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权移交

1997年7月1日，香港由英国依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成立，史称“香港回归”，或称“香港主权移交”、“香港移交”（英语：Handover of Hong Kong）等。双方代表团出席了交接仪式。此为1842年清朝政府自鸦片战争后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以来，经历二战日本占领香港及香港重光后，香港政权及治权方再一次变更。

名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及在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均有提出“收回香港”的表述（粤语：收返香港；英语：to recover Hong Kong），此表述的动作主体为中国，是直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主流表述。“香港回归”（英语：Hong Kong reunification）表述的动作主体为香港，在1983至1984年中英谈判时，仅有少数亲中派政治人物、法律学者和报章使用，最晚于1997年年初普及成为主流用语。
今日学界尤其国际法学者亦多用“香港主权移交”术语（英语：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不过自1980年代中英谈判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团对《南京条约》条文重新解读，主张清政府虽然因为香港割让而“没有行使主权”，但不认为香港主权因此而移交到英国手上，既然英国没有获得主权，逻辑上就无法把主权移交回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的双方措辞均回避“是否有移交主权”，中方声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语：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而英方声明“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英语：Restore Hong Ko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不承认“香港主权移交”为“香港回归”的表述用词。另外，英语界则至今常用“香港移交”（英语：Handover of Hong Kong）一词。

历史背景
割让香港
清政府割让香港前，香港属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南部。英国外务大臣彭玛斯顿勋爵认为英侨缴出鸦片，无异被迫纳赎命金（英侨其实并无生命危险），因此要求清政府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让一个小岛给英国，使英侨能在其国家荫庇下，安居乐业。为争取上述要求，英国显示实力，派遣远征军于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开抵中国沿海地区，遂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且谈且战，直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与琦善达成协议。林则徐在双方初步谈判失败后遭撤职，由琦善接任钦差大臣。1841年1月20日，双方签订《穿鼻草约》，清政府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英国海军于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岛正式成为英国属土。
是年6月，义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开始有移民居留。两国政府均不承认《穿鼻草约》；清政府认为割地是奇耻大辱，举国震怒，清廷遂撤琦善职，解京查办；英国方面，外交大臣彭玛斯顿勋爵也大表不满，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不足以代替通商条约。彭玛斯顿勋爵严厉谴责义律漠视他的训令，召回义律，另派砵甸乍爵士接任；1841年8月，砵甸乍爵士抵达香港，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一年后挥军溯长江而上，直逼南京。威胁京杭大运河。双方终于在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订立《南京条约》，战事始告平息。其时英国维新党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党外务大臣阿巴甸勋爵于1841年修改给砵甸乍爵士发出新训令，撤回割地要求；砵甸乍爵士于冬天停战时返抵香港，对香港发展甚为满意，在订立《南京条约》时，违背英廷训令，不仅订立通商条约，还要求割让香港。清政府并须开放广州等5个地点为通商口岸；该通商条约其后并入1843年10月缔订之《虎门善后条约》内，容许华人自由到香港经商。
中英对前订条约诠释各执一辞，清军水师登上英艇“亚罗”号搜捕海盗，因而发生冲突，引发英法联军之役，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英国得派遣外交代表到清朝，战事暂告平息。第一任使节为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鲁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递国书，但途经大沽突遭炮轰，于是1859年至1860年间，战火再起；英军拟保留九龙半岛驻防，经英国驻广州领事白加士爵士与两广总督交涉后，获得九龙半岛南端（北至界限街）连同昂船洲之租借权。1860年，战争结束，订立《北京条约》，九龙半岛正式割让予英国。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曾为清政府说项的德国、法国、俄国更有借口提出租地要求；其后局势紧张，英国认为如要防卫香港岛，必须取得邻近土地的控制权。根据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政府同意租借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个岛屿予英国，为期99年；英国此举仅在针对法俄两国，而非对付清朝。清政府保留九龙寨城之行政权力，仍有权使用九龙城码头，“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1899年12月27日，英国君主会同枢密院议决撤销这项条款，由英国单方面接管九龙城。在此之前，英国人已于1899年4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尚有零星反抗，但后来终告停止，新界遂成为香港一部分，但与市区分开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香港本土未受攻击。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同时日军进攻香港，取道中国大陆出师。英军被逼撤离新界和九龙，退守港岛，香港义勇军苦战一周后，以众寡悬殊，难扭劣势，终在圣诞日投降，港督杨慕琦成为战俘。日本占领香港共3年8个月。
1942年10月28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奉命与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开始签订新约举行谈判。由于英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华全部特权之诚意，谈判相当艰难。在谈判过程中出现香港问题，英国不肯归还香港（虽然当时香港还在日本占领下），这项谈判因而拖延。当中英谈判时，英国战时内阁首相邱吉尔和英国陆军大臣艾登认为，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香港已永久割让给英国，根据1860年《北京条约》，北至界限街之九龙半岛南端连同昂船洲也已永久割让给英国。原拟定在1942年公布之中英、中美平等新约，结果延至1943年公布，英、美取消在中国之治外法权及租界，但是不提香港地位。中国迫于无奈，惟有不再坚持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
1943年1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重庆签署《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史称《中英新约》。重庆国民政府以外交部长宋子文之名义向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发出正式照会，对新界“租借地”问题保留重提权利：“关于交还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不以现时进行谈判为宜，本代表认为憾事！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许予英国租借九龙条约之早日终止，实为中国国民所企望。而本日签订条约之意义，为开两国邦交之新纪元，中国政府以为若该约能于此时终止，则新纪元之精神更显著，因此之故，本代表通知阁下，中国政府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此问题之权。”11月23日，中、英、美三国领袖举行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对香港如何打算，邱吉尔请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国领土；蒋介石说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与清廷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概不予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罗斯福亦曾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放弃统治香港，并归还给中国发展为国际自由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引起了香港的归属问题：中国能否收回香港。中国政府亦希望能收回香港，但因国共内战日渐激烈而无暇南顾。另一方面，英国则强烈希望战后保持所有远东殖民地，包括作为英国远东海军基地及商业中心的香港。在英国的强硬态度及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下，香港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在战后的国际会议上提出过。

香港前途问题缘起
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已提出暂不收回香港的政策并解决港澳问题：“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国际考虑，以及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有“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大局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不承认英方对香港的“主权”，但是1950年向英国表明暂时不会“收回”香港。1950年1月6日，英国向中国递交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同时英国在军事上也做出部署，包括使用核武阻止中国大陆武力收复香港的可能。1972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公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
1952年10月，鉴于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同“民主化”进程，葛量洪与殖民地大臣分别在香港和英国国会同时宣布，香港在这个时期推行大规模政制改革，不合时宜；“但是我们已决定在香港的市政局进行改革，市政局内将会有两位民选的议席。”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文件显示，从1950年代开始，香港总督寻求推行民众选举，但迫于中国共产党新政权领导人压力等多方因素，最终放弃：档案显示，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曾在1960年表示，“我们将毫不犹豫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另一份文件记述早前两年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告诉英国一名军官，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点点自治的尝试，都会被视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表示这种做法会被认为是让香港走上独立道路的手段。
由于联合国规定殖民地拥有独立的权利，法理上当时香港人有权要求自决前途。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联合国“中国”席位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后，开始就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采取外交行动。1972年3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声明：“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6月15日，非殖化特别委员会通过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见的决议案。11月2日，联合国大会于1972年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从殖民地名单中剔除香港和澳门。往后，香港和澳门无法以殖民地身份独立，也未能透过联合国非殖化的努力改革社会制度并及早推进民主，此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制造了背景条件。
中国在1972年公开否定香港、澳门殖民地性质。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曾刊登文章《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解释官方立场：“迄今为止，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并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适用于香港。”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大陆政局不稳定，以致延迟到1980年代才开始和英国谈判归还香港问题。
大部份香港市民在中英开始详细谈判前，鲜有考虑香港主权的前途问题。但是，由于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于1997年6月30日届满，此事实促成中英两国政府在1980年代初开始谈判关于香港前途问题：香港政府有权就香港岛和九龙界限街以南土地批出跨越1997年6月30日的租契，在1970年代初起，在香港筹划多项大型基建项目，投资回本期往往跨越1997年6月30日，需要向国际筹集资金；中国大陆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以及对新界的土地契约安排，对这些大型基建都有十分关键影响，香港政府必须即时处理关于香港在1997年6月30日后政治前途的问题。1979年3月，麦理浩首度访问中国大陆，并首次向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

香港前途谈判
谈判缘起
香港市民在1979年前鲜有考虑香港前途问题，但香港政府却不然。由于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1997年6月30日届满，而1970年代香港筹划多项基建，投资回本期往往跨越1997年，香港政府知道租契必须清晰才能筹集资金。1979年3月，麦理浩到北京向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

“没有三脚凳”：排除香港参与
邓小平于1970年代末首先提出“一国两制”构思。中国官方说法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或者“政权交接”。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时谈话《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称：“……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1982年12月9日，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贝尔斯特德勋爵在香港发表意见，提出香港必须作为其中一方参加香港前途谈判，并把对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比作是中英港三方参与的“三角凳”，但中方代表团坚持香港无权加入为“第三者”参与谈判。1984年6月23日，邓小平接见香港行政局议员钟士元和邓莲如时，邓小平公开指“只有两脚凳”（指中英两国）、“没有三脚凳”、“欢迎你们以个人的身分到北京来”，由此“三脚凳”的比喻流传。香港行政局议员甚为不快，钟士元以包办婚姻比喻，指当天邓小平说“无论如何都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所谓三脚凳不存在，只有两脚凳，香港不应插嘴。当时我暗想，那不是等于盲婚吗？男女双方父母讨论婚姻事宜，香港就无权参与，但又不敢说出来反驳”；同为香港行政局议员的李鹏飞在2001年指“说中英两国是两脚凳……好像港人前途与港人无关似的”。据中方团长周南等人的回忆录，中方假定香港政界若参与谈判，将一边倒支持英方立场形成“以华制华”；而邓小平亦指控香港行政局议员挟持“香港民意”之名，实则只反映一己之见。由于中方代表团没邀请香港代表加入，香港人只能加入英国代表团成员。1983年7月，中国政府曾以“不在英国代表团名单”为由拒绝了香港新闻处处长曹广荣的大陆签证。
1984年1月中英各自撤换谈判团团长，并达成初步共识，并传出消息。尽管按照英皇制诰，香港立法局不能对谈判或其结果作出任何行动，但大部分议员仍希望协议签署前举行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辩论 。由此，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罗保在3月14日动议：“任何有关香港前途的建议，在未达成最后协议之前，必须在本局辩论。”（后称“罗保动议”），最后亦获得通过。港督尤德则认为立法局议员表达了香港市民对前途的真正感受和意愿；但此举遭中方猛烈抨击是“节外生枝”、英国背后“搞的小动作”。

香港市民的取态
1982年3月的电话民意调查《1982 Future of HK Poll》访问982受访者对香港前途的希望结果（preferred outcome）和预计将发生结果（probable outcome），以希望而言，1982年3月的香港人70%希望香港维持现状，15%希望成为“托管地”，希望中国收回香港有4%；以预计将发生以言，1982年3月的香港人43%认为香港将维持现状，33%认为香港将成为“托管地”，6%认为中国将能收回香港。
1987年香港交易所主席李福兆两度提出“香港现在是英国殖民地，即将是中国殖民地，借此身份香港会继续繁荣”，此论调代表了被统战的保守派商人的现实主义。由此，“成为新的殖民地”论调在学术界、台湾舆论、中国大陆舆论广为传播。有论文集专门研究1997年后香港的再殖民化。
1980年代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程翔在2018年著书指“大部分人以‘心里不愿，嘴里不讲’的态度来面对‘回归’，有能力的都移民作为政治保险；即使基于民族主义而支持‘回归’的大学生，也提出有条件的回归——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
1980年代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的钟士元指当时香港人都知道，当中很多人在中国受过共产党迫害并逃到香港，故此他们很害怕共产党统治。他亦在1982年知道，香港有很多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八成五至九成都不希望由共产党统治”。
由于传出谈判破裂，1983年9月香港经济恐慌，中方揣测是为英国幕后操纵“经济牌”。9月16日至9月24日，港元曾在一个星期内下跌20%，由7.9港元兑1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同一时期，物价一度飞涨，市面出现抢购粮食等情况；恒生指数亦告大幅下跌150点，跌至780点，导致1981年香港股灾。促使香港政府在1983年10月15日起实施联系汇率制度，以7.80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来维系港元稳定，触发1982年9月恒隆银行挤提事件、1983年9月香港抢米风潮，局势趋稳定始于1983年10月香港政府推出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但仍出现香港移民潮。1984年末，无线电视的《八四年香港大事回顾》指“对于香港人来讲，无论是否同意中英对于香港的安排，八四年总算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答案”。

中华民国声明拥有香港主权
1949年两岸分治后，中华民国政府仍主张其拥有完整的中国主权。1983─1984年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时，1983年10月7日，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在答复立法委员徐亨、张宽、汤焕晖质询时，声明香港是满清割让，而中华民国推翻满清，继承满清法统，任何涉及香港问题时须以中华民国为谈判对象，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香港一切谈判与协议，中华民国一概不承认。
1997年6月27日，即香港移交前三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章孝严和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召开关于《中英南京条约》特展的记者会，强调《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唯一正本在台北，北京拥有的《南京条约》只是清廷钦差大臣耆英和英方全权代表砵甸乍所签署的副本，因此中华民国才是香港主权的合法拥有者；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亦发表相同看法。同月，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中华民国政府对‘九七’香港情势的立场与政策说帖》指“英国政府依规定将九龙租借地，连同依其他不平等条约取得之香港及九龙割让地交还中华民族。对此一结果，中华民国政府表示欣慰”。

谈判交锋
1983年英方坚持主权换治权
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的官方访问提醒中英双方要为香港前途作进一步的讨论及外交接触，也为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1982年的首次中国大陆访问铺路。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还中国、英国保留治权。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柴契尔夫人；此前，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她举行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之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柴契尔夫人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之主权要求；针对柴契尔夫人之言论，邓小平会见她时作重要谈话；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但邓小平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双方未能达成共识。在记者会上，柴契尔夫人重申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所有国家都须要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皆无法进行。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包括鸭脷洲）和九龙半岛（包括昂船洲）的主权。1983年5月，香港新华社组织商界青年领袖包括李鹏飞，组成“青年才俊团”前往北京，其中一些成员提出有关建议，但遭邓小平否定。
柴契尔夫人离开北京随即访问香港，成为首位在任内访港的英国首相。此后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磋商没有进展；1983年3月柴契尔夫人写信给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保证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国；4月赵紫阳总理覆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1983年7月12日至7月13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轮会谈，由于英方仍然坚持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直至第四轮会谈毫无进展。中方团长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广，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英方提出“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承认中国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权利。7月25日至7月26日，谈判继续，但新闻公报只说“有益”，但“有建设性”的字眼欠奉。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中英双方其后在8月2日至8月3日、9月22日至9月23日分别进行第三、四轮谈判，两次会谈的新闻公报只表示“进行了一次会谈”，没有“有益，有建设性”的字眼，显示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之余，期间更传出谈判破裂的消息，触发香港市民及投资者对前途的忧虑。
1983年9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前英国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之局面。该月香港的经济恐慌被中方解读为英国幕后操纵的“经济牌”。9月16日至9月24日，港元曾在一个星期内下跌20%，由7.9港元兑1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同一时期，物价一度飞涨，市面出现抢购粮食等情况；恒生指数亦告大幅下跌150点，跌至780点，导致1981年香港股灾。促使香港政府在1983年10月15日起实施联系汇率制度，以7.80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来维系港元稳定。

1984年英方让步
1983年10月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致函，双方可在中国建议之基础上探讨香港之持久性安排；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之共管，并理解中国之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之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此前提之基础。
从1984年4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之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事项。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华时，邓小平提出由中英双方设立一个小组，专责处理过渡时期事务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豪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但在此后3个多月会谈中，英方仍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小组，使谈判陷入僵局。1984年7月英外交大臣再次访华，中方表示如果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之时间以及1997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最后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并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销。
中英通过谈判确定：中国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协议中必须有明确表述。英方不接受中方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提法，先后提出之草案都具有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之含意，中方坚决不能接受。最后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之形式，采用以下表述方式以解决主权归属问题之表述：

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三轮会谈，讨论国籍、民航、土地等几个政策性和技术性较复杂之具体问题，并对协议之文字措辞反复磋商；1984年9月18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对协议的文字措辞反复磋商，并于9月26日草签《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之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之谈判圆满结束。至草案签署为止，双方共进行了22次的谈判。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为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之联合声明。
1985年5月27日，两国互换批准书，《联合声明》随即生效。1985年6月12日，中英两国政府将《联合声明》送交联合国登记。

谈判后至1997年以前的过渡期
起草《基本法》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文件，以法律形式把“一国两制”概念规定下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于1985年成立，各自负责起草《基本法》以及征求公众对《基本法》之意见。中国政府亦希望以此为澳门政权交接和台湾问题的模板。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谈及有关“一国两制”含义、香港政制和中央与香港的关系等事宜时称：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首稿公布，并随即咨询公众，为期5个月。其中关于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细节尚未定稿，1988年11月，委员兼作家金庸揣摸北京意思提出《双查方案》，直接拒绝前三届选举双普选，并提出于第三届任内（2007-2012）举行一次全民公投，以决定第四届行政长官是否普选，以及第五届以后的立法会是否全面直选。由于《双查方案》直接拒绝前三届选举双普选，当时香港舆论狠批他极端保守，被各界声讨。后来2010年代香港政界指《双查方案》比起1997年后历次香港政制改革而言已相对进取，1988年时当初不应阻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89年2月批准了草案第二稿，以便作进一步咨询，草案反映很多第一轮咨询所得意见。第二轮咨询工作在1989年10月结束，起草委员会根据该轮咨询结果，进一步修改《基本法》草案第二稿。最后，1990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基本法》草案第三稿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的图案，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基本法》正式文本，香港实行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香港市民的原有生活方式、自由和权利也受到保障，确立司法独立原则并让香港全权处理外交和国防以外一切内部事务。香港也可以享有全面财政自主权和拥有独立货币制度，维持其独立关税区地位，以及直接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去打击战略商品交易、贩毒和非法转运，并且保护知识产权。

1989年香港的中国人认同暴涨
1989年5月八九学潮令香港人催生了由“英属香港人”到“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的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转变。八九民运时，香港人全情投入参与，（5月27日）百万人上街声援；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中国民族主义洗礼，原来出生和成长于英治殖民地的香港人，……在情感上与中国大陆重新连接起来”，“对不少亲身经历过八九民运的50和60世代（即当年20至40岁的香港人）来说，这种‘香港中国人’的混合身份认同，是深印在脑海之中的时代烙印，并主导了八九年至今的民主运动论述 ── 香港人是中国人，中港两地人民共享‘民主中国’的理想；香港人对建设民主中国有特殊责任，民主中国也是实现民主香港的策略。”由此香港人与失势的中国改革派合流，香港“充分感到国内华人彼此有着共同的政治命运，而这个政治命运又被看成是不明朗”。此后每年香港均举办维园烛光晚会（直至2020年，警方开始禁止六四集会）。

90年代移民潮
1950-70年代在逃港潮逃来香港的人恐惧被秋后算帐，计划再次移民。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更使香港人感到悲观，1990至1994年出现了开埠以来最大规模香港移民潮，五年共有约30万人移民外地。加拿大温哥华、澳洲和美国是当时不少港人移民的热门之选。在移民潮高峰，非洲岛国佛得角也刊登广告宣传投资移民。

居英权计划
1990年，英国政府宣布给予50,000个家庭英国居留权，主要给予从事敏感职位的香港公务员等，包括警队政治部、驻中国大陆记者等。中方对居英权计划表示不满。

拆卸九龙寨城
九龙寨城是清朝遗留的外飞地，后来成为“三不管地带”（香港政府不敢管、英国政府不想管、中国政府不能管）。由于香港政府没有司法管辖权，九龙寨城成了充斥“黄、赌、毒”的“三不管地带”。
1987年1月14日，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拆除寨城的协议，并于原址改建为公园。

拆卸调景岭
1956年双十暴动和逃港潮期间，香港政府把大部份国民革命军老兵驱逐至台湾，并划定调景岭眷村给留在香港的老兵。当时调景岭没有陆路交通可达，自成一局，居民长期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每年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等，香港政府并没有干预。最终，调景岭寮屋区在1996年被拆卸。

兴建新机场
1989年，香港总督卫奕信宣布香港机场核心计划，兴建全新的香港国际机场等基建，耗资超过1200亿港元。由于此计划耗资庞大，被中国政府质疑英方打算在主权移交前耗尽储备，谈判时引来双方极度不快。
1991年9月3日，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主要规定香港政府在完成机场核心计划时，须为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留下不少于250亿港元的储备。

1992年彭定康政制改革
1992年，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在宣读施政报告时抛出政改方案，当中改革建议包括：

建议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让合资格的在职人士可以在“新九组”中投票；
将投票年龄由21岁降低至18岁；
地区直选中实行单议席单票制，改善1991年选举中“联票效应”的问题；
取消立法局、两个市政局及十八个区议会的委任议席；
成立选举委员会，选出10位立法局议员，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由直选产生的区议会议员出任。
此举引起中国政府大表不满，指出有关改革未有咨询中方意见和触及“三违反”。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更直斥彭定康是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宣布当年的立法局议员不能过渡成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即“直通车”的安排）。同时决定“另起炉灶”，在1996年3月24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深圳成立临时立法会，在1997年1月25日至1998年6月30日前的过渡期通过特区政府成立时“必不可少”的法例。

后续
香港交接仪式
社会和经济发展
1997年主权移交后，香港贫富悬殊问题加剧，民生及政治议题均未获悉时解决，多次超过百万人上街游行。2020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移民潮显著再现。于2020及2021年永久离港的家庭数以万计，部分学校因此收生不足，亦有外资公司及国际人权新闻机构将地区总部迁往新加坡、台湾等。

香港对外地位（1997年─）
国际组织
在体育方面，香港可独立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国际非外交组织例如国际足联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由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亦拥有独立的香港足球代表队。由于主权移交后脱离英联邦，香港没有参加1998年及以后举行之英联邦运动会。

美国
《美国-香港政策法》由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根据此法案，1997年后美国政府将继续把香港视作一个在政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地区，并在对外政策上把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区别对待。
2020年5月29日，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法拟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时宣布将终止适用香港政策法，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与相关商业优惠措施。同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即将通过前，美国商务部立即依法禁止出口国防设备与敏感技术至香港。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时正，港版国安法刊宪通过实施。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指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摧毁了一国两制。7月14日，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中止此法第201条(a)区别对待香港，终止香港的特殊地位。

中华民国
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湾后，依照一个中国原则，承认香港居民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可取得中华民国华侨身份。1994年之前，港澳侨生赴台读书即可取得中华民国国民身分证，其后政策取消。在1997年3月18日，中华民国立法院制定《香港澳门关系条例》62条，同年4月2日中华民国总统公布。

2047年五十年不变后香港前途问题
参见
香港独立运动
香港的三权分立
澳门回归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外部连结

 维基教科书中有关zh:中华民国法律注解/护照条例/2000年的文本


银道座标系

银道座标系，是以太阳为中心，并且以银河系明显排列群星的平面为基准的天球坐标系统，它的“赤道”是银河平面。相似于地理坐标，银道坐标系的位置也有经度和纬度。

许多的星系，包括我们太阳和地球所在的银河系皆为盘状结构：我们能看到的多数银河系物质（除了暗物质）都紧挨著这个银道面。银河系本身也像地球一样有著自转轴，银道坐标系利用本身特性来定义坐标系统，也就是以太阳相对于银心（银河系中心）转动来决定银河系自转。
在任何天球坐标系都需要定义赤道和极点。银道坐标系也一样，需要一条垂直于赤道的子午线作为银经的起点。经由国际会议决定银道坐标系的银纬和银经分别以“b”和“l”标示，银极的银纬（b）是90°（b=+90°或b=−90°）。银纬～0°的天体，就位在银河系的盘面（亦即银道面）上，也就是在银河坐标的赤道附近。
如此一来，银道坐标系是在银道面及其自转的体系下划定天体位置，所以当这些天体随著银河系一起自转时，其坐标位置是固定的，然而一旦这些天体不随著银河系自转时，就会造成相对位置的改变，其银道坐标值也将随之改变。在银河系内的天体位置（具体说就是银道坐标）会保持著相对稳定，但是对银河系外天体而言，因为并未随著银河系一起自转的关系，便会在银道坐标系上产生显著的位置改变。例如考虑一个位置在银道面，并在自转轴后方的星系，也就是位置在银经l=180°。经过1亿1千万年，这个星系的位置将因银河系自转而变成银经l=0°（银纬不变）。因银道坐标系是以银河系决定的坐标系，在系外天体都会以银河系的自转周期，约2亿2千万年环绕银河系一周（不考虑星系自身运动）。

概念定义
概念上，银道坐标系也是球坐标，太阳位于银道面以北，银经的起点指向银河中心。银道坐标系没有像赤道坐标系的岁差现象，故不需标示历元。
但银道相对地球赤道与黄道都有明显倾角，而日地距离，甚至比邻星的距离相对于作为背景的银河系，其周年视差的变化（即相隔半年目标的视位置变化）还是微乎甚微的。但是对于天文爱好者平常观测的项目，甚至于天体发现等的情况下，亦很少会利用到银道坐标系。
银道面是整个银道坐标系的基本平面，所有银纬与之平行，银经与之垂直；银河系成员如恒星、暗物质与气体、尘埃等部绝大部分对称分布在银道面的两侧。太阳系位处在银道面以北112.7±1.8 光年（34.56±0.56 秒差距）处，但因为距离银河系中心30,000光年之遥，相对来说还是非常接近银道面的。
银道面和天球的赤道面有123°的夹角，银纬（b）以0°至90°角度为单位度量，北银极银纬是+90°，位置在后发座，靠近牧夫座的大角星附近；南银极的银纬是-90°，位置在南天的玉夫座。
银经的度量由0°至360°，在银河系自转轴所在的人马座方向起计量，沿著银道面移动，经天鹅座（银经90°）、御夫座（银经180°）与南天的船帆座（银经270°）。
由于银道坐标系是球坐标，所以并未在银河系中定出一个基点，而只是以银河系的光度定出一个具体的方向和银道面。然而为定义银道面，必须经由银心（银河系中心）通过太空中便于计量的一个特殊点（太阳中心）。情况类似于在地理坐标系中需确认高度是在地平面之下或之上而必需选择的一个确切的观测点。

正式定义
1958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在第十届大会上定义了银道坐标系相对于赤道坐标系统的关系。
北银极定义在赤经12h 49m，赤纬+27.4° ′ ″（B1950历元），银经0度是相对于赤道极位置角123°的大圆半球，银经增加的方向与赤经增加的方向相同。银纬向银北极方向的增加是正值，银极的纬度是±90°，银河赤道的纬度是0度。
换算成2000.0历元的坐标，北银极位于赤经12h 51m 26.282s，赤纬+27° 07′ 42.01″（2000.0历元），银经0度的位置角是122.932°.
银经0度和银纬0度在天球上的位置在赤经17h 45m 37.224s，赤纬−28° 56′ 10.23″（2000.0历元）。
这与无线电波源人马座A*，银河系中心具体的最佳标示物，有少许的差异。人马座A*的位置是赤经17h 45m 40.04s，赤纬−29° 00′ 28.1″（2000.0历元），或是银经359° 56′ 39.5″，银纬−0° 2′ 46.3″

银河的自转
太阳在距离银河中心8,000秒差距之处围绕著银河中心，而它的路径是接近圆形的轨道，速度为220公里/秒，这与距离银河中心与太阳相似的天体速率是一致的。结果，以银河系为基准的银道坐标系就以太阳为中心建立。但是，在银河系内其它的天体，依据自身的距离以不同的速率绕著银河中心公转，以已知质量预测的自转速率与观测到的不同，如同银河自转曲线所显示的，并且这个差异被归咎于暗物质，虽然其它的解释也陆续的被提出，像是引力定律的修正，自转速率不同对自行的贡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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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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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牛顿动力学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Equatorial/Galactic conversion tool.
Galactic coordinates,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Universal coordinate convert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iona Vincent, Positional Astronomy: Galactic coordinate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Star Map in Galactic Perspective
Universal coordinate convert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quatorial/Galactic conversion too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Where is M13? User Manual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简称察布查尔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的一个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全县总面积4057平方公里，人口19.4万人。

历史
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察布查尔地区是塞人、大月氏、乌孙的游牧地。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府，乌孙归其统辖，公元五世纪至十二世纪，先后有柔然、悦般、西突厥和契丹等部落在此游牧。十六世纪以后，成为蒙古准噶尔部政治、宗教的中心。清朝1762年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后，调遣锡伯族官兵携眷移驻到伊犁地区。实际到达伊犁的人数为4030人。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新疆建省，锡伯营仍属伊犁将军统辖。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隶属宁远县辖（今伊宁县）。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划归巩留县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4日），伊犁屯垦使邱宗浚宣布撤销伊犁锡伯营，同时成立河南设治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1日），升格为县，隶属于伊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4日）因与河南省重名，改名宁西县。
1954年3月17日，宁西县更名为“察布查尔”，并成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13年北部部分军垦带与霍城县西南部的部分军垦区组合为可克达拉市。2020年12月，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伊犁州奶牛场大河灌区划归伊宁市管辖。

地理
位于新疆北部天山支脉乌孙山以北、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南部与昭苏县、特克斯县相接，东部和巩留县毗邻，北部隔伊犁河与自治州首府伊宁市和伊宁县、霍城县相望。西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境内有国家一级口岸——都拉塔口岸。县城距伊宁市17公里，地势南高北低。
察布查尔属大陆性北温带温和干旱气候，年均气温7.9摄氏度，全年有效光照时数达2846小时，无霜期177天，年平均降水量222毫米。

行政区划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下辖6个镇、6个乡、1个民族乡：
察布查尔镇、爱新舍里镇、孙扎齐牛录镇、绰霍尔镇、加尕斯台镇、琼博拉镇、堆齐牛录乡、纳达齐牛录乡、扎库齐牛录乡、米粮泉回族乡、坎乡、阔洪奇乡、海努克乡、察布查尔县良繁场、伊犁州平原林场、山区林场和都拉塔口岸。

人口民族
2020年末，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常住人口为157764人。
这里居住着锡伯族、维吾尔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25个民族，人口15.9万。
全国锡伯族人口有19万人，其中10多万人分布在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市等地；近4万多人在新疆，其中2万多人聚居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内。

文化
“察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意思。锡伯人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东麓，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16世纪编入八旗后，其社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生产上转入稳定的农业经济。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将部分锡伯族迁往新疆，尔后这些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屯田定居，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此后257年间，东北锡伯族和新疆锡伯族的风俗习惯以及通用语言文字的差异逐渐扩大。新疆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锡伯文）及浓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萨满教和藏传佛教）。
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跟满语很接近。锡伯族除了使用锡伯语，还兼用汉语和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锡伯文是民国36年（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改变而成的，一直沿用至今。察布查尔素有射箭之乡美誉，1996年被国家命名为全国体育先进县。射箭和摔跤是锡伯族人民传统的体育项目，几十年来向国家和自治区输送了大批的运动员。县上设有专业射箭队。

经济
自治县森林密布，以云杉为主，还有松柏、桦树、杨树、柳树、榆树等。
矿产主要有煤、铁、铜、铀、石灰石、芒硝、冰洲石、石英砂等，石油资源也在进一步勘探中。
自治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政府


EMI

EMI集团（英语：EMI Group Limited，简称EMI），原名“电子与音乐工业公司”（英语：Electric and Musical Industries）（香港曾译作“电气音乐有限公司”），是一家跨国的的音乐制作及唱片公司，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其唱片部门及版权部门已于2012年分别被环球唱片及索尼/联合电视音乐出版领导的财团收购。

历史
EMI于1931年3月成立，后来参与广播，特别是提供了第一个电视发射机给BBC，在1961~1970年，EMI与披头士乐队合作出版了一些唱片。EMI在2006~2007两年间亏损了2亿6千万英镑，而在英国市占率由16%大跌到9%。2007年8月，EMI被Terra Firma资金伙伴有限公司以32亿英镑买下。在此次大动作后，数个重要旗下台柱歌手出走，如电台司令、保罗麦卡尼等。而滚石乐团也在2008年7月与环球唱片另签了新约。
2007年，Terra Firma资金伙伴有限公司的CEOGuy Hands宣布EMI将大幅裁撤约1500~2000名员工，约为EMI总员工数5500人的三分之一。此措施可望减少每年约2亿英镑的人事支出。

被收购
2011年11月12日，环球音乐和索尼公司从花旗集团手中以共41亿美元收购了EMI的音乐业务，具体为环球音乐以19亿美元购得所有EMI录制的音乐唱片，索尼公司以22亿美元购得EMI的出版发行部，美国以及欧洲反垄断监管机构批准了此次收购。
2012年6月30日，索尼与迈克尔·杰克逊各持50%股权的合资公司Sony/ATV以22亿美元收购EMI，Sony/ATV将拥有EMI的200多万首歌曲版权。

集团其他业务
EMI音乐版权
EMI基督教音乐
EMI电影
EMI Televisa Music

其他海外地区业务
欧洲
EMI奥地利
EMI比利时
EMI捷克
EMI丹麦
EMI法国
EMI德国
EMI希腊
EMI意大利
EMI荷兰

太平洋
EMI纽西兰

北美洲
EMI加拿大

南美洲
EMI阿根廷
EMI巴西
EMI墨西哥

澳洲
EMI澳大利亚

亚洲
EMI音乐日本（EMI Music Japan）
Black board（EMI印尼地区业务）
百代唱片 (台湾)（旧称“科艺百代”）
百代唱片 (香港)

旗下艺人
西洋
梅 伊斯特 (May East)

东洋
EMI Music Japan

华语
2008年3月，市场传出EMI将结束亚洲地区业务，最终在同年中将台湾百代音乐、步升大风等大中华地区业务售予香港金牌娱乐并合并为金牌大风（该公司其后再在2010年初被商人庞维仁旗下之“太平洋资本投资”收购），而其他EMI音像产品之代理发行权仍交由金牌大风公司负责。2011年美国环球音乐并购EMI后，EMI音像产品及版权正式交由各地区环球音乐管理。2014年6月，环球音乐以旗下音乐子品牌之名，重新将EMI品牌引进华语乐坛，由张惠妹担任大中华区品牌总监，唯过往台湾百代音乐旗下歌手的歌曲和专辑版权乃归华纳音乐所有。2021年8月16日，环球唱片中国启动多厂牌运营战略，EMI中国为旗下厂牌之一。
旗下艺人参见：百代唱片 (台湾)#旗下艺人

外部连结
EMI集团主页
EMI音乐版权主页

== 参考文献 ==


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研究心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专注于研究人类在政治上的思考、情绪、和行为。政治心理学分析政治学上与选民、立法者、地方和中央的政府和行政、国际组织、政党、和协会。“政治心理学”一词强调心理学为中央领域，因此这门学科也可以被称为“政治的心理学”，以便强调其跨学科的本质。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也包括了人类学、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学，以及其他更为疏远的领域例如经济学、哲学、以及美术。

历史
政治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等人当时采用心理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但是直到1930-40年代，随着《精神病理学与政治》、《权力与人格》等著作的出版，这门学科才真正成立。政治心理学学科正式产生于普法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期间，于1940年代至1950年代以心理分析为特色，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理性人”假设开启了政治选举和政治态度的大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又围绕政治信仰、信息处理、决策过程等主题展开。

主要内容
政治心理学中有许多概念。例如社会视角下的乌合之众理论，群体社会理论，行为学视角下的格式塔理论，认知协调理论，从理性人视角出发的理性选择理论，防卫理论等等。弗洛伊德对政治心理学具有非常大的贡献，他认为一个领导的行为和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本我、自我、超我。

应用
政治心理学应用于政治选举、群体决策、恐怖袭击分析等各个方面。例如，美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了政府的几次决策失误原因，并用政治心理学来试图预测选举结果，又例如，对于二战中大屠杀的可能产生的原因分析等等。

参见
政治哲学
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政治心理学的国际期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国际政治心理学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政治社会语言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李宗仁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广西桂林人，生于桂林府临桂县西乡村，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党员。新桂系首领，曾任行宪后首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理总统。
李宗仁在家中排行老二，幼年家贫务农，18岁入广西陆军小学。1910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支部，辛亥革命后陆军小学改组，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
李宗仁以实力军人之姿，在广州加入孙中山阵营。后与白崇禧、黄绍竑合作，统一广西全省，并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带领广西军队一路由湖南进攻至山海关。北伐以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南京十年，屡次发动和参与1929年的蒋桂战争、1930年的中原大战等内战，亦苦心经营大本营广西。抗日战争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动员广西将士抗日，指挥多次大战，在台儿庄会战中名震一时。
1948年行宪，李宗仁经国民大会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1949年1月，李宗仁接替引退的蒋介石代行总统职权。1949年11月20日，政府自陪都重庆西撤至成都，李宗仁作为代理总统没有一同前去，而是乘机到香港，进医院治疗胃病，并将军政大权交由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全权处理。李宗仁在香港守候两周后与家人一道出走美国。李宗仁未赴台继续担任副总统，1954年遭监察院弹劾、国民大会决议罢免解职（然而李的任期仅剩两个多月，故国民大会的罢免决议实质意义并不大），1965年经瑞士回到中国大陆，1969年病逝于北京。

生平
早年经历
1908年春，李宗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三期。1912年，李宗仁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1913年秋毕业。李宗仁只在将校讲习所见习3个月，当过队附，旋为桂林模范小学体操教员，月薪16元。
1916年5月1日，肇庆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1916年护国军兴复，李宗仁参军。李宗仁在谢维德连中当中尉排长。李宗仁再入湖南护法，负伤迁营长，隶林虎部。1917年，林虎部周毅夫团入湖南境，交马济指挥，李宗仁升第一连连长；1919年春，李宗仁升第一营营长，回广东移驻东江淡水抵御陈炯明援闽粤军。1920年底，李宗仁至玉林的兴业县驻防。1921年，左翼粤军陈炯光发表李宗仁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

统一广西
第二次粤桂战争后，旧桂系败绩，李宗仁部为陈炯明所收编。广西省长马君武任李宗仁为广西陆军第五旅旅长。李宗仁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二军总司令。1922年，李宗仁收编黄绍竑部。
1923年10月，李宗仁与前陆小同学黄绍竑、白崇禧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定桂、讨贼两军合并编为定桂讨贼联军，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黄旭初为副参谋长。1925年夏，李宗仁乃击败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

北伐
1926年夏，李宗仁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转战有功。
李宗仁在宁汉分裂、龙潭之战诸事件中皆为首要人物。
1928年4月，蒋介石命令驻两湖各军加入北伐，编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中原大战
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暨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1929年2月，蒋介石即秘密以大批弹药军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秘密泄漏后，第四集团军在武汉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都恐慌。何键查扣后，于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夏威、胡宗铎、陶钧未加深思，便对鲁涤平动手。2月21日早晨，仓促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发报中央，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三人未得李宗仁令便自作主张。
李宗仁旋返广西自立，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图谋北上败绩；返广西自保。

整顿广西
1931年5月28日，李宗仁抵广州，寓退思园。

抗日
1936年5月20日，李宗仁自南宁抵达广州。12月20日，李宗仁电劝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
1937年2月26日，国民政府特派陆军一级上将李宗仁第五路总指挥，二级上将白崇禧兼第五路副总指挥，陆军中将李品仙兼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陆军中将张任民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参谋长。抗战军兴，南京中央统帅部发表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职务是指挥保卫津浦铁路之防卫战。
1943年底，蒋介石为防止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力量壮大，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1945年2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特派王缵绪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原任刘峙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12月28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到北平视察，会晤行营主任李宗仁，召集军政首长汇报。主政北平后，李宗仁为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解决了用地问题，徐感念此举，将校内一建筑命名为“德邻纪念堂”。
1947年2月7日晚，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参谋长薛子正于北京饭店举行酒会与北平各界话别；李宗仁以次高级军政长官、各大学校长、民社党、民盟人士及美方高级军官等，均应邀出席。2月15日，李宗仁举行酒会，为军调部三方人员送行；叶剑英表示，决定2月17日离开北平，返回延安。2月28日，华北绥靖会议在北平举行，李宗仁、白崇禧、谷正纲与华北中国国民党高级官员研讨华北对共战略。李宗仁令保障新闻自由，天津停止新闻检查。10月2日，陈诚向蒋介石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已发动攻势，请令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宗仁督促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迅速率部出关，协击北宁铁路附近之中共军队。

副总统
1948年4月3日夜，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对李宗仁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李宗仁通过黄绍竑联系，与于右任、程潜联手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复兴派、三青团地方干部广泛支持。三青团地方干部（大部分是复兴派）、蓝衣社、黄埔系一些骨干分子为对付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一致支持李宗仁竞选。4月13日，李宗仁招待国民大会代表，致词称：本人此次竞选副总统，即希望协助元首，推动革新运动，今后勿论当选与否，当本一贯精神，勇往迈进，以期不负亲朋国人之期望。4月15日，李宗仁致电北平党政负责人，指示对学潮“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方针，以疏导说服为主”。4月16日，国民大会主席团发布《国民大会公告》：总统候选人名单：蒋介石、居正。4月19日，副总统候选人孙科、李宗仁、莫德惠等分别招待各位之国大代表，发表演说，竞选副总统。4月20日，国民大会秘书处公布副总统候选人签署代表人数：孙科540票，于右任512票，李479票，程潜338票、莫德惠211票，徐傅霖132票；国民大会主席团发布《国民大会公告（会字第二号）》，公布副总统候选人名单，计有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6人。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4月24日，副总统第二次投票结果，李宗仁1,163票，孙科945票，程潜616票。4月28日，副总统第三次投票结果，李宗仁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4月29日，在第四轮“相对多数当选”；且只有两位候选人的这次副总统投票中，李宗仁获得1,438票，孙科则得到1,295票。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当广播员报告李宗仁票数已超过半数当选时，蒋介石盛怒之下，把收音机踢翻。
就职前夕，蒋介石手谕李宗仁在就职典礼上穿军常服。5月19日，李宗仁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并称“希望全国上下今后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削平内乱”。5月20日，在就职典礼上，蒋介石穿长袍马褂。李宗仁看来像是蒋介石的副官，李宗仁“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
1948年8月15日，李宗仁飞往南京前发表谈话，希望对中国共产党恢复“和谈”。8月17日，李宗仁在南京否认其事。12月，李宗仁、程潜主张与中国共产党谈和，白崇禧发亥敬电促政府言和。是月下旬，蒋介石与李宗仁经两次协商，就蒋介石下野问题协议；一、蒋介石主动下野，以便政府开始和谈；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宣布和平主张；三、与中共和谈事由行政院主持。并非正式协议准备和谈：甲、运用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12月24日，立法院改选童冠贤为院长，刘健群为副院长；童后来推动李宗仁和谈。同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对李宗仁说，蒋介石预定1949年元旦下野，由李宗仁接任。平津战役爆发，12月28日蒋介石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卢汉到南京，12月29日蒋介石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2月31日，蒋介石拟好下野谋和文告，准备元旦发表；李宗仁称：“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蒋介石称：“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代总统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1月4日，蒋介石到傅厚岗拜访李宗仁，询问对时局之处置意见，要求李出面主持与中共谈判，表示自己五年内不干预政治。1月11日，张群同白崇禧在汉口继续会谈，张群称：“总裁强调这样一种见解，就是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1月19日，蒋约见李商谈时局，表示引退。蒋所谓暂行引退，并不是说其已放弃总统职位。
1949年1月21日，李宣布就代总统职，声明愿就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即行开始商谈；旋即下令撤销总动员令，停止戒严法之实施，改各剿匪总司令部为长官公署，并释放政治犯。
1月24日，李表示：“决促进和平实现。”李又飭令行政院长孙科办理“七大和平措施”：㈠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㈡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㈢裁撤“戡乱建国总队”；㈣释放政治犯；㈤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被封之报馆、杂志；㈥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㈦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行政院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应按照戒严法办理。”
1月27日，李亲电毛泽东，“促其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同日，李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次日，叶剑英向黄、刘讲述中国共产党自日本投降以来对防止内战，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所尽一切努力及蒋之倒行逆施；表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在毛八项条件基础上愿意和国府及其他国府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1月29日，黄回南京覆命，刘暂留北平。李在中国国民党内未具有中央常务委员身份，又与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孙科关系不洽，与党关系益加隔阂，进而引发“府院之争”、“党政之争”。李为著结束内战，同中国共产党谈判，以求和解。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1月29日，只有监察院长于右任和前司法院长居正两位党老与李留在南京度过农历新年。

2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要李宗仁使者刘仲华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和平条件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惟如此，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同日，李与程思远、甘介侯等飞上海挽留孙科内阁，内阁无人到机场迎接；李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呼吁和平。同日，参谋总长顾祝同覆函李：“德公代总统钧鉴：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主席及重庆张主任知照矣。肃覆，敬候崇绥！职顾祝同上  二月一日”。
2月5日，中共中央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之覆电中指出，只要李、白崇禧“能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仿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指傅作义）的态度对待他们”；李以代总统名义组织由颜惠庆任团长之“人民和平代表团”六人，准备赴北平洽商和平。2月8日，李命黄旭初访问广东。2月9日，李自称“共党压迫我完全脱离美国，为唯一条件”。孙科率领行政院从南京迁往广州。
2月12日，黄旭初返桂林，长途电话报李：㈠孙科不返京；㈡由于张发奎热心联络，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等均一致拥护代总统，团结两广；㈢广东首要均主张罢免孙科，改组行政院；㈣留粤立委受CC影响，主张在广州开会；㈤溪口经常以长途电话指挥广州党政机构。同日，张发奎等派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李汉魂和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陆匡文飞南京见李；李改任李汉魂为总统府参军长，与程思远、邱昌渭、甘介侯有“四大金刚”之目，李改提陈济棠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同日，李请于右任、童冠贤飞广州，劝行政院返南京办公，次日于、童返南京覆命任务未成，2月14日李命令内阁回南京，孙科称病不应。
2月17日，李令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不得将中央银行存金他运。
2月20日，李飞广州，与孙科、吴铁城会谈，经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等施压，孙允将行政院迁回南京办公。2月22日，李在广州谈话，如解放军强行渡江，只有打到底；李乘自强号离开广州，经桂林、长沙、武汉。
2月25日，李返回南京，立即准备换行政院长，强何应钦“继任”。李希望和谈必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绝对不能强迫接受不体面条件；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不能全接受所谓八条，只同在两政府共存条件下讨论八条。孙科最后同意返回南京。2月28日，孙科抵达南京。孙科向李提出请辞。
3月1日，李指派孙科、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起草和谈内容（3月9日，草案整理完成。）。
3月7日，孙科复来见李，请求批准辞职。最后李接受他辞职。
3月8日，孙科及行政院全体政务委员呈请辞职。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广州称：蒋总裁无复总统职之意，其居住则有完全之自由。
3月9日，李亲自拜访何应钦，最后接受担任行政院长。3月12日，李提名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经立法院举行院会同意。3月22日，李发动部份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
3月24日，明告美国驻华大使，“谓彼欲往莫斯科一行，请求其谅解”；李召集行政院政务会议，重新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5人组成和谈代表团，并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3月28日，监察院财粮委员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议决向政府提交以下议案：促请救济告贷无门的迁穗公教人员；解救太原粮荒；改变征实办法；修正各机关办公费规定；裁撤台湾巡察团之烟酒公卖机构；纠正中央银行高价抛售金银作法。3月29日，潘公展等亦电李、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电谓：“惟愿诸公始终勿忘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军队国有五大原则，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决；否则苟安于一时，必抱憾于无穷也。”3月31日，李在办公室召开一个两小时军事会议，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汤恩伯、王叔铭、总统府军务局长刘士毅、关麟征、宋希濂等十二人。会议讨论：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二、将新疆驻军东调；三、分配十个美械师。
4月，李以党政民意各方面皆反对“和谈条件”，上电声言请蒋复职，并以即日回桂为口实，其意盖一在迫使蒋曲听其“和谈”，一在胁逼蒋出国；蒋均不为所动。4月，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商谈和平，周坚持以毛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4月3日，周恩来单独接见李私人代表黄启汉，要他告李、白：一、在和谈其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应先退到花园以南一线；希望白崇禧部队在安徽让出安庆，桂军向武汉撤退；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考虑到他的安全，可以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黄启汉当即表示：“不管李、白走什么道路，自己一定跟共产党走。”；当天下午，黄启汉由北平飞南京，向李报告周恩来意见。
4月4日，李、白崇禧通过黄启汉及南京和谈代表要求中共勿攻安庆及再向长江靠近，“以利和谈，免生枝节”；中共中央是日致电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并告刘伯承及中原局邓小平等，告知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4月7日，毛泽东覆李电称：“根据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4月10日，乘阎锡山至溪口晋见蒋之便利，李曾托其带书请示机宜。同日，李电陈蒋谓：“万一和谈破裂，则实难肩此重任；故决心‘引退’以谢国人”。4月12日，蒋戒其勿为胁迫而自馁。4月17日，李乃致电蒋，请其复职，继续领导战争。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反共决心。
4月19日，中国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会商《国内和平协定》，决定拒绝解放军渡江和由中共负责整编国军两项，对于联合政府等项则提出修改意见，次日继续会商后推定张群、吴忠信赴溪口，吴铁城、黄绍竑赴广州，分向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李宗仁任命林伯森为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仍兼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党和谈指导委员会通过给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训令；晚，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按照蒋之乙种方案，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电文列举不能接受之理由，声称：“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䦧墙之争论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风之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所能挽救。”仍希望“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
4月21日，李、何应钦电召在北平南京和谈代表返回南京，要求电告“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和谈代表黄绍竑以“身体不适，为拟小作休息，不愿作任何政治活动”为由，向李、何应钦提出呈辞，并辞和谈代表职务，于上午9时自广州飞香港养病；李、何召集各院、部会议，决定各部门疏散转移：总统府及国防部迁上海，行政院迁广州，其他各院、会、部分批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由行政院准备交通工具，规定于4月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行动；立法院表示一致支持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
4月22日，蒋问李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李答以“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以解放军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拒绝。李表示和谈使命既终，要求卸职。蒋鼓励其“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旋在蒋主持下决定：一、宣告和谈破裂，对中共坚决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议。二、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四、加强中国国民党内团结及党与政府的联系。同时决定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非常委员会”，作为中国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后重大决策，先提交该会决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南京政府各院、部、会撤迁广州，总统府迁往上海。撤迁前发表文告，声称坚决与中共作战到底。并正式通知在南京之各国外交使团迅即撤往广州。同日，李要求蒋复职；蒋说明只讨论时局之政策，“而不涉及人事之变动”。李于会后即回南京。
4月23日，解放军攻占中华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李宗仁在明故宫机场乘追云号，“飞往桂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立法、监察委员114人在广州开会，一致决议电请蒋、李宗仁到广州，继续领导中国国民党，顽抗到底。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撤销和谈指导委员会。李决定派程思远等分头去汉口、广州，与白崇禧、张发奎及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代办克拉克洽商；李宗仁在桂林机场下机时，对前来迎接的人表示：决不糜烂广西，绝不去广州。
4月24日，李自桂林分电于右任、童冠贤、居正，促请即日赴广州。4月27日，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称“我们今日只有在一个政府之下，以对共的态度，为忠奸试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谋贯彻，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绝对服从”。并谓；“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4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体党员书》，号召中国国民党党员“救国护党”，“一致团结于本党中央领导之下，为保国保民而努力”。
4月30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大使衔代办克拉克到桂林与李宗仁会谈，克拉克表示只要李能继续在华南、西南组织抵抗，美国就有可能在“未受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对坚持反共的力量提供援助”，并称“美国政府今后不再援蒋”，希望李尽快赴广州，“在广州组织一个与蒋氏截然分开的政府，否则不易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并表示：“如果有一种第三势力存在，美国必乐于出面援助。”，示意李依靠“第三势力”；中国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党员书，称中共向政府提出《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如果接受，则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从此消灭，当此党国危难之时，当各尽其在我，吾党应有自信，不必有丝毫之气馁。
5月1日，美国驻广州公使克拉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他于4月30日在桂林与李长谈4个小时，相信李是真正决心与蒋摊牌，并自认有希望成功；李说蒋想复出掌权，但蒋觉得除非蒋到政府所在地广州，否则蒋不能复职，而蒋不能到广州，除非李也在广州；李提到蒋在考虑退休时，曾想住在台湾，当时省主席陈诚曾把此项可能性向美国总领事提起，美国总领事非正式提到台湾的法律地位要等到对日和约签字才决定；据李说，美国总领事之评论转报给蒋，蒋才认定不能退休到一个中国主权可能被质疑之地方，因此才决定去奉化。5月2日，何应钦、阎锡山等均函电飞驰，敦请李宗仁赴广州坐镇。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相偕飞桂林，促请李宗仁至广州主持政务，李宗仁对蒋以“不复即应出国”相要挟。5月5日，李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5月6日，阎锡山赴桂林劝李到广州，回到广州后告诉美国驻广州公使克拉克，李在获得全权主政之保证之前，仍拒绝回广州；阎说，蒋主张坚守沿海，李则主张退守内陆。5月8日，李返广州，继续攻击蒋，更变本而加厉。李发表讲话，表示将“决心戡乱到底”。5月14日，李发布总统明令：兼任青岛市市长秦德纯呈请辞职，秦德纯准免兼职，任命孙继丁代理青岛市市长。5月15日，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乘机离开广州赴美国，携有李宗仁致杜鲁门函。5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召开财粮会议，5月22日结束；何应钦、张群、白崇禧、陈济棠、陈诚、张发奎、顾祝同等及西南各省省主席参加，决定向西南各省人民征收巨额军粮，仅四川一省“征借”数目即达1350万担。5月25日，李代总统令：《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着即废止；《黄金外币买卖处罚条例》着即废止；同日颁令：特派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谷正伦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派黄旭初兼任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莫树杰、甘丽初为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特派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5月26日，李宗仁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党内团结案及党务革新问题；李宗仁特派钱泰为出席国际电报电话行政会议首席代表，派卢有澄、孙从钧为代表；李宗仁令准云南龙武、德钦、宁蒗三设治局改为县。5月30日，何应钦率行政院各部会首长总辞职。
6月1日上午，立法院举行会议，审查李提名居正为行政院长一案，投票结果以一票之差被否决。6月2日上午，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在广州举行，吴铁城主席，李宗仁提名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经全体与会委员一致同意。6月6日，李宗仁令：行政院长何应钦请辞准免，特任閰锡山为行政院院长；行政法院院长端木恺请辞，准免本职，特任王令希为行政法院院长；任命孙越崎兼经济部资委员会主任；派杨森、王缵绪、钱大钧、邓锡侯、孙震、贺国光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派夏威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6月8日，李宗仁任命刘诚云为总统府参军。6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九七次会议通过非常委员会名单，终于定案。蒋与李、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等12人为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6月13日，蒋致电郑彦棻，指示征询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阎锡山等对于副主席人选意见：“非常委员会名单既经过通过，对于副主席亦应即提名，请商诸礼卿、铁城、立夫等同志，如副主席祇可提一人，则提德邻，如提二人，则将哲生亦同时提出。究以一人抑二人，并与伯川院长切商速覆。如各同志以暂提一人，则由秘书处以中名义先提德邻为副主席。”李在委员名单确定后，颇为关心非常委员会成立工作，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索取该会组织条例外，并致电蒋氏，推荐由吴忠信兼任秘书长、程思远出任副秘书长。6月16日，李、阎锡山联名上电请蒋莅临广州主持大局，盖李此时对内对外皆束手无策。
7月30日，李由台北飞返广州。8月1日，李在非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称，保卫广东，决战应积极，不可延误，但部队不听调度，即无法完成部署。今后大决策应请总裁指示，小的如军队调动等，应听国防部命令。总裁说过他领导党不问政事，曾见诸文告。8月23日，蒋自台北飞抵广州，先行往访李、阎锡山，继召见刘安祺、顾祝同等，面询军事部署实情。
8月15日，与美国领事商讨后，李在香港建立了一个第三势力，称为“自由民主大同盟”。
9月12日，代总统李召开最高军事会议，部署湖南、江西军事，阎锡山、张群、顾祝同、白崇禧、余汉谋出席。9月14日，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与李长谈4小时。9月15日，李召开军事会议，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参加，商讨“反攻”计划。9月25日，李对记者表示，要用时间制胜，采取攻势防御，坚守华南、西南，一切外援不浪费，美援一定会来。9月26日，蒋与李恳谈当前局势，蒋又与吴铁城、阎锡山、邱昌渭、叶公超、张群讨论外交问题。9月27日，总统府发言人声明，李不同意汤恩伯继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9月29日，总统府令免咨政宋庆龄，国策顾问邵力子、章士钊、李明扬、张难先之职。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10月13日，李自广州出走桂林，国军撤离广州。李发表谈话，重申反共决心。11月1日，李由重庆飞往昆明，批准释放中国共产党份子；卢汉遂复萌异志。11月14日，李飞南宁，11月17日李派程思远去香港为其出国准备一切。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托言就医经由桂林经南宁飞赴香港”，住进香港半山养和医院。
12月2日，朱家骅、洪兰友携李函自香港返成都（李函云仍须赴美，为期一个月）。12月4日，李借口胃疾复发，须出国治疗，偕其妻及随员7人，乘包机一架，离港赴美。12月5日，李离职赴美。

旅居海外
李自知不能去台，遂借口就医去美。1949年11月29日，蒋再遣朱家骅、洪兰友赴港，仍未有结果。
李抵美后，初组“第三势力”，反对台北政府。
李不获得美支持，给蒋复职机会。
1950年1月，李致电监察院，接洽美援遥领国事。1月20日，监察院致电李，促请由美国返台视事，李以身体有恙仍需调养为由复电婉拒。监察院致电李返台，他回电不拟返国。
1950年2月5日，国民大会代表胡钟吾、刘宜达等人再电李。政府多次电请李回台主持政务，否则将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李电覆监察委员，表示短期内不能返国。2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居正、于右任、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等人联名致电李，劝其回国，并称若再不归国将请总裁复职。李则覆电：“仁以病尚未痊，医嘱不宜远行”；同时李在电报中表示，基于宪法规定，总统暂由行政院长代理，并立刻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新总统。2月17日，李主动与孔祥熙见面谈话；私人代表甘介侯2月18日又找上孔祥熙，孔于当天致电报告给宋美龄。行政院长阎锡山与副院长朱家骅也提出辞呈，仍称“若无元首，中华民国就濒于亡国”，以替蒋复职铺路。2月22日，陶希圣及王世杰开始草拟文告，中国国民党中常会2月某日通过决议，以局势益加严重，请蒋尽速复职。监察院大会决议函复李，斥其遥领国事，并提请国大弹劾。2月26日，张群、黄少谷、王世杰、洪兰友等人分别就蒋复职事与桂系接洽。2月28日，蒋邀集张群、陈立夫、陶希圣、谷正纲、黄少谷等讨论复职文告内容，决定3月1日视事。当晚顾维钧自美国发来电报说，李约晤杜鲁门。
1950年3月1日，蒋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行视事（复职），不是重新就职。因为蒋1949年下野并没有经过国民大会承认，李是“代行”而非继位。李声称蒋此举违反宪法。蒋于文告中称：“李代总统自去年十一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同日，蒋致电李，希望李早日康复，并请代表其访问美国朝野后，从速返回台湾。3月2日，杜鲁门接见李并共进午餐。3月2日，李接受美联社访问。
1952年1月11日，“蒋把‘弹劾李宗仁违法失职案’交给监察院”。监察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李违法失职案。
1954年1月3日，李致函蒋：“以宪法规定国大代表任期六年，用临定条款来延长代表任期是非法的。”。3月，国民大会对监察院弹劾李违法失职案，经投票表决，一致同意罢免其副总统职务。李被免去副总统，成为平民。

前赴中国大陆
1954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周声明后，李异常高兴，立即写信给程思远，并于1955年8月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他在建议中谈到：
1955年5月，程思远到北京访问，与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会晤；程谈到李想回中国大陆；5月7日，李克农向周汇报，建议争取李回国。
195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得知李决意归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批示：（周）恩来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湾方面，指出美国毁蒋阴谋，叫蒋注意。注意之点在美国，不在李宗仁。
李曾将部分书画作品送回国，称花了11万美金购买。但其实不少是赝品，按当时价格，顶多值3,000美金。毛泽东得知此事，答应给他12万美金；并说，这是一笔政治账，我们做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要11万，就给他12万。李拿到这笔钱，很满意地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1963年11月，程向李讲明周提出“四不”：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和“过五关”：思想、政治、家族、社会、生活，李答应。周提出李可回美国料理些事；回来看看，住一时期再回去，保证来去自由和保密；留欧，如考虑愿为祖国做些事，欢迎，经济上有困难可帮助；决心回国，欢迎。李当即表态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1965年2月3日，在获得李决意归来之确切消息后，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周，似应欢迎李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为他已自己认错了。
1965年6月18日，程思远第五次来到北京。领受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等按照周意见，交代任务（当时周离开北京出访非洲14国）后，程即于第二天上飞机，前往瑞士迎接李。

1965年7月12日11时，周和徐冰及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党外人士举行一个谈话会，向党外通报李要到中国大陆之消息，并阐述有关方针政策。据有关记载，参加此重要会议有原桂系主要人物和原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李俊龙、傅作义、黄琪翔、朱蕴山、李任仁、刘仲容、陈劭先、陈此生、梅龚彬、杨东莼、覃异之等。会议还通知蔡廷锴与刘仲华参加，他二人因病未能出席。7月13日，周对他们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看人，关键是看本人的表现和转变。李宗仁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这次回来，还要对他讲四种出路。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李宗仁回来，我们欢迎。大家看形势应当高瞻远瞩，要看大的方面，不要尽看鸡毛蒜皮，心情就舒畅了。希望大家去迎接李宗仁，多同他谈谈。我工作虽多，也要抽时间见李宗仁。”7月15日，中央有关部门就李回国后发表声明问题电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李回国后的简短声明稿，仍请李决定。”发报之前，此电报稿送呈毛泽东审阅。7月15日早上，毛泽东批示周去上海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周应到机场欢迎。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到北京。7月17日，周根据毛泽东指示飞抵上海出迎李。
7月19日，周与李在上海文化俱乐部长谈，李诚恳全部接受周之意见。
7月20日，李和郭德洁，在程思远陪同下，终于回到北京。在机场，周、彭真、贺龙、郭沫若等111名政要亲自接机。在北京机场大厅里，李氏宣读声明，说：

“亲爱的同胞们：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当飞抵北京机场之际，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内心激动，尤难自己。谨借此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由衷切的谢意，并述个人愿望和感触以告国人。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著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特别自约翰逊主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扩大侵越战争，甚欲借此挑起一场跟中国人的战争。此举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同声谴责，也遭到了其国内知名正义人士不断反对和抨击。此种情况，为美国立国以来所仅见。
……
最后，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人士也应该坚决走爱国反帝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歉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致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谨布荩忱，敬祈垂詧。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7月20日晚，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隆重设宴欢迎李和郭德洁。

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李夫妇和程思远先生，交谈友好亲切。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毛泽东同李握手时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李说：“我们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接着李谈到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中国大陆，他们都渴望回到中国大陆。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你是他的部下，他回来我们更欢迎。”毛泽东建议李到全国各地去看看。李在谈话中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7月31日晚，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并宴请李和郭德洁。陪同有徐冰和夫人张晓梅，及罗青长、刘仲容等人。
9月26日下午3时，李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对我说，蒋介石挟军队逃往台湾，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因此对蒋介石很不满。一九五五年美国共和党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蒋介石而代之。我告诫台湾当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鲜李承晚后尘。我与蒋先生共事几十年，意见相左，但并无仇恨，如果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宗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望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望台湾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率相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作出贡献！”11月5日中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和郭德洁。
1966年2月，李坚持要参观海南岛，很想了解。当时，李很想了解具体战况与军事设施。在海口时，李很注意战斗机不时在空中飞行，并问空军是否24小时在空中巡逻？美机是否经常飞来？解放军高射炮打多高？在去榆林港途中问讯雷达设备，见到飞机就观察两边山头，当时接待李之军方人员十分尴尬，只是在榆林港安排他坐舰艇在海上兜圈，依稀见到一些军事设施。2月28日，李偕郭德洁和程思远等，从湛江乘专机飞南宁，受到韦国清和夫人许其倩等热烈欢迎和宴请。
1966年3月8日，广西医学院曾怀瑞大夫便向李和平副部长报告说，郭德洁病情随时可能突然恶化。郭德洁陷于昏迷状态。3月16日，李接到南宁来电，报告郭德洁病情恶化。3月19日，郭德洁用专机送回北京。于是，李决定中止参观，提前返回南宁。郭德洁在北京医院继续抢救无效。3月21日零时30分，郭德洁因乳腺癌在北京病逝。在李同意下，将郭之美籍身份证拿去国务院办归宗手续。3月23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有周、彭真等人参加之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
郭德洁遽然去世，使李触目伤心。在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上，周再三嘱咐李要节哀，保重身体。同时，周还建议李之旧友陪同李外出走走，转换环境，排遣情怀。
郭德洁去世后，谁来照顾李晚年生活，成为实际问题。经人介绍，李结识北京某医院护士胡友松。经张成仁介绍，周同意，27岁之胡友松与76岁之李完婚。7月25日，李与胡友松履行正式结婚手续。婚后，李和胡友松去北戴河。

文革时受保护
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随着“文革”的深入，有关单位的群众要到李宗仁家中批斗。周得知此事后，当即指示：不能进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先生家里搞斗争。9月15日，周亲自安排由国务院管理局高富有接李到三〇一医院贴身保护。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应邀参加国庆典礼之李，特意与李热情握手。毛泽东对李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毛泽东请李来到休息室去吃茶。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最后一次谈话，中心意思是谈“文化大革命”之事。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之想法去做。毛泽东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泽东问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希望李坦率谈谈；李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毛泽东说明当前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毛泽东明确说：“红卫兵小将们向各民主党派限期取消民主党派组织，这是不对的。听说他们要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毛泽东讲完问李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李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接著，毛泽东对李说明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之必要。

晚年及逝世
1967年，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党”案件。有人对郭德洁不轻易放过，并藉以攻击。当时在王府井大街上出现一张大字报，说郭德洁是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负责人，负有中央情报局特殊使命来中国做特务工作，说该组织用梅花型胸针作为联络标志。还把当时被诬陷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王光美和郭联系起来。谣言借造反小报像雪片似飞遍全国。其政治企图主要是抹黑周恩来。
1968年8月以后，李身体每况愈下，晚年在美国已患肺气肿，经常患感冒发烧住院，同时发现有十二指肠癌。9月30日，李扶病参加周恩来举行之国宴，但回家后即感身体难以支持，第二天便又回住医院，天安门城楼检阅观礼也未能出席。李此次出席国宴，便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政治活动。
1969年1月下旬，李病重消息很快由北京医院报告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周极度紧张工作，见到关于李病重之报告。他立即做批示：要尽一切可能抢救。1月26日，在病危中，李对在床边的尹冰彦和胡友松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李气喘吁吁，说话很困难，停了一会又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1月30日，李病情恶化，医护人员用尽一切措施抢救，延续生命，甚至用振搏器帮助呼吸也无效。午夜12时，李溘然长逝，享年78岁。
对于李去世，中共中央统战部立即写下治丧报告。1月31日，周审阅李之治丧报告，亲自将遗体告别仪式“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改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并安排《大公报》、《文汇报》发表李病逝消息，同时刊登李照片；还在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名单上加上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毛泽东批准报告。2月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李举行一个简单骨灰安放仪式。周参加李骨灰安放仪式，是最高之礼遇。参加李骨灰安放仪式有10来个人，是有影响有分量人士。周宣布李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大家分别向李骨灰盒鞠躬告别。周在仪式上说，李临终前写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一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随后，周走来握著胡友松之手说：“李先生逝世了，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国家会照顾你的。”胡友松在骨灰盒上写着：李宗仁先生千古。事后，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会见李特使刘仲容时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没有本事是闹不起独立的。我看李宗仁先生确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许多在蒋介石政权下没法实现的事情，他在广西都办到了。怪不得老蒋对广西也耿耿于怀。”
李当年崇敬孙中山，响应孙主张，统一广西，促进两广统一，为北伐奠定基础。在北伐中，李之广西部队打到山海关，立下不少功劳。“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肯于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血战台儿庄，并领导所辖战区部队积极作战，建立了一定的功勋。同时，李宗仁长期坚持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犯有罪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缉的首要战犯之一。”
李与蒋长期共事后，最后与蒋决裂，分道扬镳。他对于美国怀有幻想，曾企图依靠美国政府，搞“第三势力”。他开始转变政治立场。

著作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李宗仁在美国时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由唐德刚笔录整理。

轶事
1965年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李一行。他们刚刚坐定，毛幽默地以浓重湖南乡音对李说：“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程思远连忙替李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彭真跟着说：“是的，登了彼岸。”毛泽东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参见
第一次滇桂战争
龙潭战斗
台儿庄战役
徐州会战
蒋中正
白崇禧
1948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1954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李宗仁回忆录

参考文献
注释
引用
来源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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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

冰川，台湾称冰河（英语：glacier）是指大量冰块堆积形成如同河川般的地理景观。是一巨大的流动固体，是在高寒地区由层层积雪堆叠而成的巨大冰川冰。在终年冰封的高山或两极地区，多年的积雪经重力或冰河之间的压力，沿斜坡向下滑形成冰川。受重力作用而移动的冰河称为山岳冰河或谷冰河，而受冰河之间的压力作用而移动的则称为大陆冰河或冰帽。两极地区的冰川又名大陆冰川，覆盖范围较广，是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冰川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资源，也是地球上继海洋以后最大的天然水库。七大洲都有冰川，大洋洲的冰川都在岛屿上，不在澳洲大陆上。
由于冰川形成于长年封冻地区，所以对冰川的研究，可以帮我们找到远古时代的地质信息。由于温室效应在高纬度地区和高海拔地区格外明显，地球上的冰川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对于直接流入大海的冰川来说，这意味着巨型冰山的增多、海平面的上升以及沿海地区可能遭受到的泛滥；对于高山上的冰川来说，这意味着山脚下河流水流量的不稳定，即在大量融雪时造成水灾、其余时间则造成旱灾。
冰川前进时会切割山谷两侧的岩石，将它们带往下游非常远的地方。在冰河退缩时，这些巨大的石块就被留在原来冰河的河道上，包括两旁山坡上。冰河流经的山谷会由原来的V字型横切面变成U字型横切面，千万年期间其粗糙的山谷岩层表面更能被移动的冰川磨擦至平滑。

分布
总面积约达1622,7500平方公里，即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11％，约占地球上淡水总量的69％。现代冰川面积的97％、冰量的99％为南极大陆和格陵兰两大冰盖所占有，特别是南极大陆冰盖面积达到1398万平方公里（包括冰架），最大冰厚度超过4000米，冰从冰盖中央向四周流动，最后流到海洋中崩解。

对于冰川的认识
人类很早就对于冰川有所认识。中国唐朝的玄奘师徒西行时曾把天山木札尔特冰川描写为：“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大意就是说冰雪堆积形成了冰凌，不论春夏都不融化。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是现代冰川的研究的起源地。人类首次系统研究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在19世纪30、40年代路易士·阿格西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冰川研究站开始，奠定冰川学的基础。1911年J·P·科赫和韦格纳开创了对大陆冰盖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次大规模的国际合作计划，70年代以来氧同位素、雷达测量、卫星遥感和遥测技术的应用，都有效促进对冰川的认识和研究。

冰川的分类
冰川依照在地球上分布的位置分为两种，之所以分类是因为许多地理学者认为，这两类的冰川地形其作用力、塑造的地形、成因皆有显著差别。习惯上冰河、冰川为同义词。

山岳冰川
发育在高山上的冰川，呈舌形，在重力作用下运动。如中国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世界最大的山岳冰川。范围通常较大陆冰河小。按其形态、发育和地形特点的差别，山岳冰川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谷冰河（山谷冰川）
悬冰川
冰斗冰川
平顶冰川
山麓冰川

大陆冰川
又称为“冰盖”，是冰川中最大的一种，呈盾形，这种冰川覆盖着庞大的地面，在许多情况下，并且其厚度足以把全部山系--除最高的山峰外--都埋起来。面积超过14,000,000平方公里的南极洲，差不多全部都被一个平均接近1,980米厚的冰川覆盖着，其东部冰层厚度可达4267米。格陵兰约有83％的面积为冰川覆盖，面积超过1,800,000平方公里，实测最大厚度约3,350米。较小的大陆冰盖常被称作冰帽或冰原。地球上两大冰盖即南极冰盖和格陵兰冰盖，它们占世界冰川总体积的99％，其中南极冰盖占90％。

冰川构造
冰碛物
冰川产生多种岩屑称为冰积物。冰水冰积物是由称为冰川融水的融冰中沉积下来的岩屑。有些冰积物含石块和巨砾类似扁砾。冰积物也可能由冰川融水混入称为冰砾泥的细砾沉积物。堆积冰碛土是融化时冰川顶部落下的岩屑。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外部链接
参见

冰川学
中国冰川
冰川湖 - 冰川湖溢出
雪线


雁形目

雁形目（学名：Anseriformes），指的是脊椎动物门中鸟纲的一个目，本目的鸟都是“游禽”，不仅游泳速度快，还具备粗长的脖子、扁平的鸟喙、长蹼的脚掌，能进行长途飞行，因生存能力较高而在全世界广泛分布。雁形目的体型在所有鸟类中属于中大型，身体内的脂肪和肌肉比例均匀，产肉多且肉质鲜美，是仅次于鸡形目的可食用禽类。
本目的鸟在中文中通常被称为某某雁、鸭或鹅，一般野生的称为“雁”；而家养的小型雁形目称为“鸭”，大型雁形目称为“鹅”，具体包括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鸭、潜鸭、天鹅和雁属等。

形态特征
本目鸟类均为水栖性鸟类，体型大小不一，大者如天鹅体长可达1.5米，小者如棉凫体长仅30厘米。
本目鸟类头较大，有的种类具有明显的冠羽，喙多为扁平形，尖端具有嘴甲，大多长颈。
本目鸟类翅长而尖，适于长途跋涉，初级飞羽10－11枚，次级飞羽缺第5枚，大多数种类的次级飞羽色彩艳丽，具有抢眼的金属光泽，被称作翼镜，大多数种类的尾巴很短，但也有个别种类具有异乎寻常长的中央尾羽如针尾鸭，本目鸟类绒羽发达。
本目鸟类脚短，多着生于身体的中后部，跗跖前侧覆盖网状磷。三趾向前，有蹼或半蹼相连；一趾向后，较其它三趾为短，行走中不接触地面。
本目鸟类多雄雌异色，部分种类如天鹅雄雌同形同色。雄性具有交接器。

习性
本目鸟类都属于游禽，栖息在各种水域环境，从咸水到淡水，从内陆到远洋都有本目鸟类栖息，本目鸟类善于游泳，部分种类精于潜水，观察其在水中游弋的姿态，多数种类躯体轴线与水面平行，头、颈、背、尾部露出水面，精于潜水的雁鸭类，如各种潜鸭的尾部也沉入水中；另外还有一些种类上半身其完全潜入水中，尾部翘出水面，即躯体轴线与水面有一定交角，如鸿雁。本目鸟类中部分种类潜水技能惊人，如长尾鸭常能潜入水下60米之深处。本目鸟类尾脂腺发达，分泌的油脂通过喙涂布到羽毛上，以达到疏水来保持体态。
本目鸟类食性多样，大部分种类常在繁殖季节以鱼虾，甲壳类和软体动物为食，而在迁徙和越冬时以水草等植物型食物果腹。需要指出的是雁类多以水草为食，而秋沙鸭属的各种鸭类，嘴形扁平前端具钩，边缘具“锐齿”，且精于潜水，是捕食鱼类的好手。

繁殖
本目绝大部分鸟类的繁殖是一雄一雌相配，其中天鹅、树鸭、雁、麻鸭等种类雄雌鸟终身配对，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双亲都参与幼鸟的养育，树鸭的雄鸟甚至参与孵卵。而本目的其它种类夫妻关系大多并不确定，常只能维持一个繁殖季节，甚至在孵卵开始之后雄鸟就弃雌鸟而去，长期以来被人们当作忠贞爱情象征的鸳鸯其实就是这样。
本目各种类的交配行为仅限于繁殖期内，但常常在越冬集群时期便开始配对行为，在冬末初春季节常能看到发情行为。本目鸟类常有复杂而悦目的求偶炫耀行为。
本目鸟类所做巢多见三种类型：

露天巢：搭建在离水不远的地面上或浅水处，由手边易得的植物型材料搭建，大多数的河鸭都是营露天巢的。
隐蔽巢：这类巢搭建在在岩石下面，石隙间，垂直斜坡的土洞中，麻鸭等的巢就是隐蔽巢。
树洞巢：搭建在树洞中，鸳鸯的巢就是树洞巢。
此外，本目中的黑头鸭是这一目中唯一的巢寄生者，寄主有其它鸭科、秧鸡、鹮类、鹭类的鸟。
本目鸟类的雏鸟均为早成雏，并且本目鸟类的雏鸟都有明显的印记行为，即把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个物体当作自己的母亲，本能性地跟在“母亲”身后形影不离直到长大。雏鸟出生时体表被绒羽，出生后数月才发育成能飞的幼鸟，幼鸟羽色哑暗，颇似雌性成鸟，幼鸟出生后七到八个月进行第一次换羽。
本目鸟类性成熟的时间长短不一，快的如鸭亚科的大多数种类，孵出后九到十个月即能繁殖，而发育较慢的如天鹅则需要四到五年。

迁徙
本目鸟类绝大多数种类都是迁徙性的，秋季南迁，春季北迁，据研究在中国内蒙古的乌梁素海，每年3月初就可以看到疣鼻天鹅、灰雁、绿翅鸭等本目鸟类，在随后的日子里，斑嘴鸭、绿头鸭、赤麻鸭等相继到达，9月中旬各种鸭雁类开始南迁，最早开始迁徙的是灰雁，同时在更北方繁殖的一些鸭雁类也开始过境乌梁素海，10月间乌梁素海的鸭雁类数量达到顶峰，12月，最迟南迁的秋沙鸭开始离开乌梁素海。
通常，本目鸟类在秋季南迁比较缓慢，春季北徙则比较迅速。

演化
据分子钟推定雁形目起源于9900万年前，最早的雁形类（Anserimorphae）是白垩纪晚期的维加鸟。
化石资料显示，在新生代渐新世雁形目鸭科已经有雁亚科和鸭亚科的分化；在中新世已经出现雁、河鸭、潜鸭和天鹅等现存属出现；在上新世本目绝大部分现存种都已经出现；至更新世则计有90种化石被发现。
白垩纪有一种黄昏鸟在形态上与雁形目类似，不过属于反鸟类，与现存雁形目没有关系。
综合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雁形目化石，共计约170余种，其中已经灭绝的占一半左右，绝大多数化石发现于欧洲和北美提示本目可能起源于古北界。

与人类的关系
本目鸟类与人类关系比较密切，部分种类在历史上被人类驯化成为重要的家禽。

家鹅被认为是人类驯化的第一个家禽，它来自于野生的鸿雁或灰雁。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提到“在荷马史诗中就提到过早在古希腊时代鹅就是被驯养的家禽了，而古罗马时代的神庙里人们饲养家鹅，作为奉献给神的祭品”；还有人根据古埃及笔画遗留下来的资料，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就成功地驯化了家鹅。
中国古籍《庄子》中有记载：“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说明在公元前400年以前中国就已经有成熟的家鹅驯养技术了。
目前普遍认为中国家鹅和欧洲家鹅的起源不同，中国家鹅起源于鸿雁而欧洲家鹅起源于灰雁。
鸭也是重要家禽之一，目前认为驯化的家鸭起源于野生的斑嘴鸭和绿头鸭，中国战国时期的古籍有记载“野鸭为凫，家鸭为鹜”，欧洲家鸭的驯养可能起源于古埃及后经希腊传播于整个欧洲大陆。

分类学
雁形目鸟类的分类主要有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引用Sibley和Monroe的鸟类DNA分类系统将雁形目鸟类分为鸭科、叫鸭科、鹊雁科和树鸭科（树鸭有时会被视为鸭科的亚科），目前英文维基采用的就是这种分类方式（而且树鸭被分类为鸭科的亚科）；另一种分类方式是在中国学术界比较通行的分类方式。见下：

树鸭科（Dendrocygnidae）
树鸭属（Dendrocygna）
栗树鸭（Dendrocygna javanica）
白脸树鸭（Dendrocygna viduata）

鸭科（Anatidae）
硬尾鸭属（Oxyura）
白头硬尾鸭（Oxyura Leucocephala）
天鹅属（Cygnus）
疣鼻天鹅（Cygnus olor）
大天鹅（Cygnus cygnus）
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
黑天鹅（Cygnus atratus）
黑颈天鹅（Cygnus melanocoryphus）
黑嘴天鹅（Cygnus buccinator）
雁属（Anser）
鸿雁（Anser cygnoides）
豆雁（Anser fabalis）
白额雁（Anser albifrons）
小白额雁（Anser erythropus）
灰雁（Anser anser）
斑头雁（Anser indicus）
雪雁（Anser caerulescens）
粉足雁（Anser brachyrhynchus）&
黑雁属（Branta）
加拿大雁（Branta canadensis）
黑雁（Branta bernicla）
红胸黑雁（Branta ruficollis）
黄颈黑雁（Branta sandvicensis）&
麻鸭属（Tadorna）
赤麻鸭（Tadorna ferruginea）
冠麻鸭（Tadorna cristata）
翘鼻麻鸭（Tadorna tadorna）
瘤鸭属（Sarkidiornis）
瘤鸭（Sarkidiornis melanotos）
棉凫属（Nettapus）
棉凫（Nettapus coromandelianus）
鸳鸯属（Aix）
鸳鸯（Aix galericulata）
林鸳鸯（Aix sponsa）&
环颈鸭属 ( Callonetta )
环颈鸭 ( Callonetta leucophrys )
鸭属（Anas）
赤膀鸭（Anas strepera）
罗纹鸭（Anas falcata）
赤颈鸭（Anas penelope）
葡萄胸鸭（Anas americana）
绿头鸭（Anas platyrhynchos）
斑嘴鸭（Anas poecilorhyncha）
棕颈鸭（Anas luzonica）
琵嘴鸭（Anas clypeata）
针尾鸭（Anas acuta）
白眉鸭（Anas querquedula）
花脸鸭（Anas formosa）
绿翅鸭（Anas crecca）
斑鸭属（Marmaronetta）
云石斑鸭（Marmaronetta angustirostris）
狭嘴潜鸭属（Rhodonessa）
赤嘴潜鸭（Rhodonessa rufina）
潜鸭属（Aythya）
红头潜鸭（Aythya ferina）
帆背潜鸭（Aythya valisneria）
白眼潜鸭（Aythya nyroca）
青头潜鸭（Aythya baeri）
凤头潜鸭（Aythya fuligula）
斑背潜鸭（Aythya marila）
小绒鸭属（Polysticta）
小绒鸭（Polysticta stelleri）
丑鸭属（Histrionicus）
丑鸭（Histrionicus histrionicus）
长尾鸭属（Clangula）
长尾鸭（Clangula hyemalis）
海番鸭属（Melanitta）
黑海番鸭（Melanitta nigra）
斑脸海番鸭（Melanitta fusca）
鹊鸭属（Bucephala）
鹊鸭（Bucephala clangula）
白秋沙鸭属（Mergellus）
白秋沙鸭（Mergellus albellus）
秋沙鸭属（Mergus）
红胸秋沙鸭（Mergus serrator）
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
普通秋沙鸭（Mergus merganser）
鬃林鸭（Chenonetta jubata）&
欧绒鸭（Somateria mollissima）&

叫鸭科（Anhimidae）
冠叫鸭（Chauna torquata）&
黑颈叫鸭 (Chauna chavaria) &
角叫鸭（Anhima cornuta）
（“&”标记为中国境内没有分布的种）

参考文献
雁形目，中国大百科


民视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英语译名：Formosa TV），简称民视（FTV），是台湾第四家开播的无线电视台，也是台湾第一家民营的无线电视台。主要经营七个电视频道，包含民视无线台、民视第一台、民视新闻台、民视台湾台四个无线频道，与民视影剧台、民视综艺台、民视旅游台三个网路频道。台湾有线电视频道业者三立电视公司为其股东之一。

沿革
1993年8月6日，蔡同荣、李镇源、李应元、吴树民等人成立“民间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总部地址为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三段32号14楼（敦北长城大楼）；该公司已于1998年7月14日登记解散。
1994年1月28日，行政院新闻局开放第四家无线电视频道。其中，民间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及张俊宏所属之“全民电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Formosa Tele-communication Investment Co., Ltd.）均有意提出申请。两家公司于1994年6月26日合并成立“民间全民联合无线电视公司筹备处”，并于同年6月30日正式向新闻局提出申请，申请案发言人由时任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文宣部主任陈文茜代表。
1995年6月16日，第四家无线电视台申请案审议结果揭晓，民视在11位审议委员中取得绝对多数的6位委员支持，成功击败前高雄市议会议长陈田锚发起的“亚太电视”与年代国际董事长邱复生领导的“丰年电视”，取得第四家无线电视台的经营权；1996年3月27日，民视正式成立董监事会，由蔡同荣担任董事长、张俊宏担任副董事长，当时民视已有7,000余名发起人，登记资本额新台币30亿元，实收资本额新台币16亿7,300万元。民视另延揽中华电视公司主任秘书陈刚信为执行常务董事，延揽TVBS副总经理李光辉为首任总经理。
1997年3月20日，《民视全球资讯网》上线。同年4月25日，民视成立民视文化公司。
2017年6月16日，民视开播20周年，以“精彩二十 真Eye民视”为主轴，于林口总部庆贺20周年，同时宣告数位媒体总部落成启用，并录制台庆晚会节目“民视二十，感谢有你”，于6月17号晚间8点播出。
2022年6月，民视开播成立25周年台庆。

民视全区无线电视频率表
数位电视
（仅供参考，请以实际接收时之数据为准。）

粗体为由民视派员管理之转播站，非粗体为附挂于友台转播站中发射讯号。
可收视民视无线台、第一台、新闻台和台湾台共四台。

频道简介
民视无线台
1997年6月11日开播，是继台视、中视、华视之后，台湾第四家无线电视台。
2004年7月1日，数位无线电视开播（DVB-T）。2010年9月30日变更数位无线电视调变参数，为台湾第一家采用64QAM调变电视台。
2015年6月1日，正式输出高画质讯号，2015年6月3日起，数位有线电视改以高画质（HD）16:9规格播出，但数位无线电视广播（DVB-T）因频宽的关系，无法提供HD高画质讯号播出，采用MPEG-2编码SD画质播出。
2016年7月6日，数位无线电视广播（DVB-T）因公视家族数位频道升级HD高画质讯号播出调整频道，频道位置受连带影响而有所更动，民视无线数位台变更为CH07播出。
2016年8月1日起，民视无线台频道台标做出调整，数位有线电视、MOD民视字体右侧加上“HD”字样，非高画质播出的平台（如类比有线、数位无线）则无HD字样。
2018年3月26日数位无线电视广播（DVB-T）正式升级为HD高画质播出。

民视第一台
2004年5月24日试播，7月1日正式开播原为“台湾交通电视台”，简称“交通电视台”，是台湾第一个属于行动通勤族的电视频道。
2010年9月30日，变更数位无线电视调变参数，为台湾第一家采用64QAM调变电视台。
2014年12月29日，数位有线电视改以高画质（HD）16：9规格播出，但数位无线电视广播（DVB-T）因频宽的关系，无法提供HD高画质讯号播出，采用MPEG-2编码SD画质播出。
2016年7月6日，数位无线电视广播（DVB-T）因公视家族频道升级HD高画质讯号播出调整频道，频道位置受连带影响而有所更动，改为CH08播出。
2017年9月1日，台湾交通电视台更名为民视第一台。
2018年3月26日，数位无线电视广播（DVB-T）正式升级为HD高画质播出。
2019年起，数位有线电视陆续定频至CH151频道。

民视新闻台
1997年5月5日开播，是民视第一个开播的频道。
2005年1月1日，定频在全国有线电视第53频道。
2010年9月30日，变更数位无线电视调变参数，为台湾第一家采用64QAM调变电视台。
2014年5月30日，民视新闻台可在YouTube收看。
2014年12月29日，数位有线电视改以高画质（HD）16：9规格播出，但数位无线电视广播（DVB-T）因频宽的关系，无法提供HD高画质讯号播出，采用MPEG-2编码SD画质播出。
2016年7月6日，数位无线电视广播（DVB-T）因公视家族频道升级HD高画质讯号播出调整频道，频道位置受连带影响而有所更动，民视新闻台变更为CH09播出。
2017年11月1日，上架中华电信MOD CH507频道。
2018年3月26日，数位无线电视频道MPEG-2编码改为H.264编码（依旧维持SD画质）。
2022年10月17日，数位无线电视频道升级为HD高画质播出。

民视台湾台
前身“民视HD台”，2010年9月30日起试播。10月7日开播；开播初期只转播美国职棒大联盟赛事，在以高画质HD讯号播出时，交通电视台改为静态图卡方式呈现。
2012年7月28日，配合2012伦敦奥运，民视HD台正式以24H与民视主频同步播出。
2014年12月29日，改名为“民视四季台”，并与民视主频分流播出。
2016年5月17日，四季台正式跨入数位有线电视平台，部分数位有线电视以HD高画质播出（但少数有线电视系统业者以SD画质播出）。
2016年7月6日，数位无线电视广播（DVB-T）因公视家族频道升级HD高画质讯号播出调整频道，频道位置受连带影响而有所更动，改为CH10播出。
2016年11月7日，民视四季台更名为民视台湾台。
2019年，数位有线电视陆续定频至CH152频道。

民视影剧台
网路频道，播放曾在民视播过的电视剧，目前仅在四季线上影视播出。

民视综艺台
网路频道，播放曾在民视播过的综艺节目，目前仅在四季线上影视播出。

民视旅游台
网路频道，播放曾在民视播过的旅游节目，目前仅在四季线上影视播出。
目前频道除透过数位电视接收设备收看外，YouTube的“民视新闻台HD”直播、四季影视网站与APP、民视线上APP免费同步线上收看。

节目
台湾文学作品影音化
民视开播以来，即致力于本地文学创作影音化的工作，例如《天马茶房》及《台湾作家系列》的制作与播出。2003年至今，尝试发展偶像剧种，如洪金宝主演的《偷天换日》。2004年起，民视播出由台湾与中国大陆经典文学名著改编之电视连续剧，如《浪淘沙》（青苹果有限公司制作）、《京华烟云》（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等，《浪淘沙》是台湾第一部“大河连续剧”，并获得多座电视金钟奖的肯定。但是由于这些连续剧都被排在冷门时段播出，所以影响力不高。

旗下子公司及基金会
台员多媒体
代理美国Avid公司数位新闻制播系统。
提供新闻数位制播解决方案。
提供电视台e化解决方案。
提供数位片库规划建置及多媒体资料服务。

民视文化公司
由民视百分之百投资的民视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视文化），于1997年4月25日核准设立，初期以书籍出版为主，后来转型以公部门政策行销及跨媒体整合行销服务为主要业务。成立之初，民视文化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畅销书，包括民视热播的日剧“红花”原著小说、民视生活节目《消费高手》、《精算大师》和《健康Easy》等改编的同名书籍，因销售成绩亮眼成为出版界的后起之秀。
除此之外，民视文化也陆续出版民视创办人蔡同荣“民视与我”、“热情为台湾”、“顾台湾”等书籍及一系列视听产品，如本土文学著作改编的“民视作家剧场”、李鸿禧的“台语之美”及运动、基测考试等影音教材。
2000年之后，民视文化组织逐步扩大，业务内容转以政策行销和跨媒体整合行销为主，服务项目包罗万象，包括广告制作、全媒体采购、节目企划制作、网站企划制作、公关活动及网路活动规划执行、各类文宣品设计制作，乃至于舆情监测、危机沟通处理、课程训练等，从实体到虚拟、从线上到线下（Online To Offline），都是民视文化服务的范畴，是民视集团中包含公关、传播、广告与媒体采购四种业务型态，及资本额和营业额最高的子公司。

凤凰艺能公司
主要业务是艺人经纪。
曾经制作民视《GO GO JAPAN 来去日本》等节目。

凤梨传媒公司
四季线上4gTV营运经营
新媒体平台的内容代理与授权

争议
股权问题
2003年夏季，曾任民视监察人的台湾之声广播电台创办人许荣祺，在汪笨湖主持的年代MUCH台政论节目《台湾心声》中以〈还我股票〉为主题，公开批评民视的股票有如废纸，并批评民视根本只会糟蹋台语。许荣祺说：民视当初喊出来的口号是“全民入股”，每个人都可以当民视的股东；但是民视为了控制公司经营权，透过全民电通来间接持股；所以当初花钱买民视股票的小股东们不是民视的股东，而是全民电通的股东。许荣祺同时出示一张民视股票，证明所谓的“民视股票”其实不过只是在全民电通股票上加印“民视”二字而已，完全不是民视自己的股票。

台湾宽频通讯下架事件
2017年11月21日，民视董事长与台湾宽频通讯（TBC）协商，要求“民视第一台”、“民视新闻台”及“民视台湾台”必须三台包裹播送，但TBC仅同意播出民视新闻台，双方未达成共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介入调处，并与双方展开会谈。虽然双方未获共识，但于2017年12月29日、2018年2月13日、2018年3月21日、2018年4月10日、2018年4月27日民视皆暂时同意给予“民视新闻台单一频道”的临时授权。
2018年5月4日，TBC表示因民视的临时授权已经到期，且没有取得正式授权的情况下，为避免侵权，3日晚间11时59分59秒停止播送民视新闻台讯号。民视发表声明，向群健、南桃园、信和和吉元四个地区的收视户道歉之外，并向林佳龙与郑文灿等民进党籍的市长表达无限歉意：“因为从今天起，你们有一大部分市民已经沦为台湾二等公民”，并指控郭台铭开始对台湾媒体进行实质干预。另外，民视也指控TBC从1月1日迄今，拒绝向民视公司支付授权费用。

网络直播被攻击
2022年8月6日、8月7日，民视新闻台在YouTube的直播上被黑，被显示“中国领土主权，不容外界干涉”、“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等标语，而且使用《我和我的祖国》作为背景音乐，而且持续时间长达3分钟，当时于晚间8时52分收到通知，并在2分钟后随即移除影片，讯源恢复正常，事后民视出来回应是讯源主机被骇客入侵，才导致网路直播内容与电视频道不符。

政媒违法合作争议
参见
台湾电视台列表
台湾媒体乱象
花莲县政府收买媒体案

参考资料
民视股权问题相关
杨宪宏.民视与TVBS.东森新闻报.2005-11-16
蔡玉真.民视问题不亚于TVBS

其他非官方连结
YouTube上的民视台歌《智慧的光》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民视FTV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民视新闻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凤凰艺能股份有限公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四季线上4gTV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指政府有义务运用公权力保障所有国民接受的教育。

义务教育的三个基本原则是强制、普遍与免费。凡是适龄儿童都应强制接受教育的义务，并且教育对象没有阶级或是出身的限制，此外还必须是免纳学费的。1717年，普鲁士王国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

，是全世界第一个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

历史
古代斯巴达每一个年满7岁的男童都必须接受国家办理的军事学校训练，可以算是一种义务教育。

16世纪，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在他的文章《An die Ratsherren aller Städte deutschen Landes》（（致德国所有城镇的议员，1524年）中呼吁市政当局建立义务教育以使信徒能够自己读圣经，

数个属于新教的神圣罗马帝国地区和德意志地区的公国效仿。

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国王于1717年建立普鲁士的义务教育制度。

腓特烈大帝于1763年颁布《普鲁士邦立学校通则》（General Land-Schule Reglement，又称《普通学校规章》或《一七六三年邦学校法》）

，实施现代化的义务教育。

受教权的概念伴随衍生自19世纪下半叶的基本人权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各国普遍的认可，并于1948年订入世界人权宣言中。在此之前，义务教育通常只被视为人民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各地免费教育年期
台湾
日治时期
台湾义务教育起始于日治时期。20世纪初台湾总督府为了向本岛人教授日语和日本文化，于各地设置14所国语传习所，当时为了吸引本岛人入学，已经有免费学费的优惠。不久总督府又将其架构于台湾各地普设更多公学校、蕃人公学校等，在台日本人则独立设置小学校。
1910年台湾总督府就明定8-14岁台湾学童须强制入学的义务教育法规，年制为6年（某些特例为4年，例如台湾原住民所念的蕃人公学校、蕃童教育所等）。1943年，公学校、蕃人公学校、小学校等统一改为6年制的国民学校，当时全台湾的6-12岁义务教育普及率高达70%以上，已达到当代文明国家之水准。

战后时期
1945年至1960年代
194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21条规定，人民有受国民教育（简称“国教”）之权利与义务，台湾民众自此接受到了公平的教育。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战败失守中国大陆后，义务教育仅能在其有效统治的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实施。
6-12岁之学龄儿童受的基本教育就是小学。1968年以前实施6年义务教育时（延续自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之政策），小学的正式名称是“国民学校”，简称“国校”。国校毕业后的教育就不是义务教育：先是“初级中学”(Junior High School)及初级职业学校(Vocational Junior High School)（现在的国民中学），简称“初中”，要考取初中联考才能入学；公立初中考不取者，多报考私立初中。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1968年，中华民国政府修改《国民教育法》（没有修改宪法）将义务教育延长至九年，开始了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初级中学不但改称国民中学，还增设许多国民中等学校。国民学校也改称国民小学。高达80%的台湾人民因此受益，为台湾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小学高年级教育多流于应试的问题也获得改善。

现行的国民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凡6-15岁之国民，应受国民教育；已经逾龄未受国民教育之国民，应受国民补习教育。6-15岁国民之强迫入学，另以法律定之（即强迫入学条例）。
虽然国中以后的教育不属义务教育，但大约94.7%的国中毕业生仍继续升学接受教育，大部份就读高中或高职，但也有少数国中毕业生不再升学，直接就业。
中华民国宪法及国民教育法都规定已经逾学龄未受国民基本教育之国民，应受国民补习教育，但没有成文法律强迫他们受补习教育。目前台湾老年人少数是文盲，像是当时在日治时期时没能接受教育者。

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
近年来，台湾各界常有赞成及反对延长义务教育至12年的教育争议。支持延长义务教育至12年的主张包括大部份国家及地区已经实施12年义务教育，所以中华民国应延长义务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才不会落于人后；但反对延长义务教育者认为法条及课纲草案并未解决先前教育体制的缺陷，内容并未经过公民讨论就强制执行，使得教育问题一再复杂化。课程欠连贯或过分一元化、校园存在体罚现象，贸然延长义务教育可能将扩大问题而失败。
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简称十二年国教，台湾于2014年（民国103年）起施行的教育政策，将由施行前的九年国教延长至十二年，但后三年非强迫性入学、公私立并行及免试为主。十二年国教中的后期中等教育包含高中高职及五专前三年。台湾推动延长国民教育之议，早在1983年就已经开始规划，先后经过十任教育部长，但因为各部会草案差距过大，各党派无法取得共识，及草案多次未符合民意而受到许多反对声浪等因素影响而多次延后实施。目前十二年国教目前已于2019年（民国108年）正式实施。

非义务部分
中国大陆
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即开导要在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同年临时政府教育部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在中国大陆成为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规定中国大陆实行义务教育。随后在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有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条款，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旨在帮助全民都有机会接收9年的免费教育，以利于提高国民素质。《义务教育法》第十条规定： 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九年制义务教育，一般指小学六年、初级中学三年（或小学五年、初级中学四年）共计九年的教育。该法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标志著从法律上中国大陆已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

1985年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随后通过的《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对于义务教育的职责：中央政府具有全面制订教育政策和综合规划的地位, 省级政府负责全面制定基础教育发展规划, 并且协调各县级政府之间的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 而实施义务教育的责任, 城市落在市区一级政府, 农村则落在县级政府 。概括为 “地方政府负责 、 分级管理 、 以县为主”。 从而导致初等教育生均经费与人均 GDP 的比值是 6：1, 中等教育该比值是 12：1, 而高等教育该比值高达85：8,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 这一比例十分不合理。
虽然明确规定政府承担该项公共义务的法律至少可以上溯至1982年，但在此后约20年的时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际未能完全履行该项义务，20余年间入学的中国大陆中小学生，均需在义务教育阶段缴纳学杂等费用。直至2006年9月1日，中国大陆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从法律的层面确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缴纳学杂费等问题才得到缓解。
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一些地方开始对义务教育免收“学费”，但事实上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仍要收取书本费、杂费、电脑使用费等费用，为了防止学校乱收费增加学生家长经济负担，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2005年温家宝承诺2年内在农村地区普及免收学杂费的9年义务教育，自2007年开始中国大陆全境农村地区开始免收学杂费（私立教育除外）。早在此前，发达地区、部分城市或部分城市的城区开始免收学杂费。2020年9月7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坚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不收取学费、杂费。严禁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义务教育已经在中国大陆全境基本实现并往全免费方向推进，现阶段有经济困难者可以申请两免一补计画达成免费上学。
随著社会的发展，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至12年（2011为止，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东珠海在内的部分地区已经实现高中免费教育）的呼声逐步增大。

香港
香港教育于1970年代之前都是一直采取精英制。六七暴动后，随著社会的压力，当时港督戴麟趾于1971年推行“六年免费教育”，即是6-12岁之学龄儿童，均必须接受义务基本小学教育。其后港督麦理浩于1978年实施“九年免费教育”，将义务教育的范围扩展到初中。同一时间，作为筛选升中生的香港小学会考（俗称升中试）被废除，改用一套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并增设学能测验以厘定学生水准。随著初中实施义务教育，香港很多私立中学都转型为由政府资助的津贴中学，以确保初中学位的充足。
1990年代曾有声音要求将义务教育扩展至高中，但随著经济衰退及一连串的教育改革，已经再听不到此等诉求。虽然如此，大部份香港初中生均会接受高中教育，而学费则大部份由政府补贴，与名义上推行高中义务教育的分别不大。
2007年10月1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2007－08年施政报告》宣布落实由2008-09学年起将免费教育扩展至官立和资助高中学校及职业训练局学校，即“十二年免费教育”，唯最后3年不是强制教育，学生仍有权选择是否升学。此外，政府亦宣布由2009-10学年的小学一年级开始，在官立小学分阶段实施小班教学。
2016年1月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施政报告，宣布由2017-18学年起落实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政策，向合资格香港非牟利幼稚园提供基本资助，为合资格儿童提供三年优质半日制服务，预计约七至八成半日制幼稚园学位将会免费。

澳门
在澳门，年龄介于3至17岁者需接受15年义务教育，家长有义务每学年为义务教育范围内的未成年人办理入学或就读注册，特区政府和教育机构有责任保障义务教育范围内的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
教育及青年发展局采取了多方面措施，包括执行“学生离校通报机制”，并透过“学位咨询及安排服务”和非驻校学生辅导员服务，协助离校生尽早重返校园。同时，透过资助社团开展“校园适应学习计划”，为义务教育范围内中学教育阶段的离校学生提供适当的教育及辅导服务，协助其重返校园。此外，该局亦委托身份证明局向在义务教育年龄范围内，持有澳门居民身份证但未曾在澳门学校作注册就读的未成年人家长或监护人发出就学通知信，以保障未成年人就学的权利。
澳门免费教育自2007-2008学年起，在整个正规教育内的15个年级全面实施，包括3年幼儿教育、6年小学教育、3年初中教育以及3年高中教育。

德国
171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就颁发《义务教育规定》，“所有未成年人，不分男女和贵贱，都必须接受教育”。1763年8月12日，下一任普鲁士国王，其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签署世界上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

日本
明治五年（1872年）颁布了《学制》，提出普及小学教育，“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1937年，日本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89%。

各国或地区引入时间
不实行义务教育
 不丹
 阿曼
 巴布亚新几内亚
 所罗门群岛
 梵蒂冈

学制参考表
台湾
初等教育
小学
中等教育
国中
高中
完全中学
高级职业学校
高等教育(十二年学制补助结束)
大学
研究所硕士
研究所博士
台湾教育改革
基本学力测验
九年一贯课程
十二年国民教育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
初等教育
小学
中等教育
初级中学(中国大陆九年学制补助结束)
高级中学(澳门十五年学制补助结束)
完全中学
高级职业学校(香港三三四学制补助结束)
高等教育
大学
研究生院硕士
研究生院博士

对义务教育的评价和批判
义务教育在20世纪开始被世界重视，对任何国家群众学识上有一定的成效。然而各方校政观念不同可能会对学生无用或形成反效果，致使当今的批评逐渐变多 。
有批评认为义务教育抹杀了学童选择教育的人权，形成另类的政治拘束。义务教育制度往往强调国家的需求而忽视个体的自由与选择，这种制度被视为一种“强迫教育”，使得教育成为国家灌输意识形态和控制公民的工具，而非促进个人发展的途径。
还有批评者指出，义务教育制度导致了教育内容、方法和考核标准的同质化，无法因材施教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学生在学习动机和能力上的差异性被忽视，许多学生被迫接受教育，而非出于对学习的兴趣或需求。这种情况使得许多学生成为“被绑在教室里的听众”。
另有观点认为义务教育的设计初衷是提高社会生产力，但实际上却未必满足学习者的实际需求。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无趣，并导致学习动机的下降。学校过于著重教导如何令学童准备标准化考试而未能有效准备学生进入职场和应对工作挑战。或有可能其义务教育会被一些校方带来冷漠观、霸凌、压制和抑郁等负作用
。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岛屿柿子文化馆：《台湾小学世纪风华》，2004年，台北，柿子文化


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英语：classical liberalism）是一种支持个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并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仅在于保护每个个体的自由。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通常被视为由于工业革命和随后的资本主义体制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后来才陆续被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所采纳。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当时绝大多数较早期的政治学说，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强调个人的自由、理性、正义和宽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受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经常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干预经济领域，经济在自由市场中发展，让个体尽可能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宏观上以“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即“社会应当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尽量的自由”。

概观
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特别重视个人的主权，个人财产的所有权被视为个人自由最重要的部分，强调自由放任的政策。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必然支持民主的原理，这是因为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权的法律，比民主里的多数决原则还要重要。举例而言，詹姆斯·麦迪逊主张共和立宪制以保护个人的自由，他担心纯粹民主制可能会造成“公共的情绪和利益被多数派掌控，而却没有半点避免少数派被牺牲的机制存在”。在经济上，古典自由主义坚持一个“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才能有效满足人类的需求、并且将资源分配至最合适的地方。他们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是因为“假定个人都是理性的、追求私利的、并且会有计画的追求他们各自目标的。”他们不相信个人权利是由政府所“创造”的（在道德层次上），而相信道德权利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存在的。托马斯·杰斐逊称呼这些是“无法被分割的权利”，并且也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所相信的理念：亦即权利并非来自法律、相反的法律的唯一目的便是用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他宣称“正当的自由，指的是个人有绝对权利依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做出任何行动，唯一的限制便是不违反其他人的相同权利。我不会加上‘以法律为限’，因为法律经常只是专制者的工具，这在法律侵犯个人权利时尤其明显。”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个人的权利是消极本质—亦即权利是以不受其他人（以及政府）侵犯的个人自由为基准。相反的，社会自由主义（又常称为“现代自由主义”）则主张权利是由其他人提供的某些利益或服务所构成的。因此古典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彻底反对福利国家等政策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却不主张在物质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社会自由主义所追求的那些“积极权利”反而会侵蚀原本消极的个人权利。因此，古典自由主义支持以宪法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免受多数统治的干扰，并认为人民投票仅仅是为了选出官员，而不是为了创造法律。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有著两种不同的流派：“英国的流派”以及“法国的流派”。哈耶克认为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等人代表了经验主义流派的思想，注重普通法，并且遵循长期自然发展下来的传统和思想。而法国的流派如卢梭、百科全书派、以及重农主义则相信理性主义、认为理性的力量是毫无限制的，并且有时会对传统和宗教表现出敌意。哈耶克承认国籍的分类是和流派的分类不同的，有些哲学家并不一定符合国籍的分类：哈耶克认为法国的孟德斯鸠属于“英国的流派”，而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威廉·戈德温、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和托马斯·潘恩则属于“法国的流派”。哈耶克也否认“laissez faire”这一词是源于法国的传统，并将其归功于英国的休谟、斯密、和伯克。

起源
古典自由主义是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哲学，最早的根源可以溯及古希腊。在16世纪初启蒙时代由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提出早期的论述。而在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1776）中，他反对了主张由国家干预经济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只富裕了那些拥有特权的菁英份子，而没有顾及广大平民。芬兰议员安德斯·屈德纽斯也是另一个提出早期古典自由主义论述的重要人物。古典自由主义试著限制政治权力的界限，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古典自由主义一词也常被使用于描述早期的自由主义，以免与新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混淆。

亚当·斯密于1776年所出版的国富论成了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亚当·斯密提出了关于自由主义和经济的解释，在法律和哲学上的理解则经由约翰·洛克、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人。而在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论永久和平》中，他假设了一种国际性的自由体制，以维持世界的和平。
“自由主义”一词在此时开始出现分歧（大约在18和19世纪）。原先的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包括自由市场），和有一定权力限制的代议制政府。到了18世纪这层原先代表的意义仅在少数国家仍然完整存在，大多数国家里自由主义一词都已经偏离了最初的轨道（例如社会福利、关税、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和规定、薪水和物价的控制）。在许多国家自由主义一词大多用以形容处在古典自由主义至美国自由主义之间的立场，只有少数几个主要政党仍然支持古典自由主义，大多数的自由主义政党都接受了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概念。

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
近代工业革命大幅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但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浮上台面，例如污染、童工，和都市人口过于拥挤等。物质和科学上的进步增长了人类的寿命，减少了死亡率，也因此人口爆炸性的增长。而这造成了劳工过多的问题，减低了平均的工资。米尔顿·佛利民指出这个时代造成的现象不是贫穷人口增加，而是“贫穷现象更显而易见”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威廉·冯·洪堡则认为这些问题将会由工业社会自身进行修正，而无须政府的干预。
在19世纪，多数的民主国家都延伸了选举权，而这些新获得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倾向支持政府干预的政策，由识字率的提高和知识传播的发达产生了在社会上各种形式的行动主义。19世纪产生的社会自由主义成了第一个从古典自由主义里分裂出来的重要流派，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立法禁止童工和规定劳工的最低工资，而这些都是主张自由放任经济的自由主义者所视为妨碍自由的政策，更认为这些政策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到了19世纪末，这些从自由主义产生的分裂已经逐渐扩大，他们认为为了要达成自由的目标，个人必须得到为达成目标的条件，包括教育和免于受剥削的保护。在1911年由霍布豪斯所著的《自由主义》一书里，他总结了“新自由主义”（现多称社会自由主义，与当今新自由主义区分）的概念，也就是主张政府介入经济，并应确保每个人在贸易时的平等权利。由于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差异实在太大，哈耶克甚至指出那应该被称为“社会主义”比较正确（霍布豪斯的确曾自称他的理论为“自由社会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相信自由的哲学应该在每个领域都同等扩大（而不是在某些领域受到局限），他们非常反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政策，如枪枝管理、肯定性行动（鼓励录用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政策）、高税收、社会福利和支持公立学校，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认为侵犯了个人自由的政策。
在美国“自由主义”一词早已改变了原意，哈耶克认为涵义的改变是从罗斯福任内开始的，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在当时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左翼的标签，由于担心这些标签的负面影响，罗斯福于是改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从那时开始，“自由主义”一词在美国改变了涵义，与原本18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了。

理论基础
以法哲学里的财产权为例，认为后者是自然权利的思想家包括格老秀斯、康德、黑格尔、洛克。认为财产权是一种法定权利的学者有霍布斯、边沁、大卫·休谟、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涂尔干。

自然权利
后果论
功利主义
.

自由主义对抗极权主义
在意大利和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府连结了国家与大企业间的关系，并且宣传自身国家民族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优秀，而侵略他国将能使他们获得应得的"阳光之土地"。在这些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机器通常宣称民主是软弱而无法达成大成就的，只有非凡的领导人才能带来他们必要的纪律。
极权主义的崛起成了自由主义的反照面，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分析极权主义及其追随者的信仰和理论，他们最后推论出，极权主义能崛起的原因在于人们身处太过恶劣的环境，因此转向支持极权主义以寻求解决办法。由于这样的结论，一些人开始认为国家应该有保护经济情况的职责，如同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狼群的自由就意味著羊群的死亡”，也因此越来越多自由主义者开始主张政府应该扮演稳定经济发展的角色。
其他支持自由市场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极权主义的崛起正是因为越来越多政府管制造成的。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主张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哈耶克也对英国和美国因为受到凯恩斯学派影响而建立的经济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认为那将会导致相同的极权主义政府产生。哈耶克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如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同样的极权主义流派；因为这些政权都试著抹灭经济的自由。对哈耶克而言他认为抹灭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抹灭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米尔顿·佛利民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认为，只要政府试著以政策来控制个人的自由（如杜威、凯恩斯和罗斯福主张的政策），相同的极权主义后果也可能发生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

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拥护者，如米尔顿·佛利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对于现代自由主义的反驳，即代表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持续发展—也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佛利民说：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尤其是在1930年后的美国，自由主义一词改变了涵义，变成了另一种涵义非常不同的东西，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完全不同。这一名词变成用以形容那种依靠国家机器管理、而不是个人自发行动去达成目标的政治，口号变成了社会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19世纪的自由主义将自由的扩大看作是促进社会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方法，而20世纪的自由主义则将社会福利和平等两者看作是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在打著福利和平等的旗号下，20世纪的自由主义竟然开始支持国家的干预和专制作风—而那都是原先古典自由主义所奋力对抗的。如果将时间倒转回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恐怕都会被打成现代的反动派了！”

也因此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才是真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人。举例而言，哈耶克主张他并不是所谓的保守主义，反而他才是真的自由主义者，而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只是冒充者，他也因此一直拒绝放弃这种称呼。
约瑟夫·熊彼特则指出：“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不是一场预谋，那么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们或许会觉得他们盗用了这一称呼是相当明智的举动”，意味著现代自由主义者们“偷走了”这一词、并且还将这一词冠上与之原义完全相反的解释。

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完全自由发展的观点在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和列宁等共产主义学派中受到抵制和反驳，社会民主主义学者们，如罗莎·卢森堡普遍认为不受政府调控的经济会导致部分资本初期膨胀后为控制更多生产资料和盈利方法，采用非人道的方法扩张，直至对行业的彻底垄断，或形成经济联盟，如军工复合体，以经济扶持的手段控制政治建筑，无害化攻击性新兴哲学思想以避免其作为社会驱动阻断资本盈利，社会自由主义学派代表托马斯.希尔.格林.也阐述为自我实现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真正获得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可能，为了确定所有人的真正自由，限制某些人行动的法律是必要的。斯密以及李嘉图的学说也常作为反对古典自由主义扩张的引用，部分人因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张，仍称之为“右翼经济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保守主义”或直接称之“右翼”，并认为他们自行增添其他称呼的做法是无视于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面的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哈耶克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看法相当奇怪："他忽略了其他更早的杰出思想家例如洛克和密尔"。

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
自由意志主义者通常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两词是可以互换的。例如美国的卡托研究所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三者都是源于同一意识形态组群。卡托研究所更喜欢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因其自认为他们才是正当的自由主义继承者。自由意志主义确实与古典自由主义有非常多相似处，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方面，同样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府、自由市场、和个人的自由。古典自由主义一直主张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必须尽量限制政府的权力。自由意志主义政党则进一步主张对政府权力更多的限制。
比萨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Raimondo Cubeddu就说：“我们很难分辨‘自由意志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之间到底有何差别。这两种称呼在用以形容那些“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主义”流派时几乎是可以替换的：也就是用以称呼那些认同洛克和罗伯特·诺齐克，认为国家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财产的学派。”
自由意志主义认为他们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不过，一些人仍然认为两者存在著分离、甚至互相冲突的理论。美国大法官撒母耳·佛里曼·米勒便认为：“自由意志主义只是表面上类似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者拒绝了自由主义所必要的制度。正确的说，自由意志主义假冒了一种观点，而那种观点正是自由主义依据历史角度所反对的—那就是认为个人的政治权利处于封建制度之下。如同封建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构想出一种架构在个人契约连结上的政治权力。而自由主义理念所不可或缺的，便是主张政治权力乃是公众的权力，应该公平的为公众的利益所服务。”
强调两者间存在差异的人则主张，自由意志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间有著根本的矛盾，因自由主义里为了检查和平衡而使用的手段，与自由意志主义所支持的完全解除经济管制有著冲突。

参考文献
参见

资本主义
自由意志主义
自由放任
自由市场
私有化
自由化
自由主义


汉诺威

汉诺威（德语：Hannover，发音：[haˈnoːfɐ] （）；低地德语：Hannober），德国下萨克森州的首府，位于莱讷河畔，北德平原和中德山地的相交处，既处于德国南北和东西铁路干线的交叉口，又濒临中德运河，是水陆辐辏的交通枢纽。汉诺威是工业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是德国的汽车、机械、电子等产业中心。此外第三产业已占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除商业、金融、保险业外，汉诺威最著名的就是会展业和旅游业，欧洲最大的跨国旅游企业途易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展览CeBIT在这里举办，2000年，这里还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另外，一年一度的汉诺威射手节（Schützenfest Hannover）也是全世界类似节日中最大规模者。

名称
汉诺威（德语：Hannover），可能是从Honovere演变而来，意思是Hohes Ufer，意思是“高岸”。据说，这个城市最初建立在莱讷河右岸七至八公尺高的悬崖处。

历史
中世纪时期，在莱讷河的岸上建立了这个城镇；它原来的名字是“Honovere”，可以翻译成“高高的河岸”。最早，这是一个渔夫和摆渡者生活的小村庄；到了13世纪，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城镇。14世纪，汉诺威教堂建立；同时还建造了带有三个城门的城墙，用以保护城市。
1636年，卡伦贝格公爵决定把他的宅第搬迁到汉诺威；他的公国后来也就被称为“汉诺威公国”（参见：汉诺威王朝）。他的后裔中出现了多位英国国王，其中的第一位就是乔治一世，他于1714年即位；共有三位英国国王同时也是汉诺威的选帝侯。
七年战争期间，1757年7月26日爆发了哈斯滕贝克战役；法国军队击败了当地的守备军并占领汉诺威。
在1803年7月5日拿破仑强加了《阿特伦堡协定》（又称《易北协定》（Elbkonvention））之后，大约三万人的法国部队占领了汉诺威；同时，该协议还解散了汉诺威军队。乔治三世不认可易北协定，并且努力招募外籍部队；这导致大量的汉诺威战士最终移居英国，组成了后来在滑铁卢战役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国王德意志军团。1814年在维也纳会议，乔治三世把整个选区提升为“汉诺威王国”；它的首府汉诺威也扩展到了莱纳河的对岸，并有大幅的增长。
1837年，英国和汉诺威的共主邦联中止，因为威廉四世在英国的继承人是维多利亚女王，而汉诺威法律规定只能由男性继承，所以威廉的弟弟恩斯特·奥古斯特继承了汉诺威。而后，汉诺威王国一直延续到1866年，当时它被普鲁士吞并。在被吞并之后，汉诺威人民一直反对普鲁士政权。然而，汉诺威继续成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城市的三分之二被轰炸成为废墟。
战后，汉诺威以承办商业博览会而闻名，1947年英国军政府下令举办工业博览会（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在一家名叫联合轻合金工厂的厂址动工，因陋就简，开办展览，没想到展览会竟然大获成功，有几十万人前来参观。这次展会随后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博览会。每年四月，来自全球不下6000家厂商参展。成为世界最新机器设备和新技术的风向标。除一年一度的工业博览会外，1986年起又从工业博览会分出CeBIT（办公技术、信息通信展览），航空博览会，国际建筑博览会等，把博览事业提升到新的高度。2000年，汉诺威承办了世界博览会。

经济
汉诺威的本土企业涉及各个不同的领域。在汽车工业领域，汉诺威拥有大陆轮胎、福斯汽车、瓦尔塔蓄电池和威伯科汽车控制系统等；在保险金融行业中，汉诺威保险集团、汉诺威再保险、汉诺威统一保险及AWD金融咨询公司都将总部设在这里。此外，汉诺威还是欧洲最大的旅行公司TUI以及1889年诞生的巴森饼干厂的总部所在地。
汉诺威是一个重要的展览会议城市。总部设在汉诺威的德国展览公司，拥有70年历史，是世界领先的展览公司，平均年收入约为2.5亿欧元。除了每年一度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技术展览会CeBIT以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以外，汉诺威展览公司还在此举办各类其他知名展会。与此同时，汉诺威会议中心每年召开许多会议。

气候
汉诺威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气候温和。

交通
汉诺威是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由于2000年世博会的召开，汉诺威的交通相当发达。各个方向的铁路以及高速公路在此交会。汉诺威火车总站是德国第5大火车站，每天有622班次火车到达或离开，前往超过60个欧洲大城市，每天的客运量大约为25万人次（2006年12月数据），车站内共有12个火车站台与6个地铁站台，换乘相当便捷。
除了发达的铁路交通，汉诺威的公共交通网络也是德国公共交通的典范。10条城郊线和6条快速城郊线把汉诺威的郊县与市区很好的连接起来。市内交通更是由14条轨道交通（地铁）线以及多条的公共汽车线路组成（其中100/200路为环绕市中心的环线）。在召开大型展会期间会加开展会专线。地铁是这里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它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在市中心Kröpcke的地铁车站共有三层，所有的地铁线路都在这里停靠。
除此之外，汉诺威还拥有四个港口，年吞吐量为375万吨（2006年），是北德最大内陆港。汉诺威机场是德国第二大连接东欧和法兰克福的机场（汉诺威-朗根哈根机场），此外，在汉诺威展会中心还有专为大型展会所提供的直升机平台。

旅游景点
汉诺威市中心最重要的36个景点被一条“红线”串联起来，这是一条画在地面上红色的环线，总长4.2公里。

黑伦豪森王家花园：黑伦豪森王家花园是最著名的欧洲巴洛克风格花园之一。早在1638年卡伦贝格公爵就开始建造此花园。三个世纪以来，花园的主人改朝换代，花园也因此被很大程度的改建和扩建。17世纪中期，这个花园只有现在的一半大。直到1714年，当时的选帝侯汉诺威的索菲亚夫人将其改建成下萨克森的巴洛克风格，并将其扩建到50公顷，也就是今天的大小。私人花园的历史到1936年结束，汉诺威市政府买下花园并进行改建。如今大花园已经成为汉诺威人引以为豪的场所，每年夏天，“国际烟火节”和“大花园里的小节日”都在这里定期举办。
汉诺威市政厅（Neues Rathaus）：汉诺威市政厅市汉诺威市长办公所在地。经过12年的建设，1913年6月汉诺威市政厅，即汉诺威新市政厅建成。从那以后汉诺威的行政主管部门不再使用老的市政厅，改迁到现在的市政厅工作。市政厅的造价达一千万马克，并且是现金支付。但是在二战期间，同其他汉诺威市内建筑一样遭到美军强烈轰炸，市政厅曾遭到严重损坏。市政厅内最值得一提的是通往顶层观光台的电梯，电梯沿着拱顶斜着成17度角往上爬升50米，是欧洲唯一一座倾斜上升的电梯。
汉诺威动物园：汉诺威动物园建于1865年，占地22公顷。作为2000年世博项目之一，1999年起汉诺威花了5年的时间将原来传统的动物园改建成现在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动物园之一——历险动物园。这种历险乐园的形式在欧洲没有先例。没有一个动物园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为动物和人类创造出可以如此亲密接触的游乐园。现有动物种类233种，约1800头。300多个员工饲养这些动物。2006年动物园接待了超过120万游客。据调查显示，93.6％的游客对汉诺威动物园的评价为很好或好。
集市教堂：集市教堂坐落于汉诺威老城的中心，是三座汉诺威最老的教堂之一，也是下萨克森州最大的教堂之一。至今此建筑的大部分仍保持了14世纪北德的建筑风格。教堂的屋顶在1943年的空袭中被摧毁，1952年按原样修复。教堂高97米，是汉诺威的象征。
莱讷河城堡（Leineschloss）：以前是国王的城堡，现在是下萨克森议会所在地。
老市政厅（Altes Rathaus）：老市厅位于汉诺威市中心，其中一部分早在1410年就已建成，以后经过多次扩建。自市长办公室迁到新市政厅后，老市政厅内现只有民政局在此办公。
汉诺威展览中心（Messegelände Hannover）：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展览中心，拥有49.6万平方公尺室内场馆，5万8千平方公尺户外场地，27个馆和一个拥有35个功能厅的会议中心。二战后，由于莱比锡展览中心被前苏联占领，英国人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合适的地方举办贸易展销会，于是就选择了位于汉诺威南部曾经制造飞机的工厂，1947年在那里举办了第一次展览会，从那以后这个地方就成了展览会场，除了2000年的世博会，每年的CeBIT和汉诺威工博会都在这里举行。
希尔德斯海姆：美丽的中世纪城镇，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教堂以及市场和半木质结构的老房子而闻名
哈默尔恩：这座美丽的城镇以为民间传说中的花衣魔笛手而闻名

文化和教育
汉诺威拥有40所不同的剧院，24家不同主题的博物馆（历史、音乐、艺术等）和一家一流水准闻名世界的国家歌剧院。除此之外，体育也是汉诺威的特色之一，汉诺威96是当地著名的足球俱乐部，因为其成立于1896年，因此得名汉诺威96。汉诺威主要的大专院校：

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即汉诺威大学：始建于1831年，是一所覆盖文、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60多个专业，现有学生23000名，其中超过4000名为外国学生。
汉诺威医学院：德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建于1965年，现有学生3200名。
汉诺威兽医学院：1778年建校，是汉诺威最古老的学校，是一所知名的兽医学校。
汉诺威音乐学院：1897年建立，有20个与音乐和戏剧表演相关的专业，现有约1200学生，许多该校的毕业生都曾获得各种奖项。中国青年钢琴家李云迪也在此进修。
GISMA商学院：是一所1999年刚刚建成的私立商校，提供MBA和EMBA硕士课程，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强大的师资力量和与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紧密合作，使她已挤身于欧洲顶尖商学院之列。
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1971年建立，现有500名教授及6000名学生。

体育
汉诺威96（Hannover 96）:一支位于德国汉诺威市的足球俱乐部，现于德乙中参赛。

名人
威廉·赫歇尔：英国天文学家及音乐家，曾作出多项天文发现，包括天王星等。“恒星天文学之父”。
卡罗琳·赫歇尔：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的妹妹。
莱布尼兹：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被喻为“微积分学”的第二位创始人，也是发明积分符号“ʃ”和最先使用微分符号“dx、dy”的数学家。当中，虽然最早有微积分这个概念的数学家是牛顿，但莱布尼兹的微积分是最完整的，也是现代微积分学的先驱。由于莱布尼兹曾在德国汉诺威生活和工作了近四十年，并且在汉诺威去世，为了纪念他和他的学术成就，2006年7月1日，也就是莱布尼兹360周年诞辰之际，汉诺威大学正式改名为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

其它
汉诺威比较著名的城区：

Herrenhausen
Hannover-Zoo
Hannover-Nordstadt
摇滚乐队蝎子乐队和Fury in the Slaughterhouse起源于汉诺威。

友好城市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城市的官方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城市全貌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汉诺威交易会


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指位于中国北部的区域。一般指秦岭-淮河线以北，长城以南的中国的广大区域。现时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指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共计四个省级行政单位。

行政区划
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即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等四盟(市)。广义上会将整个内蒙古都列入华北地区。

地理
地理上华北地区的西缘是青藏高原东部还是黄土高原东部并无权威定义。自然地理学的传统说法是以阴山、贺兰山、乌鞘岭为华北自然地理区与西北自然地理区的分界线，把陕北、陇东、宁夏、河南也列入华北。这一分界线在自然地理上是中国的半干旱地区与干旱地区的分界线、东亚季风区与亚欧大陆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在气候地理上也是重要分界线。

资源
华北地区人口稠密，煤、铁资源丰富，同时还有金、钼、铝土等一批矿产资源 。是中国重要的粮、棉、油产区。但水资源的严重不足已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本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参考文献
参见
中国北方与南方


所有权

所有权（英语：ownership），又称拥有权、完全物权，是指民法上，权利人对标的物可以直接全面排他性支配特定物的物权。所谓“全面支配”，意味着支配范围的全面性和支配时间的无限性，符合这一特征的物权只有所有权。因此，完全物权与所有权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完全物权与限制物权是相对立的概念。
在一般意义上，所有权也指人对于外界自然的支配或者支配形态。后者含义上的所有权（所有），从人类产生开始就已存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历史变迁。而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以所有（支配）为基础的技术概念。也就是说，在商品交换占主导地位的近代社会，在互相交换商品的主体之间，必须互相承认对方对于商品这种财富的固有的支配（私有）。这种社会需要的法律形态，就是所有权。因此，普通意义上的所有权是以排他的，包容性的支配为内容的一种权利。不同的民事实体法对于所有权的具体内容的规定，也有着一定的差异。
另一方面，所有权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便是直接支配和排他性处分。这是从所有和使用两个层面来讲的。直接支配反映出所有人对物的绝对权利。而排他处分反映出物在使用、流转的过程中人们所享有的绝对权利。近代以前人们对物是注重所有、占有的。而现在注重的却是流转，重视物在流转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利益。
所有权也受到法律的一定限制。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是对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例如土地征用法、城市规划法、航空法、大气污染防止法、矿业法等等。
因为所有权是包含性且排他性的支配性权利，对于圆满实现所有权过程中遇到的妨碍，所有权人有权排除。即所有物的占有被抢夺的时候有权行使所有权的返还请求权，在侵夺占有以外的方式被妨碍的时候有权行使排除妨碍请求权，在存在被妨碍的可能性的时候有权行使预防妨碍请求权。但是，在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时候，经常会产生不得不妨碍邻接土地的所有权的情况，在这种时候，为了保障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有必要对于排除妨碍请求权作出一定的限制。这就是“相邻关系”规定的主旨。

参考文献
参见

限制物权（他物权）
用益物权
担保物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是曾存在于1988年至2018年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

沿革
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保留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后更名为“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作为国土资源部的部管国家局。
2008年，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1号），设立国土资源部，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同时调整职责：取消已由国务院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取消相关职业技能鉴定、颁证职责；将科技成果转化具体实施的职责交给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将土地评估、矿业权评估、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和人员资质认定职责交给行业协会；加强土地供需调控和总量平衡，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加强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加强矿产资源规划和合理开发利用管理，强化资源回采率和资源综合利用率的监管。
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方案规定：“组建自然资源部。将国土资源部的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水利部的水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农业部的草原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国家林业局的森林、湿地等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国家海洋局的职责，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职责整合，组建自然资源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自然资源部对外保留国家海洋局牌子。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职责
承担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责任。组织拟订国土资源发展规划和战略，开展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研究提出国土资源供需总量平衡的政策建议，参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区域协调、城乡统筹的研究并拟订涉及国土资源的调控政策和措施。编制并组织实施国土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领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
承担规范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的责任。起草国土资源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并监督实施，制定地质环境保护的政策、规章，制定国土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规程，拟订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标准。指导地方国土资源行政执法工作，调查处理国土资源重大违法案件。
承担优化配置国土资源的责任。编制和组织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计划。指导和审核地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矿产资源规划，组织编制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地质勘查和地质环境等规划以及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环境保护等其他有关的专项规划并监督检查规划执行情况。参与报国务院审批的涉及土地、矿产的相关规划的审核。
负责规范国土资源权属管理。依法保护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组织承办和调处重大权属纠纷，指导土地确权，承担各类土地登记资料的收集、整理、共享和汇交管理，提供社会查询服务。
承担全国耕地保护的责任，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牵头拟订并实施耕地保护政策，组织实施基本农田保护，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指导未利用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耕地开发的监督工作。组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征用，承担报国务院审批的各类用地的审核、报批工作。
承担及时准确提供全国土地利用各种数据的责任。制定地籍管理办法，组织土地资源调查、地籍调查、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组织国家重大土地调查专项，指导地方地籍调查、登记和土地分等定级工作。
承担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责任。拟订并实施土地开发利用标准，管理和监督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政府土地储备、土地开发和节约集约利用。拟订并按规定组织实施土地使用权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等管理办法，建立基准地价、标定地价等政府公示地价制度，会同农业部门监督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定禁止和限制供地目录、划拨用地目录等，承担报国务院审批的改制企业的国有土地资产的处置。
承担规范国土资源市场秩序的责任。监测土地市场和建设用地利用情况，监管地价，规范和监管矿业权市场，组织对矿业权人勘查、开采活动进行监督管理，规范和监管国土资源相关社会中介组织和行为，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负责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依法管理矿业权的审批登记发证和转让审批登记，负责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的管理，承担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优势矿产的开采总量控制及相关管理工作，组织编制实施矿业权设置方案。
负责管理地质勘查行业和矿产资源储量，组织实施全国地质调查评价、矿产资源勘查，管理中央级地质勘查项目，组织实施国家重大地质勘查专项，管理地质勘查资质、地质资料、地质勘查成果，统一管理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
承担地质环境保护的责任。组织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古生物化石、地质遗迹、矿业遗迹等重要保护区、保护地，依法管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查和评价工作，监测、监督防止地下水过量开采和污染，承担城市地质、农业地质、旅游地质的勘查、评价工作。
承担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的责任。指导应急处置，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订并组织实施重大地质灾害等国土资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依法征收资源收益，规范、监督资金使用，拟订土地、矿产资源参与经济调控的政策措施。依法组织土地、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的征管，配合有关部门拟订收益分配制度，配合有关部门指导、监督全国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资金的收取和使用。参与管理土地、矿产等资源性资产，参与管理国家出资形成的矿业权权益，负责有关资金、基金的预算和财务、资产管理与监督。
推进国土资源科技进步，组织制定、实施国土资源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战略、规划和计划，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推进国土资源信息化和信息资料的公共服务。
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拟订对外合作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政策并组织实施，组织协调境外矿产。
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2008年《三定方案》规定，国土资源部管理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承担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和矿产勘查的职责。
2008年《三定方案》还规定，“河道采砂管理的职责分工。长江宜宾以下干流河道采砂管理体制按《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其他河道采砂管理的职责分工是：国土资源部对保障河道内砂石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负责，水利部对河道采砂影响防洪安全、河势稳定、堤防安全负责，交通运输部对河道采砂影响通航安全负责。由水利部牵头，会同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统一编制河道采砂规划和计划。河道采砂的水上执法监管，要充分发挥交通运输部门执法机构的作用。”

机构设置
部管国家局
国家海洋局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部机关内设机构
办公厅：是国土资源部负责协调、处理部机关日常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信息、安全保密、信访、新闻发布和政务公开的工作；承担机关财务、资产管理、综合业务与协调处理等工作；监督管理部政务大厅。内设部长办公室（部值班室）、督查室（综合室）、信访办公室、秘书处（档案处）、新闻宣传处、行政财务处、信息化管理处
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正局级，是国家土地总督察的办事机构，负责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具体实施和土地督察工作的组织协调。内设综合处、信息调研处、督察指导处、制度建设处、机构管理处、督察干部管理处
政策法规司（兼部行政复议办公室）：是国土资源部负责组织法规制定、立法协调、依法行政和行政复议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组织起草国土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草案，协调部内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工作，承担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工作，推进国土资源行业依法行政；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的有关工作。内设法制指导处、法规处、法制协调处、行政复议处
调控和监测司：是国土资源部负责参与宏观调控、形势分析、综合统计、重大问题调研和重要文稿起草等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开展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研究提出国土资源供需总量平衡的政策建议，参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相关改革研究；组织国土资源重大课题调研，承担综合统计和部内专业统计归口管理工作；承担有关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协调和组织部内有关综合研究工作。内设综合处、调控分析处、战略研究处、改革协调处
规划司：是国土资源部负责国土资源规划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编制实施国土、土地利用、矿产资源、地质环境等综合规划，组织编制资源调查评价、勘查、开发、整理、复垦等专项规划；依法指导和审核国土资源相关规划；编制管理土地利用计划和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计划；承担基本建设及重大专项投资管理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研究有关国土资源的区域、城乡统筹协调、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政策措施。内设国土综合处（区域发展办公室）、土地规划处、土地计划处、地质矿产规划处、投资管理处
财务司：是国土资源部负责财务管理的职能部门。其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土资源有偿使用的工作，参与管理土地、矿产等资源性资产和国家出资形成的矿业权权益的有关工作。负责部门预算和财务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承担国土资源专项收入征管相关工作；承担有关专项资金、基金的管理工作和部门预决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和内部审计有关工作；拟订有关财务、资产管理规章，承担所属单位财务及国有资产监管的工作。内设综合处、财务处、权益处、预算处
耕地保护司：是国土资源部负责组织指导耕地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征用和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承担基本农田保护、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征用和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的有关工作，监督检查基本农田保护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落实情况；承办报国务院审批的用地事项的审核工作。内设基本农田保护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公室）、农地管制处、征地处、土地整理复垦处
地籍管理司（不动产登记局）：是国土资源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土地、房屋、林地、草原、海域等不动产登记和组织指导土地调查、统计、遥感监测、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拟订地籍管理办法；拟订不动产确权、登记、争议调处办法并监督指导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调处重大不动产权属争议；会同林业部门负责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森林、林木、林地的登记发证；会同海洋部门负责国务院批准项目用海、用岛的海域使用权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登记发证；承担各类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理和归档；拟订土地调查、监测、统计的标准规范和全国土地调查、监测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指导地方地籍管理和不动产登记工作。内设综合处、登记处、权属处、权籍信息处、调查处、监测与统计处
土地利用管理司：是国土资源部负责指导和管理全国城乡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土地市场、土地价格和土地资产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承担城乡建设用地和土地市场管理工作；规范土地使用权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转让行为；拟订并实施土地供应、土地价格、土地资产和土地储备管理政策；拟订并实施土地开发利用标准；承担节约集约用地评价和建设用地分等定级工作，组织实施基准地价、标定地价等地价制度，对土地市场和地价实施动态监测。内设地价处、资产处、市场处、地用处
地质勘查司（矿产勘查办公室）：是国土资源部管理地质勘查行业和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等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组织矿产资源、海洋资源调查评价；编制地质勘查规划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管理中央级地质勘查项目，组织实施国家重大地质勘查专项；承担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工作的组织协调、评估考试和督促检查；管理地质勘查行业，管理地质勘查资质；组织拟订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等矿产资源战略、政策和规划，承担探矿权、采矿权管理，以及对外合作区块的审核和监督管理。内设综合处、矿产勘查处、地质处、行业管理处、油气管理处
矿产开发管理司：是国土资源部负责管理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除外，下同）开发和探矿权、采矿权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承担矿业权审批登记发证的管理工作；组织划定国家规划矿区，编制实施矿业权设置方案；承担矿产资源保护和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管理事项，下达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管理矿业权市场；调处重大矿业权权属纠纷。内设综合处、煤炭矿产管理处、金属矿产管理处、非金属矿产管理处（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管理处）
矿产资源储量司：是国土资源部负责管理全国矿产资源储量、矿业权评估、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和地质资料，并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拟订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办法、标准、规程；管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登记、统计；实施矿山储量动态监督管理；承担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矿产地储备、压覆矿产资源管理的事项；承担矿业权评估和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工作；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除外）的监督管理；组织矿产资源形势分析和战略研究。内设综合处、资源储量管理处、监督管理处、地质资料管理处
地质环境司（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办公室）：是国土资源部负责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组织指导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承担监督管理古生物化石、地质遗迹、矿业遗迹等重要保护区、保护地的工作；依法管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查和评价工作；组织监测、监督防止地下水过量开采引起的地面沉降和地下水污染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内设综合处、地质环境保护处、地质灾害防治处、地质灾害应急处、地质环境监测处
执法监察局：是国土资源部负责对国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组织对国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拟订土地、矿产执法监督和违法案件查处的规定；依法组织查处重大土地、矿产违法案件。内设检查指导处（案件审理处）、查处一处、查处二处、综合处
科技与国际合作司：是国土资源部管理科学技术和国际合作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 组织编制和实施国土资源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组织实施重大科技计划；组织制定并管理国土资源技术标准、规程和规范；承担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管理工作；编制国土资源国际合作战略、规划、计划和政策；承担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和参与开发的工作；承担对外及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合作交流。内设科技计划处、科技发展处、外事综合处、国际合作处
人事司：是国土资源部管理干部人事、教育培训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承办机关、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及直属单位的人事管理、机构编制事项；按规定承办协助地方管理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领导干部的有关工作；承担人才规划编制，组织实施教育培训工作。内设干部一处、干部二处、干部培训处、机构编制处、督察干部管理处、综合处
机关党委：主要任务是负责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内设办公室、组织宣传处、统战群工处、纪委办公室
离退休干部局：主要任务是负责部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指导部直属单位的离退休干部工作。内设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离休干部管理处、退休干部管理处、秘书处、保健处、生活福利处、文体活动处

派出机构
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负责监管：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
国家土地督察上海局（负责监管：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宁波市、厦门市）
国家土地督察沈阳局（负责监管：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大连市）
国家土地督察南京局（负责监管：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
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负责监管：山东省、河南省、青岛市）
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负责监管：广东省、广西自治区、海南省、深圳市）
国家土地督察武汉局（负责监管：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
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负责监管：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负责监管：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自治区、新疆自治区）

直属单位
主管社团
历任领导
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
1998年设立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国土资源部监察局），是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为派驻全覆盖确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的方案》（中办发〔2015〕55号）撤销监察部驻各单位监察局，中央纪委驻各单位纪检组为对外工作联络的唯一名称，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共设置47家派驻机构，其中20家为单独派驻机构，27家综合派驻机构负责监督119家单位。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负责综合监督国土资源部、中国地震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中国地质调查局5家单位。

国家土地总督察
2008年《三定方案》规定，“国务院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授权国家土地总督察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监督国家土地调控政策的实施。国家土地总督察对国务院负责。委托国土资源部组织实施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向地方派驻9个国家土地督察局。”
“在国土资源部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正局级）。主要职责是：

组织协调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日常工作，拟订相关政策法规和工作规则。
协调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及其人员的派驻工作，研究提出人员考核的意见。
指导和监督检查国家土地督察局的工作，对土地违法违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承担责令限期整改的具体工作。
组织调查研究并提出加强土地管理的政策建议。”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行政编制360名，在国土资源部机关行政编制总额外单列。”

参考文献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安省_(法国)

安省（法语：Ain，法语发音：[ɛ̃] （）；法兰克-普罗旺斯语：En）是法国的一个省（编号01），省会布雷斯地区布尔格，与萨瓦省、上萨瓦省、罗讷省相邻，同瑞士毗连。安省拥有良好的交通网络（法国高速列车、高速公路），邻近里昂及日内瓦两大国际机场。
安省下分四个地区：布雷斯、栋布、比热和热克斯。这四个各有特色的地区造就了安省的多样性及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布雷斯主要是以谷物种植、牲畜饲养、奶类及乳酪生产和家禽养殖等农业与农产加工业为主。东布的渔业养殖与比热的葡萄栽培分别是当地的重要经济活动。本省产业的高度多样性是伴随著奥约纳地区的塑胶产业（有“塑胶谷”之称）。
由于当地中小企业的工业性质与紧密的网状组织，安省跻身全法国经济成长最快速的省分之一。当地失业率远低于全国及大区。除了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一些在全国或国际上拥有领导地位的大型企业也设立于此。
不过，安省依然十分重视其历史及文化遗产，像是美食（沃纳的Georges Blanc餐厅）、布雷斯的年度家禽竞赛和旅游业（346座古迹、14座博物馆、生态旅游与滑雪）。

历史
安省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所创建的83省之一，由比热、栋布、热克斯及部份弗朗什-孔泰省组成。
1798年至1814年时热克斯由莱芒省管辖；1967年西南部的六个市镇脱离安省，加入里昂城市社区（communauté urbaine de Lyon）。

地理
安省被安河切成东西两块，西边由平原及些许的高原组成；东边则是汝拉山脉。安省直接属于罗讷阿尔比斯大区管辖。

经济
安省的失业率只有5%（罗讷-阿尔卑斯大区为7%，全国为8%），11,500家中小企业所形成的紧密网状结构与成长快速的出口导向经济（德国、义大利、西班牙为主），让安省成为全法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工业
不同于其农业印象，安省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地区。除了许多中小企业，还有数个具有国际声望的大型企业座落于此（例如Roset-Cinna、Grosfillex、Carrier、Smoby-Berchet、CIAT、雷诺卡车、Tréfileurope）。安省有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是属于工业或公共工程部门，让此地成为全法国工业化程度第六高的省份，也是罗纳-阿尔卑斯大区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中小企业是该省工业发展的最大推手。员工大于500人的企业只占全工业雇用人口的27%，员工小于100人的企业则占了47%。
有一半的工业从事人员（除了公共工程部门）是属于三个主要部门：
塑胶产业以奥约纳市为中心，具有高生产力，且享有良好的声誉。“塑胶谷”（Plastics Valley）占全法国塑胶产业十分之一，是欧洲塑胶企业最集中的地区。设立于此的349家企业共有11,000名员工，相当于四分之一的第三级产业人口（不包含公共工程）。在奥约纳地区，高达四分之三的工作人口与塑胶产业有直接或间接相关。
农业主要位于布雷斯地区，从业人口超过5,000人。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是在肉类产业和罐头食品工厂。农工业的支柱是提供大量高品质产品的高效率农业，以及数间在产业中具有领导地位的企业。具有象征意义的家禽业只有350名从事人员。
1992年，布雷斯地区布尔格市、安省与当地商会成立科技平台“Alimentec”。其任务是农工业的应用研究、技术支援、技术转移和高等技术教育。Alimentec优先活动有三项：通风系统、塑料包装和应用卫生。
安省的工业结构也让金属加工（电缆、拉丝、电线）和机械工业（汽车工业，法国最重要的货车制造区）出现数间大型企业（Tréfileurope、阿尔卡特电缆、雷诺卡车）。铸造，金属加工和电力产业约有8,200名员工。由于这些产业的多样性及分散各地，尚未出现类似于塑胶产业的极化效应。
高达12,900名员工的公共工程部门是该省经济的重要部门。约有四分之一的工业人口是属于此部门。未来建筑业的发展将受益于安省的经济与人口成长。
由于拥有广大的森林（全省总面积三分之一），林业到2007年9月为止约有4,500名员工。
核工业是安省另一项产业。位于比热的核电厂提供全国4.2%的电力，员工超过1,350名，并确保供应链中的企业雇用人口。每日约有300至1,000名外地员工到电厂工作。
除上述的塑胶谷及许多地方提议成立的小型工商园区，安省并计画成立大型工业园区。这座占地700公顷的园区将成为罗纳-阿尔卑斯大区的重工业中心。

农业
多元化的农业（家畜和家禽饲养、牛奶和奶制品、谷物、蔬菜和葡萄）生产出赢得全国和国际声誉的产品。尤其是布雷斯的家禽，热克斯、格列日和布雷斯的乳酪（Bleu），栋布的鲤和鲟鱼，以及比热的葡萄酒。
全省的农场共有5,170座。过去25年，农场的数量已逐渐减少。1979年农场数量高达14,600座，1988年减少至11,320座，到2000年时剩下6,320座。农场总面积为268,361公顷，包括耕地150,917公顷及植物栽培118,000公顷（牧场、葡萄栽培、果园、苗圃）。安省农业总产值达到5400万欧元。其中52%（2740万欧元）是属于动物产品（牛、羊、猪、家禽、鱼、奶类），44%（2400万欧元）是作物产值（谷物、油科植物、葡萄酒、蔬菜、花卉）。

商业
安省共有5,861间商业公司，包括717间批发商（12.2%）、539间汽车经销商与修理厂、1,643间零售商和维修商（28%）。
2006年，安省共有22,973员工及9,000名自雇人士。
每年私人家庭支出达44亿欧元，其中有四分之三是流向当地的商业企业，成为当地企业与外在竞争的基础。

服务业
服务业占总企业的46,6%，总员工达55,000名。从2003年起，服务业就一直是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服务业中，有32.2%的员工是从事企业服务。咨询顾问与IT服务的重要性逐渐上升。教育服务及健康、社会服务也十分热门。他们约占全服务业总从业人口的四分之一。

手工艺
安省拥有超过9,000家手工艺业，凸显出这项产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目前该产业员工约有29,000名，是当地经济的重要元素。

旅游业
旅游业为安省带来3亿欧元的商机，并提供10,000个直接就业及10,000个间接就业机会。2006年12月，2,9%的工作人口与旅游产业相关。
2006年，700,000名游客来到安省参观各项景点（博物馆、城堡、宗教建筑、花园与洞穴）。06年与07年冬天，由于缺乏积雪，严重影响冬季体育活动。每日滑雪游客数为238,000（180,500名高山滑雪客及57,000越野滑雪客）。过去冬季的每日平均人数为465,000。
垂钓及单车旅游（27座车道总长1,500公里）吸引了许多游客。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良好且多样化。饭店及旅馆业约有1,100家（旅馆、露营地、附有厨房的民宿gîtes、度假公寓、客房等等）。总床位达40,850个。目前已注册的猎人达15,000名，其中有3,000至4,000名猎人是在被认为是法国水鸟狩猎最佳地区的栋布活动。

注释
资料来源
（法文） 安省商会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见
安省市镇列表

外部连结

（法文） 省会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法文） 省议会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保育生物学

保育生物学（英语：conservation biology）又称保护生物学，是有关保育大自然及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学科，目的是保护物种及其栖地，乃至于诸多生态系统，避免物种过快灭绝或受到生物交互作用的危害。 保育生物学跨越学科，需运用到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还有自然资源管理的具体应用。
保育生物学的洞见形成保育伦理。

起源
“保护生物学”此术语及概念算是新兴领域，起源于1978年在圣地牙哥加州大学（UCSD）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保护生物学研究会议”。会议由美国生物学家Bruce A. Wilcox及Michael E. Soulé领衔，与会的有各大学及动物园的尖端研究人员及环保工作者，如Kurt Benirschke、Otto Frankel爵士、Thomas Lovejoy 以及贾德·戴蒙。对于热带森林砍伐、物种消失及基因多样性减损的忧心促成本次会议，期许会议及后续工作可以桥接理论面的生态学与进化遗传学及实务面的保护政策。
保护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同时兴起，为现代保护科学和政策的基石。保护生物学源起的多种学科内涵也衍生出新的子学科，包括保护社会学、保护行为学及保护生理学，并促进了保护遗传学的发展。

内涵
世界各地既有的生物系统正迅速衰退，使得保育生物学被称为“有时限的学科”（Discipline with a deadline）。在研究物种分布、迁徙、数量、有效种群大小、近交衰退，及稀有或濒危物种的最小可存活种群上，保育生物学与生态学密切相关。面对原生动植物群落，保育生物学家也密切地研究复育生态学，致力于了解受到大环境所影响之生物族群或群集栖地，与其相关的正、负面因素。当人们对于生态多样性、族群、物种及遗传之保持、损失及恢复等相关议题有更多的关心，将影响生物多样性及其学科，进而维持保育生物学发展。这些担心均源于一项评估：接下来的50年间，全世界50%的植物将会消失，这将助长贫困、饥荒并彻底改变这个星球的发展进程。
保育生物学家研究并教育大众生物多样性丧失、物种灭绝以及人类为了维持正常生活而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中的趋向及过程。无论是在野外或办公室，在政府、大学、非营利组织及企业中，总有保育生物学家投身其中。他们被资助去研究、监控，并登录全球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该主题非常多样，因为这是生物学与社会学跨领域的结合。基于伦理、道德以及科学因素，有些人成为保育生物学相关工作及职业的支持者，号召全世界面对目前的生物多样性的危机。组织与个人可以透过参与当地保育研究、监控及教育等行动计画，进而面对生物多样性危机。

历史
自然资源的保育
现在有个新现象，人们开始意识到必须维持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进而努力展开相关行动。现在对于自然资源的保育，是上个世纪保育概念的继续。人类的需要与大自然之间的直接关系，促成资源伦理的诞生。对于人类长期发展而言，国家必须制定相关法令亦或公众抵制相关产品，以防止自然资源被少数人贪婪的利用，进而牵连社会其他层面的供应。人们到底要如何尊重并管理自然资源？这样的社会性难题通常被称为“共有财的悲哀”。
有鉴于此，保育生物学家追溯关于公共资源的基本伦理，并以其协调各样文化以解决相关的冲突。例如，阿拉斯加的特里吉特与加拿大的海达双方，基于尊重，对于捕捞西北太平洋中的红鲑有著资源分界、规范以及限制存在。基本上，这些规则是由当地部落的酋长指导之下产生的，因为他们知晓并管理每条溪与河的生命脉络。其实在历史上就有许多相似的例子，不少文化都对共有自然资源抱持著尊重的心态，进而遵循传统的规则、仪式以及团体行为，借此管理资源的使用。
所以，在早期的信仰与哲学著作中，也能找到关于保育伦理学的论述。比如道教、神道教、印度教以及佛教。在希腊哲学中，也可见柏拉图感叹草场退化：“如是说，还剩甚么？只剩病痛所累的躯体；带走了沃土所承的丰满，只剩一团赤裸骨架。”在圣经中，藉著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神命令人每七年就要停止耕作一年，好让土地休养生息。然而，在 18 世纪以前，许多欧洲文化认定欣赏大自然是一种异教徒的观点。人们诋毁荒野，并且推崇农业发展。虽然如此，在西元 680 年时，圣卡斯伯特在英国的法尔群岛就已以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回应他的信仰。

早期的博物学家
随著许多大型探险活动的发展受到欧洲及北美大众的欢迎，自然史的研究俨然成为十八世纪时最重要且急迫的工作之一。到了1900年代，全世界的自然史博物馆在德国就有150间，而英国及美国各有250间，法国更有300间之多。同时（约18世纪末20世纪初），保护主义以及保育主义的思维也因此而开始得到了发展。
到了19世纪初期，在亚历山大．冯．洪保德、查尔斯．莱尔，以及查尔斯．达尔文等人的努力之下，开启了生物地理学的研究领域。由于19世纪时的人们对于自然史研究相当著迷，“成为第一个收集到珍稀标本的收藏家”已成为一股热潮，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担心这些物种会因为其他同好而灭绝。因此，虽然18、19世纪许多博物学家们的工作应该是去激发大众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以及促成环境保护组织的兴起，但若从他们当时留下的著作看来，以现代的标准而言，显然对于保育的重要性仍较不具一定的敏感度，因为他们会杀死数百个样本仅满足自己收藏的喜好。

自然保育运动
现在保育生物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8世纪末的启蒙运动时代，特别是在英格兰及苏格兰地区。在许多为思想家当中，尤其以詹姆斯．伯尼特，描述了保护大自然（preserving nature）的重要性，但其早期许多的重要论述主要源自于基督教神学。
而最早具有科学性质的生态保育原则，则落实于英属印度的森林。此保育伦理发展始于三大核心原则：（一）人类的活动破坏了大自然。（二）作为一个公民，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保护自然环境是我们的义务及责任。（三）最后，为了确保这项义务成功地落实，应该使用科学化且以经验做为基础的方法进行。詹姆斯•拉纳尔•德马丁爵士是推动此一思想相当著名的人物，他出版了许多临床局部解剖学（medico-topographical reports）的报告，并证明了大型的森林砍筏活动及旱化现象将会造成土地大规模的破坏。他也致力于进行游说活动，使英属印度通过森林保育的制度化，并成立林业部门。
于是清奈（旧称：马德拉斯）的税务局遂于1842年开始了当地的保育工作，并以亚历山大．吉布森为首，其作为一位专业的植物学家，他有系统的实施具科学基础的森林保育计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森林保育管理的实例。最终于1855年时，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开启了世界第一个具永久性且大规模的森林保育计画。此一范例很快就传到其他殖民地，甚至连美国也受到影响，美国并于1872年成立了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
到了19世纪末，保育（conservation）一词才开始被广泛使用，其内容涉及资源管理，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比如：自然资源，如：林产、渔产、野生动物、农耕、牧场，以及矿产等。此外，也包括森林保护（林业）、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区）、绿地、荒野，以及水域。而就在这个时期，第一个自然保育法立法了，同时也成立了第一个自然保育团体。1896年，在海鸟保护团体（即后来的“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及一位备受推崇的鸟类学家－阿弗列．牛顿的广泛游说下，英国通过了世界第一个自然保育法－《海鸟保护法案》。同时，牛顿也在1872年促成了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法，此法保护动物免于繁殖季节期间受到伤害，以防止其因此而灭绝。
第一个自然保育团体即是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它于1889年成立于曼彻斯特，当时他们提倡反对利用凤头𬸯䴘及三趾鸥的皮肤及羽毛制作成皮草。最初，他们被称为“羽毛联盟”。该组织后来得到了普及，最终于克罗伊登将皮草及羽毛联盟合并成为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国民信托成立于1895年，其宣言为：“……对于国家及土地的永久保存，……保存（到目前为止实际可行）其自然的部分”
在美国，1891年的《森林储备法》赋予了总统撤销原有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领域，并加以管制成为森林保育区。美国早期重要的环境保护运动领袖－约翰．缪尔在1892年成立了赛拉俱乐部（或称：山峦俱乐部、山峦协会、赛拉山俱乐部、高山协会）并在1895年成立纽约动物学会（今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1901年到1909年期间,
一系列的国家森林在美国第26届总统狄奥多．罗斯福的努力下纷纷成立。1916年的《国家公园法》，包含了“不伤害的利用”条款，在约翰．缪尔的努力下，最终导致在1959年撤除了在恐龙国家公园建造水坝想法。
在20世纪，加拿大的公务员，包括：查尔斯．戈登．休伊特以及詹姆士．哈金等人持续领导野生动物保育的运动。

全球保育工作
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出现针对个别物种的保育工作，其中最显著的是由纽约动物协会所进行的南美洲大型猫科动物保育工作。纽约动物协会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致力于发展及建立特定物种之保育，进行必要的保育研究，以确立最适保育地点，并作为其保育工作之首要任务。Henry Fairfield Osborn Jr.， Carl E. Akeley， Archie Carr 及 Archie Carr III以此保育工作而闻名当代。例如Akeley，他曾带领探险队至维龙加山脉观察野生山地大猩猩，并确信该物种及其区域需优先保育。他也说服比利时的Albert I采取保卫山地大猩猩的行动，并于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阿尔贝特国家公园(后改名为维龙加国家公园)。
约1970年，在美国的濒危物种法案及加拿大的受威胁物种法案之引导下，澳洲、瑞典、英国等国制定了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SARA)，上百种特定物种的保护计划亦接踵而至。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采取了保育重要性突出的文化或自然地点做为人类共同遗产的行动，且该计划于197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用。截至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列出830个人类共同遗产地点、644个人类共同遗产文化、162个人类共同遗产自然景观。美国为第一个积极于国内推行生物保育法的国家，并接连批准濒危物种法案(1966)与国家环境政策法案(1970)，他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及保护措施，以保育大范围的栖息地，和研究受威胁物种。美国保育活动的开展及法规的建立，激发了世界各地其他保育活动之发展，以印度为例，亦在1972年通过了野生动物保育法。
在1980年，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城市保育运动的兴起。某个成立于英国伯明罕的当地组织，在英国各城市间串联且迅速发展城市保育运动，甚至扩及海外。此运动虽被视为草根性的群众运动，但其早期发展主要得益于城市野生动物的学术研究。城市保育运动最初被视为激进份子的保育运动观点，但却渐渐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现今已成为保育思想的主流。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集中在城市保育生物学上，而保育生物学协会创始于1985年。
至1992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承诺遵从生物多样性公约原则，并依此原则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之保育；随后，许多国家开始在其境内鉴别及保护濒危物种，并执行保护相关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之行动计划。在1990年后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业部门，如日趋成熟的生态与环境管理协会和生态协会。
自2000年以来，景观规划保育的概念已崛起，而较少强调单一物种或单一栖息地的聚焦行动。有别于由多数主流保育人士提倡的生态系统方法，一些知名物种之保育方式亦备受关注。生态学证实了生物圈的运作方式，以人类、其他物种和自然环境三者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为例，蓬勃发展的人口与相关农业、工业与其伴随而来之污染，这些证实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关系是极易被瓦解扰乱。

概念与架构
量测灭绝的速度
灭绝率有许多种测量方式。保育生物学家量测并应用化石纪录、栖地损失率以及许多其他的变数作为灭绝率统计量测数，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作为栖地损失率及位置占有率的函数以得到相关统计量。岛屿生物地理学可能是对于与保育生物学最重要的贡献，以科学知识建立关于如何评估物种灭绝的速率及物种灭绝的过程。现况而言，每几年就会再次评估单一物种的灭绝率。
量测持续不间断的物种损失是很复杂的，因为事实上大多数的地球物种并未被记载或评估。有关究竟有多少物种存在(从三百六十万到一亿一千一百七十万) 到多少物种被确认(从一百五十万到八百万)，其预估之量测值歧异极大。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物种真正被记载及研究，而非仅仅认知到他们的存在。从前述的数字来看，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纪载有百分之二十三的脊椎动物、百分之五的无脊椎动物，以及百分之七十的植物被评估为濒危或备受生存威胁的物种。

系统性保育规划(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SCP)
系统性的保育计画是个有效的方法，寻求并建立有效且有效率之保育设计的形式，并与在地社群共同支持本地生态系统之发展，以获取及支持生物多样性价值为其最高指导原则。Margules and Pressey鉴定在系统性计画方法中有六种互联的阶段:

计画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资料之编纂
计画区域的保育目标之鉴定
审视既存保育区域
选定增订保育区域
修复保育之行动
维持保育区域之需求价值
保育生物学家定期准备详尽的保育计画为以配合相关单位之补助计画，或有效地协调他们的行动计划并鉴定最佳管理方针(例如[64])。保育生物学之系统化策略通常采用地理资讯系统以协助决定施行进程。目前学界依据系统性保育规划方法概念，发展出许多保育区划设软体工具，如Marxan及Zonation,为目前学界最佳保育区规划的主流软体工具。
。

保育生理学：保育的自我运行机制
Steven J. Cooke及其同僚定义了保育生理学：一门整合性的专业科学并应用于生理学层面及相关工具、以及描述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学意义的知识；了解并预测生物、群体及生态系统如何回应环境变迁及压力源；解决广阔范围之跨分类群(如微生物界、植物界、动物界) 的保育问题。生理学被视为是有最广泛可能的术语，包含了各种规模之功能性及机械性的回应，而保育则包含了发展细致的策略以重建族群及复育生态系、说明保育政策、建立决策工具，以及管理自然资源。保育生理学特别与执行人员息息相关，其原因在于人对于环境会产生潜在之因果关系并带来造成族群下降的影响因素。

保育生物学是一门专业
保育生物学协会是由全球保育专家所组成，他们致力于促进科学及实践生物多样性保育。除了生物学的专业外，保育生物学还涵盖哲学、法学、经济学、人道主义、艺术、人类学，及教育等范畴，其遗传与演化的相关研究及知识比生物学领域更为广阔，但生物学仍为实践保育生物学最主要的专业训练。
生物学家在提倡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时，保育生态学仍能是一门客观的科学吗?当保育学家在支持一个政策时，如进行建设但破坏生物栖息地或是不开发但得以保留健全的生态系统，保育生物学家的选择是否包含了个人的偏见? 如同所有科学家支持某些价值观，保育生态学家也是如此。保育生物学家建议以符合科学、动机、逻辑和价值观的方式规划管理计画，并且合理且理智地实行自然资源管理。这种建议类似于专业医学上倡导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两者虽使用各自的方法，但其结果皆对人类有益。
保育生物学界近来有个概念正逐渐形成，即是保育生育学应具有其领导性，并提倡应使保育生物学转化为更有效的学科，且能向社会传达并概述生物保育问题的全貌。这个活动提出了一个类似于适当的管理经济方法的领导方法。其概念应避开历史上权势，权利，和统治的概念，并建立在一个新的哲学或前卫理论。适当的保育领导地位能反应出其能更公平应用在以启发，明确，合宜的交流手段带动其他人成为将社会改变的更有意义的一员。合适的保育领导地位和互助计画常做为保育生物学家在组织机构中的利器，例如aldo Leopold的领导计画。

方法
保育又分为在原生地点保育濒临绝种的原位保育，或是在自然栖地以外执行的异域保育。原位保育包括保护或整顿栖息地本身，如:大量的环境保留区，或是防止保育种被掠食。当原位育种太难或无法实行时，异域保育即可应用在某些或是所有的物种上。
另外，也可采用被称为保护主义者的不干扰方法。保护学者主张能让出一个区域是能完全停止来自人类的干涉以保存大自然和物种的存在。[5]就这一点而言，保育学家和保护学者对于社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如为社会和生态系统两者寻求对接合保育生物及社会都公平的解决方案。
有些保护学者则著重在没有人存在的情况下，世界可能更具有生物多样性。

伦理和价值
保育生物学家是实践（practice）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伦理的跨领域研究员。根据禅宗的说法，自然保育者必须以合乎科学性及道德性的方式维护生物多样性，以此为最高原则。经过对生物多样性的探究，保育生物学家得出自然资源保护伦理，也就是（which identify what measures will deliver）)：将最好的资源给予最多的人并得以持续最长的时间。
某些保育生物学家主张自然界（nature）有其固有价值，这份价值无关乎人类的利益或功利主义。这份固有价值同时也确保了一个物种甚至是一段基因的重要性。无论是一个物种甚至是一段基因，都对其所属的生态系十分重要。Aldo Leopold是一位古典的思想家及作家，他的哲学、伦理思想以及著作仍受到现代保育生物学家所推崇。他的著作通常较适合受过专业训练者阅读。

保育生物的优先项目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组织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共同监控自然界的状态变化以因应物种的绝种危机。IUCN每年会在他的红皮书上更新所有物种的保育等级。IUCN的红皮书是一项国际间重要的动物保育工具书，我们可以透过其目录上的保育等级来识别哪些物种是需要受到保育的。
根据物种消失比率，保育生物学家指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将是场生物多样性的灾难，为此我们在关注这些稀有的、地区性的及濒危的物种之上，要采取更多不同的行动。关于生物多样性流失的观测，我们需要对生态系变化，如迁徙进行广泛的检查；以及全面的对生物多样性进行超越物种等级(基因、族群、环境差异)的观察。大量的，有系统性的而快速的生物多样性流失，限制了生态系透过基因网路以及生态系差异而组成的自我更新功能；而这正威胁著人类的福祉。当生物的保育等级被广泛的应用在保育生物管理上，许多科学家强调这将造成许多一般物种本身，或其栖地遭到人类所开发利用。此外，即便一般物种他们在生态系之中扮演著主要的脚色，他们的价值仍经常被低估。
虽然保育学界大多数强调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他们争论著有关于生物多样性组成的部分有如何优化基因、物种或生态系统。而至今主流的方法一直是努力保护濒危物种的生物多样性热点，但一些科学家和环保团体(如大自然保护协会)认为应投入在生物多样性的冷点，会更符合成本效益、逻辑以及符合社论。他们认为付出在发现、命名并绘制出每一个物种的分布图是一种不明智的保育计画。他们提出理解物种的生态作用之重要性为更好的方式。从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及冷点可以意识到单位基因浓度、物种和生态系统是不均匀的分布在地球表面。例如:有44%的维管束植物和35%四种类型的脊椎动物都被局限于地球陆地表面1.4%的25个热点区。
那些赞成优先设定冷点的争论者提出有些其他需考虑生物多样性之外的措施。他们指出只重视热点而不重视社会和生态与广大的地球生态系统联系的重要性。据估计地球表面的36%，涵盖了世界38.9%的脊椎动物，缺乏特有种有资格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此外，措施显示最大限度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没有任何纪录生态系统服务会优于随机选择的区域。族群级别的生物多样性(也就是"冷点")正在以10倍的速度消失当中。在解决生物质与特有种的重要程度，在文献中被凸显出作为一个保育生物学的问题，测量全球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威胁程度。热点优先的做法就不会大量投入于草原、赛伦盖蒂、北极或北方针叶林的地方。这些区域有助于极多的族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包括文化价值和行星养分的循环。
赞成热点作法的人指出，物种是全球生态系统中不可取代的组成部分，他们都集中于最受威胁的区域，因此应该得到最大的保护策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分类，是正在运行中保护热点保护方法的一个例子；不属于稀有或特有的物种已经在他们的维基百科文章被列入最低关注或是占的比重很小。这是一个热点的办法因为优先设置目标物种层级的关注超过族群层级或生物量。物种丰富度和遗传多样性有助于生态系统的产生与稳定(生态系统的进程)、适应性及生物量的演变。然而，双方一致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必要的，以减少灭绝速度和找出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先优先考虑节约有限的资源。

经济价值和自然资本
自然学家已经开始与领先全球的经济学家合作，尝试判断如何计算自然的财富及服务，使这些价值可以出现于全球市场交易。这样的计算系统将会被称为自然资本，举例来说，注册一生态系统价值后才可将之开发使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公告了生命星球报告书，并在一千六百八十六种脊椎动物中监测约五千的种群(哺乳类，鸟类，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同趋势报告显示可如股市的同样的方式被预测，并提出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指数[90]。这样来看自然于全球经济利益的测量模式是已经被G8+5领导和欧盟委员会所认可的。
大自然维持著多种生态系造福人类的服务[91][92]，地球上许多生态系服务是属于全球公共财，没有上市可能也因此不具有价码和价值。当股票市场中出现了金融危机，那么华尔街的交易员就无法从事买卖股票的工作，就如同一生命星球的自然资本是只能存于生态系统中，并没有自然的股票市场，也没有所谓的投资组合在于海马、两栖动物、昆虫、以及其他持续给予生态系统服务的生物，使之赋与其社会价值。社会的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三成此星球生态系统之生物自体再生的能力限制，如1970至2005脊椎动物物种下降的数目。

那些固有的自然经济发挥了维持人类生活的重要关键，包括全球大气变化的调控、授粉作物、防治病虫害[94] 、循环土壤养分、净化我们的饮用水、供予药物及医疗等福利，并且以无法实质量化的物质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这是一种相互关系与关联，于市场和自然资本间、于不平衡的社会收入及消失的生物多样性之间。这也意味著，在最高速率生物多样性消失的地方也是贫富最不平均的地方。虽然自然资本于市场方向比较下无法完全比拟于人类价值计算，一生态系统服务的衡量显示其贡献达到每年数万亿美元。举例来说，北美森林的其中一段已被分配了2500亿美元的年度价值，另一例子中，蜜蜂的授粉行为估计每年给予了100至180亿美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在一纽西兰岛屿上已经可估计出对国家极佳的贡献的国家生产总值(GDP)。因为人类社会的消耗超出了地球生物自体再生的能力 ，星球的财富正逐渐遗失于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上。尽管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具有其弹性，但失去它们可能面临的危机就是人类无法经由科学技术创造并重建多种生态系统及其功能。

策略物种的概念
关键物种
有一些物种称为关键物种，他们为支撑生态系统的核心枢纽。失去这些物种的结果不仅会造成生态系统功能的崩解，而且也造成共存物种的毁灭。关键物种的重要性，可借由大海牛（学名：Hydrodamalis gigas）的灭绝中看见与之相互影响的海獭、海胆与海藻。海藻床的生长在浅水区形成育幼地、生物庇护所，也支持著食物链。海胆的食物是海藻，而海獭以海胆为食。当海獭因被过度捕捉，族群数量迅速下滑，海胆开始无限制地掠夺海藻床和造成当地生态系统崩溃。若任其发展，海胆会摧毁浅水区生态，而大海牛的食物来源是海藻床生物群，这加速了大海牛的灭亡。海獭被认为是关键物种，因为在海藻床的许多共存族群都依赖海獭存活。然而，这个问题被Turvey 和 Risley抱持存疑，他们发现大海牛单独狩猎会驱使它们的灭绝。

指标物种
一个指标物种对生存环境要求严格，因此它们成为观测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指标。一些动物，如两栖类的半透膜皮肤和湿地的关联性，可以有一个对环境伤害敏感的物种就如同矿工的金丝雀。指标物种透过努力通过环境的退化来监测污染或一些靠近人类的活动范围。监测指标物种可以用来测量影响，如果一个重要的环境影响那就可以商量或修改实行计画，如通过不同森林治疗或管理方案，或是测量一杀虫剂对森林的伤害可能造成冲击生态系的健康。
政府机构、顾问或是非政府组织都定期监测指标物种，然而，有许多限制结合实际上的考量的方法才能接近有效。通常建议监测多种指标物种指标(基因、族群、物种、群落和景观)，才能有效保护测量，防止伤害复杂化而且通常不可预测，由生态动力学回答。(Noss, 1997[107]:88–89)

护伞种和旗舰种
护伞种其中一例为帝王蝶，是因为它会长迁和其观赏价值。帝王蝶迁徙路线遍布北美，覆盖许多生态系和需要极大的空间生存。给予帝王蝶任何保护将会同时庇护其他物种和栖地在它的保护伞下。一护伞种时常做为旗舰物种，像是大熊猫、蓝鲸、老虎、山地猩猩和帝王蝶，这些常抓住公众的注意和吸引支持保护行动。

背景和发展趋势
保育生物学家研究的趋势和进程从古生物过去到现在的生态，因为他们获得相关的物种灭绝上下文的理解。它被普遍认为已经出现了登记在地球历史上五大全球性生物大灭绝。这些措施包括：奥陶系（440万年前）、泥盆世（370万年前）、二叠纪 - 三叠纪（245万年前）、三叠纪 - 侏罗纪（200万年前）和白垩纪 - 第三纪灭绝事件（66万年前）灭绝。在过去1万年，人类的影响，地球的生态系统已经非常广泛，以至于科学家很难估算损失的物种数；也就是说砍伐森林，珊瑚礁的破坏，湿地排水和其他人类行为的比率仍在进行比人类物种的评估快得多。最新地球生命力报告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我们已经超出了地球的生物再生能力，需要1.5地球支持放在我们的天然资源的需求。

第六次灭绝 ：全新世灭绝事件
生物学家正在处理，并公布从地球表明的各个角落证据表明，人类可能造成的第六和最大的行星灭绝事件 。有人建议，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物种灭绝，也被称为全新世灭绝事件的数字。全球灭绝速度可能比天然本底灭绝速度高出约10万倍。据估计，三分之二的哺乳动物，属单的一半的哺乳类动物体重至少44千克（97磅）的在过去5万年灭绝。据推测，这第六个灭绝时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要被另一个生物剂在地球的4个十亿年历史的过程中造成第一大灭绝。全球两栖动物评估报导，两栖动物在全球范围内下降比其他任何脊椎动物组快，与正在濒临灭绝所有幸存的物种超过32％ 。幸存的人口是在那些受到威胁的43％持续下降。自从80年代中期灭绝的实际利率已经超过了211倍速率从化石记录测量。然而，“目前的两栖类物种灭绝速度范围可以从25,039到45,474倍的背景灭绝率两栖动物。”全球灭绝发生趋势正被监视每一个主要的脊椎动物中。例如，所有哺乳动物的23％和所有鸟类的12％是红上市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自然保护联盟），这意味著它们也面临灭绝的危险。

海洋和珊瑚礁的状况
全球珊瑚礁世界评估报告持续激烈及快速的下降，到2000年，全球27%珊瑚礁生态系统已经崩溃了。跌幅最大的时期发生在一个戏剧性的”白化”事件,1998年，世界上16%的珊瑚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消失了。珊瑚白化是由环境压力，包括海洋温度和酸度的增加，造成共生藻类的释放和珊瑚死亡。珊瑚礁之生物多样性的衰落和灭绝风险在过去十年里急遽的上升。珊瑚礁预计在下个世纪灭绝，将对经济有巨大的影响，威胁著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平衡，并危及亿万人民的粮食安全。珊瑚礁覆盖全球的海洋，在保护生物学中有著重要的作用。

由于二氧化碳的增加，海洋受到酸化的威胁。这对严重依赖海洋自然资源的社会是一个最大的威胁。有人担忧，广大的海洋物种装无法进化或是适应海洋的化学变化。90%的大型生物（大于50kg），开阳金枪鱼、旗鱼以及鲨鱼消失在报导中，避免大规模灭绝的前景似乎不太可能。鉴于目前的科学调查趋势，海洋将只有少数幸存的多细胞有机体以及微生物留下来称霸海洋生态系统。

脊椎动物其他族群
不被社会关注接受以及吸引资金的脊椎动物族群也被提出病严重关切。这些措施包括真菌(包括地衣物种)、无脊椎动物（尤其是昆虫）和生物多样性的地方，绝大数说显示植物群落。真菌和昆虫的保育，在保育生物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菌根共生体的分解和回收，对森林的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昆虫在生物圈的价值很大，因为他们在数量上超过其他所有生物群体的物种丰富度。陆地上最大的生物质能是在植物中，这是由于昆虫的关系。昆虫这个伟大的生态价值抵销了社会对这些不愉快的美学的反应。
在昆虫世界里已经引起公众的关注的事件之一是蜜蜂消失的神秘案件，蜜蜂授粉是种类繁多的农作物一个不可或缺的生态服务。蜜蜂离开蜂巢或蜂群突然消失的情况并不少见。然而在16个月期间从2006年到2007年，全美国577养蜂人中，29%表示他们的农场地高达76%的蜂群崩坏症候群(Colony Collapse Disorder)的损失。突如其来的蜜蜂统计的损失将放置在解决农业的应变。大规模下跌的原因让科学家费解。害虫、农药和全球暖化都被认为是可能原因。
另一个链接昆虫、森林和气候变化的保护生物学的亮点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山松甲虫。这是自1999年以来出没470000平方公里林地造成的疫情。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政府已经编制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计划。

寄生虫的保护生物学
寄生虫大部分濒临灭绝，其中有几个是被人类或家畜消灭的害虫，然而，大部分都是无害的。威胁包括宿主种群的衰落或分裂，或宿主物种的灭绝。

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许多生物多样性，包括疾病和气候变化的威胁，都达到了保护区的界定内，让他们“不那么受保护”（例如黄石国家公园） 。气候变化，例如，经常被援引作为一个严重的威胁在这方面，因为有物种灭绝和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之间的反馈回路。生态系统储存和循环大量的碳规管全球条件。影响全球变暖增加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物种大灭绝灾难性威胁。，预计到2050年将范围所有物种的15％到37％，或在未来50年的5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的威胁。
一些最显著的威胁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过程，包括气候变化，大规模的农业，森林砍伐，过度放牧，斜线和烧农业，城市发展，野生动物贸易，光污染和农药的使用。
栖息地破碎化带来的更加严峻的挑战之一，因为全球涵盖的保护区只覆盖了地球表面的11.5％。道路是一个原因，以及死亡率为许多类型的动物的直接来源，但它们也可以具有一些有益的效果。分散和缺乏联保护区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动物迁徙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减少。保护生物学考虑到数十亿的生物量吨，负责整个地球物质循环，迁移的减少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这些数字并不意味著人类活动必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到生物圈。这些与各级养护管理和规划对生物多样性，从基因到生态系统，也有案例在人类持续发展与自然共存。
然而扭转目前的大灭绝，可能为时已晚。

==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