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德语：Dreißigjähriger Krieg；1618年－1648年）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场大规模欧洲战争。战争以波希米亚人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为开始，最后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订世界首个国际公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终。这场战争使各日耳曼邦国的人口损失约25-40%；路德城维滕贝格75%人口阵亡，波美拉尼亚65%的人口阵亡，西里西亚25%的人口阵亡，德意志各诸侯国男性有将近50%阵亡，包括平民有约800万人死亡。在时间上相关的冲突包括于利希王位继承战争、八十年战争、曼图亚王位继承战争、托尔斯腾森战争、法西战争和葡萄牙王政复辟战争。
直到20世纪，这场冲突才被视为16世纪宗教改革发起的德意志宗教斗争的一部分。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将神圣罗马帝国分为了天主教和新教两个部分。和约规定宗教由当地君主决定，同时保障宗教自由与平等。但在接下来的50年中，新教在这些边界之外的扩张动摇了帝国权威。尽管宗教分歧是导致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其空前的范围和烈度都是由于奥地利、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波旁王朝之间争夺欧洲统治地位所推动的。
战争开始于1618年，此年哈布斯堡的腹地波希米亚爆发叛乱，由于波希米亚境内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新教居多，斐迪南二世因致力于推动民众信仰天主教而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虽然波希米亚叛乱很快被镇压，但战斗扩大到了莱茵河上游的普法尔茨，其战略的重要性吸引了荷兰共和国和西班牙的参与，荷兰趁机重新与西班牙开战。与此同时，野心勃勃的外国君主，如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因在帝国境内拥有领土，且可以以藩侯的身份参与政治，在不久后也加入了战争。反复的外国干预将一开始的内部王朝争端转变为更具破坏性的全欧范围内的冲突。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618年持续到1635年，在此期间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成员之间的内战，外部势力主要起支持作用。1635年之后，在法国和瑞典结盟，以此对抗同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斐迪南三世和西班牙，战争的烈度不断加大，大量的人员物资被投入，帝国成为了群雄逐鹿的战场。1648年秋，三十年战争以帝国战败、签订西伐利亚和约而告终。该条约规定了帝国给予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邦国更大的自治权，并明确了尼德兰从西班牙独立、瑞士从神圣罗马帝国独立；瑞典和法国从中获益，吞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部分领土。通过长期的战争，法国成功地达成了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实现中欧地区政治的碎片化的目的。法国由此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一跃成为陆上最强大的力量。对于德国而言，这场战争使得原本就分散割裂的帝国更加松散，此后德意志地区一直处在邦国林立的状态。战争对长期领导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它在欧洲恢复天主教统治和建立英法那样统一的君主制国家目标成为泡影。这一目标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未能实现，直到250年后来自东北边区的普鲁士通过绝对武力才得以达成。

战云密布
宗教改革和领土争端
1517年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为标志的德意志宗教改革，引导了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样地分裂为天主教与新教两派。随著查理五世在1555年奥格斯堡会议上签署《奥格斯堡和约》，暂时结束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战争，和约内容主要是：

帝国内224个诸侯国允许自行决定各自领土的法定官方宗教，即“教随国立”。
一些天主教的王公主教辖区中路德派教徒可保留信仰。
1552年以前由路德派诸侯没收的天主教会财产不予返还。
神圣罗马帝国周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间接促成三十年战争的爆发：

西班牙哈布斯堡对帝国西部莱茵河畔领土感兴趣，因为莱茵河流域分别紧挨著西属尼德兰、弗朗什-孔泰等西班牙哈布斯堡领地，连接著从米兰公国至西属尼德兰的西班牙道路。自1560开始的尼德兰叛乱在1609年通过签订协定短暂停战。
法兰西王国处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围之中，南部和北部是西班牙本土和西属尼德兰，东部是神圣罗马帝国，使法兰西国王感到存在著巨大的危险。皇帝斐迪南二世急于向帝国小诸侯国施加影响力，信仰天主教的波旁家族对时局的关注超越了宗教界限，站在新教徒一方。
瑞典王国和丹麦-挪威意图控制波罗的海沿岸的帝国诸侯国。

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紧张局势在16世纪后半叶愈演愈烈，《奥格斯堡和约》的约束力开始失效，趋于瓦解。由于一些改宗新教的亲王主教拒绝放弃对教区的统治权，作为回应，哈布斯堡家族、帝国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人寻求夺回对上述教区的控制。1583年至1588年间的科隆战争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事件的缘由是因科隆选侯格布哈特·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改宗加尔文派，由于其是帝国的选帝侯（选侯），势必会导致选侯中新教势力强过天主教，新教徒会被选为国王和皇帝可能性出现。西班牙军队随后驱逐了格布哈特，先前在选举中以十票对十二票输给格布哈特的恩斯特被重新选举为科隆大主教，后者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此后，天主教区域内巴伐利亚公国、维尔茨堡等地的“教随国立”政策变得严厉而且苛刻，这导致了天主教辖区内的路德派信徒只能在改宗和流亡之间选择。原先信奉新教路德派的诸侯国，如：莱茵-普法尔茨、拿骚、黑森-卡塞尔、勃兰登堡-普鲁士先后改宗加尔文派。因此在十七世纪初，莱茵河畔、多瑙河南岸是以天主教占多数，新教路德派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占多数，加尔文派立足于帝国中西部、瑞士、荷兰。三个教派的信徒无处不在，然而，在一些独立领地和帝国自由城市，三派信徒人数处于均等。
令哈布斯堡西班牙统治者感到惊讶和意外的是，同宗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却忠实遵循查理五世的宗教政策：对诸侯的宗教信仰采取包容态度。自斐迪南一世至马蒂亚斯诸位皇帝为了避免因帝国内部信仰不同从而引发宗教战争的可能，从而对帝国内部的宗教事务尤其是新教的传播采取放任和不强制的政策。皇帝的政策行为触怒了寻求宗教统一性的势力。与此同时，信奉路德派的瑞典和丹麦-挪威致力于援助帝国境内新教徒，以此获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
1606年，帝国自由市多瑙韦尔特因宗教紧张局势引发暴力行为。起因源于该市信奉路德派的市长禁止天主教一年一度的圣驾巡游，导致该市发生骚乱。促使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首的天主教外部势力的介入。暴力事件结束后，帝国加尔文派的信徒感觉受到威胁，组建了以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四世和腓特烈五世为首的新教联盟，作为回应，天主教方组建了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首的天主教联盟。
紧张局势于1609年进一步升级，因于利希—克莱沃—贝格公爵约翰·威廉死后无嗣引发的于利希继承战争，两个敌对的申请者争夺联合公国的继承者。第一个是勃兰登堡选侯夫人安娜，她是公爵约翰·威廉大姐玛丽·埃莱奥诺雷的长女，第二位是普法尔茨—诺伊堡伯爵沃尔夫冈·威廉，他是公爵约翰.威廉二姐安娜与普法尔茨—诺伊堡伯爵菲利普·路德维希的长子。安娜宣称联合公国应由长系继承。沃尔夫冈·威廉则以公爵约翰·威廉最年长的男性继承人自居。双方都是新教徒。1610年，出于阻止双方战争的目的，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军队占据联合公国，直至宫廷会议解决双方纠纷。然而，一些新教诸侯惧怕信奉天主教的皇帝会把联合公国据为己有，阻止联合公国落入新教徒之手。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与荷兰共和国的代表建议派兵入侵联合公国，但计划随著亨利四世遇刺身亡而告终。为了在竞争中获取优势，沃尔夫冈·威廉改宗天主教，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改宗加尔文派。争议在1614年的《克桑滕和约》得到解决，联合公国被拆解：于利希和贝格给沃尔夫冈·威廉，约翰·西吉斯蒙德获得克莱沃、马克、拉文斯贝格。
荷兰叛乱的背景对于认识导致三十年战争原因是必需的。众所周知，西班牙与荷兰签订的十二年休战条约将于1621年到期，当时整个欧洲意识到这点，西班牙帝国试图再次征服荷兰共和国。时任弗兰德尔军司令斯皮诺拉尝试通过友好领土直抵荷兰共和国，而行军路线中唯一的敌对国家是普法尔茨选侯国，因此普法尔茨选侯国在欧洲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远远超过了它自身的价值。这解释了为什么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于1612年为女儿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与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的婚礼做准备，尽管当时的社会习俗和舆论认为公主该嫁给另一个王室。
欧洲列强均想插手帝国事务，以获取利益。它们分为两派，其中哈布斯堡王朝集团由奥地利大公国、西班牙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诸侯国组成，并得到教宗及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支持；而另一方为反哈布斯堡王朝集团，由法兰西王国、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瑞典帝国、荷兰帝国及德意志的新教诸侯国组成，并得到英格兰王国、俄罗斯沙皇国的支持。法国虽是天主教国家，但是在首相黎塞留枢机主教的主导下，对于世俗政治的考量胜过了神学观念，为削弱欧洲大陆上的头号竞争对手哈布斯堡王朝，毅然支持新教国家阵营。
战争起始于1618年波希米亚地区（即今捷克）人民反抗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及宗教起义，其导火索为著名的布拉格掷窗事件（或称扔出窗外事件）。而整场战争共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波希米亚阶段（1618年－1624年）、丹麦阶段（1625年－1629年）、瑞典阶段（1630年－1635年）及法国-瑞典阶段（1636年－1648年），战争最后以哈布斯堡王朝集团战败、参战各国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告终，总计持续了三十年之久。

结构性矛盾
1552年的帕绍和约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施马尔卡尔德战争，而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试图通过修复现有边界来防止未来的冲突。根据教随君定的原则，国家要么是路德宗（当时是最常见的新教形式）要么是天主教。其他条款保护了多瑙沃特等城市的大量宗教少数群体，并确认路德宗对自帕绍以来从天主教会夺取的财产的所有权。
该协议因1555年后新教扩展到以前被指定为天主教的地区，以及奥格斯堡不承认的改革宗信仰的发展，特别是加尔文宗的发展而受到破坏，这是一种被路德宗和天主教徒视为敌对的神学。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宗教争端；路德派的萨克森、丹麦-挪威和瑞典以及加尔文宗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相互竞争，在为北方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帝国及其代表机构的碎片化性质阻碍了这些问题的管理，其中包括分布在德意志、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以及现代法国的阿尔萨斯和弗朗什孔泰的300个帝国政治体。它们的规模和重要性不等，从投票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七位选侯，到亲王主教辖区和汉堡等帝国城市。税收，通常作为自治机构运作。在他们之上是帝国议会，在1663年之前，议会不定期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的论坛，而不是立法的论坛。

尽管皇帝是由选举产生的，但自1440年以来，该职位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担任。作为神圣罗马帝国最大的单一领主，他们控制著包括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在内的超过800万臣民的领土。此外他们还统治西班牙，直到1556年两个帝国分家，此后西班牙保留了米兰和弗朗什孔泰等领土。虽然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经常合作，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西班牙帝国是一个全球性的海上大国，其领土包括西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王国、菲律宾和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相比之下，奥地利是一个陆上大国，其战略重点是确保在德意志及其东部边境对抗奥斯曼帝国的优势地位。
在奥格斯堡会议之前，宗教统一弥补了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威；一旦哈布斯堡代表的天主教正统性被移除，它就为那些试图进一步削弱它的人提供了机会。其中包括雄心勃勃的邦国，如路德教的萨克森和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以及境外的法国，它在其北部、南部和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上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对峙。由于许多外国统治者也是帝国亲王，帝国内部的分裂吸引了外部势力，如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他于1625年以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的身份参战。

波希米亚阶段（1618-28）
掷窗事件
自1526年开始，因联姻关系波希米亚国王由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任。1583年帝国皇帝兼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二世将宫廷搬到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并对于当地的新教徒采取宽容态度。1611年鲁道夫二世的弟弟马提亚斯继位，1617年他安排堂兄斐迪南二世担任波希米亚国王。斐迪南二世残酷的禁止和迫害新教。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的新教徒发动起义，人们在图恩伯爵的率领下冲进王宫，将斐迪南二世派来的两名钦差从窗口投入壕沟，是为布拉格抛窗事件，并成立临时政府，由30位成员组成，宣布波希米亚独立。

全面反奥
1619年3月马提亚斯在维也纳病死，斐迪南二世继承帝位。同年6月波希米亚起义军进入奥地利公国境内，兵临维也纳城下。斐迪南二世逼于形势，在表面上假意答允进行谈判，实际上在暗地里向天主教同盟求助，并答允将来把普法尔茨选帝侯的爵位转让予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以换取天主教同盟出兵相助。不久，天主教同盟即出兵25,000人，并赞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量金钱。起义者被逼于该年8月退回波希米亚，而波希米亚议会亦于该月选出信奉新教的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为波希米亚国王。

皇帝反攻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波希米亚国王，斐迪南当然不能容忍波希米亚人自行选出对立国王，于是在解除维也纳之围后随即出兵反攻，而天主教同盟之一的西班牙亦出兵进攻普法尔茨。1620年11月8日，波希米亚和普法尔茨联军在白山战役与蒂利伯爵所统率的天主教同盟军决战，联军虽占有地利，但因装备落后，终为天主教同盟军所败，腓特烈五世被逼逃亡荷兰，而波希米亚则重新纳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波希米亚约有四分之三的地主的土地落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主之手。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强迫波希米亚的百姓改信天主教，并焚毁波希米亚的书籍，以及宣布德语为波希米亚的官方语言。1621年至1623年，蒂利再度击败普法尔茨的新教诸侯军队。至此战争的第一阶段———捷克阶段以哈布斯堡皇室为代表的天主教同盟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鄂图曼加入
到了1620年摩尔达维亚权贵战争已接近尾声，摩尔达维亚大公卡斯帕·格拉齐亚尼企图脱离鄂图曼统治，并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结盟，他认为被波兰统治好过被土耳其人管治，此举令鄂图曼出兵摩尔达维亚，波立联邦国王齐格蒙特三世亦出兵支援，最终引发了波兰-鄂图曼战争(1620-1621)，波立联邦军队指挥官若乌凯夫斯基于9月带兵入摩尔达维亚，并于楚措拉和土耳其军队遭遇并战斗，即楚措拉战役，波军大败，若乌凯夫斯基被杀，在苏丹鄂图曼二世带领下土耳其军队自摩尔达维亚乘机挺进至波立联邦边界。1621年波兰将军扬·卡罗尔·霍德凯维奇于霍腾成功击败土耳其军队，最终波兰和鄂图曼帝国签订条约结束战争。
	战争第一阶段主要人物

丹麦阶段（1625-29）
哈布斯堡与其反对者
虽然捷克阶段的战事以奥地利获胜暂时告终，但法国并不能容忍查理五世时期的哈布斯堡帝国复活；而荷兰则于1621年与西班牙开战，至此仍未结束。英王詹姆士一世则担心其女婿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的命运；丹麦和瑞典则不愿看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再度在全国实施有效的统治。因此，本来只是波希米亚人民反对神圣罗马帝国欺压的起义战演变为广泛的国际战争。1625年，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提议英国、荷兰与丹麦结成反哈布斯堡联盟，丹麦负责出兵，而英国与荷兰则在幕后支持，由此战争的第二阶段——丹麦阶段正式展开。1623年一贯主张支援奥地利的奥利瓦雷斯公爵成为西班牙首相，于是西班牙参战的力道急速攀升，也造就1627年之前西军的一连串胜利。

丹麦出兵
1625年，信奉新教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在英、法、荷三国的支持下与新教联盟共同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动进攻，很快便占领日耳曼的西北部，与此同时，由曼斯菲尔德率领的英军则占领波希米亚西部。这次新教联军可说是节节获胜，但于162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雇用声名显赫的波希米亚贵族华伦斯坦的雇佣军，华伦斯坦不负其所望，于该年4月击败曼斯菲尔德，其后再击败丹麦，并控制了萨克森。丹麦被迫于1629年5月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定《吕贝克和约》，并保证不再插手日耳曼事务。战争第二阶段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势力伸延到波罗的海告终。

由于萨克森统治了上萨克森行政圈和下萨克森行政圈的勃兰登堡，在波希米亚和普法尔茨的战役中，这两个帝国圈都保持中立。然而，弗里德里希在1623年的证词意味著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和加尔文主义者勃兰登堡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开始担心斐迪南打算收回目前由新教徒持有的前天主教主教区。当蒂利在1625年初恢复罗马天主教哈尔伯施塔特教区时，这些担忧似乎得到了证实。
作为荷尔斯泰因公爵，克里斯蒂安四世也是下萨克森行政圈的成员，而丹麦经济则依赖波罗的海贸易和通过厄勒海峡的交通费。1621年，汉堡接受了丹麦的“监督”，而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成为吕贝克、不来梅和维尔登的联合行政长官；占有确保了丹麦对易北河和威悉河的控制。
斐迪南曾用从波希米亚叛军手中没收的地产向华伦斯坦支付对弗里德里希的支持，现在他与他签订了在类似基础上征服北方的合同。1625年5月，下萨克森州议会选举克里斯蒂安作为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尽管并非没有抵抗。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将丹麦和瑞典视为竞争对手，并希望避免任何一方卷入帝国。由于德意志的冲突成为法国与其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竞争对手之间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谈判和平解决方案的尝试失败了。
在1624年6月的贡比涅条约中，法国同意资助荷兰对西班牙的战争至少三年，而在1625年12月的海牙条约中，荷兰和英国同意资助丹麦对帝国的干预。希望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来对抗斐迪南，荷兰人邀请法国、瑞典、萨沃伊和威尼斯共和国加入，但它被事件所取代。1626年初，该联盟的主要缔造者红衣主教黎塞留在国内面临新的胡格诺派叛乱，在三月的蒙松条约中，法国退出了意大利北部，西班牙之路被重新开辟。
荷兰和英国的补贴使克里斯蒂安能够制定雄心勃勃的三部分竞选计划；当他率领主力沿著威悉河而下时，曼斯菲尔德将在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和黑森-卡塞尔的莫里斯领导的部队的支持下攻击马格德堡的华伦斯坦。进步很快就崩溃了。曼斯菲尔德于4月在德绍桥被击败，当莫里斯拒绝支持他时，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回到了沃尔芬比特尔，不久后他死于疾病。8月，丹麦人在卢特遭到全面围攻，曼斯菲尔德的军队在11月去世后解散。
克里斯蒂安的许多德意志盟友，如黑森-卡塞尔和萨克森，对取代丹麦的帝国统治几乎没有兴趣，而海牙条约中商定的补贴也很少得到支付。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允许克里斯蒂安招募多达9,000名苏格兰雇佣兵，但他们需要时间才能到达，虽然能够减缓华伦斯坦的前进速度，但不足以阻止他。到1627年底，华伦斯坦占领了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日德兰半岛，并开始计划建造一支能够挑战丹麦控制波罗的海的舰队。他得到西班牙的支持，这为西班牙提供了开辟另一条战线对抗荷兰人的机会。
1628年5月，他的副手冯·阿尼姆围攻施特拉尔松德，这是唯一拥有足够大造船设施的港口，但这使瑞典卷入了战争。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向施特拉尔松派遣了数千名苏格兰和瑞典军队，由亚历山大·莱斯利指挥，他也被任命为总督。冯·阿尼姆被迫于8月4日解除围攻，但三周后，克里斯蒂安在沃尔加斯特再次失利。他开始与华伦斯坦谈判，尽管他最近取得了胜利，但他担心瑞典干预的前景，因此急于达成和平。
由于曼图亚王位继承战争的爆发，奥地利的资源紧张，华伦斯坦说服斐迪南同意在1629年6月的吕贝克条约中相对宽松的条款。克里斯蒂安保留了他在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德意志财产，以换取放弃不来梅和弗登，并放弃对德意志新教徒的支持。虽然丹麦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保留到1864年，但这实际上结束了其作为主要北欧国家的统治。
再一次，用来取得胜利的方法解释了为什么战争没有结束。斐迪南付钱给华伦斯坦，让他没收庄园，从城镇勒索赎金，并允许他的手下掠夺他们经过的土地，无论它们属于盟友还是对手。1628年初，当斐迪南废黜世袭的梅克伦堡公爵并任命华伦斯坦为他的位置时，对这种策略和他日益增长的权力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尽管反对这一法案的行为团结了所有德意志亲王和王公，不分宗教，但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因获得普法尔茨而受到损害。虽然新教徒希望恢复弗里德里希并将立场恢复到1618年，但天主教联盟只主张1627年之前的立场。

1629年3月，斐迪南因成功而过于自信，通过了一项归还法令，要求归还1555年后从天主教堂夺取的所有土地。虽然从技术上讲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极其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会改变德意志北部和中部几乎每一个州的边界，否认加尔文主义的存在，并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显著存在的地区恢复天主教。斐迪南深知所有相关的亲王都不会同意，他使用了帝国法令的手段，再次声称他有权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修改法律。这种对“德意志自由”的新攻击确保了持续的反对并破坏了他先前的成功。
	第二阶段主要人物

瑞典阶段（1630-34）
瑞典南下
战争第二阶段由神圣罗马帝国获胜后，华伦斯坦便计划在波罗的海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瑞典国王害怕从此神圣罗马帝国会超越瑞典，取得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地位。因此瑞典在法国的资金援助下，于1630年7月出兵，在波美拉尼亚登陆，从而开始了战争的第三阶段——瑞典阶段。
在瑞典与波兰-立陶宛的战争期间，古斯塔夫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他的军队进行了重组和现代化，由他的天主教堂兄西吉斯蒙德统治，西吉斯蒙德是瑞典王位的宣称者，并得到了帝国辅助部队的支持。由于只有像黑森-卡塞尔这样的少数新教国家仍然公开反对巩固帝国权力，这使得瑞典成为黎塞留最明显的盟友，黎塞留的政策是“阻止西班牙的进步进程”，并“保护她的邻国免受西班牙人的侵害”压迫”。由于法国资源在意大利被束缚，他帮助谈判了1629年9月瑞典和波兰之间的阿尔特马克休战协议，使古斯塔夫斯得以自由参战。部分是出于支持他的新教共同宗教主义者的真正愿望，例如克里斯蒂安，他还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的份额，这为瑞典提供了大部分收入。
在与皇帝谈判失败后，古斯塔夫于1630年6月率领近18,000名瑞典军队登陆波美拉尼亚。他以施特拉尔松德为桥头堡，沿著奥得河向南向斯德丁进军，并胁迫波美拉尼亚公爵波吉斯瓦夫十四世与他的对手西吉斯蒙德结盟，以确保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利益。结果，波兰人将注意力转向俄罗斯，发动了1632年至1634年的斯摩棱斯克战争。

然而，瑞典对德意志广泛支持的期望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到1630年底，他们唯一的新盟友是马格德堡行政长官克里斯蒂安·威廉，他的首都被蒂利围攻。尽管帝国士兵对他们的领土造成了破坏，但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在波美拉尼亚都有自己的野心，这与古斯塔夫的野心发生了冲突。以前的经验还表明，邀请外部势力进入帝国比让他们离开更容易。作为回应，古斯塔夫将他的部队向南移动到勃兰登堡，洗劫了库斯特林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而5月的洗劫马格德堡被证明是一种强大的招募工具。
黎塞留再一次利用法国的财力来调和瑞典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分歧。1631年的巴瓦尔德条约为瑞典人及其新教盟友（包括萨克森和勃兰登堡）提供了资金。这些款项每年总计400,000帝国塔勒，即100万里弗，再加上1630年的额外120,000帝国塔勒。虽然不到法国国家总预算的2%，但占瑞典预算的25%以上，并允许古斯塔夫支持一个36,000人的军队。他于1631年9月在布赖顿费尔德取得重大胜利，然后在1632年4月在雷恩取得重大胜利，蒂利在那里战死。

大败皇帝
蒂利死后，斐迪南再次求助于华伦斯坦，华伦斯坦意识到古斯塔夫过度扩张并在菲尔特站稳了脚跟，在那里他可以威胁到他的补给线。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战役发生在8月下旬，当时对城外帝国营地的一次进攻被血腥击退，这可以说是古斯塔夫在德意志战役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两个月后，瑞典人和帝国人在吕岑会面，双方伤亡惨重；一些瑞典部队损失超过60%，而华伦斯坦的副手帕彭海姆和古斯塔夫斯本人则被杀。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华伦斯坦撤退，放弃了他的大炮并受伤。尽管他们输了，这让瑞典人声称胜利，尽管结果仍然存在争议。

古斯塔夫死后，瑞典的政策由他极其能干的首相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指导。1633年4月，瑞典人和他们的德意志盟友在法国人的资助下成立了海尔布隆联盟，并于7月在奥尔登多夫击败了由巴伐利亚将军布隆克霍斯特-格隆斯菲尔德领导的帝国军队。吕岑战役严重影响了华伦斯坦的声望，而他的国内反对者则声称他未能支持布隆克霍斯特-格隆斯菲尔德。1634年2月，斐迪南皇帝下令逮捕他，再加上他准备改变立场的谣言；25日，他在埃格被自己的军官暗杀。失去华伦斯坦和他的组织使斐迪南皇帝依赖西班牙获得军事支持，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重新打开西班牙之路以对抗荷兰人。这意味著战争的焦点现在转移到了莱茵兰和巴伐利亚。1634年9月2日，新任命的西班牙尼德兰总督奥地利红衣主教斐迪南在意大利召集了一支18,000人的军队，并于1634年9月2日在多瑙沃特遇到了15,000人的帝国军队。三天后，他们在诺德林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摧毁了瑞典在德意志南部的权力并导致他们的德意志盟友叛逃，他们现在试图与皇帝和解
瑞典军队由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率领，与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联合，在1631年9月17日，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打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占领了波美拉尼亚。1632年初，神圣罗马帝国军的统帅蒂利伯爵在莱希河战败身亡，瑞典军占领美因茨，在4月再攻陷奥格斯堡和慕尼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再度起用原被贬斥的华伦斯坦为统帅，在该年11月与瑞典军进行吕岑会战，可是瑞典再度获胜，但同时瑞典军的主帅古斯塔夫二世国王亦阵亡，从此瑞典军丧失进攻能力，而华伦斯坦则退回波希米亚，后来因为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猜妒，遭其派刺客暗杀。

皇帝再度反攻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借此机会联合西班牙盟军，在1634年9月于第一次诺德林根会战大败瑞典军，逼使瑞典军撤回波罗的海沿岸。萨克森与勃兰登堡则于1635年5月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布拉格和约》。战争第三阶段 - 瑞典阶段以哈布斯堡皇帝获胜而告结束。
	战争第三阶段主要人物

法国阶段（1635-48）
法国出兵
哈布斯堡皇室再次获胜使得法兰西王国大为震惊，此前，法国因为自身是天主教国家，一直只是假手他国以削弱哈布斯堡皇室的实力，但当丹麦、瑞典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均告失败后，法国决定直接出兵，与瑞典联合对哈布斯堡王朝作战。从此战争进入第四阶段——法国-瑞典阶段。
通过触发法国的直接干预，讷德林根战役扩大了冲突而不是结束冲突。黎塞留为瑞典人提供了新的补贴，雇佣了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率领的雇佣军在莱茵兰发动进攻，并于1635年5月正式向西班牙宣战。几天后，德意志各州与斐迪南达成了布拉格和约；作为撤回归还法令的回报，海尔布隆和天主教联盟解散并由一支帝国军队取代，尽管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保留了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这通常被视为战争不再主要是德意志之间的宗教冲突的时间点。
1635年3月，一支法国军队进入瓦尔泰利纳，再次切断了西班牙控制的米兰与帝国之间的联系。5月，他们35,000人的主力军队入侵西班牙尼德兰，但在17,000人因疾病和逃兵而伤亡后，于7月被迫撤退。1636年西班牙攻势到达法国北部的科比，随后由于缺乏补给迫使他们撤退，虽然这在巴黎引起了恐慌，但这种危机并未再次发生。在1636年3月的维斯马条约中，法国正式加入战争以支持瑞典，瑞典失去了古斯塔夫国王获得的大部分领土以及他们的税收，使其越来越依赖法国的融资。1636年6月，在布拉格和约之后，它的大多数德意志盟友在约翰·巴内尔的带领下进入了勃兰登堡，并于10月4日在维特斯托克战役中击败了一支帝国军队，重新确立了他们在德意志东北部的主导地位。
斐迪南二世于1637年2月去世，其子斐迪南三世继位，他的军事地位日益恶化。1638年3月，伯恩哈德在莱茵费尔登摧毁了一支帝国军队，而他在12月夺取了布莱萨赫，确保了法国对阿尔萨斯的控制并切断了西班牙之路。10月，冯·哈茨费尔特在弗洛托击败了一支瑞典-英国-普法尔茨联军，但马蒂亚斯·加拉斯率领的主要帝国军队将德意志东北部交给了瑞典人，无法在受灾地区维持生计。1639年4月，巴内尔在开姆尼茨击败了萨克森人，然后于5月进入波希米亚。为了挽回局面，斐迪南将皮科洛米尼的军队从蒂永维尔转移，结束了奥地利和西班牙之间的直接军事合作。
西班牙的奥利瓦雷斯要求和平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聘请波兰辅助人员的尝试被证明不成功之后。切断西班牙之路迫使马德里通过海上重新补给他们在法兰德斯的军队，1639年10月，一支大型西班牙车队在唐斯战役中被由马腾·特伦普率领的荷兰舰队摧毁。荷兰对他们在非洲和美洲的领地的袭击在葡萄牙引发了骚乱，后来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再加上重税在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引发了叛乱。在法国人于1640年8月占领阿拉斯并占领阿图瓦之后，奥利瓦雷斯认为是时候接受荷兰独立并防止法兰德斯的进一步损失。西班牙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不能再补贴斐迪南，影响了他继续战争的能力。

法国获胜
1636年－1637年，西班牙出兵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由南北两路夹攻，并且一度进逼至法国首都巴黎，但最后为法军所败。1638年8月法国海军打败举世闻名的西班牙海军，1639年10月西班牙海军的主力更被原来籍籍无名的荷兰海军歼灭。伯恩哈德于1639年7月去世后，他的部队加入了巴内尔的瑞典军队，在威悉河沿岸进行了一场无效的战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641年1月对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的突然袭击。巴内尔被迫撤退，于5月抵达哈尔伯施塔特，并在此死去。尽管6月在沃尔芬比特尔击败了一支帝国军队，但他的大部分德意志军队因缺乏薪水而叛变。11月连纳特·托斯滕森带著7,000名瑞典新兵和足够的现金来满足叛乱分子的到来挽救了局面。
法国于1642年1月在肯彭取得胜利，随后在1642年10月布莱登菲尔德战役中，托尔斯滕森对由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威廉率领的帝国军队造成近10,000人伤亡。12月对莱比锡的占领使瑞典人在德意志有了一个重要的新基地，尽管他们未能占领弗赖堡，到1643年，撒克逊军队已被缩减为几个孤立的驻军。斐迪南承认他不能再通过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希望通过继续战斗来阻止帝国加入与法国和瑞典的谈判，让他个人代表整个帝国。丹麦受其所制，因此乘瑞典军进攻日耳曼南方之际，向瑞典宣战。丹麦曾于1644年击败瑞典与荷兰的联合舰队，但其后丹麦海军却被重新组建的瑞荷联合舰队全歼。在经过三年（1643年－1645年）战争后，瑞典军成功从水陆两路进逼丹麦，逼使丹麦停战求和。
黎塞留于1642年12月去世，随后路易十三于1643年5月14日去世，留下他五岁的儿子路易十四为国王，西班牙王姐安娜作为路易十四的母亲成为摄政太后。这似乎让停战更容易实现。然而，黎塞留的政策由他的继任者红衣主教马萨林延续，而法国在阿尔萨斯的胜利使他能够重新专注于在荷兰对西班牙的战争。5月19日，孔代在罗克鲁瓦战役大胜西班牙人。尽管他的成功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由于它对西班牙对荷兰南部的控制没有立即影响，而且在罗克罗伊被俘的西班牙退伍军人很快被交换，它结束了从低地发动另一次入侵法国的所有机会。
孔代无法充分利用罗克鲁瓦战役的部分原因是影响所有战斗人员的因素。25年战争造成的破坏意味著军队在觅食上花费的时间多于战斗，这迫使他们变得更小、更具机动性，并且更加重视骑兵。它还缩短了竞选季节，因为收集草料的需要意味著他们开始较晚，并将它们限制在容易供应的地区，通常靠近河流。此外，法国人在11月在图特林根被弗朗茨·冯·梅西率领的巴伐利亚帝国军队摧毁后，不得不在德意志重建军队。
在罗克鲁瓦战役之后不久，斐迪南邀请瑞典和法国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城镇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的和谈，但当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封锁汉堡并增加波罗的海的通行费时，这些谈判被推迟了。这严重影响了荷兰和瑞典的经济，1643年12月，瑞典人通过入侵日德兰半岛开始了托斯滕森战争，荷兰人提供了海军支持。斐迪南召集了一支由加拉斯率领的帝国军队从后方攻击瑞典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1644年5月，托尔斯滕森离开弗兰格尔完成丹麦战争，进军帝国；加拉斯无法阻止他，而丹麦人在1644年10月在费马恩战败后寻求和平。

1644年8月，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在为期三天的弗莱堡战役中相遇，双方伤亡惨重并以平局结束，但法军在战斗后的进军成功地取得战略优势。他的损失使马克西米利安确信这场战争无法再获胜，他现在向斐迪南施加压力以结束冲突。11月和谈重启后不久，加拉斯的帝国军队解体，残余部队撤退到波希米亚，1645年3月，他们在扬考被托尔斯滕森分散。5月，弗朗茨·冯·梅西领导的巴伐利亚军队在赫布斯豪森摧毁了一支法国分遣队，随后他于8月在第二次纳德林根战役被击败并被杀。由于斐迪南无法提供帮助，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于9月与瑞典签署了为期六个月的休战协议，随后于1646年3月签订了欧伦堡条约，在该条约中他同意在战争结束前保持中立。
	战争第四阶段主要人物

战争结束
蒂雷纳子爵领导的法军与瑞典军于1646年夏天入侵南德意志，到了秋天，马克西米利安迫切希望结束他主要负责发动的战争。此时，西班牙人公开了马萨林的秘密提议，将法国占领的加泰罗尼亚换成西属尼德兰。1647年1月，荷兰人对他们认为法国的口是心非感到愤怒，他们同意与西班牙休战，并开始谈判单独的和平条款。由于未能通过外交获得荷兰，马萨林决定以武力这样做并释放资源，1647年3月14日，他与巴伐利亚、科隆和瑞典签署了乌尔姆停战协议。
攻势将由莱茵兰的法国指挥官蒂雷纳子爵领导，但当他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发生叛乱时，该计划失败了，而巴伐利亚将军约翰·冯·魏斯（Johann von Werth）拒绝遵守停火协议。尽管叛乱很快被镇压，但马克西米利安觉得有义务效仿韦斯的做法，并在9月命令布隆克霍斯特-格隆斯菲尔德将巴伐利亚军队的残余部队与冯·霍尔扎佩尔领导下的帝国军队合并。1648年5月，由弗兰格尔和蒂雷纳率领的法瑞联军在人数上超过了他们在楚斯马斯豪森被击败，冯·霍尔扎佩尔被杀。尽管由于雷蒙多·蒙特库科利的有效后卫行动，大部分帝国军队逃脱了，但巴伐利亚再次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新教军队面前。
1648年8月，西班牙在弗兰德斯的进攻以在朗斯的失败而告终，战至此时，双方都已元气大伤，斐迪南最终同意了条款，结果于该年10月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依次缔结了两个和约——《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与《明斯特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此三十年战争完全结束。

各国参与时间
德意志之外
北义大利
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北部一直受到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争夺，因为它对于控制法国西南部至关重要，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中央当局。虽然西班牙仍然是意大利的主导力量，但它对长长的外部通信线路的依赖是一个潜在的弱点。这尤其适用于西班牙公路，这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将新兵和补给从那不勒斯王国通过伦巴第运送到他们在法兰德斯的军队。法国人试图通过攻击西班牙控制的米兰公国或通过与格劳宾登人结盟阻止阿尔卑斯山通道来破坏这条道路。
曼图亚公国的一个附属领土是蒙费拉特及其堡垒卡萨莱蒙费拉托，其拥有者可以威胁米兰。它的重要性意味著当直系中的最后一位公爵于1627年12月去世时，法国和西班牙支持了对立的声索国，导致了1628年至1631年的曼图王王位继承战争。出生于法国的讷韦尔公爵得到了法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持，他的竞争对手瓜斯塔拉公爵则得到了西班牙、斐迪南二世、萨沃伊和托斯卡纳的支持。这场轻微的冲突对三十年战争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教皇乌尔班八世将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扩张视为对教皇国的威胁。结果是分裂了天主教会，使教皇与斐迪南二世疏远，并使法国可以接受新教盟友反对他。

1629年3月，法国人进入了萨瓦，解除了西班牙人对卡萨莱的围攻，并占领了皮内罗洛。随后《苏萨条约》将这两个堡垒割让给法国，并允许他们的部队不受限制地通过萨瓦领土，从而控制了皮埃蒙特和进入法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口。然而，在1629年末，法军主力撤退后，西班牙人和萨瓦人再次围攻卡萨莱，而斐迪南二世则提供德意志雇佣兵来支持西班牙的进攻，该进攻击溃了威尼斯的主要野战军，并迫使讷韦尔放弃了曼图亚。到1630年10月，法国的立场似乎如此岌岌可危，他们的代表同意了《拉蒂斯本条约》，但由于这些条款有效地破坏了黎塞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扩张的政策，因此该条约从未被批准。
几个因素恢复了法国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特别是一场毁灭性的瘟疫爆发；1629年至1631年间，米兰有60,000多人死亡，威尼斯有46,000人死亡，其他地方也有相应的损失.黎塞留利用从德意志转移帝国资源来资助瑞典入侵，其成功迫使西班牙-萨瓦联盟从卡萨莱撤出并于1631年4月签署了切拉斯科条约。讷韦尔被确认为曼图亚公爵，尽管黎塞留的代表，红衣主教马萨林同意撤离皮内罗洛，后来根据与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玛迪斯一世的协议秘密返回。除了1639年至1642年的皮埃蒙特内战外，这确保了法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
1635年法西战争爆发后，黎塞留支持维克多·阿玛迪斯对米兰重新发起攻势，以限制西班牙的资源。其中包括1635年对瓦伦扎的一次不成功的进攻，以及在托纳文托和蒙巴尔多内的小幅胜利。然而，意大利北部的反哈布斯堡联盟在1637年9月第一个曼图亚的查尔斯去世时分崩离析，然后是10月的维克多·阿玛迪斯，他的死导致他的遗孀法国的克里斯蒂娜和兄弟托马斯之间争夺萨瓦王国的控制权。
1639年，他们的争吵爆发为公开战争，法国支持克里斯蒂娜和西班牙两兄弟，并导致都灵围城战。17世纪最著名的军事事件之一，在一个阶段，它的特点是不少于三支不同的军队相互围攻。然而，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的起义迫使西班牙人停止在意大利的行动，战争以有利于克里斯蒂娜和法国的条件解决。
1647年，法国支持的叛乱成功地暂时推翻了西班牙在那不勒斯的统治。西班牙人迅速镇压了起义并恢复了他们对整个意大利南部的统治，击败了派往支持叛军的多支法国远征军。然而它暴露了西班牙统治意大利的弱点，以及当地精英与马德里的疏远；1650年，米兰总督写道，除了南方普遍不满外，意大利唯一可以依靠的州属帕尔马公国。

加泰罗尼亚
在整个1630年代，为支付战争而征收的税收增加导致了整个西班牙领土的抗议活动，这在1640年首先导致了葡萄牙的同时起义，然后是加泰罗尼亚公国。在法国的支持下，作为黎塞留“转移战争”的一部分，1641年1月起义军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马德里政府迅速召集了一支由26,000人组成的军队来镇压起义，该起义于1641年1月23日在马托雷尔击败了叛军。法国人现在说服加泰罗尼亚宫廷承认路易十三为巴塞罗那伯爵和加泰罗尼亚的统治者。
1月26日，法国-加泰罗尼亚联合部队在蒙特惠奇击溃了一支规模更大的西班牙军队，并占领了巴塞罗那。然而，叛乱分子很快发现法国新政府与旧政府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将战争变成了法国-加泰罗尼亚精英、农村农民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三方较量。在法国控制了佩皮尼昂和鲁西永，在比利牛斯山脉建立了现代的法西边界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起义于1651年以西班牙人占领巴塞罗那而告终。

殖民地
1580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也成为葡萄牙帝国的统治者，建立了伊比利亚联盟；作为长期的商业竞争对手，1602年至1663年的荷兰-葡萄牙战争是荷兰从西班牙争取独立的斗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主导了被称为三角贸易的跨大西洋经济，奴隶从西非和葡属安哥拉运到葡属巴西的种植园工作，后者向欧洲出口糖和烟草。被荷兰历史学家称为“伟大的设计”，控制这项贸易不仅会非常有利可图，而且还会剥夺西班牙人资助他们在荷兰的战争所需的资金。
荷兰西印度公司于1621年成立，以实现这一目的，荷兰舰队于1624年占领了巴西的萨尔瓦多港巴伊亚州。1625年被葡萄牙人夺回后，第二支舰队于1630年建立了荷属巴西，这不是直到1654年才返回。第二部分是夺取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心，主要是安哥拉和圣多美；在刚果王国的支持下，其地位受到葡萄牙扩张的威胁，荷兰人于1641年成功占领了这两座城市。
西班牙无力或不愿针对这些攻击提供保护，这加剧了葡萄牙人的不满，并且是1640年葡萄牙复辟战争爆发的主要因素。虽然荷兰人最终被驱逐出巴西、安哥拉和圣多美，但他们保留了好望角，以及作为葡萄牙在马六甲、马拉巴尔海岸、摩鹿加群岛和锡兰的贸易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由三个独立的协议组成；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的明斯特和约，帝国和瑞典之间的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以及帝国和法国之间的明斯特条约。初步讨论始于1642年，但直到1646年才变得严肃；共有109个代表团同时参加，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之间进行了会谈。在瑞典人拒绝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作为调解人后，谈判代表最终就教皇代表团法比奥·基吉和威尼斯特使阿尔维斯·孔塔里尼达成了一致。
明斯特和约于1648年1月30日首次签署，并被认为是威斯特伐利亚协定的一部分，因为荷兰共和国在技术上仍是西班牙尼德兰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帝国领土。该条约确认了荷兰的独立，尽管帝国议会直到1728年才正式承认它不再是帝国的一部分。荷兰人还垄断了通过斯海尔德河口进行的贸易，确保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业优势；安特卫普是西班牙荷兰的首都，以前是北欧最重要的港口，直到19世纪末才恢复。
与法国和瑞典的谈判是与帝国议会一起进行的，是涉及许多德意志国家的多方讨论。这导致了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条约，分别与法国和瑞典和平相处。斐迪南直到最后一刻才拒绝签约，直到10月24日，法国在朗斯以压倒性优势击败西班牙，并且瑞典军队即将占领布拉格。有人争辩说，它们是“德意志和欧洲……法律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它们超越了正常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对帝国本身产生了重大的宪法和宗教变革。
和平的关键要素是确认帝国内各州自治的条款，包括斐迪南接受帝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那些寻求防止未来宗教冲突的条款。第5条再次确认了奥格斯堡定居点，将1624年确立为基础或“Normaljahr”，用于确定一个国家的主要宗教并保证宗教少数群体的礼拜自由。第7条承认加尔文主义是一种改革宗信仰，并取消了改革法，即如果统治者改变宗教信仰，他的臣民必须效仿。这些条款不适用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土地，例如下奥地利和上奥地利。

在领土方面，勃兰登堡-普鲁士获得了远波美拉尼亚，以及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卡明和明登的主教区。弗里德里希的儿子卡尔·路易斯重新夺回了下普法尔茨，并成为第八位帝国选候，尽管巴伐利亚保留了上普法尔茨及其选侯爵位。在外部，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联邦的独立，自1499年以来有效自治。在帝国西部的洛林，自1552年以来被法国占领的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被正式割让，以及阿尔萨斯的十城联盟，斯特拉斯堡和米卢斯除外。瑞典获得了500万塔勒的赔款、瑞典波美拉尼亚的帝国领土以及不来梅和费尔登的亲王主教辖区，这也使他们在帝国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和约后来被教皇英诺森十世谴责，他认为割让给法国和勃兰登堡的主教区是天主教会的财产，因此是他的财产。它还因为接受天主教作为波希米亚、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主要宗教而让许多流亡者感到失望，这些地区在1618年之前都是新教据点。战斗并没有立即结束，因为复员超过200,000名士兵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而最后一个瑞典人驻军直到1654年才离开德意志。此外马萨林坚持将勃艮第行政圈排除在明斯特条约之外，允许法国继续在低地国家与西班牙作战，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山脉条约。波兰-立陶宛的政治解体导致了1655年至1660年与瑞典的第二次北方战争，这场战争还涉及丹麦、俄罗斯和勃兰登堡，而瑞典在1654年和1666年两次试图控制不来梅港都失败了。
有人认为，和平确立了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原则，即外部势力不干涉内政的理念，尽管此后受到了挑战。1668年艾克斯拉夏佩尔、1678年奈梅亨和1697年里斯维克的谈判采用了这一过程或“议会”模式；与19世纪的“国会”制度不同，这些制度是为了结束战争，而不是阻止战争，因此提及“均势”可能会产生误导。

影响
政治
尽管宗教分歧在整个17世纪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这是欧洲大陆最后一场重大战争，可以说它是主要的驱动力。后来的冲突要么是内部的，例如法国西南部的卡米撒派起义，要么是相对较小的冲突，例如1712年的托根堡战争。它创造了一个持续到1815年及以后的欧洲轮廓；法国的民族国家，统一的德国和独立的奥匈集团的开端，一个已减少但仍然重要的西班牙，独立的小国，如丹麦、瑞典和瑞士，以及荷兰共和国和后来的低地国家之间的分裂1830年的比利时。

日耳曼分裂
由于日耳曼是三十年战争的主要战场，其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给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痛苦记忆。而且战后诸侯国自立，其内部分裂变成不可逆转，间接令神圣罗马帝国变得名存实亡。
战争开始时，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皇帝的实际权力仅局限于他们的家族领地，例如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在帝国境内的其他地方，数百个领主统治着他们各自的公爵领地、伯爵领地、主教辖区和城市，很少把皇帝放在眼里。
战争结束时，这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哈布斯堡家族依然享有帝王的尊贵，而各类领地实际上依旧是独立的实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赋予这些领地的统治者实行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权利，这在理论上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然而实际上，他们早就在奉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了，不受皇帝约束。因此三十年战争和《和约》对他们的地位没有什么影响。
这场战争，给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使它在欧洲恢复天主教统治和建立大一统帝国的计划成为泡影。
其实，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政治和宪法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没有发生的事情上面，而不是体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长期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在寻求增强他们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广大领土和资源的实际控制权。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是将帝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就像英国和法国那样。三十年战争是他们为实现统一德意志的目标所做的真真切切的最后尝试，但他们失败了。此后德国一直处在邦国林立的状态，直到三个世纪后由来自东北边区的勃兰登堡-普鲁士通过武力实现了统一。

荷瑞独立
这场战争后，荷兰与瑞士的独立受到保障，而荷兰更为新的海上霸主。
和约再次确认了“德意志的自由”，结束了哈布斯堡将神圣罗马帝国转变为类似于西班牙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企图。在接下来的50年里，巴伐利亚、勃兰登堡-普鲁士、萨克森和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奉行自己的政策，而瑞典则在帝国中获得了永久的立足点。尽管有这些挫折，但哈布斯堡的土地比其他许多地方遭受的战争更少，并且随著波希米亚的吸收和在其领土上恢复天主教而成为一个更加连贯的集团。
通过奠定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改变了臣民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前，许多人有重叠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政治和宗教忠诚；他们现在被理解为首先服从其各自国家当局的法律和法令，而不是任何其他实体、宗教或世俗实体的主张。这使得征募规模庞大、忠于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国家军队变得更加容易；从华伦斯坦和瑞典入侵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需要他们自己的永久军队，整个德国成为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社会。

西班牙衰落
西班牙在战争中不论陆战还是海战均告失利，对富庶的尼德兰地区失去控制使得其从此失去了欧洲一等强国的地位。在数十年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西班牙的实力再次受到重创，最终沦为了次等国家。

法国兴起
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亚尔萨斯与洛林，并获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可以说，法国从三十年战争中获得的收益比任何其他大国都多。到1648年，黎塞留的大部分目标已经实现。其中包括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分离、法国边境向帝国的扩张以及西班牙在北欧的军事霸权的终结。虽然法西冲突一直持续到1659年，但威斯特伐利亚允许路易十四开始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

瑞典崛起
瑞典国王取得了日耳曼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波美拉尼亚），并因此成为了日耳曼的诸侯，可以随时插手日耳曼的内部事务。而且瑞典亦得到五百万达克特的赔款，并从此一跃成为欧洲强国。
然而事实证明，威斯特伐利亚对瑞典人的好处是短暂的。与并入法国的法国收益不同，瑞典领土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它们成为下萨克森和上撒克逊人的成员。虽然这给了他们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但也使他们与他们在波美拉尼亚的竞争对手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森发生了直接冲突。他们的帝国财产的收入留在德国，没有使瑞典王国受益；尽管瑞典波美拉尼亚的部分地区一直被保留到1815年，但其中大部分在1679年和1720年被割让给了普鲁士。

军事
战争中诸国开始实行征兵制，并建立了常备军与后勤系统，使军队可以进行持久战。军队亦逐渐精简化，以符合机动战的要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所进行军事改革，即以火枪兵取代长矛兵，先以炮兵进行集中火力的攻击，再出动骑兵进行突击，最后由步兵负责清理敌军的三段式战法，更成为其后战争的陆军标准战法。
线列编队并不总是成功的，1634年在诺德林根的所谓过时的西班牙大方阵战胜了“新型”瑞典军队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进攻行动中也更难协调；作为补偿，古斯塔夫要求他的骑兵更具侵略性，经常使用他的芬兰轻骑兵或Hakkapeliitta作为突击部队。他有时也使用纵队，包括1632年9月在旧韦斯特的失败袭击。纵队继续被认为在进攻行动中更有效，并且在拿破仑战争的后期被拿破仑使用。
这种战术需要专业的士兵，他们可以在受到攻击时保持编队、重新装填和射击训练有素的齐射，以及使用标准化武器。17世纪上半叶出版了许多说明所需动作的指导手册，其中32份用于长枪兵，42份用于火枪手。训练一名能够以这种方式行动的步兵所需的时间估计为六个月，尽管实际上许多人在战斗中的经验要少得多。它还赋予了初级军官更大的责任，他们在高级指挥官和战术单位之间提供了重要的联系。1616年在锡根建立了第一批旨在培养这种人的军事学校之一，其他学校也很快跟进。
另一方面，战略思维未能同步发展。历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声称，大多数战役“没有定论”，几乎只关注对领土的控制，而不是专注于战略目标。军事和外交目标之间缺乏联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战争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以及为什么和平如此难以捉摸。这有很多原因。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时，法瑞同盟在帝国领土上仍有84,000多名武装人员，其对手约为77,000人；虽然在现代意义上相对较小，但这样的数字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除了西班牙，这个17世纪的国家无法支持如此规模的军队，迫使他们依赖从他们经过的地区征收或勒索的“捐款”。
因此，获得补给成为战役计划中的限制因素，这一问题在战争后期变得更加尖锐，当时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争夺。即使可以收集到足够的补给，下一个问题就是将它们送到部队。为确保供应安全，指挥官们被迫靠近河流，而河流是当时主要的散装运输工具，并且不能离他们的主要基地太远。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为部队提供食物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目标，与外交目标无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结果是“军队越来越缺乏可理解的政治目标……沦为与他们经过的乡村共生的旅行武装暴徒”。这种缺乏联系往往违背了雇主的政治目标。帝国军队在1628年和1629年对名义上的盟友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造成的破坏是他们支持瑞典干预的主要因素。

文化和社会
当人们试图理解战争引发的无情且经常是随机的流血事件时，同时代人谈到了“绝望的狂热”。宗教当局认为上帝对罪孽的报应，其他试图确定超自然原因的尝试导致了一系列的猎巫行动，从1626年在弗兰肯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德意志的其他地区。他们从维尔茨堡主教区开始，该地区的此类事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16年，现在由渴望在其领土上维护教会权威的虔诚天主教徒冯·埃伦伯格主教重新点燃。到他在1631年去世时，已有900多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被处决。
1626年至1631年在班贝格主教区附近举行的班贝格女巫审判夺走了一千多人的生命。1629年，274人在Eichstätt女巫审判中死亡，另外还有50人在相邻的普法尔茨-诺伊堡公国死亡。在其他地方，迫害是在帝国军事成功之后，在蒂利重新征服巴登和普法尔茨之后扩展到莱茵兰。然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冲突对社会的影响是有争议的，因为许多事件发生在相对未受战争影响的地区。斐迪南担心他们的残暴会抹黑反改革运动，因此确保积极的迫害在1630年基本结束。
尽管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它也被认为激发了德意志文学的复兴，包括创建了致力于从德语中“清除外国元素”的社会。一个例子是《最傻的傻瓜》，通常被认为是流浪汉小说的最早例子之一。汉斯·雅各布·克里斯托弗·冯·格里梅尔斯豪森于1668年所写，其中包括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士兵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许多已得到其他来源的证实。其他不太出名的例子包括彼得·哈根多夫的日记，他是马格德堡大屠杀的参与者，他对战争日常残酷性的描述仍然令人信服。
对于德意志作家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捷克作家来说，战争继续被铭记为民族创伤的决定性时刻，18世纪诗人和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它的众多作家之一，他写作了《三十年战争史》。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来说，它被称为“伟大的德意志战争”、“伟大的战争”或“伟大的分裂”，它显示了分裂德意志的危险，并被用来证明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纳粹设想的大日耳曼帝国是正当的。德国文学家和剧作家贝托特·布莱希特将其作为1939年反战剧《勇敢的母亲和她的孩子》的背景；而小说《泰尔》则说明了其持久的文化共鸣，它由奥地利作家丹尼尔·凯尔曼撰写，也是在战争期间创作的，它被提名为2020年布克奖。

人口
历史学家经常提到17世纪中叶的“普遍危机”，这是中国、不列颠群岛、沙皇俄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等国家持续冲突的时期。在所有这些地区，战争、饥荒和疾病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损失。虽然三十年战争无疑是这些事件中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但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经常增加或夸大其影响，以说明分裂德意志的危险。1800万人口中多达1200万人死亡的说法不再被接受，而关于物质损失的说法要么没有当代证据支持，要么在某些情况下超过了战前的税收记录。
按照现代标准，参与的士兵人数相对较少，但这场冲突被描述为历史上最大的医疗灾难之一。战斗通常以每支约13,000至20,000人的军队为特色，最大的是1632年的旧韦斯特，总共有70,000至85,000人。据估计，从1618年到1626年，双方在德意志部署的人数平均为80,000到100,000人，在1632年达到250,000人的峰值，到1648年降至160,000人以下。伤亡率可能非常高；在1621年至1639年间从瑞典比格德奥村征召的230名男子中，有215人被记录为死亡或失踪，另有5人返回家园时残废。
直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士兵死于疾病；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汇总了已知战斗和围攻的数字，得出的数字是在战斗中丧生或受伤的人数约为450,000。由于经验表明死亡人数或因疾病而丧失能力的人数是该数字的两到三倍，这表明军事人员伤亡总数为1.3至180万人死亡或因其他原因无法服役。皮特林·索罗金的一项估计计算了2,071,000名军事人员伤亡的上限，尽管他的方法受到了其他人的广泛争议。总的来说，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死亡灾难，绝大多数伤亡，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都是在瑞典于1630年干预之后发生的。
根据当地记录，军事行动占平民死亡人数的不到3%；主要原因是饥饿（12%）、腺鼠疫（64%）、斑疹伤寒（4%）和痢疾（5%）。尽管在1618年之前的几十年里经常爆发疾病，但冲突极大地加速了疾病的蔓延。这是由于外国士兵的涌入、战线位置的转移以及农村人口迁移到已经拥挤的城市。这不仅限于德意志；据称法国和神罗士兵携带的疾病引发了1629-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导致估计有280,000人死亡，这是“现代早期影响意大利的最严重的死亡危机”。整个1630年代歉收和对同一地区的反复掠夺导致了大范围的饥荒；同时代人记录了人们吃草，或者太虚弱而无法接受施舍，而同类相食的情况很常见。
现代共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地区（指1871年德意志帝国领土）上的人口从1600年的18到2000万下降到1650年的11到1300万，并且直到1750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些损失中的近50%似乎发生在1630年至1635年瑞典干预的第一阶段。与英国的三国战争相比，高死亡率可能部分是由于各方对外国雇佣军的依赖，通常是无偿的，并且需要靠土地生活。缺乏“统一体”意识导致了诸如洗劫马格德堡之类的暴行，进而造成了大量极易生病和饥饿的难民。虽然移民逃亡在短期内挽救了生命，但从长远来看，它往往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延伸阅读
参见
战争列表
宗教改革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市（英语：City of Manchester），即曼彻斯特（英语：Manchester），是英格兰的城市，都市自治市，位于西北英格兰区域，人口约为55万人，是曼彻斯特都市圈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且是英格兰西北第一多，英国第五多的城市。
曼彻斯特在工业革命史中有着重要位置。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在这座城市萌芽，让本是农村地区的曼彻斯特经历急速发展并成为全世界第一座工业化的城市。全世界第一条城际通勤铁路在此诞生。因市内兴盛的纺织业，曼彻斯特在工业革命期间曾因仓库众多而闻名于世，使其获得了“仓库城市”的别称。曼彻斯特在科学技术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成立于2002年的曼彻斯特大学及其前身见证了原子核物理学的诞生，世界上第一台存储程式电脑以及石墨烯的发现。
曼彻斯特被誉为“北方之都”，是英格兰北部一个极其重要的城市，尤其是在其经济、艺术、文化、交通运输、媒体和体育地位上。步入二十一世纪，曼彻斯特的发展愈发强势，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与伯明翰竞争英国第二大城市的地位的资本。
1974年，曼彻斯特与周围市镇联合组成大曼彻斯特郡，成为该郡的一个都会区。“曼彻斯特”此名常用来指整个都市区。整个大曼彻斯特的市区总人口在英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伦敦。

名称
有一种说法是，曼彻斯特（Manchester）一词来自于 Mamucium，拉丁语中的意思是“乳房形状的山”。曼彻斯特如今的名字便是由这个词加上“caester”（起源于古拉丁语名“Castra”）而演变而来的。如今，曼彻斯特又通常简称为MCR。
英语中，曼彻斯特人为Mancunian(s)，简称Manc。这有可能是来源于维多利亚时代，曼彻斯特获得的新的拉丁语名称Mancunium。

历史
早期历史
在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前，曼彻斯特本是由布里甘特人居住，他们是不列颠铁器时代占领如今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凯尔特人分支。
公元79年，罗马将领阿古利可拉在艾维尔河的支流梅德洛克河附近建造了一座名为Mamucium的兵营，用以保障通往如今坐落在切斯特和约克的两座重要城池之间的通路不受凯尔特人侵扰。这座兵营，即城堡，后来也因此成为了来往柴郡和约克郡的交通枢纽。“曼彻斯特”一名便是由城堡的名字演变而来的。在整个古罗马时期，这座城堡被重建了多次。如今，该城堡仍旧坐落在原址，其所在的区域称作卡斯尔菲尔德。
罗马人离开后，曼彻斯特本土的发展逐渐偏移到了艾威尔河流域。1215年，当地的居民在这片区域建造了一座基督教教区教堂。这个教堂后来成为了曼彻斯特座堂。
中世纪时城堡荒废，约14世纪时，曼彻斯特成为弗拉芒人的社区。他们多以纺织为生，生产羊毛布和亚麻布，亦开始棉织品贸易，此后曼彻斯特成为一个市集。这也奠定了后来曼彻斯特成为工业城市的基础。

工业化与发展
工业革命期间使曼彻斯特自十八世纪起成为工业城市，大量纺织厂在此设立。此时，曼彻斯特亦是分销中心，多间重要仓库在此设置。世界上第一条客运铁路──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之启用，亦加速了这城市的发展。
1816年，彼得卢屠杀在曼彻斯特发生，著名的报纸卫报也因此诞生。

近代
自二十世纪初因经济大衰退，曼彻斯特的工业开始受到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曼彻斯特的重工业设施受到纳粹德国的严重轰炸和破坏。1945年，第五次泛非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揭开了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序幕。

战后
战后的曼彻斯特工业开始式微，但曼市的大城市地位依旧不变。

战后在曼彻斯特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
1985年8月，自曼彻斯特起飞飞往克基拉岛的英国空旅航空28M号班机发生空难，致55死15伤。
1996年6月，因北爱尔兰争端，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在曼彻斯特策划了爆炸案，致212人受伤。
2002年夏，曼彻斯特承办了英联邦运动会。
2017年5月，在曼彻斯特竞技场举行的美国歌手亚莉安娜·格兰德演唱会，于当地时间晚间22:33分发生恐怖攻击事件，造成平民23人死亡64人伤。
2022年10月，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门外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外交官员打人事件，其中领事郑曦原甚至亲自殴打示威者。

政治
市内
曼彻斯特于1853年获得城市地位。曼彻斯特的市政工作由曼彻斯特市议会负责，但其部分职权，例如交通、可持续发展议题，许多由大曼彻斯特联合管理局（英语：GMCA）行使或受联合管理局监督。市议会的总部位于坐落在阿尔伯特广场的市政厅，但实际上如今曼彻斯特市议会工作是在坐落在西部圣彼得广场上的曼彻斯特市政厅扩建进行的。
2018年，该市全境划分为32个选区，每个选区可选举3名市议员。另外，与直选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不同，曼彻斯特市长（英语：Lord Mayor）是虚位职衔，亦非民选职务。2022年，曼彻斯特的市长暨第124任市长是工党党籍的 Donna Ludford 市议员。

大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历史上是兰开郡的一部分，但随着其城市发展，在十九世纪也获得了一些来自柴郡的土地（默西河以南的土地均是来源于柴郡）。如今的曼彻斯特是大曼彻斯特都市郡的其中一个都会自治市。
与伦敦类似，主要被称为“曼彻斯特市长”的人物是大曼彻斯特都市郡的市长，该职务自2017年正式创立以来一直由工党兼合作党籍的安迪･伯纳姆担任。

国会议员
在英国下议院而言，曼彻斯特市内被划为5个选区，由五名工党国会议员代表。

地理
曼彻斯特位于一块盆地，位于首都伦敦西北大约260英里处，其东北两侧有蔓延整个英格兰北部的奔宁山脉包围。曼彻斯特地势平坦，整座城市的海拔平均为35至42公尺，市内的最高点是位于城北的希顿公园。内城区大部分是楼房，从许多高大建筑物楼上可以看到广阔的荒野。反之，从城东的山丘上也可以眺望到曼彻斯特引以为傲的天际线。另外，曼彻斯特市内也具有多条溪流。艾威尔河便是曼彻斯特的一条主要河流，曼彻斯特市中心位于河的左岸，梅德洛克河和艾尔克河也在此汇入该河。艾威尔河也是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两市的边界。
身为世界第一座经历工业化的城市，曼彻斯特的发展仰赖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其西邻利物浦，向东靠近谢菲尔德，与这两座城市的距离均为53.6公里。囿于其坐落在两座城市的中点的特性，曼彻斯特的发展仰赖利物浦的出海口及多山的谢菲尔德生产的煤矿。这也造就了曼彻斯特发达的运河体系，将位于内陆的曼彻斯特与利物浦的海港相连，如今位于索尔福德的码头区曾几何时便是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内陆港。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便是自曼彻斯特开往利物浦的。
曼彻斯特的南面则是柴郡平原，城南另有发源自斯托克波特的默西河流经该城，其周围地势尤其平坦。传统上，默西河是兰开夏和柴郡两郡的边界，这也意味着其南部的土地均是从柴郡而来。曼彻斯特市中心西部与索尔福德市中心接境。曼彻斯特西南方为特拉福德，东南方则是斯托克波特。

城市分区
从曼彻斯特的地图上可观察到曼彻斯特狭长的形状，其市中心将整个城市大致分为南北两个部分。传统上，市中心与市南的边界是梅德洛克河。
曼彻斯特的正式名称为曼彻斯特市。在行政区划上，曼彻斯特属于大曼彻斯特郡的一个自治市，功能上是一个整体，但与大曼彻斯特郡的其他自治市不同，曼彻斯特市下方不设任何正式分区。本项目下所列的的各个区域并非正式的行政区划，不具行政功能，因此每个地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下列地区位于曼彻斯特市境内。其中，曼彻斯特市中心包括皮卡迪利，纺纱场，丁斯盖特－卡斯尔菲尔德，安考茨，北角（Northern Quarter），NOMA 等地区。曼彻斯特中国城和被称为 Gay Village 的运河街均位于市中心境内。

气候
曼彻斯特被称为“雨城”，是以阴暗多雨著称的城市。气候潮湿，属于终年温和多雨的温带海洋性气候，该市的平均年降水量为809毫米，降水持续时间长，降水强度小，常在1个小时以上，而鲜见几分钟的倾盘大雨。在冬季是全国最少积雪的城市。

人口
曼彻斯特的人口构成极为多元化，是一个由大量移民组成的城市。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市白人人口仅占居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而2021年这一数据降低到仅56.8%。该市主要的非白人少数族群包括黑人、南亚裔和华人。除华人外，曼彻斯特的少数族群主要集中在奇塔姆、鲁斯霍尔姆、莫斯赛得等地区。
由于地处英格兰中北部，曼彻斯特在经历工业革命时发展的同时，大量来自邻近乡郊和不列颠群岛其他地方的乡下人到曼彻斯特城寻求工作。尤其是在1840年代中后期，因为爱尔兰发生严重饥荒，大量爱尔兰人到只有一海之隔的曼彻斯特城做工。这批爱尔兰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持续在曼彻斯特城有其影响力。例如每年3月该市会举办大型巡游，以庆祝传统爱尔兰天主教节日圣帕特里克节。现时曼彻斯特及索尔福德约35%人口均有著爱尔兰血统。
另外，自20世纪以来不断有中欧及东欧移民大批大批的移居到曼彻斯特地区，他们主要为犹太人。包括曼彻斯特以及索尔福德及普雷斯特维奇在内的地区共有40,000犹太人聚居，构成了伦敦以外英国最大的犹太人社区。

华人
曼彻斯特具有大量华人人口，其中主要包括华人移民和曼彻斯特各个高校的华人留学生人口。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曼彻斯特是全英华人人口占比及华人人口总数最高的单一管理区。
现时，曼彻斯特华人人口总数为13,539，占全市人口总数的3.4%。

经济
约从1993年开始，酿酒厂对酒吧，会所，俱乐部的投资，加上本地组织对活动的支持，使曼彻斯特的晚间经济增长明显。市中心有多于500家持牌经营的娱乐场所，可容纳超过25万游客，典型的周末晚有11-13万游客，共带来约一亿的年收入和12,000个就业岗位。

地标
建筑
曼彻斯特市内的建筑可以粗略分为中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和现代建筑三个时期。滥觞于产业革命的曼彻斯特运河密集，且遍布各种高架桥、铁路，又因其密布的仓库建筑而获得了“仓库城市”的美誉。与其他城市相比，市内罕有中世纪甚至乔治时代的古老建筑。但曼彻斯特市内却遍布了如新古典主义建筑、新哥特式建筑、维多利亚及爱德华式建筑等的十九、二十世纪新兴古典建筑。步入21世纪，尤其是在经历了二战期间的轰炸和爱尔兰共和军带来的破坏后，曼彻斯特的市容迎来了巨大改变。另外，大量在1960年代前兴建的楼房都被拆毁，以新式建筑物取代，而旧厂亦改建为住宅公寓。市内建造了许多现代建筑和摩天大楼，成为了曼彻斯特的天际线。

著名地标
曼彻斯特中国城的所在地坐落在波特兰。
位于市中心的运河街有一个同性恋社区，名为Gay Village，在委员会对基层设施的投资下，开了英国第一个同性恋超市。新的酒吧和俱乐部陆续开在这区域，每周末吸引2万游客。从1991年开始，每年八月还举行骄傲游行“Manchester Pride”。
牛津街在经过梅德洛克河后改称牛津路。牛津路贯穿由三所大学组成的一个庞大校区，在经过曼彻斯特皇家诊所和怀特沃斯公园后，这条路在此向南更名为威姆斯洛路。另外，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南亚餐馆集落的 Curry Mile 坐落在鲁斯霍尔姆的怀姆斯洛路上，其中坐落着许多南亚裔和中亚、中东地区的食肆。
这条路虽然狭窄，但却构成了一个约5.5英里长的公交车走廊，常被誉为全欧洲最繁忙的公交车线路。

社会
教育
曼彻斯特是欧洲学生最多的地方之一。曼彻斯特市内具有三所大学：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皇家北方音乐学院都位于市中心的南面，组成一个巨大的校区，被牛津路这条全欧洲最繁忙的道路分成两半。其中，曼彻斯特大学是全英国最大的全日制大学，于2004年秋天由原先的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和曼彻斯特科技大学组成。
大曼彻斯特境内也有博尔顿大学。另外，邻近的索尔福德市有索尔福德大学，距离曼彻斯特市中心只有2英里。

医疗
传媒
宗教
交通
铁路
曼彻斯特在铁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1830年开放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是铁路客运的诞生地。
过去50年市中心几乎被一大打火车站包围，但现在市中心只有2个主要干线火车站：曼彻斯特维多利亚站和曼彻斯特皮卡迪利站，连接曼彻斯特和英国大部分地方。市中心还有几个小车站：牛津路(Oxford Road)车站、丁斯盖特车站和邻近索尔福德市的中央站。

公路
服务曼彻斯特的主要公路是高速路M56、M6、M61、M62和M66，大部分皆连到绕城高速公路M60。

公共交通
曼彻斯特的公共交通由大曼彻斯特交通局（英语：Transport for Greater Manchester, TfGM）营运，下方主要包括公交汽车、出租车、轻轨和共享自行车等的交通方式。尽管目前曼彻斯特市内的公交车多为私营，但近年来，曼彻斯特的交通呈现出愈发整合的趋势。2018年，当局提出了名为“Bee network”的构想，将曼彻斯特的公共交通整合，谋求建立一个与伦敦媲美的庞大公共交通体系。
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距离皮卡迪利火车站仅200米的皮卡迪利花园是曼彻斯特，乃至整个都市郡的公交枢纽。整个大曼彻斯特具有极其发达的公交线路网。其中，曼彻斯特市中心－斯托克波特方向的192路被誉为全国最繁忙的公交线路。曼彻斯特全市共有1路，2路两条供游客和通勤者免费乘坐的公营公交线路，称作 free bus，位于市中心区域。
曼彻斯特市不具备地下铁路系统。在曼彻斯特建造地铁的计划最初源于上世纪60年代将维多利亚和皮卡迪利（时称伦敦路站）的两所火车站通过地下贯穿的构想。由于经费原因，在曼彻斯特境内建造地铁的构想则改为建造成本更加低廉的轻轨。
大曼彻斯特营运的轻轨名为Metrolink，包围著曼彻斯特的市中心，将整个都市郡与曼彻斯特连接起来，其中很多线路的轨道都是由曼彻斯特的许多废弃铁路改建的。Metrolink目前共有8条线路99个车站，是全英国最发达的轻轨系统，且仍在陆续扩张中。在2021/22年份，该轻轨的乘客数量共有2千6百万人次。

航空
位于市南部郊区的曼彻斯特国际机场乃英国第三繁忙的旅客机场，有机场火车站直通铁路。2005年机场客运量已达2210万人次，有90多家航空公司，直达180多个城市。长途直飞地点包括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多伦多、大马士革、迪拜、多哈、卡拉奇、新加坡，而香港航线则在2014年12月复办。另外还有大量的国内航线和前往欧洲的专线，覆盖点包括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德国的汉堡、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希腊的雅典等等。

水路
尽管曼彻斯特作为一个不具有主要河流的内陆城市，但其仍具有规模较大的水上运输体系。工业革命留下的一项遗产是广阔的运河网：曼彻斯特－保顿－般利运河、诺治迪尔运河、曼彻斯特运河，全通向大海。时至今日，大部分运河皆是用作娱乐用途。曼彻斯特地区也有很多的人工湖泊，环绕著该市的小河。

文化
曼彻斯特是一座颇具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城市内随处可见城市的象征工蜂。

音乐
在古典乐方面，曼彻斯特本地的管弦乐团有哈雷乐团和 BBC Philharmonic。在流行音乐上，起源于曼彻斯特的乐队包括欢乐分队，绿洲乐队等。
1980年代，曼彻斯特经历了一个以另类舞曲为代表的，充斥着摇头丸和夜总会的疯狂时期，名为“Madchester”，期间见证了诸如 New Order 的乐队的兴起。Madchester一词本身是Manchester和mad的混成词。

艺术
博物馆
曼彻斯特主要的博物馆包括曼彻斯特大学所拥有的曼彻斯特博物馆，内有人文、自然和考古学的共450万件藏品，是全英国最大的大学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展品为一尊完整的霸王龙骨架化石，名为Stan。曼彻斯特市内其他著名的博物馆还包括科学和产业博物馆，足球博物馆和人民历史博物馆。曼彻斯特周边的索尔福德码头区域还包括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即皇家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北馆。

在大众文化中
曼彻斯特是Vimto的发源地。Vimto是一种风靡西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的莓果味碳酸饮料。
在宝可梦系列作品剑/盾中的地图机擎市（日语：エンジンシティ, Motorstoke）是一座以蒸汽机和工业革命为主题的城市。机擎市的灵感来源于曼彻斯特。游戏中的红砖建筑、钢架结构和蒸汽机车体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新兴城市的风貌，钟楼对应曼彻斯特市政厅，机擎河与运河对应现实中的艾威尔河与曼彻斯特运河系统。
《同志亦凡人》是基于曼彻斯特同志村的电视连续剧。

体育
曼彻斯特是以足球闻名的城市。曼彻斯特市内主要的足球俱乐部包括曼彻斯特城（Manchester City FC），简称“曼城”。在2003年伊蒂哈德球场落成以前，曼城的主场位于缅因路球场，如今已经被拆除。
共有两所主要的足球俱乐部是以曼彻斯特命名的，其中除了曼彻斯特城外，还包括曼彻斯特联（Manchester United），是世界顶尖、英国最高水平足球联赛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参赛俱乐部，其卫冕英超冠军的次数高达8次之多。曼城和曼联之间的球赛称为曼彻斯特德比（Manchester derby），两场球队之间的第一场比赛早在1881年就举行了。
曼彻斯特曾在1996年和2000年两度竞标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曼彻斯特北部的曼彻斯特竞技场（Manchester Arena），是曼彻斯特参与竞标的主要资本。该体育场后来用于举办2002年的英联邦运动会。曼彻斯特竞技场内总共能容纳2万多人，是目前全欧洲最大的室内体育设施。
为举办英联邦运动会，曼彻斯特市内还建有一些其他的体育设施，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市球场（City of Manchester Stadium），也就是曼城的主场伊蒂哈德球场（Etihad Stadium）。球场所在的布拉德福德区域包括Sportcity，是为承办英联邦运动会而建设的一片区域。该区域内也包括一座正在建设的新体育场，名为Co-op Live，预计将于2023年投入使用。在该体育场落成后，它的容量将会超过曼彻斯特竞技场，将成为全英国乃至全欧洲最大的室内体育设施。
曼彻斯特市内还具有曼彻斯特水上中心（Manchester Aquatics Centre），是一所主要的游泳馆，位于曼彻斯特市南两所主要的大学之间。

著名人物
出生于曼彻斯特的名人包括：
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作家，散文家
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1818－1889），物理学家，一系列热力学效应的发现者
约瑟夫·汤姆孙爵士（1856－1940），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艾米琳·潘克斯特（1858－1928），政治家，女性投票权活动家
阿瑟·哈登（1865－1940），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1891－1974），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安·毕肖普（1899－1990），生物学家
安东尼·伯吉斯（1917－1993），作家，《发条橙》作者
约翰·查尔斯·波拉尼（1929年），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
大卫·华纳（1941－2022），演员
迈克尔·伍德（1948年），历史学家，作家，纪录片制作人
伊恩·柯蒂斯（1956－1980），欢乐分队乐队主唱
安迪·吉布（1958－1988），澳洲歌手
诺尔·盖勒格（1967年），绿洲乐队吉他手
连恩·盖勒格（1972年），绿洲乐队主唱
韦斯·布朗（1979年），曼联前球员
丹尼·维尔贝克（1990年），布赖顿球员
马库斯·拉什福德（1997年），足球运动员

国际关系
友好城市
曼彻斯特目前与两座城市互为正式的姊妹城市。他们分别为：

 德国开姆尼茨 (1983)
 中国武汉市 (1986)
此外，与曼彻斯特缔结“友谊协定”的城市包括：

外国领事馆
曼彻斯特市内设有许多国家的领事馆，其中主要包括：

相关条目
大曼彻斯特郡
大曼彻斯特交通局
曼彻斯特轻铁
曼彻斯特市中心
曼彻斯特空难
英国第二城市

注解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Manchester City Council 曼彻斯特市议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曼彻斯特在线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Manchester City Guide
Visit Manchest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Manchester Statistic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武术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粹，民国初期简称为“国术”（后为中央国术馆正式采用，现今台湾亦沿用此称呼）。由于历史发展和地域分布关系，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器射技、格斗理论与战法、实用功法。搏击技艺包含徒手搏击技和武器格斗术。实用功法蕴含保健功法及实战功法，理论部分则是来自前人之武术经验和拳谱记录。中国武术往往带有思想冶炼的文化特征及人文哲学的特色、意义，对现今中国的大众文化有著深远影响。

起源
中国武术的起源被归因于中国古代自卫、狩猎技术和军事训练的需要。肉搏战和武器练习在训练中国古代士兵中很重要。最早提及中国武术的文献可在《春秋》中找到，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也记载了摔跤。班固所著的《汉书》 收录了“手战六章” 。此外，著名医师华佗在公元208年左右创作了“五禽戏”——虎、鹿、猴、熊和鸟。道家哲学及其养生和锻炼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武术。在“八仙”等风格中可以找到对道家概念的直接参考，它使用归因于每个仙人特征的战斗技术。少林功夫被认为是最早制度化的中国武术之一。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少林僧侣开始练习武术，武术也成为少林僧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宋元时期，武术比赛由朝廷主办，武术的现代观念在明清两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清朝灭亡以及日本入侵和中国内战的动荡之间的过渡时期，由于鼓励许多武术家公开教授他们的艺术，中国武术变得更加大众化。当时，有人认为武术是提升民族自豪感、建设强国的手段。结果，许多拳谱被出版，培训学院被创建，组织了两次国家考试和示范队出国旅行。在中国各地和各个海外华人社区成立了许多武术协会。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的中央国术馆，以及霍元甲于1910年创立的精武体育会都是提倡系统化训练方法的组织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知名武术家选择逃离共产党政府的统治，移居台湾、香港，并将中国武术带到了海外。1958年，政府成立了中华全国武术协会，作为规范武术训练的伞式组织。中国国家体委牵头为大部分主要艺术项目制定了标准化形式。在此期间，建立了包括标准形式、教学课程和教练等级在内的国家武术体系。1979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来重新评估武术的教学和实践。1986年，中国国家武术研究所成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活动研究和管理的中央机构。

方式
中国有著悠久的武术传统，包括数百种不同的风格。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已经发展出许多独特的风格，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一套技术和理念。中国武术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来区分它们：例如外家拳和内家拳。中国武术也可以按位置分类，如北拳和南拳。
中国武术训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基础、形式、应用和武器；不同的风格对每个组件的重视程度不同。此外，哲学、伦理学甚至医学实践都受到大多数中国武术的高度重视。一个完整的培训体系还应该提供对中国态度和文化的洞察力。基本功是任何武术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没有它们，学生无法进入更高级的阶段。基础知识通常由基本技术、调节练习（包括姿势）组成。基础训练可能涉及重复执行的简单动作；其他基本训练的例子有伸展运动、冥想、击打、投掷或跳跃。没有强壮灵活的肌肉、气或呼吸的管理以及适当的身体力学，学生不可能在中国武术中取得进步。

== 参考文献 ==


地球历史

地球历史指地球从形成至今所经历的地质、气候和生态变化的总过程。地球起源于原始太阳星云中的部份物质因重力作用相互吸积，在聚集了足够质量后形成行星质量天体并最终清除邻近的小天体成为独霸整个轨道的行星，科学家估计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46亿到50亿年前。在这个过程中，地球曾被另一个同轨道的矮行星撞击，并之后遭到大量小天体轰击。地球表面起初遍布岩浆，直到在约43亿年前开始出现固态岩石，并在约40亿年前开始形成较稳固的地壳板块。而地表的冷却固化也使得大气中的水蒸气凝结降下形成超级海洋，最终使得地球变成一个绝大部分表面积被液态水覆盖的海洋行星。地球因为其位置处于太阳系适居带，其较为活跃的地质活动形成的深海热泉为生命起源提供了条件，加上古大气层在26亿年前被大规模氧化促进了更复杂生物的演化，这也使得地球成为了宇宙中现今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天体。
地球历史通常用地质年代进行分段衡量，从大到小分为宙（eon）、代（era）、纪（period）、世（epoch）、期（age）、时（chron）六个分级，学术上以百万年（Myr或Ma）或十亿年（Ga）为时间单位衡量其时期跨度。目前为止地球总共经历了冥古宙、太古宙、元古宙和显生宙四大时期。
因为表述这么长久的时间有所困难，很不利于公众的科普理解，因此有时会将地球过往的历史比喻为二十四小时（将地球形成设定为凌晨零时，而此时此刻为翌日的凌晨零时），每秒大约代表5万3000年，而大爆炸与宇宙形成的时刻，则大约在137亿年前，以此模拟时间来说约等于三日前，即地球诞生前两日。

起源
地球是一颗行星，伴随著太阳系诞生。太阳系诞生之初，是以巨大并不断旋转的由尘埃与气体组成的云团的形态存在。它是由大爆炸所生成的氢与氦组成，同时亦有著由很久以前的星球内部所合成的其它元素。地球诞生前15至30分钟（等于大约46亿年前），一个邻近的恒星可能形成了超新星爆炸，对太阳星云传送了一个震荡波，并使之收缩。云团在塌缩中，温度上升、自转加速和平坦化。因为云团旋转，引力与惯性将云团压为一个圆碟，与其旋转轴成垂直。大部份质量集中在中央并开始加热。与此同时，因为引力使得物质环绕尘埃粒子紧缩，使得圆碟剩余部份开始分解为环状物。细少的碎片互相碰撞并组成较大的碎块。而组成的地球物质并众集在距中央约1亿5000万公里的地带。当太阳收缩并被加热，核融合开始，而因此形成的太阳风则清空了在圆碟内大部份没有收缩并组成较大个体的物质，只剩下少量的元素。之后，较重的元素聚集于太阳附近，形成了体积小，密度高的星体（类地行星）；较轻的元素则聚集于离太阳较远的地方，形成了体积大，密度低的星体（类木行星），而地球则是距离太阳第三近的行星。

冥古宙
冥古宙开始于地球形成之初，结束于38亿年前。冥古宙早期，地球与现在的世界十分不同。当时没有海洋，大气层里亦没有氧气。小行星与太阳系形成后余下的物质不断撞击。这些撞击与放射性崩解产生的热、残热与收缩压力产生的热相结合，使得地球在这阶段完全为熔化状态。较重的元素沉向中心，而较轻的元素则升至表面，从而制造了地球的不同层次。

月球形成
月球的起源仍然众说纷纭，但以大碰撞说的支持证据最多。地球可能并非惟一的在距离太阳1亿5000万公里处生成的行星。所以科学家们假设了另一颗原始行星在距离太阳与地球1亿5000万公里处，即第四个或第五个拉格朗日点处形成。此行星被命名为忒伊亚，并假设其较现在的地球为小，大约为火星的大小与质量。其运行轨道刚开始时应该较为稳定，但其后被不断增加质量的地球所扰乱。忒伊亚开始回转并向地球靠拢，最后在大约为假设时钟的上午0时11分（大约45亿3300万年前），其以一个低斜的角度与地球发生碰撞。其低速与低角度并不足以毁灭地球，但足以使大部份地壳被喷出。构成忒伊亚的重金属沉入地球的地核内，而剩余的物质与喷出物则在数周内冷凝为一个独立个体。在其自身的重力影响下，大约于一年内，其成为一个较为球状的个体，即是月球。而人们亦相信这次撞击使地球的自转轴倾斜了23.5°，使地球出现四季（一个简单，完美的星体应是自转轴没有倾斜并没有分明的季节）。其亦可能加速了地球的自转速度并使地球出现了板块构造。

地壳形成
地球的早期大气层包括了围绕其存在的太阳星云里的物质，特别是较轻的气体如氢与氦，但是太阳风与地球自身的热力清空了这层大气层。地球表面慢慢地冷凝，在（大约为假设时钟）的上午0时47分（44.5亿年前）形成了固体的地壳。
在大约是假设时钟的上午3时至4时（40亿至38亿年前），地球经历了一个后期重轰炸期时期。蒸气由地壳里逃出，而更多的气体由火山内释出，从而形成了第二道大气层。这道新的大气层可能包含了氨、甲烷、水蒸气、二氧化碳、氮气与其他含量较少的气体。而氧气则被氢气或地表上的矿物质束缚著。火山活动出现频密，而且因为没有臭氧层防护，紫外线大量照射在地球表面。更多的水份在火流星撞击地球时被带来。

海洋形成
这是在38亿年前，地球开始冷却，大气层温度下降，形成了一场持续上百万年之久的滂沱暴雨。所有的水汇集起来形成了海洋（最近的证据提出海洋可能在42亿年前开始形成，即此条目假设时钟的上午1时51分）。

太古宙
生命
太阳系后期重轰炸期结束后，地球进入了太古宙，并诞生了生命。生命起源的详情仍是未知之数，然而仍有主要的原理被建立。如果把漫长的地球历史浓缩至一小时，那么动物是直到最后15分钟才出现的。而陆生动物则是在倒数6分钟时才出现的。爬行动物时代在这一小时快走完时，才持续不过2分多钟。生物发生说认为生命，或至少是有机化合物，可能是来自外太空；然而一般认为生命起源于地球。大部份科学家认为生命是在地球上自然孕育，但生命出现的时间却极不确定；可能在大约40亿年前（此条目假设时钟的上午3时）。
在地球早期的能量化学里，有一个分子（可能是其他东西）获取了自我复制的能力：复制子。此分子的性质并不清楚，其被现在生命的复制子DNA取代前，曾是生命的主要复制子。这个复制子在自我复制的过程里并非经常正确地复制：部份复制品包含了“错误”。如果这种转变消灭了分子的复制能力，则将不会有更多的复制品，而这条生命线将会灭绝。但在另一方面，少数变化使得分子的复制变得更快或更佳；这些“品系”的数量较多也较“成功”。当原料（其角色类似食物）消耗殆尽后，这些品系会利用其他物质，且可能会抑制其他品系的生长，使其数量增加。少数不同的模型提出了复制子可能发展的方法。假设有不同的复制子，包括有机化合物如现代核酸里的蛋白质、磷脂、结晶体等，甚至是量子系统。现在并没有方法知道何种模型更为符合地球生命的起源。在众多较旧的理论里其中一条理论，与一条详细研究过的理论，会作为范例来解释其发生的可能性。火山、闪电与紫外线辐射释出的高能会使得简单化合物如甲烷与氨通过化学反应组合成较为复杂的分子，众多的有机化合物组成了生命的基础。当这种“有机汤”的数量增加，不同的分子互相发生反应。有时更多复杂的分子可能会出现；可能肉体提供了一个框架来收集与集中有机物。
部份分子的存在会加速了化学反应。而所有这些反应持续了很长时间，时多时少，直至一个新分子机缘巧合地出现：复制子（replicator）。其有著奇怪的特质，可以加速自我复制的化学反应，并开展生物进化。其他理论假一个不同的复制子。在任何情况，DNA在每一点均取代了复制子的功能；所有已知生命（部份病毒与普利昂蛋白除外）皆以DNA为遗传物质，且几乎都以相同方法作为讯息的编码。

细胞
现代的生命的复制子是整齐地包装在细胞膜内的。而理解细胞膜的起源较理解复制子的起源容易，因为组成细胞膜的磷脂分子在置放于水中时经常会自发地形成一道双层膜。在特定环境下，很多这样的球体因此而形成（请参看“气泡理论”）。现在无法得知此过程是早于或延续复制子的起源（或可能其在过去就是复制子）。
现在主流的意见是该复制子，在这点可能是RNA（请参看RNA世界学说），与其自我复制的器具和其他可能的生物分子已进化出来了。最初时原始细胞可能在其生长得过于巨大时发生爆裂；而四散的物质则可能重新殖民于其他“气泡”。稳定细胞膜的蛋白质，或其后协助其变得井然有序的蛋白质，使得这些细胞线的繁衍速度加快。RNA是较有可能的早期复制子之一，能同时储存遗传资讯与加速反应。在同一点上，DNA取代了RNA储存遗传资讯的角色，而蛋白质则是作为加速反应的酵素存在，RNA则只负责传送资讯并调节其过程。越来越多人相信这些早期细胞的进化与名为“黑烟囱”的海底火山爆发有关，或是深层而热的岩石。
然而，现在普遍相信众多细胞或原始细胞里，只有一种细胞存活。现有证据指出最后普遍共同祖先（LUCA）在早期太古代生存，假设时钟的上午5时30分（大约为三十五亿年前）或更早。这个“最后普遍共同祖先”细胞是所有细胞的祖先，亦即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祖先。其可能为一个原核生物，拥有一层细胞膜，亦可能拥有核糖体，但欠缺了细胞核或真核细胞有膜状胞器如线粒体或叶绿体。就如所有现代细胞，亦使用DNA储存遗传基因，RNA作资讯传送与蛋白质合成，并拥有酵素作加速反应的用途。部份科学家相信与其说最后普遍共同祖先是单一个体，不如说其为在基因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里的众多交换遗传基因资讯的族群。

光合作用与氧
太古宙结束于25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最初的细胞相信全是异营生物，使用周围的有机分子（包括由其他细胞得来的有机分子）来作为原料与能量来源。但食物供应渐渐减少，部份细胞进化出新的生存战略。与其依靠逐渐减少的自由存在的有机分子，这些细胞选择了太阳光作为能量来源。
这个转变的时间难以确测，但大约为假设时钟的上午8时（大约为30亿年前），与现在的光合作用相类的功能在此刻可能已发展出来了。这使得太阳的能量不只被自营生物采用，而异养生物亦能摄取太阳能量。光合作用使用含量丰富的二氧化碳与水作为原料，配以太能光的能量，产生了富能量的有机分子（碳水化合物）。此外，光合作用过程亦生成了氧气。
最初其在海洋里与石灰岩、铁和其他矿物质结合，但当所有可利用的矿物皆已与其结合，氧气开始冒出水面在大气层里积聚。虽然每一个细胞只会产生少量氧气，但积少成多，经过长时间，大量细胞的新陈代谢作用慢慢地使地球大气层变为现在的状态。这就是地球的第三道大气层。部份氧气变为臭氧，并在大气层上方凝聚，就是现在的臭氧层。臭氧层不断吸收大量的紫外线，这使得细胞可以殖民至海洋表面并最终殖民至地上：没有臭氧层，紫外线会大量照射至地球表面，并使得受到照射的细胞产生不可承受的突变。而光合作用除了可以制造大量能量供细胞生存与隔开紫外线，其亦有著第三个主要的、使得世界改变的作用。氧气是有毒的，其含量的上升可能在当时使得地球上大量的生命死亡（“大氧化事件”）。而有抵抗能力的生命则存活并繁衍，部份更发展出使用氧气来增进其新陈代谢作用的速度，并能由相同食物里摄取更多的能量。

元古宙
内共生与三域生物
现代生物分类学将生命分为三域（细菌、古菌、真核生物），而这三域生物的起源时间则未被确定。细菌域可能首先由其他生命的形式分裂出来（有时称为Neomura），但此说法极具争议。接著，在大约是假设时钟的下午2时（大约20亿年前），细菌域生物（Neomura）分裂为古菌与真核生物。核细胞（真核生物）较大并且较原核细胞（细菌与古菌）复杂，而这复杂性的起源正在被逐步了解。在这段时期，一个与今天的立克次病原体有关系的细菌细胞进入了一个较大的原核细胞。可能该大细胞尝试摄取较小的细胞但却失败了（可能因为较小的细胞为了防止被猎食而进化了）。可能该较小的细胞尝试寄生于较大的细胞。在任何情况下，较小的细胞在较大的细胞里存活。其使用氧气以引起该较大细胞所释出的废物的代谢作用，并产生更多能量。这种过剩的能量部份会给回主细胞。该小细胞在较大的细胞里自我复制，并很快地发展出一个稳定共生关系。久而久之，主细胞取得了部份较小的细胞遗传资讯，而其两者则开始互相依赖：较大的细胞不能在没有较小的细胞制造能量的情况下生存，而较小的细胞则不能在没有较大的细胞提供原料的情况下存活。较大的细胞与在其内大量繁衍的较小的细胞建立了共生关系，其两者因此被当为单一有机体，较细的细胞被分类为细胞器，名为线粒体。一个相类的情况在有著光合作用的蓝菌上出现并进入较大的异养生物的细胞，其后发展为叶绿体。
可能是这些转变得出的结果，真核生物里分出一条容许光合作用的系列，这大约发生在10亿年前（大约是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6时）。除了已建立的关于线粒体与叶绿体的细胞起源的内共生说外，亦有说法指细胞引起了氧化小体，螺旋体引起了纤毛与鞭毛，而一个脱氧核糖核酸病毒引起了细胞核，但没有任何一个学说被普遍接受。
在这段时期，大约是18亿至15亿年前（此条目假设时钟的下午2时30分至下午4时），最古老的假设超级大陆哥伦比亚大陆在地球上形成。

多细胞体
每一个域皆重复地分裂为多个世系，不过古菌与细菌的历史仍所知不多。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6时15分（大约在11亿年前），超级大陆罗迪尼亚大陆（Rodinia）正在形成。植物、动物与真菌的被分类，虽然其仍以单独细胞形式存在。部份生活在菌丛，并开始有著分工合作；举例来说，边缘的细胞所负担的工作与内部的细胞有所不同。
虽然特定细胞与一个多细胞有机物的菌丛内的分工并非经过分明，但是在大约是假设时钟的下午7时（大约10亿年前），第一颗多细胞植物出现，可能是绿藻。
假设时钟的下午7时15分（大约在9亿年前），真正的多细胞体在动物界里出现。最初其可能与今天的海绵动物相类，所有的细胞皆为全能细胞且是一个能重组合的破裂有机物。当所有多细胞有机物的分工合作机用更为完善时，细胞开始变得更为专门化并且更依靠其他细胞；单独的细胞将会死亡。
很多科学相信严苛的冰河时期在大约7亿70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时钟的下午7时56分），地球上所有的海洋表面完全被冰封（雪球地球）。
最终地，在假设时钟的下午8时2分（2亿年后），经由火山爆发释出足够的二氧化碳，造成了温室效应，使得全球变暖。大约在同一时间，即7亿5000万年前，罗迪尼亚大陆开始分裂。

显生宙
古生代
地球臭氧层形成后，其吸收了大部份太阳照射至地球的紫外线。其使得单细胞的有机物在著陆后的死亡机会大降，而原核生物则能更佳地在没有水份的环境里复制与存活。原核生物大约在26亿年前殖民陆地（此条目假设的时钟上午10时17分），这比真核生物起源的时间更早。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陆地上只有极少量的多细胞有机体。超级大陆潘诺西亚大陆在大约是假设时钟的下午8时50分形成至9时5分分裂（大约6亿年前至5000万年后）。而最早的脊椎动物则在大约5亿2000万年前出现在海洋上（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9时10分）。一个主要的灭绝事件在寒武纪末期发生，而这灭绝事件在大约4亿8500万年前停止（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9时25分）。
数亿年前，植物（可能是藻类）与真菌开始在水与陆地的边缘，并于其后离开水域而生存。经测定最古老的陆地真菌与植物的化石后，得知其该在大约在4亿8000万年至4亿6000万年前生存（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9时28分至9时34分），虽然分子的证据显示真菌可能早于十亿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6时40分）已殖民陆地；而植物早于七亿年前已殖民陆地（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8时20分）。刚开始时仍是在水域边缘存活，但是在此新环境里的持续殖民使得突变与变化开始出现。而首只离开海洋的动物的时间则并不准备地得知，所知的最明确、最古老的证据指出节肢动物大约在4亿5000万年前在陆地出现（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9时40分），其能在陆地繁盛与更佳地适应的原因可能是陆地上的植物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来源。而亦有一些不能确定的证据指出节肢动物可能早于5亿3000万年前就已在陆地上出现。在奥陶纪末前，即4亿44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9时40分），另一次灭绝事件发生，可能是与其同时的冰河时期所造成的结果。
大约在3亿8000万年至3亿7500百万前（此条目假设的下午10时），四足动物由鱼类进化而成。人们估计因为鱼鳍进化为四肢使得首个四足动物可以使其头部离开水域并呼吸空气。这使其可以在缺氧的水域里生存或在浅水区追捕猎物。其可能在其后的一段岁月里在陆地进行冒险。其最后有部份可能变得十分适应陆地生活并在成年时在陆地上生活，虽然其在水里孵化并在水里生蛋，以上便是四足动物的起源。在大约3亿6500万年前（此条目假的时钟的下午10时4分），另一个灭绝事件出现发生，这可能是因为全球冷化的结果。大约在3亿60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0时），植物开始包含种子，使其在陆地上繁衍的速度大增。
大约在2000万年后（3亿40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0时12分），羊膜卵的进化使得蛋可以在陆地上诞下，这是四足动物胚胎的生存优势。这使得羊膜动物由基干四足动物分离出来。再经过3000万年后（3亿10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0时22分），由蜥形类（包含了鸟类与非鸟类、非哺乳类爬行动物）里分离出合弓纲（包含了哺乳动物）。

中生代
3亿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下午10时25分），最近期的超级大陆盘古大陆形成。在2亿51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下午10时40分）发生了地球历史上最严峻的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当时地球上70%的陆生脊椎动物，以及高达96%的海中生物消失；这次灭绝事件也造成昆虫的唯一一次大量灭绝。这可能是西伯利亚暗色岩（Siberian Traps）的火山不断爆发的影响。但生命仍未完全灭绝，有小部份生命继续生存，在大约2亿33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0时47分），恐龙由其爬虫类祖先分离出来。大部份恐龙成功在二亿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0时56分）的三叠纪-侏罗纪灭绝事件里存活下来，而其很快便成为脊椎动物里的霸主。虽然在此时期有部份的哺乳类动物分离出来，存在的哺乳类全都是细小的动物如鼩鼱。
在1亿8000万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下午11时3分），盘古大陆分裂为劳亚古大陆（Laurasia）与冈瓦纳大陆（Gondwana）。鸟类与非鸟类恐龙的分界并不清晰，但始祖鸟这一传统上被认为是首种鸟类的动物，则在1亿5000万年前生活著（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1时12分）。
证据显示最早的会开花的被子植物在白垩纪出现，而在大约2000万年后（1亿32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1时18分）。
在66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1时39分），一个直径长10公里的陨石撞向地球上的犹加敦半岛（Yucatán Peninsula），将大量的物质与蒸气释放至空气里，使得太阳光被阻隔，妨碍了光合作用。很多大型动物，包括了非鸟类恐龙从此灭绝，这亦标志著白垩纪与中生代的结束。此后地球进入了古近纪的新纪元，哺乳动物的分支大幅增多，大量繁衍，并成为脊椎动物的霸主。可能在数百万年后（大约六千三百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1时40分），所有灵长类动物的最后共同祖先出现。在始新世的末期，大约34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1时49分），部份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回归海洋并成为如古蜥鲸属般的动物，其后演变为海豚与鲸鱼。

新生代
人类的出现
在6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下午11时58分），少量生存在非洲的类猿人为现代人类与其亲戚黑猩猩的最后共同祖先。其家族只有两个分支仍然存活。在其家族分离后不久，因为某些仍在争论的原因，类猿人的一支发展出了站立步行的能力。其脑部迅速地变大，而在大约20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下午11时59分22秒，或午夜前38秒），人属里的首个动物出现。每一代有机生物的种类，甚至是属皆可能有所不同。在大约相同时间，另一支分支则分裂为普通黑猩猩（common chimpanzee）的祖先与倭黑猩猩（bonobo）的祖先，这种进化仍不断在所有生命里进行。
直立人（Homo erectus）最晚在79万年前掌握了控制火的能力，但可能早于150万年前已经掌握了（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最终28秒至15秒）。对于语言起源的考究更为困难；因为难以得知直立人（Homo erectus）是否已能说话，还是直至智人（Homo sapiens）时才被有说话的能力。随著脑的体积增大，婴儿生产的速度增快，在其头部成长得大于骨盆前便要出生。因此其适应力较高，并拥有更高的学习容量，但依赖他人的时间也为之加长。社交技巧变得更为复杂，语言变得更为先进，而工具变得更为精细。这为长远的合作与脑部发展作出了贡献。
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智人”相信是在20万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最终2秒）或更早时期于非洲某处诞生；最古老的智人化石可追溯至16万年前。首个有证据显示拥有精神活动的人类为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通常被归类为没有后代的独立分类）；其会在别人死后埋葬其尸身，通常亦会以食物或工具作陪葬物。然而，拥有更复杂的信念的人类的证据，如早期克罗马侬人（Cro-Magnon）的洞穴壁画（可能有著魔幻或信仰的重要性）直至32000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最终0.6秒）才出现。克罗马农人亦有著石制小雕像如维伦多夫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可能亦有著信仰的含义。在11000年前（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最终0.2秒），部份“智人”抵达了南美洲的南端，最晚有人居住的大陆。这时人类使用的工具与语言继续在改进；而人际关系亦变得更为复杂。

文化的形成
在石器时代，智人九成以上时间过著游牧的猎人与采集者的生活。随著语言变得复杂，用来记忆和传送资讯的功能以一个新的复制子取代：弥（meme）。其想法可以迅速地与下一代交换或单向传送至下一代。文化演进很快便在速度上超过了生物演化，而人类的历史在此时开始。大约在公元前8500年至7000年（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最终0.20秒至0.17秒），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肥沃月弯（Fertile Crescent）的人类开始了系统化的农业与畜牧业。人类不再过著游牧生活，而开始永久定居下来。农牧的相对安全与高生产率使得人口开始膨胀。农牧业有一个主要影响，人类开始前所未有地影响四周的环境。过多的食物容许祭司与统治阶级的出现，这是分工合作的结果。
公元前4000年（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最终0.10秒）人类历史上首个文明于在中东的苏美出现。古埃及与古印度文明亦迅速地冒起，人类社会进入青铜时代。由公元前3000年（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最终0.09秒），现存最古老的宗教印度教开始形成。而公元前1300年，书写的发明使得复杂的社会变得可能：历史纪录与图书馆作为智识的仓库和文明间的资讯传送的增加。人类不再需要将其所有时间用作求生，求知欲与教育促进了人类的知识与智慧。不同的学科，包括科学出现了。新的文明出现，并与其他文明进行贸易、争夺领土与资源的战争，而帝国亦开始形成。在公元前500年（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最终0.048秒），中东、印度、中国与希腊地区出现了帝国；一个新帝国兴起，旧的帝国便覆亡。
在公元13世纪时（此条目假设的时钟的最终0.012秒），义大利出现了涉及宗教、艺术与科学各领域的文艺复兴。公元1500年，欧洲文明开始了科学与工业的革命，紧接着是地理大发现。公元1914年至1945年间，地球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紧随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类便开始了建设世界政府的首步，建立国际联盟；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联合国取代。在公元1992年，部份欧洲国家共同组成了欧洲联盟。国家间的交流与物资传送变得更为简单、政治与经济间的相互影响变得更大。各国进行全球化的步伐并不协调，但相互的合作仍日益增加。

现代世界
假设地球的历史被压缩成24小时，在最后千分之一秒内，地球上的转变变得十分快速，由公元1950年代中期至今天。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多，人类亦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限制或弥补这些损害；而人类亦开始关注将会降临的全新世灭绝事件与全球暖化。悲观者认为现时对于生态大灾难的防避为时已晚；而乐观者则认为不断革新的科学与技术会提供解决方法。
所有近期的科学发现皆认为遗传工程可能最为重要。人类现在可以直接修改其他生物的遗传物质，这是完全摆脱自然控制的程序。除此以外：科学已解开了智人本身的遗传密码。
人类亦开始尝试离开地球。在公元1957年，苏联发射了首颗人造卫星至地球轨道，不久后，加加林成为首位太空人。五个太空代理，代表著其他十五个国家，联合建设国际太空站。此外，自公元2000年后，一直有人类在太空中生活。
未来的发展在今天只能简略预估，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电子与其他各科的发展可能使得有一日生物可以永久殖民太空或其他世界。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宇由发展—一本详述宇宙起源直至现代所发生的事情的书。
Valley, John W.“一个早期的寒冷地球?”科学的美国人. 2005 Oct:58–65. 采讨海洋形成的时间与其他地球早期历史里的主要事情。
Davies, Paul.“生命的量子跳跃（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监护人. 2005 Dec 20. 探讨生命起源里量子系统的角色。
进化时间线（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使用了Shockwave）。由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说起，直至地球形成和细菌与其他有机物发展与人类的兴起的生命故事的动画。

参见

宇宙年表
宇宙
地球
世界
世界历史
大爆炸时间表
地质学时间表
地球地质历史
生命演化历程
文明终结


英国军队

英国武装部队（英语：British Armed Forces），官方名称为国王陛下的武装部队（His Majesty's Armed Forces），通称为英军，由英国君主担任英国陆、海、空三军统帅，由英国国防部内的国防委员会管理。
英国军队获英国国会授权，履行保护英国本土及其海外领土的职责、促进英国政府广泛的安全利益、出力支援国际及维持和平。英国军队经常活跃地参与北约和其他盟国的军事行动。在人员上，英国军队的主要优势是其人员训练的精良品质与完善的制度，而不是人员的数量多寡。英国常备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俄罗斯，世界排名前列，也是世界核武第五多的军力，在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法国之后。英国军队是北约第四大常驻部队，仅次于美国军队、土耳其军队和法国军队。英军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海外驻军，阿森松岛、巴林、百慕大、英属印度洋领地、福克兰群岛、德国、直布罗陀、蒙特塞拉特均设有海外驻地和设施，总计超过3万人。

历史
冗长、复杂的英国军事历史从17世纪起对世界历史有极大影响力。英国参与的重要战役包括：19世纪的七年战争及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与福克兰群岛战争。当大英帝国在1920年代到达高峰时，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都是英属或英国臣民。从二次大战后，英国军队依然活跃，并在全球各地例如：德国、汶莱、英属印度洋领地、塞浦路斯、福克兰群岛及直布罗陀等均有基地。其中驻德英军（BFG）是英国规模最大的一支海外驻军，但计划在2019年左右全数撤离。
现今英国国防管理架构由1964年成立，总部设于英国首都伦敦西敏白厅的英国国防部承担了过往英国海军部（Admiralty）、英国战争部（War Office）及英国空军部（Air Ministry）的角色。

简介
虽然英国军队的人数并非排名第一，但是英国拥有全球其中一支最有权威、高科技的小而精的军队，特别是海军部分仍维持著两艘[[航母]。尽管英军一系列广泛能力，近期国防政策的指定假设，任何大型军事行动必须要以盟国行动从事。波士尼亚黑塞哥维亚、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Operation Granby”、沙漠之狐行动、及“Operation Telic”等行动）都是先例 。当然，最上一次英国单独参与的大型军事行动必然是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
英国皇家海军以船舶总吨数是全球第四大海军（共90艘服役舰只。英国海军军种（Naval Service，包含英国皇家海军及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2006年七月的人力共35,400名军人，下辖以四艘三叉戟核能动力弹导飞弹潜艇（Vanguard class submarine）为中心的英国核子威慑力（Nuclear weapons and the United Kingdom），而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提供北约范围内外行动的两栖作战／海陆空协同作战攻击、及专科部队的增援。根据同一资料，英国陆军人力为100,010人，而英国皇家空军人力为45,210人；令海陆空三军正规军人总共有180,690名（女性军人占总数9%，总数并不包含文官）。后备军人包括超过35,000名来自英国陆军预备役部队，与海陆空三军全体数目合计约为232,000名军人。

军兵种
海上军种（Navy Service）包括：
英国皇家海军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
陆上军种（Army Service）包括：
英国陆军
英国地方自卫队
英国皇家空军

军事实力
部署
国外
驻爱沙尼亚约900人。

参见
英国军事史
五国联防
英国特种部队
苏格兰军事
褔克兰群岛军事
英国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英国海陆空三军合作社（NAAFI）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Manpower updat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Manpower, etc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外部连结
英国国防部
Military Knowledge Online - an MoD website
2005-2007年度国防开支（PD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国军事新闻资料平台
kamouflage.net > global search: Europe > United Kingdom > index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e Defence Suppliers Directory - 防卫供应商指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英语：conservatism），是一种旨在促进和保护传统的社会制度和实践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哲学。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因其所处的具体文化和文明的现状（status quo）而有所不同。保守派倾向于支持保证稳定性并逐渐演变的制度和实践，经常反对进步主义并寻求回归传统价值观。不同的保守派群体在不同时期维护不同的传统价值观，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亚洲价值观等。在当代西方，保守派维护有组织的宗教、议会政府和财产权。
1818年，在企图颠覆法国大革命共和成果的波旁复辟时期，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首次在政治意义上使用该术语（Le Conservateur）。从历史上看，保守主义与右翼政治有关，后来被用来描述广泛的观点。没有任何一套既定政策被认为是保守的，因为保守主义的意义取决于在特定地点和时间那些被认为是传统的东西。保守主义思想因适应现有传统和民族文化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保守派主张经济干预主义，而另一些保守派主张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 世界不同地区的保守派——各自坚持各自的传统——可能在广泛的议题上存在分歧。埃德蒙·伯克是18世纪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支持美国革命的政治家，被认为是1790年代保守主义的重要理论家。

定义
塞缪尔·P·亨廷顿在1957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一文中，对保守主义的定义有过梳理，这些定义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被称作“贵族式”，因为这一定有认为保守主义属于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分别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贵族思想，因此保守主义的反对者往往攻击保守主义过时。然而，保守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保守主义并不代表某一阶级的立场，它是一套独立而有效的意识形态，任何阶级、任何时代都可能有保守主义。最后一种是“情境式定义”，也是亨廷顿自己的观点，认为保守主义反复出现于历史上的一类相同情景——当社会制度受到根本性挑战时，建制派就会采取行动捍卫现有制度，这些建制派用以捍卫既成社会秩序的思想就是保守主义。

主题
1959年，英国保守党主席昆廷·霍格说：“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态度、一种恒久的力量，在自由社会的发展中发挥著永恒的作用，并对应于一种深刻而永久的人性本身的要求”。保守主义经常被用作一个通用术语来描述“占据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政治光谱的各种右翼观点”。尽管缺乏普遍的定义，但某些主题可以被认为是保守主义思想中的共同点。

传统
根据迈克尔·奥克肖特的说法，“保守……就是喜欢熟悉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喜欢尝试过的东西而不喜欢未经尝试的东西，喜欢事实而不喜欢神秘，喜欢实际性而不喜欢可能性，喜欢有限性而不喜欢无限性，喜欢近处的不完美，而不喜欢遥远的富足、完美的便利、乌托邦式的幸福笑声。” 这种传统主义反映出对经过时间考验的社会组织方法的信任，是给“死者投票”。传统也可能是一种认同感。

等级制
与基于传统的保守主义定义相反，科里·罗宾（Corey Robin）等一些政治理论家主要根据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一般辩护来定义保守主义。 由此，保守派认为，即某些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正常的或可取的，他们通常基于自然法、经济学或传统支持这一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保守主义与其说是维护旧制度的尝试，不如说是“对拥有权力、看到它受到威胁并试图赢回它的感受的沉思和理论演绎”。 相反，一些保守派可能会争辩说，他们不是寻求保护自己的权力，而是寻求保护适用于每个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促进他们认知中应该永恒的规范和规则。

现实主义
苏利文（Noël O'Sullivan）将保守主义称为关于“人类不完美的哲学”，反映了保守主义者对人性的负面看法以及对通过“乌托邦”计划改善人性的悲观态度。“现实主义右翼的知识分子教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是“贫穷、肮脏、野蛮和短命”的，需要中央集权的政治。

思想发展
虽然政治思想在其起源时便包含了许多可以被归类为保守主义的内容，一直到启蒙时代尤其是1789年前后的法国大革命震撼欧洲后，保守主义才以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的面貌崭露头角。许多人指出在宗教改革时期，圣公宗神学家理查德·胡克强调为了社会和谐和公共利益而必须在政治上保持稳定，显现出了早期的保守主义思想。但保守主义一直要到埃德蒙·伯克写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后成为系统性的意识形态。
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大力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支持美国革命。这些早期的保守思想通常坚持保守主义并非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理想相连。伯克反对一个完全由抽象的“理性”所引导的“启蒙”社会。许多人认为伯克发展出了对于现代主义的批评，不过伯克从来不曾使用“现代主义”，该词也要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伯克担忧启蒙运动对旧秩序的批判将会带来无法收拾的动乱，主张保持传统的价值。
伯克主张，一些人的理性必然少于其他人，因此如果这些人纯粹依靠理性行动，他们所运作的政府将会非常糟糕。对于伯克而言，政府的架构不该是由抽象的“理性”所组成，而是应该遵循国家长久以来的既定发展模式以及家庭和教会等重要的传统社会机构。

我们担忧人们会依照自身的理性主导其生活和交易，因为我们怀疑每个人的理性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因此个人最好是依靠于国家的既有传统。许多哲学家们都不会试著挑战传统，而是会利用他们的聪敏，寻找尚未被他们发掘的智慧。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他们也会选择继续保留传统，同时将理性融入其中，而非完全抛离传统单纯依靠理性；因为传统，夹带著其本身的理性，也会允许理性有所活动，这种互动关系是永恒不变的。
伯克主张，比起纯粹抽象（例如“理性”）的事物，传统更能作为立身处世的依据。因为传统经历了数个世代的智慧和考验，“理性”则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偏见，不但未经时间的考验，最多也只能代表一个世代的智慧。任何既有的价值观或传统都是经历了过去的时光考验才流传下来的，因此都应该被尊重。
不过，保守主义者并不反对变革。如同伯克所写道的：“无法接受改变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但他们坚持变革必须是透过有系统、有条理的改变，而非突然爆发的革命。革命为了某种理论或学说，会试图改变人类社会中复杂的人类互动关系，这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伯克大力呼吁应该避免道德风险。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人类社会有时是根深蒂固而体制健全的，而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计画而随意修改之、形塑之，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灾难。保守主义者也支持财产权，对于18世纪的辉格党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比财产权利更为神圣的了，财产权使得个人的利益考量高过那些华丽却不实际的理论。
随著拿破仑时代的结束，维也纳会议象征了保守主义在欧洲复兴的开端，抗衡经由法国大革命鼓舞的欧洲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

类型
自由保守主义
自由保守主义融合了主张政府对经济的最小干预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即个人应该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参与市场并创造财富。 然而，保守主义者认为，不能完全依赖个人在其他生活领域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自由保守主义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确保法律和秩序，需要社会机构来培养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责任感。自由保守主义是受自由主义强烈影响的保守主义的一种变体。自由保守主义通常指的是支持自由放任市场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关注既定传统、尊重权威和宗教价值观的古典保守主义的结合。自由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同时支持个人在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的自由。

古典保守主义
古典保守主义，也称传统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强调需要自然法则和超越道德秩序、传统、等级制、有机统一、农业、古典主义和高雅文化以及忠诚、忠贞等原则。一些传统主义者接受了“反动”和“反革命”的标签，无视启蒙运动以来对这些术语的污名。对社会有等级观念的许多传统主义保守派，包括少数美国人（著名的例子包括拉尔夫·亚当斯·克拉姆、索兰格·赫兹、威廉·S·林德和查尔斯·A·库伦贝），认为君主制政治结构是最自然和最有益的社会安排。

财政保守主义
财政保守主义强调政府在开支和借债上应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 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里写下了这个原则：

一个公民社会最初的理念所保障的，在于每个公民所拥有的财产，而非国家所要求的债主权利。公民对于其财产的权利是最首要的、最至高无上的、而又最不可侵犯的。个人的财产，无论是透过自行挣取而来、或是透过遗产继承、或者来自其他人所赠与的物品，在任何情况下，皆不属于国家所拥有…政府无论是由君王或是议会所统治，其所拥有的财产仅只限于公共财产，而其公共财产也只能来自于大多数公民所自愿给予的财产部分。

经济保守主义
英美
在英美，“经济保守主义”也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延伸了财政保守主义对于金融政策的保守态度，主张政府不应该随意干预市场的运作。有时候这种保守态度也延伸至小政府的哲学，支持自由市场、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经济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可以互换的意义上，英美经济保守主义可以追溯至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米尔顿·佛利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艾茵·兰德都是其代表。
财政保守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支持，并不一定会和社会保守主义及宗教保守主义的理念相符合。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运作也大幅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如同圈地运动和其他类似的改革，将原先传统淳朴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同时也可能改变对社会议题的态度，例如对于色情产业的态度。在这些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上，不同流派的保守主义之间也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冲突。例如在欧洲的不少国家的保守派便在社会议题上持自由派态度，与美国的保守派相对。

中国
中国语境中的“经济保守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有很大不同。例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爱国指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经济保守主义”主要是封建主义小农思想反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维护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捍卫社会公平、反对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稳定、反对社会动荡；维护国本，反对西化；维护人本，反对异化”，跟民族保守主义、社会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为一体。

社会保守主义
社会保守主义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尽管两者有重叠之处。 社会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是建立在脆弱的关系网络之上的，需要通过责任、传统价值观和既定机构来维护这些关系网络，并且支持政府在鼓励或执行传统价值观或行为方面发挥著作用。社会保守主义者想要维护传统道德和社会习俗，通常是反对他们认为激进的政策或社会工程，社会变革因此通常被认为是可疑的。
在今日欧美，社会保守派普遍赞成在堕胎争议中的反堕胎立场，并反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尤其是在公共资助的情况下），反对优生学和人类增强（超人类主义），同时支持生物保守主义，支持一男一女的传统婚姻定义；将核心家庭模式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反对将民事婚姻和儿童收养扩大到同性关系的夫妇；促进公共道德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反对无神论，尤其是激进的无神论、世俗主义和政教分离 ，主张禁止毒品、禁止卖淫、禁止安乐死；并支持审查色情内容以及他们认为淫秽或不雅的内容。

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保存本民族的文化或传统。文化在这里指的可以是相当广泛的西方文化或是中华文明、又或者小至藏文化。文化保守主义试图采纳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和制度。这种传统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例如在英国反对公制度量衡的运动，要求保持英国传统的度量衡标准。保守主义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在西方这可能包括了骑士制度和封建制度、或者是资本主义和法治。而在东方，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以及在印度的文化宽容传统都是保守主义的例子。
而依据社会保守主义的理论，传统也可以是道德性的。例如在某些文化里堕胎被认为是错误的。一些文化里则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暴露她们的面貌或四肢，认为那是不道德的举动，那些文化里的保守主义者也往往会支持以法律禁止那样的举动。其他的保守主义者则采取较正面的做法，支持好撒马利亚人法、或者其他需要公共慈善协助的法律，以此发扬他们的传统文化。
文化保守主义通常主张，由于既有的传统已经在文化或制度上占有其一席之地，也因此应该被保留。文化保守主义并不一定会接受其他不属于他们的文化，这取决于他们的开放度。许多保守主义者相信普世的道德价值，但其他一些人则认为道德可能因为国家和民族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只支持属于他们既有的文化。因此对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而言，在法国已被普遍接受的某种概念，并不一定适合套用至德国和其他国家。

宗教保守主义
宗教保守主义要求保存特定宗教的教义，有时会试著传播这些教义的价值观，又或者会试图将这些价值观写入法律条文。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支持现世的传统。有时候宗教保守主义可能会感到其自身与当地的文化产生冲突。而在一些国家，两个或多个宗教的保守主义者也可能会产生冲突，两派都宣称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指责对方的观点。
宗教保守主义与其他形式的保守主义不同，因为他们的形式相当多。许多宗教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改变，因为他们认为其信仰是来自于全能而不变的上帝。
被宗教保守主义所影响的政府可能会以实际政策提倡特定宗教的传统价值，例如在欧盟就有一些保守主义及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团体试著要求将基督教价值观写入欧盟宪法。若望·保禄二世也曾游说欧盟在宪法里提及上帝或宗教改革，但最后仍没有成功。
而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则显示出了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与现有社会秩序产生矛盾，他们可能会试图推翻现状，以回归理想中更为传统和正当的社会，有时也会以相当严格的方式解释圣经字句。这样的激进运动有时也可能是为了对抗既有政治体制的滥用、腐败、或违背教义。新教的宗教改革便是这样的例子之一。
在伊斯兰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Salafi）运动经常在政治和社会上采取激进行动，也因此常被大多数主流的伊斯兰政府所压制。原教主义者试著将他们对于伊斯兰社会的理想—亦即穆罕默德那个时代的社会，强加于他人之上，他们也经常会使用暴力的手段。他们反对伊斯兰社会在穆罕默德时代之后的发展，也因此常被定性为激进的宗教保守主义。
类似的现象事实上在全世界的许多宗教里都曾发生，有时候，这种冲突反映了传统社会与过去500年内才出现的现代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许多在现代世界被称为激进宗教保守主义标签的运动，其实只是将传统宗教理想混合上现代的、欧洲革命哲学的融合。

民族保守主义
民族保守主义重视“民族利益和传统社会结构、种族观点”，融合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许多民族保守主义者同时也是社会保守主义者，支持限制移民和难民，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倾向于维持传统家庭和社会稳定（部分反对堕胎及LGBT权利），而在欧洲通常为欧洲怀疑主义者。在经济议题上，民族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可以从支持计划经济到的混合经济或是自由放任经济。有评论认为，今日西方多数右派政党采取经济保守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忽略社会、文化和民族保守主义。

威权保守主义
威权保守主义（authoritarian conservatism）或反动保守主义（reactionary conservatism） 是指意识形态围绕保守民族主义（而不是种族民族主义，尽管可能存在某些种族成分，如反犹太主义）的专制政权。 威权保守运动表现出对宗教、传统和文化的强烈热爱，同时也表现出类似于其他极右翼民族主义运动的狂热民族主义。威权保守主义领导人的例子包括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和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威权保守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在同一时代很突出，有时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冲突。尽管这两种意识形态具有民族主义等核心价值观，有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等共同敌人，但威权保守主义的传统主义性质与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性、回溯性和民粹主义性质之间存在不同，因此在威权保守主义政权经常镇压法西斯主义运动和纳粹主义运动。 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敌意可以在奥地利威权保守主义与奥地利纳粹主义者的权力斗争特别是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被暗杀事件中看出来。
社会学家李普塞特研究了1920-1960年代右翼极端主义政治的阶级基础：

保守主义或右翼极端主义运动在现代历史的不同时期都出现过，从匈牙利的霍尔蒂派、奥地利的陶尔斐斯基督教社会党、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钢盔前线士兵联盟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到葡萄牙的萨拉查，1966年戴高乐主义运动和当代法国和意大利的君主主义者。右翼极端分子是保守的，而不是革命的。他们寻求改变政治制度以保存或恢复文化和经济制度，而自由派和左派极端分子则寻求利用政治手段进行文化和社会革命。右翼极端分子的理想不是极权统治者，而是君主，或者行事为人的传统主义者。西班牙、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此类运动一直是明确的君主主义者……这些运动的支持者与中间派的支持者不同，他们往往更富有，更虔诚，这在以下方面更为重要大规模支持的潜力。

地区政治
在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保守派”和“右派”两词经常是可以互换的，几乎成了同义词。虽然这并非完全正确，但两者的确重叠性极高。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支持稳定、逐步的改革而非激进的改变。许多保守派也反对那些排外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然而这些人通常也被归类为政治的右派，这就如同许多自由主义者也反对左派的共产主义思想一般。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的政策也经常会和那些支持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保守派产生冲突。
受到了早期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埃德蒙·伯克和大卫·休谟的影响，一些保守主义者也反对军事干预主义，伯克认为帝国主义是与保守主义的传统完全冲突的，因为帝国主义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殖民社会。不过，一些支持神权政治、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人也常被称为保守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也常被归类为保守派，有时候一些“正统的”保守派也会与这些人联合。英国保守党便是大英帝国概念的强烈支持者。“正统的”保守派与那些被称为极右派的人士之间的重叠程度通常是取决于一些政治上的禁忌，而非相当严谨的意识形态差异。在欧洲的议会制度下，保守派通常会与中立派甚至是左派相结盟，而非仇外而又民粹主义的极右派，虽然许多批评者也认为保守派采取了极右派的理念。

英美世界
英美现今保守主义政党通常倾向于小政府、自由市场的经济架构，以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对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甚至是反全球化及支持民粹主义，例如退出不必要的国际组织等。英美的部分进步保守主义者可能相对的支持有限度市场管控和社会福利政策，改以法律约束公平竞争的型态；现在欧洲国家的保守派跟大洋洲国家的保守派同样在对待外来移民的议题方面，比北美洲国家的保守派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但相对而言对外来文化上是比较开放，甚至支持部分社会自由主义的政策，虽然他们也会关心商业活动及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不过他们也较少反对或有限度支持福利国家政策的相关目标。

英国
伯克经常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之父。在英国，伯克的保守主义继续发展，但其影响早已不限于英国本土，遍及美国的发展使其不再特定于英国的保守主义了。伯克的保守主义与当代的英国保守主义并没有相当明确而有系统的连结。身为一个老辉格党员，伯克绝对不是所谓“保守派的创始人”。
最早的保守主义产生于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那些反对激烈变革和革命的人，被称为保守派。由于当时的革命对象是君主和贵族，所以保守分子又被称为王权分子或者保皇党人。18世纪和19世纪初，经过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已经进入现代民主的政党政治，也有人称之为披着君主外衣的共和国。当时英国政坛有两个主要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辉格党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主张变革，反对君权神授的绝对王权。托利党人则坚守传统，反对变革，支持王权发挥重要作用。相对于辉格党，托利党被称为奉行保守主义的政党。辉格党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英国的自由党，托利党则是现在保守党的前身。
托利党反映了宗教保守主义者、中产阶级和部分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人士的政治态度，并且支持君主制、圣公会、家庭伦理，并支持私人财产以保障社会秩序。到了工业革命的开端，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显然将会破坏这些以农村为主的框架，新出现的产业精英份子也被托利党人视为是社会秩序的大敌。在这个时候，罗伯特·皮尔爵士试图将新的工业阶级与托利党传统的地主阶级融合。1846年，他说服了地主们支持撤销谷物法。在他的努力下，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出现了，他们在试著保障传统秩序的同时也接受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的概念，传统地主和产业份子的融合最后产生了新的保守党。
本杰明·迪斯雷利给了这个新政党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年轻时他被浪漫主义运动和当时流行的中世纪复古风潮所影响，并发展出了一套对于工业主义的批评。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回归到一个理想中合作性的社会，在之中每个人都必须对其他人或团体负起责任。这种统一概念在英国政治里仍是重要的传统之一。这也启发了后来许多保守派政府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由迪斯雷利领导的保守派政府承认了劳工阶级的投票权利。他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主张许多劳工权益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也可以是传统保守主义的，这也是保守党一国保守主义的主张，成为现今保守党的主流派系。
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结盟、加上工党的崛起，加速了自由党在1920年代的垮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党实际上接受了许多由工党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特别上接纳并完善国民保健署。这种让步在实际上是为了重新获取权力，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中国有化的概念恢复了社会经济，成了当时跨政党的共识，主要是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不过，到了1980年代，在玛格利特·撒切尔的领导下，保守党回归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在撒切尔的领导下，是保守党的黄金时期，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至1997年才结束。

美国
在美国，保守主义一词是集合了众多政治意识形态的称呼，包括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同时支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反对国际主义、并提倡地方州的权利（州权）。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结合为一股政治意识形态，以回应20世纪初期以来因为经济大恐慌而出现的许多社会和政治改变，在冷战中美国保守主义强调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对抗，并在1980年代初期在经济上展开一连串撤销管制的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
美国政治一直以来基本是两党制。两个政党之间虽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尤其在面向变革方面，存在着一个相对支持变革，持社会自由主义及进步主义倾向的政党，称为民主党；和一个相对反对变革，持保守主义倾向的政党，称为共和党。
共和党支持小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过大公权力对公民自由造成损害，反对枪械管制。虽然共和党被称为保守主义政党，但和传统保守主义还是不同的，传统保守主义倾向经济自由主义，但在社会议题上强烈支持政教分离，避免宗教组织介入政治，与现时共和党受宗教组织势力支持不同。这也证明了为什么保守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都拥有不同的含义，特别是共和党在20世纪后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并转变现今的保守派。
虽然保守派在两大党过去都有一定数量的派系存在，特别是民主党1990年代前在南方仍存在不少保守派。但到了今天民主党内的保守派早已失去影响力，目前几乎所有的保守派都自认为共和党支持者。在2000年和2004年，大约80%自称为保守派的人都投票给了共和党。2010年，在南方的民主党保守派失去议席，并被共和党保守派取代。
共和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几位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米尔顿·佛利民等。哈耶克就自称是一个老辉格党人。只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潮，他们坚守19世纪自由主义传统，反对社会主义，因此被称为保守主义。
在美国，自由主义一词早已改变了原意，哈耶克认为涵义的改变是从罗斯福任内开始的，小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在当时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左翼的标签，由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在美国不受欢迎，小罗斯福于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并重新定义。自从那时开始，“自由主义”一词在美国改变了涵义，与原本18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了。哈耶克便主张他并不是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反而他才是真的自由主义者，而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只是冒充者，他也因此一直拒绝放弃这种称呼，但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天生及社会的不平等已经妨碍个人自由，如缺钱念公立大学等，所以需要政府介入补助才可能达到人类真正的自由，自由主义在美国已成为左派的代名词。
共和党有许多不同的主流派系，也可以套用至各种的理念或意识形态，但共同点都是传统保守主义的主张，认同小政府、自由贸易和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共和党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保守主义、古典保守主义，亦是传统保守主义，反对在政府和社会制度上的激进变革，这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其实是反意识形态的，因为其强调程序（稳定而不急躁的改革）高过特定结果（任何形式的理想政府）。对于古典保守主义而言，只要改变是经由正当的法治程序、而非经由革命或突然的变动，那么不管最后的政府是属于右派或左派都是正当的。自1930年代以来，成为共和党的主流保守派别，相信及认同小政府及自由贸易是作为共和党人的基本信念。1980年代后，加入新自由主义的下渗经济学。
社会保守主义是共和党的主流，强调传统的家庭社会价值观，反对堕胎及LGBT权利等。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在199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共和党保守主义的派系，由于有别于共和党传统保守主义，因此称为“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主要是从自由主义转变而来，反对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的激进变革，特别是民权思想趋于保守，从而形成新保守主义。他们的思想根源，和传统保守主义不一样，传统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埃德蒙·伯克思想基础上的。但新保守主义并不信奉伯克的思想。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支持军事干涉主义，倡导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和平，也支持不计成本打击世界上奉行“恐怖主义”与“包庇主义”的国家或地区，这就是具“先发制人”战略的国家主义原则，也经常被人戏称为“国家恐怖主义”，其典型正是伊拉克战争，在小布什政府充份发挥作用。新保守主义受到唐纳·川普反对及抵制。
宗教保守主义自1980年代为对抗左翼自由主义而崛起，开始渗入共和党政治。以基督教右派、福音派、天主教保守派及摩门教为主，强调美国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价值观，应体现在国家政府中。

欧洲大陆
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大陆，保守主义的右派通常是主张大政府和国家统制经济、维护君主专制、强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反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以最正统的老右派自居，将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新思潮包括古典自由主义、英美保守主义在内都视为左派理论，并对其强烈否定。典型的代表例如法国的约瑟夫·德·迈斯特，他认为人类所有的通过理性主义建立的制度一定会被新的理性主义推翻，只有非理性的制度才能永存，极力鼓吹一神教，认为“上帝是什么、神是什么”谁都不知道，只有不可知而使人敬畏的东西才能使人臣服，治理社会必须依靠基于集权统治和刽子手的警察国家，有了这样的恐怖统治，社会才能稳定。约瑟夫·德·迈斯特将法国大革命描述为恐怖统治，认为其恐怖的罪行是启蒙运动思想的逻辑结果、是对其的神圣惩罚。再比如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威廉·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鼓吹重商主义反对古典自由主义下的自由贸易，强调由普鲁士专制政权强力主导民族国家下的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反对工人运动进行辩护，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正是以这样的经济理论为主导，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教授形态”。
在现代欧洲大陆，保守主义的主流通常是以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为代表。这些政党组成了中间偏右欧洲人民党──欧洲议会里的主要政党联盟之一。这些政党通常是起源自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天主教政党，拥护天主教教义的社会理念。随著时间发展，保守主义及基督教民主主义成了他们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天主教色彩也逐渐淡去，亦不再限制非基督徒加入，但基督教价值观主张仍体现在政党中。德国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联盟政党拜恩基督教社会联盟都是属于新教-天主教背景结合的中间偏右基督教民主主义及保守主义政党。荷兰的基督教民主呼吁及奥地利的奥地利人民党也是中间偏右基督教民主主义及保守主义政党。
而在北欧，保守主义取党通常是由自由保守主义的政党例如瑞典的温和党、挪威的保守党、芬兰国家联合党、冰岛独立党和丹麦保守人民党为代表。在国内政策上，这些政党通常支持市场为主的政策，一般也会从商业团体和白领职业阶级获得支持。而在国际上，他们则会支持欧盟以及北约协防的重要。
一般而言，欧洲的保守派在许多社会和经济议题上会比美国保守派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甚至偏向美国自由派。他们也较少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那些目标，虽然他们也会关心商业环境的发展。不过，不少欧洲保守派也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政策，尤其是受到了撒切尔主义的影响。欧洲的保守派通常强调在政治上采取谨慎、温和的态度，主张应以已经实践过的做法为主，反对激进主义和未经实践的社会实验。对于高雅文化和既定政治制度，如君主立宪政体的支持者也在欧洲保守派之间相当常见。主流的保守派政党通常也坚定的支持欧盟。近年不少欧洲的保守派在欧洲移民危机中，坚决反对无限制的收容穆斯林难民，以免影响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欧洲的保守派政党现也有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
俄罗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始于19世纪。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在《关于古代和新俄罗斯的注释（Записка о древней и новой России）》（1811年）中首次明确表达了保守主义思想。卡拉姆津要求政府“保护智慧多于创造智慧”，否认有必要按照欧洲模式进行改革，尽管他并不否认社会逐渐欧洲化的价值；他认为威权主义和专制是俄罗斯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不可动摇的基础。继卡拉姆津之后，他们质疑改革的价值，而俄罗斯保守派原则上否认了俄罗斯欧洲化的必要性。在亚历山大二世自由统治之后，保守派在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重新回到了宫廷。观察家认为，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是2010年代和2020年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也不否认这一点：

健康的保守主义以使用所有最好的、新的、有前途的事物为前提，以确保逐步发展。一个社会要存在，就必须支持人类几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基本事物：这是对母性和童年的谨慎态度，这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成就的谨慎态度，对我们的传统和传统宗教的态度。

东亚
日本
明治维新后，日本采取了以五条誓言为基础的开放国策。五条誓言中，有“破旧俗，立于天地”的誓言。主张培育“和魂洋才”。1871年，废藩置县，从江户时代的分权制回归中央集权。1872年，福泽谕吉在《学文纲》中写道：“如果人人都立志于学问，了解事物的道理，顺从文明之风，政府的法律仍然是宽容的。法律是宽容还是严厉，要看人民的德行。”1873年，森有礼与福泽谕吉等西方学者共同组建明六社，传播渐进启蒙思想。
1881年，日本颁布了设立国会的诏书，此后政党诞生，1890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生效，帝国议会成立。在当时的日本，“保守派是指极端保守的人，顽固地坚持旧规则；在进步中维持秩序是首要任务。此外，保守派倾向于采取集权主义、外交和工业生产的政策，而改革派（进步派）倾向于采取分权主义、贸易和不干涉工业生产的政策。1900年，伊藤博文组建立宪政友会并作为执政党，开始了日本的政党政治。
战后，1955年，自民党在其“立党宣言”中宣布自己为保守主义政党，旨在有序地推进社会发展。1963年，林健太郎编撰了《当代日本思想大系 35 新保守主义》。林健太郎认为，保守主义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邪恶的，而是在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时始终保持其存在。1980年代，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西德的赫尔穆特·科尔一起，中曾根康弘政府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此外，在小泉纯一郎执政后的自民党中，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的亲美保守派和新保守派成为了主体。根据丸山政雄的说法，“日本的保守主义是适应当下现实的保守主义（等于现实主义），不会像法国保皇党那样固执地坚持保守主义原则。”中村博司写道：“日本人历来共有的、顺应形势或事态发展的政治文化是专制的、随从权势的。这是日本政治气候的一个特点”，并解释说，日本存在一种“无能为力”和“看情况、看立场”的文化。2010年，自民党在其新纲领中宣布，天皇应该受到尊敬，日本人应该是有归属感的公民，自民党将“建立一个真正日本的日本。”

韩国
韩国的主要保守主义政党在其历史上一直在改变其形式。首先是民主自由党（민주자유당），其第一任领导人是韩国第六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卢泰愚。民主自由党是由卢泰愚的民主正义党、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和金钟泌的新民主共和党合并而成。再次通过选举，其第二任领导人金泳三成为韩国第十四任总统。保守党在大选中被反对党击败后，再次改变形式，顺应党员的改革诉求。它成为了新韩国党，但一年后又发生了变化，它更名为大国家党（GNP）。自已故金大中1998年就任总统以来，该党沦为反对党，直到保守派李明博赢得2007年总统大选。2020年，保守派政党统合为国民力量，于2022年由尹锡悦赢得总统大选重新上台执政。

新加坡
新加坡唯一的保守主义政党是人民行动党，自1965年独立以来长期执政。该党以“亚洲民主”（Asian democracy）和“亚洲价值观”或“共同价值观”的形式提倡保守价值观。新加坡政治光谱左翼的主要政党是工人党。

香港
香港建制派被自由主义人士认为偏向保守主义，特别是在经济，政治及社会层面上，被支持自由民主的泛民主派贬称为“保皇党”。。

中国大陆
中国近代史上，人们视助推新事物成长为进步，助旧事物排斥新事物为保守；其实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相对，激进主义则与顽固主义相对。中国社会中间力量一直成长不足；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斗争，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斗争，实际进步不大。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保守主义（保皇主义）的尝试，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引进美国革命的共和主义主张相对，不过孙中山思想也包括文化保守主义元素。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尊孔、张勋复辟的企图也被进步主义者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体现，与新文化运动引介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思潮相对。1927年中国国民党清党（中共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等认为蒋介石的国民党已经背弃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周恩来1943年政论《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指蒋介石版本的“三民主义”（见《中国之命运》）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内战后，自由派知识分子部分导向中国共产党留在中国大陆，部分仍追随国府迁台。文革结束后，出现对极左的反思。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自六四事件以来，中国的政治威权主义、社会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不断上升，是“右翼发展性独裁”。

心理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心理学家对左右翼意识形态差异的不同动机和倾向进行了研究。早期的研究集中在保守派上，例如西奥多·W·阿多诺基于F量表人格测试的《威权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1950）。这本书在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它的一些发现已被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证实。
1973年，英国心理学家格伦·威尔逊（Glenn Wilson）出版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表明保守主义信念的一个普遍因素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Jost、Glaser、Kruglanski和Sulloway在2003年的研究综述发现，许多因素，例如不能容忍模棱两可和需要认知封闭，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保守主义程度及其在决策中的表现。麦克莱（Kathleen Maclay）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特征“可能与个人承诺和坚定不移的忠诚等普遍重视的特征有关”。研究还表明，虽然大多数人抵制变革，但自由主义者相对于保守主义者更能容忍变革。
心理学家鲍勃·阿尔特迈耶（Bob Altemeyer）指出，在他的右翼威权主义（RWA）量表中，政治上保守的人往往在RWA中排名靠前。 这一发现得到了阿多诺的回应。对在以色列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右翼政党支持者的RWA分数明显高于左翼政党支持者。然而，克劳森（H. Michael Crowson）及其同事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RWA与其他保守立场之间存在适度差距，并指出他们的“结果表明，保守主义不是右翼威权主义的同义词”。
心理学家普拉托（Felicia Pratto）和她的同事们发现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高度社会支配取向 (SDO) 与保守的政治观点和对促进平等的社会工程以的反对立场密切相关， 。普拉托的研究结果一直备受争议，因为普拉托和她的同事发现，高SDO分数与偏见呈现高度相关。然而，大卫·施耐德（David J. Schneider）主张这三个因素之间存在更复杂的关系，他写道：“当对SDO进行控制时，偏见与政治保守派之间的相关性几乎降至零，这表明保守主义与偏见之间的联系的确是由SDO引起的”。保守派政治理论家肯尼斯·米洛批评了普拉托的著作，他说：“看重既定身份、赞美习惯和尊重偏见是保守气质的特征，不是因为它不合理，而是因为这些东西锚定了人类的快速冲动。在我们已经失去它们之前，我们通常不会开始重视习俗的坚固性。激进主义经常引发青年运动，而保守主义是成熟者的一种状态，他们发现生活中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
1996年，一项关于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两者关联性在受教育更高的人群中更明显，尽管“在任何教育或知识水平上，反黑人与政治保守主义基本上没有关系”。他们还发现，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相关性完全可以通过它们与社会支配取向的相互关系来解释。
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在其2008年出版的《国民幸福总值》一书中提出了一项发现，即保守派的幸福度大约是自由派的两倍。200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保守派往往比自由派更快乐，因为他们倾向于为当前的事态辩护，而且他们不太受社会不平等的困扰。 事实上，随著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种相对幸福感的差异也会增加，因为保守派比自由派更能在意识形态上缓冲经济不平等的负面影响。2012年的一项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
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保守主义和认知能力呈负相关。研究发现，保守主义与SAT、词汇和类比测试成绩、教育衡量标准（如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总入学率）以及PISA数学和阅读作业的表现呈负相关。它还发现，保守主义与失败国家指数的组成部分和“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其他几个衡量标准”相关。研究使用了来自74个国家的参与者，并且对保守主义的定义与其他类似研究不同。哪些构成保守主义的定义在整个研究中有所不同。在巴西的样本中，即使在校正了性别、年龄、教育和收入之后，中右派和中间派的智商也最高。
人格心理学研究表明，保守主义与尽责性呈正相关，与对新体验的开放性呈负相关。由于尽责性与工作绩效呈正相关，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保守派服务人员比自由派服务人员获得更高的评分、评价和小费。

参考文献
深入阅读
埃德蒙·伯克.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October 1997: ISBN 0-87220-020-5 (paper).
Crunden, Robert, The Superfluous Men: Critics of American Culture, 1900-1945, 1999. ISBN 1-882926-30-7
Paul E. Gottfried,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1993. ISBN 0-8057-9749-1
Ted Honderich Conservatism
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7th Ed., 2001. ISBN 0-89526-171-5
Russell Kirk, The Politics of Prudence, 1993. ISBN 1-882926-01-3
Jerry Z. Muller Conservatism
Robert Nisbet Conservatism: Dream and Reality, 2001. ISBN 0-7658-0862-5
Noel O'Sullivan Conservatism
Roger Scruton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Alexander Lee and Timothy Stanley The End of Politics: Triangulation, Realignment and the Battle for the Centre Ground (Politico's Publishing, 17th July 2006): ISBN 1-84275-174-3 (hardcover)

外部连结
James Kalb的保守主义FAQ
Conservatism（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01-08-2015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onservat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美国保守主义
埃德蒙·伯克 著：《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全文（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右派网（美国）（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见

古典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自由意志主义
基督教民主主义
保守主义政党
左派和右派
基本教义派
反动的修辞


台湾教育

台湾教育，历经自荷西时期的宗教跟语文教育，之后明郑时期建设孔庙太学、清治时期建设书院、日治时期成立学校制度、战后的戒严时期教育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直到解严后的教育改革。

台湾教育历史
台湾教育相对于台湾开发史而言，启蒙相当的早。如果不包含没有文字记载的平埔族及台湾原住民等的史前教育方式，可溯源自1627年的荷兰统治时期。

荷治时期
17世纪30年代，跟随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台的传教士干治士利用罗马拼音将台湾新港附近的平埔族语言文字化，并利用该文字开堂教授圣经。该文字因为传授于平埔族新港社，所以称为新港文或新港文书。
1636年，荷兰传教士尤罗伯更开始在新港社创立学校招收平埔族学童，教授新港文、圣经与罗马字母。后来，南部平埔族大社中，通通都有类似由传教士设立的教育机构。这些学校，就是台湾教育的启蒙。

郑氏时期
而汉文化教育有系统移值台湾，则始于郑成功建立于台湾的郑氏政权。1661年郑成功击退荷兰东印度公司后，虽然隔年去世，不过继承者郑经与当时主要官员陈永华积极从事台湾教育工作。1666年，陈永华于当时台湾首府承天府建造全台湾第一座孔庙，并在孔庙左厢内设置太学，即今该地（全台首学）由来，这也是全台湾的第一所由官方出资兴办的求学场所，名字称为官学，又因为设于孔庙内又称为儒学。

清治时期
1683年清朝占领一半台湾。靖海侯施琅在台湾设立第一所名为“西定坊书院”的教育场所。这场所为免费入学的义学。1704年清廷于台设立而真正具有汉人传统的书院，则是台南
崇文书院。1683年-1895年，清朝于台湾设立了数十所书院，这些书院多是官办或官民合办。这情形与当时中国大陆学院全由私办的情形不太相同。
当时台湾，除了儒学、义学和书院之外，还有小型由私人筹办的小型书房。这些以八股文为主的教育与现代的教育尚有一段距离。
作为识字的闽南语蒙学书，有《识丁歌》、《千金谱》 等。客家语蒙书则有《四言杂字》。

日治时期
1895年甲午战争后，台湾日治时期开始。1895年7月14日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执掌台湾教育事务。他在设置台湾公学校意见一文中，建议台湾总督府于台湾实施当时日本尚未实施的儿童义务教育。1895年台湾总督府于台北市芝山岩设置第一所西式教育场所，也是台湾第一所小学。（今台北市士林国小）随后虽发生六氏先生事件，台湾总督府仍于1896年设置国语传习所，设置更多义务小学。之后，1898年国语传习所于并升格至公学校，1941年再改为国民学校。1943年，全台湾小学共1099所，小学生932525人。台湾人民的义务教育普及率为71%，全亚洲只低于日本，已达先进国家之列。
此外，日治时期的初等教育除了公学校、小学校、国民学校等制度外，还有专门为台湾原住民设置的蕃童教育所与蕃人公学校。
中等教育方面，为普及教育需要的大量师资，日人采公费制的师范学校制度。重要的有台北师范学校与台南师范学校等。除师范教育外，经济考量的职业学校也是日治时期中等教育重点，包含农工商渔都广设职业学校。而普通教育的中学校，早期仅让日人就读，也仅有两间中学校，分别为台湾总督府台北中学校(今建国中学)、台湾总督府台南中学校（今台南二中）。后在台湾士绅的奔走与集资下，于1915年成立台湾公立台中中学校(今台中一中)，第一所台湾人就读的学校方始成立。
而1923年（大正12年）设立台湾总督府台中师范学校。1931年台湾总督府台南高等工业学校。1940年台湾总督府于屏东新竹师范学校。1943年台中农林专门学校独立，也陆续升格为高等学院。(注册学生须具备初中毕业资格)
女子教育部分，随著教育政策的改变和社会的变迁，女子教学的内容日趋多元，但主要目标仍是期望女性成为“贤妻良母”，而非训练女性能自立更生。1896年后“国语学校”以手工艺为号召，正式成立女子分教场，而后从初等教育发展出中等女学校，但直到1930年代之后，女性受教育的情况才逐渐普遍。1919年后接连设立专收台人女性的彰化及台南两所高等女学校，各地纷纷也增设中学校、高等女学校、师范学校女子部，以及农业、商业及家政教育等学校。早期的课程重点在语言、艺能等项目，1930年代之后也加入游戏、运动等课外活动，为女性的身心健康、社会风气的开放影响深远。然而，蓬勃发展的女子教育并未延伸至高等教育，许多有志向学的女性，多选择海外留学。
高等教育，日治时期并非义务教育，很多高等学校都是限制一定比例的日人就读，故考入就读的台籍生程度均佳。至于大学，于1928年设立全台第一所大学台北帝国大学，方奠定台湾学术的基础。
虽然日本人在台湾普设西式的学校，但是传统的私塾却一直到皇民化运动时期才相继消失。

战后时期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早期，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强力推行国语教育，被认为是国民党五十年爱国教育。，教育资源与体制则约承袭日治时期后期与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时期的综合体制。
中华民国政府于1968年（民国57年）开始实施九年国民教育后。直至今日，接受六年学制的国民小学和三年学制的国民中学教育对于中华民国的所有及龄国民是一项应尽的义务。而大约95%以上的国中毕业生会选择进入三年学制的高级中等学校继续升学，或进入五年制专科学校。而高中，大学，研究所等等的各级学校遴选，现今大都依旧有名称不同的考试遴选方式。除此，亦有以高等教育为主的回流教育；比方在职专班。截至2015年8月，台湾有158所大专院校提供高等教育，当中又可分为普通教育（大学、独立学院）、技职教育（科技大学、技术学院）两大体系。每年约有14万名考生参加1月底或2月初的大学学测；约有7万名考生参加7月1日~7月3日的大学指考；九十九年大学指考分发结果，学生录取率达94.87%。另有约16万名考生参加5月中的四技二专统测，九十九年四技二专日间部登记分发结果，学生录取率为85.44％。台湾有153所大学院校设有研究所，但是每年也有许多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包括平均每年赴美国留学的1.3万人。2009年度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总预算中，有18.7%的经费编列为教育科学文化方面。

法人
国立
私立
私立综合性大学及学院有：天主教辅仁大学(1960年复校)、东吴大学(1954年复校)、淡江大学(1950年设立为英专、1980年改制大学)、东海大学(1955年设立)、中原大学(1955年设立、1980年改制大学)、逢甲大学(1961年设立、1980年改制大学)、静宜大学(1956年设立、戒严时期为独立学院)、中国文化大学(1963年设立研究所、1964年设立学院、1980年改制大学)及大同工学院(1956年设立时为工专,1963年改制为大同工学院,1999改名大学)
私立医学大学有：台北医学大学、高雄医学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山医学大学

市立
县立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属于中等教育的学校，在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实施后依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学生成绩评量准则规定国中九年级生均需要透过参加国中教育会考以了解国中学习成效，多数高中职也以此当免试入学超额比序作业时的参考要素。
台湾的高级中等学校不属义务教育，必须通过免试入学来申请或分发到各学校。台湾的高级中等学校分为普通型高级中等学校、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单科型高级中等学校、综合型高级中等学校四种，及等同于前述学制之进修学校及五年制专科学校（前3年）另外，因应培育中华民国国军干部人才之需要，设有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为三年制高级中等教育。
普通型高级中等学校则于一年级设置综合性科目，二年级起则由各校自行划分多个班群，不同班群会有各自的必修科目，且一样由学校自行制定，学生则可以选择进入自己想就读的班群；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依照职业类群分科；综合型高级中等学校则是结合普通型高级中等学校类科课程和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类科课程，一年级设置普通高中课程及职业试探，二年级依兴趣探索选择普通学术类发展（学术学程）或职业技术类专门技能（专门学程）；而就读中正预校的学生必须升读三军军官学校或国防大学。
属于技术型高中的学校，计有国立79所，以上高级中等学校均需透过参加免试入学统一分发，方能录取。1968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因国民教育为每一位国民应接受的教育，此后，又针对为从事职业生涯准备的国民中学学生于三年级时实施技艺教育，使学生谋得一技之长，毕业后可报考进入高级职业学校之实用技能班；2014年8月起实施十二年国教，高级职业学校改为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除改制或新设学校之外，不须即时更改校名全衔，但法律定位已有所调整。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学校隶属教育部高教司管辖，属于高等教育的院校计有国立大学23所、国立艺术大学3所、国立体育大学2所、私立大学29所、私立医学大学4所、私立医学院1所、私立管理学院2所，以上共63所；属于师范体系计有国立师范大学3所、国立教育大学2所，合计5所。以上大学校院均需透过参加大学学科能力测验或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方能录取。
高教体系在台湾社会拥有极高的影响力，从公民直选后的所有中华民国总统，一直到中央各部会的政府官员、各教育层级的教师、社会上的律师以及医师等等皆为高教体系完全垄断的领域。
1950年代，台湾的大学院校为四所，1973年行政院曾下令禁止私立学校成立，1985年后才又重新开放。随著时代背景改变，1994年“四一〇教改游行”诉求影响“广设高中大学”，2008年名列世界前1000大的大学有20所；学生人数由5000多人，增加到131万3千多人，2006年以考试方式入学的录取率为90.93%，若加上其他升学方式，大学录取率超过100%。直到2012年，台湾的大专院校已达162所。
台湾高等教育院校的经费预算原本主要收入为政府所分配的年度预算，受到全球化和学校增加的影响，财务结构的重心往校务基金和自筹款项倾斜，而校务基金的来源除了政府编列的预算拨付外，还有学杂费、推广教育、建教合作、场地设备管理、捐赠、孳息、其他等来源。

高等技职教育
在中华民国，属于高等技职教育的学校计有国立技职校院13所、国立专科学校2所、私立技职校院58所、私立专科学校10所，隶属教育部技职司管辖。属于高等技职教育体系之大学校院，考生须透过参加四技二专统一入学测验，方能录取。
2014年，《技术及职业教育法》三读通过，确立高等技职教育在台湾技职体系之定位及责任。
设有军校7所、警校2所，则是采单独招生方式，录取学生，考生需个别报考，参加各校所举办的考试，方能录取。

科技大学
技术学院
专科学校
陆生报考大专院校
2011年开始，中华民国政府开放中国大陆籍（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学生（通称“陆生”，不含港、澳）报考台湾大专院校。其中，私立大学开放大学部（学士班、本科）与研究所（硕、博士班）招生，国立大学仅开放研究所招生（离岛的国立澎湖科技大学、国立金门大学除外）。
2014年，国立大学也全部开放陆生本科生招生。但有名额限制，每届只招五名。
2014年，刘积亮取得陆生第一个台湾博士学位，毕业院校为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

教育种类
师范教育
台湾师范教育始于1896年创立之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师范部又分甲、乙两科，甲科招收日籍学生培育为“教谕”，即为正式合格教师；乙科招收台籍学生培育为“训导”，即为正式教师之助教。后于1899年于台北县、台中县及台南县各创立台北师范学校（第一代）、台中师范学校（第一代）及台南师范学校（第一代），培育大量台籍教师，以教育作为语言、文化、政治传播工具，便于统治殖民地。1902年因台湾初等学校（小学校、公学校）设立状况不佳，导致教师人数供过于求，总督府为樽节公帑废除台北师校、台中师校，尚有学籍之学生则转移至台南师校，而后台南师校也于1904年废校。
一战后总督府修改对台治理方针采取“内地延长主义”，其中1919年及1922年两次修改台湾教育令确立师范教育，将国语学校改制为台北师范学校（第二代）、台南师范学校（第二代）；此外推动日台共学制度，下修台湾人入学各级学校资格限制，仅需具备国语（日语）能力即可，台湾人就学率大幅提升；为因应教师需求复办台中师范学校（第二代），新办新竹师范学校（并入中师预科）及屏东师范学校（并入南师预科），台北师范学校于1927年再分做台北第一师范学校（今台北市立大学）及台北第二师范学校（今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战后初期师资培育制度方面承续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师范教育制度，另外则将日治时代师范学校更名，或新设师校，原日治时代总督府台北、台中、台南三所师范学校改为省立台北、台中、台南师范学校。1946年，将台中师范学校新竹分校及台南师范学校屏东分校，分别扩充改为省立新竹与屏东师范学校。此外，于1945年设立台北市女子师范学校，1948年省立台东及花莲师范学校亦分别成立。至于中等学校教师的养成机构，则于1946年在台北市创立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所有师范校院均为公立，师范生均享受公费待遇，并有服务义务。另外，为解决严重“师资荒”现象，亦采取征选、考选、训练与讲习等速成管道，以补充师资之不足。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后，师资培育机构的设置仍以公立为主，师范生均给予公费待遇，中小学则仍采师资分途培育的方式。在小学师资培育方面，1954年增设高雄女子师范学校，1957年又增设嘉义师范学校。1960年起到1967年止，政府分期将全省九所师范学校一律改为师范专科学校，将修业年限由三年改为五年，使小学师资训练机构，由中等学校提升到了专科学校，1987年更将九所师专改制为师范学院，小学师资学历已提高到与中学师资同为大学毕业。至于中学师资培育机构，为了加强培育台湾中等教育师资，1955年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改制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1967年更名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为提高台湾中等学校师资素质，于1969年创设台湾省立中等学校教师研习会，1971年扩展为台湾省立教育学院，1980年更名为国立台湾教育学院，在1989年改制为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后，许多名额皆为公费；另外，为配合九年国民教育之实施，设立台湾省立高雄师范学院，1980年更名为国立高雄师范学院，并于1989年改制为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台湾此后有三所师范大学、一所普通大学教育系，用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
期间，九年国教开始实施，中学师资需求量遽增，乃公布“国民中学教师储备及职前训练办法”，规定只要修满教育科目十六学分以上者，即可担任中等学校教师。而于1967年教育部指定台大、政大、成功及中兴大学开设教育选修科目，此外，师大（院）并对拟任国中教师却未曾修习教育专业科目者，施以职前训练。1969年“师范教育法”公布实施后，才明定师资培育管道与内容。
1994年，“师范教育法”被修订为“师资培育法”，“师范教育”成为历史名词，“教师法”也于1995年公布实施。自此，中小学师资由师范校院、设有教育院、系、所或教育学程之大学实施，教师资格的取得分为初检及复检两个阶段，师资培育以自费为主，公费及助学金为辅。此外，教师培训采“储备制”，而教师任用则改为“聘任制”，均为其特色。使得师资培育体系趋向多元化、市场导向的倾向。
后来由于师院毕业只能担任国小教师，而师大毕业却在国小、国中、高中皆可任教职，且师大转型综合大学较为快速，因而导致师院逐渐地没落。在1996年行政院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中说：“师范学院设校条件不如一般大学，在追求较大效益的前提下，一方面可将有关校院加以归并整合，另一方面可考虑转型为综合大学，使其发挥较大效益。”。200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师范校院定位与转型发展方案”与“国立台北师范学院等六校成立转型改名教育大学筹备处”，推动国北师、新竹师院、台中师院、屏东师院、花莲师院、市立台北师院等六所师院转型教育大学，并与邻近大学整并。2011年中华民国教育部1月26日大学法修正案通过，其中第七条载明教育部拟订大学合并计画，报行政院核定后，由大学执行。在此前，2000年（88学年度第二学期），国立嘉义师范学院和国立嘉义技术学院合并为国立嘉义大学。而在2008年，国立花莲教育大学与国立东华大学合并为新的国立东华大学。2013年8月台北市立教育大学与台北市立体育学院合并为台北市立大学。2014年8月，国立屏东教育大学与国立屏东商业技术学院合并为国立屏东大学。2016年11月国立清华大学与国立新竹教育大学合并为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台东师范学院和国立台南师范学院分别脱离师范体制改制为综合大学国立台东大学和国立台南大学，目前教育大学仅剩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师资培育除了师范院校外，一般大学院校的教育学程也依师资培育法改设立师资培育中心。2004年，台湾有75个师资培育中心，共96个教育学程。尔后因少子化造成流浪教师现象，以及浮滥开放师资培育造成师资素质参差不齐，2015年仅剩33个师资培育中心。

体育制度
注：硕士班修业年限为1至4年，博士班修业年限为2至7年，本表皆以2年作为表示。

教育体系
注：硕士班修业年限为1至4年，博士班修业年限为2至7年，本表皆以2年作为表示。

教育统计
依据中华民国教育部于2006年（民国95年）的学生人数统计，165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共有1,310,672人，人数最多的前几所大学为国立台湾大学(32,233人)、淡江大学(27,543人)、辅仁大学(27,268人)、中国文化大学(26,612人)、国立成功大学(21,362人)、逢甲大学(20,426人)。公立大专院校约占全体大专院校学生人数的30%。中小学的统计中，以澎湖县马公市虎井国民小学和澎湖县立志清国民中学人数最少，分别有9名和16名学生。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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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班 (国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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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其它
台湾教育会，台湾教育沿革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10月1日
曾孝明，台湾教育的宏观与微观，御书房出版社，2004年4月1日
吉野秀公，台湾教育史，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12月1日
林玉体，台湾教育的主体性，台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1日
陈德和，台湾教育哲学论，文史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6月1日

外部连结
中华民国教育部（繁体中文）


八旗制度

八旗（满语：ᠵᠠᡴᡡᠨᡤᡡᠰᠠ，穆麟德转写：jakūn gūsa）是清朝特有的集军事、生产和行政管理于一体的社会组织，旗下之人称作“旗人”或“八旗子弟”。八旗的雏形来自于满洲人前身明代女真人的射猎小队“牛录”。努尔哈赤改善了这一制度，于1615年正式创立八旗，分为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八个旗色，随后数十年的征战和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吸收了蒙古、汉人等族群而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形成了一个以满洲为核心、蒙古、汉军为主体的多族群联合的社会集团。
八旗对清兵入关和此后维持政局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征平叛，无役不与，因此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国家根本所系”。清廷在施政方面采取旗民分治的政策，在汉地的统治基本上沿用明制，而八旗却在行政隶属上则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保持在满洲形成自身特有的传统体系，因此又被称为“国中之国”。八旗子弟“生则入档，壮则当兵”，故以披甲从军为主要职业，此外还可选择出仕，他们在教育、科考、任职、律法等政治、经济领域均享有一定特权，八旗成员从而控制国家的各个层面。自清中后期，由于八旗人丁的滋生而兵额有限，闲散旗人增多，从而导致了八旗生计问题突显。相对安逸的生活也造成了八旗兵丁逐渐疏于操练，给了湘军等汉人地方武装的崛起的机遇；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用新式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统治者尝试对八旗进行改制以适应时局，但都收效甚微，无法阻止清朝和八旗走向衰败。
民国初年，八旗衙门因《清室优待条件》获得保留部分职能。1938年，随着最后一支八旗组织新疆锡伯旗营被改编为县治，八旗正式成为历史。

历史
创建之初
满族的前身女真人曾有过相近的制度——“猛安谋克”（女真文： /miŋgan mou-mu-xuwə/），不过八旗制度的直接来源是“牛录额真”（满语：ᠨᡳᡵᡠᡝᠵᡝᠨ，穆麟德转写：niru ejen），本为明代女真人出猎开围之际临时设立的“十人之总领”。1584年，出身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兴起，牛录额真，此后汉译佐领，遂成为建州治下的正式官名，且统辖规模扩大至300人。努尔哈赤在征服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不断兼并部众，佐领的数目也不断增多，对主动来归的部族，编隶时会考虑保持其血缘组织的完整性。努尔哈赤在每个牛录设佐领（满语：ᠨᡳᡵᡠᠵᠠᠩᡤᡳᠨ，穆麟德转写：niru janggin，牛录章京）1员，5佐领为1参领，设参领（满语：ᠵᠠᠯᠠᠵᠠᠩᡤᡳᠨ，穆麟德转写：jala janggin，甲喇章京）1员；5参领为1旗，设都统（满语：ᡤᡡᠰᠠ ᡳᠠᠮᠪᠠᠨ，穆麟德转写：gūsa i amban，固山昂邦）1员。都统之上为各旗旗主、领主，由努尔哈赤及其子侄担任，为入八分王公。1615年，建州已经吞并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汉人也多有归附。麾下牛录已有百倍于起兵之初的规模。努尔哈赤在已建的黄白红蓝四旗的基础上，再增设四旗，以原四色旗分别镶边。原有的四旗称之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而称新设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从而形成了八旗之规模。
八旗集行政、军事、社会、生产等职能于一身，对满洲及清朝的崛起影响深远。八旗作为行政组织，凡牛录所辖之人皆为八旗社会阶层中的部民，统治者以旗统之，发布政令。八旗将士“出则为兵，入则为民”，遇到战争时期由各旗从各牛录抽调兵丁，作战完毕后即回归牛录以耕养战。八旗制度还把原先散居各处、互不统属的部民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当中，以旗-参领-佐领统治系统，建立起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管理模式，使得来源不同旗人成为了一个不易分裂的整体。
在八旗成立之初，旗的名目上并无民族属性之分。在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的1629年，开始有蒙古二旗的记载。1635年，后金在征服察哈尔部后，对众多的蒙古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整编，组建为若干蒙古佐领分属八旗。汉军本为后金进入辽沈地区所获之汉人军民，在天命后期被以奴仆的形式分拨给诸贝勒、大臣等。皇太极即位后，以编组汉人牛录、科举取士等手段，提高他们的待遇，使他们脱离奴仆身份，成为拥有单独户口的旗籍之人。汉军单独编旗始于1631年，1637年分为二旗，旗色玄青，1639年再分为四旗，旗色为正青旗和黄、白、红镶青边。1642年汉四旗撤编，组建为若干汉军牛录分属八旗，正式成为八旗的组成部分。因为有满洲、蒙古、汉军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些史料又将八旗称作“二十四旗”，但事实上同一旗色下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联一，是一个整体，隶属于同一旗主的行政管理之下。
八旗旗色的排序由于长幼尊卑、权力更迭等原因在初期大体上有过几次主要变化。在现有文献记录中最早记录排序顺序在天命七年，为正黄、镶黄、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镶白，此因努尔哈赤亲掌两黄旗、大贝勒代善主两红旗、二贝勒阿敏主镶蓝旗、三贝勒莽古尔泰主正蓝旗、四贝勒皇太极主正白旗、努尔哈赤长孙杜度主镶白旗，所以此排名与当时众旗主的长幼尊卑有关。皇太极即位之初，因镶白旗主在此阶段先后为阿济格与多尔衮，二人皆为正白旗主多铎兄长，所以正白与镶白位置调换。此后，皇太极先后打击了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两蓝旗的地位因此下降，八旗的排序也形成了一个两黄、两红、两白、两蓝的局面。崇德八年，皇太极去世，摄政王、镶白旗主多尔衮与正白旗主多铎互换旗色，并将同旗领主阿济格调入多铎所领之旗，多尔衮至此成为独掌正白旗的全旗之主，正白旗的位次力压宗王之元老代善而从第五位升至第三位。八旗的顺序至此变更为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至此，终清一代再未有所变更。1650年，多尔衮去世，顺治帝开始亲政。为了加强皇权，顺治帝亲自统领了原属多尔衮的正白旗，由皇帝控制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上三旗”，皇帝的户口登记在镶黄旗内，称“镶黄旗第一参领第一佐领上御名”，故镶黄旗为头旗。由诸王公、贝勒掌控的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五旗则被称作下五旗，其中正红旗主为礼亲王、镶白旗主为肃亲王、镶红旗主为克勤郡王、正蓝旗主为豫亲王、镶蓝旗主为郑亲王。因八旗顺序有别，所以旗人由于战功或与皇室恩赐等原因从下五旗改隶上三旗者，称之为“抬旗”；而在同一旗色或旗分之间的户口转换则称之为“改旗”。

清朝时期
入关前，由于施行八旗领主分封制的缘故，各旗不论财物还是属人对于入八分领主而言私属性质都很强。但随着顺治帝规定天子亲领上三旗，八分之制已彻底瓦解。为加强中央集权，清朝统治者开始剥夺旗主和入八分王公领主在各自旗内的权力。顺治年间，开始以王公薪俸制取代旗主均分制，八旗议政之制也被取消。此后，王公对本旗军队的统领权也遭到了削弱。雍正年间，雍正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他以儒家“天无二日”之论发布谕旨，将下五旗旗人官员与旗主王公、贝勒的从属关系彻底废除，仅保留各属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权。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领，也由皇帝直辖。旗主对于本旗官员的任免权也被剥夺，八旗都统在康熙年间起施行跨旗担任，以防旗主王公掣肘。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在北京正式设立八旗都统衙门，改变此前百余年间，八旗都统“在府办事”，无公所衙门的境况。
在施政方面，清廷采取旗民分治的政策。清朝在汉地的统治基本上沿用明制，而八旗在行政隶属上则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有自己的官僚体系，仿佛“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清廷视八旗为“国家根本所系”，在教育、科考、任职等政治、经济领域均享有一定特权。八旗子弟主要以披甲从军为主要职业，早期全民皆兵，平时从事生产，战时从征。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同时也是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此后八旗兵成为了职业兵，用于驻防或征战。不过，清代兵有常数，饷有定额，随着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披甲，披甲人数的比例也越来越小。闲散旗人起初虽分有旗地耕种，由于制度束缚而不方便耕种，许多旗地租给佃户，有的甚至被典卖，导致一些下层旗人陷入了贫困状态。因此，至乾隆年间，八旗生计问题开始显现。为缓解这一问题，一部分资浅的汉军因此出旗为民。此后的几代皇帝又将一部分京旗子弟移往东北回垦，然而皆治标而不能治本。除吃粮当兵外，追求上进之旗人还可选择读书出仕。在教育方面，八旗兴办宗学、觉罗学、各类官学等，以教授其八旗子弟。科举之外，八旗子弟还可凭借笔帖式、翻译进士、侍卫等特有之途径进入仕途。统治者在任用官员的时候有旗缺汉缺之分，旗人可以补汉缺，而反之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清朝前期，多数八旗子弟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汉人。然而，相对安逸的生活也造成了八旗兵丁逐渐疏于操练。清廷以“国语、骑射”为国策，然而至乾隆年间，京旗兵丁和各地八旗驻防均有疏于操练、武艺不精的现象存在。而八旗大臣中知兵者也越来越少。这些都给了清后期湘军、淮军等汉人地方武装崛起的机遇；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新式武器叩开了中国的大门，统治者所倚重的“骑射”也被时代所淘汰，清廷曾尝试对八旗进行改制以适应时局，及新式陆军建立，将部分京旗部队编为陆军第一镇，但均收效甚微，无法阻止当时内忧外患的清朝和八旗走向衰败。1907年，清廷废除旗民分治政策，然而仅仅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

民国以降
宣统退位后，八旗作为《清室优待条件》的一部分，得以保留部分职能。八旗衙门隶属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陆军部，由该衙门向旗人进行饷银发放等善后工作。1924年，北京政变后，旗人饷银停止发放，八旗衙门仅徒有形式。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将八旗衙门正式裁撤。除京旗外，东北和西北的驻防八旗，例如呼伦贝尔的索伦八旗、布特哈八旗、新疆的锡伯营等，由于历史原因在民国时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1932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和布特哈八旗等被满洲国政府撤销改组。1938年，锡伯营作为最后一支八旗组织随着驻地改设河南县而被新疆省政府撤销。
自清中后期，蒙古、汉军旗人因为其影响，因与传统蒙古人、汉人在风俗习惯、语言行事上差异较大，而和满洲旗人几乎一致，所以到了民国时期，他们不但被人认为、也大部分自认为文化上的满族。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家族先世在清代有无旗籍也是判定当代满族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因此，当代满族主要是由清代八旗制度下各族群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旗人作为满族的别称也流传至今。

编制
族裔
虽然整体上，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三部份之分，但具体而论，八旗中的族属成分要更为复杂。它主要以满洲为核心，以汉、蒙古为主体，辅以高丽、索伦、锡伯、回和俄罗斯等族群，甚至还曾一度有安南人加入（废帝黎维祁）。族源为汉人者主要隶属于汉军八旗，一部分隶属于内务府三旗、下五旗旗鼓佐领下的包衣组织，另有一部分为满洲旗份下的正身旗人；族源为蒙古者主要隶属于蒙古八旗，少部分隶籍于满洲八旗，还有极少部分曾在明朝为官者隶属于汉军；族源为高丽者主要隶属于八旗满洲旗分佐领下，其余大部分隶属于内务府高丽佐领下的包衣组织；索伦、锡伯等主要为天聪、崇德年间以及清兵入关后被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族源为回人者主要为乾隆年间来京居住的和卓及其部属；阿尔巴津人则源自顺治、康熙年间归附清朝的俄罗斯人，清廷将其收编在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俗称“俄罗斯佐领”。

阶层
八旗内部的各色人物中大体上可以分为外八旗人、包衣和旗下家奴三种。外八旗即八旗中的旗分佐领，主要源于入关前的自由民阶层，也是八旗的中坚力量。上至天潢贵胄、豪门世家，下至普通的八旗子弟，中间虽然存在着许多爵职等级，但都同属于这个阶层。包衣则是服侍皇帝、旗主、宗室领主的家内奴仆和庄园壮丁，但包衣在法律上并没有贱民的身份，实际上属于《大清律例》中良人的范畴。内务府以及大部分下五旗包衣都是正身旗人，拥有独立的户口，有的还拥有自己的旗下家奴。包衣因战功或皇室恩赐也可改隶于旗分佐领下，这也是抬旗的一种方式。旗下家奴则是八旗大臣和普通旗人的家仆，他们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或“八旗户下家人”。旗下家奴属于《大清律例》中的贱民之地位，无法参与科举或出仕。清初，即便普通旗兵亦广泛拥有家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作为随丁同主人征战。在取得战功后，可获得独立开户，成为“开户人”，但仍与正身旗人有别，在选兵方面只能担任等级最低的步甲。清中后期，八旗生计问题突显，大量旗下家奴被放出或卖与汉人主家，很多旗人已不再拥有家奴。大量开户人也被乾隆帝下令出旗，但仍有少部分开户家奴因为历年已久，无从查考来源而跻身正身旗人行列。

地域
禁旅八旗
清朝定都北京，是八旗的大本营。在京的八旗军队被称为“禁旅八旗”，又叫做“劲旅八旗”或“京旗”。清廷在北京城实施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按照军事大本营的规划将八旗分左右翼驻扎北京内城，皇城以外的地方。左翼四旗，镶黄旗在城东北，驻安定门内，依次而南为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右翼四旗，正黄旗在城西北，驻德胜门内，依次而南为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此后，虽然北京城作为军事大本营的性质逐渐弱化，但各旗驻防区域并未有任何改动。各旗官兵在行政上归本旗都统衙门直辖，有战事则出征，战毕即撤归京师，为清朝军事力量之根本。清末有禁旅八旗职官6680人，兵120309人。
禁旅八旗在军事体制上，又按照兵种独立编营，分为亲军、骁骑（马甲）、前锋、护军、步军（步甲）。其中，骁骑（马甲）营、护军营、步军（步甲）营均按旗分设，前锋营按左右翼分设，护军营与前锋营平时警卫宫禁，皇帝外出时扈从行营，是八旗兵的精锐。又从上列各营内选拔神机营（火枪），从前锋营内选拔健锐营，从骁骑营汉军内选拔枪营、炮营、藤牌营，从满洲蒙古习火器兵中选火器营，是为特种兵。

驻防八旗
清朝为了更有效地以较少的八旗兵丁控制全国，采取了居重驭轻、重点配置的政策，因此清廷还将一部分旗兵陆续派往全国各地驻防，称为“驻防八旗”。八旗驻防制度开始于顺治朝，拓展于康、雍两朝，至乾隆朝形成定制。顺治年间，各地八旗驻防仅一万五千余人，康熙、雍正年间渐增至九万余人，清中叶达十万余人，自此，驻防八旗兵额大体与京旗持平，一直持续到清末。康熙至乾隆年间，八旗在满洲的驻防地由十五处增至四十四处，在各省驻防地由九处增至二十处，乾隆年间在新疆新设八处。其中，配备在东北的兵力，约占驻防八旗总数的一半，而畿辅的驻防八旗又占东北地区以外驻防八旗的半数以上。相比之下，各省八旗驻防，一省不过一至三处。其中又以长江以北较多，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处未设驻防。内地军事戍守的任务，主要由六十余万绿营兵担任，八旗驻防起监视作用。八旗兵丁屯驻在全国七十余处重要城镇和水陆冲要，根据需要各设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只设城守尉、防守尉为其统领，成为了清朝控制全国的重要力量。清廷在除了东北地区外的八旗驻防地也实施旗民分治之策，在这些地方修有满城以便管理，同时能尽可能的不被当地汉人所同化。
雍正帝曾说过：“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驻防各地的兵丁，最初是从京旗各佐领派拨的，并由这些来自不同旗、佐的兵丁，在驻防地组成新的佐领。但他们的户籍，仍隶属原旗原佐领。所以在清初一段时间里，驻防旗人仍把北京作为他们的故乡。随着驻防制度的固定化，驻防旗人的户籍虽然仍隶属原旗都统衙门，与本佐领的关系却逐步削弱，并在驻防当地形成新的旗人群体。八旗驻防制度的实施，使满族的分布进一步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分散在全国各地。南至广州、北抵瑷珲、西迄伊犁，最集中的地方则是北京城内外和畿辅。

清末概况
注解
延伸阅读
[编]

 《清史稿·卷130》，出自赵尔巽《清史稿》

参考文献
文中引注

来源明细

参见
满城
猛安谋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八柱国


京沪铁路

京沪线即京沪铁路，指中国从北京通往上海的铁路，由原京山线北京至天津段、津浦线（天津—林场）和沪宁线（南京—上海）组成，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上述三条铁路线接通后遂出现京沪通道的名称，但并非正式营业铁路线。2006年12月31日起，原京山线北京—南仓段、原京山津浦上下行联络线、原津浦线（不含桥南经由济南站至石家庄段）、桥石联络线及原沪宁线合并为京沪线，正式起用“京沪线”的线路名称并开始统一编排里程。
目前京沪铁路实际里程为1451.4公里（经天津西、济南、蚌埠），为全线双线电气化干线铁路。北京—晏城—济西—党家庄—徐州—不经过蚌埠的外绕曹山线—南京—上海，实际里程为1435.1公里。
京沪铁路连接了中国南北最大的两座城市，而且沿途大都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带，因此成为中国目前最繁忙的铁路干线之一，是中国“八纵八横”铁路网的组成部分。虽然京沪线已进行过多次改善及扩能工程，但线路运输能力仍然日益饱和，因此兴建京沪高速铁路，以缓解运输压力。

历史
京沪铁路由原京山铁路部分路段、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于2006年合并而成。铁路线的建设则已历经百年。其中北段原为京山铁路（北京-山海关）的北京至天津段，建于1896年至1901年。
中段津浦铁路从天津北站经江苏徐州，原计划向东南直接通向镇江，叫“津镇铁路”，后改方案为向西南经宿州、蚌埠、滁州，然后到南京的浦口（位于长江北岸，即今南京北站），此段也改称为“津浦铁路”，于1908年动工，1912年通车。山东省韩庄为界，以北的山东省内以及北段由德国投资建设，以南的江苏、安徽段由英国投资建设。
南段沪宁铁路从上海到南京下关（今南京西站）于1905年动工，1908年建成，由英国投资建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以后，多次对这几段铁路进行维修和改造。1958年6月和9月，分别开始对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开建复线，但因当时中国大陆地区的财政和资源匮乏，以及文革等各类社会运动的干扰，导致这两段线路分别到1978年和1983年才全线建成。
原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一直被长江相隔，经坐火车南来北上的旅客需要先下车，乘坐渡轮到长江对岸，再到浦口站或下关站换乘列车才能到达目的地。在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津浦铁路与沪宁铁路接轨，浦口至下关的6艘火车渡轮也于1973年5月5日全部停航。
2005年5月10日，为了准备以后的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京沪铁路部分路段首次进行重大铁路封闭要点施工，开始更换提速钢轨和提速道岔，并改善轨道曲线半径，提速改造后线路最高容许速度可达200公里/小时。
2005年7月1日，京沪铁路开始进行电气化改造。2006年6月20日起全线供电。
2006年6月30日，新华网报道称由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制造的SS4B1088号货运电力机车牵引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飞驶通过南京长江大桥。这是京沪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完成后的首列运营电气化列车。改造后的京沪电气化铁路，旅客列车运行时速由80公里提高到160公里，部分区段最高可达到200公里；货物运输列车牵引定数由5000吨提高到5500吨，提高了这条铁路通道的运输能力。
2006年7月1日起，京沪铁路正式升级为电气化铁路。同时铁路沿线也陆续加装安全隔离网。
2007年4月18日，第六次铁路大提速范围将在京哈、京沪、京广、京九、陇海、浙赣、兰新、广深、胶济等干线展开，其中，时速160公里及以上提速线路延展里程达1.4万公里，分布在京哈、京沪、京广、京九、武九、陇海等干线；时速200公里线路延展里程达到6003公里，分布在京哈、京沪、京广等干线，其中京哈、京广、京沪、胶济线部分区段时速达250公里。京沪铁路开行既有线动车组列车。列车运行区间包括沪宁间各城市数对、北京—天津数对、济南—北京、上海—北京等，并在之后的调图中陆续开行直通胶济客运专线往青岛、陇海铁路往郑州、合宁铁路往合肥武汉、沪昆铁路往杭州乃至津山铁路往沈阳北的跨线列车。
沪宁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后，沪宁段货运能力得到极大释放，上海铁路局在开通后就增开了货运列车20对。
蚌埠市的规划机构一直有搬迁蚌埠站的想法，但是因为成本问题和对京沪铁路可能的影响而未能实现。另外，蚌埠市规划院也倾向将车站建于市中心，以便于市民乘搭列车。同时淮河航道局曾在2012年以为提高淮河干流的通过能力为由建议拆除蚌埠淮河铁路老桥，但因为该大桥的经济、文化及历史意义而遭受多方面的反对。因此，蚌埠淮河大桥和蚌埠站继续保留。

自2019年起，京沪铁路最后一处铁路道口，也就是位于北京市内的柳村道口已改建为地下通道，从此整条京沪铁路已经与道路全面立体交叉，不再存在铁路道口。
2021年11月23日，京沪铁路昆山至陆家浜段4.7公里铁路改造工程项目上行线（北京方向）顺利完成新、老铁路线之间的精准拨接，5时57分，X8074作为首辆列车缓缓驶入新线路，2021年12月23日，启动新建铁路下行线拨接施工，老线被准确抬高27.5厘米和25.7厘米，新老线精准拨接，51861次列车顺利驶入新线路。自此，京沪铁路昆山段列车改走新铁路桥，昆山站至陆家浜站间线路设计时速将从160km/h提高到200km/h，京沪铁路昆山段开启“新线时代”。
2024年6月15日，京沪高速铁路部分列车从北京南站高速场经由京沪既有线延长至北京站始发终到，北京电务段为此对北京南高速场-北京站一段的列控系统进行了改造。

线路
三线区间
1980年代，京山线京津区间（简称小京山）客货运输不断增长，造成运输能力紧张。经过多方反复讨论后，铁道部于1982年1月审批了京津三线的计划书，该计划中黄土坡至南仓间新建第三线位于既有下行线一侧。京津三线工程于1985年开工，1987年9月建成北京枢纽黄土坡-黄村站区间，当年11月投用；天津枢纽北仓-南仓区间于1989年底投入运营，而剩余区间则于1990年全部建成。目前在京津第三线运行的主要为慢车、超限、单机等特殊列车。
由于既有津浦铁路济南-泰山区间有数个长坡道，影响运输能力，铁道部和济南铁路局决定在党家庄-崮山、青杨-界首间增建第三线。济泰第三线工程于1992年4月开工，1994年10月竣工，并于1995年7月开通投产。济泰第三线为下行货物列车运行线，中间设4个线路所。2001年10月铁路部门对该段进行续建工程，撤销第三线上原有的线路所并将其引入既有津浦线的车站。工程于2002年12月竣工投用。
在淮河退堤工程施工期间，铁路部门建成蚌埠-蚌埠东第三线，以缓解淮河铁路大桥改造期间该区间运输紧张的局面，于1988年10月建成使用。另外，作为南京铁路枢纽工程的一部分，原津浦线南京至南京东第二复线工程于1986年8月开工，1988年8月和12月先后开通南京-兴卫村、和兴卫村-南京东区间。

外绕线
济南铁路是原津浦铁路的一段正线，北起桥南站，经过北园站和济南站，最后到达党家庄站。1958年原津浦铁路济南段进行复线勘测时，勘测单位中铁大桥局认为既有泺口大桥已不适合进行扩建，应在济南枢纽另建双线新桥及编组站。铁道部于1958年12月同意了该枢纽计划。但由于政治及经济因素，该外绕线工程经过多次修改后于1975年方正式开工，1976年完成晏党上行线。1977年完成晏党间、水白间和党白间双线工程，同时新建桥南-北园区间线路。2007年，铁道部为京沪铁路安排里程时，桥南-党家庄联络线被划为了今京沪铁路的正线，而桥党联络线以东的老线则被命名为济南铁路，并成为了京沪铁路和济南铁路地区的一段联络线，列车可通过此线前往邯济铁路和胶济铁路。
1985年开工徐州枢纽改建工程新建设徐州枢纽客货外绕正线，其中徐州北站货车南、东到发正线经由徐州站东侧的徐州南站并接入高家营站；徐州站北到、发正线外包徐州北编组站，于1990年完工投用。
蚌埠铁路枢纽扩建工程规划新建曹老集站至蚌埠东站、经由蚌埠淮河铁路新桥的曹山线。工程于1971年动工、1975年6月完工通车。曹山线建成后，津浦线（现京沪线）的货物列车遂经由新桥和曹山线过河。

运营
客运
尽管京沪高铁（2011年开通）分流了大部分长途客流，但既有京沪铁路仍承担以下客运任务：

普速列车：开行T字头（特快）、K字头（快速）、Z字头（直达）和部分普快列车，服务对价格敏感或沿线中小城市的旅客。
区域通勤：在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等城市群内曾开行短途城际列车，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区间车次。
动集列车：全线采用型复兴号CR200J型动车组，提升普速线路的舒适性和时效性。

货运
京沪铁路是华北与华东地区物资运输的大动脉，主要承运煤炭、钢铁、建材、粮食等大宗货物，以及集装箱运输。其货运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尤其山东、江苏段的能源运输需求旺盛。近年来，随着铁路货运改革，京沪线逐步推广“重载化”运输，部分区段开行万吨级重载列车，提升运输效率。

事故
2007年12月10日14时30分，京沪铁路黄土坡站到黄村站区间，某工区工长仝某，带领姚某，李某和张某进行桥下接触网设备测量和清雪作业，14时40分，张某在测量接触网参数时，被北京站到图们站的K215次列车撞飞，当场死亡。
2008年12月6日13时57分，上海铁路局徐州机务段的东风7C型5046号机车，由徐州北站出库后准备前往辅助场进行调车作业时，由于司机不确认信号并连续越过两架关闭的调车信号机，在京沪铁路上行正线一道岔处与正在通过的徐州站至哈尔滨站的1470次列车发生侧面冲突，造成机车小破2台、车辆小破11辆，耽误1470次列车2小时26分钟，构成铁路交通一般B类事故。

未来发展
根据《南京市铁路枢纽总图规划（2016-2030）》，京沪铁路未来将建成南京外绕线，使列车（以货车为主）在栖霞区龙潭附近过江，在绕行至六合区后再汇入主线，以减轻对市区的噪音和粉尘污染。同时，龙潭站将从一个小站改造为具备铁路、水路、陆路联运能力的物流节点。
根据《南京北站综合交通枢纽集疏运体系规划》，京沪铁路列车将停靠南京北站。

车站
参考文献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印象派

印象派（法语：Impressionnisme），是指于1860年代法国开展的一种艺术运动或一种画风。印象派的命名源自于莫奈于1874年的画作《印象·日出》，遭到学院派的攻击，并被评论家路易·勒鲁瓦挖苦是“印象派”。
印象派画作常见的特色是笔触未经修饰而显见，构图宽广无边，尤其著重于光影的改变、对时间的印象，并以生活中的平凡事物做为描绘对象。著名的艺术家有莫内、马内、窦加、雷诺瓦等，其中塞尚后开创了后印象派。
在视觉艺术领域的印象派后，很快的便出现了印象乐派、印象文学派等其他领域的类似派别。
印象主义画派是19世纪重要的艺术流派之一，它兴起于19世纪60~70年代，名于1874年此画派画家的第一次联展。19世纪最后三十年里，它成为法国艺术的主流，并影响到整个欧美画坛。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近代绘画的开端，确立了科学的素描造型体系，把明暗、透视、解剖等知识科学地运用到造型艺术之中；那么印象派则是现代绘画的起点，它完成了绘画中色彩造型的变革，将光与色的科学观念引入到绘画之中，革新了传统固有色观念，创立了以光源色和环境色为核心的现代写生色彩学。它还认识到艺术形式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在形式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为现代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相对于欧洲传统的古典主义艺术来说，以德拉克洛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可以说是第一次革命浪潮，以库尔贝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可以成为第二次革命浪潮，以马内、莫内、窦加等人为代表的印象主义运动则可称为第三次革命浪潮。印象派画家虽然仍选择了写实主义的描绘方式，但是发现了在人工条件下描绘对象的方法。当他们仔细研究了传统的写实法则后发现，传统艺术的再现自然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念之上的。因为传统绘画，画家写生大都在室内，主要依靠室内光在物体上产生柔和的明暗变化来画对象。这些画虽然也有不少微妙的色彩变化，但是这种方法始终是基于固有色的观点来描写对象的，因此总的色彩倾向是棕色调。人们也养成了欣赏这种油画的习惯，以至很少有人细心去研究在外光下会产生怎样的色彩效果。
印象派画家肩负起了重新研究光与色彩之关系的历史任务。他们不再依据传统的法则和教条，在受到巴比松画派和英国风景画家户外写生的启迪后，他们大胆地走出画室，面对自然进行写生创作。他们在室外写生后很少回画室再整理，让作品保持室外写生的生动性。而巴比松画派在外写生后，大多是回画室进行创作整理的。印象派画家根据当代科学的发展，了解光的构成，光和色的关系，依靠自己眼睛的观察去再现对象的光和色在视觉中造成的印象。这样，人们在把握色彩方面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革命。现在美术学院教授的色彩理论以及条件色、对比色、色彩三要素等广为人知的色彩知识均源于印象派对色彩的研究成果。
很多人不了解印象派，以为这是一个相当前卫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其实印象派只是一个同传统艺术一脉相承的画派。因为传统艺术主要是在遵循模仿写实的道路上发展，印象派并未放弃这个基本点，它的目标不过是更真实地从光和色的角度认识和再现对象。不同之处仅在于传统艺术只注意了对象的明暗关系变化，印象派却研究了光在物体上造成的丰富色彩效果。可以说印象派是传统艺术走向现代艺术的转折的起点。

历史
印象派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十九世纪法国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自文艺复兴以来直到19世纪中叶，艺术家主要探索了造型艺术的素描关系和解剖透视等问题，色彩仅被视为物体的固有色的明暗变化。尽管此前有德拉克洛瓦、康斯塔伯等人对色彩的探索，但毕竟只是尝试性的。大卫、安格尔、库尔贝等人又将素描关系的油画发展到难以超越的高峰，这样，19世纪的艺术家不得不思考绘画艺术的新出路，于是他们在色彩方面开始寻求突破。
与此同时，19世纪物理科学的发展也为印象派的产生提供了色彩理论方面的科学依据。19世纪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法国化学家谢弗雷尔等人对光和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结出许多新的色彩科学理论。后者还把这些色彩原理应用到艺术中，撰写了《色彩的协调与对比原理》(法语：Loi du contraste simultané des couleurs、英语：The Laws of Contrast of Colour)一书。他分析了由红、橙、黄、绿、蓝、靛、紫组成的太阳光谱色，指出物体之所以呈现不同的颜色，是因为它具有吸收和反射不同光线的能力等等。这些对光和色的研究成果对画家有很大的启发。

19世纪照相术的产生，对绘画艺术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促使艺术家去寻找新的出路。第一张照片产生于1820年代。至1860六十年代，照相术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此前，绘画承担着记录形象的重要任务，随着照相术的普及，绘画艺术已失去了它从前的优势，当时有些画家甚至认为无发展前途。这种危机感促使艺术家放弃了照片式的古典画法，转而寻找绘画色彩方面的新途径。
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正向东方扩张，东方的艺术和文化开始显露于西方人眼前。日本版画、中国丝织品等东方艺术，其独特的展示性、平面性、透视方法和单纯艳丽的色彩构成了一个焕发异彩的新的艺术世界，对西方艺术家摆脱传统开始新的追求，也是一个促进和启迪。印象派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了。
19世纪中叶尽管出现了敢于对抗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但官方学院派势力仍很强大。1863年的沙龙展在官方学院派的支持下，有四千多幅作品落选，引起了社会普遍的不满。拿破仑三世为稳定局面，亲自过问此事，随后举办了一个落选沙龙展。在这个展览会上，马内的《草地上的午餐》引起了争议，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虽然遭到一部分人的攻击，但也得到了一批青年画家和文学家的赞赏。
此后，一批不甘受传统艺术束缚，旨在革新的年轻艺术家，便经常聚集在巴黎巴提纽勒大道(Boulevard Des Batignolles)上的盖尔波瓦咖啡馆里谈论艺术和文学，探讨新的想法，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些人以古典画家格莱尔画室的四个学生莫内, 意大利印象派的创始人弗朗切斯科·菲利皮尼、雷诺瓦、西斯莱、巴齐伊为核心，以后他们又结交了毕沙罗、塞尚和女画家莫里索等人，最后马内和窦加也加入了他们之中，此外还有文学家左拉等人。马内在其中较年长，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因而被这群画家尊为精神领袖。

这些画家除探讨艺术外，还常常一起到户外作画，寻找新的绘画光色变化的表现手法。他们选择了库尔贝的写实道路，描绘自己亲眼所见的自然风景和现实生活。这些印象派画家也受到巴比松画派的影响，同他们密切交往，学习他们走出画室，面对自然写生的勇气，并从巴比松画派那里得到许多不同于学院派的忠告。年轻的印象派画家还从康斯塔伯和透纳的作品中得到启发和鼓舞，他们那生气勃勃的画面氛围感和丰富的色彩就得益于英国画家，尤其应当提到布丹和约翰·戎金（1819年-1891年）两位画家对印象派的直接影响。布丹是莫内的启蒙者，他坚持户外写生，作品充满光和大气的颤动感，尤其是对天空色彩的描绘更是生动。戎金是一位荷兰画家，常用水彩进行户外写生，然后再加工成油画，他的油画保持了写生稿的生动性，色彩感觉极佳。他与布丹、莫内常一起作画，布丹和戎金可以说是印象派的直接启蒙者。
1870年代普法战争之后，印象派画家又重新回到巴提纽勒大道上的盖尔波瓦咖啡馆聚会，因此也有人称他们为“巴提纽勒集团”。其实他们不过是一群交往密切，共同作画，共同探讨艺术的年轻艺术家，他们没有统一的思想，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纲领。从1860年代到1870年代经过十年左右的探索，终于形成了较成熟的新画风。于1874年，这群艺术家共同举办了第一次联合展览，展览名为“无名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协会展”，共有29位艺术家参加展览，作品160余件，展览引起了社会巨大回响。

展览中画家莫内的一幅海景画《印象·日出》被《喧噪》(Le Charivari)杂志记者路易·勒鲁瓦撰文加以讽刺，题为“印象主义者展览会”，他在文中借古典派画家之口，对这些作品大加抨击，他说《印象·日出》模糊地、令人难受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证明了作者的无知及对美与真实的否定，就是花糊纸也比这幅海景更完整些。
展览以后，带有讽刺意味的“印象主义”一词被这群画家所接受，从此也被人们所沿用。这样，举世公认印象派便由此诞生了。

基本特点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十九世纪人们已懂得物体之所以呈现不同的色彩，是由于它们吸收和反射不同的光所造成的。物体全部吸收日光便呈黑色，全部反射日光则为白色，反射蓝光波而吸收其他光波呈现蓝色等等。自然界的任何物体都必须受到光源色和周围环境色的其他物体的色彩的影响，因此不可能有绝对纯的固有颜色存在。那种认为树是绿色的，花是红色的观念，只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在科学发展的十九世纪，它显然已经过时了。人们认识到哪怕是同一个光源，在清晨和傍晚不同的时间，也会在物体上产生不同的色彩影响。而且物体与光源的距离，受光的角度，物体表面的光洁度等条件均会影响其色彩的变化。光和色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微妙。这样，传统固有色的观念被彻底打破了。
随着固有色观念的抛弃，人们对色彩的认识也大大深化。人们发现有几对色光两两相混成为白光，而有几种颜色互相混合会变成黑色，这样，人们称这些色光和颜料互为补色关系，把这样的两种颜料称为补色，如黄与紫、红与绿、橙与蓝。在色彩写生中，这 种补色关系有助于人们去分析和识别色彩。
人们对阴影的认识也大大改变。过去认为阴影只是棕色或黑色，无什么色彩可言，当用光源色和环境色的科学观念观察对象时，发现阴影受到反射和周围环境色彩的影响，也呈现出丰富的色彩，而且阴影常与光源色的冷暖呈相反的色性。

印象派画家不仅在色彩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观察方式上也开始了革新。过去人们总是按照传统的、接近于棕褐色的调子去画对象。之所以画不出印象派式的鲜艳色彩，是因为人们没有完全根据自己眼睛的观察，也缺少科学的帮助，仅按照“已知道”的颜色去画。印象派画家抛弃了一切传统的色彩观念，去捕捉在物体上造成的色彩变化所产生的视觉感受，这种感受纯粹是个人的，因此画出的色彩也就非常鲜明、丰富而富于个性。他们的目的仍然是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再现对象。印象派画家完全把精力放在捕捉视觉印象和追求光色变化上，他们往往忽视对象的形和轮廓，把对象画得相当松散和自由，只追求色彩效果。看惯严谨古典绘画的人很难接受他们的艺术。为了保持作品的生动感和真实感，印象派画家大都把习作作为创作，主张在外光中一次完成作品，回到画室不再修改。

强调绘画的审美功能
传统艺术都十分重视作品的内容情节，古典派喜欢宗教和历史题材，浪漫派常常取材于文学故事和异国风情，现实主义力图描绘与时代和社会紧密相关的事件，描绘普通的劳动者，印象派则主要追求光色变化的色彩效果，即追求色彩这一艺术形式，对作品描绘的主题、情节并无多大兴趣。印象派画家认识到，各门类艺术以各种不同的感觉器官为基础交流人的感情，人类丰富的精神活动必须凭借各种特殊的感官途径，才得以充分展示。文学主要通过语言、文字诉诸于思想，音乐通过旋律、节奏诉诸于听觉，美术则通过色彩、线条诉诸于视觉。绘画的情节性、故事性归属文学功能更合适。因此，他们关心的是怎样画，关心艺术形式，关心色彩线条给视觉造成的印象和刺激，而不在乎其内容，不再关心画什么。当我们看到有些印象派画家不厌其烦地画一个干草堆、一座桥梁达二十几张就不足为奇了。
印象派对绘画形式的探索和对绘画型的追求，使绘画变得更丰富，更自由，更具绘画特点，应当说这是绘画的一次解放。但是它对绘画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忽视是不可取的，这使印象派作品往往缺少社会的和历史的深度感。
印象派强调人对外界物体的光和影的感觉和印象，在创作技法上反对因循守旧，主张艺术的革新。
绘画技巧方面，印象派对光和色进行了探讨，研究出用外光描写对象的方法，并认识到色彩的变化是由色光造成的：色彩是随着观察位置，受光状态的不同和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印象派著重于描绘自然的霎那景象，使一瞬间成为永恒，并将这种科学原理运用到绘画中。印象派观察、直接感受表现色彩变化的微妙的画风，影响后来的现代艺术非常深远。早期印象派追求光的描写，把画架从室内搬到户外，在野外作画，因此又称为外光派。
印象派脱离了以往艺术形式对历史和宗教的依赖，艺术家们大胆地抛弃了传统的创作观念和公式。艺术家将焦点转移到纯粹的视觉感受形式上，作品的内容和主题变得不再重要，和表现主义表现内心情感、忽视描绘对象的外在形象不同。

代表画家
以下是致力推展印象派的画家：

克劳德·莫内
弗朗切斯科·菲利皮尼
爱德华·马内
皮耶-奥古斯特·雷诺瓦
保罗·塞尚
爱德加·窦加
文森·威廉·梵高
弗雷德里克·巴齐耶
古斯塔夫·卡耶博特
玛丽·史蒂文生·卡萨特
贝尔特·莫里索
卡米耶·毕沙罗
阿尔弗雷德·西斯莱

参见
新印象派
后印象派
加拿大印象派
油画
中国油画
画家列表
艺术家列表
克劳德·莫内
弗朗切斯科·菲利皮尼
爱德华·马内
颜文梁

参考文献

== 相关连结 ==


命令行界面

命令行界面（英语：Command-line interface，缩写：CLI）是在图形用户界面得到普及之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用户界面，它通常不支持鼠标，用户通过键盘输入指令，计算机接收到指令后，予以执行。也有人称之为字符用户界面（character user interface, CUI）。

简介
通常认为，命令行界面（CLI）没有图形用户界面（GUI）那么方便用户操作。因为，命令行界面的软件通常需要用户记忆操作的命令，但是，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命令行界面要较图形用户界面节约计算机系统的资源。在熟记命令的前提下，使用命令行界面往往要较使用图形用户界面的操作速度要快。所以，在现在的图形用户界面的操作系统中，通常都保留着可选的命令行界面。
虽然现在许多电脑系统都提供了图形化的操作方式，但是却都没有因而停止提供文字模式的命令行操作方式，相反的，许多系统反而更加强这部份的功能，例如Windows就不只加强了操作命令的功能和数量，也一直在改善Shell Programming的方式。而之所以要加强、改善，自然是因为不够好；作业系统的图形化操作方式对单一用户端电脑的操作，已经相当方便，但如果是一群用户端电脑，或者是24小时运作的伺服器电脑及路由器、交换器等电信设备，图形化操作方式有时会力有未逮，所以需要不断增强命令行介面的脚本语言和巨集语言来提供丰富的控制与自动化的系统管理能力，例如Linux系统的Bash或是Windows系统的Windows PowerShell。

其他命令行接口
命令行提供了程序和用户之间的接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命令行是对话框的替代方法。编辑器和数据库是一个命令行，替代命令处理器可以在其中工作。
有许多文本模式游戏，其中用户在屏幕底部输入命令。一个通过键入"找个戒指"或"查找"等命令来控制字符。该程序返回一个文本，描述角色如何看到它，或者他如何执行一个动作。
这些接口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标准流接口，它允许您将一个命令的输出传输到另一个命令的输入。文本文件也可以用于任何目的。它为管道、过滤器和重定向提供接口。在Unix中，设备也是文件，因此用于stdin，stdout和stderr的对于外壳通常文件类型是tty设备文件。
另一个命令行界面允许外壳程序运行帮助程序来运行文档或运行程序。命令在外壳内部处理，然后传递给另一个程序以运行文档。
有JavaScript程序库允许您在浏览器中编写命令行应用程序作为单独的网上应用程序或作为更大应用程序的一部分。还有SSH 网上应用程序，允许您提供对服务器命令行界面的访问，以及允许您配置端口请求。
网上浏览器URL输入字段可以用作命令行。也可用于"启动"网上应用程序，访问浏览器配置以及执行搜索。被称为"互联网命令行"的谷歌在检测到已知格式的搜索参数时会搜索特定域。

常见的CLI程式
bash / sh / ksh / csh / zsh / fish（Unix-like系统）
COMMAND.COM（MS-DOS系统）
DIGITAL命令语言（VMS）
cmd.exe / 命令提示字元（Windows NT和Windows CE系统）
Windows PowerShell（支援.NET Framework技术的Windows NT系统）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Windows Server 2003 命令行参考（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微软技术资源库

参见
人机互动
使用者介面
图形用户界面
Unix 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