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历史

香港历史始于超过公元前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于华南及中南半岛一带活动的百越族，其后被秦朝征服后方踏入信史的开端，但地处华南一隅的偏远荒芜边陲，一直人口稀少并只有渔业及少量农业活动，在1841年香港开埠前于历史舞台上的影响微乎其微；自割让与大英帝国并成为自由港后，方发展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重要转口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东南亚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全部停止，香港逐渐由贸易港口转型成工商制造业城市，其后成为东亚首屈一指、与新加坡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
继1841年于《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后，英国再于1860年的《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分别割让九龙半岛及租借新界99年。以上所有地区在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完全没有所谓的“香港”概念，直至开埠后，港英政府方将此等地区正式命名为“香港”，并渐由渔村发展成城镇。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并制定香港基本法，承诺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并自1997年7月1日起保障香港五十年不变，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之历史，正是物质和社会进步之写照；政府开山填海，拓展市镇，又兴建房屋、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以应付香港人口不断增加之各种需求。

史前时期（先秦）
早在39,000至3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香港及其周边已有人类活动。

旧石器时代
香港考古研究始于1920年代。根据沿海多处地点出土之古代人类活动之遗迹，证明香港历史可远溯至6,000多年前。有关史迹之考证，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考古学之角度来说，香港只属广阔华南文化之一小部分，而大家对此领域所知有限。香港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至39,000年至3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西贡黄地峒一带发掘出多件当时的石器。
虽然有人认为香港史前文化受华北或东南亚地区文化入侵所演变而成，不过，越来越多学者相信，华南地区之史前文化是在当地逐渐形成，并未受到外来文化重大影响。
研究香港早期居民生活之石器、陶器和其他文物，大部分在沿岸沉积物中发现；沿岸聚居之生活模式，说明香港最早期之居民主要靠海洋为生，经济发展有赖于开发海洋资源；然而不宜过分强调，因为考古发现受种种因素影响，决定考古遗迹能否保存；其中山区不断受严重侵蚀，留下古人聚居内陆之遗迹不多，虽非绝无仅有。

新石器时代
在研究公元前4千年以来之最早期文化时，要考虑到环境不断转变，其间海平面由低于目前水平100米不断上升，淹没沿岸广阔平原，今日之海岸线和环境生态基本也在该段期间形成；在此地生活者必须适应环境，否则便会遭淘汰。
近年考古发掘，主要显示两个新石器时代之文化层；从年代较远之底层出土是绳纹粗陶和精细易碎之软陶，后者有划花、贯孔，间中更有彩绘；同时出土经过磨琢之石器；从资料推算，最初阶段可能在公元前4千年开始。
而公元前4千年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发掘，表明与北方包括龙山文化的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分别的。在大屿山、赤𫚭角和南丫岛已发掘出陶器、石制和青铜的捕鱼工具和兵器，风格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湾文化相似。
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在年代较近之上部文化层，继续发现绳纹陶器和磨琢石器，而一种新之几何印纹陶器，也同时出现；该文化层石器全部经过磨琢，手工较佳，种类繁多，有些石器呈现有段和有肩之修饰，大概与装柄技术进步有关。也发现用石英和其他石料制成之饰物，例如大小不一之石环和石块；有些手工非常精细。
屯门扫管笏和西贡沙下均出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遗物与遗迹，而马湾东湾仔北之考古亦发现有20座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墓葬。

青铜器时代
前2千年至前1千年，香港一带初期受东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影响，后期商代的青铜文化传入。至前1千年前，香港一带属于古越文化的地盘，笼罩于战争气氛中。此时期香港沿海地区出现不少水晶饰物的制作工场，交换珠江三角洲腹地生产的硬陶。现时八处石刻已在东龙洲、滘西洲、蒲台岛、黄竹坑、长洲、大屿山的石壁、香港岛的大浪湾和西贡的龙虾湾被发现。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认为与生活在相当于商朝时期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气和祈求风平浪静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百越族就已在香港活动，完全不同于中原部族之南方部族，种类多，善于捕猎、驾船，以鸟形风神作图腾，不断南迁，经常由香港出发扬帆远航。1930年代的考古发现，被认为与前6世纪至前3世纪香港邻近广东地区的百越文化有关联。

上古史（秦至元）
首次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秦始皇，史记称秦始皇廿七年统一天下后，发动五路大军南征百越。天下，在秦朝或以前，指的就是全中国。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征服百越，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迁移50万人开发岭南。当时香港地区属于南海郡番禺县，从此香港一直在行政管辖之内。秦末汉初，南海郡尉赵佗在乱世中于其领地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成立南越国，至汉武帝年间再次被中原攻灭。
之后历经汉、晋、隋、唐、五代、宋以至于明，香港曾先后隶属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增城县及广州府新安县管辖。东汉、东吴、西晋及东晋初年，香港一带一直仍属番禺县。东晋咸和六年（331年）起，该地区属宝安县管辖。东晋末年，地方民变首领卢循在刘裕率兵征讨之下，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屿山定居。有文字记载之内地移民活动始于东晋。
其后香港地区历南朝及隋朝政权的管治。唐代，随著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香港地区开始有较明显的发展。中国文献中最先出现之香港地名要算《新唐书》记载之“屯门”，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成为广州对外交通重要港口，西方来华商船多数先集中屯门，然后北上。文献表明，唐代设置屯门镇。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香港境内设立屯门军镇，隶属安南都护府，辖管地域包括今东莞、香港及深圳沿岸一带，指挥部位于今深圳南头城，派员2,000驻守来保护海上贸易。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起，香港地区改属东莞县管辖。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新界五大氏族（元朗邓氏、上水廖氏及侯氏，粉岭文氏及彭氏）的原居民开始在香港定居。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大步（今大埔）一带盛产珍珠，南汉刘氏遂于大宝六年（963年）设官办珠场，称为“媚川都”。
两宋在香港设有官富司，元朝有屯门巡检司，明代则有官富巡检司。
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后明令禁止官方采珠，但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朝廷恢复采珠，直至南宋后期。至元朝曾复采官珠，但受到士绅反对，不久又再次停办。

香港海岸线漫长，故香港多处皆适宜兴建盐场。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朝廷于现时九龙湾一带设立官富场，并派盐官驻守，负责产盐及统筹各小型盐场。宋代在大奚山（今大屿山）置推锋军驻守。南宋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5月29日，朝廷明令取缔大奚山的私盐，引起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大奚山盐民起义。
南宋末年，两位小皇帝宋端宗赵昰和宋帝昺赵昺被元朝军队逼迫逃到香港，据说曾在九龙土瓜湾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人称该处为宋王台，沿着西方走到屏山后，有某位曹姓大臣曾经协助宗帝昺和宋帝昰走难（其因而跳潭而逝，这地方名为曹公潭），后经荃湾循海路西渡前往虎门。后来他们返回大屿山时赵昰病逝，宋帝昺在梅窝登基。因元军追赶，遂逃到今日广东新会崖门。
两宋时期，香港文化有一定发展。北宋神宗时，进士邓符协（江西吉水人）迁往岑田（锦田），成为新界邓、侯、廖、文、彭五大族之首。邓符协创立力瀛书院，南宋时粉岭龙跃头人士邓炎龙参加科举，成为举人。宋元时期，不少宗族从中原迁居到新界本土及离岛。

中古史（明清）
明
中国海岸线漫长，从明代起才有海防，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1394年明太祖下诏设立广东海道，由副使1员、都指挥1员、卫指挥1员负责守护广东海岸，以防倭寇；东莞县置守卫千户所，东莞县城东南约400里处建立大鹏湾守卫千户所；香港与澳门同属1个守卫区，有官兵驻扎。新界本土及离岛如佛堂门、龙船湾、大澳等已经设有汛站。明代的香港人口增长，为海防要地，主要防御南中国海一带海盗、“倭寇”、葡萄牙王国、西班牙帝国及荷兰共和国。明朝中叶，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其中的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佛堂门在香港地区，显然属于中路防御范围。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图》中已标有香港以及赤柱、黄泥涌、尖沙咀等地名。
此外，香港在明朝时盛产及出口沉香木。沉香木属于莞香，又名女儿香，当年在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南直隶、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等地备受欢迎。据说因为是运送香料的港口，盛产和出口沉香木，因此称为“香港”。明朝是香港种香及产香业的全盛时期。从香港的沥源（今沙田），大奚山（今大屿山）沙螺湾等地生产的香树制品皆用木箱装好，会经陆路运至尖沙头（今尖沙咀）的码头，用小艇送到石排湾（今香港仔），再用俗称“大眼鸡”的艚船运至广州，遁陆路经南雄，越大庾岭，过赣江至九江府，沿长江送往送往苏杭销售。
佛朗机（明朝称葡萄牙王国为佛朗机）船长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在1516年率船队前往中国，并于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与明朝广东地方官员接洽，是为葡萄牙和明帝国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事实上，早于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船队抵达并占领屯门，控制香港地区的屯门和后海湾达七年，并于当地立石柱，刻葡萄牙国徽于其上，以示占领。
1521年（正德十六年），佛朗机人（明朝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佛朗机人）强行驶入香港，企图前往广州贸易，曾在屯门附近与明朝水师激烈交锋。明军于向葡萄牙海军开战，史称屯门海战，战役持续40日，葡军陷入苦战，最终狼狈返回马六甲。翌年4月，葡军再派出由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企图重新占领屯门，8月两军在大奚山茜草湾附近对峙。此战从茜草湾海面一直打到哨州（约在大屿山以西，万山群岛以东）海面，最后明军大获全胜。葡萄牙在香港挫败后将目光转向了澳门。
1550年代，广东海上巡逻划分三路，之后明代海防文献经常提到屯门、大澳、东涌，另外加上佛门堂共设立4个巡防前哨站，都位于通往南头半岛航线上；由于澳门到广州航道水浅不能行使，外来船必须由大屿山经南头，直入虎头门，方可抵珠江。
据1581年编《苍梧总督军门志》，海防图已记载九龙。万历年间完成之郭斐著《粤大记》在广东沿海图中记有九龙山；其他旧志记载海防设施，也提及九龙是重要汛站之一。《粤大记》已有赤柱、黄泥涌及香港等地名；据记载，当时香港居民主要是渔民、农民及打石工人；渔民最多，赤柱当时人口最多。
1623年，荷兰船只入侵佛堂门水域、近岸停泊；1630年，海盗船只百余艘闯入佛堂门外水面，企图在南头半岛登陆。

清
清朝的香港属宝安县管辖。清廷为防沿海居民接济郑成功，于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迁海，沿海居民须向内陆迁徙50里，居民家园尽失。海禁令香港受严重影响。迁海后渔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深受迁海之苦，广东巡抚王来任、两广总督周有德请求复界。据《新安县志》记载，1668年（康熙七年），在新安县沿边设置21座墩台，包括九龙墩台。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终允复界，香港居民陆续迁回。新界五族于上水设立报德祠恭奉两公该祠及邓族于锦田设立周王二公祠内设周王二公书院并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谢。
清朝中叶，随著清朝与外国有更多接触，接近当时贸易中心广州的香港也成为各国商船的停留点之一，当中以瀑布湾最为著名。而朝廷亦加强对香港一对的军事防卫，例如设立官涌炮台等。清嘉庆年间编《新安县志》称，赤柱有兵把守。1838年末，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急赴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6月20日，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查理·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行轻判了事。此事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为香港割让和香港被英国发展成为大城市埋下伏笔。同年11月，中英随即爆发穿鼻之战，英方战败后逃回尖沙咀，林则徐下令军队驻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还击，结果成功将英军驱逐出尖沙咀，史称官涌之战。

港英前期（开埠至二战）
香港割让（1842年）
香港割让始于1842年，开埠则于1841年开始。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连发4道训令，任命义律为全权代表，派出远征军对中国用兵。清政府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交涉，于是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中英开始谈判。
1841年1月琦善与查理·义律在清廷与英国政府不知情下草拟《穿鼻草约》，并于1月20日由义律发出《致女皇陛下臣民通函》。1月27日，义律提出“穿鼻条约”草案，其中一条是割让香港岛，要求照此订约，琦善并未接受要求。地点是珠江口内的狮子洋（位于广州番禺区莲花山及东莞沙田镇两旁）。1月24日，当谈判之际，英军司令伯麦下令占领香港岛， 并指派英舰“琉璜”号执行此任务；“琉璜”号舰长爱德华·贝尔彻在《环球航行记》称：“我们在1841年1月25日上午8时15分登上陆地……舰队于26日到达，海军陆战队登陆，在驻地升起英国国旗。司令官伯麦爵士在舰队的其他军官陪同下，在陆战队施放的礼炮和军舰的隆隆炮声中，正式占领该岛”；“琉璜”号从大屿山西南驶往香港，在水坑口登陆。2月1日，义律颁布第一个告示称：“至尔居民，向来所有田亩房舍产业家私，概必如旧，断不轻动。凡有礼仪所关，乡约律例，率准仍旧，亦无丝毫更改之议……拟应大清律例规矩之治，居民除不拷讯研捃外，其余稍无所改。凡有长老治理乡里者，仍听如旧……责成乡里长老，转辖小民，使其从顺毋违。”2月5日，琦善提出修正案：“既经奏请大皇帝恩旨，准令英吉利国之人，仍前来通商，并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琦善始终坚持他只能代为奏恳，并未作出更多许诺。另一次会谈在2月10日，地点是蛇头湾（位于东莞市虎门镇北面），前后两次会谈皆无结果。2月13日，义律将“穿鼻条约”草案送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巴麦尊认为义律没有完成既定任务，只是占领一个荒岛，于是将其撤职。琦善因在香港问题上对英国让步，道光帝下令“革职锁拿来京治罪”。由于清廷及英国政经界分别认为有辱国体及获利太少，故双方不承认《穿鼻草约》的存在，但英国军队并没有撤出香港岛。4月30日，英国决定停止谈判，任命璞鼎查为驻华全权使臣。英国人在香港采取措施如下：㈠强化军事设施，在港岛驻兵布防，建立军港、仓库、炮台及永久船坞，作为华南主要军事据点；㈡建立殖民统治机构，义律在占领港岛后不久即称，“要不失时机地在香港建立巩固和永久的商港和英国政府”，还组建法院、警队、监狱；㈢义律拍卖港岛土地；㈣开始修建皇后大道，商人建造仓库和住宅。
据1841年英国官员参逊称：“赤柱村是全岛最大及最重要的村落……共有房屋及商铺180余间……居民从事农耕、商业及渔业，……常有为数350多艘大小船只在这里停泊。”闽浙总督奏折中称：“香港为商船内驶必由之路，其岛曰红香炉，上有营汛居民，并非偏僻小港可比。”英军统帅曾照会清大鹏营副将赖恩爵，要求“速将该（香港）岛各处贵国所有官兵撤回”。
直至1841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正式割让给英国。此后，香港人口渐增，逐渐发展成一个以贸易业、货仓业为主的转口港。

英国租借前的新界（1800－1899）
由于交通极为不便，新界地区与港岛及九龙的交流极小，因此仍然维持著传统的宗族社会。此时的新界不断发生械斗，各村之间为著墟市或商业利益，以至婚姻以及文化等冲突而进行械斗。

开埠初期（1841年－1900年）
英国于1841年正式殖民香港岛后，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不断没收原居民的土地，是为“香港开埠”。英国的商人，包括鸦片商贩，逐渐将香港建立成与东方自由贸易的枢纽。美国的鸦片商贩及银行家亦有到香港参与跟中国华南即广东福建台湾一带的贸易。
1842年6月，璞鼎查指挥从印度调集百余艘船只、万余士兵；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同璞鼎查在南京江面上英舰“康沃利斯号”上，签订《南京条约》，第三款关于割让香港文字为：“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帝国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1843年，清政府派九龙司巡检1员驻扎九龙；1846年建立九龙城寨，九龙半岛有100多家店铺，并建有许多庙宇，如九龙城侯王庙、旺角观音庙等。九龙半岛和香港岛之间是世界少有天然深水港湾，宽约1.5至9.6公里，深度2至14.5米，可供巨轮自由往来停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不少华南商人迁往香港逃避战乱。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万多人。清政府最初只实施广州一口有限通商，自五口通商以后，香港成为列强与中国的主要转口港，广州的广东以及福建商人和来自广东以及福建各地的商人亦移居香港。东南亚为世界各列强的殖民地，而经济则被福建人控制，福建人经香港转运货物到五口通商城市，列强、满清及五口通商的商家则收取当地的营商费用，英国人和福建人则赚取巨额的转运利润。广州原为英国企业驻华的中心，但香港开埠后，英国人的公司(以鸦片为主)都改以香港为中心，亦由香港运到五口通商城市。从1851年至1900年期间，超过200万广东及福建人经香港移居海外，当中主要是四邑人，而福建人大多到东南亚经商，当地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福建人，而且控制了当地的经济，福建人从营商取得大量财富，而且一直希望推翻满清政府以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中国，大力出钱以供杨衢云革命，有志得到资本的不少和香港的福建人通婚，如孙中山娶陈粹芬，因为福建人很多只愿经商，不愿替别人工作，亦有需要请华人监控当地工人，而且优先请了与福建人关系较密切的广东人（包括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当时东南亚为欧美殖民地，人均GDP虽低于欧美，但亦远高于清朝末代，当管理层的薪金亦远比美国修铁路华工高。因为当时美国排华严重，而且当地华工有黑社会操控，所以潮州人、客家人大多只在东南亚工作。而欧美亦有福建人的企业，但亦少于中国和东南亚，广东人经商地主要在香港以及广州。
1860年克灵顿中将从印度加尔各答到香港新任陆军司令，3月18日指挥英军第44团特遣队强占尖沙嘴一带，5月19日撤离九龙半岛。10月，英法联军从天津攻入北京；在英国、法国军事和外交压力下，恭亲王奕䜣完全接受要求，于10月23日签订中英《续增条约》（即中英《北京条约》）和交换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正式换约前夕，英国提出在《北京条约》中增加三条，其中一条就是“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该条约第六款规定：“……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按此，英国强占新安县九龙司部分领土，即现在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土地（包括昂船洲在内）。
1873年，香港人的职业以渔民、水手、农夫、屠夫、铺东及差役等为主。
1890年代，华南发生鼠疫。1894年春，在广州传出超过10万人死亡的消息。同年五月，上环太平山街一带的中国人集中聚居的地区亦爆发鼠疫，每日死亡人数最多达100人。结果当年之内共有2,552人死于瘟疫，为数约10万名的华人离开香港，贸易额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后30年之内，鼠疫仍偶尔在香港出现，1898年至1900年期间，便再有1,290人死于鼠疫。
1894年，港督威廉·罗便臣向英国殖民地大臣里彭主张占领香港新界：“加普礁和横澜岛上各有一个极有价值的灯塔。两个岛屿都属于中国……港湾东西两面的入口鲤鱼门和青州也属于中国……九龙城属于中国……中国本身，或是对中、英作战的一个外国，可以在珠江北岸或鲤鱼门外的大鹏湾登陆，南下九龙半岛，不仅可以乘隙攻击我要塞，而且易于从中国领土上炮轰维多利亚港并截断本殖民地的食物供应……从防御的观点看，香港界址应拓展至大鹏湾到深圳湾一线，并包括加普礁、横澜岛、薄寮洲以及距香港3海里以内的所有岛屿在内。”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曾为清政府说项的德国、法国、俄国更有借口提出租地要求；其后局势紧张，英国认为如要防卫香港，必须取得邻近土地的控制权。
1898年4月2日，强租新界谈判正式开始。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对庆亲王奕劻称：“香港殖民地不满足于它目前的界限，希望展拓香港界址……以为保卫香港之计”。第二天，窦纳乐向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提出展拓香港界址，李称：“如果展拓范围不大……同意”，窦纳乐称：“要求不会超过防御需要的范围”。4月5日，李称：“俾英国当局得以在香港两边设防……不要超过这个限度”。4月24日，窦纳乐据英国外交部指示，向李等出示展拓界址地图，李等坚持不允；窦纳乐称胶州湾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都比英国要求香港界址要大；李称中国已经同意租借威海卫给英国；窦纳乐称订租威海卫对中英两国都有利，只要俄国撤出旅大，英国就愿意马上离开威海卫。李等不再与之争论，但坚决反对英国占领九龙城，理由是中国衙门所在，双方就九龙城问题激辩；最后英方同意就九龙城问题让步，但着中国“必须接受”英方提出之拓界范围。李等原则上默认英方提出之拓界范围，但有几点保留：㈠九龙城仍应归中国控制；㈡展拓的界址不是割让，属于租借性质，“全部土地得付租金”；㈢中国得“自由使用中国船只惯常使用的九龙码头”；㈣由于“新展拓的地方更便于走私活动，（中国）海关方面担心，除非（香港）殖民当局给予更有效的帮助，税收将蒙受严重损失”，因此，希望香港政府“承诺在保护中国税收和反对走私方面给以更多的帮助”；对此，窦纳乐仅同意拓地是租借性质。5月2日，窦纳乐再次会见李等，将展拓香港界址范围订为：北部陆界——从沙头角海至深圳湾最短距离划一直线，此线以南租给英国；东界——东经114°26'，西界——东经113°47'，南界——北纬21°48'。窦纳乐称已将上次总理衙门提出之保留九龙城管辖权等条件报告英国政府，“并不反对这些条件”。5月19日，窦纳乐携带其拟就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稿本，同李等谈判定稿；稿本“黏附地图”标明由英方提出并经中方同意之展拓界址范围，并明定展拓界址是“新租之地”，即租借地，为期99年；英方同意“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等；李等审阅上述内容后同意，仅在细支末节提意见；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达成全面协议。窦纳乐根据指示，修改展拓香港界址范围：“⒈收缩西面界限，以免妨碍通向广州的入口；⒉不再对北纬22°09'以南诸岛提出要求，因此该等岛屿不包括在租借地范围之内；东面界限扩展至东经114°30'一线，俾使整个大鹏湾划归英国控制。”英方以“同意”中国兵船使用大鹏湾、深圳湾之“让步”，换取租与两湾水域；中方重申要英方保护中国税收、防止走私，双方达成一项英方采取相应措施之谅解，后来得到英国政府批准。
根据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政府同意租借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个岛屿予英国，为期99年；英国此举仅在针对法俄两国，而非对付大清。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正式签字；李鸿章和许应揆代表清政府签字，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代表英国政府签字；英国将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九龙界限街以北及附近235个岛屿和大鹏湾、深圳湾水域强行租借99年；英国强迫中国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英国唯一受益之不平等条约。中英双方在新界北部陆界定界，英方提出要以深圳河北岸为界，中方被迫同英方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英方谈判代表骆克称：“我很高兴，经过相当大的困难以后，我得以诱使中方委员同意以深圳河北岸直抵该河河源作为中英地界……从而完全控制了那条在《专条》黏附地图上没有包括在英国租借地内的河流”。清政府保留九龙寨城之行政权力，仍有权使用九龙城码头，“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1899年12月27日，英国君主会同枢密院议决撤销这项条款，由英国单方面接管九龙城。在此之前，英国人已于1899年4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尚有零星反抗，但后来终告停止，遂成为香港一部分，但与市区分开管理。
自1841年，英国一直没收原居民的土地，条约签订后，一些原居民知道英国又是来没收土地，在英军接管新界地区时，就作反抗，发生激烈的新界六日战，新界原居民死伤惨重，最少五百人被英军杀死。锦田吉庆围的铁门更被英军拆除运往英国当作战利品，直至1920年代才交还。

1901年－1941年
踏入20世纪初，香港发展成为与南中国贸易的转口港。香港人口稳步增加，市区面积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万人，至1914年已增至50万人。随著城市发展，香港一路增设各种现代市政建设，例如香港电车、九广铁路、水塘、医院、香港中华煤气、中华电力、香港电灯、大东电报局等。1912年，香港大学成立。
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并以“军政府”名义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清帝退位，清朝灭亡。1917年对德宣战案，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香港有被德国军舰攻击之虞，最终危机化解。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罢工。
1932年起，大日本帝国筹组满洲国，东亚地缘局势开始失衡，英军考虑加强对香港的防卫。而当时全球经济大萧条及银本位货币制度受到冲击，都对香港经济构成一定影响。1937年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除了使大量难民涌入香港，更代表日军的威胁更接近一步。
1936年1月，洁净局重组为市政局后的第一场民选议席的香港市政局选举，周锡年在没有竞争对手下当选，是香港有史以来首次有民选议员进入议会，而首次有竞争对手争夺议席的选举是1940年香港市政局选举，罗理基击败对手当选。
1941年以前，华民政务司署主要系通过东华三院和保良局，还有各社团如宗亲会及同乡会等，与民众保持联系；亦密切联系行政、立法两局之华人非官守议员，议员均为香港华人社会之领袖。

日占时期（二战）
英国和日本的关系在1930年代后期渐趋紧张。日军于1938年10月在大亚湾登陆，随后只用了短短10天便攻占广州，日军同时封锁香港边境，并与驻港英军对峙，而香港亦开始加紧备战。1939年9月欧战爆发，纳粹德国在1940年6月攻陷法国后再攻打英国，同年9月日本与纳粹德国及意大利组成轴心国，因为法国及荷兰已经沦陷，面对德军入侵的英国又自顾不暇，日本于是趁机谋划夺取当时由欧洲国家支配的东南亚，以抢占东南亚的天然资源和港口。
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袭珍珠港美国军舰，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同一时间（香港时间1941年12月8日），日本又进攻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数小时后日军入侵香港，触发香港保卫战。日军取道中国大陆出师，英军被迫撤离新界和九龙，退守港岛。由驻港英军、英属印度陆军、加拿大军，及香港本地建立的义勇防卫军和香港华人军团组成的香港守军，面对人数多超过一倍，作战经验丰富，又有大量火炮、飞机及海军舰艇支援的日军，英军自开战便处于劣势。英军在醉酒湾防线被攻破后，于12月13日撤退到香港岛，之后英日双方隔著维多利亚港炮战。12月18日晚上，日军利用炮轰造成的大火及浓烟，趁机横渡维多利亚港登陆香港岛，沿岸防守的英军不敌有源源不断增援的日军，翌日双方在黄泥涌峡展开血战，之后在浅水湾、赤柱及铜锣湾等地亦发生激战，到12月24日在人烟稠密的湾仔也爆发巷战，日军又在圣士提反书院等地屠杀战俘和护士。当时守军包括香港义勇军，苦战一周后，以众寡悬殊，难扭劣势，终在圣诞日投降。12月25日下午，英军司令莫德庇少将向港督杨慕琦汇报败局已定，持续巷战只会造成平民不必要的死伤，杨慕琦与港府高层商议后决定投降，杨慕琦在晚上抵达被日军用作总司令部的半岛酒店签署降书，该圣诞日因而被称为“黑色圣诞”。日军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直至1942年2月20日，日军中将矶谷廉介出任首任香港日占时期总督，香港亦成为日本东京政府直辖占领地。
日本占领香港历时三年零八个月。沦陷时期，贸易停顿，货币贬值，粮运不继，政府服务和公用事业受严重影响，许多港人避居中立之葡属澳门，澳门政府也尽量收容。香港在日占时期的民生、经济等皆饱受催残。日军将香港的物资用于支撑其侵略战争，而市民获得的粮食却达不到维持健康的基本所需。日军强迫香港市民以港元兑换军票，又在香港实行皇民化运动，除了禁止使用英语及强迫使用日文，香港的街名地名亦被改成日式地名，日军又经常对市民滥打滥捕，市民在街上遇上日本皇军士兵时亦必须鞠躬敬礼，否则可招致殴打甚至杀身之祸。由于日军滥发军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到1944年更发生饥荒。日治末期，为解决粮荒，日人驱逐大批居民离境。食品及其他物资严重不足，香港人口到1945年减至60万。香港居民虽然备受压迫，但大部分仍拥护同盟国阵线；中国游击队在新界四出活动，逃匿之盟军人员也得到村民掩护。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布政司詹森（后获封爵士）随即组织临时政府。8月30日，海军少将夏悫爵士率领英国太平洋舰队抵港，成立临时军政府。香港日占时期结束，当日遂定为重光纪念日。1945年9月16日，英国在举行香港总督府受降仪式，中华民国亦获邀派代表出席，由皇家海军夏悫少将接受日本占领地代表向盟军投降，英日双方在英方草拟的降书上签字，确认占领香港的日军正式投降。香港重光初期暂时采取军政府管治，并展开战后重建工作，公共服务逐渐恢复正常。1946年5月1日，总督杨慕琦爵士回任，香港正式恢复民政统治。

港英后期（战后至移交）
战后发展
战时许多华籍居民返回中国内地，日本投降后，他们纷纷返回香港，每月几达10万人之多。1945年8月，香港人口原已减至约60万，但1947年底时，激增至180万左右。
1948年至1949年间，中国爆发内战，自中国国民党开始遭中国共产党挫败之时起，许多人从中国大陆涌入香港，人数之多，破历来纪录。1950年，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苏联以后第一个承认新政权的欧美国家。1949年至1950年春，有数十万人移居香港，主要来自广东省、上海和其他商业重镇。1950年中，香港人口估计已增至220万；此后不断增加，现时已逾650万人。
1958年，周恩来会见访华的英国商人肯尼斯·康德黎时，希望他向当时的英国首相麦美伦转达以下说话：“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的行动，中国均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状态，丝毫不变。”英国政府认为若让香港人实现普选议会和政府，中国必定强烈不满，进而使中国决定提早收回香港。

暴动
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期间，香港经济一度停滞不前；其后人口激增，香港不能单靠港口来维持繁荣，于是开始发展工业。
国共两党的冲突后来也蔓延到香港。1956年10月10日，右派工会策动大规模捣乱多家香港亲共人士（左派）机构，事件导致300人死伤，即“双十暴动”，港督葛量洪派遣军警搜捕示威者才告平息。台湾情报人员从此被禁止进入香港。
1957年4月，周恩来提出要保持香港特殊地位“为我所用”之方针：香港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内地“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引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之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来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种政治任务。”
1959年，针对少数人急躁情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称：从世界战略之全局出发，“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好处”。
香港工业最初以棉织业为主，其后逐渐发展毛织业，到1960年代后期，更扩展至人造纤维和成衣制造业；1960年代时，香港输出纺织品和成衣，占本地产品出口总值51%以上；电子制品、钟表及印刷也是重要工业。
1960年，中国政府总结10年经验，提出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即对香港未来作长期打算，在可预见将来不采取足以改变香港现状之政策，为中国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1963年，针对国外有人责难中国港澳政策，中国政府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
19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影响下，1967年，香港于一场劳资纠纷而演化成六七暴动。由于受到言论煽动及误解了民族主义，大批挥动毛语录及叫喊口号之暴徒游行往港督府。一个灼热、令人烦恼之炎夏随着1967年5月初来临；集体示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是恐怖主义及放炸弹活动。香港地下党、表现为亲中共的左派介入工潮活动，把文革的舞台搬到香港，与殖民地政府在街头上对抗。5月16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工联会领导人物杨光等人成立“斗委会”，公开呼吁左派人士走上街，以暴力手段试图颠覆港英政府的管治。亲共暴徒在四处纵火、大肆破坏，又焚毁巴士。巴士及电车司机如继续上班保持香港正常运作，即受到恐吓，甚至袭击；暴徒在左派学校之课室内制造炸弹，然后在街上随处放置，更成立斗争委员会，策划与政府展开斗争。街头被亲共人士放满大量炸弹，部分写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制炸弹，使香港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经济一片萧条。在香港的亲中共报章却在新闻报导及社论中支持恐怖活动，例如《大公报》以“在香港仔和深水埗连环炸弹相继扬威”为标题赞扬发动炸弹袭击的恐怖份子。但不久便发现没有斗争首领愿意往中国参加造成死伤无数之全国性斗争运动；而支持动乱之富商，即所谓“红色肥猫”，则将子女送往他们极鄙之英美两国读大学。
而宝安县方面的红卫兵亦多次意图越过中港边界，包括爆发沙头角枪战。事件中，共产党民兵从中国边境开火。中国总理周恩来声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禁止左派人士制造香港社会不稳。周恩来坚持目前不打算收回香港，这事件方逐渐平息。
暴动过后，香港殖民地政府意识到要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总督麦理浩在任内推行多项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价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阶层逐渐由山边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环境。另外，麦理浩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打击政府内严重的贪污问题。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费强迫教育”、大学生资助计划、廉价和优质医疗等，使香港步入现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经济迅速增长，香港与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四个地方并称“亚洲四小龙”。

经济转型及亚洲四小龙
日本投降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国共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以万计的人从中国内地逃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万，增加至1951年的220万。此后的三十年，香港爆发逃港潮，大批以广东人为主的中国大陆居民越境到香港，香港人口以每十年一百万的速度增长。大量移民为香港后期发展提供廉价劳力，不少外国公司在香港开公司。华人资本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但1950-1980年代，东南亚排华，他们纷纷将资金转移至香港以及新加坡，两地经济同时急速起飞，由于香港当时没有大饥荒，移民与资金流入助推进入亚洲四小龙，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由1950年代香港只有英国的23%人均GDP急速上升到1987年追平英国的人均GDP，同时香港金融业起飞。1950年爆发的韩战使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香港原先依赖的转口港贸易不能再维持。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转型为工业为迅速发展创造条件，使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初时以纺织业为主，其后扩展至成衣、电子制品、钟表及印刷等。
联合国对中国禁运期间，香港经济一度停滞不前，香港人遂开始发展工业；由于人口激增，香港不能再依赖港口来维持繁荣；香港之工业革命最初以棉织业为主，其后逐渐发展毛织业，到1960年代后期，更扩展至人造纤维及成衣制造业。
香港居民较前丰裕，1971年57.5%香港家庭每月入息600元以上，16.6%每月不足400元，7.7%每月超过2,000元。1961年至1971年间，香港道路之长度由500英哩增至618英哩，汽车登记由47,000辆增至164,378辆。1969年公共小型巴士获准行驶，于1971年共有3,800辆行走，每天载客过百万人次。外国到香港旅客1961年只有220,884人，在1971年则几达百万人。香港工资在十年间，增加约一倍；据估计本地消费物价在十年间上涨一半，因此实际平均工资增加约50%。电视机在1961年是罕有之物，在1971年每10个家庭即有7家拥有。20年前，露宿者成千累万，仅求糊口，工作艰辛在所不计，今日电视机已为生活必需品，居有屋，衣食温饱。
1970年4月23日，港督戴麟趾在离任之前，也曾在《Governo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Micheal Stewart, C.H., M.P., Secretary of the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向伦敦反映：“香港市民对那相当有利的经济气候，以其一贯高度进取和努力的方式来回应，而他们大多能够享受到应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避免地出现期望的提高，以及（尽管还未普遍的）日趋对那些基于不同原因未能享受成果的、较贫困的人士的关注。在政府方面，它正努力在社会服务的范畴推动一系列计划，以及在一般环境里落实具体的改善措施。……香港在社会、政治及经济方面，都显然是一个需要维系信心的社群。……坚持市民的利益不会受到任何侵犯。”1971年2月17日，戴麟趾在《J. R. A. Bottomley to Sir L. Monson》称：“以香港的状况而论，一个重要的元素是民众能对香港政府有信心，认为它愿意并且有能力保护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如果那种信心受到严重侵蚀，则不得不更多用警力或其他力量，否则无可能维持殖民地管治。”港督麦理浩一方面准备面对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亦需要规划提供社会服务；因此殖民政府需要加强工作，争取市民信心，有助于累积民众支持，为日后面对中国时，增加谈判本钱。麦理浩是从戴麟趾手里接过已经启动之社会政策与服务，在整体施政中之功能略作调整，把建立市民信心之工作扣连到更宏观之外交政治问题之上。1971年10月18日，麦理浩《Guidelines for Governor Designate of Hong Kong》：“一直以来香港政府相信，前瞻的规划所带来的保安风险远超于它的好处。我个人的意见是现在衡量过正反考虑之后，应高度机密地进行一次彻底的对将来的审视。虽然我相信关键时刻不会在七十年代后期之前就开始，但规划的过程现在就要启动。”1973年1月1日，麦理浩在《Governor to the Rt. Hon. Sir Alec Douglas-Home, K.T., M.P.》称：“它〔即香港〕的四百万居民及他们的政府依然一方面依赖出口工业的增长来解决生计和带来收入，而另一方面则它的存在要视乎中国政府的政策。……虽然我本人所采取的观点较其他人有更多忧虑，时常牵挂如何令市民的信心不会受到动摇，更经常在想如何可以争取时间及提高凝聚力，以应付有可能因有意制造或不幸地出现的压力，但我认为这不是目前在香港普遍存在的看法。一般人更关心他们自己及子女的生活状况，及未来改善生活的前景。这令香港政府的社会政策及其他改善生活条件的措施对殖民地的未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者，我发觉在最近十年里，市民对在港的生活环境已变得没有像以往般持着宿命的态度，而是对政府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的表现未如预期，则这一份自觉与要求会对政府带来潜在的危险。但这亦给予政府一个机会，看看它是否准备好面对诉求，和令市民相信它正准备这样做。若能满足那正在形成的要求，则有可能在市民中形成一种市民的自豪感。那是于十年或二十年前在一群宿命的、冷感的及挣扎求存的难民之中无法做得到的。……跟其他政府相似，本政府必须得到市民的赞同而施政，而同时它是没有得到一个选举制度的协助而进行管治的。假如我们要维持市民这种认同与支持，则不单要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还要令他们觉得诉求之所以得到满足，及政府也真心的以此为目标。这种需要并非只因为我们希望行政措施能有实际的成果，而是我们也需要争取市民的一种有力的信任。……这只可能是通过集体的力量而达至的，而这对传统上只会跟从政府指示……尽量避免受到公众事务所滋扰的市民而言，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我想从现在开始，政府政策必须令精英及大众都感觉得到，正如他们在1967年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他们身心所归属的实体，也是一处他们希望在那里生活的地方。”1973年1月4日，麦理浩在《Murray MacLehose to A.C. Stuart》称：“但我觉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便是将内务管理得妥妥当当；这就是说，尽量发展得繁荣、团结、〔民众〕满足，以至不会成为批评的话柄。”1974年5月27日，麦理浩在《Hong Kong Objectives》称：“大致上本殖民地之未来，将取决于一代接一代的中国领导人，视乎不同因素的比重和他们如何计算利益上的取舍。因此我们应该小心留意这平衡〔即中方从目前的现状中取得的好处大于政治上的损失〕状态。”1975年1月12日，麦理浩在《Meeting on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Changes: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称：“香港并无空间容纳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次一层政府。香港地方太小，不宜分散。市政局选民资格可以扩阔，而非其功能。如果扩阔它的选民基础而导致有要求扩充其权力，这是要反对的。乡委会及互委会代表着一百万市民，它们其实较只有约十万选民的市政局，更能真确表达民意。”1976年2月13日，麦理浩在《Despatch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称：“香港政府在这个问题（香港前途问题）上的角色是相当清楚的。一方面，它绝不可做出影响中国的经济及削弱其国家安全的事情。我们必须跟中国驻港的官员发展出实在的工作关系，及接受中国利用香港及在此进行活动的事实——殖民政府这样做的同时，必须维持它作为该地方的主人。另一方面，它一定要继续提出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及提高满意度，同时亦令殖民地的经济继续发展。”1976年3月6日，麦理浩在《Hong Kong－Domestic Policies up to '80s》称：“这个制度能吸引一批能干的、开放的、把握资讯的和对公众意见有敏感度的男女，他们准备好付出不少时间去处理公共事务。他们之所以被委任，是因为被视为个人真诚投入、准备为市民（不是某一阶级或群体，而是整体的公共利益）发言的‘代表’。在考虑改变时，必须小心，以免将一种受本地人接受、行之有效的安排，由一种无法做到这些效果的所替代。”
1972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下来之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之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6月15日，联合国非殖化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通过有关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之决议。
1972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客人路易斯·海伦时称：“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新界’租期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现在两国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自然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
1972年，香港游客逾一百万人次，以日本游客为主，其次为美国；旅游业总收入约为2千亿元，约为国民收入6-7%。社会生活水准提高，社会日趋复杂。人民对政府期望更大，是时候发展房屋、教育和社会福利。十年建屋计划，新房屋建设目标为150万人兴建房屋。教育方面，主要促进中等及技术教育，及为高等教育添置器材。
1975年，尽管世界经济不稳定，政府仍然决心推行计划改善今后10年香港一般生活水准，需费数十亿港元计，包括为香港1/3人口提供新住屋、扩展中等教育及兴建新医院和诊疗所。

前途问题
1946年，香港总督杨慕琦提出杨慕琦计划，以推动政制发展。计划中香港会建立市议会，并缩减香港立法局中官守议员人数。惟后来计划失败。
1958年，周恩来以反对“让香港成为一个像新加坡一样自治的地区”威胁英国，任何推动香港自治的举动都将被认为是“非常不友好的举动”，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位“发生任何改变”。在1960年代，中国官员廖承志进一步称，如果英国允许香港自治，“我们将毫不犹豫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
政府于1970年代初调整政策方针，逐步吸纳华人进入决策机制。1973年由于受石油危机影响，香港经历经济大衰退，但自1974年开始高速增长达20多年。1970年代中香港地铁开始动工，廉政公署成立，九年免费教育开始实行，香港公共房屋计划进一步扩展，如十年建屋计划及居者有其屋计划。
1970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问题，英国政府曾多次要求中国当局延续新界租约。
1982年9月23日，中国政府领导人与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在北京会晤；柴契尔夫人认为，英国在19世纪与中国清政府签订之三个不平等条约，“依据英国理解的国际法……都是有效的”，中国政府不可单方面废除，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这是“唯一的合法途径”。1980年代初，柴契尔夫人称英国目标“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交换英国继续管制香港”，但英方没有得到“我们所渴求的”。1982年，柴契尔夫人于9月24日在北京、9月26日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英国是根据过去签订的条约管治香港的，这些条约是有效的……它们是符合国际法的……我们遵守这些条约，那么它也不会遵守其他条约”。柴契尔夫人还在香港公开称：“我向你们保证，在进行那些会谈时，我将不但代表英国，而且将本着英国对香港五百万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而讲话。”9月30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条约的约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自1982年10月5日至1983年6月底，中、英两国政府首阶段会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与英国驻华大使多次商讨谈判原则和程序；四次会谈中，英方强调以繁荣稳定为共同目标，中方强调以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为前提，各说各的，迄至1983年3月，磋商仍停滞不前。
1983年1月，柴契尔夫人强硬称，谈判如无进展，就要对香港前途问题全民公决，或在短时期内使香港独立或自治。3月10日，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致函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中英双方举行会谈：只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既为中国政府，也为英国议会和香港人民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4月28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复函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7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正式会谈，开始中英会谈第二阶段。9月24日，港币与美元兑换率由7：1跌为9.5：1，港汇指数也由71.7跌至57.2；一时人心惶惶，大批香港市民涌往银行排长队挤兑美元，商场出现抢购大米、食油等日用品，香港报纸称为“黑色星期六”。
1984年1月起，中方首席代表为由姚广转为周南，英方首席代表由柯利达转为伊文思。4月15日至18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达成谅解：关于谈判期限，双方同意1984年9月草签，年底正式签署协议文本。5月25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就香港报纸报道中国不会在香港驻军传言公开辟谣：“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连这点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中国领土！”7月27日至7月31日，杰弗里·豪再次到北京工作访问，中英双方商定：设立中英联络小组；该小组是联络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职责是磋商中英联合声明之实施，讨论政权交接有关事宜，磋商双方商定事项交换情况；该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到2000年1月1日撤销。9月18日，中英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姬鹏飞、李后、鲁平、姚广、尤德和参与谈判双方代表团全体成员；周南和伊文思在联合声明上草签。

过渡期
1980年代初，新界租约将于十多年后届满，最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但英国人仍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但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否定。中国坚持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只有治权；而且中国不单要收回新界，更认为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的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必须整体收回香港；但承诺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权利。邓小平认为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体制，立即融合对双方均无好处，故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办法，在收回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即所谓“高度自治”。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英国与中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规定香港之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保持五十年不变。除防务和外交事务外，香港将享有高度自治权，而中国之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也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实行。
1985年2月7日，英国国会下议院经过辩论三读通过《香港法案》，规定从1997年7月1日起，英国对香港主权和治权即告结束；3月28日英国上议院三读通过，4月7日伊丽莎白女王在该法案签字，法案正式生效。5月27日，周南和伊文思交换《中英联合声明》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过渡时期；同年秋，中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中英联合声明》递交主管法律事务之联合国副秘书长，完成在联合国登记。
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香港绝大部分人反对镇压，除了逾百万人大游行外，更曾罢工、罢市、罢课一日，其后更引发新一浪香港移民潮。当时港督卫奕信提出香港机场核心计划。
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随即由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主席令发布，象征主权移交后的小宪法得到落实。1992年7月，彭定康获委派为最后一位香港总督。由于六四事件后，民主进程一直备受港人关注，因此彭定康上任后，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香港立法会增加直选的议席，但北京认为彭定康的改革违反《基本法》，香港政府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推行社会福利工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社会福利开支由1987至1988年度之28.2亿元，增至1997至1998年度之190.4亿元。
当局制定完备之劳工法例，为雇员提供福利、保障、工伤补偿，并照顾雇员之工作安全和职业健康；政府提供免费就业服务，帮助求职者寻找工作，也帮助雇主招聘工人；雇员再培训局为因经济转型而失业之工人开办训练课程，使他们学习新技能，重新就业。

特区时期（移交后）
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7年7月1日，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接纳香港立法局，改为成立临时立法会取代。下级议会即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都作相类的安排。董建华成为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方安生和曾荫权分别顺利过渡为政务司司长（前称布政司）和财政司司长（前称财政司）。大部分政府高官顺利过渡到新政府。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关系比以前更为密切；不单商业联系很多，政府之间之接触以至居民之往来也很普遍；密切关系源于文化、地理位置和历史等因素。

董建华政府
亚洲金融危机
香港主权移交第二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特区政府用全新策略，没有大幅加息，只大量动用外储的美元承接港元沽盘，再将港元购入香港蓝筹股作为长线投资，最后成功稳定港元汇率以及恒生指数。

八万五政策
香港1990年代中，香港楼价一直上升，董建华上任后，于1997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希望压抑楼价升幅。建议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6年半缩短至3年。但此政策导致楼市供求失去平衡，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香港楼价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业在其后5年多的时间内贬值七成，令很多中产阶级成为负资产。至2000年6月29日，董建华在接受电视专访时，才指自1998年已未再提起“八万五”政策已等同“不存在”。

数码港
香港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后，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建议发展资讯科技，作为未来香港经济发展方向，1999年3月3日，董建华发表施政报告，表明将兴建数码港，并由特区政府与商人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拥有的盈科数码动力 (现电讯盈科) 合作发展。香港政府豁免数码港地价78亿港元，并投资10亿港元于钢线湾兴建基建，其余建筑费用则由盈科数码动力负责。由于项目未经公开招标，合作条件亦被认为对政府不利，惹来批评。

人大释法
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港府要求首度解释《香港基本法》，规定出生时父或母都未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人士没有居港权，使有权来香港的人数减至20万，变相推翻同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所作出的香港人大陆出生子女居港权的判决，令人忧虑中国实践“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当时一批大律师（包括其后在2005年起出任律政司司长的黄仁龙）佩戴黑纱，从终审法院游行到政府总部，抗议人大释法。

高官问责制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01年12月在无对手之下成功连任，并于第二届任期 (2002年7月1日) 开始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将所有司长和局长职级由公务员体系升迁的政务官职位改为由行政长官任命，以合约方式聘任，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并须为过失负政治责任。原有的公务员局长改称常任秘书长，执行问责局长的政策。将政策局的数目由十六个合并至十一个，并不再分为决策局和资源局，统称为决策局。这项改动导致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提早辞职。

非典型性肺炎(SARS)
于2002年在中国大陆广东顺德首发非典型性肺炎，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2003年首两季，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肆虐，香港自3月起出现社区感染个案，导致医疗体系和经济遭严重打击，期间有近二千人感染，共299人死亡（包括6名医护人员）。政府于4月1日封锁淘大花园E座，4月起，全港所有学校停课，至5月中旬止。香港市面变得一片萧条，外地访港旅客数字大跌，经济损失无法估计，失业率升上至8.7%的历史新高。及至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始将香港从“发生本地传染地区”的名单中剔除。由于政府处理抗疫时多处失当及反应缓慢，引致市民强烈不满。2004年7月，香港立法会沙士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被批评“向公众传达的讯息混乱不清……使公众以为他在试图淡化疫情的严重性”，两日后杨永强宣布“为体现政治问责”宣布呈辞。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同年年中，香港政府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立法时，因为条例字眼及执行准则含糊而遭到市民极度反对，更引发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最终因为自由党于23条立法二读前夕转向反对立场而令政府被迫将23条立法工作无限期押后。

CEPA
2003年香港与中国大陆签署《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和经贸合作，但分薄了香港的投资额，令本地工业北移及萎缩。

2003年七一大游行
2003年7月1日,香港发生最大规模的游行,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筹办，目的主要是为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及董建华施政恶劣。约有50万人参与。

自由行
2003年北京政府推行港澳个人游（俗称自由行）计划并在2009年再推行一签多行。实施将近18年副作用越趋明显。中国大陆家长借签证便利来港产子，“双非”抢床位、抢学位，加剧两地矛盾。香港因两地物价差异及货品质素具保证，被深圳人视为巨型超市，原本是住宅区的北区、屯门、元朗、东涌、沙田等，变成中国大陆客扫货胜地。零售业蜂拥进驻抢铺抢高租金，街坊小店换成药房及金铺，侵蚀居民生活。一签多行更被滥用成一日多行，衍生蚂蚁搬家式的水货产业(香港境内水货客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
2004年7至8月，香港开始出现轻微的通货膨胀，7月按年通胀率为+0.9%，正式走出持续68个月的通缩时期。

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人大再释法
2004年4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解释《香港基本法》附件，否决香港市民200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要求。2004年4月26日，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产生办法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否决，并解释，到2017年及以后先后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双普选)。12月21日，董建华率领二司十一局官员（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留守香港）前往澳门会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遭胡锦涛公开要求“查找不足”。

任内辞职
董建华于2002年2月28日在无有效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当选成为第二任行政长官，但任内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偷步买车”风波、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推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在“沙士”事件中的失职，激起民怨令七一大游行发生，董建华以“健康问题”为由于2005年3月10日任内辞职。

曾荫权政府
作为补选中唯一候选人，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于2005年6月21日获得任命出任行政长官。2005年，香港政府推出《政制发展专责小组第五号报告》，被泛民主派批评为“原地踏步”，议案最终因为票数不逾2/3而未有通过，故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立法会选举办法维持不变。
2004年雅典奥运会，香港运动员高礼泽及李静在男子双打乒乓球项目中夺得银牌，为香港取得历来第二面奥运会奖牌。

填海计划
2006年及2007年，因为中环及湾仔填海计划，旧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被香港政府宣布临时拆卸，保育组织发起保留旧中环天星码头事件及保留皇后码头事件，包括举行论坛、静坐和绝食，事件后来演变成警民冲突。有评论认为两次事件提高了香港市民对保育文物、公共空间及城市规划的意识。

两铁合并
2007年12月2日，香港地铁与九广铁路公司合并，合并后更名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港铁)。此外，港铁在2008年10月起拆除美孚站、南昌站和九龙塘站的转线闸机。

全国人大通过2017普选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普选问题的决定》，决定香港可以于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待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后可普选立法会。

港珠澳大桥问题
2008年2月28日，粤港澳三地政府已就融资问题达成共识兴建港珠澳大桥，预计于2017年竣工，设计寿命为120年。预计90亿4,650万元,但工程被发现多项问题，如环评报告未有比较大桥兴建前后空气污染程度的变化，违反《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等被迫延迟动工。费用当时上升至250亿元。最终因工程超支再上升至1,200亿元。

金融海啸
香港经济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稳定，因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而急转直下，结束香港自2003年7月开始5年的经济复苏，股市、楼市暴挫，裁员及结业此起彼落。

施政争议
而香港政府又在此一段时期多番出现施政争议，例如
副局长风波及处理滞留泰国的香港人事件等等，令到民怨日深，行政长官曾荫权民望大幅下滑。

甲型H1N1流感
2009年4月中，甲型H1N1流感病毒进逼亚洲、南韩及泰国都出现疑似病例。曾荫权领导的港府以“从严”方式处理。其后，香港确诊首宗病例，曾荫权亲自率领抗疫督导委员会，史无前例宣布把墨西哥患者入住的香港湾仔维景酒店封锁，同时追踪与患者同一班的机乘客及紧密接触者。此一做法虽成功暂时切断初步传播，但亦因隔离手段吓怕部份游客而打击本已水深火热中的旅游业。其后政府发现粗暴的隔离手段无法阻止社区爆发，逐渐把防疫重心转为减少伤亡数字及避免医疗体系因超出负荷而崩溃两方面。

高铁争议
2009年末至2010年初，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拨款在立法会审议，期间引起争议，发生一系统的社会运动，包括反高铁运动、撑高铁运动及五区苦行，最终更爆发警民冲突。

政制改革
2010年，香港政府再次就政制改革咨询香港市民，期间5名地区直选立法会议员发起五区总辞，以他们辞职后举行的补选作为“公投”。政府发表《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最终由民主党提出的“改良方案”在建制派和民主党的支持下，在立法会以2/3票数通过，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增加至1,200名，而2012年立法会地区直选及功能组别（即超级区议员）则各增加设备5席。2011年，为了堵塞五区总辞的漏洞，香港政府提出递补机制，然而没有进行咨询，成为了当年七一游行的一大诉求之一，其后香港政府宣布押后立法，并且进行咨询。

马尼拉人质事件
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辆载有20名香港游客的旅游巴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被一名当地前任警务高级督察挟持，最终8死7伤，香港政府称事件为马尼拉人质事件。事件造成菲律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关系一度紧张。香港政府在事件发生时就随即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尝试解决事件，于事发当日下午，联络菲律宾总统贝尼格诺·艾奎诺、派出专机与医疗支援队前往灾场善后，并于事后派遣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亲身前往接机及慰问幸存者、安排香港警察乐队举行迎接殉难仪式、安排专家作出应变与调查、对香港传媒实行每日隔时段消息公布。此外，8月24日至26日连续3日香港区旗下半旗致哀，8月26日，全香港哀悼，早上8时正升旗礼及下半旗后默哀3分钟，获得全港各界响应。香港政府对事件的迅速反应和处理手法，使到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评分及满意度和信任度一度上升。经过3年多的时间，菲方在2014年4月对港方作正式声明和赔偿，声明说菲方对人质事件“致以最悲痛的歉意”。

梁振英政府
中港矛盾
水货客从香港利用各种途径运送货物到内地（尤其指向通往深圳边境），引致对香港各区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各种滋扰及社会问题。1980年代，内地放宽大部分香港人进入内地的限制，携带个人商品回到内地变得普遍。之后，便有香港人携带港货至内地。2000年代之后，内地以“拯救香港经济”为名在2003年开放“自由行”，每次访港逗留的时间为7日。2005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和港元大幅升值，进口商品比在中国价格低，来港消费成为热潮，加上内地海关规定个人携带5000元以下商品入境免征税，走私的人利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带货。2009年4月开放一签多行(一次签注一年不限次数进出香港)，向内地居民正式开放，大量水货客出现。2012年至2013年，屯门和上水出现香港警务处的简化字告示，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使用内地的简化字。加上严重的水货客问题更引发民间组织光复上水、光复屯门、光复沙田、光复元朗和游览完上水去屯门等抗议活动，及促成由入境事务处领导的风沙行动以及由香港警务处领导的力锋行动等。

香港独立运动
港独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统治，谋求在香港成立新政府，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的社会运动。杨慕琦、马文辉、联合国香港协会、香港民主自治党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已开始透过不同途径推动香港的自决与自治。
根据2007年的港大民意研究，受访者中有独立倾向者约占25%，不认同独立者约占64.7%，另外33%香港人认为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持续执政则会增加香港独立的倾向。此外，香港与大陆在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历史背景上的差异而引致中港矛盾，也是近年部份年轻香港人倾向香港独立的理由，占39.1%。

种票风波
2011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出现种票风波，例如美孚出现“1屋7姓13票”等，曾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翌年2012年，三名候选人梁振英、何俊仁和唐英年参选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最终梁振英以689票胜出当选第四届行政长官，并于2012年7月1日就职。

国民教育
2012年9月8日，政府计划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不过由于在政府资助出版的课程参考书《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形容中国共产党为“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等只称颂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引起对其不中立和夸张作大的批评，以及《课程指引》中载有“国情范畴学习”，被社会质疑课程是洗脑教育，从而引起一连串大规模反对设立国民教育科的运动，例如设置街站、联署、游行、集会及绝食等，要求香港政府撤回该科目。同年10月9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在其任期内搁置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但拒绝撤回科目。

香港免费电视牌照争议
2013年发生的免费电视牌照争议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和批评，王维基的香港电视网络不获发牌激起市民反弹，有评论指一连串事件令政府的公信度急跌，引发管治危机。

一国两制白皮书
2014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逾23,000字的一国两制白皮书。香港市民对白皮书普遍态度负面，担心“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会被“大陆化”。逐步发展出的香港独立倾向被视为一个警钟，中共须考虑影响未来大陆内部的动乱风险。

雨伞革命
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170票全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俗称“八三一决定”），决定2017年开始行政长官可由普选产生，按照上届选委会的组成方法，组成“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2至3名候选人，每名候选人须获得提委会过半数支持，经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出后的人选由北京政府任命。若不获通过，将会依照201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办法，亦即“原地踏步”。同时亦决定2016年立法会选举方法不作修改。此《决定》招致泛民主派、学生组织以至争取民主人士不满。

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罢课
2014年9月23日，学联发动香港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罢课浪潮，1.3万学生系上黄丝带，高呼“命运自主”。

雨伞革命（2014年9月26日－2014年12月15日）
2014年9月26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和学民思潮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同日，雨伞革命开始，是在香港为争取“真普选”而发起的一系列公民抗命。市民占据多个主要干道静坐及示威，占领地点包括金钟、添马舰、中环、湾仔、铜锣湾、旺角及尖沙咀，并提出包括撤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确定之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16年立法会选举框架和候选人提名方案、争取行政长官选举的公民提名权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等诉求。事态最终演变为雨伞革命，雨伞革命历时79日，直至2014年12月15日结束，雨伞革命的诉求最终并未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

否决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方案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以8票赞成，28票反对否决了《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决议案》。

旺角骚乱
2016年2月8日晚上至2月9日，香港旺角发生一场大型的警民冲突。

立法会宣誓风波
2016年10月，在立法会宣誓中，因有两位议员在宣誓中读出“支那”二字，及一位议员在宣誓中说出英文粗口，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全国人大决定因事件释法，解释宣誓必须真诚庄重，且不能重新宣誓。六名议员因此丧失立法会议席。

林郑月娥政府
2017年，三名候选人林郑月娥、曾俊华和胡国兴参选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最终林郑月娥以777票胜出当选第四届行政长官，并于2017年7月1日就职，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女性担任行政长官，及首位女性担任香港的最高领导人。

高铁一地两检通过及开通
2017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定》，批准《合作安排》。内地口岸区自启用日起，并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海关、检验检疫机构、口岸综合管理机构和铁路公安机关。上述机构及其人员不在内地口岸区以外区域执法。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设有中国内地唯一设在其境外的口岸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2018年6月，备受争议的广深港高速铁路（一地两检）条例正式在香港立法会通过，并在2018年9月4日生效。2018年9月23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正式通车，成为香港首条连接内地的高速铁路。
五位市民自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认为一地两检在内地口岸实施内地法律违反基本法第18条。并在2018年10月开审，同年12月13日高等法院宣判驳回司法复核。

港珠澳大桥开通
2018年10月24日，首条横跨粤港澳三地的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明日大屿计划
2018年，政府提出，“明日大屿”愿景计划。计划包括硏究在生态敏感度相对较低的中部水域交椅洲和喜灵洲研究用新式填海技术以减少影响环境，分阶段建造人工岛。计划首阶段在交椅洲附近建造约1,000公顷的人工岛，并争取2025年开展工程，增加土地供应，建立低碳排放的宜居城市。新增的土地储备亦可让现时市区的稠密人口分散，以及落实旧区重建。倘配以适当的规划措施，例如在旧楼拆卸后减低发展密度，或将部分用地改作公共空间或社福设施等，可一并解决旧区楼宇老化、人口密度过高、公共休憩空间／社区设施不足的问题，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的宜居度。至于第二阶段在喜灵洲附近建造约700公顷的人工岛，要视乎研究结果和需要，现时没有拟订施工时间表。

国歌条例
2017年9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中国政府并表示国歌法属全国性法律，2017年11月，全国人大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纳入基本法的附件三中。2019年1月，香港特区政府制定《国歌条例草案》及刊宪，并交给立法会进行首读。

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深化珠三角区域及港澳融合的战略，目标到2022年，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大湾区内市场实现高水平互联互通。
2018年国务院成立中央决策组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用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2018年10月，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她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由她出任主席，成员包括所有司局长，统筹香港参与推进大湾区建设事宜。督委会就拟订策略性目标、政策措施、具体工作计划等提供指导和意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记者会上阐述三项重点——打造大湾区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便利医疗、教育等优势产业落户大湾区；通过政策创新和突破，加强香港与大湾区内城市的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流通。
2019年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反修例运动
“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是香港政府为修订原有逃犯条例及解决不能向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移交疑犯和进行法律协助的“法律缺陷/漏洞”，而提交香港立法会审议的一法律草案。该提案源于潘晓颖命案现。时香港法律无法进行有关的嫌犯移交和法律协助，获得通过后的草案将会以行政长官就单一个案件提交的方式解决类似问题，移交目的地除了台湾，亦包括中国大陆及澳门，移交控罪除谋杀罪外，也涵盖多项可判监7年或以上之控罪，但目的地执行死刑者则不移交。
草案甫经提出，便招致社会各方质疑和关切香港作为立司法管辖区的独立性或遭削弱，引发多次游行示威。2019年6月9日民阵发起第三次反修例游行，主办单位估计有近100万人参与游行，警方亦估计在高峰期有24万人参与，均创下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惟政府仍拒绝撤回修例。时至6月12日，立法会原定恢复二读草案，但当日早上有大批示威者包围政总和占领附近一带道路，警方当日下午发射催泪弹、布袋铅弹及橡胶子弹镇压，造成逾80伤。当局定性示威为“暴动”和镇压的做法备受批评，最终林郑月娥在15日正式宣布“暂缓修例，收回草案”。6月16日，民阵发起第四次游行促使政府撤回修例、释放示威者、收回暴动定性和要求林郑下台等，有二百万人参与，成为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乃至整个香港史上最多人出席的游行。2019年7月1日，激发了立法会冲击事件。2019年7月9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修订条例已经“寿终正寝”。在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游行中，示威者包围香港中联办，并朝内投掷鸡蛋及向中国国徽泼墨。在2019年8月，在全港多区有多次游行和平示威抗议也有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作为抗争口号。2019年10月，警民冲突持续，示威者提出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的政治诉求。2019年10月23日，香港立法会正式撤回修例，但示威及冲突仍持续。。2019年11月发生香港中文大学冲突和香港理工大学冲突，并促使美国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2020年1月，“港共受刑、天下制裁”集会成为整场运动最后一场大型示威，至此受武汉肺炎疫情日趋严重影响，加上民气开始出现疲惫，导致示威行动日渐式微；随后香港政府开始强力镇压清算，其后更应中央要求订立香港国安法，香港正式开始迈入镇压时代。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2020年1月23日，香港确诊首宗2019冠状病毒病，随后疫情逐步扩张。

港区国家安全法
2020年6月28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6月30日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又决定将本法列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签署法律公告，于6月30日23时经宪报予以公布并施行。

美国通过法案制裁香港
因应香港的反修例活动中，美方由于不满港区国安法，于是在2019年11月通过了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2020年7月，因美国不满中方绕过香港立法会通过港区国安法，认为中国此举违反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承诺，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并在同年8月宣布制裁香港11名主要官员，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民主派总辞
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指“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者经“依法认定”后丧失议员资格。香港政府随即宣布取消梁继昌、杨岳桥、郭荣铿及郭家麒四人的议员资格。
其他泛民主派议员宣布集体辞职以抗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立法会在2020年11月12日表示，已收到其余民主派的辞职信。

全国人大改革香港选举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公布《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对香港政治制度进行回归以来的第四次改革，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爱国者治港”原则。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正式立法
2023年12月18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述职时，亲自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汇报，表示将于2024年完成基本法23条的立法工作。
2024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丁薛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会见港澳人大代表团，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条要尽早完成立法。同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于翌日刊登《香港政府宪报》并提交立法会审议。
2024年3月8日，针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正式刊宪公布，同日也正式在立法会中进行首读。

注释
争议观点
有评论认为“越南史学家都认为南越国是越南的正统王朝，称之为赵朝。例如越南陈朝黎文休所撰的《大越史记》，就把赵朝当作越南国史的开始，尊称赵佗为赵武帝”，而越南共产党以及近代越南史学家“认为南越国是汉人侵略越南所建立的殖民政权。首先赵佗本来就是河北地区的华夏族，当初南下是奉秦始皇之命，侵略越南地区，吞并土生的瓯骆国，只是后来自立为王，而他管治南越国的方式，都仿效秦国的典章制度。而且就领土范围而言，南越国国土虽然包括桂粤、越北和越中，但依然以今天中国国土部分占多数，无论统治阶级、抑或国家人口，均以华夏族为主。”，中国共产党以及近代中国史学家则与之相反，把南越国定性为一个地方军阀，认为“香港龙川县令赵佗在秦亡后占据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的事件，只是地方叛乱和封建割据的性质，并不意味著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南越国所占疆土脱离了中国”，评论认为“南越国抑或是赵朝，或许最终还是双方各自表述。”（Tong, 2021）

参考文献
引用古籍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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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连结
鸦片战争，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Youtube (全)（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香港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香港电台—经典重温频道：历史的见证–香港九七回归特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六千年前的“香港人”（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故事”常设展资料目录
中国文化研究院：香港（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香港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讯系统 数码馆藏：香港历史照片（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香港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讯系统 数码馆藏：香港旧报纸（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宋王台的介绍
宋王台的历史

参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历史
香港法定古迹
香港历史年表
香港大事记
香港割让
香港政治
新界原居民
香港风华
沥源九约竹枝词
香港经济
香港特区政府修改历史的质疑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清朝道光晚年、咸丰至同治初年间建立的政教合一割据政权，创始人为洪秀全和冯云山。洪秀全与少年时代的私塾同学冯云山经过多年传播拜上帝会，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末至咸丰元年（1851年）初与杨秀清、萧朝贵、曾天养、石达开等人在广西省右江道浔州府桂平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金田镇金田村）组织团营举事，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史称太平天国运动，并于咸丰三年（1853年）攻下江苏省江宁道江宁府城（今江苏省南京市），号称天京，定都于此。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被湘军攻破，湘军纵兵屠城，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虏并凌迟处死。历时十三年的太平天国自此正式灭亡。
太平天国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亦是世界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之一。总计伤亡人数无定论，各种统计从1000万至7000万人失踪、移民、死亡或受伤。太平天国稳固行政版图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为主的江南繁华地区，治下人口大致接近3000万人口。太平军的足迹先后到过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势力范围遍及十八省。
因清朝推行薙发令，太平天国蓄发、披发，故太平军被称作“长毛”，清廷称其为“长毛贼”、“毛贼”、“发贼”、“发匪”、“发逆”等。又因洪秀全籍贯为广东省花县（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道官禄布村），其他的太平军将士亦多起自两粤（即两广的广东、广西），故清廷亦称其为“粤匪”、“粤贼”，平定事件后，慈禧太后命令宫廷画师绘画《平定粤匪图》。民国十八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就《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酌办，不久正式订立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从此将“太平天国”、“太平军”等称谓写入正史。

国号
太平天国辛酉11年正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七日之间（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3月7日－3月27日），洪秀全曾实行“改政”。正月二十六日（1861年3月7日）把“太平天国”国号改为“上帝天国”，规定在玺印文字和各种文书内统要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但此事还没有来得及推广实行，洪秀全改变主意。二月十七日（1861年3月27日）再度实行“改政”，把“上帝天国”改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规定文书、印文都要在原来的“太平天国”四字之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历史
拜上帝会
广东人洪秀全与冯云山之所以选择在广西举事，源远流长，“广西地方辽阔，群盗如毛，散则为民，聚则为寇，形迹既无可辨，党类几不胜穷”，特别是广西紫荆山地区，“游匪外滋，土匪内迫”。从宏观上看，“中国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一般的贫穷到达了极点，人们正在卖妻鬻子，许多人靠树皮为生。”屡次科举失败并在广州目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洪秀全说：“以五万万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终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6月洪秀全在广东花县莲花塘吸收了第一个拜上帝会员李敬芳，随后少年时代的同学冯云山与族弟洪仁玕参加。洪秀全打造了一把斩妖剑，并作诗称“天父天兄太平时，保汝处处有饭吃。耕田首先在根苗，杀尽鞑子阎罗妖。”又作“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手持三尺定山河，太平一统乐如何（又作“何如”）。”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的《劝世良言》宣传书籍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曾要求受洗，但罗孝全不同意洪秀全对以前大病时所见“异象”的见解，并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够，洪秀全又要求罗孝全按月付工资给他，被罗孝全拒绝，从而罗孝全拒绝为洪秀全洗礼。洪秀全失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
洪秀全与冯云山到达广西后以私塾教师为职业传教。洪秀全负责理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斩邪留正”，“邀小的（恤王洪仁政）前往同打江山，并说拜上帝好”；冯云山负责传教，“在紫荆山一带，热心传教，成绩颇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礼拜者，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将基督教圣经的《旧约》、《新约》分别修改为《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作为教条。拜上帝教会实行政教合一。拜上帝教的宗教规范还有《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天父诗》等，号召人们信仰“皇上帝”（上帝耶和华），击灭“阎罗妖”（满族皇帝），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奋斗。
事实上部分清廷高层，如军机大臣穆彰阿甚至道光帝本人等都清楚地知道拜上帝会的存在，但听之任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全国状元龙启瑞在其《上梅曾亮先生书》中这样记载：“宰相（穆彰阿）风示旨意，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督抚受戒，莫敢复言，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不肯办盗，则所谓窥时相（穆彰阿）旨意是也。”

金田起义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领信徒集资“科炭”，后贿赂官员，冯云山得以从轻发落。
道光三十年二月廿一日（1850年4月3日），洪秀全于平在山秘密穿起黄袍，正式就任太平天王，同年年底十月初一日（11月4日），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等处的拜上帝会众同时举旗，宣布起义。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参加金田起义者“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还有在械斗中失败的客家人。4月3日爆发了三里圩之战，冯云山“视死如归，赤身赴敌，立刻杀死黔兵二十四人，黔兵始大奔。”
咸丰元年（1851年9月25日）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
咸丰二年（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楚勇江忠源部拦截，南王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不治。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克道州、郴州。6月杨秀清与萧朝贵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结果“湖南南部加入的洪门人数有五万多人”。与此同时杨秀清制定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纷扰南北”的作战方针。

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9月12日“辰刻进兵，杀死清朝大小官员数十人，清兵死者两千余人，尸堆如山，不料清兵炮打着西王胸膛上，穿身”，阵亡。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军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传闻太平军在当地获得吴三桂秘密埋藏的大量兵器，所谓“祭起吴王炮药”正说此事。

咸丰二年十月（1852年11月），湖北巡抚常大淳镇守武昌城，贴出告示：“兵法以清野为先，且广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毁除未尽，致贼藏身，潜掘地道，前车可鉴。”下令烧毁附近市镇，拆除城外民房，采用焦土政策。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三日（1852年12月23日），太平军攻下汉阳，知府董振铎被杀；六天后，太平军攻下汉口，俘获1万首江船，装备其水师。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九（1853年1月17日），石达开率领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太平军在武汉尝试建立“太平一统”的平等社会，吸引了一些贫苦大众，血腥镇压清兵、士人和一切反对者，破坏衙门、寺庙、学校和藏书楼，没收一切财产，存入设于武昌原丝绸货栈的“圣库”，并把居民编入25人为一组的军营，男女分营，又拉伕强迫当地人作搬运工或其他劳动。有流氓假冒太平军劫掠，许多当地人反对男女隔离分居，也反对大型的公开布道。太平军先后将汉阳和武昌立为首都，但只短暂停留，大部份太平军沿江而下。清提督向荣于2月下旬夺回武汉三镇。
咸丰三年正月初八（1853年2月25日）爆发了巢湖之战，太平军“伪为差弁，约期速进，陆建瀛信为实，急饬所部，溯流上，陆建瀛与翼长安徽寿春镇总兵恩长遂越道士洑，恩长战殁，尸顺流下，全军大骇，反棹急奔。”太平军“革除了对鸦片烟的耽溺”，“恨贼者虚，资贼者实，尤为可虑，或谓乡民处处助贼打仗。”

定都天京
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太平军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及副都统霍隆武阵亡。太平军在江宁城破后宣布悬赏旗人，能抓捕旗人者赏银五两，同时城内旗人妇女亦遭到屠杀。
杨秀清称：“洛邑天下之中”，建议洪秀全定都洛邑。被一位湖南的老船夫阻挠；老船夫坚持要定都于金陵（又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杨秀清后来居然听老船夫的话，也赞同定都金陵，改名天京。太平军将江宁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英国人Brine Lindesay在1862年《中国太平叛党志》中这样评论建都南京：“南京的占领在太平军的战术上引起了一个全面的变化，清军借助这个不进不退的变化而赢得了大好时机，他们不再无望地尾随一支前进的和劫掠的大军之后，如今已经能够在一个或两个据点上集结他们的军队，因此，太平军也随即发现他们自己在南京和镇江被一支军队所水路围攻，而他们要在战场上击败这支军队希望也不大。”这就是清朝集结全国绿营精锐组建的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英国人F. A. Lindley在1866年英文版《太平天国》第一卷中指出：“南京的占领完全改变了天王的战术，他不再继续进行由前进的恐怖来制衡满洲的、迅速和凯旋的进军，却把他的党徒集合在南京及郊区周围，在同一时期从事组织有朝廷和法院的正规政府。”

北伐与西征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宁（今江苏南京），易名为天京。此后由东王杨秀清策划，在5月派兵北伐及西征，北伐军目标为攻取北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西征军目标为夺取长江中游地区以作天京屏障和供给基地，并进规华南。

北伐
咸丰三年（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太平军攻克扬州，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咸丰三年四月一日（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杨秀清命令率两万余人从扬州出发北伐。清朝采取了正确的防御措施，销毁了全部黄河渡船，“黄河四十里之遥，并无船只，有鞑妖在对江把守，难以过江，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粮料甚难”，“二十八日尚未渡尽，未及渡河者尚有千余”。
咸丰三年九月十一日（1853年10月13日）太平军进驻保定，咸丰帝集结华北清军主力与太平军决战，包括嘉庆帝五子惠端亲王“奉命大将军”绵愉部、嘉庆帝嗣外孙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部、八旗察哈尔部、钦差大臣胜保部，并征召朝阳、阜新、赤峰、通辽四地大军，赐努尔哈赤御用大刀。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但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包围。
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53年12月26日），太平军撤离扬州。江北大营南移进驻扬州。
咸丰六年三月一日（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次早黎明，亲领人马同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吴如孝力攻土桥，破入土桥清军马营。那时清军大败，红桥以及卜著（朴树）湾、三岔（汊）河清营尽破，大小清营一百二十余座，清营那时闻风而逃。”
咸丰四年至五年 连镇附近战役清代宫廷画十幅，标注清军主要将领有庆大人(宗室庆祺)、桂大人（提督桂明桂龄兄弟）、玉大人（玉明）、绵大人（绵洵）、董镇台（总兵董占元）、双大人（双成或双禧）、瑞大人（瑞麟或瑞昌）、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经大人（经文岱）、拉贝勒（拉木棍布扎布）、希大人（西凌阿）、穆侯爷（一等果勇侯穆辂） 、珠大人（珠勒亨）、绷侍卫（绷阔）、巴营总（巴扬阿）、舒营总（舒保）、明大人（明庆）、伊大人（伊勒东阿）。画里有林凤翔被抓跪地受审。咸丰五年二月（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沧州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聊城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西征
1854年4月24日，太平军西征军林绍璋分兵经宁乡，攻据湘潭，拟南北夹击长沙。4月25日起，湘军由塔齐布带队率陆军、彭玉麟带队率水师，一齐攻打湘潭的林绍璋，湘潭战役正式打响。塔齐布和彭玉麟于4月27至30日在湘潭大败林绍璋部，太平军水陆皆挫，损失将士近万名。湘潭战役是太平天国西征中太平军与湘军的首次战略决战，既是湘军成军后出兵的首次大捷，也是太平军西征以来首次严重溃败；咸丰四年六月二日（1854年6月26日）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武昌，十八岁的陈玉成在武昌“舍死苦战，攻城陷阵，趫捷先登，缒城而上，以致官兵溃散，遂陷鄂省。”
咸丰四年七月一日（1854年7月25日）曾天养率西征太平军与曾国藩湘军在湖南岳阳城陵矶进行第一次决战，太平军虎头军统帅曾天养、清军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湘军水路各营总统褚汝航全部阵亡。1854年10月14在桂明、曾国藩的统帅下第二次收复武昌。1854年11月23日秦日纲率西征太平军与桂明、罗泽南、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湘军在湖北十堰田家镇进行第二次决战失败。
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石达开、罗大纲率西征太平军与湘军在江西九江湖口县进行第三次决战，大败湘军。
咸丰五年（1855年）初，太平军反攻汉阳和汉口，4月3日，击破湖北巡抚陶恩培的军队，第三次攻下武昌。
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步战汉兵，马战满兵，两交并战，自辰至午，得翼王带曾锦兼（谦）、张瑞（遂）谋等引军到步助战。清军满兵马军先败，次即向、张[所]领汉军亦败也。”
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天京之变后湖北巡抚胡林翼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复武汉三镇，此役湘军罗泽南阵亡，武汉三镇都已成废墟，遍地瓦砾

天京之变
咸丰三年三月十九日（1853年4月26日）香港总督文咸访问太平天国，他的翻译密迪乐就从两个太平军船员的口中得知：“东王杨秀清是首要的军事权威和政治权威，他们说天王只是一个被承认的君主，他把他的时间用在编书上面，人们从来看不到他。”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53年12月24日），东王杨秀清自称天父下凡（降乩），指责洪秀全杖责天王府女官，两天后即二十六日，杨秀清召集韦昌辉及秦日纲“到天王面前请宽心安福。”洪秀全本人“深藏不出，秀清则盛陈仪卫巡行闾市，凡有军务，议定上奏（洪秀全）无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属下伪官，惟奏谢恩赏，径达洪秀全，其余军务，悉秉奏秀清，听其裁处转奏。（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因此也许有人以为洪秀全早已死了，但一经询问，一致的证言咸谓其仍然健在，现深居城内。”
至于北王韦昌辉，洪秀全认为他“爱兄（洪秀全）之心诚”。但韦昌辉对杨秀清“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北王韦昌辉对东王杨秀清“甚谄，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杨秀清）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而韦昌辉暗地里“请洪秀全诛杨秀清””，但洪秀全说：“暂且容他（杨），他服便罢。”杨秀清曾去北王府，“杖昌辉数百，至不能兴。”以至于两人“相互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
至于燕王秦日纲，咸丰四年三月（1854年5月），秦日纲的下人与杨秀清的下人发生矛盾，判官是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黄玉昆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可勿杖，转相劝慰”，但杨秀清不同意该判决，命令石达开逮捕自己的岳父黄玉昆，“玉昆闻而辞职，燕王秦日纲闻之亦相率辞职。”结果杨秀清“杖日纲一百，玉昆三百，玉昆杖后，夜投水救起”。李秀成认为“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北、燕、翼）积怨于心，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
“及破南省，（杨）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杨）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洪秀全为以示庆祝，定于杨秀清生日（公历当年9月23日）时正式封万岁。洪秀全一面“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一面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与杨秀清有宿怨的韦昌辉在咸丰六年八月三日（1856年9月1日）深夜回到天京，与秦日纲在夜间入城，2日凌晨“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自携数贼入，杀东贼及其妻小”，史称“天京之变”。咸丰六年八月四日（1856年9月2日），韦昌辉将杨秀清首级交给洪秀全。
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韦昌辉又欲杀石达开，石达开见势不妙，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在韦昌辉进攻洪秀全天王府的最后关头，天王府内的大量宫女参加了保卫洪秀全的战斗，“韦昌辉陈兵三千人于洪居前火攻（天王府），洪秀全乘墉与韦昌辉对垒，枪炮互施，逾时无胜负，洪居服役少女，悉使裹发、效男装，各持械启门，大呼出冲阵，北贼不意其速出，大惊，众遂溃，缚北奸送洪秀全，令肢解之。”

石达开的“远征”
咸丰六年十月（1856年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信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咸丰七年（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
天京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
咸丰七年八月（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
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
咸丰八年（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抵达天京，被赐予军师职位，封为干王。
咸丰九年（1859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勇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在紫打地陷入绝境。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

安徽江北战场
咸丰八年四月七日（1858年5月19日），九江被湘军李续宾攻克。“林启容踞九江六载，号坚忍能军，塔齐布、罗泽南为名将，拼命力攻，亦卒不拔，食罄则婴城种麦以自给，其守愈暇，凡围城十有六月。”	日本人宫崎滔天曾说：“睢阳而后有斯人。”湘军彭玉麟参与克复九江后曾作诗：“尸涌长江水不流”。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太平军攻占浦口和扬州，歼灭清军江北大营，李秀成说：“陈玉成攻德帅（清军德兴阿部）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甫〈浦〉口一万余人。”安徽江北的湘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湘军沿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向三河镇进攻（即今天G50-G35-G4212-G3高速公路一线），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858年11月15日，陈玉成李秀成太平军与湘军在安徽合肥三河镇第一次决战，李秀成说：“我听闻金牛镇炮声不绝，是知开仗，我亲引本部人马向三河边区而来，斯时正逢陈、李两军迎战，离李将营前七八里交锋。我军即至，陈玉成见我军生力一壮，破李续宾阵门，阵脚一动，大败而逃”，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湘军从安庆外围撤走，安庆之围遂解。

第二次西征
咸丰十年（1860年）冬，太平天国决策层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西上进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
陈玉成解围心切，立即从安徽桐城出发，十一天内行军六百里，连取霍山、英山、黄州，兵锋直指武汉。此时，清军主力尽在安庆，武汉城防空虚。关键时刻，英国舰队司令何伯派参赞巴夏礼前往黄州觐见陈玉成，请求他不要攻打武汉，以维护大英帝国在武汉的商业利益。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勇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李秀成转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陈玉成与李秀成两人不和导致第二次西征无果而终，会攻武汉的计划就此功亏一篑。“伪天王弟洪军师到苏，即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也，贼中相互猜忌如此。”
所谓“第二次西征”实际上是一个败招，因为湘军的补给基地是九江与南昌，曾国藩也说：“力求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之争得失。”

安庆二次决战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第二次西征后，太平军与湘军和多隆阿部清军在安徽安庆进行第二次决战。湘军的部署是湘军曾国藩、左宗棠、鲍超在安徽南部，湘军李续宜、胡林翼、清军多隆阿在安徽北部，两个方向向安庆进攻，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阵亡。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陈玉成在安徽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兵部侍郎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处死。

上海战场
江南大营是清朝为镇压太平天国集结起的最后两支直接听命于咸丰帝的野战军之一（另一支为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全国各地素质较好的绿营官兵驻扎天京孝陵卫屏蔽苏杭财赋区成为江南大营。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1860年5月2日），太平军与江南大营最后的决战打响，太平军“乘势扑至，内外夹攻，顷刻之间，得胜门至江边一带官军营垒五十余座全行失陷，陕西延绥镇总兵黄靖等均殁于阵，官兵死者数万人。”“两日交锋，头一日胜富〈负〉未分，次日一战，自辰至未，（江南大营）张（国梁）军大败，死者万人。”
江南大营的被歼宣告在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再无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大军，清朝皇室不得不起用汉族地主招募的湘军与淮军。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咸丰帝与曾国藩达成协议，咸丰帝授予曾国藩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华东地区所有军队均归节制，曾国藩经咸丰帝许可罢免咸丰帝此前任命的官员，包括皖南督办军务大臣张芾、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江南团练大臣庞钟路、江北团练大臣晏瑞书，转而任命湘军系统的军官。
其后李秀成太平军占领江苏，“克（无）锡次日，行营而下苏郡，初到阊门，将分困各门，看阊门街方等村百（姓）多有来迎，街上铺店民房门首具（俱）贴字样云：“同心杀尽张（国梁）、和（春）两帅官兵”。民杀此官兵者，因将丹阳之下到苏〈州〉，水陆民财，概被其兵抢掳，故恨而杀也。”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60年8月9日），李秀成太平军与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和上海买办杨坊联合组建的洋枪队在上海决战。
在星期六，即8月18日，攻击开始了。叛军紧紧地逼近城下，他们已经预先驱逐了驻在城外的清军。可是在这里，他们却遭遇到我们山炮的散弹和手榴弹的剧烈射击；我们的水兵用他们的1853式恩菲尔德步枪，锡克人用他们旧式的褐筒也使他们蒙受了重大损害。叛军在发现他们的努力无望以后，便于夜间退却到射程以外的地区去了。在星期一，叛军又来攻城，全作单线行动，每人都拿着一面旗子，我们炮火的有效杀害使他们改变了进军路线，他们在英国居留地的郊区附近继续前进。就在这个地点，从我们海军炮兵所发射的火箭和榴弹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退却。夜间，快炮船‘先锋号’溯江前进，向他们的营地发射了一些13英寸口径大的炮弹。这个最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完全阻止太平军任何进一步攻击上海的结果，于是他们毁弃了营地，并且在射程以外的地区逐渐退却。

（8月18日）叛军开进了空无一人的徐家汇，忠王就在这里设了司令部。午后，忠王的先头部队已迫近上海南门，同时，满载叛军的兵船也驶进了黄浦江。县城沿黄浦江的东段和南段是法国军队分防的地区，当叛军一出现，法军只要对准他们扫射一阵，足可阻止他们前进。 翌日，8月19日，叛军部队沿黄浦江入侵到城墙和上海法租界之间的城厢区（上海老城厢），防守主教大堂的12名法国兵，很有办法护卫圣堂。海军中尉勒伯勒东命令‘强力’号舰的海军登陆，向城厢区开炮，许多中国房屋着了火，抢劫者也逃得无影无踪。同时，‘强力’号由泰尔海军上尉率领。溯黄浦江而上，靠近董家渡后便向该地区的街道逐条扫射，一艘英国炮舰向上挺进得更远，这种示威很有成效，董家渡的混乱平静了。20日，忠王从徐家汇出发，企图进攻上海西门（今复兴中路西藏中路）及上海租界，这地区是由英国兵防守的；同法国兵昨天的炮火一样，英国人的炮火很快地迫使太平军后撤，并当场击毙了数百太平军。
由于太平天国禁止鸦片贸易（洪秀全曾作《戒鸦片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加上清政府与英、法、俄签署《北京条约》后，太平天国威胁到各国条约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1862年1月，清政府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选择与外国军队联合对太平天国实施作战：由该年1月-6月，李秀成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在上海决战。谭绍光太平军从吴淞包抄浦东，英法联军在高桥镇与太平军激战，原石达开部将吉庆元阵亡，太平军包抄计划失败。法国海军驻华司令卜罗德少将被太平军流弹击毙后，法军为了报复，占领上海柘林镇后，让清军杀伤村中数百名男女老幼和太平军军人。

我（英法联军中一名英国军官）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清朝方面处死的。英法联军既然帮助清朝俘虏太平军，自然他们也赞同清方这样残暴地屠杀俘虏。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上帝纵使宽恕英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如何能饶恕它参预对无防御力的妇女和柔弱无知的孩子们的疯狂屠杀呢？我们从贫苦的英国人群压榨来的金钱，拿来帮助两手染着鲜血的恶徒们在中国作战，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从中国得到黄金的买卖吗？

陕西战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太平军安庆失守，陈玉成为召集人马、牵制清军兵力，派陈得才、赖文光、蓝成春等太平军将领，率两万余人远征陕西，进夺西安。

第三次西征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陈得才率军经河南内乡进入陕西商洛地区。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太平军北上秦岭子午谷，直逼西安城南三十里的引驾回（亦称尹家卫，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引镇），在三兆、杜曲大胜清军。清副都统乌兰都溃逃入西安城内，并令清军紧闭西安城门，坐困孤城待援，不再出战。太平军进攻西安城数次无果，未能攻破。不日，多隆阿、张得胜率清军包围庐州（今安徽合肥），陈玉成调陈得才等部回援东返解围。陈得才奉调东返，放弃夺取西安的计划，进驻蓝田厚子镇。四月二十四日张得才攻克渭南县城，击毙知县曹士鹤等人。四月二十五日击败尾追而来的清军，杀临潼军功安定邦。随后陈得才率部一路沿渭河东进，攻克华州、华阴等地，击毙团练首领陈茂经，击溃潼关守将哈连升的阻击。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三日，太平军陈得才部东出潼关，进入河南，东去解庐州之围。

江南战场
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天京无粮，据李秀成说原因是“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声言：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银，概行要买多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切等叙云云。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那时洪姓出令，‘某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银买方得票行，无钱不能发票也，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故〉积今日之患，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由于无粮，太平军损失很大，“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
“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其将尚〈上〉海正税招用其力，该鬼见银亡命。”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郜永宽等八人杀死，苏州被克复。淮军夺回苏州后，郜永宽等八人在常胜军首领查尔斯·戈登的协调下，已经是清兵的卧底，李鸿章曾答应保住他们的性命，但而后李鸿章违反不杀降的诺言，命程学启将郜永宽等八人斩首，还射杀千余名投降的太平军。不得不指出的是，苏州屠杀事件直接当事人李鸿章与清朝政府、淮军与清军，不能互为代表，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歼灭后，华东地区已经没有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大军，淮军为李鸿章个人的募兵，清朝政府也不得不起用，李鸿章也只能代表他自己而成为实力派，游走于清朝政府与英国之间。

清上谕：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
清将用银惹动洋鬼心，而攻我宁城，然后鬼子攻破宁郡，得赏银之后，又领赏银来打绍兴。所攻此两处，鬼子得银四十余万。宁波税重银多，是清瞒饷银，而请洋鬼，作为己功，打绍兴亦是如是，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日（1863年12月12日）李鸿章淮军克复无锡，无锡太平军守将黄子隆是“广西藤县人，躯干矮小，狡勇非常，目光炯炯若电，诈称不识字，不多言，亦无供状，临刑时颜色自若。”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64年4月27日），陈坤书太平军与戈登常胜军及刘铭传淮军在常州激战。

太平军奋不顾死地抵挡，戈登的大炮队用榴弹炮和铁桶炮扫射都没有用处，城墙缺口处的第一批太平军被炮火扫光了，第二批太平军又立刻补上。
残存的太平军奋勇力战，壮烈地牺牲了许多人，活着的仍死战到底，他们虽被迫退下城墙，穿过街道，但始终作着顽强的抵抗，寸土必争，最后只剩少数兵士，一直抵抗到统帅王府。护王在全部战役中，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奋勇力战，直到此刻他尚未受伤，他率领着几个军官和三四十个兵士，在自己的王府前面作最后的死战，护王这些部下虽无法战胜，可是他们坚决面对着敌人，为效忠于自己的高贵事业而死，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护王周围倒下去了。这时，他单独一个人和大批敌人鏖战，排山倒海的敌人把他击倒在地，可是在他倒下去之前，许多敌人已死在他那柄大刀之下。我曾经与这位英勇坚强的首领相识，是我一生之中的光荣，我现在来哀悼他，虽然觉得无限悲伤，但同时也感到了骄傲。
同治三年四月六日（1864年5月1日）常州被克复，陈坤书“昂然直立，拒绝投降，并愤然（对李鸿章）说道，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城池。”1864年7月南京最后的战斗打响，事前李秀成违反洪秀全命令，将南京城内部分分不到粮食的人口遣散到城外，“阖城男女饥饿，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即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各门分〈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之敷〈数〉。”而李秀成妻舅宋永祺劝降李秀成被补王莫仕暌当众揭发。

此事此〈已〉过未久，有我妻舅宋永祺来在九帅营下，云同九帅部下司〈师〉爷谈及，劝我来降等（语）。其有兄弟，我不知其何名，在中堂辖下戴蓝顶子，可保于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见过，未悉其人，未见过其面，（是）以未敢定言。此人闻在泰州，未知真叚〈假〉。至宋永祺由九帅之营回转京内，（来）往十日有余，同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与我谈及，云有此事，未见有九帅之文，其云不故〈过〉与九帅司〈师〉爷谈及，未有实情等语。此人好还〈玩〉饮酒，是夜（与）我谈及多言，次日与朋友饮酒太多，与人多语，即与陈德风谈及，云与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陈德风半信半疑，行文前来问我，能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会议粮务，补王莫仕葵〈暌〉、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王长兄长子洪和元、次子利元、干王长子洪葵元在我府内会议，正逢松王陈德风递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而有防内有私者乎？莫仕葵〈暌〉顺手将此文扯开一看，见此情由，各人在此，并踊来视，内言："问忠王真有此心否？"此时莫仕葵〈暌〉在此，问我曰："尔调宋永祺到场，我问来情，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尔即调尔妻舅宋永祺到场与我讯问，不然，我亦要先行启奏，尔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后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暌〉发动人马在我府等候。此日夜宋永祺正到我府，与我家弟叙及此事，莫仕葵〈暌〉将其拿获，后又将郭老四并获。此时惹出大事，合城惊乱。我平日幸得军民之心，不然，误我全家久矣。朝臣其有忌意，不敢强为究我之罪也。后将宋永祺押入囚内，欲正其法。我与其亲戚之情，不能舍绝，然后将艮〈银〉用与莫仕葵〈暌〉，而后宽刑，不治其罪，奏旨轻办。此事连及我身，幸合朝人人与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不到今日之亡。
肉薄相逼，损伤精锐不可胜数。总兵陈万胜、王绍羲、郭鹏程等素称骁将，数日之内，次第阵亡，尤堪悯恻。而左路城头之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死者甚众，大队因之稍却。其伪宫殿少女缢于前苑内者不下数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余人。经过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贼踞高屋之巅，以洋枪狙击官军者…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教乱，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三藩之乱，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咸丰帝）盛德宏谟。

后期斗争
同治元年五月三日（1862年5月30日）天京被曾国荃包围，后洪秀全命洪仁玕外出催救兵，“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于去岁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围，身历丹阳、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惮于无粮，多不应命。”其时黄文金镇守湖州，“因道路不通，不能颁兵往援”，洪仁政也“就在湖州住下”，所谓因“道路不能”而不能往援，如确是实情，则是对援救南京不负责任的表现了。

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言〈然〉后封王俱为列王者，因此之来由也。然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以为{小王}字之封，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无涯也。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湘军屠城，许多当地平民和太平军人被杀。谭嗣同《北游访学记》：“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嗣同《仁学》：“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所所长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国史纲》亦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南京城后的情景：“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
洪仁玕、黄文金护送幼天王突围。当幼天王、洪仁玕等被俘、失散的前一天，康王汪海洋的大军从瑞金北上正进攻宁都州城，与幼天王一行相距只数十里。但事实是，近在咫尺，而幼天王一行竟孤立无援而败亡被俘，原因不大可能是汪海洋不知道幼天王之所在——败散的残军尚能得知与汪相距只六七十里，只要愿意，汪岂能探听不到数十里外蒙难的幼天王之所在？岂能做不到亲身或派出精兵去主动迎护？其所以没有，主要是对幼天王一行不重视，心目中没有幼天王一行的地位。洪天贵福等与汪相距不远，洪尽力想赶上汪，而汪则是“要往福建去”，其无意于幼天王可知

李世贤是汪的主帅，其力量、威望远高于汪海洋，而李世贤早已对洪秀全、对洪族不满，对洪秀全的战略及某些政策不满。李世贤在幼天王一行进入江西之际却到了广东。英国驻厦门领事曾往访长谈，对李的才干和在军中的威信，极为推重。据称：李极不满洪秀全，认为昏庸无道，只是因不愿意造成分裂他才没有公开反对，今则可以自行其志云云。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李世贤摆脱洪秀全还来不及，又怎会去迎接洪天贵福一行？李世贤、汪海洋对“迎驾”、“护驾”至少是不积极的。这应是当时洪仁玕、幼天王等总“赶不上”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治三年九月九日（1864年10月9日），洪仁玕在江西石城（今江西石城县木兰乡新河村古岭组）兵败被俘，十月二十五日（阳历11月23日）在南昌被杀。九月二十五日（阳历10月25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在逃脱清兵追杀后四处乱走导致被盘出拿获，十月二十日（阳历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偕王谭体元因埋银二万两，后变了百姓，想挖银子。”
江北的太平军赖文光部与捻军合并，于1865年在山东菏泽高楼寨摧毁了中原最后一支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军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另一支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军为江南大营），这导致了长城以南广大中国本土已经没有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大军，清朝皇室不得不重用湘军与淮军而尾大不掉。东捻军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1868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淮军消灭。最后一支留下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
1983年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贵州大学的周载章提出关于太平天国灭亡时间的新观点。通过查考贵州地方志，他发现了更晚近的一只打着太平天国旗号的农民军，即石达开余部李文彩，这一发现将太平天国的覆灭时间推迟了四年。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李文彩部在贵州镇远和岑巩间覆灭。但罗友林认为李文彩虽然打着太平天国旗号，但义军没有按太平军的组织编制，根据地也未实行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此外李文彩还为诈降出卖了义军，不适合作为太平天国的余脉。

伤亡
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战争对人口的影响，作为马尔萨斯论述东方社会现实性预防人口特征的重要内容，倍受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的关注。而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最严重的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的影响却一直是争论的重要内容。争论的关键在于两方面的不足：一是数据品质的局限，即缺乏可靠的微观人口数据；二是研究方法的不足，缺乏对战争与人口之间因果关系的识别。针对前者，曹树基提供了较为系统化的清代府级人口数据，解决了缺乏翔实可信数据的问题。但对于后者，至今依然没有合适的方法讨论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的净影响。因此，论文《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利用微观府级人口数据，通过构建倍差模型，考察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损失的净影响。发现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战争爆发时战争区域与非战争区域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战争区域比非战争区域年均人口增长率减少35‰。而该结果在采用了战争持续时间和战争剧烈程度作为是否为战争发生区的代理变量之后，战争区域比非战争区域人口年均增长率减少18‰和14‰。
根据以上计算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计算了太平天国主要活动地区的人口损失，研究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太平天国造成的人口净损失在4,693万至9,511万。虽然该估计依然在传统历史学家、人口史学家的估计范围内，但对比发现现有关于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影响的研究存在较明显的估计偏差。此外，通过分析，不仅揭示了太平天国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同时人口的大量损失也为理解近代江南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为何近代江南存在普遍低生育率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疆域和行政区划
太平天国在建国后，改清廷“省、府、道、县”的行政区划方式为“省、郡、县”三级制，即取消“道”，改“府”为“郡”。
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干王洪仁玕曾数次声称太平天国欲划分天下为二十一个省，这二十一省当是指清朝所设的十八省和东三省，但太平天国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提到的省却不止于此，另有苏福省、天浦省、桂福省和伊犁省（新疆）。
洪仁玕还曾宣布，太平天国将在江南省设十二郡，其他省每省设十一郡，但这一构想脱离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落实。
太平天国文献中提到过的省份分别是

江南省（又称“天京省”，首府为天京，今南京周边地区）
安徽省（首府为安庆）
江西省（首府为九江）
湖北省（首府为武玱，即武昌）
天浦省（仅含天浦一县，即江浦县。）
苏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又作苏馥省。首府为苏州，即今日苏南东部）
桂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辖区不详，有学者推测系苏福省之改称，但证据不足）
浙江天省（首府为杭州）
湖南省
福建省
河南省
珊东省（即今日之山东）
珊西省（即今日之山西）
罪隶省（定于占领后改为“迁善省”，即直隶，今日之京津地区、河北大部及河南、山东小部份地区。）
广西省
广东省
芸南省（即云南）
四川省
桂州省（即贵州）
陕西省
甘肃省
奉添省（即奉天，今日之辽宁）
吉林省
乌隆江省（即黑龙江）
伊犁省（今日之新疆）

政治
意识形态
1856年以前太平天国全部图书被命名为《旨准颁行诏书》包括24本：《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颁行历书》《太平癸好三年新历》《三字经》《幼学诗》《太平救世诰》《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天朝田亩制度》《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御制千字诏》以及《行军总要》。太平天国科举考试考纲为《旨准颁行诏书》，就是上述24本书。“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也。”特别是“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梵宫宝刹，必毁拆殆尽。”
1859年洪仁玕被洪秀全任命为（文化方面）总裁，总揽文衡，聿修试典，陈玉成为副总裁，蒙得恩为又副总裁，考纲改为《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天条书》《三字经》和《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武举加试《钦定武略》、《兵要四则》、射箭、刀法和大炮。
太平天国治下，十二地支中的“丑”改为“好”、“卯”改为“荣”、“亥”改为“开”；将以前的皇帝都贬称为侯，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被称为秦始侯、汉武侯、唐太侯；子曰改为孔某曰。

爵位
太平天国最高爵位为“王”，又设有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位，位居王爵之下。

军事
太平天国的军队号称太平军，1850年7月为洪秀全建立。“太平军行伍中以湖南湖北的人为最多，少数是来自广西的。”太平军按《太平军目》规定，在正副军师的统率下，有王、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军中官品级次序是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其中伍长统辖4人、军帅管13156人。
太平军表定纪律甚严，按《定营条例》及《行营规矩》规定，必须遵守命令、爱护武器、保护人民利益、禁止私自藏匿金银物资等；作战号令按《行军总要》部署。前期执行甚严，后期日渐松弛，在有将军管理的地方军纪较好，外围军队军纪不佳。太平天国从广西转战到南京后曾在军中推行男女隔离的分馆制度，并将这一制度在首都天京推行了两年，其后全面废止。但在南京以外的太平天国占领区，仅于1852年初一克武昌期间在武汉短暂推行过，其他地区并未将此制度推行民间。

经济
土地制度
在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洪秀全规定平均分配土地，全国土地按年产的高低，分为上中下3级9等，上上田亩产1200斤，以下各等以100斤递减，第九等以下田亩产400斤。好田和次田搭配，按照每家人口、年龄分配，16岁以上男女每人分数量相同的土地，15岁以下者减半。土地所有权归天国所有。“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社会理想为“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圣库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团营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太平军第一次攻陷武汉后，没收一切财产，存入设于武昌原丝绸货栈的“圣库”。太平军中每军都设有圣库，定都南京后，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造反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所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的员献及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如同今日的国营事业所得）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53年采访太平军记载圣库制度：关于全军不发饷事，我复问：“各军人自有私产者否？”则答：“一概全无，如果查出某人藏有多过五两的款，即罪他不以此款归公而把他鞭笞了。所有财物一得到手即须缴入公库，而凡有私匿不报的都有背叛行为的嫌疑。”“那么，公库里面一定有许多财物啦？”“啊，十分富足，无数量的银子，都留为实行这大事业应用的。”又问：“如果人人不许有私财，他们自己想买点好东西吃时又怎办呢？”他说：“那是无需的，每一个伍卒的卒长都预备全体所需，放在桌上的时候，大家平等分享，即使最高级的军官的盘碗也跟最卑低级小兵一般。”

外交
1853年4月27日—5月2日（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英国战舰赫尔墨斯号搭载第三任香港总督文咸爵士访问太平天国并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展开会晤。密迪乐为翻译。文咸向英国外务大臣第四代克拉伦登伯爵乔治·维利尔斯报告：“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最为切要的办法。”
1853年12月6日—13日（咸丰三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三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太平天国。
1854年5月27日—6月1日（咸丰四年五月一日至六日），美国驻华大使麦莲访问太平天国。麦莲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天王是不是会承认清朝与英国、美国、法国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
1854年6月20日—7月6日（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二日），第四任香港总督宝宁访问太平天国并与东王杨秀清展开会晤。杨秀清说：“一俟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多次宣布不许太平军进入上海，否则武力相见，还命令驻沪领事不准收受太平天国的公私函件。
1862年5月9日，英国驻宁波领事夏富礼向英国公使卜鲁斯报告宁波太平军射击英法炮船的信：“太平天国竟宣称租界是他们的，不属我们，断然拒绝承认我们在租界区的权利，因为租界区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像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的管辖。”

文化
太平天国废除了春节，中元，中秋等汉人中华传统节日，对于坚持过这些节日的汉人加以惩罚，甚至斩首。要求节日改为天国六节，即爷降节，哥降节，斩蛇节，登极节，耶稣升天节，东王升天节。
太平天国也举办科举考试，但是试题不来自四书五经，而是来自洪秀全颁行的诏书。考试资格也相较于清朝宽松。

民族
太平军早期的主体是客家人。在两广地区和广府人等民系长期为争夺生存资源而爆发土客械斗。
太平军中期经过湖南后大举扩军，兵员主体变成湖南人为主（参见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到后期，太平军以广西人为核心，湖南人为中层，基层士兵则以所到之处招募为主。

社会
评价
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评价太平天国：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
“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
“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蒋中正评价太平天国：

“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
白崇禧评价太平天国：

“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礡，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
蔡元培评价太平天国：

“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亦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

中国共产党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

太平天国是在旧农民战争条件下的反对西方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伟大的爱国农民战争。
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散落各地的太平天国将士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太平天国与西方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斗争的业绩，激励著后来的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援，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里，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
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不会默默挨打，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太平天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十九世纪中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太平天国革命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革命党
革命党人将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认定为民族革命，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传统，故清末革命党人多利用太平天国来进行反满宣传，甚至伪造文献：

当时流行洪秀全拜谒明太祖陵的说法，然而洪秀全并不赞成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主张。清末革命党人将朱元璋、洪秀全为其民族革命的两大先驱，让洪秀全拜谒明太祖陵的故事流传；
南社诗人高旭伪撰石达开诗作20首，并刊行《石达开遗诗》一书，一时广为流布。另一位南社成员胡怀琛亦托名太平天国黄公俊作诗多首，后来胡本人承认黄公俊其人其诗皆系他一手捏造，目的就是为了鼓吹反满革命。这些革命宣传的效果，直至很多年后还能看出端倪。1929年，有人撰文指出，从石达开诗中可以看到两种主义，一是太平天国绝对的坚持民族主义，二是太平天国绝对的表现英雄主义。
经过清末革命党人的鼓吹，辛亥革命后人们对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逐渐形成了共识。在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里，这种认识一直代表著国民党人的主流观点。在国民党执政后的1928年，罗邕、沈祖基将其所辑《太平天国诗文钞》送请国府要人作序题词，蒋介石、于右任、白崇禧三序及于右任、李济深题诗均对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蒋介石序说：“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焉。”于右任序谓此书可“拟之'铁函井底《心史》'”，也旨在强调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从这些作序题诗者的身份及其倾向，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内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具有高度的共识。
自三民主义提出起，太平天国革命就被认为是其民族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民国以后，这一观点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如李大钊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时，便称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1930年出版的杜冰坡《中华民族革命史》，上起1851年金田起义，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后约八十年，纯以民族革命为主眼”，其基本结论是：“中国之种族革命，洪杨革命种其因，辛亥革命收其果。”将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视为一脉相承的关系。然而，就在清末革命党人大肆鼓吹提倡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说的同时，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1903年，维新派的梁启超对当时盛行的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论就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革命派的蔡元培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亦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

学者评价
梁启超：“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
马克思：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仍未灭亡），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恩格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钱穆：“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
学者周有光认为：“国民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反对满清；共产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是农民革命。2000年的电视剧《太平天国》，暴露一些太平天国的倒行逆施。《辞海》原称“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为“太平天国运动”。全球化正在促使我们也重新认识历史。”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认为，“除去革命党人伪造的太平天国文献以及出自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诗文之外，真正靠得住的其实只有起事之初以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后人往往将这篇檄文与朱元璋《谕中原檄》相提并论，视为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像征。如萧公权谓此文“以较朱元璋之谕中原，词气激扬，殆无逊色，吾人如谓朱檄为中华民族革命之第一声，此足为其铿谹之嗣响”。萧一山亦称此檄文“重在排满，未多倡教，用语颇类明太祖之讨元檄文，可见太平起义，仍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与天地会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辙也”。但无论对此文有多么高的估价，它毕竟只是“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钱穆语）而已，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能够说明的问题十分有限，单凭这篇檄文去断定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结论未免太过牵强。”
刘浦江亦认为：“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元明革命，都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内涵，它们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至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标签，则可以说是清末革命党人一手打造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但元明革命过于遥远，且除了一篇朱元璋的《谕中原檄》之外，也实在没有什么文章好做，而刚刚过去的太平天国运动则耳目相接，并且所针对的革命对象又同是满清政权，故太平天国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可堪利用的最佳历史资源。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想像由此而产生，一种新的太平天国史观被成功地塑造出来，并伴随著三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争议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北京中学教师袁腾飞指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性质类似，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腐朽政权。洪秀全等人攻陷天京之后迅速堕落，使得太平天国前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再加上太平军在各地推行拜上帝教，打击和破坏古代建筑和古书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根据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的供词，洪秀全曾向其弟洪仁玕索要所有杭州珍藏的唐宋元明古籍，读完后全部由洪秀全本人举火烧毁，或者读一本烧一本。太平天国此举被认为是要摧毁传统观念和文化，以推行他们崇尚的“拜上帝教”思想。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初审通过的高中《历史》必修一教材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历史意义和局限性并存，并鼓励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太平天国兴起的背景和覆灭的原因。同时，教材采用“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来描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对《资政新篇》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首次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近年来也有评论认为太平天国在各地推行拜上帝教，以及“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著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著基督教外衣，拿著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是毁弃固有文化与“去中国化”运动的滥觞。

太平天国史学和文物
太平天国覆没后，大量太平天国文献被清政府禁锢与销毁。与太平天国相关的官方或私人出版品都是符合清政府立场的政治宣传品。辛亥革命前，清末革命党人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其在日本、香港秘密出版的书籍，“限于资料，所记史事沦漏实多”。中华民国在1912年建立后，太平天国史学不再是禁区，相关研究颇多，但伪造史料亦不少。1920年代至1940年代初，是太平天国史学研究的资料积累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新政府对太平天国持正面态度，视为农民革命运动。与太平天国相关遗存（文献、实物、建筑等）归为革命文物，称为太平天国文物。1950年代初，中国学界开始系统辑录太平天国文物。太平天国史学蓬勃发展的同时，因受到政府立场地的影响，存在“以今例古”的倾向，即将太平天国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19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罗尔纲、荣孟源、邵循正等学者大量搜集出版太平天国史料。罗尔纲亦认真辨别了伪造的史料。
曾是太平天国主要统治区域的江苏省现存太平天国遗迹有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仅余石舫）（南京）、太平天国忠王府（苏州）、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南京）、太平天国护王府遗址（常州）等。1951年开始筹建并于1956年10月1日在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建立太平天国纪念馆，1958年5月迁至瞻园路128号（馆址曾为东王杨秀清住处、幼西王萧有和王府），1961年1月正式更名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现馆藏历史文物2140件，一级藏品33件套与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图书。
洪秀全在广东以前居住的房屋在金田起事后被清军焚毁。1961年，当时的广州市文物考古队在发掘房屋墙基后重建。建筑结构为泥砖瓦木，屋内有一厅五房，六间相连。房屋坐北向南，东西宽16.5米、南北深5.5米，每间房约13平方米。靠西边的第一间设置为洪秀全夫妇住房，室内仅有床、桌子和凳子。第二间房子正面挂有洪秀全太祖洪英纶夫妇画像，画像有洪秀全的亲笔题诗。1988年1月，洪秀全故居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11月，以洪秀全故居建立的洪秀全纪念馆对外开放，位于花都市新华镇新华路52号。该纪念馆占地面积1.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5平方米。内有文物70余件，图片238张。
另全国各地留存太平天国壁画一百多幅，浙江金华侍王府八十余幅，江苏南京二十多幅，苏州忠王府九幅，安徽安庆、绩溪等有少数几幅。随着时间流逝，太平天国壁画作品处于不断减少直至消失，南京堂子街壁画由发现时的二十多幅减至十八幅，罗廊巷由十幅减至两幅，如意里由五幅减至两幅，黄泥岗三幅壁画彻底消失。

相关作品
电视剧
《太平天国》，1988年在香港无线电视首播，共45集。
《洪秀全》，1990年代广东电视台曾拍摄电视剧，共19集。
《太平天国》，2000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播，共46集。
《巾帼枭雄》，2009年在香港无线电视首播，共25集。

纪录片
《太平天国》，共十集，香港凤凰卫视
《太平天国》，中国通史第九十七集，中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电影
《太平天国女英雄》，香港电影，1961年
《投名状》，香港电影，2007年首映。

小说
《洪秀全演义》（清）黄世仲，五十四回。

漫画
《太平天国演义》（日本）甲斐谷忍

电子游戏
《太平天国之天下一统》，极真科技，2000年
《SGS 太平》，Strategy Game Studio，2023年

参见
捻军
邪教、新兴宗教
白莲教、八卦教
天地会、三合会、大成国
小刀会、第二次鸦片战争
林文察
大明顺天国
第四次霍乱大流行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书目
史景迁著.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朱庆葆 等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孔飞力著.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谢亮生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Thomas Reilly 著. 《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 李勇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魏正瑾、易家胜 编 (编). 《天国春秋》太平天国历史图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2002年9月初版. ISBN 978-7-5010-1388-3.
菊池秀明：〈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社会变动——以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史料为中心〉。
罗尔纲、罗文起撰《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中第一部分《图书册籍》前言中所加案语：“案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都不可信，故都不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简称为解放军陆军、中国陆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上武装力量，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军种与主体力量。从其前身中国工农红军自成立之时起，该军队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就发挥重要影响力，并参与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中越战争等战争。
2015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目前解放军陆军主要由5个战区陆军的13个集团军构成。每个战区下设2至3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由6至7个合成旅及支援部队构成，约3万至6万兵力。13个集团军共下辖80个合成旅（包含两个空中突击旅），以及隶属于新疆军区的4个独立合成师，和隶属于西藏军区的3个合成旅，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计有83个合成旅和4个合成师，外加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的北京卫戍区。预备役部队受控于省政府，用于协助保护边境安全，随时等候征召，应对自然灾害。

历史
1927年秋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和湖北东部等地区的起义，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通过长征到达陕西北部。1937年，为了实现全面抗日中国共产党同意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将领导的武装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与“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成长。抗日战争期间，又成立了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1946年，中国共产党将率领的武装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命令各野战军所辖纵队改称军，并规定军的番号排列数目为70个。1948年11月至1952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共组建67个军。第56军、57军、59军一直没有组建过。
1984年，邓小平通过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军队要忍耐”等意见。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百万大裁军”，允许并鼓励军队各级部队经商，同时开始组建陆军集团军，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两用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转或转民用。
1998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禁止军队经商，并以逐年加大军费开支来建设军队。
2000年后，开始著眼于未来高科技多兵种联合作战思维，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数字化战术训练基地朱日和战术训练基地，能提供师级陆军对抗演习，并协同空军、第二炮兵部队演练。
201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其中载明：“陆军主要担负陆地作战任务，包括机动作战部队、边海防部队、警卫警备部队等。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陆军积极推进由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加快发展陆军航空兵、轻型机械化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加强数字化部队建设，逐步实现部队编成的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提高空地一体、远程机动、快速突击和特种作战能力。陆军机动作战部队包括18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合成作战师（旅），现有85万人。集团军由师、旅编成，分别隶属于7个军区。”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军旗并致训词。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宣读习近平主席签发的中央军委关于组建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及其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命令和决定。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这是首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
2016年初，大军区撤销，三个战略地位特殊、配属作战部队的省级军区、卫戍区转隶陆军领导机构。
2016年10月，陆军下发《十大创新工程总体方案》，按照体系化设计、工程化推进的思路，抓好军事理论、装备技术、大数据建设等十大创新工程。
2017年，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陆军18个集团军调整为13个，陆军现役员额首次降到百万以下。2017年，陆军实施院校改革，并接收了民兵预备役部队、边海防部队。

编制
2017年改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管理下列机构和直属单位：

职能部门
参谋部
政治工作部
后勤部
装备部
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战区陆军机关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机关驻福建福州。
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驻江苏徐州。
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驻浙江湖州。
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驻福建厦门。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机关驻广西南宁。
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驻广东惠州
陆军第七十五集团军，驻云南昆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陆军，驻甘肃兰州。
陆军第七十六集团军，驻青海西宁。
陆军第七十七集团军，驻四川成都。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陆军，驻山东济南。
陆军第七十八集团军，驻黑龙江哈尔滨。
陆军第七十九集团军，驻辽宁辽阳。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驻山东潍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陆军，驻河北石家庄。
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驻河北张家口。
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驻河北保定。
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驻河南新乡。

直属军区（卫戍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

直属单位
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
中国华阴兵器试验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试验训练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〇八一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犬繁育训练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工程维护总队
反恐特种作战大队（刀锋）

直属院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航空兵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边海防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防化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

历任领导
兵种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现有数十个专业兵种，涵盖一百多种军事专业。中国陆军集团军的地面突击力量是由装甲兵、机械化步兵和摩托化步兵和陆军航空兵以及在电子对抗、信息化部队和陆军工程兵、防化学兵等保障部队共同组成的，拥有世界先进的96式主战坦克和99式主战坦克和强大的炮火突击力量。陆军航空兵、通信电子对抗、信息对抗、防化、两栖作战部队、战术导弹部队的实力正飞速发展。正向成长为世界先进陆军迅猛提高。

步兵
步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的编制序列中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兵种之一。1948年9月，《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方针及部队编制问题的决定》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必须发展到210个步兵师，共计70个军。2017年，18个集团军再次精简调整为13个集团军，并启用第71至第83集团军的全新番号。
陆军步兵分为轻型高机动步兵、机械化步兵、山地步兵、空中突击步兵与防暴步兵五种。

炮兵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先后参加了金门炮战，援助越南的防空作战，中国援老挝筑路的防空任务，以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
陆军炮兵分为地面炮兵、火箭炮兵与反坦克炮兵。

陆军防空兵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陆军并没有“防空兵”这个兵种，陆军防空的职责由高射炮兵承担，而高射炮兵则是炮兵的一个子兵种。
1987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发《合成军队战斗概则》，开始将高射炮兵、地空导弹部队合称为陆军防空兵。

装甲兵
到2022年，陆军装甲兵以坦克连、突击车连和装甲步兵连的形式存在于各级合成部队。原装甲师旅均被拆分或整编为重型合成旅。全陆军共有各类装甲车辆逾17,000辆。

陆军航空兵
1988年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支陆军航空兵部队在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成立。陆军航空兵成立之初，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接收了大批装备。

装备
自2017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后，退役大量冷战时期的老旧或引进自苏联等外国的武器装备，并以更加信息化、现代化的国产装备取代之。据2022年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共约有5,400辆主战坦克，750辆轻型坦克，1,000辆轮式突击炮，7,200辆步兵战车，4,350辆装甲输送车，900辆两栖步兵战车，2,910门自行火炮，至少1640门多管火箭炮和至少974架直升机等现役武器装备。

参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兵种列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衔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解放军陆军新闻报 (81.c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 陆军动态提要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英文）
央视 - 解放军陆军航空兵历史与展望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解放军陆军军官招募中心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