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叶派

什叶派（阿拉伯语：شيعة，罗马化：Shīʿah，/ˈʃiːə/；来自阿拉伯语شيعة علي（Shīʻatu ʻAlī，Shia-ne-Ali）的缩写，原意为阿里的追随者）又称十叶派、阿里派、世袭派，是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与逊尼派并称为伊斯兰教两大主要教派。什叶派源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争议，争端在于由谁来接续作为政治领导人带领他所建立的穆斯林社群，什叶派认为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本·阿比·塔利卜才是正统继承人，拒绝承认阿里之前三位哈里发的合法统治地位。
教派分裂导致什叶派发展出不同的法理和哲学思想，如忏悔无法守护殉教的侯赛因、伊玛目教义、隐遁与归来及法学家领导的概念。礼拜、节庆等习俗亦有细微的差异。什叶派又认为穆罕默德的家人是绝对正确和洁白无瑕，相信他们是真主挑选的穆斯林领袖，因此什叶派穆斯林会祈愿这些伊玛目代为向真主说情。
伊朗、伊拉克和亚塞拜然是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巴林和黎巴嫩也有不少什叶派穆斯林。尽管什叶派与逊尼派两派有和平共处甚至紧密合作的时候，但他们之间也不时爆发严重的暴力冲突。在历史上，什叶派屡受多数派的逊尼派打压，因此往往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例如什叶派革命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表示什叶派代表受压迫的民众对抗压迫者。自伊拉克战争后，逊尼派国家忧虑什叶派有崛起的迹象，研究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学者瓦利·纳斯尔认为“布什政府解放了伊拉克的什叶派多数，襄助什叶派强势复兴，将会在往后许多年颠覆两派势力的天秤”。

语源
什叶派的名字源自“什叶阿里”一词，什叶在阿拉伯语里的字面意思是“追随者”，亦可解作“同党”、“宗派”。阿里是穆罕默德女婿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简称，所以“什叶阿里”是指阿里的支持者、支持阿里的一派。这个词语亦多次出现在《古兰经》里，例如在第28章提及先知穆萨（摩西）的故事提到他“发现了两个人正在争斗，这个是属于他的宗派，那个是属于他的敌人”及第37章谈论另一位先知努哈（挪亚）提到“他的宗派中，确有易卜拉欣（亚伯拉罕）”。圣训提及穆阿维叶一世支持者时亦采用了什叶一词，可见该词最初可于指称不同人物的支持者，随后才逐渐转变成专指阿里支持者。
支持阿里的苏莱曼·伊本·苏拉德在一封写给阿里儿子侯赛因的信函里用什叶一词具体指向阿里的支持者。加上了定冠词的什叶一词用来指称神学家阿布·哈特姆·艾哈迈德·伊本·哈姆丹·拉齐所形容的一些投身支持阿里或在先知时代亲近阿里的人物，包括萨尔曼·法里西、阿布·达尔·吉法里、米格达德·伊本·阿斯瓦德、阿马尔·伊本·亚西尔。神学家安萨里在他的著作《穆斯林的神学见解》（Maqālāt al-Islāmīyīn）形容什叶派是那些“支持阿里并把他的重要性置于先知的其他圣伴之前”。中世纪宗教史学家舍赫拉斯塔尼的定义较详细，他把什叶派定义为“支持阿里并公开或私下认定他的伊玛目和哈里发地位，并相信伊玛目领导权的继承限于阿里的后裔”。

背景
什叶派的核心人物阿里在麦加出生，他的父亲阿布·塔利卜是哈希姆部落的酋长。阿布·塔利卜把身为孤儿的穆罕默德视同己出。麦加在随后发生饥荒，阿布·塔利卜把当年只有五岁的阿里交给堂哥穆罕默德照顾。阿里在十歳时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第一位男性穆斯林。穆罕默德在622年出走，迁往麦地那，史称希吉拉，阿里亦随同，并迎娶了他的女儿法蒂玛。由于穆罕默德没有儿子在生，只有四位女儿，因此在他逝世后，一些穆斯林支持身为堂弟及女婿的阿里领导穆斯林社群。
早年的史料形容阿里与先知的关系非常亲密，在穆罕默德为了逃避迫害而出走迁往麦地那当晚，据称阿里以身犯险，代替穆罕默德睡在他的床上掩人耳目。有传先知曾经向阿里表示如果自己不是最后一位先知，阿里也会是先知，又表示即使他不是先知，也是先知遗志的继承人和后嗣。穆罕默德又在族人面前宣布阿里是他的兄弟和继承人，吩咐族人服从他。
在生前，穆罕默德又在盖迪尔胡木的演说提到阿里也是受真主所托的领导人，一些圣训也提到此事，例如圣伴巴拉述说先知在当时高举阿里的手，并向穆斯林称“那些跟随我、信服我的人们也要跟随和信服阿里”。另一位圣伴扎伊德·伊本·艾尔盖姆则叙述先知在那时把《古兰经》和他的家眷交托给他们，并叮嘱他们要认真看待。艾尔盖姆的说法通过多方的转述，什叶派和逊尼派皆认可它的真确性，后来的什叶派倚之为重要的依据立论支持阿里继承穆罕默德的地位。

形成和发展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统合了阿拉伯各个部落，征服了阿拉伯的重地，信众大幅增长，财富得到累积。穆罕默德在632年逝世，穆斯林社群未能就他的继承人达成共识，并分成两派：一派支持阿布·伯克尔及随后继承的欧麦尔和奥斯曼，另一派支持穆罕默德的堂弟及女婿阿里。支持阿里及其后裔的一派被称为“阿里党”，尽管阿里党最初只提出政治上的分歧，但他们逐渐发展成一个分离、独立的教派。

穆罕默德的继承争议
由于真主已经启示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所以他的继承人不会是先知，而是确保穆斯林团结的领导人。逊尼派认为先知没有就继承的事务留下任何正式的指示和言论，穆斯林社群的一些贵族最终推举了穆罕默德的一位同伴阿布·伯克尔，冠以哈里发的头衔。不过，什叶派认为真主授意阿里作为继承人，先知亦在盖迪尔胡木的演说有所揭示。阿里本人亦相信自己与先知的𫔰系亲密，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功劳足以继承穆罕默德，阿里的言论和信函亦显示他认为只要先知的家属仍然有人可以诵读《古兰经》、认识圣行和坚守信仰，他们便有权领导穆斯林社群。穆斯林当中亦有一些人认为阿里比其他人更有资格继承穆罕默德。
在穆罕默德逝世时，穆斯林社群主要由两群人组成，其中一群是中部和北部的阿拉伯人，以古莱什部落为首，另一群则是阿拉伯南部的巴努奥斯、哈兹拉吉部落，他们聚居在雅特里布（麦地那），被称为“辅士”，因为他们在穆罕默德传教被迫害期间伸出援手，提供了容身之所。这两个群组的社会、文化及宗教状况都各不相同，南部的阿拉伯部落酋长世袭承继，他们的文明较先进，宗教思想盛行。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他们崇拜图腾，并设立祭师，祭师同样是世袭承继，因此他们支持由阿里世袭继承哈里发。
为求解决争议，辅士与来自麦加的迁士在麦地那商议，最后推选了穆罕默德之妻阿伊莎的父亲阿布·伯克尔领导穆斯林，但仍然有部分人不满阿里未能掌权，这些阿里的支持者拒绝效忠阿布·伯克尔。巴努哈希姆部族内外都有阿里的支持者，包括穆罕默德的堂弟伊本·阿巴斯、堂兄法德尔·伊本·阿巴斯、大伯哈里斯·伊本·阿卜杜·穆塔利布、来自阿拉伯东部部落的米格达德·伊本·阿斯瓦德、埃塞俄比亚人比拉勒、哈兹拉吉部落酋长赛义德·伊本·欧巴岱，他们被认为是首批什叶派穆斯林。

四大哈里发
随后的穆斯林世界进入正统哈里发时期，由包括阿里在内的四位哈里发领导穆斯林社群，他们被视为真主在地上的代理人。首三任哈里发都是来自古莱什部族，依次是阿布·伯克尔、欧麦尔·本·赫塔卜及奥斯曼·本·阿凡，最后一任是阿里。什叶派认为阿里理应在穆罕默德逝世后接任首位哈里发，哈里发理应由穆罕默德经女儿法蒂玛与阿里的婚姻世袭传承下去，因此他们指首三任哈里发裭夺了阿里的领导权，认定阿里是首位伊玛目（穆斯林社群的正统宗教和政治领导人）。
根据什叶派的说法，阿布·伯克尔及欧麦尔共谋夺取了穆斯林的领导权。他们指出伯克尔和欧麦尔密而不宣地召开会议商讨继承问题时，阿里及其他穆罕默德的亲人在当时正在准备葬礼，会议只有少数穆斯林参加，不能代表整个穆斯林社群，但阿里最终接受了由阿布·伯克尔成为哈里发的结果。尽管收录了阿里言行的《辞章之道》记载阿里在得悉阿布·伯克尔成为哈里发后表示以他的资历足以胜任，但他在任内的一些行为仍备受什叶派批评。
阿布·伯克尔没收了穆罕默德在法达克留给法蒂玛的土地，认为先知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给后人，但法蒂玛援引《古兰经》指有先例可循。什叶派认为如果阿布·伯克尔认可法蒂玛的权利，他就或许要把哈里发还给阿里，因此他们认为没收其资产是对先知一家的打压。
什叶派同样认为继任的欧麦尔篡夺了阿里应得的权力，并质疑他的诚信。他们相信穆罕默德在弥留之际曾经要求陪伴在侧的人们拿来纸笔，他要写下一些东西以免后人犯错，但欧麦尔却说病情拖垮了先知的精神，并指有《古兰经》的指导已经足够。什叶派理解为先知是要立下遗嘱，确定阿里为继承人，但欧麦尔加以阻挠暗算阿里。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是麦加人，出身自曾经迫害穆罕默德的家族，一些穆斯林质疑他的正统地位。奥斯曼又被指纵容腐败及偏私，激发人们不满。一群暴徒在656年袭击奥斯曼在麦地那的住所，并杀害了他。有人质疑继位的阿里涉案，因为阿里当时身处麦地那，而且又是奥斯曼的政敌。奥斯曼被杀使两派在政治上更加泾渭分明，支持奥斯曼一派认为阿里是罪魁祸首，应要把凶手绳之以法，阿里党则指奥斯曼背叛了信仰，是罪有应得，支持阿里就任哈里发。
阿里未能惩处杀害奥斯曼的凶手，引发奥斯曼一派的不满，使穆斯林爆发了内战。阿里无法击败统治叙利亚的穆阿维叶，转而寻求和解，但反倒引发阿里党内激进派的叛乱，他们被称为哈瓦利吉派。哈瓦利吉派的伊本·穆尔贾姆刺杀了阿里。

哈桑与侯赛因
在阿里逝世后，什叶派寄望其子哈桑能继承大业，但哈桑直至669年逝世之前都一直远离政治。什叶派转而以其弟侯赛因为马首是瞻，促请他夺回哈里发。不久后，穆阿维叶去世，倭马亚王朝由他的儿子耶齐德接管。什叶派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遣使到麦地那请求侯赛因到什叶派的大本营库费领导他们对抗倭马亚王朝。

欧麦尔·伊本·赛义德奉伊拉克总督乌拜德·安拉·伊本·齐雅德之命伏击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役杀死了他。什叶派视之为是一大悲剧，这是什叶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们把侯赛因奉为殉道者，谴责欧麦尔、乌拜德及耶齐德，又相信卡尔巴拉将会是天国之地，先知和天使都会聚居在此。
据说侯赛因早已预知了自己的死亡，但仍慷慨就义。对什叶派而言，侯赛因的牺牲之于伊斯兰教相当于耶稣之于基督教，突显出他的献身精神，代表了什叶派的理想和图腾，伊玛目的自我牺牲和面对暴政挺身而出追求正义成为了什叶派的信仰。伊斯兰教史学家海因茨·赫尔姆认为卡尔巴拉的惨剧是一次“大爆炸”，构建了什叶派的宇宙，他们对事件的看法成为了纲领。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穆罕默德·贾法里（Sayyid Husayn Muhammad Ja'fari）亦提到此事的重大影响，称“库费的阿里支持者诚心请求侯赛因到来带领他们，但他们却无法在关键时刻与他站在一起，随后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软弱造成了惨剧。大感懊悔的他们自称为‘忏悔者’，务求要为侯赛因复仇，以死明志”。

中世纪
穆赫塔尔·塔卡菲在685年声称阿里幸存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本·哈纳菲耶是马赫迪（正统领导人），以他的名义起兵抵抗倭马亚王朝。侯赛因的孙儿宰德·本·阿里亦在739起事，但均告失败。虽然如此，反对倭马亚王朝的势力仍然受到他们的影响，这股势力的决心和实力越来越强大，并由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本·阿布德·穆塔利卜的直系后裔易卜拉欣掌控。宰德的余党逃到呼罗珊后亦与阿拔斯家族合作。

易卜拉欣的释奴阿布·穆斯林在740年代引发另一场叛乱，他称要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由先知家族的成员取而代之，因此赢得什叶派的支持。呼罗珊的阿拔斯人身佩象征马赫迪的黑旗西进，并在750年彻底击败倭马亚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在这段时期，什叶派开始出现不同的党派，他们各自认为的伊玛目顺位次序都有所不同，也提出了各自的学说。拥戴的伊玛目也不再局限在哈桑、侯赛因和哈纳菲耶的后裔，而是延伸到哈希姆部落的其他分支，当时什叶派定义的圣裔还是相当广泛，仍然基于古老的传统部落思想。
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十分猜忌什叶派在政治上的威胁，他们担忧第五代伊玛目穆罕默德·巴基尔所称的奉真主之命而挺身而出之人出自阿里的后裔之中。什叶派认为阿拔斯王朝治下的伊玛目和他们的支持者遭到统治者的迫害，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行动受到监控。即使第九代伊玛目穆罕默德·塔基·贾瓦德迎娶了哈里发马蒙的女儿，但他不得不在与马蒙一起在宫中生活。
到8世纪末开始，阿拔斯王朝的中央集权受到削弱，各地统治者开始独断独行。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在945年趁虚而入夺取巴格达，迫使阿拔斯王朝承认白益王朝的管治权，直至1055年被阿拔斯王朝重新征服。什叶派又在969年占领了埃及，建立法蒂玛王朝，挑战阿拔斯王朝的宗教权威。与此同时，什叶派已发展出它的法学派别和异于逊尼派的神学、法律和政治理论。
什叶派原本拒绝采纳格雅斯（推论）和伊智提哈德（法律诠释）作为法理依据，以突显他们与逊尼派的分野。可是，受到逊尼派的塞尔柱王朝在12世纪崛起及13世纪蒙古人入侵伊朗和伊拉克的影响，促使什叶派改革其裹足不前的法制，主张法律裁决可以基于《古兰经》、圣训及权威人士的法律诠释而作出。伊儿汗国奉行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什叶派王朝得以在伊朗重建，当中以呼罗珊的萨尔巴达尔最重要，伊儿汗国可汗完者都也在13世纪皈依什叶派。

萨非王朝
苏非主义诗人萨非·丁·阿尔达比勒在14世纪的伊朗创立萨法维耶教团。萨法维耶教团原本是逊尼派教团，但在15世纪却开始支持什叶派，他们自称为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得到当地土库曼部族的大力支持。伊斯玛仪一世在1501年自称为沙阿，创立萨非王朝。伊斯玛仪一世随即下令清真寺以什叶派的宣礼词取代逊尼派，又要求臣民谴责逊尼派的首三位哈里发。被萨非王朝征服的民众遭到屠杀和强迫改信什叶派，伊斯玛仪一世又任用什叶派教士提倡什叶派教法，把伊朗变成以什叶派穆斯林为多数的地区。

什叶派的思想和制度得以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什叶派乌苏勒派法学家穆哈格奇·卡拉基（阿拉伯语：المحقّق الکرْکي，罗马化：Al-Muhaqqiq al-Karaki）规划了穆智台希德（伊斯兰教法学者）的概念，把伊智提哈德（独立诠释和推论法律）的理念推行到极致。在塔赫玛斯普一世的持续支持之下，这种宗教威权巩固了什叶派教士在萨非王朝的地位。到17世纪末，乌苏勒派法学家的权势大到可以独揽整个宗教阶级，其中的穆罕默德-巴吉尔·马杰莱西为神权统治打下了基础，他的思想强调统治者在信奉“正确的宗教”和跟从穆智台希德指导的条件下有管治臣民的权威，穆智台希德有绝对权力确立什叶派的正统学说。
在萨非王朝覆亡后，与乌苏勒派对立的阿赫巴尔派抬头，该派认为《古兰经》与圣训已足以解释伊斯兰教法，又指乌苏勒派的论证和共识歪曲了伊玛目所述的伊斯兰教真谛，其中以18世纪学者优素福·巴赫拉尼（阿拉伯语：الشیخ یوسف البحراني，罗马化：Yusuf al-Bahrani）为首。不过，乌苏勒派很快便卷土重来，巴林成为少数阿赫巴尔派仍然有影响力的地区。穆罕默德·巴吉尔·贝赫巴哈尼重振了乌苏勒派的理性主义和伊智提哈德，重申论证与宗教启示是可以共存，又认为穆斯林应追随和仿效穆智台希德，使乌苏勒派学说成为什叶派解读法律的唯一法门和基石。

近代
阿富汗的逊尼派在吉尔吉部落酋长的领导下于1722年攻占萨非王朝首府伊斯法罕，废黜沙阿侯赛因，实际上结束了萨非王朝在波斯的统治。来自突厥阿夫沙尔部落的纳迪尔沙推翻了阿富汗人的统治，废黜萨非王朝最后一位沙阿阿拔斯三世，建立阿夫沙尔王朝。纳迪尔沙试图和解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纷争，没收了许多支持波斯什叶派教士的资产，令大量乌理玛（伊斯兰教学者）逃到伊拉克，什叶派的学术中心由伊朗转移到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和纳杰夫。这些来自波斯的什叶派教士趁伊拉克的局势不稳壮大，到19世纪中叶，他们在伊拉克控制了许多什叶派的慈善基金和伊斯兰学校，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鄂图曼帝国和卡扎尔王朝政府打交道。
来自北方突厥部落的阿迦·穆罕默德汗击败了阿夫沙尔王朝，自称沙阿并建立卡扎尔王朝。卡扎尔王朝治下的伊朗恢复了和平，此时的什叶派教士取得财政独立，宗教税项得以落入他们的手上，他们在阶级统治之下有严密的组织，垄断了宗教事务。虽然什叶派亦受到苏非主义及谢赫派、巴比教、巴哈伊信仰等异端宗教运动的挑战，但未能破坏他们在波斯的垄断地位，反而迫使什叶派发展出塔格利德的制度。什叶派教士建立了这套制度，使最重要的教士成为权威核心，所设的“马尔贾塔格利德”（Marja al-taqlid）一职意译为“仿效的泉源”，便是由最资深的什叶派教士出任。这位职位的设立是什叶派教士权力架构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教士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得以扩展到社会上。

现代
卡扎尔王朝的波斯立宪革命掀起了什叶派不满的浪潮。立宪革命的精神和内容从一开始便严重损害教士的影响力，立宪政府在成立伊始便采取行动，著手世俗化乌理玛控制的机构组织。什叶派内其实也有支持立宪革命的声音，例如资深的穆智台希德穆罕默德·侯赛因·纳伊尼在1909年发表了文章，试图把什叶派的政治理论与立宪精神融合起来，他从理性论证和宗教两个方面驳斥独裁统治。不过，以法兹图拉·努里为首的宗教势力支持的立宪是以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保留乌理玛在教育、司法、财产上的特权。
随著国际局势的发展，波斯什叶派教士开始与世俗势力联手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到1940至1950年代，什叶派的政治思想设法解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为什叶派开辟了新的道路。巴列维王朝的改革可能削减了什叶派赖以维生的经费，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政策让政府插手到什叶派独揽的范围，例如致力于乡村教育的扫盲军团。什叶派教士亦反对沙阿赋权予妇女，认为这些政策违反伊斯兰教教义，最终引发了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被认为体现了什叶派的激进化。

伊朗的什叶派推翻了沙阿的统治，革命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更试图把革命输出到全世界，寻求打破逊尼派在阿拉伯世界的压倒性优势。受到伊朗革命的刺激，伊拉克什叶派在国外成立了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寻求在伊拉克南部建立什叶派的自治区。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强调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过百万什叶派穆斯林的共同价值，倡议什叶派复兴。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什叶派的地位持续上升，伊朗亦试图建立和领导什叶派新月地带联盟，使逊尼派为主体的君主制国家内部的什叶派也开始寻求更多的权利。中东两派的态势变化开始出现较多的讨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担忧从波斯湾至地中海会形成什叶派新月地带，令整个地区成为伊朗的后花园。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则称“大部分什叶派穆斯林都效忠伊朗，而非他们所在的国家”，言论引发了争议。
此外，许多现代什叶派学者提倡现代化，例如米尔扎·里达·库里·沙里亚特-桑格拉吉寻求现代化什叶派的思想，肃清多余的内容，把信仰融入现代的发展。穆罕默德·侯赛因·塔巴塔巴伊提倡理科，称《古兰经》有不少经文鼓励人们以纯理性的角度理解信仰。穆赫辛·卡迪瓦尔对什叶派的政治学说法基赫的监护（教法学家治国）提出质疑，认为伊斯兰国家的管治应基于民意，并称“即使政府法令符合伊斯兰教法，如果不被人民接受也会失去合法性”。根据学者瓦利·纳斯尔，什叶派现代主义者继续捍卫阿里及其他伊玛目，但寻求降低伊玛目的重要性，在神学上则带有逊尼派清教主义的特征，主张从狭隘角度和字面意义上解读伊斯兰教典籍。

信仰学说
什叶派的许多信仰和思想与逊尼派相同，真主的独一性、先知的角色及死者复活都是两派的共同信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是伊斯兰教划一的信条，两派穆斯林都认为真主对所有事物都是全知全能，祂是仁爱和善的神，深深关心祂的造物。《古兰经》把穆罕默德称为“众先知的封印”，所以什叶派也同意他是最后一位先知。另外，所有穆斯林都相信死者会复生，并会根据生前的善恶接受审判。
除此之外，什叶派还有两个独有的教派信条：相信真主主持正义和伊玛目教义，并称为“信仰五基”。什叶派分支谢赫派创始人谢赫·艾哈迈德将之缩减成三个，只接纳认主独一、先知及伊玛目教义的信条，又额外新增一项信条。根据这个信条，谢赫认为什叶派需要一位完美的什叶派信徒作为隐遁伊玛目的代表领导社群。

认主
真主的存在是伊斯兰学说的争论要点，什叶派的观点主要是立足于宇宙论。什叶派神学家谢里夫·穆尔塔扎认为天体的存在必然有一个源头，因此造物主必然存在。根据他的理论，真主的存在只能透过他的创世之力来证明，因此其存在必须要先确立它是造物主。什叶派法学家阿里·伊本·易卜拉欣·库米称他们的认主信仰是“阿拉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绝对独一无二”。另一位什叶派学者纳西尔丁·图西认为在精神上必须消弭自我的意志、力量和认知以达致听从、信任和臣服的状态，从而认识真主的唯一。
什叶派第六任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采纳穆尔太齐赖派的观点，把真主的特性分为本身存在和能力两种。继任的第七任伊玛目穆萨·卡齐姆提到真主是“没有身体、没有形态、没有界限，只有祂的造物”。尽管什叶派的文献有真主拟人化的描述，如“安拉之手”、“安拉之脸”、“安拉之舌”，但什叶派学者穆罕默德·阿里·阿米尔-莫伊兹认为这些用语是描述伊玛目，而非真主本身。许多什叶派的说法都认为凡人无法以任何形式看见真主。
注重理性思考的穆尔太齐赖派曾经探讨真主是否有正义、仁慈、睿智、强大的赋性，他们的结论是不能用这些凡人的赋性来定义真主，因此真主并非具备正义的赋性，而是本身就是正义。这种观点被什叶派采纳为基本信仰之一。什义派学者赛义德·阿赫塔尔·里兹维在他的论述里提到，由于真主是全知全能，祂是无欲无求，亦由于他是全知全能，没有人可以强迫祂行事，所以从逻辑上祂是不可能行不义之举或行差踏错。

伊玛目教义
伊玛目教义是什叶派教派定位的根本原则，这个教义认为在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真主仍会把祂的指示传达给穆斯林社群。什叶派视伊玛目为先知的传续。在广义上，伊玛目在阿拉伯语里解作“领导人”，小至清真寺的领祷者和大至国家元首皆可称为伊玛目，这个词语本身不是特指，亦不区分领导权限的大小。可是在什叶派的语境里，这个词语却特指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第一位伊玛目阿里是由先知和真主指派，后续的每一位伊玛目都是由前任伊玛目具体任命，因此不承认首三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伊玛目的角色是领导穆斯林社群、解释和捍卫教法、提供指引以供社群处理所有事务。
《古兰经》具体说明了伊玛目合适人选的条件：“我曾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表率，当他们忍受艰难，确信我的迹象的时候，奉我的命令去引导众人。”什叶派认为伊玛目应当像先知那样在知识、勇气、虔诚、仁爱等品格上有过人之处。他们又认为伊玛目是绝无错误和清白无罪，虽然他们不能像穆罕默德一样直接接收真主的旨意，但可以灵感真主的启导。

第五代伊玛目穆罕默德·巴基尔把伊玛目教义发扬光大，奠定了指定传授的做法，使伊玛目指名代代相传。他的儿子兼继任人贾法尔·萨迪克进一步演绎，指自从侯赛因继承其兄之位后，兄弟之间不可再继任。其时的伊玛目教义更强调其神学领域和宗教地位，停止对政治权力的追求，学者侯赛因·莫达雷西表示当时的伊玛目要持续面临穆斯林要求抵抗逊尼派政权和建立什叶派政权的压力。

敬拜圣裔
圣裔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和后人，即是穆罕默德、他的女儿法蒂玛、女婿阿里、孙儿哈桑和侯赛因，敬拜和爱戴圣裔是什叶派的核心信仰。什叶派视圣裔为纯净无罪的人，是受到真主启迪的模楷，具备最好的世俗和宗教品性，又认为他们可行神迹，帮助穆斯林在审判日进入天国。什叶派根据圣训“罩在斗篷下的人”，把圣裔的定义局限在上述的人物，他们的妻子并不属于圣裔，因为她们可以被休，在丈夫逝世后就不再是家庭的一分子。
“以真主之名爱恨”的说法多见于什叶派文献，什叶派把它体现为要仿效阿里一样敬爱圣裔，巴基尔曾经提到爱圣裔就是信仰者，厌恶圣裔就是异教徒。据说巴基尔曾经向他的两名学生说不论他们将会如何，都不会知道圣裔所知。相较逊尼派传颂圣伴的功劳，什叶派更注重赞颂圣裔，例如把圣裔比作天上的星辰，指引旅人走向正确的方向。

塔基亚
塔基亚（تقیة，Taqiyya）是阿拉伯语，字面上解作慎重、审慎，是指当受到迫害和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否认和隐藏自己真正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是一种在极端情况下的避险手段，而非出于便利而撒谎或作出不实的陈述。什叶派自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一直在逊尼派主导的政权下受到迫害和边缘化，因此塔基亚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尤其重要。作为反对逊尼派的宗教少数派别，什叶派以此为自保手段，隐藏伊玛目的存在。什叶派伊玛目及法学家都认同穆斯林在这种情况下掩饰自己的宗教信仰，依据是《古兰经》里的一节经文：“信道的人，不可舍同教而以外教为盟友；谁犯此禁令，谁不得真主的保佑，除非你们对他们有所畏惧（而假意应酬）。真主使你们防备他自己，真主是最后的归宿。”。

伊斯兰教研究教授德温·J·斯图尔特认为什叶派在历史上就是采取这种手段在受逊尼派压迫的环境下存续。什叶派学者宰因丁·朱巴伊·阿米里在奥斯曼帝国的治下暗中教授什叶派学说。一些什叶派穆斯林会佯称自己的家世，例如著名圣训学者提尔密济及巴哈丁·阿米里声称他们是著名逊尼派神学家安萨里的后裔。
白益王朝时期的什叶派学者伊本·巴拜韦认为在受到压迫之下，什叶派穆斯林履行塔基亚是宗教义务，背弃这个做法等同不再做礼拜，但如果奉行塔基亚会危及性命，便应弃用。神学家谢赫·穆菲德解释巴拜韦公开自己的真正信仰是正确做法，因为他生活在以什叶派为多数的环境下，不会因此而犯险。穆菲德认为只应在知道或有可能对信仰和穆斯林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应用塔基亚。纳西尔丁·图西引用先知的圣训称“据此（圣训）所言，宏扬信仰是美德，而塔基亚则是一种豁免，但我们的传统观点却表明塔基亚是宗教义务，不这样做是错误”。

自由意志
什叶派相信人类有自由意志去决定自己所做的事情，自由意志也是决定行为的因素之一。诸如吃喝走动等行为是直接与人类的意志相关，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可以选择去做或不做。纵使如此，人类的自由意志并非独立，当中亦有真主的意愿，因此其实际行为其实是人类与真主共同的意志所产生。正如第六代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所言，什叶派的立场“既不属于宿命论，亦非拥戴自由意志，而是介乎两者之间”。
虽然早期的什叶派神学家曾经相信人类的行为冥冥中受到真主的主宰，如希沙姆·伊本·哈卡姆，但这个观点逐渐不再受到欢迎，因为如果真主已经预定由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领导穆斯林，那么伊玛目理应当权。什叶派拒信逊尼派的宿命论，并提出如果相信宿命论，那就不能同时相信末日审判，因为如果真主决定了人类的所作所为，那么祂要为自己预定的那些罪恶、败坏、僭越、多神崇拜、拒信和不义而施加惩罚是毫无道理和不公道。他们论证人类必须有某程度上的自由意志，要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
与穆尔太齐赖派一样，穆菲德认为动作的本身仅仅表明具备这样的能力，实际行使这些能力是人类的意志所驱动，但他并没有表示其自身的行为是其人所创。另一位什叶派学者伊本·瓦齐尔认为人类采取的行动并非真主强加，而是出于本意，但因为有真主的意愿和力量，人类才可以实现这些行动。另一位中世纪著名什叶派学者纳西尔·库斯劳解释，人类介乎野兽与天使之间，野兽只有兽性而无理性思考的能力，而天使只有理性而无行恶之力，因而他们都不会因为他们的行为得到赏罚，但人类既能被邪念所诱，亦具理智抑制这些念头。

末日审判
根据什叶派的传说，在第十一代伊玛目哈桑·阿斯卡里逝世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马赫迪·蒙塔扎尔失踪。什叶派穆斯林相信他仍然在世，自941年开始一直隐遁至今，信众要静候他战胜邪恶势力，回到地球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度，届时末日审判即将来临。这位隐遁的马赫迪就是第十二代伊玛目，他们相信真主赐予他神奇的力量，使他的寿命可以远超凡人，并隐匿在某个秘境里。他们又相信，马赫迪同样是穆罕默德和阿里的后裔，他的现身将可以根除所有不公和斗争，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使人们可以彻底实现灵性的生活。来自10世纪的一份什叶派文献是这样意想马赫迪的现身：

在审判日，除了穆罕默德和阿里，什叶派认为伊玛目会为人类求情，并相信他们会重临世间。没有他们的从中求情，凡人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逃脱审判。什叶派有圣训记载穆罕默德曾经对阿里说道：“我发誓有三事是真确的。其一是你和你的后裔是人类的仲裁人……其二是你会向真主引介进入天国的人们……其三是你是不容置疑的仲裁人，只有不承认你和你不承认的人们才会坠入火狱”。根据什叶派学者穆罕默德-巴吉尔·马杰莱西的说法，什叶派穆斯林的罪行可经伊玛目的求情而得到赦免，不论过错，单是信仰伊玛目便可保证他们免于被投进火狱，得以进入天国。

法学
伊斯兰教法学是指法学专家对伊斯兰教法的诠释和施行。伊斯兰教法是真主颁布的法律本体，法学则涉及穆斯林对这些法律的理解和具体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方式。在伊斯兰历史之初，由于政治分歧，什叶派拥戴阿里及其后裔，并在及后信奉由被称为穆智台希德的神学家动用广泛的解释权诠释真主的法律，以解决宗教和法律问题。他们相信身为先知后裔的伊玛目是理解信仰真缔不可或缺的传道人，没有他们就无法理解真主对于当代问题的见解，因此尽管什叶派及逊尼派所采用的方法和术语相约，但其设想却大为不同。什叶派认为伊斯兰教法是基于穆罕默德家族而发展出来的全新法律体制。
什叶派法律的法源是《古兰经》、先知圣行与有可靠纪绿的十二位伊玛目所作出的指引、伊制玛尔（法学家的共识）及阿格勒（论证）。尽管两大教派皆同意《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法典，也不否认圣训作为立法依据的显著地位，但对其他法源的看法有较大的分歧，例如什叶派对于采纳伊制玛尔有较严格的限制，并拒绝采纳逊尼派认可的格雅斯（类比推论）。
贾法里派是什叶派唯一认可的法学派别，以贾法尔·萨迪克为名，该学派确立了伊玛目及其代表的核心地位。在8世纪，贾法里派内出现了两种思想，故又按此划分为阿赫巴尔派及乌苏勒派。阿赫巴尔派不接纳伊智提哈德论证法理，然而乌苏勒派却强调穆智台希德有能力代表隐遁伊玛目独立诠释圣典，意味著法律诠释可考虑到条件和时代的转变，较具弹性。现今绝大部分什叶派穆斯林遵奉乌苏勒派，巴林有少数仍坚持阿赫巴尔派学说的什叶派穆斯林。

古兰经
什叶派同样认为《古兰经》是穆斯林最重要的依据，并引用《古兰经》经文“虚伪不能从它的前后进攻它（《古兰经》），它是从至睿的、可颂的主降示的”，相信《古兰经》经文不曾遭到修改。什叶派承认现行的奥斯曼本，但认为实际上这一版本的《古兰经》是阿里修订，奥斯曼只是将之统合标准化。早期有什叶派的说法指阿里修订的《古兰经》比奥斯曼本长得多，但由于该版本明确指出阿里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因此遭到首三任哈里发的篡改，所以奥斯曼本是切合逊尼派政治需要的扭曲版本。可是，什叶派后来抛弃了这种说法，承认奥斯曼本的权威。
什叶派同意，如其他文本的记述与《古兰经》有冲突，则前者作废。贾法尔·萨迪克曾经说“如果穆斯林看到两个不同的圣训，他们应将之与《古兰经》比对，接纳与《古兰经》一致的圣训，并拒信和作废与之冲突的圣训”。他又曾经重申《古兰经》和圣训是最重要的依归，而且与《古兰经》不一致的圣训应予以作废。什叶派法学者认为这种废经的做法是对经文作出进一步解读，什叶派法学家谢赫·图西归纳出六种解经的原则，其中便包括了取消和废除经文。
什叶派相信《古兰经》含有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真理，只有具备特殊知识的穆罕默德和伊玛目可以诠释。他们认为，《古兰经》的字面意义可经注释了解，但其隐含的内在意思只可经诠释了解。萨迪克表示《古兰经》可以用四个层面来理解，分别是一般民众理解的字面意义、学者理解的涵意、“安拉之友”理解的隐义及穆罕默德和伊玛目理解的灵意，他对《古兰经》的寓意式解读被称为太厄维勒。
根据什叶派的说法，诠释《古兰经》的权力是圣裔独享，《古兰经》经文的真正意思只能由身为穆罕默德后裔的伊玛目居中解构，传达给穆斯林。什叶派引述的塔卡林圣训提到穆罕默德所说真主降示的大宝藏和小宝藏分别是指《古兰经》和穆罕默德家族，于是引申指两者是永互相依，是伊玛目给《古兰经》注进了活力。什叶派学者拉杰卜·布尔希（Rajab Bursi）在注释经文“我有一本书宣言真理”时评称“宣言真理的书便是安拉之友（伊玛目）”。

圣训
虽然有一些圣训同时得到两派的承认，但什叶派普遍拒不采纳逊尼派的圣训，因为逊尼派圣训主要由穆罕默德的圣伴转述，什叶派认为他们背叛了穆罕默德的意愿，因此认为他们不可信。他们较重视穆罕默德的圣裔、女儿法蒂玛、女婿阿里、孙儿哈桑和侯赛因及继后的伊玛目等人转载的圣训，倾向不采信来自阿伊莎及阿布·伯克尔的圣训，因为他们与阿里有纠纷。只有编纂者或转述者牵涉到至少一位伊玛目的圣训才获得什叶派的认可，即使是先知的圣训也只能由伊玛目转述。

什叶派声称穆罕默德并没有禁止以书写形式记录圣训，又指先知本人也有这样记录圣训，因此他们声称伊玛目和一些亲近穆罕默德的人将之写成文本。与逊尼派一样，什叶派圣训学者根据类别和主题将圣训分门别类。他们不使用逊尼派的六大圣训集，而是使用什叶派的“四圣书”，分别是《教门大全》、《教法自通》、《教法修正》及《教训辨疑》。什叶派的圣训收集纪录可分为大小两个阶段，小规模的收集纪录发生在早期，是编者直接透过伊玛目的口中记载或只通过一位转述者转述，在这时收集编成的圣训集多达400部。大部圣训集的编纂起草是另一个阶段，这些圣训的传述链牵涉众多转述者。
什叶派学者会审视和分析圣训的传述链，以判断它的可靠性和真确性，如阿卜杜勒·侯赛因·阿米尼在他的著作《天经、圣行及文献里的加迪尔》里追溯圣训的转述者，并比照逊尼派和什叶派的说法。对于应否采信单一转述的圣训，什叶派学者之间存有分歧。即使单一转述的圣训较容易遭到捏造，但穆罕默德·伊本·雅各布·库莱尼、伊本·巴巴韦认为它们更能让人们动用理智意会真主的意志。伊本·阿比·阿奎尔（阿拉伯语：ابن ابی عقیل，罗马化：Ibn Abi Aqil al-'Ummani）倚重获普遍承认的圣训，拒信单一转述的圣训作为法源；伊本·朱奈德（阿拉伯语：ابن الجنيد الاسکافی，罗马化：Ibn al-Junayd）则接纳单一转述圣训用于推论一般的法律原则。

伊制玛尔
伊制玛尔是指穆斯林法学家就某个法律问题在某个时间达成的共识，以解决在《古兰经》和圣训里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什叶派的观点是伊制玛尔必须囊括伊玛目的意见。正如什叶派学者沙希德·萨尼表示，“如果社群达成了某种共识，伊玛目的意见必须包括在内，因为他有这个权力，他是绝对无误的。只有满足这个条件，这个共识才形成权威的意见”。什叶派神学家阿拉玛·希里也认为，伊玛目是社群的领导人，只有他的意见才能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威法源。
他们认为，舍弃伊玛目绝对无误的权威而采纳社群共识或法学家的伊智提哈德推导伊斯兰教法，会无可避免地动摇伊玛目的地位，亦削弱了伊玛目神授立法的权力，隐遁伊玛目象征神圣伊斯兰教法，这个象征是不容转变，他绝对正确地解读真主意志的无上权力不能由他人代理。因此，在伊玛目在世的时候，他们不需要伊制玛尔，与伊玛目的谕示有冲突的共识是没有价值。直至伊玛目隐遁后，什叶派才开始承认伊制玛尔。
什叶派不把伊制玛尔视作独立法源，但它可以是探究伊玛目见解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由于伊制玛尔是学者的一致意见，这亦包括生活在伊玛目时代的那些学者提出的意见，当中的许多学者都亲近伊玛目，因此他们必然了解伊玛目的见解。大部分早期的什叶派法学家是伊玛目的忠实随从，他们的共识可被视为说明了伊玛目的主张。贝赫巴哈尼称他们接受伊玛目的指导，并将之传承下去，法学家的共识必须建基于他们的示例，使它不存在受到质疑的余地。

阿格勒
什叶派采纳的法律诠释方法叫“代利勒阿格勒”（理性指导），可能是源自强调人文推理分辨好坏利害的神学学派穆尔太齐赖派。阿格勒的普遍定义是指基于三段演绎的推论，比逊尼派采纳的格雅斯（类比推论）更严谨。它在什叶派的早期较具争议性，8至9世纪的什叶派学者认定伊玛目在法律知识方面的权威，并认为其远超人文推理固有的不确定性。什叶派法学家穆罕默德·里达·穆扎法尔表示，早期的许多什叶派学者不把阿格勒视作法源，即使有所提及，在与《古兰经》和圣训放在一起说明的时候也以一种不相称的口吻来形容它。
随著时代的变迁，什叶派法学家意识到单凭历史记载不足以宏扬法律，因此引入阿格勒作为第四个法源，正名伊智提哈德。希里大大提高了阿格勒在法理上的地位，他认为阿格勒不仅是一种诠释的手法，它还可以独立辨识伊斯兰教法的规律，可在时势的转变之下用于引申出新的法律。对法律决定的背景探究可推论特定法律的原理，或可予以修订应用。穆罕默德·贾玛鲁丁·马基·阿米利是第一位撰写文章讲述伊斯兰教法法理的什叶派学者，谈及了法学家可用于衍生法律的规则，可应用于大量个案，对在新案当中得出新例尤其有用，又能为现行法例提供指引和标准。它并非直接引用《古兰经》经文或圣训典故，而是从中提取当中隐含的法理，大多侧重法律的目的和动机，而不是法律细节。
穆赫辛·卡迪瓦尔、艾哈迈德·加贝尔等主张改革什叶派的现代学者亦强调有需要理智地重新诠释伊斯兰教法，因为即使难以判断通过论证而得出的决定可以确切反映真主意志，这种做法也可以推翻那些无法确信能反映真主意志的圣训所示的表意。黎巴嫩法学家穆罕默德·贾瓦德·马格尼耶（阿拉伯语：محمدجواد مغنیّة，罗马化：Muhammad Jawad Mughniyya）认为阿格勒可体现伊斯兰教是现代优越宗教的重要一环，又重申了什叶派神学家有关宗教与理性的立场，即“宗教证明了已发现的所有理性，理性不否定宗教的任何主张”。据他所说，宗教与理性各有所辖，宗教启示人性与公义，理性则揭示世间的法则和事实，两者相互补充，宗教真缔可通过两者来了解。

文化习俗
什叶派的礼教强调崇拜第一代伊玛目阿里、随后的其他伊玛目及圣裔。什叶派穆斯林对他们历久不衰的爱戴、虔敬及服从被称为维拉亚，他们认为这是穆斯林获得救赎的关键，没有这个意义就不是真正的崇拜。比起逊尼派奉行的五功，即穆斯林要遵行的五项准则，一些什叶派教派提倡穆斯林奉行七功。除了共有的礼拜、天课、斋戒及朝觐，他们加上了吉哈德及塔哈拉（净礼），又以维拉亚取代逊尼派的清真言，并把维拉亚视为是其他支柱的基础。
侯赛因的牺牲对什叶派的礼教有深远的影响。什叶派穆斯林会在每年的穆哈兰姆月（伊斯兰历的1月）10日举办名为塔兹耶的宗教戏剧，鼓励穆斯林仿效侯赛因迎难而上，亦在日常生活上奉侯赛因为模楷。什叶派又会庆祝穆罕默德布道周年纪念日及阿舒拉节，前者庆祝确立阿里成为穆罕默德的正式继承人，后者则悼念侯赛因殉教。

与逊尼派的每天五拜不同，什叶派把早上的两次礼拜及晚上的两次礼拜都合并为一次，故什叶派穆斯林只需每天三拜。此外，他们的礼拜亦有独特的姿势，会把双手交叉放在身体的两侧。“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是穆斯林宣示信仰的清真言，什叶派会再加上一句“阿里是真主所喜悦的”。大部分什叶派穆斯林相对地不那么重视到麦加朝觐，他们会到访什叶派的圣地，这些圣地有供奉伊玛目圣裔的圣陵。

婚姻
虽然逊尼派主张先知穆罕默德废除了在伊斯兰教早期存在的私密临时婚姻，但什叶派引用《古兰经》所述“既决定聘仪之后，你们双方同意的事，对于你们是毫无罪过的”，不同意这种婚姻遭到废止。什叶派穆斯林男子可与穆斯林、基督徒或祅教妇女缔结临时婚姻，对象不能是信奉其他宗教信仰的妇女。穆斯林女子则不得与穆斯林以外的男子缔结临时婚姻。可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伊斯玛仪派与逊尼派一样认为穆罕默德禁止了这种婚姻。
合法的临时婚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列明夫妇双方一起生活的期限，其二是列明聘礼。没有列明聘礼的临时婚姻合同是无效，但如果列明了聘礼而没有说明婚姻的期限，婚姻便失去了“临时”的性质，可转变成终身婚姻。临时婚姻没有离婚机制，到期便会自动终止，但丈夫可提出向妻子赔偿换取提前结束婚姻。当临时婚姻圆满结束时，妻子可获得全部聘礼。缔结临时婚姻的夫妻并没有彼此的遗产继承权，但他们所出的子女依然被视为婚生子女，有权继承父母的遗产。
在什叶派教士统治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临时婚姻被倡导成一种可压抑性欲的合法手段，避免人们做出有害的滋扰行为，是伊朗民法列载的一种婚姻方式。伊拉克有许多什叶派妇女接受临时婚姻。在2006年前的卡尔巴拉、纳杰夫及巴士拉，每天都有大约300宗临时婚姻。一些在外工作和上学的人会采用这种婚姻方式，有年轻人亦会缔结临时婚姻，规避被指控建立非法关系和通奸。

胡姆斯
在伊斯兰教里，胡姆斯是指穆斯林把战利品的五分之一献给穆罕默德及他的家人，随后被解读成伊斯兰教的利得税。什叶派认为胡姆斯适用于所有收入、得益及每年年终的剩余财富。征收得来的胡姆斯有一半用于宗教用途，如神学院和其他宗教事务，另一半则献给有需要的穆罕默德后裔。什叶派教士阿布·卡西姆·霍伊称赛义德（侯赛因和哈桑的后裔）应得一部分，这个部分可给予贫困的赛义德、孤儿和遇到困难的旅客，另一部分属于伊玛目，在现今伊玛目隐遁的时代则应给予穆智台希德。胡姆斯的资金运用必须要接受什叶派宗教领导的监管，以确保它的使用切合马赫迪的心意。
批准征收胡姆斯的大部分圣训都来自第九代及第十代伊玛目贾瓦德和纳基，在先知时代及伊斯兰教初期却未见记载。什叶派神学家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解释称，“可能是后来的伊玛目发现了天课（对富有的穆斯林征收的一种课税）的变质，被用作支持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身上，维持著他们富足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想出了一个新方法应用于所有形式的财富”。

艺术、建筑及音乐
什叶派穆斯林在多年来创作出不少艺术和建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在什叶派当权的时期，特别是10世纪北非、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和伊朗、伊拉克的白益王朝。尽管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但人像图画却是表达伊斯兰艺术的主要形式。什叶派对图像的运用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往往都描绘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阿里的日常生活及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役的牺牲。如今这些图像可经电脑以修改、改变、增减、变色等方式处理，亦可制作成电影和动画，至于艺术图像上的伊玛目应否蒙面则存有分歧。

法蒂玛王朝大力支持艺术发展，结合了多元文化，其一大特色是对生物形象自由和真实的描绘，例如刻划了动物和鸟类的木雕和虹彩陶器。法蒂玛王朝的清真寺保留了多柱式结构，庭院的柱子有拱廊支撑。白益王朝深受早期的波斯文化影响，其治下的伊斯法罕和设拉子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伊玛目巴拉是什叶派宗教建筑的特色，提供空间给什叶派穆斯林悼念侯赛因，又可容纳一些用于宗教仪式的便携器物。
不论是歌唱还是器乐演奏，什叶派都认为是违反教律。可是，有一些学者却允许甚至建议在礼拜期间播放音乐，另一些则认为只禁止联同其他被禁止的行为一起采用。什叶派神学家米尔扎·里达·库里·沙里亚特-桑格拉吉认为伊斯兰教禁止扰乱人心、使人手舞足蹈的音乐，指其无异于影响身心的酒水，但允许合理使用音乐，例如婚礼和战时。

派别
伊斯兰教早期的历史里曾经有众多什叶派派系，随著伊玛目的逝世和被杀，追随他们的信众分门结党。一些人声称他们所追随那位已去世的伊玛目是最后一位伊玛目，他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隐遁起来，他们要等待他的重临；一些人则奉其子为下一代伊玛目；另一些却转而追从哈希姆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并奉他为伊玛目。
什叶派发展成三个主要派系，分别是十二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及宰德派，他们的分歧在于穆罕默德逝世后继承的伊玛目数量。另外，什叶派亦有其他教派，如法蒂叶派、凯桑尼派、沃吉菲叶派等。神学家艾什尔里把当时的什叶派分为三派，分别是极端派、拒绝派及宰德派。学者阿布·曼苏尔·巴格迪达及舍赫拉斯塔尼则把什叶派分为宰德派、凯桑尼派、伊玛目派及极端派。他们又列出了什叶派各派的支派，但数量和名称都有差异。

十二伊玛目派
十二伊玛目派是什叶派最大的教派，超过85%的什叶派穆斯林都属于此派，因此往往被认为与什叶派本身同义。他们相信自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历经十二位伊玛目，最后一位伊玛目马赫迪仍然隐遁在世，直至真主认为穆斯林已准备就绪迎接审判日。十二伊玛目派被认为是温和派，认定阿里后裔的特定世系传承伊玛目之位。继阿里后，他们承认他的两个儿子哈桑和侯赛因，接著追踪侯赛因的后裔。直至第六代伊玛目萨迪克逝世后，他们承认其子穆萨·卡齐姆为第七代伊玛目，并在第十一代伊玛目哈桑·阿斯卡里逝世后又承认其子穆罕默德·马赫迪，他们认为马赫迪在同时隐遁。
十二伊玛目派在萨非王朝时期的伊朗得以传播，该派的法学家支持萨非王朝，以换取自身的权力，又在伊玛目隐遁的情况下挪用属于伊玛目的权利，例如收取宗教税项和领祷主麻日。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领导社群的十二伊玛目派法学家行使许多伊玛目的权力，穆斯林要遵从马尔贾（十二伊玛目派神职人员）的裁决。马尔贾又能控制财政，在公共事务上有很大的话语权。除了神授的伊玛目教义，20世纪初的西方学者认为十二伊玛目派的神学来自穆尔太齐赖派。

伊斯玛仪派
伊斯玛仪派又称七伊玛目派。与十二伊玛目派不同，伊斯玛仪派奉萨迪克的另一位儿子伊斯玛仪·本·贾法尔为第七代伊玛目。在历史上，法蒂玛王朝及卡尔马特派都信奉伊斯玛仪派。随后，伊斯玛仪派进一步传播至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地区及非洲、欧洲和北美洲，分布在超过25个国家。大部分伊斯玛仪派穆斯林都属于分支尼扎里派，穆斯塔利耶派、阿拉维派也是伊斯玛仪派的分支，也包括受其启发的独立宗教德鲁兹。

阿迦汗是尼扎里派伊玛目的头衔，伊朗卡扎尔王朝沙阿法特赫-阿里沙阿奉第46代尼扎里派伊玛目哈桑·阿里-沙阿为阿迦汗一世，其后一直保留著这个世袭称衔。在1957年，卡里姆·侯赛因继位成为阿迦汗四世。尼扎里派是什叶派当中唯一一个伊玛目在世的教派，该派认为应由穆斯坦绥尔一世的长子尼扎里·伊本·穆斯坦绥尔承袭成为第19代伊玛目，但穆斯塔利耶派则认为伊玛目应由次子穆斯塔利承继，他们相信穆斯塔利耶派的最后一代伊玛目已隐遁。阿拉维派则被大多数穆斯林视为独立教派，但他们自视为伊斯玛仪派分支，阿拉维派把阿里视为“真主的化身”。

宰德派
宰德派又名五伊玛目派，源自侯赛因的孙儿宰德·本·阿里在库法起兵抵抗倭马亚王朝，他最终在740年兵败被杀。宰德派认为宰德是第五代伊玛目，而非其他教派认为的巴基尔。他们认为伊玛目就是阿里与法蒂玛的后裔，哈桑与侯赛因的后裔并无分别，不认为伊玛目有严格的继承顺位。宰德派相信，伊玛目必须具管治能力，因此拒绝相信“隐遁伊玛目”，因为这样的一位伊玛目只是一位小孩，不适合担当伊斯兰教的领导人。在宰德派的眼里，伊玛目只是世俗领导人，而不是神授领导人，他们接纳阿布·巴克尔、欧麦尔、奥斯曼是正统哈里发，是什叶派教派当中理念与逊尼派最接近的一支。
在10世纪前，宰德派采纳了穆尔太齐赖派的所有信条，包括冥顽不灵的罪人无条件地会在审判日接受惩罚，十二伊玛目派及伊斯玛仪派都不同意，因为他们认为伊玛目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替穆斯林求情。宰德派早期的法学仰赖宰德自身及其他阿里后裔的权威解读，又认可圣裔的共识，他们在后来以一些宰德派伊玛目的指导为基础发展出自己的法学。宰德派穆斯林主要分布在里海地区、伊朗北部及也门。

苏非主义
苏非主义常被定义为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苏非派穆斯林清修苦行，投入大量时间诵读《古兰经》和礼拜，履行肃穆的生活方式。什叶派和逊尼派皆有奉行苏非主义的穆斯林，它并非独立于两派以外的第三教派，而是存在于两派里的一种冥想修行和崇拜真主的习俗。什叶派自视是苏非主义的源头，研究伊斯兰教的亨利·柯宾把它追溯到什叶派早期的隐密文化，认为苏非主义的思想在早期受到什叶派的影响。
苏非主义和什叶派共同相信瓦拉亚（赋权给某人来管治）的信条。什叶派相信伊玛目是真主之友，苏非派则称他们崇拜的圣人为伊玛目。与什叶派伊玛目一样，苏非派圣人享有特殊地位，他们认为苏非派圣人掌握了隐秘的知识和更靠近真主，又同样相信《古兰经》和圣训含有隐义。什叶派学者海达尔·阿姆利可被视为是调和什叶派与苏非主义的先锋，他提出了大胆的理论，称“真正的苏非派穆斯林”就是“真正的什叶派”。

苏非派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组织严密的苏非教团，什叶派苏非教团有萨法维耶教团、尼玛图拉黑教团等。拜克塔什教团虽然自称是逊尼派，但信仰习俗却与什叶派雷同。这些教团在萨非王朝时代大行其道，并以当时的第八代伊玛目阿里·里达为中心。后来的卡扎尔王朝沙阿穆罕默德沙阿及其大维齐尔（宰相）哈吉·米扎尔·阿加吉也受到苏非派的影响，此后的什叶派苏非教团得以存续至今。

极端派
极端派（音译“Ghulat”，意为“夸张者”）是指一些神化阿里的什叶派教派，据指是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一些最亲近的门徒根据他私下指导的学说后创立，萨迪克谴责公开传播这些学说的人。什叶派认为中世纪的波斯炼金术士贾比尔是该派的穆斯林，他对贾法尔·萨迪克及自身的神化被认为是早期的极端派信众。《书中之母》是最早记载极端派思想的文本，叙述了把穆罕默德、阿里、法蒂玛、哈桑及侯赛因神化的学说。正如研究伊斯兰教学者的海因茨·哈尔姆所言，极端派的神话随著什叶派教义的发展一直“如形随影”。
许多极端派的思想都被融进主流什叶派教派，包括伊斯玛仪派及十二伊玛目派。马赫迪主义（相信第十二代伊玛目会重临世间）、隐遁及太厄维勒（秘解《古兰经》）似乎也源于极端派，但极端派的一些思想却与主流伊斯兰教信仰相冲。某些极端派拒绝相信《古兰经》叙述的天堂与火狱，以相似印度教及德鲁兹教的转世论取而代之。现代仅存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努赛里派）属于极端派 ，而沙巴克人、艾赫勒哈格人等群体也受其影响。

人口分布
什叶派穆斯林在全球穆斯林当中的比例略高于10%，相当于2亿人，在伊朗最为集中，占什叶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伊拉克和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亦占多数，什叶派少数族群可在沙特阿拉伯东部、叙利亚、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印度、孟加拉找到。在宗教多元化的黎巴嫩，据说什叶派是多数穆斯林的教派。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09年对全球穆斯林人口的勘察，有超过100000名什叶派穆斯林的国家有23个，结合其他来源，数据详列如下：

一些什叶派穆斯林为了保留信仰本质和避免遭到敌视而掩饰身分，难以确认他们在一些国家的实际数字。在1996年，马来西亚的国家教令委员会颁布教令，实质上禁止什叶派的宗教习俗，大部分马来西亚什叶派穆斯林于是诉诸塔基亚，避免到国立的清真寺礼拜。即使马来西亚据报有约25万什叶派穆斯林，但政府估计国内只有1500名十二伊玛目派穆斯林。
在欧洲，什叶派穆斯林占穆斯林总人口约10—15%，最早源自19世纪的什叶派穆斯林移民，其中这个比例在德国占7.1%。20世纪中叶，移居至欧洲的什叶派穆斯林多是学生、移民及难民，例如1970年代来自乌干达、伊拉克、伊朗及阿富汗的什叶派穆斯林掀起的英国留学潮，土耳其的阿拉维派劳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的难民涌向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等地。美国伊斯兰教学者简·伊德尔曼·史密斯称，在美国穆斯林社群里，同属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及伊斯玛仪派占五分之一。加拿大的什叶派人口增长迅速，在1996年录得132000人，比25年前多五倍。
伊朗是现时唯一一个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12条列明“伊朗的官方宗教是伊斯兰教及十二伊玛目派贾法里学派思想，此条应保留永恒不变”。促成黎巴嫩立国的国家契约承认什叶派，订明黎巴嫩议会议长一职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在沙地阿拉伯，即使什叶派受到不同方式的歧视和限制，但他们获准保留他们的家事法庭，什叶派穆斯林的家事可根据贾法里派的法律处理。

注脚
参考文献
网络来源

书目

参见
什叶派伊玛目列表
逊尼派
萨哈巴
瓦哈比派
礼拜 (伊斯兰教)
什叶派宗教学者等级
若废子
净礼
什叶派新月带
阿舒拉节

外部连结
Roshd Islamic - Shia Websit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辞海

《辞海》是一套兼收语言条目和百科条目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外界认为其编纂过程专业与严谨，而且知识性和准确性较高，辞海也被视为中国权威的工具书之一。最早由私营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于1915年发起，首任主编舒新城，1936年正式出版了两大册。1957年适逢反右运动之时，毛泽东做出修订《辞海》的决定。历经文化大革命出版修订工作有停顿。此书历经南京迁到杭州及国共内战而有不同版本的发展。目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编纂出版，在台湾也有台湾中华书局出版正体中文版。另有以此书为基础扩展而成的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

内容体例
《辞海》以词汇为主体内容。辞海除收录常见词汇外，还收录了丰富的专业词汇，涉及哲学、历史、医学、法学、化学、宗教、数学等众多学科和领域，因而成为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性辞典。
《辞海》采用以字带词的体例，因而又兼具字典、词典功能。

编写历史
1915年，中华书局的主持人陆费逵启动《辞海》计画，采“海纳百川”之意，与同为商务印书馆的《辞源》竞争。1928年专聘舒新城担任主编。隔年，辞海编辑室从南京迁到杭州。
1936年，第一版正式出版。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决定对老《辞海》进行修订。隔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之后组织了约5,000名专家参与编写工作。
1961年至1962年初，《辞海》试行本出版。
1965年，“未定稿本”完成。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修订工作被迫停止。文革后继续进行修订，到1979年正式完成了第一次重大修订。
1978年1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改称上海辞书出版社，现承担《辞海》、《大辞海》、《汉语大词典》等书籍出版工程。
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非营利性事业单位辞海编纂处成立，主要承担《辞海》《大辞海》编纂与修订工作。
位于台湾的中华书局则由雷飞鸿主编了新编《辞海》，台湾版最近的是2000年的第十版。

相关评论
《中国图书评论》曾指出第二版的《辞海》因在阶级斗争时代出版，许多释文仍偏向左派。
陈守礼评论1999年版《辞海》有关胡适及相关涉及戡乱条例、戡乱等词条犯有政治性错误。
学者李寿星评论第六版《辞海》，虽在执行法定计量单位方面，较先前版本有所改进，但仍存有不少问题，而其中多数是老问题，“希望《辞海》闻过即改，真正成为‘标准书’”。

版本
辞海
1936年版：分上下两册，主编为舒新城,沈颐,徐元诰,张相。其后重印多次，如中华书局1981年1月重印本。
1947年版：单卷本，香港中华书局在1983年有重印。ISBN 978-962-231-005-6
1961年版：试行本，1961年至1962年初出版。按学科体系分为16册。
1965年版：“未定稿本”，内部发行。分为上下两册。
197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主体为三卷本，并以26个分册覆盖专门学科。1980年出版缩印本。1983年出版增补本收录新增词语和百科内容。主编为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
1979年版：收录单字14,872个,词目91,706条，插图3,000余幅。所收单字按部首笔画排序。
1989年版：同1979年版，并增加百科词目分类索引一册。
1989年版：收录单字16,534个，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103,000多条；全书1,600万余字。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表》及四角号码索引、词目外文索引。
1989年版：所收词语更加侧重于百科词语。
1999年版：有多个版别，新增彩图本和音序本，并于2003年推出了珍藏本系列。主编为夏征农。
所有版本的文字内容一致，区别在于图片配置和词条编排上：彩图本用彩色图片，其他使用黑白单线白描图；音序本在《辞海》历史上首次按照拼音音序来编排词条正文。
1999年版：收录单字19,485个（含繁体字和异体字），其中17,674个列为字头。字头及独立词目122,835条；全书篇幅为1,983万字。
普及本：3卷。
缩印本：1卷。
彩图本：5卷（含附录索引卷）。
彩图珍藏本：共9卷，装入三个函套。全彩色印制，附主编夏征农签名的金箔纪念卡。
彩图缩印本（音序）：共5卷。
普及本（音序）：共4卷。
缩印本（音序）：1卷，2002年出版。收录单字字头17,523个，附繁体字和异体字6129个，字头及词目105,400条，篇幅1,882万字。
缩印珍藏本（音序）：共4卷。2003年出版，共计1708万字，黑白线条图3,600余幅。
2009年版：9月21日出版；由夏征农、陈至立担任主编。总字数约2,200万字，比1999年第五版增加约10%；总条目近12.7万条，比第五版增8%；其中新增1万多条并删去约7,000条，改动幅度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除了新增条目，在原有条目中也进行了许多更新。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事物。 突破《辞海》只收古代汉语的惯例，增收5,000条常用的现代汉语。如果按义项计，则增收了20,000个义项。汉字字形、注音、异形词规范、数字用法、量和单位、科技名词等均按中国国家统一规定处理。
彩图本：国际标准大16开（A4）五卷本（正文四卷、附录索引一卷）。按拼音编排而成。书中有彩图近18,000余幅（比1999年版调整图片量近2,000幅，实际新增500多幅）。
2020年版：从2015年开始编写，2020年8月出版，9月上市。同年《辞海》首次发行网络版。

台湾中华书局版
和中华民国政府一起迁移到台湾的中华书局（台湾中华书局）也在1956年发行《辞海》上下2册，台湾中华书局辞海编集委员会在1996年出版《辞海 最新增订本》（8版）。

大辞海
《大辞海》的篇幅为《辞海》的2.5倍，全书约5,000万字。共有38个分卷。收录词目28万条，图片8,000幅。不仅充分反映中国各个领域的历史、现状和知识，同时还介绍世界各国的知识和信息，展现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面貌，是中国学科名词、术语、概念等方面知识的集大成者。
《大辞海》先后被列入“十五”、“十一五”与“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于2007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资助，2009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16年9月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组织对《大辞海》进行验收，验收小组给予该项目“优秀（91分）”的评价。

社会影响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文件《香港公司名称注册指引》中，要求公司中文名称所用文字必须可在《康熙字典》或《辞海》及 ISO 10646 国际编码标准内找到。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外部链接
辞海
辞海历版数据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大辞海（在线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上海辞书出版社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辞海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辞海(合订本)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辞海精神

参见

《辞源》
《中华大字典》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中国大百科全书》


菲律宾地理

菲律宾是位于东南亚的一个岛国，地处北纬4°35′～21°8′，东经116°55′～126°37′之间，北隔巴士海峡与台湾岛相望，西临南海与中南半岛相望，南接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海，东临太平洋。
菲律宾由7100多个岛屿组成，其中已命名的岛屿有2773个，其中吕宋岛（第一大岛）、巴拉望岛（第五大岛）、民都洛岛、马斯巴特岛、班乃岛、内革罗岛（第四大岛）、宿雾岛、薄荷岛、雷伊泰岛、萨马岛（第三大岛）、民答那峨岛（第二大岛）等11个主要岛屿占总面积的96%。菲律宾群岛地形复杂，地貌形态多样。位于民答那峨岛的阿波火山，海拔2954米，为全国最高点。而菲律宾群岛以东的菲律宾海沟最深处达10,540米。菲律宾海岸线曲折，总长18,533公里，多天然良港。
菲律宾以东是台风发源地之一，每年七月到九月台风路线多经吕宋岛。十月到十二月台风路线南移，有时也在民答那峨岛北部登陆。
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多地震和火山活动。菲律宾全境有火山五十多座，其中活火山十一座。著名的活火山包括马荣火山、皮纳图博火山、塔阿尔火山等。
菲律宾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终年有雨，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约2000-3000毫米，东部降水量较多。菲律宾全年平均气温为27.6℃。最高平均温度为33～39℃，最低平均温度为16.7～20.9℃。除高山地区外，其余地区常年温差很小。

河流
菲律宾的河流按流域面积算，分别是：

Cagayan，卡加延河，流域面积为2.73万平方公里。占该国面积9.1%。
Mindanao，棉兰老河，流域面积为2.32万平方公里。
Agusan，阿古桑河，流域面积为1.09万平方公里。
Pampanga，邦板牙河，流域面积为0.98万平方公里。
Pansipit-Taal，潘斯比特河-塔阿尔湖，流域面积为0.84万平方公里。
Agno，阿格诺河，流域面积为0.6万平方公里。
Abra，阿布拉河，流域面积为0.51万平方公里。
Marikina-Laguna，马里基纳河-拉古纳湾，流域面积为0.44万平方公里。
Bicol，比科尔河，流域面积为0.38万平方公里。
Abulog，阿布卢河，流域面积为0.34万平方公里。

参考资料
了解菲律宾
新华网


专利流氓

专利流氓又称专利蟑螂（英语：Patent Troll），用于形容一些积极发动专利侵权诉讼以获取赔偿，却从没生产其专利产品的个人或公司。至2008年为止美国是全世界专利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专利诉讼案件超过2400件。而根据美国Patent Freedom调查指出，至2010年4月1日为止，美国有超过325家专利流氓公司，领域大都涉及半导体、软件应用等。

特征
恶质的专利流氓有以下特征：

自己不生产产品
在明知胜算不高的情形下，仍提出专利诉讼或以提出专利诉讼为威胁，并利用被告不愿花费高额诉讼费用的心态，迫使被告付钱和解

成因
专利的本意是要刺激知识产业发展，使其他企业创作更创新的设计。
但很多时候，申请专利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制作相关的产品，而是为了防止别人使用类似的技术制作相关的产品。例如，制作某产品的方法有很多种，而某公司却把这些方法全部申请专利，然后只用其中一种方法制作相关产品，其他企业变相无法用任何一种方法来制作他们的产品。
专利流氓成因主要是专利机制上的漏洞，例如一些内容与已有专利相似或重复的专利，或用字空泛却仍被通过申请的专利，与及已经提交但数量过于庞大而迟迟未能审核的专利申请等等。
根据2004年的数据显示，一件典型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件在诉讼开始前已经需要花费一百万美元或以上，而即使胜诉亦需要花上二百五十万美元或更多。
专利流氓收购专利的主要目的是要以侵犯专利的名义起诉其他科技公司。加上法庭的裁决难以预测与及其巨大的成本及风险导致受害公司皆倾向赔款了事，亦是助长专利流氓的原因之一。

例子
1995年，Pitney Bowes以1982年申请的一项专利7项“权利要求”中的前3件控告惠普公司侵权。2001年6月4日，双方取得和解，惠普公司向原告支付4亿美元。Pitney Bowes继续以此项专利控告Apple、松下电子、三星等八家电子厂。
2001年，Techsearch公司及其律师Raymond Niro发起了一场针对英特尔的专利诉讼，当时英特尔副法务长Peter Detkin用这个名词来形容Techsearch公司及Raymond Niro。Detkin亦曾使用“专利勒索”（patent extortionist）来形容那些起诉Intel专利侵权的家伙。
2006年，加拿大黑莓手机制造商RIM公司和加州的专利流氓NTP, Inc.结束了长达六年的诉讼并达成和解，黑莓付出了6.125亿美元。
2015年，Louis Vuitton控告相关一间发型屋的一张凳及洗头椅的啡色格子图案侵犯其专利。其后有人提出质疑，遭欧盟普通法院取消注册专利，原因是该设计过于平凡，不承认是由任何一个品牌原创设计的。
Google法务长David Drummond曾提到，一支智慧型手机最多有可能收到25万种专利提告。
苹果公司自推出iPhone起就申请无数的专利，导致要经常跟自己的竞争对手（例如三星）打专利官司。其专利一般都涉及一些一般人都能想到的功能，例如滑动接听，页面回弹滚动等等。
汤玛斯·爱迪生的主要发明诞生在新泽西州的门洛帕克实验室。它是世上第一个设立以专门用于技术革新和改善现有技术为目的的机构。虽然许多雇员根据他们的专业方向开展研究工作，并取得辉煌的成果，但在法律上大多发明专利归爱迪生本人。
2022年，美国VideoLabs公司分别对脸书（Facebook）母公司Meta、迪士尼公司（Disney）、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亚马逊公司（Amazon）、有线付费电视频道Starz，及宏碁、华硕、微星科技和联想等公司提出申诉。

影响
滥用专利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无法生产自己创作的产品。这些专利会落入大公司手中，加剧大公司的垄断。以现时的专利，任何人都已经不可能在不侵犯任何专利的情况下生产针对消费者的产品（例如微软 Windows，其功能、外观已经侵犯了苹果 Mac 的很多项专利，之后双方达成和解）。专利法中的漏洞令某些公司能肆无忌惮地申请专利，不论其合理否。滥用专利的行为在某程度上扼杀了创新，对社会的进步造成负面影响。

参见
著作权蟑螂
商标蟑螂
滥诉

== 注释 ==


隼鸟号

隼鸟号（日语：はやぶさ Hayabusa ?，发射前代号为“第20号科学卫星MUSES-C”）是一个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开发的无人航天器，其任务目标是采集小行星25143（25143 Itokawa，另被命名为“丝川小行星”）的物质样本送回地球，其是MUSES（Mu Space Engineering Spacecraft，意即“Mu火箭发射的太空工程实验航天器”）系列的第三台航天器，附有一个名为“MINERVA”的可分离巡视器，其被搭载于M-V运载火箭上发射于2003年5月9日，之后在2005年9月12日抵达目标地丝川小行星，最后于2010年6月13日成功返回地球，样本仓坠落于澳大利亚伍麦拉地区，整个任务共历时7年1个月4天，是世界上首个成功在小行星表面采样返回的航天器。
隼鸟号在其整个任务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许多曲折，首先是在出发后第6个月碰到了X28级的太阳耀斑，导致其太阳能充电板损坏。之后其三个用于姿态控制的反作用轮中的两个都在抵达目的地前发生故障停转，而在抵达丝川小行星后，巡视器MINERVA也因释放时发生的意外没能登陆丝川小行星，从此流离太空。而在隼鸟号本体着陆在丝川小行星上采样时，它的采样装置也因故障没有正确工作，此外，因为着陆方式的问题，它的姿态控制系统部分受损，进而导致了推进剂泄露。最终使得隼鸟号进入了一段时间的失联与失控状态。在JAXA恢复与它的通信之后，他们改用喷射氙气推进剂的方式来控制姿态。在返程时，它的四台离子推进机中只剩两台还在正常工作，而在返程途中，这两台推进机又先后出现故障，JAXA最终设法将两台故障推进机的完好部分并和工作，才将隼鸟号带回地球。
虽然隼鸟号的采样装置没有正常工作，但其收集到了在其于丝川小行星着陆时扬起的尘土，JAXA最终在其中一个样品收集器中发现了约1500颗确认来自丝川小行星的岩石颗粒，对这些尘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这对理解星际物体的形成和演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
这项太空研究计画斥资两亿美元。

2010年6月13日22时51分，完成任务后返回地球的隼鸟号进入大气层，母船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化为灰烬；而装著装著小行星尘土样本的样品舱，则在距离地球两万公里远的地方脱离母船。样品舱降落在澳洲阿德雷德西北方的乌美拉沙漠中一个偏远的军事区内。
在穿越大气层的过程中，母船的燃烧以及小太空舱的摩擦，制造了相当金星和半个满月亮度的火流星。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已经确认太空舱著陆的位置，回收之后已密封运回日本进行进一步研究。
隼鸟号装有4部NEC研制的离子推进器，因为宇宙中没有空气阻力即使依靠小功率输出飞船提供持续的加速度，最终也能达到很高的飞行速度。隼鸟号只储藏60公斤燃料，推进效率极高。

任务目标
任务目标设计是“100分为满分但能有500分结果”的意义。2010年11月16日，日本正式发表在隼鸟带回地球的容器中发现了1500颗从小行星带回的微粒。这是人类首次从除月球之外的宇宙天体取回样本。

研究成果
2011年3月10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研究小组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月球与行星科学大会’上，首次对外公布隼鸟号带回的微粒的初步分析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微粒中存在橄榄石、斜长石等岩石的大型结晶；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岩石可能曾经历高温。同时，他们还发现，微粒与地球上发现的一种陨石特征一致，而且微粒受热后产生的气体不具备地球物质特征。此外，在对岩石的检测中未检出有机物、碳元素等与生命有关的物质。

各方反应
政治界
在隼鸟号回归之前，于日本政府主导的事业评鉴中，JAXA等科学界预算遭到大量删减，令隼鸟号的后继机隼鸟2号预算严重不足而导致计画停摆，在隼鸟号回归之后，民间开始出现“希望隼鸟号后继机的预算能够被保留”的声音，也在日本政界掀起一波检讨事业评鉴成果的声音。

商界
日本万代公司将于2011年6月24日发售“隼鸟号”24分之1大小的模型。模型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监制，售价24150日元，该模型亦是万代公司“成人超合金”系列的第三批产品。该模型主要材料是锌合金，可以再现展开太阳能电池板和放出样本采集容器等情景。

网路
由于隼鸟号是在各种几乎不可能的状况下回到地球，在日本最大的动画网站NICONICO动画上也掀起一波隼鸟号热潮，大量歌颂隼鸟号旅行的影片、歌曲因应而生。

电影及纪录片
“はやぶさ HAYABUSA BACK TO THE EARTH”：2009年4月1日于日本全国的天文馆上映，其后角川电影配给于2011年5月14日开始在日本全国的电影院上映。香港的香港太空馆也于2012年1月1日至6月30日间于何鸿燊天象厅上映此片。全编以电脑绘图制作。
“はやぶさ/HAYABUSA”：由二十世纪福斯电影制作与发行，于2011年10月1日在日本上映。2012年3月开始于美国十个主要城市上映。电影由堤幸彦监督、竹内结子主演。
“はやぶさ 遥かなる帰还”：由东映制作于2012年2月11日发行上映。由泷本智行监督、渡边谦主演。
“おかえり、はやぶさ”：松竹映画制作与发行，于2012年3月10日在日本上映之3D电影。由本木克英监督、金子ありさ编剧，藤原龙也主演。

后继机
隼鸟2号
设计上是与隼鸟号规格几乎相同的“准同型机”，根据目前释出的资料，与隼鸟号的不同点在于：

天线将从隼鸟号使用的旧型天线更换成与破晓号相同的平面天线。
携带自我构造弹，在小行星表面进行第一次采样后，释放弹头在小行星表面上制造坑洞，之后于坑洞内采集样本。
导致隼鸟号一连串故障的反作用轮增加一个备用。
2014年12月升空，目标为小行星龙宫。2019年2月，隼鸟2号在龙宫着陆，收集其表面样本。其回收仓于2020年12月着落至澳大利亚，隼鸟2号探测器将执行探索小行星1998 KY26的任务。

隼鸟号MKII
与欧洲太空总署合作的计画，比起隼鸟号更为大型，预定前往D型小行星。

参阅
小行星25143
隼鸟2号
太阳系探测器列表

参考资料
注释
外部链接

隼鸟号任务官方网页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英语：Xi'an Jiaotong University，缩写：XJTU），或简称交大、西交、西交大、西安交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的一所全日制公办大学。位于陕西省会西安市。西交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接管理，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大学。学校具有理工特色，并涵盖理、工、医、经、管、文、法等10个学科门类。。
西安交通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顶尖高校之一，是“C9高校联盟”成员之一，“双一流A类”和原“985工程”、原“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西安交大的前身是清末洋务派政治家、实业家和福利事业家盛宣怀于1896年创建的南洋公学，后曾易名南洋大学、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后期称为国立交通大学。1955年，由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并为积极支援西北地区教育建设，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整体迁往西安，是为交大西迁，1956年起交通大学按照国务院要求迁往西安。1957年因国家战略做了调整，由“整体西迁”调整为“主体西迁，两地办学”，设立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和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一个学校，统一领导”（1957年9月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批复》）。1959年交通大学分立，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原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任命为西安交通大学首任校长。

历史
初创与合并前（1896 - 1921年）
南洋公学由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创建于上海，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创办的大学。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后，曾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讨设立南洋公学。1896年10月，盛宣怀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并附《请设学堂片》奏请在上海设置南洋公学，提议由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提供经费。12月6日光绪帝谕令批准盛宣怀设立学堂。南洋公学隶属于招商局和电报局，校内设置了师范学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四院，盛宣怀首任督办。1905年改隶商部，更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7年改隶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辛亥革命后1911年到1912年间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划归继承清政府邮传部的中华民国交通部，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直至1921年与交通部下属的另外三校合并为交通大学。

合并为交通大学时期（1921 - 1949年）
1920年（民国9年）12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以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四校散居各地，不便管理。决定于1921年统一学制，统称交通大学，办事处设在北京，是为交通大学第一次合并。1922年5月，因北洋政府派系纠纷，叶被迫离职，交通大学存在不足一年即解体。
1922年交通大学解体后原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单独成立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后在1922年夏更名交通部南洋大学直至1927年。1927年8月更名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9月，沪、平、唐三校再次合并组成“交通大学”。本部为上海沪校，唐校为土木工程学院，平校为铁路管理学院。是为交通大学第二次合并。
对日抗战八年时期，交通大学沪校内迁到重庆，唐校和平校内迁到贵州遵义。1945年8月交通大学重庆总校返回上海。1946年国立交通大学从交通部划归教育部，教育部令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平、唐两院分别回迁，平校另独立为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与国立交通大学分离。同年12月，教育部下令停办轮机、航海两科。1947年5月约2800名学生曾驾火车赴南京请愿反对停办，是为交通大学的护校运动。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同年6月15日，接管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在1949年7月平、唐两校共同成立中国交通大学后，唐校也最终与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分离。1949年国共内战期间部分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台，1958年由在台校友倡议复校，即如今位于新竹市的国立交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交通大学的上海本部更名为交通大学，平校和唐校另合并成立中国交通大学，是为由沪平唐三地构成的交通大学第二次解体。

院系改革（1952年）
50年代初，当时的政府参照苏联专业化的教育模式进行拆分，实施院系改革。交通大学由具有相当规模的理、工、管的多学科大学被拆分成单一的工科大学。大量院系调出。其中理学院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学科被调到复旦大学；化学还支援成立了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全部被并入同济大学；管理学院的管理、会计、财务等系并入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部分支援成立了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纺织系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水利系由严恺带去成立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航空工程系调整到华东航空工程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机电中的电子部分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1955年又支持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机电还支持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此外还分出去支援了上海海运学院等许多学校。交通大学只是从外面调入了一些工科力量，但除了造船得到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支援得到加强外，其余并入的实力都不强。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结束后，交通大学成了一所纯工科大学，实力受到重创。

交大西迁（1955 - 1959年）
1955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同时也为支援西北教育建设，国务院决定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在1955年至1957年两个学年中分批迁往西安，是为交大西迁。1956年暑假开始，西安新校舍落成。1957年由于东南沿海形势缓和以及沿海工业建设需要，内迁工作做了调整。但此时超过70%的青年师生和大部份设施已经迁去西安，西安新校区开始接受新生，交通大学也就正式开始两地办学。由于上海和西安两地管理上非常不便，加上西安部分已经成为事实，回迁恢复已没有可能。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两部分独立建校，分别成立两所校务独立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交通大学两校分立，是继院系调整之后，实力再次遭到削弱；而两校分立，又为几十年后两校在校友资源，校史解读等问题的纠纷上埋下伏笔。
1957年时，西安动力学院整体并入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大时期（1959-）
1959年交通大学分立，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首批全国16所重点大学之一。“七五”，“八五”期间，西安交通大学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5所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1992年西安交通大学成为首批进入国家 “211工程”建设的7所大学之一， 1999年成为首批进入“985工程”的9所高校之一，2006年成为首批进入“111计划”的8所高校之一。
200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与西安交通大学实现合并。

历任校长
交通大学渊源
按目前交通大学校友总会章程中规定，交大校友会由五所交通大学之校友组成，除西安交通大学外，还包括与西安交大同源的上海交通大学，由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平邮电学校发展而来的北京交通大学，由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发展而来的西南交通大学，以及位于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前身为1958年在台湾复校的国立交通大学）。

文化传统
校训
交通大学校训曾有过多次变更，例如1909年（宣统元年）版本的“勤，俭，敬，信”，1925年版本的“和厚，肃静，勤奋，整洁”，1933年版本的“精勤，敦笃，果毅，忠恕”，再到1937年的“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此外校友陆定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题写过“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校训。2005年4月4日，西安交通大学决定启用1937年《交通大学一览》公布的校训。

校徽
西安交通大学之校徽图案中心为铁砧、铁锤，砧上置中西书籍若干册，表示工程教育工读并用之意；砧座有阿拉伯数码1896四字，表示原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创办之年份。砧外为齿轮，外框像车轮，皆寓工程与交通之意。
1925年4月8日校庆交通部南洋大学向师生和校友征集校徽，年底确定了将当时在校学生徐震池和杨恒的设计稿合二为一的样式，并于1926年1月23日校长凌鸿勋发布公告实行。

校歌
上半段校歌除“模楷”一词和部分标点符号外，与台湾的阳明交大现行校歌歌词一致。

校旗
现行西安交通大学校旗为蓝底，中部置有校徽及校名的旗帜。其中蓝色象征科学知识与海洋的深邃，白色象征光明。
南洋公学时期曾使用醒狮起搏大地图案的校旗。交通大学时期的校旗中间为校徽，两侧为三道水平横条，代表沪、平、唐三校，上方文字为“国立交通大学”。

校庆
1922年4月8日，交通部部长兼本校校长叶恭绰电令：“今日为交通大学成立纪念日，放假一天。”自此以后，每年4月8日成为交通大学法定的校庆纪念日。每逢4月8日，西安交大都会举行纪念校庆和迁校的活动。

校园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分为兴庆、雁塔、曲江、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四个校区，占地总面积约8000亩。其中兴庆校区为主校区，雁塔校区为财经医学校区，曲江校区为交大科技园。

兴庆校区位于西安市碑林区的东部，西安市中心钟楼东偏南方向约三公里，西安二环东南段内侧的中心市区内。校园形状四四方方，和西安市整体田字格式的街区形式保持一致。兴庆校区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传统校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交大西迁再到现在，交大的大部分院系、研究所和行政单位都位于这个校区。
雁塔校区位于西安市雁塔区、西安市中轴线南段西侧，比邻西安大雁塔，交大的医学部和经济与金融学院设在该校区。雁塔校区随陕西财经学院、西安医科大学于2000年并入交大而形成，临近商业区小寨，西安地铁二号线从其附近通过。。
曲江校区分布着西安交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和交大附中高中部，离兴庆校区不远，站在曲江校区的高地上可直接望见主校区行政楼。

历史遗迹
处在千年古都的西安交大校园少不了和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兴庆校区所处位置为唐长安城内的道政、常乐两里坊，北边的道政坊曾经是兴庆宫勤政务本楼的广场，是唐玄宗时期举行盛大庆祝和外事活动的场所，目前这里大致为西安交大教学区。南边常乐坊大致分布学校生活区，这里的遗迹繁多，最有名的当属白居易在长安城的住所，相国关播曾经的宅院“东亭”。白居易曾在此借相国种下的竹林写过一篇《养竹记》，如今镌刻在交大校内东亭遗址处新栽种的竹林中。校内东亭遗址东南处为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所称的蛤蟆陵所在处，曾出产长安三大名酒中的两种郎官清和阿婆清，现为交大东区温泉浴室。蛤蟆陵以南为唐高祖长女长沙公主和唐肃宗三女和政公主的住处。1963年交大宿舍施工时曾在此出土15件精美的金银器物。除此之外位于今天交大校址的遗迹还有西汉著名思想家董仲舒，北周隋唐“三朝国丈”独孤信，唐太宗贞观年间名将、吏部尚书侯君集，唐高宗宰相张行成，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等历史名人的故居、寺庙或陵寝的遗址，是西安地区考古遗迹最密集地区之一，可谓人杰地灵。

园林
兴庆校区东侧为唐长安城春明门遗址，西侧为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南面朝向唐长安城制高点乐游原，北面紧邻着唐朝三大宫殿群之一、唐玄宗时期政治中心兴庆宫的遗址。五十年代初，为配合交大西迁，兴庆宫遗址由当时的交大师生和西安市民共同改造成兴庆宫公园。今天的兴庆宫公园是西安市区最大的公园，园内碧波荡漾，杨柳依依，和西安交大校园内的苍松翠柏连成一片，成为厚重沉稳的西安市内一片绿意盎然的海洋。
交大西迁初期，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交大师生因为对西北的气候环境不适应，对西迁的质疑不断加强。对此当时的校长彭康特别重视校园的园林规划，特意从华东地区引进了一批树种和各种花卉，试图在黄土地上营造出和东部一样的校园环境。今天的校园内，常春藤爬满五十年代建成的教学楼，校园内东西花园大面积的牡丹、芍药、月季、樱花等不同品种的花卉不同时间竞相开放，特别是樱花东道和樱花西道不同品种的樱花。每逢初春，西安交大连同南边乐游原上的青龙寺，都会成为西安市民踏青赏樱的最佳去处。另外，迁校初在学校两旁种下的梧桐树，经过半个世纪，已经变成了学校东西梧桐大道旁参天的巨木，几千米长的梧桐道也成为了西安交大的标志。

建筑和景观
老教学主楼群
老教学主楼群修建于1956年到1958年，由当时的建筑工程部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担纲规划设计，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中心大楼为主体，教学楼及各系建筑分列两旁呈对称分布。中心大楼之前为学校行政楼，在新主楼群建成，各行政部门搬走后改为理学院和数学与统计学院的科研和办公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大屋顶被认为是是封建主义的象征，大廊柱被认为是是资本主义的象征，而简化后的苏联建筑造型才是“社会主义新风格”。因此，教学楼在设计上没有延续徐家汇老校区的复古主义，而是采用了更加简洁的“中苏风格”——灰砖墙和人字形红瓦坡顶。考虑到交大选址处本身的历史和文化遗存，设计师在整体规划时因循了中国古典建筑设计手法，总平面呈布局严谨的对称格局，北校门、中心教学楼和图书馆等重要建筑均沿南北中轴线布置。"建筑造型简洁明快，比例非常协调，韵律感很强。"当时首批西迁的教授们这样评价新建的教学楼。
目前，西安交通大学老教学楼被列为西安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在2000年后在保持西安交通大学老教学楼外立面的同时陆续对其进行了结构加固和内部配套设施的完善。

图书馆
西安交大图书馆北楼始建于1961年7月，共三层，建筑面积11200平方米，是和老教学主楼一并设计建设“中苏风格”建筑，风格朴实宏伟。和北楼相连的南楼建筑面积18000平方米，于1991年3月投入使用，地上13层，地下2层。设计上南楼保留了北楼的设计元素，外形呈金字塔形，被部分同学们戏称为“铁甲小宝”。图书馆南楼顶部有报时的大钟，报时音乐为“东方红”，2010年曾改为中国名曲“茉莉花”，后因国际形势变化改回“东方红”。1995年，图书馆经钱学森本人同意及中宣部批准改名钱学森图书馆，并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现今该图书馆拥有阅览座位3518席，累计藏书522.8万册（件），报刊10053种，现刊4089种。引进国内外电子资源252种；中外文全文电子期刊近28639种，电子图书107万册。15种百年以上历史的世界著名期刊。

新教学主楼群
由于五十年代修建的教学楼和行政楼逐渐无法满足学校的教学和办公需求，同时为迎接2006年的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和西迁50周年，新的教学主楼建设计划于2000年前后被提上日程，并于2006年校庆之前完全建成使用。被采用的主楼方案由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李子萍女士设计，获2004年中国建筑总公司优秀方案设计一等奖。
教学主楼群是校园南北中轴线上最后建设的项目，占地面积5300平方米，总高度107.45米。楼群由A至E五座组成，A至D座为多层讲堂，最多可容纳10800人，考虑到疏散方便高度均不超过24米。E座为高层科研办公用房，内部分层设置四个中庭，可供师生交流、休息，顶层的空中花园可远眺兴庆湖和终南山，但一般不开放。建筑风格上，新主楼摒弃个性张扬奇异而采用稳妥甚至“保守”的建筑形式，以保证校园文脉的延续和建筑的同一性。

其他建筑
思源学生活动中心
逸夫科学馆
东区食堂：康桥苑、梧桐苑
工程训练中心/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
逸夫外文楼
能源大厦
大学生文体中心
大学生创意艺术中心/艺术庭院

校园景观
北门
饮水思源碑
腾飞塔
东花园
西花园
四大发明广场
钱学森图书馆
梧桐道
樱花道
东亭
南草坪

管理和组织
师资力量
截至2013年8月底，西安交通大学教职工总数为5,569人，其中校本部教职工4,467人，附属医院3,173人。专任教师2,753人，教授、副教授1700余人。
在师资队伍中，目前学校教师队伍中有两院院士24人，国家教学名师6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50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4名，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及中青年专家16名，“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带头人19人，“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共46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234名，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535名。
目前学校生师比为1:14.22，高于国家规定的1：16，医学类生师比为1:8.87，高于国家规定的1：9。

在校学生
截至2014年9月，全校共有全日制在校生30682人,其中在校本科生15985人，在校硕士生9954人，在校博士生4743人。

院系设置
本科书院
从2006年开始，西安交大逐步开始尝试在本科生管理上采用书院制管理模式，以西迁后第一任校长命名的彭康书院成为交大第一个本科书院。书院制按照位置将全校的本科生宿舍划分成若干个书院，形成由不同学院专业本科生混合居住，分享设施，参与活动，接受管理和教育的社区单位，以期达到学术与生活分治，学生跨学科交流、人格养成、爱心与善意文化加深等目的。
目前西安交大有八个书院，每个书院约两三千人。本科生的辅导员、奖学金及奖项评定、文化活动组织等管理措施均建立在书院制的框架之上。学校以书院为单位对学生实施军训、新生入学教育、大学生活指导、学业规划、学习辅导、公民素养与礼仪培养、综合素质拓展、心理辅导与困难援助等一整套育人计划。 书院各有自己的学生会、书院社团等组织，有彭康之夜、文治达人、仲英冷餐会等各自的文化活动，有各自及书院间的足球、羽毛球赛等体育活动，有各自的阅览室、健身房、心理咨询室、舞台、服务器等基础设施，有各自的书院标识、院训和文化。

学术科研
全校有78 个本科专业，拥有27个一级学科、154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1个一级学科、242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学校有8个一级国家重点学科， 37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3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1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拥有工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和 MBA 、MPA 等九个专业学位点，22个博士后流动站，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专业或专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9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6个省级重点科研基地和3个省级文科重点研究基地。
学校设有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十五”以来，重大基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共主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6项，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军工973计划）项目1项，基础研究项目数和经费在全国高校位居前列。成果获奖成绩斐然，“十五”以来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21项。其中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奖7项，排名全国高校第二十二位；教育部科学技术奖60余项，其中一等奖5项；陕西省科学技术奖19项，其中一等奖8项。
近年来，学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2006年发表的SSCI论文位居全国高校第二十五。
机械学院的工业设计系是国际工业设计协会（ICSID）在中国大陆高校中最早的成员组织，在其委员会具有投票权。

排名声誉
在2013QS世界大学排名中西安交通大学在中国大陆高校中排名第十位，是排名最高的中国西部高校。在2013高等教育观察（HER）发布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西安交大排名第八位。在201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西安交大位居世界151-200位。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电气工程
机械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产业经济学
计算数学
生理学
固体力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核能科学与工程
法医学
外科学(泌尿外)

国家重点实验室
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电力设备电气绝缘国家重点实验室
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

其它国家级科研机构
精细功能电子材料与器件国家专业实验室
现代医学电子技术及仪器国家专业实验室
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筹建）
流体机械国家专业实验室
电子物理与器件国家专项实验室
海洋石油勘探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
能源局国家能源先进电网与装备可靠性及寿命评估技术重点实验室

校友
参考文献
参见
交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列表
211工程
985工程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国家重点学科

外部链接
官方网站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关多媒体资源：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详细的大学排名图表


金寨县

金寨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六安市下辖的一个县，地处大别山北麓，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处。2020年11月，入选“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区域总面积为3,918.96平方公里。

历史
金寨县得名于现已淹没于梅山水库之下的金家寨。金寨建于唐朝末年，最初名为金钗镇，后有金氏在金钗镇设立寨子并在此聚居，于是得名金家寨。南宋时，金兵南下，元人入侵，县内主要山寨多为军事要冲。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这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部分。1929年，境内爆发了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1932年9月，在第四次围剿中，国军卫立煌部进占金家寨，国民政府为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统治，划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部分边区，始设立煌县，以驻军将领卫立煌命名，嘉奖其平叛之功，治金家寨，属河南省。1933年改属安徽省。1938年安徽省省会安庆沦陷，安徽省政府迁至立煌县，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1947年9月上旬，刘邓大军三纵八旅攻克立煌县城，更名金寨县；后分设金东、金西两县，1949年合并为金寨县；1955年建梅山水库，金家寨被淹，县政府迁梅山镇；先后属六安专区、六安地区、六安市。

人口
根据金寨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县常住人口的情况公布如下：全县常住人口为496501人，与2010年金寨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514456人相比，减少17955人，下降3.49%，年均减少0.35%。

地理
金寨县地势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阶梯状下降。大别山由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境，群山起伏，河流纵横，千米以上山峰有116座，主峰天堂寨海拔1729.1米，最低处是白塔畈乡的灌口集，海拔59.5米。

中山区：海拔800米以上，分布在南部、西部，面积20万公顷，坡度多在30～50°之间，水力资源丰富；
低山丘陵区：海拔400～800米之间，分布在梅、响两大水库周围，面积15.98万公顷，坡度在25°左右，山间夹有较为开阔的谷地，接近盆地，河道高宽，水流渐缓，易于淤积；
岗丘平畈区：海拔500米以下，分布在北部，面积2.86万公顷。
境内史河上游建有大型水库梅山水库，淠河上游建有大型水库响洪甸水库。

行政区划
金寨县下辖13个镇、10个乡：
梅山镇、麻埠镇、青山镇、燕子河镇、天堂寨镇、古碑镇、吴家店镇、斑竹园镇、汤家汇镇、南溪镇、双河镇、白塔畈镇、流波䃥镇、油坊店乡、长岭乡、槐树湾乡、花石乡、沙河乡、桃岭乡、果子园乡、关庙乡、全军乡、铁冲乡和金寨经济开发区。

交通
209省道、210省道，北部临312国道
沪蓉高速公路，北部临沪陕高速公路
合武铁路，北部临宁西铁路

经济
资源
2011年探查发现金寨沙坪沟钼矿的钼储量约有220万吨以上，达到世界第二，潜在经济价值超6000亿。

景点
天堂寨：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被誉为“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
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为中国国家水利风景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寨革命旧址群。
立夏节起义总指挥部旧址—穿石庙
立夏节起义首发地—大王庙
红32师成立旧址—朱氏祠
豫东南道委、道苏和赤城县苏府旧址—接善寺
列宁小学旧址—周氏民居
赤城县赤色邮政局旧址—徐氏祠
鄂豫皖省委会议及红25军、红28军合编地—胡氏祠
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中共鄂豫皖区委会旧址、六安中心县委、六英霍暴动总指挥旧址。
马鬃岭自然保护区
八湾古民居

名人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金寨县人民政府


南宋

南宋（1127年6月12日－1279年3月19日）是宋朝的其中一个时期，与北宋合称“两宋”。北宋以开封被金人攻入及占领而结束，1127年6月12日，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逃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及后南渡重建宋室政权。因宋朝的五行德运为“火”，改元“建炎”意味著重建王朝的火德。
因长年以南方城市临安（今浙江杭州）等地为都城，史称南宋，以别于北宋。绍兴和议后，大部分时间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与金朝、西辽、大理国、西夏及13世纪初兴起的蒙古帝国以至元朝为并存政权，直至1279年亡于元朝，共152年。由于未能收复中原，南宋的统治范围被迫限于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与金国长期军事对峙，但是亦刺激了南宋发展经济、手工业、航运贸易、武器制造及科技。
值得一提的是，自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驾崩后，由其弟宋太宗以金匮之盟为由而即位，后北宋历代君主皆为太宗的后人，但宋高宗在建立南宋之后生育不顺，且因其在位后期，主战派势力高涨，国内臣民多要求高宗抗击金朝，使其认为自己的统治难以长久，遂在皇室中指定了宋太祖的一名后人为继承人，即宋孝宗赵昚（高宗退位为太上皇）。从孝宗皇帝即位开始，直到南宋灭亡为止，宋朝皇位继承权一直由宋太祖后代所拥有。

历史
靖康之难
金人领袖完颜阿骨打建国号大金。宋徽宗认为有机可乘，便派使者向金提出“联金灭辽”。宋攻燕京，但无功而返。金攻陷临潢府，辽亡。宋付上巨额赎款给金，以换取燕京等地。然而，在这次军事合作中，金看穿北宋的疲弱，借口北宋收容金叛将与辽遗臣，分兵南下，趋汴梁。钦宗即位，与金人和议，金人解兵北归。次年，即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南下，攻陷汴梁（京）（今开封），掳走两宗北去，史称“靖康之难”，北宋灭亡。
1127年，金朝从汴京撤军，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徽宗唯一免于被俘的儿子康王赵构拥兵在外，张邦昌无力抗衡，以孟太后之名，下诏立其为帝。靖康二年五月初一（1127年6月12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又称归德军，金称之为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宋高宗，即年改元建炎。当时宋朝仍控制河南、关中。高宗重用主战派，以李纲为相、宗泽镇守汴梁，曾多次大败金兵，令局面稍为稳定。但是，高宗没有对抗金朝的决心，罢免了李纲等人，亦屡次拒绝宗泽要他回汴梁主持大局的请求。不久高宗南逃扬州。燕人赵恭冒称高宗弟信王赵榛，聚兵五马山抗金，寻求高宗支持，高宗亦名为支持实予制约（曾在听闻其欲入京祭祖后，一反常态地表态要回京），导致其最终失败。宗泽亦忧愤而死。高宗派去接手河北的杜充更令河北义军全面崩溃。
建炎二年（1128年），金完颜宗弼又继续大举南侵，宋高宗南逃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以备日后建都。1129年，南宋发生废黜高宗、改立皇子魏国公赵旉为帝的苗刘兵变，旋即被平定。同年秋，完颜兀术继续挥军南下，高宗乘船出海避难。翌年春，金军回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精兵，堵塞五万金军在黄天荡四十八日，史称黄天荡之战。1130年秋，金专注进攻关中，金国又立刘豫为帝，国号齐（伪齐），用以加强对黄河以南地区之统治，直至1137年才撤除该国。
建炎三年（1129年）至绍兴八年（1138年），建康（今南京）是南宋的实际首都，但由于建康太邻近淮河，为免金人南侵迅即攻破，因此高宗大多待在临安（今杭州）。绍兴八年（1138年）正月，宋高宗离开建康，正式定都于临安；终南宋一朝，建康仍作为留都，而故都开封始终被南宋视为正统首都。
期间，绍兴七年（1137年）发生的淮西宋军投金的淮西兵变令南宋军心大挫，也令南宋抗金的姿态转向保守。

宋高宗由于害怕军人战胜回朝会专横、难以控制；而且亦担心钦宗被金人拥立挑战自己的皇统，所以在1138年任秦桧为相，向金求和。秦桧削去抗金将领韩世忠兵权，1138年宋金初次议和，南宋向金称臣，但取回包含开封府的河南、陕西之地，可说是外交一大胜利。
1140年，金朝撕毁协议，金兵分三路南侵，重占河南、陕西等地，宋军在许多抗金名将指挥下，取得辉煌战果。尤其是岳飞在郾城与金将完颜宗弼会战，力挫金兵，乘机进兵朱仙镇，收复了黄河以南一带，与开封只有四十五里。后来，高宗先召回北进诸军，再以十二面金牌下令岳飞班师回朝。后他察觉岳飞北伐之成效，再下诏命其暂停班师继续北伐，但为时已晚。1142年1月，宋高宗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了岳飞父子，完全收夺诸大将兵权。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宋高宗以向金朝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取双方停战偏安东南半壁江山。
比建国初期相比，稳定后的南宋不再控制河北、河南、山东、关中等地，疆域大幅缩水。
114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发动政变，自立为帝。经过12年的准备，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5月完颜亮南侵，企图灭宋。宰相陈康伯主导抗金大计，危难之际，要求高宗下诏亲征建康（今南京）。10月，宋将李宝率舟师以火攻全歼金水军于胶西陈家岛（或唐岛，又称陈家岛海战）。11月，宋中书舍人虞允文于采石（建康西三四十公里，今马鞍山）以建康守军败金兵，完颜亮移兵瓜洲（今江苏扬州），宋军刘琦、杨存中在镇江（建康东七八十公里）严密防守。完颜亮渡江失利，11月下旬，为部将所弑。南宋取胜。双方动员的兵力在70至80万。

自完颜亮南侵失败后，南宋北伐的声音高涨。宋高宗决定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孝宗，赵昚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次子秦王赵德芳的六世孙，自此宋朝的帝位经186年后由太宗的子孙转回到太祖的子孙的手上。
在1164年12月，张浚隆兴北伐失败后，签订《隆兴和议》（又名《乾道和议》），把原本向金称臣改为叔侄关系，金为叔，宋为侄，金改诏表为国书，岁贡改为岁币，减少贡献，割让秦州及商州，维持原疆界。绢贡献由25万减至20万，岁币减至20万银两。
宋孝宗起用虞允文、周必大等人，朝政较为安定。宋高宗虽然作为太上皇，但在幕后对宋孝宗施加压力反对北伐，促成和议，维持与金的和平局面。1187年，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的宋高宗去世，在守孝三年后，宋孝宗决定让位给皇子宋光宗赵惇，退位为太上皇。
权臣专权是终南宋一朝的特点，南宋自秦桧后，权臣一直在南宋发挥重要的角色，皇帝通过让权臣掌握一定的权力，同时籍权臣来控制武将，以掌握军权。
宋光宗即位后，由于体弱多病，而皇后李氏恃光宗生性懦弱，任何事要取决于她。光宗更赐李家家庙、追封及授与李家官爵。加上光宗在李氏的影响下，对孝宗的情况不闻不问，丧礼几乎无人主持。于是枢密使赵汝愚借光宗手谕“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八字，在高宗吴太后的外甥韩侂胄的联络下请吴太后出面宣布光宗退位。立光宗子嘉王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称为绍熙内禅。
宋宁宗信任韩侂胄，韩侂胄排挤赵汝愚等人专断朝政，而且又引发庆元党禁，排挤朱熹等人。在1206年，韩侂胄北伐，后来被金击退。在1208年，签订《嘉定和议》。两国改为伯侄关系，宋由贡献岁币及绢由20万增至30万，宋赔偿300万军费，献上韩侂胄首级。金放弃占领的大散关、濠州。
宋宁宗在史弥远协助下，诛杀韩侂胄，自此宋宁宗起用史弥远，史弥远在宁宗驾崩时因知晓皇子济国公竑（实为养子）对自己不满，矫诏拥立宋理宗，也因此更加掌握大权，理宗登基后将所有国家事物都交给史弥远，自己对政务几乎不过问，史弥远专政二十六年，南宋政治日渐腐败。但史弥远也支持李全等抗金势力。理宗亲政后，把政事交给丁大全处理，后来更信任贾似道，种下南宋灭亡的远因。
1214年七月，金已遭受蒙古打击，被逼由燕京迁都至开封，宋宁宗接纳真德秀奏议，决定从此罢金国岁币。1217年四月，为了扩大疆土以弥补被蒙古侵占的地域，金以宋不再纳岁币为名，出兵南侵，南宋则与蒙古协议联手击退金军。
1231年，蒙军欲借道宋境，绕道攻金后方，宋拒绝，蒙古拖雷强行通过。蒙军在1232年三峰山之战消灭金国主力部队，金国实际上已无力回天。十二月，宋理宗看到金灭亡在即，无屏蔽之用，就同意联合蒙古灭金，双方协议黄河以南归宋，以北土地归蒙古。1233年，金哀宗逃至蔡州。南宋再攻下金唐州等地。九月，哀宗向宋理宗说明“唇亡齿寒”之理，提议联手抗蒙，宋朝不许，继续伐金。1234年正月，金国蔡州被蒙宋联军攻陷，金哀宗自缢，金灭亡。南宋与蒙古接壤，在失去金国作为屏障后，却面临比金更强大的蒙古南下威胁。

衰亡
早在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军就入侵南宋之川陕四路所辖的汉中地区，以借道攻金。在端平二年（1235年）开始全面入侵宋，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9月和第三年两次分三道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并拥有优势水军，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渡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珙、余玠、赵葵、杜杲、曹友闻、张钰、向士璧、曹世雄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绕道吐蕃（1240年）、大理（1252年）而行。1239年宋军从蒙古手上收复襄阳等地。淳祐五年（1245年），蒙古军越过淮河南侵宋境。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攻战合州，7月在钓鱼城之战受宋军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南宋贾似道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贾似道回京后，无耻地隐瞒自己与蒙古割地议和一事，在其姐贾贵妃协助下，使理宗罢免宰相丁大全，任命贾似道执政。贾似道讨好边境守将，隐瞒割地议和一事，更拥立皇侄建安郡王继位，是为度宗，贾似道权势更盛。
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返回北方自立为汗之后，派遣使者郝经赴南宋与贾似道继续谈和，但是被贾扣押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下令攻打南宋重镇襄阳，是为襄樊之战。宋军利用汉水将资源源源不绝送入城内，才能坚守城池。守将吕文德及吕文焕坚守城池六年，贾似道派了范文虎及李庭芝援助，但两者之间不和。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大元帝国。咸淳八年（1272年），张顺、张贵两兄弟的义兵曾血战元军。咸淳九年（1273年），樊城失守，襄阳城破，宋军继续巷战，吕文焕最终投降，六年的襄阳保卫战结束。度宗在蒙古大军南侵的情况下，得病驾崩。
元军南侵过程中，宋人拼死抵抗，池州赵卯发，饶州唐震、江万里相继殉国，太皇太后谢氏遂下哀痛之诏，号召天下勤王，张世杰、文天祥、李芾率兵入援。
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1276年2月4日），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帝，南宋大势已去。但是，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改为行都福安府）拥立年幼的端宗，成立小朝廷，元军对端宗穷追不舍，迫使端宗不断南逃。端宗落水得病逝世，陆秀夫在吴川𥐻州（即今广东省湛江市硇洲岛）另立幼主，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最终在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1279年3月19日）的崖山海战中战败，陆秀夫彻底绝望，在安抚幼主之后，将国玺绑在幼主身上，背著他跳海自尽。而张世杰在厓山战败后本欲突围，却得知陆秀夫已背负幼主跳海自尽，自己也无力回天，最后因飓风翻船而溺死。自此南宋在南方长达152年的统治也正式结束，而宋朝在经历319年的统治后宣告终结。

疆域
南宋疆域比北宋时更加缩小，主要是北面疆土被金朝夺去，形成宋金南北对峙，是中国第二个南北朝时期。1139年（绍兴九年）宋金第一次和议，双方确定以改道后的黄河为界，后来金人毁约，出兵取河南、陕西。1141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第二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局部变动，基本稳定在秦岭淮河线。在红袄军起义后，海州被南宋收复，并持续到南宋灭亡。南部和西南边界无甚变化。

政治
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以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用人制度方面，南宋继承了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时代。南宋时，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
王国平认为两宋时期是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客观上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经济科技
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经济明显超过了北方。主要原因是：

南宋初期，金军虽然多次南攻，但金军少有渡过长江，南方所受战争侵扰较少；
大量北方宋人不愿在金国统治下生活，移居到南方，使南方人口大为增加。
宋朝确立了“农商并重”国策，采取了惠商、恤商政策措施，使社会各阶层纷纷从事商业经营，商品经济呈现出划时代的发展变化，宋代商业已被视同农业，均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使宋朝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宋朝期间，中国科技得到了空前发展。在南宋时期，大量数学以及科学教材开始广泛推出。南宋人可以利用水力水车来制作一个有三层楼高之计时器（水运仪象台）；首次测量降雨量、降雪量．在北宋时期开始，且在南宋时期兴盛的浮桥（桥下是可以浮在水上的东西，多为充气品，必要时可为高大船只让路，由徽宗发明）；且拱桥技术出现等。韩信点兵等数学问题也得到了完整的解释；圆周率的精细度被提高，李约瑟把宋代称为“伟大的代数学家的时代”，认为“中国的代数学在宋代达到最高峰”。沈括著书梦溪笔谈，首次进行谐振现象的实验，领先西方数个世纪。南宋手工业，包括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和火器制造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宋代的不少科技发明不仅在中国科技史及世界科技史上也号称第一。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和推广始自南宋。近代的枪炮就是在南宋出现的原始的管形火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宋还广泛使用威力巨大的火炮作战，反映了南宋火器制造技术的巨大进步。

农业
南宋农业发展显著，主要包括兴建农田水利、大量开垦圩田、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等方面。水稻种植更加普遍，而棉花种植也从北宋时局限在福建、两广一带扩大到长江淮河流域。
南宋时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有学者甚至将宋代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提高称为“农业革命”。“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谚语就出现在南宋。

纺织业
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较为普遍地纺织棉布了。根据南宋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纺车、弹弓、织机等工具。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纺织业规模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女真金国。

造船业
南宋地处江南，交通运输多用船只，因而造船业较为发达。明州、泉州、广州等地都是当时的造船中心，能制造大型海船，造船业得到空前发展，如漕船、商船、游船等数量庞大，打造奇巧兼富有创造性 ;海船所采用的多根桅杆，为前代所无 ;战船种类众多，在抗金和抗蒙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制瓷业
许多官窑随着一起迁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内司官窑设于临安凤凰山下。景德镇已经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销售各地，所烧瓷器极其精美，有“饶玉”之称。

造纸印刷业
南宋时期由于文化事业发展，印刷业和造纸业都很兴盛。当时官府、民间都从事书籍印刷。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中心。临安国子监所出版之图书，称“监本”，印刷技术高。四川和福建亦有不少书坊。造纸方面，在纸的品种、质和量都有显著进步，成都、临安、徽州、池州、平江、建阳等地都是产纸之地。

纸币
南宋时期，纸币大量流通，逐渐代替铜钱成为主要交换手段。南宋的纸币分为“交子”和“会子”。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使用，会子则分为“东南会子”、“两淮会子”和“湖北会子”三种。不过，南宋后期因为大量发行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对外贸易
南宋海外贸易繁荣表现在对外贸易港口众多。广州、泉州、临安、明州(浙江宁波) 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与外洋通商的港口近20个。北起淮南/东海，中经杭州湾和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广州湾和琼州海峡的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兴起了一大批港口城镇，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在60个以上，南宋的出口商品附加值高，不但外贸范围扩大、出口商品数量增加，而且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附加值高。

与金
宋金两国在淮河设置称作“榷场”的贸易市场。除了榷场，民间私下交易也较多。

与西夏
由于丝绸之路受西夏所阻隔，西夏在南宋立国时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陆上贸易停止。

与南洋

所有贸易几乎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岁币支出庞大，南宋皇朝内部税收繁重。经济几乎一面倒在与西方贸易之上，阿拉伯商人往来日渐增多，促成海上贸易之繁华。

与高丽
宋朝成立后不久在各地设置市舶司，与高丽、发展贸易。

与日本

宋朝成立后不久在各地设置市舶司，与日本发展贸易。日本则在大宰府监督下进行贸易，建有鸿胪馆（接待、交易的机关）。但中日间并无正式的外交贸易，仅限于私人贸易，宋商多行至博多与越前敦贺作交易。平氏政权统治时期，日本大力发展宋日贸易，后白河法皇更曾向南宋致赠方物。

文化
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流传较广。宋理宗时代，朱熹道学（又称程朱理学）得以兴盛。
此时期艺术风格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承袭古老的传统。山水画仍是此时期重要的绘画类别，山水画家有马远、夏圭，他们所描绘的是地方山水，飘渺柔和的景致，与北宋山水画家所画的险峻山水景致形成对比。此派画风出自宋高宗的画院，一般称“马夏”，与此时期禅僧生动自然的草草逸笔亦形成强烈对比。
近代的中国文化，其实皆脱胎于两宋文化。著名史学家邓广铭指出: “宋代文化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君主列表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宋史》全文：(简体)

参见

宋朝
宋朝皇室
北宋
南宋大事年表
汉地
绍兴和议
宋皇台


第二次国共内战

第二次国共内战是1940年代后期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为争夺中国统治权而爆发的内战，主要阶段发生于1945年至1950年间；此一内战直接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及两岸分治的现状，大幅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和社会结构；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地区限缩至台澎金马地区和部分南海诸岛，由此展开当代海峡两岸关系，形成“两岸问题”。
1920年代后期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曾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征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然合作破裂，两党间爆发内战，是为第一次国共内战。1937年，因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两党结束内战并开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两党为代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和抢夺物资而发生的军事战争。而后两党于同年进行重庆谈判，并签订旨在结束国共分裂局面，建立民主政权的双十协定。之后两党主导政治协商会议，意图结束分裂，统一中国。然政治协商会议并未促成两党和解，1946年11月15日，由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民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缺席的情况下开幕，标志着两党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分裂问题的结束。
1947年间，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在随后的两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彻底击溃中华民国国军的主力部队，于1949年发动渡江战役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与经济中心上海，随后于同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3月，解放军占领西昌。中国大陆学者普遍认为1950年6月的海南岛战役标志着是次战争的大规模作战状态结束，而西方史学界则一般认为1950年8月万山群岛战役后内战才逐渐平息。此后，两岸对峙间仍不时有军事摩擦；1979年1月1日，解放军停止金门炮战，双方军事冲突从此结束，但至今仍未签订正式终止战争的和平协议。

名称
关于第二次国共内战性质，国共双方观点各异。就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而言，该战争是中共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发起的叛乱，称这场战争为“动员戡乱”、“戡乱战争”或“抗共卫国戡乱战争”。并且在战争的时间界定上，分“绥靖”与“戡乱”两个时期。因为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为实现宪政，容纳各党派参与制宪，并在美国的调解之下，期能通过谈判弥平中共叛乱。后来中共抵制宪政，美国调停彻底失败，而中共继续叛乱，故政府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戡乱作战于是展开。
就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观点而言，该战争则是为推翻中国国民党统治而进行的国内战争，称此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称“解放战争”，毛泽东在1946年8月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我们必须进行人民的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多次内部讲话及对外宣传中，将战争定位为“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47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解放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在早期还有“爱国自卫战争”之说。并认为蒋介石在1946年6月把局部内战发展成全面内战，因当时国军同解放军隔松花江相持不下，蒋介石开始把进攻重点转向关内的中原、苏中解放区。尽管之后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但早已决定彻底消灭中共。

背景
各方因素
1945年8月15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敌人——日本宣布投降。两党过去积累的历史矛盾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分歧更加彰显。
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军队主力集中于后方，在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几乎没有政府正规军存在，在长江以南、粤汉铁路以东仅有第三战区的部队。
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控制了大部分华北农村地区，根据地总人口约9,550万，并实行土地改革，逐渐获取农民的信任与拥护，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国民政府一争的军队。而国府在社会方面，由于战争的破坏与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法币的贬值速度迅猛，物价飞涨，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物价飞涨，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6月法币购买力为标准，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法币购买力仅有原值的5‱。作为社会安定力量之士绅阶层也受到影响纷纷解体。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农村实行的苛捐杂税，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一些地方甚至因税赋过重导致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有接收东北的法定地位，故停战令的第五条乙项规定，政府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的调动不受限制。另外，停战令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内（除东北）的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然而，苏联在东北的实际行动却对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造成了阻碍。苏军不仅鼓励中共在关键地区部署力量，还将缴获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转交给中共。中共亦认为其在东北亦有权接收，拒绝遵守此项规定，继续从关内抽调部队进入东北，在苏军撤退各处进行接收。
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迅速建立党政军组织，并在苏军的协助下接管各地政权。苏军一度催促中共尽快接收东北全部政权。

和谈与冲突
1945年8月14日，国府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外蒙古独立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人员担任，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30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苏联政府有权在划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哈尔滨至大连、旅顺的干线合并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等等。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的签订，使苏联恢复了沙皇俄国曾在中长路等方面所强占的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另一方面，苏联获得“雅尔塔密约”中所要求的各项利益，斯大林于是同意新疆分裂势力与国府和谈。双方的谈判在苏联担任调解人的情况下，从1945年10月中旬开始，最终在1946年6月6日达成和平协定。“民族军”被统一编组并划定了驻地，新疆省政府进行改组，吸收“民族军”方面的代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由“民族军”自治，中央军不得进入。
苏联最初选择推动国共和谈，但不愿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然而，美国坚持东北必须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直接帮助国军进入东北进行接收。为遏制美国，苏联不惜要求中共放弃关内各根据地，在最短时间内集中主力到关外，以便在苏军帮助下阻止美蒋军队进人东北。中共很快组织了十几万军队赶赴东北。1945年9月下旬，美军在中国华北大批登陆，美国海军海运大批国军至东北。在苏军支持下，中共封锁进入东北的陆海空的各个通道。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声明苏联违约，并向中共占领的山海关进攻，开始以武力进行接收。苏军为应付外交，与国府再达成协议，最终将撤军期限延至1946年2月1日。此后，东北行营恢复接收。
但苏联坚持东北是其势力范围，不许美国染指。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蒋介石派其子蒋经国访问莫斯科。蒋经国坚持东北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只是在经济关系中可以同意苏联保持主导地位。斯大林要求对所有重要企业实行垄断性的中苏合营，否则苏军将视其为战利品而自行处理。早在1945年9月下旬，苏军就大量拆卸东北日本军工企业的机器设备，并将东北银行的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金属几乎全部提走。中苏经济合作谈判陷入僵局，苏联密告中共中央东北局，苏军将陆续撤退东北，中共军队需迅速占领。由于苏军突然从南满开始撤退，中共武装迅速接收了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通化、通辽、辽源等地，以及南满大部分工业区。
蒋介石要求派停战小组前往东北，以阻止中共继续进入苏撤区。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指示马歇尔促使国共停战。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国共停战协定。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当时，远赴东北的四五十万国军，军需补给消耗惊人。长春等城市被围困时，必须靠空投救援。1948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在东北。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将东北重兵把守，当1947年后中共在关内四面出击，国军兵力不敷使用。但在当时，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又不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十四年的东北。
另外，拒绝收编伪军，令多数伪军加入中共；担任参谋总长的陈诚，曾认为收编伪军将“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在东北，蒋解散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之伪军，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补充共产党方面力量。也是国府失败的原因。
而中共方面，则对伪军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根据其“政策和战术”原则，将伪军视为潜在的争取对象，同时也积极收编国方伪军。毛泽东曾在相关会议中指出，伪军中不少人“是被逼为敌，并非真心投敌”，通过争取和改造，可以壮大己方力量。使得部分伪军转化为中共的战斗力量，为中共在内战中的军事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

从1946年7月国共在苏北开战，到1946年10月间国军进占张家口，国共仍然是谈谈打打。期间，马歇尔八次到庐山协助蒋介石、周恩来谈判，将指示递交给中共，国民政府期望美方干涉，以达成"军事接收华北、外交接收东北"的目标，但杜鲁门政府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双方冲突，遂不同意蒋，国府的希望最终落空。1946年10月，周恩来拒绝马歇尔的张家口休战建议，国军遂向张家口推进，共方则集结重兵准备包围国军，国军傅作义部骑兵行动敏捷，于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同日，蒋介石不愿继续拖延制宪国民大会，宣布第三次停战令，单方面下令国军停战。17日，蒋发表关于中共问题之声明，并由马歇尔送交中共。声明内容含有八款，此八款大都为中共原已同意者，或原为中共所要求者，且中共认为美政策对其有有利之处。遂中共同意继续与蒋谈判。

国民大会召开与双方意图
蒋介石知道军事的重要性，却在大战硝烟弥漫之际，把国民大会放在第一位，学者高华认为蒋受冯友兰影响，在1945年后透露对实行民主宪政的意愿。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早在1945年秋天，毛泽东便对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从重庆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可双十协定签订前夕，蒋的心腹，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又曾公开表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他又说:“即便共产党来，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直到1946年11月10日，离国民大会召开仅2日，国、共及各党派代表续行会谈，名为“非正式综合会议”，仍未能达成协议。共产党不满意国方提出的名额条件，遂坚持改期，王世杰谓如中共能将国大代表名单立即提出，则可提请政府考虑延期数日，周恩来坚持不能先提名单，而后双方仍未谈妥，遂中共决定退出。在中共缺席、名额未确定情况下，蒋为建立其统治的合法性（法统），不希望被外界认为是“一党主导制宪”，于是拉拢民社党、青年党参加国民大会，11日，青年党曾琦、民主社会党张君劢（民盟中一派）及无党派人士提出国大名单。中共最终仍拒绝参加，最终，国大在中共以及各党派缺席情况下，依然决定召开。
早在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就公开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在当时前往重庆谈判，个人公开表示旨在向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与蒋介石直接对话，表明中共争取和平的意愿。同时，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揭露蒋介石假借和谈之名、实则准备内战，称在蒋的眼中，“民主已成为时髦货，共产党将以实际行动揭示其真面目”。刘少奇在当时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认为和平与民主均可实现。他在1945年9月于党校作报告，并于次年1月31日发表正式报告，强调此一观点。
毛泽东在旧政协结束后，对延安领导层作出指示。他曾明确指出，和平谈判的真正目的在于争取时间，以积蓄力量、训练军队、推进生产及土改，并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
也有观点认为，中共以和平为借口，实则期望发动内战，以“积蓄力量”为借口，意图夺取政权：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刘少奇在延安枣园谈话，说：“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胜不胜。”。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批判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说抗战后国共谈判，因为蒋的声望如日中天，大家都认为和平有望。而毛泽东指出蒋的“威望是有假象的”，毛去谈判不是为了谈拢，而是为谈不拢，好控告蒋“假和谈真内战”，但刘少奇当真作报告说和平可望。周恩来解释说，中共参加1945至1946年间的政治协商会议，其实是假意谈判，不过缓兵之计：
蒋介石与1956年，在《苏俄在中国》中痛陈：“一般人认为和平谈判是从战争转入和平的途径。凡是苏俄或中共要求‘和平谈判’的时候，自由世界的人们，立刻认定他是不再作侵略战争，而愿意和平了。其实共党的‘和平谈判’不是和平的途径，而是战争的一种方式。”

国际因素
美国对国府之援助
日本投降后，美军停止军事活动，但《租借法案》持续施予中华民国，使其完成对在华日军的监管活动。1945年9月，在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命令将美军价值4500万美元仓储物交予中华民国，美国国防部还移交70架C-47运输机及一些尚可使用的飞机给中华民国政府。
马歇尔调停时期，美国对中华民国军援包含两种，一是赠与及信贷，另一种是军事顾问团的设立，根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报告，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美提供给国民政府的军需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大约包含：小型武器的军火，炸弹、飞机、坦克、汽车、军舰、运输舰、医药、衣服等，全部的军需品赠与及信贷至1949年3月21日为止，总共约998,700,000美元。其中797,700,000美元为赠与，其余20,100,000美元为信用贷款。事实上，这些援助的军需品的实际价值远超出所列出的数目，而且不算在上面所列的援助，尚有出售剩余军需的一笔价值一亿零二百万美元，另外尚有670万美元的物品、5600吨的弹药等等。此外，在马歇尔调停时期，另还有一些赠与及信贷，根据《中美合作组织协定》（Sino- America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greement），美国提供国军价值约17,700,000美元的军需品，其运送于1945年9月2日至次年3月2日之间。虽然这些物资早在马氏使华之前即已完成移转，但这笔赠与不在前面所述的赠与项内。除此之外，美军向中国西南撤出之时，将其远征缅甸之军需供给（包含战斗用之军火）出售与中华民国，价格约25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在该协定上载明是信贷。另外500万美元为分期付款。此军援本纳入1946年8月30日的（美军）出售财产剩余的帐目之中，其后则免予偿还，做为对华的恩惠。
海军军事顾问团方面，1946年7月16日，美国海军部向国民政府派遣海军顾问团，并移交271艘舰艇，包括护航驱逐舰、两栖作战、运输船以及海岸巡逻艇。公共法案亦授权总统设立驻华海军任务处，以不超过100名的军官及200名的士兵为限。1947年12月8日，国府外交部长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敦共同签署协定，美国以140艘船舰交予国府，美国协助中华民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建立舰队、组织、军港、基地与学校等等。由美国帮助中华民国培养训练海军干部，由中华民国供给美国海军情报。陆军军事顾问团方面，美国陆军部于1945年10月要求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准备成立顾问团，魏德迈于次年2月时在南京设立中国战区总部，包括陆军空军和后勤部队人员。1946年10月28日中国战区总部改称为美国陆军顾问团。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关中认为，1945年底到1947年初，马歇尔介入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在国共内战中明显亲共。有学者认为，他逼迫蒋中正下达六月停战令，使国军在四平战役中胜利后无法前进，后来招致麦卡锡的强烈批评。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间，美国为迫使国民政府容许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无一械运来中国。1947年1月，马歇尔调停失败，归国后晋升国务卿，对中国事务态度消极。国务院的远东司司长范宣德认为对中国采取观望政策可避免与苏联关系恶化。美国的重欧轻亚政策，将大量美援给予希腊、土耳其等国，以遏阻苏联在欧洲和中东的扩张。1951年6月9日，韩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被撤职后表示，“马歇尔使华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自此自由世界将付出鲜血和灾难的代价。”顾柏克认为国共斗争是美苏斗争之缩影，而在国共斗争中，美国政府受到一批亲共人士影响，支持中国共产党之“联合政府”谋略，为国民政府拒绝后，即不再热诚支持国民政府，在国共谈判中，处处翼护中国共产党。
1947年7月3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市签定《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简称《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同年，行政院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美国则在上海市成立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
1947年秋，美国国务院正式取消美国顾问不得参加国军训练中心的限制，至1947年12月已经在中华民国建立了二十几个新兵训练中心。到1948年底1949年初美国为国民政府在台湾训练了四个师，在广州训练了一个师。该顾问团还协助国军陆军总部进行组织建设，建立陆军学校制度，与训练中心制度，并对成都、汉口、台湾、南京和广州的学校和训练班做了大幅改进。
1948年12月30日，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台湾办事处成立。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随之迁往台湾，并且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同年美国停止援助。美援计画由中华民国与美国聘请美国“怀特工程顾问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担任审查，怀特公司并派出经理狄宝赛（V.S. De Beausset）于1949年来台担任负责人。
美国国务院表示，1937年－1949年美国对中华民国援助总金额为35.23亿美元，其中，20.07亿美元为国共内战时期的援助，占比为60%；高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5.15亿美元的援助（占比为40%）。英国学者厄特利认为，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2月底，美国援助的金额约为6亿，其中大部分是运输费用，包括百万在华日军的遣送费用，以及运送中国军队受降的费用，这些费用应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支出。并且，杜鲁门总统从1946年夏，明确禁止国府购买可用于打击共产党的武器或弹药，其后售给国府的价值1亿美元的多是军需品。美国的禁运在1947年7月才解除。1947年12月至1948年11月，美国出售给国府的弹药总量只够一个月的消耗。总地来说，美国的大部分军事援助都为时已晚。1948年4月的《对华援助法》援助国府4亿5千8百万美元，仅有1亿2千5百万被指定用于军事，其中陆军为8750万美元，空军援2800万美元，海军援950万美元，且直到近一年后才交付，那时共产党已经征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且，美国对国府的援助不是无偿，而是收取了高额费用的。

苏联对国府之阻挠
苏联以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统帅，指挥数十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及外蒙，日军毫无抵抗，1945年8月21日其关东军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59万4千余人悉被苏军俘走。苏军分为三路进入满蒙，右翼兵团攻向张家口，中央兵团进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团沿中东铁路南下长春、沈阳，一支入旅顺，一支进抵山海关。
10月1日，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谒见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时称：苏军现已开始撤退，大部份将于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苏联政府授权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国方统帅部确实商洽东北军政事宜，地点为长春，时间为10日至15日。10月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一行到达长春，是日蒋经国向蒋函呈抵达长春情形：“⑴熊主任与儿于今（十二）日午后三时安抵长春，苏军曾派代表来机场迎接。⑵定明日与马林诺夫斯基正式会谈，我方拟提出撤兵，恢复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连登陆四问题。⑶东北行政系统尚完整，儿意我方必须在苏军撤退之前，将行政接收完毕。⑷苏军对本党活动，最近公开表示不满。……⑸共党力量，在东北尚未发生重大作用，但苏军在暗中确有支持共党之行动。⑹今年东北大丰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汉，爱国之热情，实高过于关内。”10月13日，蒋经国向蒋函呈：“⑴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⑵强调反苏之秘密组织，必有其他意思与作用。⑶对于经济问题，避开不谈。”到10月21日夜间，苏联长春电台广播反对美军在华北登陆。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长春城郊作大规模之军事演习，限制行营活动，封闭中国国民党长春党部，并以中国共产党员张庆和接充长春警察局长，意在阻止国府之接收也。
同时11月国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登陆秦皇岛抵达山海关附近，亦受到阻挠，经向马林诺夫斯基交涉，希在营口、葫芦岛登陆，马称苏军已自该地撤退，第十八集团军入据矣，彼概不负责，亦不干涉。11月6日，蒋经国分析苏方态度突变之原因，认为系受美苏关系及国共冲突之影响，因恐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但根据条约，苏方不得不撤兵，同时亦无法禁止我军开入东北，故决定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接收东北。蒋介石日记11月7日记道：“俄国之阴谋，毒辣极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间隙。……所有约言，一概不认，始则大连，继则葫芦岛，最后则营口，先诺而后背约。……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

岳渭仁等学者认为：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府重返东北，还把大量日军装备送给中共军队，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须走向军事失败。

苏联对中共之支持
在东北，苏联自日本关东军手中接收转交给中国共产党武器装备。历史学家张玉法认为，1947年，在战况不利下，中国共产党曾请求苏联给予援助。张玉法认为国共之间是一个国际战争，苏联不断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武力和外交支援；美国则为迫使国民政府改变政府之形式，援助少而责难多，终使国民政府实力与声望每况愈下，不仅丧失与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对抗之力量，也丧失与中国共产党谈和之条件。中国共产党之发展，自始受到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之同情和苏联之实质支持下，势力日增。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苏军一方面允许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却让蒋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
1949年2月6日，毛泽东对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武器都是无偿的。我们明白，苏联的武器生产中包含着苏联工人的有偿劳动。”毛泽东又提出中共需要三亿美元贷款、三千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

土地改革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军总部号召打倒蒋介石。“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甚至有村庄连贫中农之东西都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有鉴于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成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明确土改的地区差别，即老区只进行适当调整，半老区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新区第一步土改不触动富农；明确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倾宣传等等。最终使得农村民众，特别是占据多数的贫困农民的民心最终倒向中共一方。
中共通过土地改革扩大税基，1949年其财政收入达到粮食304亿斤，约合11亿美元，而同期中华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9,000万美元。

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
中国抗日战争所带来之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使国民政府恢复秩序之努力归于失败。由于通货膨胀和支付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库存之金银及外币，在1945年底为9亿美元，1946年5月降为6亿美元，1946年底降为4亿5千万美元，1947年10月降为3亿美元，1948年4月降至1亿1千万美元。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1948年7月29日，蒋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措施。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蒋发表谈话，呼吁同胞奉行法令，拥护新币制，以福国利民。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一、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二、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

学潮蜂起
1946年以后，各地学生不断发动反饥饿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下，他们又提出“反压迫”之口号。随着战争发展，在中共之领导下，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运动也逐步高涨。中国共产党在战场后方通过秘密地下党员，策动学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此次游行学生与军队冲突酿成血案。此外，与中国共产党互为友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缔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学潮，配合中共的斗争。1947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所写时评，高度评价国统区学生运动，认为是解放军作战之外第二条战线。
1948年8月15日，中华民国教育部称，“职业学生一年半以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18个重要都市”。
1949年1月，解放军进入北平。作家柏杨回忆，车队经过东单时，一个国军少校抓着两个大学生控诉：“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一时间全街都呆住了。最后他被强制架走。

情报与宣传
一般认为，国军战败的原因有许多：政府分裂内斗、腐化贪污；财金紊乱、经济崩溃；士兵厌战、官压民变；抗战后，中央对非中央系部队歧视，待遇不平，化编或调边远地区作战，引起不满或叛离；借战后“整军”，裁非中央系军官近30万人，编“军官总队”，使此有战场经验干部心有怨气，后多被解放军所用；处理百万伪军不当，杀官夺兵，或以“汉奸”、“敌伪”，驱之投共；因高级将领派系分明，能打仗将领——关麟征、薛岳不用，用刘峙指挥徐蚌会战，焉有不败之理；有些曾受中央敌视将领，紧要关头投共——如高树勋、韩练成、吴化文、卫立煌、何基沣、张克侠、张轸、程潜、陈明仁等，中国大陆解放前许多地方将领为求生存，更无论点，且国军最高统帅部及各级指挥单位，多有中共地下党潜伏，随时为中共提供详细情报，如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瑰，又以统帅部直接指挥作战，刘、郭参与机密指挥，所以每战必败。除此之外，中共在国府高层安插大量的情报人员，包括刘斐、熊向晖、郭汝瑰以及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等大批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所组织起的绵密情报网。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登有新华社发的中共军队胜利战报，每天辟有专栏刊登启事。据《新华日报》编辑回忆说，“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1949年9月，昆明银行从业员联谊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反对征兵征粮，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蒋桂系统军队入云南。

强制征兵
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冀中军区，1946年定县扩军，有的区干部打人骂人，手持木棒满街找人，有的村干部用绳子吊打逃跑的队员，有的将全村队员集合起来“吃逃跑者”，一顿吃了400斤馒头、两口猪、120斤粉条，还拉东西、牵牲口、搬水车。1947年在清苑县，对不愿参军的人，罗家营村扒人家的房子，北王力村黑夜包围对象的房子，从被窝里往外掏出来，连夜押送到翻身营。在姜庄，谁家不去，就叫群众到谁家去收拾他的东西。有的则是谁不去，就反谁的“黑地”，拆谁的房子。有的村子，跑了按汉奸论罪。1948年无极等县扩军中发生以下强迫方式：一、逼兵，给青壮年扣大帽子，不来不行。二、拾兵，断绝行路人，见青年就抓。三、强迫当兵，驻村工作组拿著匣子枪扩军。四、吃兵。把群众组织起来，到不愿当兵的家里吃饭。五、饿兵，关起来不让吃饭。六、用开会名义抓兵。七、不当兵扫地出门，罚劳役一年，站一年岗。在北岳区，1946年涞水县扩军中，松花口村1人不愿意去，区干部将他捆绑到区里。里村村干部带枪抓兵，南峪村用抓纸球的办法选兵。1948年徐水、涞水等县，有的用找错的办法，谁有缺点就叫谁去；有的打钟集合，谁去晚了就谁去当兵；有的评议上了不去，就用大枪押著或绑著往区里送。在完县、唐县对避兵逃兵的家庭，实行扣押、吊打、封门、扫地出门，甚至戴上手铐。吃兵的现象也有，唐县马庄扩兵时，谁不答应，群众就到他家吃，吃了六、七家。1949年行唐县某村让青壮年自报，不自报就逼著到一个大池塘里冻著。在冀南军区，1947年，威县北四区一些村干党员采取威吓、堵口子、逼自愿、简单民主指定等，逼使村民参军。临清县扩军中，有的村用开大会的办法，出不来兵额就不散会。有的用“抓球”、“抽签”的办法，迫使村民参军。还有的对于不愿参军的对象，披上狗皮游街，对于拉后腿的女人也一样游街，并写著侮辱的话“俺离不开男人睡觉”。有的地方对于抗拒当兵的村民，还采取收回已经得到的土地和果实的办法，迫使他们参军。如1946年冀中军区交河县，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如不参军，就收回其土地。1949年容城县也对不愿参军的村民提出“收回翻身果实”，大献王村就收回4间房子。统计显示，冀南军区的当兵者有1/3至一半是被强迫的。

内战爆发
受降与接管
1945年7月，国共双方便爆发了爷台山战役。1945年8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立即向附近敌军发出通牒，要求其对八路军投降，否则予坚决消灭。同日，毛泽东通告所属：“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准备对付内战。”八路军总部指示部队“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国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军自宁夏五原东进，准备进入北平和天津接受日军投降。8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晋察冀分局，命令“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8月13日，毛说：“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接著，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但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拒绝蒋原地待命的命令，所属部队向日伪全线反攻，同时命令日军除了被国军包围的部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8月16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出了内战讯号》，篡改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的讲话，诬蔑蒋介石拟“军事纪律处置”反对派，是发出了“内战讯号”；实际上是毛泽东正积极与国民党决裂，准备借反内战的名目发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
因斯大林以苏共中央之名义致电毛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计。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8月30日，毛遂提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同意赴重庆谈判。8月24日，毛赴重庆前指示军事部属：“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至8月26日，八路军、新四军已占领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乡村，日伪军队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向八路军、新四军反击，到9月底夺回了20多个城镇。8月29日，中共中央即指示晋察冀和山东方面之负责人，迅速派遣干部和部队到东三省，以控制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9月17日，遂即提出“东北为我势必所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之战略方针。
9月10日，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对国军进行一次自卫反击战役——上党战役，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太行、太岳、冀南军区3个纵队及地方武装一部共3万1千余人，并有5万民兵助战，国方第二战区阎锡山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5个师1万7千余人，13个师38,000人，从8月下旬到10月8日，国方除4,000余人逃走外，全部被歼，被俘官兵17,000人，包括军长史泽波及副师长以上将领10余名，并攻克县城6座，共方伤亡4,000人。10月24日，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河北邯郸地区反击国军进攻的战役——邯郸战役，国方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下之冀察战区司令高树勋，率领其新编第八军和两个纵队及河北民兵万余人，于10月30日在河北磁县马头镇“宣布起义”，成立民主建国军，高为总司令，致使第三十军、第四十军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被歼，马法五以及副军长、4个师长以下官兵2万余人被俘。

国共谈判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为解决与中共歧见，电请毛泽东前往重庆。毛斥之为“完全欺骗”。8月16日，毛覆蒋，俟对朱德要求表示意见后，再考虑相会问题。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名义给毛一通电报，要他与蒋合作，毛则大发雷霆，说莫斯科为什么不许他革命。8月20日，蒋再电敦促，说明朱德要求不能接受。8月23日，蒋三次去电敦促。8月24日，毛称愿与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毛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时赴渝。”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制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地区，公平合理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经过再次研究，反复权衡利弊，毛始决定应蒋之邀。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中共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中共去干部；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
9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其各地党委说：“⑴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⑵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⑶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
12月6日，据国方情治机构之情报，毛返延安后即召开集中决政治局委员聚会，报告其在重庆谈判情形，略谓：“此次谈判，涉及问题很多，均以党中央所提之十二条原则为依据。我们认为争取我党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国民党则注重于我党的军队和政权两项，所以一再坚持军令政令的统一，以求达到取消我党的军权和政权。史大林同志的话很正确：‘中国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如果我党的军队和政权被取消，即使党能合法存在，又有什么力量呢？所以军队和政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中共中央于2月1日发布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其中提到：“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应这一新形势。……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的直接指导。”这篇报告是刘少奇在文革被批斗的原因之一。

军事调处与东北争夺
1946年1月10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签订国共停战协定（第一次停战令），停止军事冲突，规定双方军队自1月13日午夜起就地停止军事行动。但在关外，东北民主联军继续攻克营口、鞍山、四平街一带，并占领哈尔滨。八路军由山西率四万余众，分路经热河进入东北，另有五千人攻克盘山。1月16日，停战令发布仅6日，国府抚顺煤矿接收委员张莘夫被东北民主联军杀害。关内方面，八路军在热河进占赤举，在晋绥进占侯马与集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自1月13日至4月3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大规模攻击287次，占13县，陷车站30座，包围29城。中国共产党履行协定，但中国国民党却在下达停战令前，密令军队“尽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蒋利用停战机会，在关外，以“接收主权”为名，增兵东北，抢占战略要地，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据不完全统计，从1月13日至5月20日，国军向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3,635次，使用兵力258万余人，强占解放区村镇2,077个，县城26座；蒋在将近十个月打打谈谈之后，自以为完成发动全面内战之准备。
1946年3月6日，民国政府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东北民主联军“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3月中旬，东北局再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3月13日，国军进占沈阳，随后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林彪东北民主联军主力30余万，集中于四平街附近，企图阻止国军前进。4月6日苏联撤军，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撤退后一个半小时，对原本由中苏共管的长春发动攻势，并在4月8日占领长春，国民政府认为此举违反《一月停战令》。国军杜聿明部自5月起在东北发动反攻。5月3日，国军攻克本溪，激战于四平街一带，5月19日攻克四平街。5月22日，东北民主联军完全撤出长春。5月23日，国军攻克长春，5月28日攻克吉林，6月5日直逼哈尔滨。国军因战线过长，止步于松花江。从6月5日起，在马歇尔压力下，蒋先后向中共提出五项停战要求，中共必须退出：㈠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㈡胶济线全线；㈢承德及其以南地区，以及冀东沿海；㈣东北除黑龙江、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以外之所有各省；㈤六月七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并声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区，则国民政府不能考虑停战问题。6月6日，蒋颁发《六月停战令》（第二次停战令）。
双方兵力上的对比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1945年9月拥有61万正规军，66万地方部队和数百万不脱产民兵（另有一说这是内战开打时的数字）。以满洲国军为代表，最高峰时在编人数超过80万的伪军，有相当高比例又是被双方军队收编大部分加入国军，小部分加入解放军，这些改编都是在日本投降后几个月完成的。到1946年6月国军有430万人，能用于机动作战的高素质部队200－220万人。在国军中一直存在着中央系装备精良训练充分的部队，和受差别待遇、人员素质和装备水平较低、军纪较坏的杂牌部队互相敌视，难于统一指挥。

国民大会召开
第二次停战令颁布后，1946年6月7日下午三时，东北民主联军分兵四路向国军进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赖昭，一向五棵树，一向乌拉；国军为遵守停战令未作抵抗，并退守松花江以西。9日及19日，八路军在河南堰城、修武两地，杀害了军调小组的雷奋强少校和郭子祺少校。八路军又在热河攻克承德，在山东攻克枣庄、德州、泰安、高密，在江苏攻克泰兴及口岸镇，在晋绥攻克闻喜、朔县、新泽、榆次、介休等地。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克冀南东明至考城间地区，国民政府限其于6月底前撤返6月6日前之原驻地，否则将予制裁。中共方面表示，国民政府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掀起内战，公开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停战有效期刚过，国军在刘峙、程潜的统率下，以20万优势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边界宣化店被包围的李先念6万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率部提前突围。1946年6月，蒋在美国支持下，调动160万正规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反击。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在其完成各项军事部署后，于1946年6月26日，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内战爆发开始，蒋实行全面进攻战略，使用其正规军百分之八十，即193个旅，158万人之兵力，企图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然后攻占江苏、安徽，再攻华北，“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问题”；全面进攻重点在华东战场，并实施军事、政治和经济相结合，地方团队、还乡团等与正规军相配合之总体战。面对蒋全面进攻战略，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之作战原则。1946年，中国共产党实行总动员，公开进攻榆林、辽宁，并大举进攻苏北，旋又加紧破坏北宁路。同年夏，关内各地国军虽迭获胜利，东北地区由于防地辽阔，兵力不足；加以交通被东北民主联军所破坏，乃形成被动之形势。
7月，国军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企图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军华中野战军在江苏中部地区粉碎国军进犯的战役——苏中战役，亦称“七战七捷”。粟裕、谭震林指挥19个团3万余人，从7月13日至8月27日，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在一个半月中，歼灭国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7月，蒋徇调人之请，两次颁令停止冲突，并主张召开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与三人军事小组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休战期间，蒋要求中共必须放弃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和哈尔滨，遭到中共拒绝。
8月，贺龙所率晋绥军区开始围攻大同。9月14日，傅作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攻克集宁，解大同之围。10月11日，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奇袭夺取华北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正在斡旋国共冲突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看到国军攻占张家口的报纸后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9月17日，国军占领苏北华中野战军基地淮阴；27日，蒋表示愿意谈判，周恩来要求恢复第一次停战令及第二次停战令生效时关内、关外中共军队之位置。
10月11日，国军攻克张家口，战事虽告一段落，战争并未停止。蒋把占领一些地方当作“胜利”，尤其是占领张家口后，立即下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积极准备突袭延安，继续向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进攻，其主要战场仍在华东之苏北和山东。中国国民党坚持于1946年11月中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周恩来称，“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就回延安”。在马歇尔拒绝调停情景下，10月26日，梁漱溟代表第三方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经周恩来施压又撤回此案。11月1日，国军登陆烟台，鲁南各地相继攻克。11月8日，蒋颁布第三次停战令，另声明保留中共及其他党派的应有名额，中共坚持停开国民大会；政府将国民大会延期三天。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国家社会党的改名）出席，中共、民主同盟拒不参加。11月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南京仅剩下董必武等留守处人员。
四个月来，国军占领105座城市，却损失32个旅，约30万人兵力。

战争全面爆发
1947年1月1日，蒋宣布和平统一方针决不变更，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政府决不关闭和谈之门，并由司徒雷登通知中共。中共答称，必须取消国民大会所制宪法。1月29日，司徒雷登声明，终止美国政府与军事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关系，美国的调处彻底失败。自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国共“谈谈打打”局面结束，正式进入“全面内战”阶段。1月，陈毅的山东野战军，刘伯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向鲁南、鲁西南猛攻，中共发起全面内战。1月，国军进指陈毅山东野战军于鲁南，由徐州绥靖主任薛岳指挥。初战，国军马励武、周敏英两军（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另第一快速纵队）于枣庄、峄县地区，为解放军所败（国军损失5万余人），2月间虽陈诚亲赴徐州指挥（以20个旅从苏北，以3个军从鲁中，两面夹击临沂），激战半月，临沂遂告攻克，山东野战军终告撤退（佯败于南线国军，弃守临沂，主力隐蔽兼程北上）。2月下旬陈毅山东野战军反于莱芜区，将北线国军第二绥靖区副总司令李仙洲部3个军7个师约5.6万人包围解决。3月，中共为示与国民政府决裂，宣布中共军队取消原有“国民革命军”之“八路军”、“新四军”等番号，一律改称“人民解放军”。3月底，国民政府明令驱逐中共代表。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7月4日，民国政府举行国务会议，通过蒋提出之《厉行全国总动员勘平共匪叛乱方案》。
1947年1月31日，延安总部公布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战争几项重要统计：七个月中，共歼灭国军56个整旅（师）、其中1月份歼国军12个旅；毙、俘其将级军官103名，其中俘获87名，俘获后逃跑4名，击伤12名。国军攻占解放区城市199座，解放军攻占国统区城市100座。

国军重点进攻与解放军局部反攻
1947年1月底，郝鹏举率领2万人归附国军。
1947年2月底，林彪东北民主联军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举发动猛攻，5月17日攻克怀德，5月21日攻克公主屯，孤立永吉、长春、四平街。3月10日，各路国军20万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进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调动5,000兵力，凭借地雷和伏地堡垒顽强抵抗，国军3月19日攻克延安。国军称毙伤解放军1万6千余人，俘虏解放军1万余人。4月初，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打通，国军包围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4月30日，据新华社统计，国军在4月份被解放军折损合10个半旅，夺占国军驻守县城48座。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围攻孟良崮，至下午5时，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3.3万人。5月19日，蒋介石飞徐州，与顾祝同研讨山东军事，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全面整训，改正战术，准备最后决战。
自1947年5月起，解放军徐向前华北野战军、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开始围攻太原，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坚守。
6月6日，解放军攻克热河赤峰。6月16日，国军被迫放弃安东省会。解放军开始进攻辽宁沈阳。6月，解放军猛攻四平街，国军守军陈明仁部坚守月余，歼敌甚众，蒋特电嘉勉。6月28日，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7月4日国民政府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变方案”，以对付中国共产党。
战争第一年，解放军歼灭国军112万人。

解放军战略进攻与国军重点防御
1948年1月和8月，蒋先后采取分区防御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从1948年9月起，军队主力在解放军接连发动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被歼灭。
1947年6月30日，解放军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一部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武装继续在内线作战，箝制和消灭敌人，收复失地。同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第一、二、三、六纵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进军大别山。
8月，国军肃清胶济铁路沿线解放军。8月21日胶济铁路全线打通，8月23日国军在河南攻克汝南、新蔡。8月下旬，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进军豫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九纵队等部8万余人，在山西平陆、河南孟县同强渡黄河，腰斩陇海铁路，进击河南西部，进而向陕南、鄂西北展开。8月22日，解放军陈谢集团自豫西新安、渑池、陕县等地分道偷渡黄河，穿越伏牛山，一度攻克嵩县、洛宁、登封、临汝、鲁山、方城等地，遭国军围剿，复渡河回豫北。至1月底，共歼国军近6万人，有力配合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展开和陕北解放军转入反攻。此一全面攻势，苏联原不赞同，斯大林曾透过刘少奇要中共采取游击战争，暂置大城于不顾，但周恩来认为发动全面攻势之时机已经成熟，解放军乃于全国各地对国军展开攻势。
此时解放军东北有林彪东北野战军，黄河下游有刘伯承晋冀鲁豫野战军，山东东部有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山东西部有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河南西部有陈赓、谢富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陕西北部有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另有罗瑞卿、徐向前华北军区亦在华北各地攻城掠地。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战略进攻方针；接着三路大军跃进大别山，成“品”字形展开，态势东摄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使蒋由进攻战略改为防御战略。9月2日，解放军攻克湖北麻城。9月底，国军分别自龙口、烟台登陆，山东战事告一段落。9月20日在安徽先后收复舒城、六安、庐江、桐城和霍山，9月24日及9月27日在山东先后攻克莒县和龙口，10月1日及10月5日又在山东先后攻克烟台和威海卫。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之号令。主要内容是：组成民族统一阵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治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的条约。同时，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分别在中共党内和在军队中开展，提高全党、全军战斗力。
11月23日，解放军攻克安徽武穴。国军11月1日在吉林攻克永吉，11月18日在湖北攻克黄梅。为统一指挥，国民政府于1947年11月30日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指挥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五省军队。
1947年底，蒋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于是又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把战略集团分别安在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五个中心战场上。到1947年11月，美国以苏联不断援助中国共产党为由，亦恢复对国民政府援助。12月25日至12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共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主要负责人19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分析解放战争转入进攻后之国内形势，指出中国人民之革命战争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总结军队作战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阐明革命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会议准备在新形势下夺取胜利。
1948年，为国军处境险恶之一年。从本年起，国军在各战场，均陷于被动。解放军在东北，在山西、河北、察哈尔，在山东、河南、陕西各区，都陆续举行反攻。由于解放军全面反攻，及国军不断失利，于是各战场形势，都发生根本变化。
194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同时命令各省设保安司令部，确保各省治安。
2月下旬，陕西战场国军刘戡部，由延安撤退，转进西安时，在宜川、黄陵之间中伏，全军覆没，师长严明战死，刘戡自杀。解放军陈谢集团再度渡河南下，3月12日攻克洛阳，复陷豫西各县，扰及鄂北一带，7月17日攻克襄阳。陈赓中原野战军陈谢集团、刘伯承中原野战军，于春、夏先后击灭邓县、镇平、内乡等数十万强悍善战之民团，消除在豫、陕、鄂边区行动之障碍。3月间，山东战场胶济铁路西段，及周村、淄川、博山、威海卫等，全为解放军许世友、谭震林华东野战军东部兵团攻克。
国军亦于撤退途中，损失甚重，从此渭河以北地区，无力控制。4月27日，潍县之第九十六军覆没，军长陈金城被俘。
5月，渤海胶东鲁中三个战场，解放军把它连成一片，济南完全陷于孤立。
刘陈所部与粟裕华东野战军会攻开封，守将李仲莘战死，攻陷开封，中原战场储备之武器粮草尽为解放军所夺去。别路粟裕华东野战军，于6月23日攻陷开封，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莘阵亡。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阻击胡琏部于上蔡以北，华野山东兵团包围兖州苏北兵团攻克海州以西。6月26日，开封复被国军邱清泉、孙元良兵团所攻克，追剿华东野战军于黄泛区，激战十余日，解放军伤亡近8万人，乃向陇海铁路以北退却。开封郊外国军与解放军发生激战。继而华东野战军伏击区寿年兵团于睢阳，区部损失甚重，区寿年被俘。至7月1日全歼区军团。
在军界，有李宗仁、白崇禧一派之桂系，仍然自树势力。为统一华中各省军事，6月底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命白崇禧为总司令。
6月30日，邱清泉部第五军自豫东杞县被中原野战军围困之区寿年、沈澄年部，国共两军展开激战；为保障粟裕、陈士矩、张震所部之睢杞作战，中原野战军于是日起至7月1日在西平以西阻击国军吴绍周兵团，并予之以重大杀伤，迫使邱清泉整编第十八兵团向吴绍周兵团靠拢。解放军自攻占开封后，一方面学会攻城战术，一方面增强攻坚信心。于是解放军之战略战术，都获得重大修正。
山东兖州为解放军攻克。刘伯承中原野战军于攻克开封后，旋即进袭襄樊，7月16日，攻下襄樊，守将康泽被俘，鄂西北尽攻陷。至此国军中原战场防御体系，已支离破碎。7月以后，形势日趋严重。
毛泽东在1948年8月称“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晋冀察边区和冀鲁豫边区已经打通，到8月间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而且到7月以后，华北、华中两解放区已在江淮河汉间造成并肩作战之整体。两年内战后，蒋190万正规军被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

国共决战
三大战役
战争第二年，解放军歼灭国军152万人，并攻克大批国军重点设防城市，为与国军战略决战创造条件。
蒋于1948年8月上旬召开南京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企图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战略要点之坚固阵地坚守防御，同时组成强大兵团机动作战，以攻为守；为此，裁并绥靖区，减少机关，扩大机动兵团，并在大后方加紧二线兵团编组训练。国军不断失败，军事上及政治上信心逐渐动摇，加以金圆券改革不过一月，即又开始贬值，于是败北主义更加盛行于文武百官之间。在战略指导上，蒋以中原战场为全战局之枢纽，为集中兵力确保华中，决定坚决保持三角（即徐州、汉口、西安）、四边（即陇海铁路、兖州以南津浦铁路、郑州以南之平汉铁路及宝鸡至成都公路）、十三点（即开封、郑州、济南、商邱、南阳、襄阳和樊城、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形成东西呼应。
1948年9月16日，解放军集中兵力10余万围攻济南，因国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叛变，至25日城陷。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围攻济南，正当战事发展至高潮时，吴化文军在城外阵前哗变投向中国共产党；济南国军所部10余万人全部解甲。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连续进行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国军主力，解放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
1948年春，林彪东北人民解放军连续在东北发动七次攻势，2月7日攻克辽阳，2月26日攻克营口，3月14日攻克四平街，3月19日攻克永吉，国军集中兵力坚守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补给全赖空运接济，因运输量有限，三地食粮燃料奇缺，长春每日饿毙者不下百人。
9月中旬，东北人民解放军猛攻锦州及义县，企图切断国军关内外联系。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贻误戎机，大为解放军所乘。
10月16日，解放军攻克锦州，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兵团司令卢濬泉及所部数万人，除伤亡外，全部被俘；10月17日，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所部投向中国共产党。10月18日蒋飞临沈阳，指示东北作战计划，仍未能迅速挽回颓势；10月23日，解放军攻克长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被俘。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等亦率部投降；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在彰武打虎山被围歼，廖被俘。
11月2日，解放军攻克沈阳，卫立煌先期飞北平，部分国军突围撤至营口，经海运南下，东北尽失，国军先后犠牲精锐达30万人。国军自沈阳、营口撤出东北。沈阳守军周福成，率部投向中国共产党；接著解放军相继开入东北各要津。
先是国军鉴于东北全盘失败，故将关内各战场孤守据点之兵力尽量撤回，以图缩短战线；秋后，郑州至连云港间各孤点尽行放弃，准备退守江南；但中途遭解放军牵制，以致行动暴露。11月，解放军进攻徐州。国府任命刘峙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指挥，自动放弃郑州、开封等据点，调动40万重兵与之决战。
11月初，粟裕华东野战军及刘伯承中原野战军两向徐蚌（淮海）地区发动攻势。双方大战展开，因国军彼此缺乏联络，未能尽量发挥作战功效。黄百韬兵团原定11月5日开拔，向大运河以西撤退。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哗变。遂致国军在徐州北部防线开了一个缺口，由山东南部地区南下之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便轻易迅速通过缺口，于11月9日直插到徐州东侧，挡住黄维兵团退路。伙同原在南面之陈毅主力，对黄百韬兵团两面夹击。11月14日，东线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包围于碾庄附近。11月22日，江苏邳县之碾庄失守，司令官黄百韬自杀殉职。
当碾庄战役恶化时，国府急调华中黄维兵团（约12万人）赶往支援；黄维部行至濉溪县双堆集。11月24日起，杜聿明指挥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由徐州出动，连续几天向南攻击，由于解放军凭借工事，顽强抵抗，进展缓慢；由固镇北攻之李延年兵团，情形也一样。12月1日，蒋召见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令其立即飞赴双堆集，协助黄维指挥。
11月27日，南线黄维兵团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于蒙城、浍河、涡河之间双堆集，至12月6日所部瓦解，黄维被俘，副司令官胡琏突围以出。12月15日，除胡琏率领一部突围抵蚌埠外，黄维兵团全部被歼。
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及徐州机关和部分青年共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12月1日，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率孙元良、李弥及邱清泉等兵团向西转进。徐州国军为避免包围，于12月2日自动弃城南撤，至永城东北之青龙集、陈官庄间地区，遭粟裕麾下解放军华东野战军30余万要击，伤亡极众。
12月6日当晚，孙元良兵团全部被打垮；孙元良和两个师长突围而出，两个军长、师长被俘，部队大部溃散，勉强收容几千人，编成一个师，拨归邱兵团第七十二军；自12月19日起大雪纷飞，一直下了十多天，空投大受影响。时值天气严寒，连日雨雪，加以国军掩护大批随行难民，接济困难，遂感不支。1949年1月6日，解放军看见招降无效，就发动猛烈总攻。苦持至1月10日，解放军挟大规模兵力进攻，国军阵地卒被突破，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兵团司令邱清泉身亡，李弥、孙元良等突围以出。解放军使用运动战进攻突破国军人海战术阵地，李弥、孙元良全军覆没仅以身免。国军所部连机关眷属共40万人，除战斗身亡外，全部解甲。此役，双方参战人员共100多万人；经2个月以上之激战，国军所有精锐部队，损失几尽。解放军总共伤亡13.4万人。自此以后国军陷入于绝对劣势中。解放军乘势往南攻陷蚌埠、临淮等地，进而威胁南京。

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数十万精锐进入关内，合聂荣臻华北军区、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等部解放军，以近百万之众对北平、天津采取大包围形势。1949年1月7日，解放军开始猛攻天津，国军警备司令陈长捷部奋力抵抗，至1月15日攻克天津城，解放军死伤在万人以上。解放军对天津经过29个小时激战，于1月15日歼敌13万，俘虏陈长捷，攻陷天津。
时傅作义以所部精锐损失重大，又鉴于淮海战役失利，故信心开始动摇，战事演变至此，已有孤城落日之象。
继天津失陷之后，傅作义在中国共产党多方游说下，率所部30余万人并将北平、察哈尔和绥远地区，先后交予中国共产党。1月22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北平和平解放”（国方称“北平局部和平”），解放军无阻进入北平，除少数学人事先由国府派飞机接运至南京外，国府官员多未能及时撤出。于是长江以北，除武汉一隅外，完全易帜。
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按序数排列的指示》，将解放军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纵队改编为军。

渡江战役
1949年1月，蒋召集陆、海、空军将领会议，指示以战求和之方针，应随时提高警觉，免被共产党所乘。是年初，由于各战场军事逆转，已非人力所能改变，加以政治情势迫促，为适应和谈要求，蒋于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职务；惟其大势已去，人心瓦解，城下之盟，又非国府所能接受。
2月5日，行政院迁移广州办公，南京只保留代总统办公室。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夺取全国胜利及其以后之基本政策。4月1日，张治中等飞抵北平，4月5日上午9时“和谈”预备会议开始。4月15日，和谈第二次正式会议，周恩来将修正后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张治中等4月20日签字，并表示不论战争或和平，届时解放军一定渡过长江。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指斥中国共产党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歪曲事实。国府最后拒绝签订和平协定。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总攻击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亦分别对武汉及西安进攻。地下党组织江阴要塞起义，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向中国共产党，解放军遂在荻港渡过长江南下。4月22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克芜湖，4月23日，解放军第35军进入南京城。接著，解放军分路追歼国军残余部队。同日，国军撤离南京，李宗仁置一切职责于不顾，飞往桂林。李宗仁迟迟不至广州处理公务。4月24日，太原城破，国军巷战惨烈，负伤杀敌者有之，与楼共焚者有之。4月底，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直趋武汉。
5月4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克杭州。同日，李宗仁返抵广州。5月14日，林彪、罗荣桓等指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四十三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多公里地段上强渡长江；次日，第12兵团突破团风至田家镇国军江防阵地。5月15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移衡阳办公。国军撤守武汉。5月16日，解放军四野第12兵团第四十军占领汉口，武汉国军第五十八军及警备部队均撤走；同日夜，占领大治、鄂城、阳新等城。5月17日，解放军四野第四十军占领汉阳、武昌；同日，第12兵团第四十三军占领九江。5月20日，国军胡宗南部撤离西安，陇东各地尽为解放军所有。5月21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克南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围攻上海，解放军伤亡近6万人；至5月27日，国军主动向舟山、台湾方面撤退。
6月1日，国军撤离崇明岛，解放军占领江苏。6月2日，解放军攻占青岛；国军刘安琪第二十一兵团在美军撤出青岛后，登舰往台湾基隆；同日，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成立；向明为军管会主任，赖可可、谭希林为副主任，马保三为青岛市市长。6月3日，以太原陷落，青岛已失去军事价值，加以孤悬华北，防守不易，国军自动放弃，全部军民物资撤至台湾，解放军遂据有整个华北。6月5日，广东省政府派第四编练司令官欧震兼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代司令；国军增防江西吉安，在陕西宝鸡成立前进指挥所。7月16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占领宜昌。长沙外围展开争夺战。7月26日，占领株洲市；7月29日；占领常德。7月底，解放军第一野战军20万人入甘肃。
1949年8月1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国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与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8月5日，国府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自动放弃长沙，集中国军于衡阳附近；8月16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占领赣州。8月17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陷福州。国府任命汤恩伯主持福建军政，汤氏集中主力于厦门。8月23日，蒋鉴于局势严重，飞往广州，与李宗仁、阎锡山等筹划战守事宜；8月24日，蒋飞重庆，主持西南军政人员会议。国军失守兰州。
9月，龙云在云南发动政变，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飞往重庆谒见蒋报告云南省情况。9月1日，国军罗广文部增防陇南，支援胡宗南，加强陕南防御力量；国军胡琏兵团重占兴宁，加强防卫汕头、厦门。9月2日，国军重占粤东普宁、陇南礼县；解放军攻克西宁；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分三路进攻宁夏：北路由兰州出发，沿黄河西岸，经景泰、营盘水一线进军中卫；中路沿黄河东岸经靖远，向中宁前进；南路于9月10日由固原地区出发，进军中宁。白崇禧在衡阳指挥所部署决战计划，企图诱歼衡阳以东解放军，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即集结有力兵团，于粤汉路南段，引诱解放军于衡郴地区包围歼灭；9月9日起以张淦兵团向汝城、桂东、安仁一线反攻，是日国军克资兴、汝城附近之文明；9月10日，国军在番禺附近击败解放军游击队。9月11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之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等部于兰州失守后，沿河西走廊西撤，是日到达张掖；空军出动大批飞机猛炸上海、杭州。9月2日，解放军第六十四军进军宁夏途中歼敌一个骑兵团，解放同心县城；解放军进占青海北部亹源、大通县城。9月，解放军在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消灭白崇禧集团主力。9月20日，解放军分三路来攻厦门，伤亡惨重。9月21日，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通电投向中国共产党。9月25日和9月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领所部7万余人在迪化分别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新疆不战而和平易手；9月28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银川。
1949年10月5日，解放军攻克韶关。10月8日，解放军攻克衡阳。10月12日，国府宣布自本日起西迁重庆办公，广东省政府则移设海南岛；10月13日放弃广州，至10月底广东为解放军所攻克；10月17日，国军主动放弃厦门，集中兵力固守金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在解放军全面进军的同时，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及各界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决定建立新政权，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首都定于北京（由北平改名）；以后中国历次宪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以后历次宪法均作同样规定。同时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成立政权，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就职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就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马叙伦、林伯渠等提议，将10月1日定为国庆日。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规定每年的十月一日为国庆日。

解放军进军东南
1949年10月23日，解放军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10月25日，解放军第10兵团就准备挟胜攻金门；攻方7个主力团共2万人，而守方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也有2万人。解放军第28军3个团9,000余人自古宁头登陆，遭国军围歼，为年来战争国军之最大胜利。

1949年8月，解放军发动舟山群岛战役。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登陆浙江舟山群岛中的登步岛时再次失利，被国军歼敌3千。11月6日，国军称登步岛大捷。11月10日，毛泽东给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电报，并告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部署定海作战：“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
1949年12月31日，毛泽东同意努力争取进攻海南岛，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1950年春天，解放军发动海南岛战役。3月28日，毛泽东给粟裕确定先打定海再打金门之方针，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夏天，解放军发动万山群岛战役。8月25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报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赵尔陆，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三书记方方，台湾极有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必须加强侦察，务使解放军在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加强兵力，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加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
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请陈毅考虑对厦门增加防御兵力，加强防御工事，加强炮兵及高射炮，储备粮食弹药，派去得力指挥人员，并确须预筹由中国大陆向厦门之增援计划，务达击退进犯国军，确保厦门之目的；请通知叶飞（时任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速筹对策电告。1955年，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攻占浙东沿海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国军组织大陈岛撤退。2月13日至26日，解放军陆续占领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列岛，从而占领浙江沿海全部岛屿。

解放军进军西南
1949年11月1日，李宗仁由重庆飞往昆明。同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开始进军西南，亦称“西南战役”，是解放军追歼国军，解放西南四省的重要战略行动。
11月14日，蒋介石自台湾飞抵重庆。同日，解放军攻克桂林。解放军一部以大迂回动作从邵阳地区进入贵州，11月15日攻克贵阳，继续向川南迂回进击。11月25日，解放军攻克柳州、梧州。
解放军一部由宜昌、常德地区西进，一举突破宋希濂集团为主的“川湘鄂边防线”，在川东地区歼其一个兵团和另一个兵团大部，于11月30日攻克重庆。11月29日，民国政府再由重庆西迁成都。11月30日，解放军攻克南宁。白崇禧移其总部于海口，黄杰率领所部退入越南。
12月7日，民国政府决定迁往台北，并于西昌作为大本营，于成都设置防卫司令部。12月9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及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宣布归附中国共产党。卢汉云南起义，在昆明公开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12月16日，解放军攻克川南乐山，12月18日攻克剑阁。12月21日，解放军发起成都战役。刘文辉占据雅安欲阻截国军退路，成都有被围之虑，国军乃于12月26日撤守。胡宗南移其总部于西昌，继续作战。12月27日，解放军攻克成都。
1950年1月，解放军刘伯承、陈赓、贺龙等部10余万人，沿川康公路入西康，接连攻陷雅安、康定等地，与国军激战于宁南、会理一带。3月7日，国军一度克复康定，及解放军大举进攻，乃于3月27日主动撤离西昌，将守城部队空运到台湾。3月27日，解放军进入西昌县城。4月初，西昌战役结束。3月5日，第四野战军展开海南岛战役，以木船为主要航渡工具横渡琼州海峡，于5月1日攻占海南岛。5月，国军撤离海南岛，并主动放弃舟山群岛，15万国军及大量物资转运台湾。到1950年6月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结束。历时近4年，解放军共歼灭国军807万余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解放军进军西藏
1950年1月至1951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
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解放军进军西藏，并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和平解放西藏；西南军区一部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进军；西藏地方当局为维护农奴制度，拒绝和平解放西藏，于昌都地区增兵设防，阻止解放军进军；并在昌都毒死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往西藏和谈的格达活佛。
1950年10月，解放军进藏部队进行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打开进军道路。贺龙、彭德怀、陈赓等部，分别自西康、青海、云南进军西藏，10月19日占领藏东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消灭藏军万余人。
西藏地方当局在中央人民政府再三敦促下，于1951年2月派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谈判，5月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8月、9月间，进藏部队按照协议规定，先后由昌都、门工、于阗、香日得等地出发，克服重重困难，于10月至11月，先后进抵拉萨、日喀则、察隅、阿里等地区，西藏和平解放。同年12月1日解放军张国华、范明等部会师拉萨，至翌年2月占领江孜、日喀则等城市。

云南边境游击战
国共内战国民党溃败之后， 一批国军残余部队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往南方国境撤退， 蒋介石曾经利用这批军队，通过云南省和缅甸接壤的滇缅边区，进行了一连串反攻大陆试探行动。 20 世纪 50 年代，至少有过两次大型反攻大陆行动， 是利用滇缅边区一块与中国大陆、缅甸、泰国、寮国等四个国家接壤的三角形地区，也就是国际俗称的“金三角”地区，向大陆的边界驻军与政府机关连续发动好几波的武装突袭。在“金三角”地区，听命于蒋介石的国军部队，初期仅为不及 2000 人的一支残军，颠峰时期曾经膨胀到 2 万多人的庞大武装力量， 占领着土地面积比台湾大两倍的势力范围， 曾经两度击败缅甸的国防军，多次向大陆边境的共军发动猛攻，占领过大陆云南若干边境县份，引起大陆当局的严重关切，深恐蒋介石预备从西南边界反攻大陆。
1960 年 11 月，解放军与缅甸部队联合组成一支6万人的部队，其中，解放军派出了 4 个师、1 个团，共48000人，缅军12个团共 12 000 人，配合空军，南北夹击，与国军在热带丛林中发生激战。这就是所谓的“江拉战役”。 战役期间，蒋经国曾经代表他父亲，亲自到国军“南昆总部”视察。 “江拉战役”分三阶段进行，最后国军放弃了原来的总部， 撤退到泰北。“江拉战役”之后，1961 年 3 月，国军第二次从“金三角”地区撤军，撤回台湾约4 400余人，留下未撤走的部队约5 000人，由泰国收编为北部防共部队。 柳元麟将军在回忆录中表示，大陆失败之后，他率领“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在滇缅边区活跃了 10 年。
1965年国防部情报局为中国大陆情报工作，发展敌后游击，蒋经国核准重建滇边游击部队，1975年6月因国际压力裁撤。

两岸分治
金门炮战
1958年，爆发金门炮战。至此国军在中国大陆沿海仅剩下福建的金门、马祖及乌丘屿。1979年，受国际环境影响，解放军停止炮击金门。
自1953年至1961年，双方在东南沿海空战18次，海战21次。

国光计画
1963年11月19日，反共游击队分两批在福建霞浦海尾与南日岛登陆。
到1965年，参与“海威”行动的1,800名国军，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生还。
1965年，是国光计画模拟推演最多的一年，先后爆发东引海战、东山海战和乌坵海战。6月17日，蒋介石前往陆军军官学校召集军方中层以上军官开会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军官都已预留遗嘱。为求保密，另以诺曼底登陆日作为正式攻击发起日期。8月6日凌晨，海军剑门、章江军舰执行“海啸一号演习”任务，预计运送身上穿著解放军制服的陆军特种情报队队员在中国大陆沿海先南往海南岛进行欺敌战术，而后再北上东山岛海域欲进行渗透以侦测登陆作战所需情报，并且由空军协力支援。然而两艘军舰从高雄左营出发后就已经受到解放军的监视，解放军鱼雷艇已早在东山岛海域附近兄弟屿进行伏击，双方于凌晨01:30激战一夜至清晨06:00，剑门舰和章江舰遭击沉，殉难官兵近二百人，是为“东山海战”。

台海飞弹危机
环台军演
金厦海域常态化
战争统计
关于国军
有关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解放军歼灭国军的确切总人数，长期以来，军事历史学家和军史资料均沿袭采用解放军总部发布的统计数字和说法：共歼灭国军正规军554.247万人，非正规军252.888万人，总计歼敌人数为807.135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记载有《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兵力损失对比表》，其中歼灭的国军人数如下：

一、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国军伤亡42.6万，被俘67.7万，起义1.7万。合计：112万。
二、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国军伤亡54万，被俘95.3万，起义2.8万。合计：152.1万。
三、1948年7月到1949年6月：国军伤亡57.2万，被俘183.4万，投诚24.3万，起义13.1万，改编27.1万。合计：305万。
四、1949年7月到1950年6月：国军伤亡17.3万，被俘112.3万，投诚39.1万，起义67.1万，改编2.2万。合计：238万。
五、以上合计：国军伤亡171.1万，被俘458.7万，投诚63.4万，起义84.7万，改编29.3万。合计807.1万。投诚、俘虏和击毙旅级或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686名，这里记载歼灭国军总计807.1万，与1950年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数据完全一致。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代出版的《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统计情况是：
第一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51.9万人，消灭国民党游杂武装12.9万人，总计歼敌64.8万人；
第二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及地方部队230万人，消灭国军游杂武装100万人，共计歼敌330万人；
第三野战军消灭国军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武装交警部队及游杂武装共计247万人；
第四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188万人，消灭国军游杂武装135万人，共计323万人；
华北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非正规军及游杂武装101万人。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战报807万统计数字，只统计了这一时期（1946.7－1950.6）所消灭的国军正规军的总人数。其他时间段的数字没有统计到解放战争中去，其次，毛泽东认为：“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国府是依赖它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而存在的，国军残余游击队的存在当然是蒋介石的一种辅助力量，对中共一方有一定威胁，但对双方政权不起决定作用。因此，毛泽东规定：“伪军、还乡队、保安团不算敌人的正规军，不在新华社的统计之内”。《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解放军总计歼灭国军为1,065.8万人的统计的解放战争的时间段是从1946.7月至1950年6月四年消灭国军正规军和含游杂武装的总数。
整个战争期间，国军起义总人数达114万（不含投诚），占国军总兵力800万正规部队的14.25%。驾机起义达43架；大小舰艇73艘，地区性起义面积达553万平方公里。战争期间，有约400万国军战俘加入解放军序列（不含起义），1948年解放军中的国军俘虏兵占解放军全军约30％，到1949年更达到70%到80%，极大充实解放军的实力。

关于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所载，解放军损失如下：

阵亡26万人
失踪和被俘19万人
85万人负伤
伤亡合计130万人（含支前民兵）

影响
外流与逃难
国共内战前后，部分知识分子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台湾及美国，包括胡适、金庸、唐德刚、梅贻琦、钱穆、吴大猷、朱家骅、凌鸿勋、李先闻、吴敬恒、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等。
在日学者周俊认为，尽管1949年前后战局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但其动员机制已经触碰社会瓶颈，因此华北发生了较多的逃亡事件。

国际关系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国大陆则加入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阵地。

两岸分治
台湾战后时期以“联美反共”为主，对内实行白色恐怖和高压特务统治，以防解放军攻台，对外联合美日等西方国家；中共因防备美国与台湾，政策长期封闭和“一边倒”亲苏联外交。
在中国西南地区，解放军攻占成都，一路追击国军。国军第九十三师最后到达泰国、缅甸边境的金三角，即“泰北孤军”。1954年，因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抗议，第九十三师及眷属撤往台湾。在泰国北部仍有人不愿离开，主要为云南籍官兵，离家较近，要打回中国大陆。最后因协助泰国政府平定山区的泰国共产党游击队，获得泰国国籍，得以在泰国合法永久居留与生活。

福建经济
福建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国共对峙的军事前线，严重影响经济发展，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由于军事考虑，重大民生建设项目较少，经济较落后。1980年代后随著两岸关系一度缓和、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才使经济开始改善。随著两岸经济交流频繁，2019年，福建所有地级市人均都超过中国大陆人均GDP，2021年福建人均GDP达到1.82万美元，仅次于北京、上海、江苏，排名中国大陆第四。

参见
国共关系
国共合作
国共内战
第一次国共内战
国共摩擦
国共谈判
国府迁台
两岸关系
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
希腊内战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 来源 ===


石嘴山市

石嘴山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下辖的地级市，位于宁夏北部。市境南临银川市，西、北、东三面分别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相邻。地处银川平原北部，西依贺兰山，东临鄂尔多斯高原，中部为黄河冲积平原，黄河纵贯市境东部。石嘴山是一座新兴的煤炭工业城市，煤藏丰富，以产“太西煤”而闻名，号称“塞上煤城”，是宁夏能源重化工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市人民政府驻大武口区。

历史
古代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北击匈奴，取“河南地”，今石嘴山属北地郡富平县。西汉，石嘴山河东部分属北地郡富平县、河西部分置廉县（治今平罗县崇岗镇暖泉村）。
北周时，今石嘴山属灵州，河西部分为怀远郡怀远县地，河东置历城郡建安县（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名广润县；仁寿元年601年，改名灵武县）。先天二年（713年），置定远城（在今平罗县姚伏镇），属灵州，后升为定远县。景福二年（893年）升为警州。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将警州降为威肃军。西夏大庆元年（1036年），被改为定州（俗称田州），并设定远县。元代，今石嘴山属甘肃行中书省宁夏府路，仍置定州。
明代，属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宁夏卫。永乐初年（1405年前后），筑城（今平罗县城关镇），置军马哨备。弘治六年（1493年）扩筑新城，名平虏城。弘治年间（1500年前后）今平罗县河东部分因地处长城外（称为边外地），为蒙古鄂尔多斯部牧地。嘉靖三十年（1551年），置平虏守御千户所，属陕西都司。嘉靖二十年（1541年）筑北长城后，河西北长城以北地区亦为蒙古部落所据。
清顺治元年（1644年），平虏所改称“平罗所”。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蒙古鄂尔多斯部自河西移驻河东。雍正二年（1724年），升平罗所为平罗县。建县后第三年开凿了惠农、昌润两渠，招民垦种。雍正五年（1727年），析平罗县东南黄河滩地置新渠县（驻今姚伏镇附近）。雍正七年（1729年），析平罗县东北黄河滩地置宝丰县（驻今宝丰镇）。乾隆四年（1739年）发生大地震，新渠、宝丰二县城被震毁，朝廷诏令撤销两县，并入平罗县。将平罗县南部各堡划归宁夏县（今贺兰县）。今陶乐县境为蒙古鄂尔多斯部牧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黄河向西改流，将平罗县东永惠堡东部南北长18里、东西宽4里狭长地带的土地和居民甩到河东（称“五堆子地”），从而发生地界争端。乾隆五十年（1785年），经陕甘总督奏请，清廷派员前往勘定，将“五堆子地”仍归平罗县，并立碑为界。此后，河西农民陆续前往垦荒，逐渐形成沿河东岸的垦殖区。嘉庆十一年（1806年），蒙古阿拉善王爷将吉兰泰盐池献交官办，就近划归平罗县管辖。

近现代
民初，平罗县属甘肃省宁夏道。1929年，宁夏建省；从平罗县划出磴口县，治“旧磴口”（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木仁苏木）；平罗县属黄河东岸的五堆子狭长地带设陶乐设治局，治高仁镇，辖境南起横城、北至王元地，长150公里，宽20公里。1941年4月析平罗县北部宝丰、黄渠桥、石嘴山、高庄、惠北、灵沙等8个乡置惠农县（治宝丰城）。1941年7月，河东的陶乐设治局改建陶乐县。1945年3月，在惠农县黄渠桥设“宁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平罗、惠农、陶乐、磴口4县。1945年5月，改名银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增领贺兰县。不久撤销，各县仍由宁夏省直辖。1949年，磴口县迁治三盛公（今磴口县巴彦高勒镇南粮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罗、惠农、陶乐3县由宁夏省直辖。1951年，石嘴山被划为惠农县的“城市地区”之一。1954年，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平罗、惠农、陶乐3县属甘肃省银川专区。
1955年底，煤炭工业部决定开发石嘴山矿区（贺兰山—桌子山煤田的15个矿区），建成贺兰山煤炭基地。国家把石嘴山矿区列为一五期间全国10个新建重点矿区之一。1960年3月，石嘴山市正式成立。
1976年底，石嘴山市设立郊区（县级）（驻马家湾子），辖尾闸、燕子墩、庙台、下营子、礼和、西永固6个公社。石嘴山市辖4区3县。
1987年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石嘴山市郊区，以原郊区大部恢复设立惠农县，驻马家湾。原郊区所辖大武口乡划归大武口区，园艺乡的沿环村划归石嘴山区管辖。石嘴山市辖3区3县。
2002年10月，国务院批准，撤销石嘴山市石炭井区，石炭井区的行政区域划归大武口区管辖，将平罗县的隆湖吊庄乡及崇岗乡的长胜、九泉、潮湖3个行政村划归大武口区管辖。大武口区面积由66平方公里扩大至1007.5平方公里。市辖2区3县。
2003年7月，自治区批准，将惠农县园艺镇（面积1.3平方公里，人口4707人）划归石嘴山区。2003年11月，自治区批准，将隆湖经济开发区（面积108平方公里，人口26860人）移交石嘴山市管理。2003年1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石嘴山市石嘴山区和惠农县，合并设立石嘴山市惠农区；撤销陶乐县，原陶乐县月牙湖以北部分（马太沟镇、红崖子乡、高仁乡1镇2乡）划归平罗县，以南部分（月牙湖乡）划归银川市兴庆区。石嘴山市辖2区1县。

地理
石嘴山市位于黄河西岸，东、南临银川市，北、西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石嘴山市东临鄂尔多斯台地，西踞银川平原北部。海拔在1090米～3475.9米之间。境内贺兰山最高峰海拔3475.9米，面积1605.7平方千米，占石嘴山市土地总面积的30.24%。地表水系由黄河干流，都思兔河、水洞沟、贺兰山山地沟谷，黄河引水排水渠系、平原低地集水湖沼组成。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为黄河水渗人和山地降雨贮备，富集于山前洪积扇及平原地带；贺兰山风化浅山地带贮存少量风化裂隙水；鄂尔多斯台地地下水贮存极少。沙湖位于平罗县，现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面积50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约10平方公里，沙漠20平方公里，集合了水乡与大漠风光为一体，也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
石嘴山市属于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冬冷夏热，降水较少，全年日照充足，降水量集中，蒸发强烈，空气干燥，温差较大，无霜期短。夏热而短促，春暧而多风，秋凉而短早，冬寒而漫长。年平均气温8.4℃～9.9℃。年最低平均气温-19.4℃～-23.2℃，年最高平均气温32.4℃～36.1℃。年平均降水量的地理分布较为均匀，全市年平均降水量在167.5毫米～188.8毫米。年蒸发量在1708.7～2512.6毫米，是降水量的10～14倍，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政治
现任领导
历任领导
行政区划
石嘴山市下辖2个市辖区、1个县。

市辖区：大武口区、惠农区
县：平罗县
此外，石嘴山市还设立以下经济管理区：国家级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隆湖扶贫经济开发区

人口
2022年末，石嘴山市常住人口75.1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1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9.92万人，乡村人口15.26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为79.7%；男性人口38.32万人，占比为51%；女性人口36.86万人，占比为49%；人口出生率为7.31‰，死亡率为8.77‰，自然增长率为-1.46‰。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751,389人。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25,482人相比，十年共增加了25,907人，增长3.57%，年平均增长率为0.35%。其中，男性人口为384,491人，占总人口的51.17%；女性人口为366,898人，占总人口的48.8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4.8。0－14岁的人口为115,843人，占总人口的15.42%；15－59岁的人口为508,393人，占总人口的67.66%；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27,153人，占总人口的16.92%，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91,081人，占总人口的12.12%。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85,502人，占总人口的77.9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65,887人，占总人口的22.08%。

民族
石嘴山市有汉、回、蒙、满等24个民族。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568,238人，占75.63%；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83,151人，占24.37%，其中回族人口为176,176人，占23.45%。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10,134人，下降1.75%，占总人口比例下降4.1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36,041人，增长24.5%，占总人口比例增加4.1个百分点。其中，回族人口增加35,036人，增长24.82%，占总人口比例增加3.99个百分点。

交通
石嘴山市距银川河东机场100公里，60多公里的包兰铁路，74公里的 京藏高速，70公里的 109国道和90公里的 110国道纵贯南北；大平、平陶、红礼、姚汝等公路干线横穿东西；平汝线和厂矿专用铁路线，以及79条公路支线组成四通八达公（铁）路网；通车里程约1200公里，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框架。黄河航运拥有渡船39艘，浮桥2座，渡口11个，航线144公里；陶乐黄河大桥已经建设完成，成为沟通石嘴山市和银川市的又一交通要道；另有石嘴山黄河大桥沟通宁蒙两区的跨区交通要塞。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嵬城址
田州塔
平罗玉皇阁

教育
宁夏理工学院
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友好城市
法国 帕赖勒莫尼亚勒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