心之所安崇奉上帝。自由比任何事物都为珍贵。我有鉴于此，欲证明容纳自由，不但于社会的治安没有妨害，而且，若无此自由，则敬神之心无由而兴，社会治安也不巩固。斯宾诺莎的政治观点分布在三部作品《政治论》、《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中。初看来这些观点似乎与霍布斯的思想类似，但两者的结论却不相同。斯宾诺莎的哲学以上述 conatus 概念为重点，这个概念意为个体为生存所作的努力和倾向，即使是在最恶劣的专制政体下，最强大的利维坦也无法剥夺这种倾向。斯宾诺莎认为，每个个体都有自然权利，这个自然权利包含他所欲求的和他所能取得的一切事物。因此，个人自然权利就等于他的力量或权力。 故而在斯宾诺莎哲学中，主观权利（即人权）不存在于自然中，它是社会的构建，只存在于文明状态。此外，斯宾诺莎还指出，在社会形成之前不存在对与错的理念，因为在自然状态下并没有什么普遍的规范，而只有个体的欲求（这种欲求促使人们统治弱于自己的他人）。
但假如人们只受个人欲求驱使，那么文明社会又何以成形？斯宾诺莎认为有许多方式可以引向文明社会。首先是通过《伦理学》中描述的情感行为。 透过情感共识，个人情绪可以与他人产生共鸣，相似的个体聚集到一起，这种相似性又加强个体感受以及有关自身存在的体验。其次，社会也有助于完成个人难以完成的任务：它借由任务的分配与调度，使个体可以花费更少精力达成更多需求。这也是科学和艺术能在社会中发展的原因，事物的演进不再受制于个体的有限生命，而是能够随社会持续发展。 此外，个体面临生存威胁的恐惧也是促成社会形成的原因，社会能保护其中成员，为他们带来安全感。虽然斯宾诺莎采用了与霍布斯类似的论证（恐惧促成社会形成），但他分析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认为人们需要一个自由的社会。
在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中，纳入社会的个体并未放弃他们的自然权利。如果说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描绘的社会起源类似契约，那么这种观点在其后续作品《政治论》中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情感的联合，人们不再是借自由意志形成社会，而是透过感情或主导（众多个体因极具魅力的某人而被吸引到一起，这也可作为社会的可能诞生方式之一）形成社会。个体并非是国家绝对权力下的被动臣民，与此相反，国家的力量就来自其中公民。在斯宾诺莎的观念中，国家的存在完全依赖其中公民力量的聚集，假如政治制度设计得当，这些力量可促进社会发展。“设计得当”意味着这些制度应当引导政治领导者遵循规则，并且这种遵循必须是出于自主意愿。斯宾诺莎并不认为国家是社会的对立面，社会是人类的聚集，而国家只是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 因此国家并不像霍布斯哲学中那样超越了社会。
个体权利的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可从团体的力量中受益。个体权利由他们构成的政治团体（国家）得到保证，这些权利只存在于国家——也即有组织的社会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其子民拥有绝对的权力，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白在斯宾诺莎哲学中，政府或社会（这两者没有差别）完全依赖其中个体的conatus存在。所以个体在文明国家仍保留有自然权利，他们不可避免的会对国家中的事物作出符合自身意愿的判断，任何违背这一倾向的行为都将导致社会动荡。因此国家应当限制可能危及整体的行为。 也就是说，假如国家选择利用恐惧或反人类行径维护自身统治，这种统治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因为这种行为危害其力量发展，并强化民众（multitudo）的反抗或不服从倾向：服从是维持社会秩序与和平的基础。
于是，从上述理解可以窥见斯宾诺莎和霍布斯有关国家运作观点的差异。对霍布斯而言，国家存在的目的是借由安全保证来维持和平，因此如果有必要，利用恐惧是可取的。而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这种利用恐惧达成的和平状态并非真正的和平，它仅仅是压制了动荡。真正的和平意味着国家中的个体能够意识并达成他们各自潜能，由此每个人都能在心灵中获得最低限度的和平。这也是斯宾诺莎偏向组织良好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公民可通过参与立法来提升法律质量，并影响国家运作。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好的政治意味着好的政府（定义为特定政治团体作出决策的方式），那这就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政府可按其德行排序（例如据柏拉图所言，贵族政体优于民主政体，而民主政体又优于寡头政体和僭主政体）。斯宾诺莎的观点超越了这种简单的排序，他认为政府没有好坏之分：更好的政府是国家中更多人可适应的政府，那么改变这一政府就不是好的选择，因为这种变化会打破已有的力量平衡，不同利益团体将会发生冲突，从而带来动荡。因此斯宾诺莎主张，更好的方式是设计更好的制度，他为不同政体描绘了大致的制度轮廓，例如对于君主制，应当有一个代表国王官方的议会，其中成员应当公开选定，他们的意见作为国王可能做出的决策。这种制度通过正式程序，将国王周围的顾问圈公开与透明化，这有利于避免隐秘的朝臣干政，减少某人代替国王作出决策的可能。

影响
泛神论之争
斯宾诺莎否认有人格神、超自然神的存在，他集中批判了神学目的论、拟人观和天意说，要求从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他认为构成万物存在和统一基础的实体是自然，也就是神。他开创了用理性主义观点和历史的方法系统地批判《圣经》的历史，考察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历史作用，并建立了近代西方无神论史上一个较早和较系统的体系。他的学说克服了笛卡儿二元论的缺点，把唯理论和唯物主义、泛神论结合起来。后世哲学家称具有这种特征的学说为斯宾诺莎主义。
1785年，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发表文章批判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几年前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临终时承认自己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在那个时代，这个称号等同于无神论者。雅各比声称斯宾诺莎的学说为纯粹的唯物主义思想，因为斯宾诺莎提出一切事物都是神/自然的延伸。雅各比认为这种思想受到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思潮影响，并只能导致彻底的无神论。摩西·门德尔松对雅各比的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有神论和泛神论没有差别。这个争论在当时欧洲思想界造成了巨大影响。
斯宾诺莎哲学为18世纪欧洲提供了除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自然神论外的另一选择。斯宾诺莎有三个观点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一切存在的统一
一切事件的规律性
灵魂与自然的一致
到1879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观点已被许多人接受，但也仍有部分人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这个观点过于危险、奇特。
斯宾诺莎提出的“上帝或自然（拉丁语：Deus sive Natura）”反映出了一个充满活力、自然的上帝，这与牛顿物理学所引出的生成第一因的上帝，以及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在《人是机器》中提出的无生气的机械上帝有显著不同。柯勒律治和雪莱视斯宾诺莎哲学为自然宗教。 诺瓦利斯称斯宾诺莎为“心醉于上帝的人”。 雪莱的文章《无神论的必要性》的灵感来自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被认为是无神论者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用“上帝（Deus）”一词指代与传统犹太/基督教一神论完全不同的上帝形象。“斯宾诺莎否认上帝的人格和意识：上帝既无智识，也无情感或意愿；他的行为并无最终目的，相反，万事万物皆遵循他的本性（也即遵循宇宙定律）活动……” 由此可见，斯宾诺莎所称的冷漠、对人类事务毫无兴趣的上帝和传统宗教中拟人化、类似父亲形象的上帝形成了鲜明对比。
广泛认为斯宾诺莎将上帝等同为物质世界，因此人们称他为“先知”、“王子”，以及泛神论的最杰出阐释者。在写给亨利·奥尔登堡的信中，斯宾诺莎表示“那些声称我将上帝与自然完全等同（也就意味着上帝是有质量、有形的物质）的人，他们无疑是错了”。 对斯宾诺莎而言，我们的宇宙仅是位于思维和广延这两种属性下的形式，而上帝仍有无限种其它属性并未呈现于我们的世界。
据卡尔·雅思贝尔斯所言，当斯宾诺莎写下“上帝或自然（拉丁语：Deus sive Natura）”一词时，他所要表达的是上帝是自然以自然行事（拉丁语：natura naturans），而不是自然的自然（拉丁语：natura naturata）。雅思贝尔斯认为在斯宾诺莎的本意中，自然与上帝并不是可相互替代的概念，上帝的超越性表现于其所拥有无限属性，而其中只有两种属性可被人类知晓，即思维与广延。 甚至思维和广延这两个属性下的上帝也不与人类世界完全等同，这个世界仍是“可分的”，它由不同部分组成。但斯宾诺莎指出，“由实体的属性推出实体可分，是对于实体的属性没有得到真正的认识”，这意味着人们无法通过分割实体而设想某种属性，他还说，“绝对无限的实体是不可分的”。 依据这个逻辑，人所生活的世界应当被认为是思维和广延这两种属性下的一个形式。由此雅思贝尔斯认为，假如人们试图将斯宾诺莎哲学与泛神论的“一切皆在神里”相符，那么“神”必须保持其超越性，而“一切”不能被解释为有限事物的总和。
马夏尔·盖鲁主张使用“万有在神论”而非“泛神论”相容斯宾诺莎的思想。斯宾诺莎所言的世界并非上帝，而是“内在于”上帝。有限事物不仅其成因来自上帝，它们甚至必须在上帝存在的前提下被构造。 不过，万有在神论哲学家查尔斯·哈特肖恩仍坚称斯宾诺莎的思想可由经典泛神论作出解释。
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斯宾诺莎的上帝是“无限智慧”，他是全知的，并且他爱自己，因此也爱所有人类，因为人类也是他的一部分。 斯宾诺莎认为“对神的理智的爱（拉丁语：amor dei intellectualis）”是人可达成的最高的善。 但这种行为是复杂的，因为上帝既无自由意志，也无目的或倾向，人们需要明白上帝不会因我们爱他而反过来爱我们。“凡爱神的人决不能指望神回爱他”，斯宾诺莎写道。
史蒂文·纳德勒认为关于斯宾诺莎是无神论还是泛神论的探讨取决于分析的态度。假如分析者认为泛神论与宗教相关，那么斯宾诺莎就不是泛神论者，因为斯宾诺莎认为面向上帝的态度不该是宗教式的敬畏，而是基于客观研究与理智思考，他认为宗教立场将会附带错误与迷信的可能。

现代哲学
许多学者探讨了斯宾诺莎哲学和东方哲学的相似性。德国哲学家西奥多·戈德斯图克最早注意到斯宾诺莎宗教概念与印度吠檀多传统的相似性，他写道：“……如此准确的表达了吠檀多的观点，这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它的创始者是否从印度教中借鉴了其基础原则，但他的传记却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似乎他完全不熟悉吠檀多的教义……” 马克斯·缪勒也发现了斯宾诺莎哲学体系与吠檀多的相似性，他将吠檀多中的梵等同于斯宾诺莎的宇宙实体。
乔治·桑塔亚那的毕业论文《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说》发表于哈佛月刊，而后他又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论人类理解力的提高》写了导论。 1932年，桑塔亚那受邀为在海牙举办的斯宾诺莎300周年诞辰庆祝会议撰写一篇文章（后续以《终极宗教》为题发表）。 在自传中，桑塔亚那称斯宾诺莎对道德的自然基础有着“精湛超凡”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逻辑哲学论》（拉丁语：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标题借鉴了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拉丁语：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并且维特根斯坦同时也借鉴了斯宾诺莎“在永恒的相下”的表达（Notebooks, 1914–16, p. 83），而他《逻辑哲学论》也采用了与《伦理学》类似的叙述结构，即在基本的逻辑断言上建立复杂的哲学论证。此外，在《逻辑哲学论》命题6.4311和6.45，维特根斯坦暗示了斯宾诺莎对永恒的理解以及对于永生宗教概念的阐释，他写道，“死不是生活里的一件事情：人是没有经历过死的。（6.4311）”，“用永恒观点来观察世界，就是把它看作一个整体——个有界限的整体。（6.45）”。
斯宾诺莎哲学在战后法国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许多哲学家“使用斯宾诺莎对抗现象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当时现象学在法国的流行主要与黑格尔、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有关。 路易斯·阿尔都塞等人认为可以用斯宾诺莎哲学弥补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尤其是可以利用斯宾诺莎哲学中内在因果性来减少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过度依赖。安东尼奥·奈格里在流往法国期间创作了许多关于斯宾诺莎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野蛮的异常》。其他著名的法国斯宾诺莎学者还包括亚历山大·马瑟隆、马歇尔·格鲁特、安德烈·托塞尔和皮埃尔·马舍雷，其中马舍雷曾发表五卷版斯宾诺莎《伦理学》评注，被认为是“斯宾诺莎评注的里程碑式作品”。 吉尔·德勒兹在其博士论文中称斯宾诺莎为“哲学王子”，他有关斯宾诺莎的阐释——尤其是恢复斯宾诺莎思想的政治维度方面，对法国哲学界有很大影响。 德勒兹曾发表了两部关于斯宾诺莎的作品，在巴黎第八大学就职期间，他也就斯宾诺莎哲学举行了多次讲座。德勒兹自己的作品也深受斯宾诺莎哲学，尤其是内在性与单义性的影响。玛丽莲娜·德·索萨·乔伊称德勒兹的《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是一部“革命性作品，它发现在斯宾诺莎哲学中，表达可被视为一个中心概念。”
爱因斯坦曾表示斯宾诺莎对他世界观形成影响巨大。斯宾诺莎将上帝（无限实体）等同为自然，这与爱因斯坦持有的非人格化神的观点一致。1929年，爱因斯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他所有存在的和谐一致中显现自身，但我不信一个会关注人类事务的上帝。”
列奥·施特劳斯在《斯宾诺莎宗教评论》中提出，斯宾诺莎可作为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传统代表人物之一，而这个传统最终促使了现代的诞生。 此外，他也将斯宾诺莎作品视为犹太现代性的起始。乔纳森·以色列提出，在1650至1750年间，“斯宾诺莎是神启宗教的主要挑战者，他动摇了固有的思想、传统、道德，以及专制与非专制国家都认同的神权政治思想。”

纪念
斯宾诺莎的肖像作为标志印在旧系列的1000荷兰盾钞票上，直到2002年被欧元取代。
荷兰科学界最高奖以斯宾诺莎命名。
斯宾诺莎思想被收录在概括荷兰历史的50个学说中。

参考
脚注
来源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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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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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oza, Baruch (Bento, Benedictus) D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05) by Edwin Curley
Bulletin Spinoza of the journal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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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oza, the Moral Heretic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y Matthew J. Kisner
BBC Radio 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n Our Time programme on Spinoza
The Escamoth stating Spinoza's excommunication
Gilles Deleuze's lectures about Spinoza (1978–1981)
Spinoza in the Jewish Encyclopedi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Spinoza in the Encyclopaedia Judaic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Video lecture on Baruch Spinoza by Dr. Henry Abramson
《斯宾诺莎传》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作品
Spinoza Oper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Carl Gebhardt's 1925 four volume edition of Spinoza's Works.
Benedictus de Spinoza的作品  - 古腾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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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from Spinoza to Albert Burgh
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et in quinque partes distincta, in quibus agetur
Opera posthum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Amsterdam 1677. Complete 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 ed. by F. Mignini (Quodlibet publishing house website)
The Ethics of Benedict de Spinoza,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transcribed by Thomas Deegan
Spinoza Archiv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on the Digital collections of Younes and Soraya Nazar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aifa
Spinoza, Benedictus de. Ethics: Demonstrated in Geometric Ord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by R. H. M. Elwes, 1883. MTSU Philosophy WebWorks Hypertext Edition, 1997.


那霸市

那霸市（日语：那霸市／なはし Naha shi */?，琉球语：那霸／ナーファ ‧ ナファ Naahwa ‧ Nahwa ?）位于日本冲绳本岛南部的西海岸，是冲绳县的县厅所在地，也是琉球列岛人口最多的城市。那霸市是冲绳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国际机场那霸机场和连接冲绳县外及附近离岛的那霸港，是冲绳县的玄关。那霸市是日本都道府县厅所在地城市中面积最小的城市，也是日本首都圈和近畿圈之外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那霸机场占那霸市辖区面积的8%以上，再加上驻日美军设施和那霸港的民用设施的话，实际可用于都市活动的面积更小。加上那霸机场的存在使得那霸部分地区对建筑限高，无法修建摩天大楼。但最近那霸市开始在不受航空管制的那霸新都心等北部地区和再开发中的牧志、安里地区等旧市区兴建摩天大楼。随著城市化的进展，那霸附近自治体正成为那霸的睡城。
2010年，以那霸市为中心的那霸都市圈人口约有83万人。同样以那霸市为中心的冲绳本岛中南部都市圈的人口则有超过112万人，占冲绳县人口的八成以上，是日本屈指的人口集中地区。那霸市中心是由国场川、安里川包围的平地地区。1987年美军将牧港住宅地区交还之后，该地区成为那霸新都心并得到开发，正成为那霸新的中心。

历史
琉球国时代
那霸市地处国场川河口，在古代被当地人称为“浮岛”，是国场川、安里川、久茂地川的土砂冲积而成的海湾中的岛屿。1451年，尚金福王修筑那霸和崇元寺之间的长虹堤，连接那霸和首里之间的陆路交通。17世纪后期，那霸已经是首里的外港，并形成了那霸四町（西、东、若狭、泉崎）。那霸的久米村地区是中国人居住区，居住在这里的闽人三十六姓在琉球国的贸易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时在中国人之间已有“球阳八景”的说法，在葛饰北斋的浮世绘中，也绘有“琉球八景”系列。至琉球国末期时，那霸已因土砂堆积而和冲绳本岛连为一体。
15世纪初期，中山国王尚巴志统一冲绳本岛，并将政治中心从浦添（现浦添市）迁到首里（即现在那霸市的首里地区）。首里自此成为琉球国的首都。16世纪之后，尚真王将琉球各地的豪族集中搬到首里，确立了首里的城市格局。1691年，首里人口有16,210人，占琉球总人口（128,567人）的约八分之一，其中4,419人是士族。

琉球处分至二战时期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废藩置县，1879年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并将行政中心设在那霸，取代首里成为冲绳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896年，日本实施冲绳县区制，那霸区正式成立，之后在1903年和1914年两次合并附近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霸是冲绳的行政和商业中心，聚集了县厅等行政机构，是自日本本土前往冲绳各离岛和台湾的交通中转地。1921年，那霸设市，那霸市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的那霸市面积只有4.82平方公里。与那霸市同时设市的还有当时并不是那霸一部分的首里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那霸市也受到战火波及。在1944年10月10日的十十空袭中，那霸市九成的地区被烧毁。冲绳岛战役中，不仅那霸市区完全化为焦土，首里城亦因其地下有日军司令部而成为激战地区，众多珍贵文化财产毁于战火之中。那霸市有超过两万人在战争中遇难。

战后那霸
冲绳岛战役之后，那霸市区被美军占领并禁止普通民众进入，市民暂时被安置在避难民收容所。1945年11月10日，103名陶业从业者被允许进入那霸市内，是战后首批被允许进入那霸市内的普通市民。1946年，那霸市得以恢复。那霸市的壶屋地区在战后出现黑市，成为那霸市的商业中心地区，并在1950年改为公设市场。公设市场附近地区出现了多条商店街，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国际通，有“奇迹一英里”之称。1949年，美军少将约瑟夫·R·希茨宣布将那霸市建设为冲绳首都，将占领的土地交还给原本地主并逐渐放开限制。那霸市此后在1950年和港村合并、1954年和首里市及小禄村合并、1957年和真和志市合并，市辖区范围大幅扩大到设市时的七倍以上。1956年，琉球立法院颁布首都建设法，更加速了那霸的发展。1972年，美军将冲绳主权移交给日本，那霸再次成为冲绳县的县厅所在地。1975年，那霸市举办了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随著主权移交使得冲绳融入日本经济，那霸也成为日本中央政府和企业在冲绳的主要据点，使得那霸经济带有支店经济都市特征。2006年，因面积不再是中核市必须要求，那霸市开始以成为中核市为目标。2012年，那霸市成为中核市的申请得到通过，并在翌年4月1日成为日本第42个中核市。

地理
位置与地质
那霸市地处冲绳岛的西南角，位于琉球群岛的中部，以那霸市为中心的2000公里半径内有东京、首尔、平壤、台北、上海、北京、香港、马尼拉等东亚和东南亚主要都市，堪称日本南方玄关。那霸市位于冲绳本岛南部的西海岸，市区西侧临东海，其他三侧则为冲绳县的其他市町村。那霸市中心地区平坦，但近郊地区则丘陵环绕。那霸郊区的丘陵地区多已开发为建成区，因此都市景观富高低变化，颇为立体。位于那霸东郊的琉球国故都首里地区也位于高约100米的高台上，部分地区可一览那霸市全景。那霸市内有数个断层，旧市区及自首里至天久、安谢一帯和识名一带有琉球石灰岩露出。那霸沿海的河口地区水深较浅，容易进行填海。那霸机场和那霸新港地区的土地都是通过填海获得。沿海地区有众多珊瑚礁。那霸市内主要的河川有国场川和安里川。那霸市和丰见城市交界处的漫湖被列入湿地公约加以保护。

气候
那霸市年平均气温大约摄氏23度，年降雨量在2000毫米以上，最低气温在冬季也很少在摄氏10度以下，属于高温多雨的副热带型气候（在柯本气候分类法中属于副热带湿润气候）。由于那霸市属于海洋性气候，虽然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度但很少超过35度，最高气温极值是35.6℃。那霸市春季至夏季降水较多，特别是在夏秋之交频繁有台风来袭。

人口
1935年时，冲绳县总人口约有59万人，其中那霸市有约6.5万人，首里市有约1.9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那霸市人口急剧减少，战后更因美军禁止平民进入那霸而一度只有军人人口。美军放开限制之后，那霸市人口迅速增加，1957年合并真和志市之后达到19万人。1972年冲绳返还之后，那霸市在1975年有人口295,006人。但由于市内已是过密状态，1970年代之后那霸市人口增加缓慢，1990年代前期更一度减少。2017年3月31日时，那霸市有人口321,088人。那霸市人口密度极高，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数超过8000人，在都道府县厅所在地中位于第四位，仅次于新宿区、大阪市、横滨市。那霸市的总和生育率约有1.7，低于冲绳县平均值但高于日本平均值。

政治
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那霸市和久米岛町、渡嘉敷村、座间味村、粟国村、渡名喜村、南大东村、北大东村属于冲绳县第1区。该选区是日本保守势力和革新势力对抗最激烈的选区之一，自导入小选区制以来，公明党、自民党、国民新党的候选人在该选区均有过当选记录。在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日本共产党候选人赤岭政贤当选该选区的众议员，是日本共产党自1996年以来时隔18年获得小选举区议席。但该选区另外两个候选人（自民党的国场幸之助和维新党的下地干郎）亦通过比例代表复活当选。2017年众议院选举也延续了这一局面。赤岭政贤在2021年众议院选举亦取得连任，自民党的国场幸之助则通过比例代表复活当选。
在2022年那霸市长选举时，得到自民党和公明党支持的前那霸市副市长知念觉首次当选那霸市长。那霸市议会共有40名议员，其中以Nirai议员最多，有8名议员。冲绳县议会中，那霸市和南部离岛是一个选举区，有11名议员。
由于那霸驻日美军众多和邻近台湾的地理位置，美国和中华民国在那霸设有外交机构（但事实上美国驻冲绳总领事馆的具体地理位置是在浦添市）。

经济
2019财年，那霸市的市内生产总值有14,303.79亿日元，其中第一产业占0.2%、第二产业占8.9%、第三产业占91.5%。由于那霸市区土地已经几乎全部作为市区用地得到开发，市内的耕地面积只有5公顷，农业就业人口只有157人，渔业就业人口也只有241人。那霸市的农业生产金额有15.6亿日元，以鸡蛋和猪肉的比例最高；捕鱼量则以金枪鱼类的比例最高。
那霸市经济对公共建设的依赖度较高，这在第二产业的比重中也能看出。在那霸市第二产业总量中，制造业只占1%，而建设业占7.2%。那霸市的工业品生产额在冲绳县内也只居第六位。那霸市经济总量中第三产业所占比例远高于日本平均值，其中又以零售业、不动产业、服务业比例较高。总部位于那霸市的银行有琉球银行、冲绳银行、冲绳海邦银行。那霸市的全年零售业销售额超过2682.8亿日元，是冲绳县主要的商业中心。旅游业在那霸市经济中亦有很高比重。2019年度，那霸市的观光客数超过891万人。

文化教育
包括那霸市在内的琉球群岛在历史上长期属于琉球国，战后又被美国统治，因此具有独特的本地特色文化。那霸市的方言属于琉球语中的冲绳语，其下又可再细分为琉球国时代士族使用的首里方言和商人使用的那霸方言。随著琉球国的灭亡，现在首里方言已几乎不被使用。但即使是那霸方言也受到日语标准语的推广与普及而使用度大幅减少。冲绳语和以东京方言为基础的标准日语融合之后诞生的冲绳日语虽然在文法上和日语标准语基本相同，但在词汇和发音上仍有差异。。那霸赛龙舟是冲绳县内最大的民俗节庆活动，起源于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多在每年五月初举行。那霸的饮食文化亦具有特色。冲绳由于受到福建饮食文化的影响，主要肉食是猪肉而非日本本土的鱼肉。那霸的料理可以分为首里城的宫廷料理和庶民料理，代表菜肴有猪蹄、冲绳面条等。现在那霸当地有众多餐厅同时这两种流派的琉球料理菜肴。
FC琉球和琉球黄金国王是那霸市的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FC琉球创建于2003年，现在参加J3联赛。琉球黄金国王现在参加B联赛，在BJ联盟时期四次获得联盟冠军。冲绳县的两家地方报纸琉球新报和冲绳时报的总部均位于那霸市。那霸市还有NHK冲绳放送局、琉球放送、琉球朝日放送、冲绳电视台四家电视台，以及冲绳广播、FM琉球、FM那霸等电台。创建于1961年冲绳大学是那霸市内唯一的大学，也是日本最南端的四年制大学。那霸市还有冲绳县立看护大学和冲绳县立艺术大学两家公立大学和冲绳女子短期大学一家短期大学。

交通
那霸市是连接琉球群岛和日本本土的玄关，航空及海运交通便利。但另一方面，由于那霸市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使得那霸市的交通堵塞问题十分严重。那霸是冲绳自动车道在南侧的端点，市内还有多条国道通过。那霸市内的公车则由琉球巴士交通、冲绳巴士、那霸巴士、东阳巴士运行。在二战之前，冲绳县营铁道曾在那霸市内营运与那原线、嘉手纳线、糸满线三条路线，冲绳电气亦曾运行有路面电车。但冲绳电气的路面电车在1933年被废止，冲绳县营铁道的路线也在二战中破坏。因此那霸市现在并无普通铁路。为解决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冲绳都市单轨电车在2003年开通了单轨铁路。冲绳都市单轨电车线是冲绳现在唯一的轨道交通。2019年，冲绳都市单轨电车线延伸了4.1公里并新设四个车站，其中石岭位于那霸市境内。
那霸港是那霸的海上门户，不仅运行有前往冲绳各离岛和日本本土的客运航线，亦有货柜码头，是冲绳的物流中心之一。那霸机场于1933年开始投入使用，最初是军用机场，于1936年改为军民两用机场。现在那霸机场跑道长3000米，2013年度乘客数约1621万人，是连接那霸和日本本土及外国的最重要玄关。那霸机场设有国内线、国际线和LCC三个客运航厦和货运航厦，运行有前往日本各主要都市及冲绳主要离岛的日本国内航线，以及前往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台湾10个城市的国际航线。

旅游
世界文化遗产琉球王国的城堡以及相关遗产群中的首里城、识名园、玉陵、园比屋武御岳位于那霸市。首里城地处那霸市近郊的首里地区，是琉球国的都城，可分为兴建于15世纪初期的内郭和兴建于16世纪中期的外郭两个部分，建筑风格在融合了日本、中国两国元素的同时又有琉球特征。首里城不仅是琉球国的政治中枢，也是信仰上的圣地和文化艺术中心。在琉球国被日本吞并之后，首里城曾作为军队用地和学校使用。1930年代进行了首里城大规模修缮，但其后毁于冲绳岛战役。在战后，首里城成为了琉球大学的校区，1980年代琉球大学搬迁之后，首里城开始大规模重建，并在2000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识名园是一座琉球庭园，也是琉球王室的别邸和接待外国使节之处。玉陵是琉球国王室的陵墓。园比屋武御岳则是尚真王时代的御岳，是琉球特有的宗教设施。
那霸市中心的国际通也是那霸市主要观光景区之一。国际通开通于1934年，在战后因一座名为国际剧场的电影院而得现名。1950年代的国际通电影院鳞次栉比，娱乐设施众多。现在的国际通则多是面向观光客的店铺和旅馆。位于国际通附近的牧志公设市场在战后初期曾是黑市，1950年代后改为由政府监管的公设市场。牧志公设市场有“那霸的厨房”之称，现在共有两层，一层销售众多具有冲绳特色的食材，二层则是主要面向观光客的各类餐厅。2019年，牧志公设市场暂时关闭，以在原地修建新市场，预计在2022年完成。

姊妹都市
日本
那霸市和以下日本城市有友好都市或姊妹都市的关系：

此外那霸市还和静冈市、金泽市是交流连携都市。

海外
那霸市和以下海外城市有姊妹都市的关系：

参考资料
外部连结

（日语）那霸市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官方网站）
（日语）那霸市观光协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日语）http://www.naha-machima-i.co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文）维客旅行上的那霸市
 OpenStreetMap上有关那霸市的地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