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

在欧洲历史中，中世纪（英语：Middle Ages）或中世纪时期（英语：medieval period，也拼作mediæval或mediaeval）大约从公元5世纪末延续到15世纪末（存在对于其始末时间的不同观点）。中世纪处于西方历史传统三分法（古典时代、中世纪和现代）的中间。中世纪时期本身又分为前期、盛期和后期，早期中世纪有时也被称为黑暗时代。
人口减少、逆城市化、中央权威崩溃、入侵以及部落的大规模迁徙始于古典时代晚期，并延续至中世纪前期。民族大迁徙时期的活动，特别是日耳曼人的迁徙，导致西欧新王国的崛起。7世纪，中东和北非被阿拉伯征服，受哈里发统治。拜占庭帝国在东地中海地区幸存，并通过《民法大全》推进世俗法。在西方，大多数王国吸收罗马现存的制度，而基督教的影响力在整个欧洲扩大。法兰克人的加洛林王朝在8世纪末和9世纪初在西欧建立加洛林帝国，但最终在内部冲突以及来自北方的维京人、东方的马扎尔人和南方的穆斯林的外部入侵下衰落。
在1000年后开始的中世纪盛期，随着技术和农业创新导致的贸易蓬勃发展、中世纪温暖时期的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作物产量增加，欧洲的人口大大增加。庄园（将农民组织为向贵族支付租金和劳役的村庄）和封建制度（骑士和地位较低的贵族向他们的领主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对土地和领地的租用权）是中世纪盛期社会组织的两种方式。天主教和东正教在这一时期正式分裂，史称东西教会大分裂。西欧基督徒于1095年开始十字军东征，试图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促进了拉丁基督教在波罗的地区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扩张。各国国王成为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统治者，犯罪和暴力减少，但也使得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理想变得更加遥远。在西方，学术生活以经院哲学为标志，这是一种强调信仰与理性相结合的哲学，同时大学建立。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乔托的绘画、但丁和乔叟的诗歌、马可·波罗的旅行以及沙特尔主教座堂等哥特式建筑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
中世纪后期充满困难和灾祸，包括饥荒、瘟疫和战争，欧洲人口显著减少；1347年至1350年间，黑死病夺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的生命。天主教会内部的争议、异端和大分裂以及王国间的冲突、内乱和农民起事相互交织。文化和技术的发展导致欧洲社会转型，结束了中世纪后期，拉开早期现代时期的序幕。

词源、时期划分
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分析体系中的三个主要时期（古典时代、中世纪和现代）之一。李奥纳度·布伦尼在他1442年的《佛罗伦萨人的历史》（拉丁语：Historiarum Florentini populi）中第一次提出这种三分法，而这种方法在17世纪由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塞拉里乌斯推广后成为标准。在英语中，中世纪时期的形容词“medieval”源自于新拉丁语术语“medium aevum”（“中间的年代”），这一术语最早见于1604年的记录中。
中世纪的作家将历史划分为六个年代（由希波的奥古斯丁最先提出）或四个帝国（来自圣经但以理书），并认为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世界末日前的最后一个时期。在他们的观念中，他们的时代始于基督为人类带来光明的时刻，与之前的精神黑暗形成对比。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诗人彼特拉克颠倒这一隐喻，称黑暗时代是从非意大利出身的皇帝掌权罗马帝国开始的。
中世纪在学术研究中通常涵盖公元500年到1500年左右的时期，但确切起始和结束时间都不确定。一个常见的起始点是由布鲁尼首次使用的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的年份。另一种观点则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306年—337年在位）皈依基督教为起点。同样，也没有普遍认可的结束时间。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航行抵达美洲、1517年的宗教改革乃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常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正如历史学家米丽·鲁宾强调的那样，欧洲当时“并没有同步到同一节奏”：欧洲的基督教化在罗马时期和14世纪之间波浪式地进行。
罗曼语族国家的历史学家通常将中世纪分为两个部分：早期的“高”时期和之后的“低”时期。英语国家的历史学家一般遵循德国标准，将中世纪细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盛期”和“后期”。在19世纪，整个中世纪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但随着这些细分的采用，这个词在20世纪初期变为仅指中世纪前期。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概念，他们在全球史研究中避免使用此术语，不过“印度中世纪”、“穆斯林中世纪”等类似主题的研究并不少见。

史料来源
中世纪书面文献系统化的出版始于路多维科·穆拉托里的《意大利事件记述》，随后出现类似的系列，如德国的《日耳曼历史纪事》和英国的卷轴系列。这些大型收藏主要包含编年史、年代记和其他叙事资料，重点关注有权势者的功绩。根据现代观点，大多数编年史是在修道院撰写的，但教堂支部、皇家法庭和城市也是重要的历史写作中心。现代历史学家对待中世纪叙事作品时多采取谨慎态度，因为它们经常扭曲事实，充满不实信息。国家或教会行政文件，如皇家特许状和金玺诏书，是必不可少的中世纪史料来源，但伪造或经回溯重构的法律文件屡见不鲜。大多数特许状登记簿保存在修道院中。其他类型的书面史料包括涂鸦、印章和信件，比如基辅罗斯的桦树皮信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对史料稀缺的地区和时期的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年代测定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放射性碳定年法主要涵盖60年的时间跨度，而树轮分析仅在考古现场有木质遗物时才适用。由于在9世纪前几乎没有农民生活的详细书面资料，历史学家可以获取的信息也主要来自考古学。中世纪的图像和雕塑可以提供关于日常生活的有用信息，但需要持批判态度，因为反讽、讽刺或时代错置是中世纪艺术家常用的表现手法。

罗马帝国晚期
罗马帝国的领土范围在公元2世纪达到最大；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罗马对其边远领土控制的逐渐衰落。恶性通货膨胀、边境外部压力以及瘟疫爆发相结合，导致三世纪危机的出现，大多数皇帝登基后很快就被新的篡位者取代。军费不断增加，主要是为了应对与萨珊王朝的战争。军队规模扩大了一倍，骑兵和小型部队取代军团成为主要的战术单位。政府为提升收入增加税收，元老院和地主阶级的人数减少。中央行政机构需要更多官僚来应对军队的需求。
皇帝戴克里先（284年—305年在位）于286年将帝国分为东、西两个独立行政区。这个系统最终包括两位正帝和两位副帝（因此称为四帝共治制），使帝国政府稳定了大约20年。戴克里先的进一步政府、财政和军事改革延缓了帝国的衰落，但并没有解决它面临的问题。内战后君士坦丁大帝恢复了内部和平，并于330年将拜占庭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定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4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罗马社会以与早期古典时期不同的新形式稳定下来，富与穷之间的鸿沟扩大，小型城镇的活力下降。另一个变化是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君士坦丁的皈依加速了这一过程，但基督教直到4世纪末才成为帝国的主导宗教。关于基督教神学的争议加剧，坚持大公会议所谴责神学观点的人遭到迫害。这些异端观点通过帝国外的传教活动或东部行省的本地族群支持而得以存续，比如德意志民族中的阿里乌教派或埃及和叙利亚的基督一性论。尽管法律限制犹太人的权利，犹太教仍然被容忍。
3世纪的早期基督徒通过重新诠释罗马异教艺术中的流行图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符号体系，并在殉道者墓窟绘制了描绘圣经场景的壁画。晚期罗马艺术家抽象风格的庄严性有效地传递了基督教信息。基督端坐的形象在4世纪初成为早期基督教艺术的主要元素。在君士坦丁治下，原本用于行政和商业活动的巴西利卡被改为用于基督崇拜。第一批泥金装饰手抄本与5世纪默读的推广同期出现。
4世纪中期，敌对皇帝之间的内战变得普遍，士兵因此从帝国的边境部队转移，使得入侵者有机可乘。尽管这段时期的迁徙通常被描述为“入侵”，但它们不仅仅是军事行动，而是整个民族向帝国移民。376年，成千上万的哥特人逃离匈人，得到皇帝瓦伦斯（364年—378年在位）的许可在巴尔干半岛的罗马领土定居。安置并不顺利，罗马官员对情况处理不当，哥特人逐渐开始抢劫和掠夺。瓦伦斯试图平定混乱，但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与哥特人作战时被杀。哥特人中的西哥特人在401年入侵了西罗马帝国；奄蔡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在406年越过高卢进入了今天的西班牙。一年后，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最终都来到了高卢，而现今被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日耳曼部落定居在不列颠，而汪达尔人则征服了阿非利加行省。匈人国王阿提拉（434年—453年在位）在442年和447年入侵巴尔干，451年入侵高卢，452年入侵意大利，但他去世后他领导的匈人帝国逐渐瓦解。
处理这些迁徙时，东罗马精英阶层将武装力量的部署与向部落首领赠送官职相结合，而西部的贵族则未能支持军队，但也拒绝为防止部落入侵朝贡。这些入侵导致帝国西部地区分裂为由入侵部落统治的较小政治单位。5世纪的皇帝通常受到军事强人的控制，例如斯提里科、埃提乌斯、阿斯帕、李希梅尔或贡多巴德，他们都具有非罗马血统。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475年—476年在位）的废黜传统上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东罗马帝国（在西罗马帝国垮台后常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皇帝虽然宣称拥有西部领土，但几乎无法对这些领土施加控制。

中世纪前期
罗马帝国后的王国
在后罗马时代，罗马文化与入侵部落习俗的融合有着充分的记录。日耳曼人的“庭”发展成了立法和司法机构，其允许部落的男性自由成员比先前拥有更大的政治发言权。罗马人和入侵者留下的物质文物通常相似，部落物品经常模仿罗马物品。新王国的许多学术和书面文化都是基于罗马的知识传统。许多新政治实体不再通过税收支持其军队，而是依靠授予土地或租金。这意味着对大量税收收入的需求减少了，征税制度因此式微。
在英国，当地的凯尔特布立吞人的文化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不大，但本土和外来语言的融合是可见的。到600年左右，新的政治中心出现，一些地方领袖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形成了小王国，比如威塞克斯和麦西亚。位于今天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小王国仍受本土不列颠人和皮克特人的控制。爱尔兰被划分为更小的政治单位，也许有多达150个部落王国。
东哥德人在5世纪末期随着狄奥多里克大帝（493年—526年在位）从巴尔干半岛迁往意大利。他建立了一个以本地人和征服者之间合作为特征的王国，这一特征持续他统治的最后几年。他去世后，已罗马化的人和传统派东哥特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接踵而至，为拜占庭人重新征服意大利提供了机会。勃艮第人在高卢定居，重新组织了他们的王国。在高卢其他地方，法兰克人和凯尔特布立吞人建立了稳定的政权。法兰克王国位于高卢北部，其第一位国王希尔德里克一世（457年—481年在位）有充足相关史料留存。在他的儿子，墨洛温王朝的建立者，克洛维一世（509年—511年在位）统治期间，法兰克王国版图扩大并皈依基督教。与其他日耳曼民族不同，法兰克人接受了天主教，这促进了他们与本土的高卢-罗马贵族的合作。逃离不列颠尼亚（今天的大不列颠岛）的不列颠人定居在布列塔尼半岛。
其他君主国由西哥特人在伊比利亚半岛、苏维汇人在伊比利亚西北部、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伦巴第人在568年定居在北意大利，并建立了由以城镇为基础的公国组成的新王国。来自亚洲草原的游牧民族阿瓦尔人在6世纪末征服了下、中多瑙河沿岸的大多数斯拉夫、突厥和日耳曼部落，他们能够迫使东方帝国定期支付贡金。670年左右，另一个草原民族保加尔人在多瑙河三角洲定居。681年，他们击败拜占庭帝国军队并建立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征服了当地的斯拉夫部落。
各民族的定居伴随着语言的变化。作为西罗马帝国的文学语言，拉丁语逐渐被一系列起源于拉丁语但与其有所不同的地方语言所取代，统称为罗曼语族。希腊语仍然是拜占庭帝国的语言，但斯拉夫人的迁徙扩大了斯拉夫语在中欧和东欧的使用范围。

幸存的拜占庭
东罗马帝国存留，并经历了一场延续到7世纪初的经济复苏。政治生活以国家与基督教教会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为特征，东部政治中神学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西欧。由于拜占庭人认为阉人极具智慧和忠诚，他们经常聘用阉人作为国家或教会官员，以及女性和儿童的监护人或导师。法律方面的发展包括罗马法的编纂；其中最全面的法律集——《民法大全》——是在查士丁尼一世（527年—565年在位）统治期间进行的。
查士丁尼在532年差点失去王位，尼卡暴动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一半。镇压了暴动后，他加强了帝国政府的独裁元素，并动员军队对抗阿利乌异教的西方王国。将军贝利撒留从汪达尔人手中征服了北非，并攻击了东哥特人，但这场战役被东方萨珊突如其来的入侵打断。541年至543年间，查士丁尼大瘟疫使帝国的人口大量减少。查士丁尼停止资助公共道路的维护，并通过建立庞大的边境堡垒系统来弥补军事人员的不足。他在之后的十年持续推行扩张主义，征服东哥特王国，并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取了西班牙南部的大片领土。
查士丁尼的收复行动和过度的建筑计划因将国家推向破产边缘而受到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查士丁尼的继任者面临的许多困难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包括瘟疫和阿瓦尔人及其斯拉夫盟友的大规模扩张。在东部，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新战争期间边境防御崩溃，波斯人占领了位于埃及、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大片帝国领土。626年，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袭击君士坦丁堡。两年后，皇帝希拉克略（610年—641年在位）发动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反攻，绕过安纳托利亚山区的波斯军队，直接进攻萨珊王朝的核心地带；帝国收复了东部失去的全部领土。

西方社会
在西欧，一些较老的罗马精英家族逐渐消失，而其他家族更多地参与教会（而非世俗）事务。与拉丁学术和教育相关的价值观大多消失了。虽然识字能力仍然重要，但仅仅是实用技能，而不再是精英地位的象征。到了6世纪末，教会中宗教教育的主要手段已从书籍转变为音乐和艺术。大部分的智力工作都致力于模仿古典学术，但也有原创作品，以及现已失传的口头作品。圣希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卡西奥多罗斯和波爱修斯的著作为当时的典型。贵族文化更关注盛大的宴会，而非文学追求。精英之间的家庭联系很重要，忠诚、勇气和荣誉等美德也同样重要。这些联系导致了在贵族社会中私仇的普遍存在。大多数私仇似乎在支付某种补偿后很快结束。
女性在贵族社会中主要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法兰克地区，统治者的母亲这一角色尤为突出。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儿童统治者较少，这意味着女性作为王后母亲的角色较小，但这被女隐修院院长的角色增加所弥补。女性对政治的影响力特别脆弱，早期中世纪的作者倾向于将强大的女性描绘成负面形象。女性通常比男性寿命更短，主要是由于杀婴和孕产妇死亡。结婚女性和成年男性数量之间的差距导致法律机关发布保护女性利益的详细规定，包括她们获得“早礼”（德语：Morgengabe）的权利。中世纪前期的法律承认男性有权与妻子以外的女性（如妾）长期保持性关系，但社会期望女性对单一男性保持忠诚。圣职员谴责婚外性关系，单配偶制后来在9世纪成为世俗法的规范。

土地持有模式并不统一；一些地区土地分散，而在其他地区，大片连续的土地是常态。这些差异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农民社会，部分由贵族地主主导，部分则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土地定居也有很大的差异。存在多达700名居民的大型农民聚居地，而部分农民则居住在偏远的农场上。由于立法明确区分了自由与非自由身份，自由农民和贵族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自由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几代参军而晋升贵族阶层。对奴隶的需求通过战争和抢劫得到满足。最初，法兰克人的扩张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之间的冲突供应了战俘，进入奴隶市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后，奴隶猎人主要以异教斯拉夫部落为目标——因此英语中的奴隶一词（slave）来自于slavicus，中世纪拉丁语中斯拉夫人的名字。基督教伦理在7至8世纪对奴隶地位带来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被视为主人的财产，有权得到体面的待遇。
罗马城市的生活和文化在中世纪前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仍然有人居住，但它们在规模上显著缩小。在北欧，城市也在萎缩，市政纪念物和其他公共建筑被破坏并用作建筑材料。犹太社区在西班牙、高卢南部和意大利幸存下来。西哥特国王极力使西班牙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但在穆斯林征服西班牙后，犹太社区迅速重建。虽然穆斯林统治者雇用了犹太侍臣，但基督教法律禁止犹太人担任政府职务。

伊斯兰崛起
晚期6世纪至7世纪间，沿东罗马和波斯边境地区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变化。国家支持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异教草原民族中传教，波斯人则试图强制基督教亚美尼亚人信仰祆教。犹太教徒也积极传教，至少有一个阿拉伯政治领袖——今天也门的前身希木叶尔王国的统治者杜努瓦斯——皈依了犹太教。穆罕默德生前，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的出现带来了更加激进的变化。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势力征服了近东大部分地区，634年至636年间占领叙利亚，637至642年间占领波斯，640至642年间抵达埃及。东罗马帝国于674至678年间和717至718年间在君士坦丁堡阻止了穆斯林的扩张。在西部，穆斯林军队在8世纪早期征服北非，于711年消灭西哥特王国，并从713年开始入侵法国南部。
穆斯林征服者绕过了伊比利亚半岛西北多山的地区。这里出现的小王国阿斯图里亚斯成为了当地的抵抗中心。732年图尔战役中穆斯林军队的失败导致了法兰克人重新夺回了法国南部，但伊斯兰在欧洲停止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倭马亚王朝的垮台和阿拔斯王朝的接替。阿拔斯王朝更关注中东而不是欧洲，失去了对部分穆斯林地区的控制。倭马亚的后裔接管了安达卢斯（即穆斯林西班牙），阿格拉布王朝控制了北非，突伦王朝统治埃及。安达卢斯农村的伊斯兰化进展缓慢。基督徒经常被雇用在国家行政中，但有时宗教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他们大规模向北迁移。除了拜占庭帝国，穆斯林西班牙是欧洲唯一的宦官在行政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地方，他们担任宗教圣地的守护者或后宫的仆人等职务。

贸易和经济
迁徙和征服扰乱了古罗马领地内的贸易网络，远距离贸易的商品被本地产品取代。考古记录中出现的非本地商品通常是奢侈品或金属制品。在7至8世纪，北欧的新商业网络正在发展。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皮毛、海象牙和琥珀被运送到西欧。贸易路线和收费站的控制权引发了许多冲突。在后罗马王国，卑金属货币几乎停止流通，但罗马青铜币仍流通了数百年。尽管有金币铸造，但它们主要用于特殊支出，如购买土地或奢侈品。7世纪末金币转向银币，这与拜占庭停止补贴支付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也有关。精英阶层开始强调基督教式的慈善，这也增加了对低价值货币的需求。
蓬勃发展的伊斯兰经济对新鲜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持续需求在750年左右为欧洲打开了新市场。欧洲成为了安达卢斯、北非和黎凡特地区的家奴和军用奴隶的主要供应商。威尼斯成为了欧洲最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此外，欧洲向地中海地区运送木材、毛皮和武器，而从黎凡特地区进口香料、药品、熏香和丝绸。连接远方地区的大河便利了跨洲贸易的扩展。同时代的报告表明，盎格鲁-撒克逊商人参与了巴黎的集市，海盗在多瑙河上袭击商人，东法兰克的商人甚至到达了安达卢斯的萨拉戈萨如此远的地方。

宗教生活
基督教式的团结理念持续存在，但到了6世纪，东西方教会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上逐渐显现出差异。新王国的形成加强了西方传统基督教中政教分离的观念，而这个概念对于东方的圣职员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将罗马国家视为神圣意志的工具。在7世纪末，圣职员的婚姻成为长期争议的焦点。穆斯林征服后，拜占庭皇帝在西部的干预能力减弱。当利奥三世（717年—741年在位）禁止在宗教场所展示描绘人物形象的绘画时，教宗公开拒绝了他通过帝国法令宣布新教义的要求。尽管拜占庭教会后来在843年谴责了始于这次禁止的圣像破坏运动，但进一步的问题，比如教会对于新皈依信徒的管辖权的激烈竞争，以及西方单方面修改《尼西亚信经》，导致了差异多于相似之处。在西方，原本是自愿捐献的什一奉献在10世纪成为教会对农产品的常规税收。
西方主教中很少有人寻求教宗的领导。教宗在西欧唯一有影响的地方是英国，额我略于597年派遣传教团前往不列颠，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5至7世纪间，爱尔兰传教士在西欧最为活跃。人们不定期去教堂，而是与巡回的牧师会面，朝圣流行的圣地，这对基督教教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圣职员使用悔罪规则书来确定罪人的合适赎罪行为——通常是祈祷和禁食。教会对通奸者、婚外性行为（英语：fornication）者以及从事非繁殖性行为的人（如同性恋者）规定了严厉的赎罪方式。相比之下，巴尔干的波格米勒派谴责性繁殖，因为他们认为撒但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
基督教修道运动在中世纪前期兴起。修道理念从埃及传播开来，特别是通过圣徒传记，尤其是《圣安东尼传》。大多数欧洲修道院重视社区共同体验属灵生活，这被称为共生修道主义。意大利修士努西亚的本笃制定了圣本笃准则，广泛应用于西方修道院。在东方，修道院规则由斯图狄乌斯隐修院的圣狄奥多尔编纂，在960年代于阿索斯山上的大拉伏拉修道院被采用后开始受到欢迎，使得这座山成为东正教修道主义最重要的中心。
修士和修道院对宗教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充当了强大家族的土地信托机构和政治权力的重要中心。他们是一个地区主要甚至唯一的教育和识字前哨。许多拉丁语经典的幸存手稿是在修道院内抄写的。修道士们也创作了新作品，包括历史、神学和其他学科的著作，作者包括北英格兰的比德。萨克森公国博学多才的赫罗斯葳塔创作了中世纪第一部非礼拜仪式戏剧。拜占庭传教士康斯坦丁将古教会斯拉夫语发展成为新的礼仪语言，奠定了斯拉夫繁荣的宗教文学的基础；900年左右，斯拉夫语改用西里尔字母，以康斯坦丁的教名“基里尔”命名。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平信徒对教会事务的影响在10世纪达到了高潮。贵族将他们供养的教堂和修道院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而买卖圣职是普遍做法。这引起了普遍恐慌，因为许多人认为不按规定任命的牧师无法授予有效的圣礼，比如洗礼。修士社群首先通过严格遵守规定来应对这种恐惧。909年在勃艮第公国建立的克吕尼修道院引发了更为激进的变革，因为克卢尼脱离了平信徒的控制，并受到教宗的保护。克吕尼改革通过建立新的修道院和改革旧修道院的修道生活而传播开来。克卢尼的例子表明，改革主义的“教会自由”理念反而可以通过顺从于教宗来实现。

加洛林欧洲
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习惯把他们的法兰克领土分给儿子，这种广泛的土地授予摧毁了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在法兰克东北部的王国奥斯特拉西亚，阿努尔夫家族最受皇家偏爱。作为世袭宫相，他们从7世纪中期开始就是王位背后的权力，其中丕平二世在法兰克中央的纽斯特里亚内也赢得了权力。他的儿子查理·马特在长期存在的穆斯林威胁下，利用教会财产来筹集新的军队，通过将财产分配给新兵来加强自己的势力。
查理·马特的后代统称为加洛林王朝，他们在751年继承墨洛温成为法兰克的新王朝：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743年—751年在位）被废黜，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751年—768年在位）在法兰克领袖和教宗的同意下加冕成为国王。丕平攻击了伦巴第人，并迫使他们保证尊重教宗的财产。他随后将意大利中部领土捐赠给教宗，标志着教宗国的开始。
丕平将王国交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查理曼（768年—814年在位）和卡洛曼（768年—771年在位）。卡洛曼去世后，查理曼再次统一了法兰克，开始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扩张计划，用战利品和土地奖励盟友。他征服了萨克森人、伦巴第人，并在西班牙北部建立了新的边境省。791年至803年间，法兰克军队击溃了阿瓦尔人，这促进了小型斯拉夫公国的发展，这些公国由富有野心的军阀统治，并受到法兰克的支配。查理于800年圣诞节加冕为皇帝，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回归，但拜占庭并未承认他是新的“罗马皇帝”。
帝国由随同皇帝行动的巡回法庭管理，同时约300名伯爵（英语：count）管理帝国各郡（英语：county）。中央行政部门通过国王使者监督伯爵，这些使者充当巡查员和问题解决者。皇家小圣堂的牧师负责记录重要的皇家捐赠和决定。
查理曼在亚琛的宫廷是文化复兴的中心，有时被称为卡洛林文艺复兴。识字率增加，艺术、建筑、法学发展，宗教礼仪和经文学的研究也有所提升。查理曼的秘书室（英语：chancery）使用了一种新的书写系统，今天被称为卡洛林小草书体，其促进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交流。查理曼支持教堂礼仪的改变，在他统治领域强制实施罗马式的教堂礼拜，并在教堂的宗教音乐中使用额我略圣歌。学者在这段时期的重要活动包括复制、校正和传播宗教和世俗主题的基本作品，以鼓励学习。同时还产生了关于宗教的新作品和教科书。

加洛林帝国解体
查理曼承接法兰克传统，将帝国分配给他所有的儿子，但到813年只有虔诚者路易（814年—840年在位）还活着。路易多次将帝国分给他的儿子，父子之间为控制帝国不同地区而展开了多次内战。他去世三年后，他存活的三个儿子通过《凡尔登条约》将帝国分为三部分。洛泰尔一世（817年—855年在位）获得了莱茵河和罗讷河之间的王国，与他原本在意大利的领土相接，并被认可其皇帝头衔。日耳曼人路易（843年—876年在位）控制今天位于德国东部的领土。秃头查理（843年—877年在位）获得法兰克西部的领土，包括现代法国的大部分。查理曼的孙代和曾孙继续将他们的王国分给后代，最终导致了内部凝聚力的丧失。
在884年，胖子查理短暂重新统一了帝国，尽管帝国的实际单元保留了各自独立的管理。到他在888年早逝时，加洛林王朝濒临灭绝，而非王室的继承人在大多数继任国家中掌权，比如巴黎伯爵厄德（888年—898年在位）。在东部领土，王朝随着童子路易（899年—911年在位）的去世而灭绝，弗兰肯公爵康拉德一世（911年—918年在位）被选为国王。在西法兰克，王朝先是在898年恢复，然后在936年恢复，但最后的加洛林王朝无法控制贵族。987年，王朝被替代，于格·卡佩（987年—996年在位）被加冕为国王。尽管卡佩国王名义上仍掌权，但大部分政治权力下放给了地方领主。
法兰克文化和加洛林王朝的国家行政方法对周边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兰克的威胁引发了沿帝国东部边境新国家的形成——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克罗地亚。加洛林帝国的解体伴随着外敌的入侵、迁徙和掠夺。维京人在大西洋和北部海岸肆虐，还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并在那里定居。911年，维京首领罗洛得到法兰克国王单纯者查理（898年—922年在位）的许可，在诺曼底定居。法兰克王国的东部，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受到马扎尔人的持续攻击，直到马扎尔人在955年的莱希菲尔德之战中被击败。在地中海，阿拉伯海盗经常袭击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穆斯林国家也开始扩张。阿格拉布王朝征服了西西里岛，而安达卢斯的倭马亚王朝吞并了巴利阿里群岛。

新的王国、拜占庭复兴
维京人在不列颠群岛定居导致新的政治实体的形成，包括爱尔兰小而好战的都柏林王国。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871年—899年在位）于879年与异教徒大军达成协议，承认了不列颠独立维京王国的存在，史称丹麦区。10世纪中叶，阿尔弗雷德的继任者恢复了英格兰对这片土地的控制。在不列颠北部，肯尼思一世将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统一为阿尔巴王国。10世纪初，奥托王朝在德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致力于驱逐马扎尔人、对抗造反的部落公国。在意大利的遗孀王后勃艮第的阿德莱德请求保护后，德国国王奥托一世（936年—973年在位）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与她结婚，并于951年在帕维亚加冕为国王。他在962年于罗马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这显示他主张自己是查理曼政治遗产的继承人。奥托的继任者对意大利事务始终保持浓厚兴趣，但他们不在德国，无法对德国贵族施加恒久的权威。在伊比利亚半岛，阿斯图里亚斯慢慢向南扩张，并在10世纪作为莱昂王国继续存在。与此同时，巴斯克人为独立而斗争，导致纳瓦拉王国的形成，而巴塞罗那伯爵在加洛林边境省份获得了自治权。
东欧通往亚洲的贸易路线受可萨人控制。他们的多民族帝国抵制了穆斯林的扩张，领导人皈依了犹太教。9世纪末，新的贸易路线出现，绕过可萨人领地，通过伏尔加保加利亚连接中亚与欧洲；这里的当地居民皈依了伊斯兰教。斯堪的纳维亚与法兰克接触为基督教传教铺平了道路，基督教化与丹麦、挪威和瑞典中央集权王国的发展密切相关。瑞典商人和奴隶猎人在东欧平原的河流上活动，从可萨人手中夺取了基辅，甚至在860年和907年试图夺取君士坦丁堡。诺斯殖民者定居冰岛，并建立冰岛自由邦，这一政治体系阻碍了首领（冰岛语：goði）积累权力。
拜占庭在巴西尔一世（867年—886年在位）及其继任者利奥六世（886年—912年在位）和君士坦丁七世（913年—959年在位）治下重振，他们是马其顿王朝的成员。商业复苏，皇帝将统一的行政管理扩展到所有省份。皇室成为古典学复兴的中心，称为马其顿复兴。军队得到重新组织，约翰一世（969年—976年在位）和巴西尔二世（976年—1025年在位）得以扩展帝国的边界。
东方和西方教士的传教工作导致了摩拉维亚人、多瑙河保加利亚人、捷克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和基辅罗斯居民改信。摩拉维亚在900年左右受到马扎尔人的侵袭，保加利亚则在971年至1018年间受到拜占庭的扩张影响。在摩拉维亚沦陷后，捷克普热米斯尔王朝的公爵巩固了对波西米亚的权威。在波兰，随着皮雅斯特公爵统治下国家的形成，旧有的权力中心遭到了摧毁。在匈牙利，阿尔帕德王子采取了大规模的暴力手段，以压制敌对马扎尔首领。基辅罗斯的留里克王子在罗斯人袭击了可萨首都阿的尔后，成为东欧广阔森林地带的霸主。

建筑和艺术
4至6世纪，主要罗马城市和后罗马王国建造了新的巴西利卡。6世纪末期，拜占庭教堂建筑采用了另一种模式，模仿了查士丁尼阿亚索菲亚（罗马世界最大的单一屋顶结构）的长方形整体设计和圆顶。随着西部城市中心的衰落，宽敞的巴西利卡逐渐失去用途，被更小的教堂所取代，到8世纪初加洛林帝国才复兴巴西利卡式建筑。加洛林式巴西利卡的一个新标准特征是使用了耳堂，与中殿垂直。科尔多瓦清真寺——现在是该市的主教座堂——是摩尔式建筑的非凡里程碑，有着大量罗马柱，支撑红白相间的双层拱门。
由木材或石头建造的壮丽大厅是政治和社交生活的中心。它们的设计通常采用后期罗马建筑的元素，比如壁柱、柱（英语：column）和雕刻的圆盘。加洛林帝国解体后，贵族城堡的传播表明西欧从公共防御工事向私人转变。大多数城堡是木结构的，但最富有的领主建造了石要塞。塔楼是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城堡通常发展成为具有钓桥、设防的庭院、蓄水池（英语：cistern）或井、大厅、小教堂、马厩和车间等的多功能复合建筑。
大迁徙时期，罗马帝国向部落首领注入的黄金经常由当地金匠重新铸造成新的工艺品，如巨大的项链和鹰形搭扣（英语：fibula）。它们不真实的风格受到伊朗的多色和掐丝珐琅（法语：cloisonné）金属工艺的影响，由入侵民族引入罗马领土。为后罗马精英阶层工作的工匠们发展出独特的抽象设计，以丝带和高度风格化的动物图案为特色。文学作品（如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和北欧萨迦）表明大量皇家财宝的存在，但只有少数存世，包括图尔奈的希尔德里克一世墓中的陪葬品，以及安格鲁-撒克逊人丰富的墓葬萨顿胡。宗教艺术迅速吸收了后罗马世俗风格的几个元素，如皮带工艺装饰和大量的分割。绘画主要存世于装饰华丽的福音书抄本中，包括《凯尔经》和林迪斯法恩四福音书——这两部作品代表了爱尔兰和诺森布里亚的岛国艺术。
逼真风格的希腊传统塑像在地中海地区得以保存。尽管圣像破坏运动限制了拜占庭艺术近一个世纪，但圣像主义者的胜利为马其顿复兴中艺术的更新铺平了道路。更加自然主义的地中海风格成为查理曼统治期间西方艺术家的重要灵感来源，查理曼将视觉艺术视为教育和宣传的有力工具。在漫长的停顿后，卡洛林艺术重新关注人物形象，西方艺术家经常在手抄本中描绘人物。这些手稿常常由金子、珍珠和依天然形状磨圆的宝石（法语：cabochon）制成的珍宝书皮保护着。人物形象的纪念性雕塑在基督教艺术中开始被接受，这似乎是受查理曼宫廷的影响，，而到了时期末期，类似格罗十字的真人大小的雕像在重要教堂中已经很常见。在英格兰，书籍插图师承接岛国艺术遗产，增加了加洛林式的图案纹样，比如树叶。在德国，插图和生动的图像套册的手稿显示了当代拜占庭艺术对奥托王朝艺术的直接影响。在基督教西班牙，库法体和马蹄形拱门作为装饰元素的使用显示了伊斯兰艺术的影响。

军事和技术
罗马帝国晚期的主要军事发展包括对有效骑兵部队的尝试，以及不断发展的高度专业化的军种。全覆装甲骑兵是晚期罗马军队的重要特征。各个入侵部落对士兵类型的侧重各不相同——盎格鲁-撒克逊主要是步兵，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主要是骑兵。军事事务中最大的变化是采用了匈人复合弓，代替早期更弱的斯基提亚复合弓。阿瓦尔重骑兵引进了镫在欧洲的使用，并在6世纪末被拜占庭骑兵所采用。长剑的使用日益增多，鳞甲被锁子甲和札甲逐步取代。
在加洛林早期，步兵和轻骑兵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精英重骑兵的地位不断增强，但军队中很大一部分只是乘马步兵而非真正的骑兵。针对自由民众的的征兵制式微。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是例外，那里的军队仍然由地区征召组成，自由人军在古英语中称为fyrd。在军事技术方面，主要变化之一是弩重新作为军事武器出现。马蹄铁对军事以外的领域也产生了影响，它使得马匹能够在岩石地形使用。

中世纪盛期
社会
中东遭受了严重的干旱，欧亚大草原在约950至1060年间异常寒冷。随之而来的饥荒导致了拜占庭帝国、阿拔斯王朝和埃及的骚乱和军事政变，迫使大量游牧的突厥人寻求新的牧场，涌入下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他们的涌入造成了许多破坏，并最终建立了中东的塞尔柱帝国。欧洲人口激增，从1000年左右开始到1347年大约从3500万增长到了8千万。确切的原因仍不清楚：改善的农业技术、森林砍伐后开垦的新土地、更为温和的气候和没有入侵都被认为是可能的原因。
大多数中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将社会划分为三个基本阶级：圣职者、贵族和平民。平民主要是乡村农民和工匠，约占总人口的98％。城镇居民的数量正在增长，但从未超过总人口的10％。封建制度在欧洲许多地区规范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在这个系统中，封建主（英语：lord）向附庸授予财产（通常是土地），以换取主要是军事性质的服务。在欧洲其他地区，如德国、波兰和匈牙利，不可剥夺的自主地仍然是土地持有的主要形式。土地的拥有者宣誓效忠更高级别的贵族或国王，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不受封建义务的限制。
许多农民不再定居于孤立的农场，而是聚集到中更易守的庄园或村庄等社区。在庄园制度中，庄园是土地持有的基本单位，它包括较小的组成部分，比如农民租户持有的耕地和庄园主的领地。随着教士们禁止奴役同教教徒，奴隶制式微，但到11世纪末，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农奴制取代了它。与奴隶不同，农奴具有行为能力，他们的世袭地位由与领主达成的协议规定。对他们活动的限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动自由通常受到限制，需要提供徭役（法语：corvées）。农民离开家园，以换取重要的经济（如较低的税收）和法律权利（如在地方层面行使司法权），这种大规模的跨境迁徙带来了剧烈的人口影响，比如日耳曼东扩、基督徒数量在伊比利亚半岛增大。
随着重装骑兵的发展，自由战士阶层分裂为两组。那些能够自备马匹的骑士被纳入传统的贵族阶层，其他人则被吸收到农民中。通过采用严格的继承习俗（如长子继承制），新贵族的地位得到稳定。贵族根据他们统治的土地和人民划分层级；最低级别的贵族没有土地，必须为更富有的贵族服务。贵族从来不是封闭的群体：国王可以提拔平民入贵族阶层，富有的平民可以嫁入贵族家庭，贫困的贵族也可能失去他们的地位。西方贵族经常移居到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得到当地赏识他们的军事技能的统治者的支持，或者直接成为征服者。说法语的贵族主要定居在不列颠群岛、意大利南部或伊比利亚，德国贵族则偏爱中欧和东欧。
圣职者分为两种类型。在俗教士负责信徒的精神需求，主要在堂区教堂服务，而常规教士则遵循宗教规则生活，如法政牧师或修士。圣职者监督日常生活，教会法庭对婚姻事务拥有专属管辖权，教会当局支持广受欢迎的和平运动。被认为得到神启示的人可能会干预圣职者对宗教生活的控制，但他们大多数尊重官方信条。敬奉受欢迎的神秘主义者（如亚西西的方济各）通常能得到教会当局的认可。
按照官方要求，妇女必须服从男性，无论是他们的父亲、丈夫还是其他亲属。妇女的工作通常包括家务或其他偏向家庭的任务，如照顾儿童。农民妇女可以通过在家纺纱或酿酒来增加家庭收入，她们在收获季节也在田间劳作。城镇妇女可以从事贸易，但通常是通过丈夫的权利，而且不像男性，她们不总是被允许培训学徒。贵族妇女可以在缺乏男性继承人时继承土地，但社会仍认为她们的主要品德只是生育孩子的能力。教会中唯一的妇女角色是修女，因为她们无法成为牧师。

贸易和经济
人口增长、更高的农业生产力和相对的政治稳定为11世纪中世纪的商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有闲钱的人开始在遥远的市场投资盐、胡椒和丝绸等商品。不断增长的贸易带来了处理货币的新方法，欧洲再次铸造金币，最早出现在佛罗伦萨和热那亚。新形式的商业合同出现，风险在被称为委托（义大利语：commenda）或伙伴关系（义大利语：compagnia）的合伙企业框架内分担。汇票也出现了，便于资金的简易传输。多种类型的硬币流通，换钱商简化了本地和外国商人之间的交易。借贷也可以与他们协商，这导致信贷机构出现，后来发展为银行。
随着新城镇从地方商业中心发展起来，经济增长带来了新一波的城市化。国王和贵族大多支持这一进程，希望增加税收收入。大多数城市社区获得了其自治权，但很少有城市能完全摆脱王室或贵族控制。同行业的城市居民聚集在行会中。通常，这些协会制定产品质量、职业培训以及定价的标准，只有他们的成员才能进入当地市场。
意大利的海上共和国，如阿马尔菲、威尼斯、热那亚、比萨，是最早从地中海贸易复苏中获利的。在北部，德国商人建立了汉萨同盟，控制了连接不列颠群岛和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的贸易路线。法国北部建立了许多大型交易会，使意大利和德国商人可以彼此（或与当地商人）交易，逐渐繁荣。
经济增长为犹太商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得到了当地统治者的支持，遍布欧洲各地，但大多数平民视这些非基督教新来者为社会凝聚力迫在眉睫的危害者。由于犹太人无法从事高社会地位的交易，他们经常从事被鄙视的工作，如拾荒者或征税员。他们在放贷方面尤为活跃，因为他们可以无视基督教教士对贷款利息的谴责。犹太放贷人和当铺老板加强了反犹太主义，导致血祭诽谤和反犹骚乱。教会当局对犹太人对基督徒生活的影响日益关注，最终制定隔离法，甚至在1290年永久将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

技术和军事
技术发展包括小型创新和穆斯林引入的亚洲先进技术。主要的技术进步包括机械钟和眼镜的发明，以及蒸馏酒的制作。风车于12世纪在欧洲首次建造，纺车则大约出现在1200年左右。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推动了建筑技术的进步，并增加了对木材、石材和砖块等原材料的需求。船舶建造从旧的罗马榫卯系统改善为肋拱-板条方法，其他改进包括三角帆和船尾舵，这两者都提高了船舶航行的速度。星盘和指南针使得远离海岸的航海成为可能。
三圃轮作制的发展使土地利用率提高了30%以上，随之而来的是产量的增加。重犁的发展使得重型土壤的耕种更加高效。马颈圈的传播导致驮马替代需要更多牧场的牛。除了谷物外，荚果（如豌豆、豆类或小扁豆）也被更广泛地种植。
在军事方面，专业用途的步兵的使用增加了。除了仍然占主导地位的重装骑兵外，军队还经常包括骑兵和步兵弩手，以及工兵和工程师。弩的使用随着攻城战的增加而增加。这在12和13世纪导致了闭合式头盔、重型铠甲以及马甲的使用。火药在13世纪中期已为欧洲所知。

宗教生活
11世纪初，教宗选举受罗马贵族控制，但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削弱了他们的权力，让支持改革的教士登上教宗宝座。通过民众的支持，欧洲许多地方承认教宗有着对教会事务至高无上的管辖权。相比之下，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米海尔一世拒绝了教宗至上论，于是教宗使节在1054年将他逐出教会。最终，一系列互相逐出教会的事件导致了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的分裂。
叙任权（世俗统治者任命教士的权利）在1059年的罗马教会会议上遭到谴责，同时确立枢机团独享选举教宗的权利。亨利四世（1056年—1105年在位）希望保留在自己领土内任命主教的权利，但他的任命激怒了教宗额我略七世（1073—1085年在位）。他们的争端发展成为叙任权斗争，还牵涉到其他势力，因为各国国王不愿意自愿放弃主教职位的任命权。冲突最终以让步告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中妥协。
中世纪盛期是宗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古老的朝圣地，如罗马、耶路撒冷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接待了越来越多的访问者，同时像蒙特加尔加诺和巴里这样的新地点也逐渐显著。支持教会改革的运动出现，这些运动通常受欢迎，但其反教权主义有时导致对天主教会教义的全盘否定，如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等激进团体。为了镇压异端，教宗设立了宗教裁判所。修道院的改革仍在继续，克鲁尼修道院的辉煌仪式与偏好早期基督教隐士修道主义或想要过清贫、传教的“使徒生活”的人格格不入。新的修道团体因此成立，包括加尔都西会和熙笃会。在13世纪，以乞讨为生的托钵修会（如方济各会和道明会）获得了教宗的认可。

国家力量崛起
中世纪盛期的体制发展主导了欧洲政治生活，直到18世纪末甚至更晚。国王不受外国干预的治理、规范、审判权得到广泛认可，引发了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土地继承相关的法律发展的同时，世袭君主制的概念得到加强。由于大多数国家承认了女性继承权，一些国家首次出现女性君主。秘书室成为了皇家政府的中央办公室，同时也充当着上诉法院的角色。税收迅速发展，因为皇家领地的收入已无法支付国家支出。最初，额外税收是出于军事目的，但到中世纪盛期末，税收更加常规化。有效的税收取决于纳税人的许可，这加强了代表大会（英语：representative assembly）机构的作用，使其能够对国家行政施加影响。
意识形态上长期独立于世俗影响的教宗制度首次宣称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权威。教宗的世俗权力在依诺增爵三世（1198年—1216年在位）任内达到了巅峰。作为中部意大利的统治者以及一些天主教统治者（如西西里国王）的封建主，教宗深深地卷入了世俗政治。1016年至1091年间，诺曼战队从伦巴第、拜占庭和穆斯林统治者手中夺取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教宗于1059年承认他们对领土的控制，鲁杰罗二世（1105—1154年在位）将诸诺曼公国统一为西西里王国。
在神圣罗马帝国，奥托王朝于1024年被法兰克尼亚王朝取代。他们保护次级贵族以减少公爵权力，并在亨利四世领导下与教廷发生冲突之前夺取了勃艮第。在1125年至1137年之间的短暂间隔后，霍亨斯陶芬王朝接替了法兰克尼亚王朝。他们与教廷不断发生冲突，北意大利城市和德国亲王得以从中得利。1183年，腓特烈一世（1155—1190年在位）批准伦巴第同盟选举他们的领导人的权利；在他的孙子腓特烈二世（1220—1250年在位）统治期间，亲王的自治权得到承认。腓特烈因其博学多才和非传统的生活方式而闻名，但他统治意大利的尝试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德国的权力空白期（或者不如说内战期）由此开始，而西西里（腓特烈的母亲科斯坦察统治的地方）——则被富有野心的法国亲王安茹的查理（1266—1285年在位）夺取。七位选帝侯选举国王的权利得到了重新确认。鲁道夫·冯·哈布斯堡（1273—1291年在位）是内战后首位当选的国王。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整个帝国，将奥地利授予自己的儿子，从而为哈布斯堡王朝未来在中欧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法国君主开始逐渐扩大对贵族的权威。国王面临着强大的诺曼底公爵，他们于1066年在征服者威廉（1035—1087年在位）领导下征服了英格兰。这个跨海峡帝国于1154年至1189年间在安茹王朝的亨利二世治下继续扩大版图，他通过继承和婚姻占领了大片法国领土。安茹帝国在他的儿子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统治期间保持完整，但在理查的兄弟约翰（1199年—1216年在位）治下，北部的法国领地被腓力二世（1180年—1223年在位）夺取。这导致了英格兰贵族之间的分歧。同时，约翰为收复诺曼底向贵族收取资金作为战争开支但战败，这促成了《大宪章》，确认了英格兰自由人的权利。在法国，腓力二世的儿子路易八世（1223—1226年在位）将他父亲征服的大片土地作为几乎独立的采地（法语：apanage）分配给他的幼子，以便管理。他的儿子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通过任命调查员（法语：enquêteurs）来监督皇家官员的行为，改进了当地的行政管理。巴黎皇家法庭几乎全年都在定期听取诉讼当事人的案件。
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国家开始向南部的伊斯兰势力发起反击，史称收复失地运动。经过多次分裂和重新统一，北部基督教地区在1230年左右形成了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和葡萄牙四个王国。阿拉贡成为海上强国，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巴利阿里群岛，从安茹-西西里王朝手中夺得西西里，从热那亚人手中夺得撒丁岛。伊比利亚南部仍然受伊斯兰国家的控制，最初是科尔多瓦哈里发国，1031年解体为诸泰法。虽然来自马格里布的两个王朝（穆拉比特和穆瓦希德）分别在1110年代和1170年代建立了对伊比利亚南部的集权统治，但他们的帝国迅速解体，进一步扩大了基督教王国的势力范围。已天主教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在扩张：挪威国王控制了冰岛和格陵兰的诺斯殖民地，丹麦占领了部分爱沙尼亚，瑞典征服了芬兰。
在东部，基辅罗斯分裂成独立的公国。其中北部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在1169年苏兹达尔军队袭击基辅后成为主导势力。波兰在1138年也分裂成自治的公国，使捷克国王得以在13世纪后期扩张为繁荣的西里西亚公国。匈牙利国王占领了克罗地亚，但尊重了当地贵族的自由。他们宣称（但仅间断地实现）对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游牧库曼人等其他土地和民族的宗主权。库曼人在反对拜占庭的起义中支持保加利亚人和弗拉赫人，导致了12世纪末保加利亚的复兴。在保加利亚西部，塞尔维亚获得了独立。
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1206年—1227年在位）领导下于欧亚大草原崛起，成为欧洲东部边境新的扩张势力。1236年至1242年间，蒙古人征服了伏尔加保加利亚，摧毁了罗斯公国，并破坏了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的大片区域。他们的统帅拔都（1241年—1256年在位，成吉思汗的孙子）在伏尔加河畔的萨莱设都，建立了钦察汗国，名义上受可汗统治。蒙古人向罗斯公国征收巨额赋税，而罗斯诸侯为了经济和政治不得不让步。蒙古征服后，东欧进入了和平时期，黑海地区新建立的热那亚殖民地促进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直接贸易往来。通往远东的新陆路和海路在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广泛记述。

十字军东征
与世俗势力的冲突加速了教宗权力的军事化。教宗乌尔巴诺二世（1088—1099年在位）在克莱芒会议上宣布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响应拜占庭对抗塞尔柱突厥人的军事援助请求。他宣称解放耶路撒冷是其最终目标，并大赦所有参与者。成千上万的狂热分子，主要是平民，组成了松散的队伍向东进发。他们靠抢劫为生，并袭击犹太社区。反犹骚乱在莱茵兰尤为暴力。其中很少有人到达小亚细亚，到达者也被突厥人歼灭。正式的十字军东征于1096年出发，由布永的戈弗雷和圣吉尔的雷蒙等杰出的贵族指挥。他们在多利留姆和安条克两次重要战役中击败了突厥人，使拜占庭恢复了对西亚细亚的控制。西方人在占领叙利亚北部和巴勒斯坦后，于当地建立十字军国家以巩固统治，但他们的安全依赖于外部的军事援助，导致了更多的十字军东征。具有野心的穆斯林军阀发起抵抗，其中萨拉丁在1187年夺取了耶路撒冷。新的十字军东征延长了十字军国家的存在时间，直到1291年十字军的最后据点被马木留克苏丹国摧毁。
教宗利用十字军思想对付其对手和其他战区的非天主教团体。伊比利亚十字军东征与收复失地运动融合在一起，1248年使安达卢斯萎缩至格拉纳达酋长国。北德和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对邻近的异教部落的扩张演变成了北方十字军入侵，迫使许多斯拉夫人、波罗的人和芬人被强行同化为天主教欧洲文化的一部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目标从圣地转移为君士坦丁堡，于1204年攻陷君堡并建立了东方的拉丁帝国。拜占庭残存国家尼西亚帝国的统治者米海尔八世（1259—1282年在位）在1261年夺回君堡，但希腊部分地区仍受到西方人的统治。针对奥克西塔尼亚卡特里派的阿尔比十字军为法国王权扩张到该地区提供了机会。
随着其特殊仪式和机构的出现，十字军意识形态和制度成为了中世纪生活的一个特色元素。为了资助十字军东征，通常会征收特别税款，而从1213年开始，十字军誓言可以通过现金支付来履行，这逐渐演变为教会当局出售的赎罪券。十字军东征使修道生活与军事服务融合在一起，形成军事修会。圣殿骑士团开创了先例，开启慈善组织的军事化，如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以及新的军事型修士团，如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和宝剑骑士团。条顿骑士团虽然在十字军国家成立，却将大部分活动集中在波罗的海地区，于1226年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学术生活
教堂支部从11世纪末开始设立学校，而更宽松的主教座堂学校迅速边缘化了传统的修道院学校。在所教授学科中达到最高水平的学校被教宗或神圣罗马皇帝授予“公共学校”（拉丁语：studium generale）的称号，此即大学的雏形。新的教育机构鼓励学术讨论。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之间关于“普遍”概念的辩论尤为激烈。对亚里士多德（及其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重新发现刺激了哲学交流。皮埃尔·阿伯拉尔和彼得·伦巴德等学者将亚里士多德式逻辑带入神学领域。这种新的学术讨论和教学方法——经院哲学，要求对权威文本进行研究，尤其是武加大圣经和教父文献，但从中引证不能凌驾于理性论证之上。经院哲学者们在综合式的命题集中总结了他们和其他作者的观点，称为大全，其中最著名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的道德准则在皇室和贵族宫廷中发展。这种文化包括诗歌、故事、传奇和流行歌曲，使用地方语言而非拉丁语。故事通常以武功歌的形式记录，赞美男性英雄的残酷行为，比如《罗兰之歌》和《熙德之歌》。相比之下，骑士文学赞美贞洁之爱（色情主要出现在游唱诗人的诗歌中），从古典神话和蒙茅斯的杰弗里编撰的凯尔特亚瑟王传说中汲取灵感。其他文学类型包括宗教式自传、编年史、哲学诗和赞美诗。
11世纪发现了《民法大全》的抄本，博洛尼亚大学得以开始对罗马法的系统研究。这导致整个西欧法典的记录和标准化。1140年左右，博洛尼亚教师格拉提安撰写了《格拉提安教令集》，后成为教会法的标准文本。希腊和伊斯兰对欧洲这一时期的影响之一是用十进制的进位制数字替代了罗马数字，以及代数的发明，这促进了更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在克劳狄乌斯·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于12世纪末从希腊语译成拉丁语后加速发展。医学研究在进行，特别是在意大利南部；伊斯兰医学的传入改变了萨莱诺医学院的发展道路。

建筑、艺术、音乐
城堡化持续，越来越多的石堡在中央权力薄弱的地区兴建。其中许多是城寨结构，而中欧更偏爱塔楼城堡。在意大利的城市和城镇，互相竞争的市民家族也建造了高耸的塔楼。大规模的朝圣活动导致了沿路大型教堂的修建。这导致了罗曼式建筑的发展，得名于其类似古罗马建筑设计的特征。罗曼式建筑拥有厚实的石墙，以浮雕装饰，通常采用筒拱、十字拱或肋拱。罗曼式建筑有各种地区变种：在普罗旺斯，科林斯柱式显示出当地罗马纪念碑的直接影响；在托斯卡纳，石拱仅是装饰元素；在挪威，木板教堂的外部有龙头装饰。传统的拜占庭宗教建筑仍然在巴尔干地区占主导地位，但一些塞尔维亚教堂展现出罗曼式的影响。
默兹艺术代表了最为精致的罗曼式艺术及其金属工艺，包括凡尔登的尼古拉斯独特、个性的艺术，而列日圣巴多罗买教堂洗礼盆等作品中则几乎显示出古典风格。虽然在11至12世纪的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图像的描述，但很少有壁画幸存下来；不过流动的艺术家和壁画的草绘促进了艺术纹样的广泛传播。刺绣工艺蓬勃发展，教堂和城堡饰有缂织壁毯，圣职员的礼服也镶嵌有描绘针织工艺图案。
脱胎于罗曼式的哥特式建筑包含了许多结构创新，如尖形拱门、飞扶壁和肋拱。这使得大量大型花窗玻璃的使用成为可能。哥特式建筑在重建巴黎附近的圣但尼圣殿的主导人叙热结合这些创新后出现，并迅速传播成为欧洲天主教建筑的主流，直至中世纪结束。
手抄本插图的制作逐渐从修道院转移到了平民工坊，时祷书发展起来。金属工艺仍然是最受尊敬的艺术形式，其中利摩日珐琅流行且价格相对合理。在意大利，契马布埃、杜乔以及之后14世纪的大师乔托的创新，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嵌板绘画和湿壁画的技术和地位。12世纪的繁荣导致了更多世俗艺术的产生；许多象牙雕刻物品，如游戏棋子、梳子和小型宗教雕像得以保存。
圣母院乐派与哥特式建筑同期出现，奥尔加农发展为当代复音音乐的雏形，开启现今被称为古艺术的运动。几乎所有古艺术作曲家的姓名都未知，列欧宁和佩罗坦是少数的例外。世俗音乐方面，德国和奥地利的恋歌传统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以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魏德和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等作曲家为代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出现了类似的加利西亚-葡萄牙抒情诗学派，其中阿尔诺·达尼埃尔最富盛名。

中世纪后期
社会和经济
年平均温度自约1200年开始下降，逐渐从中世纪温暖时期过渡到小冰期。气候异常导致了农业危机，最终在1315年至1317年达到顶峰，引发大饥荒。饥饿的农民屠宰耕牛后，幸存者不得不做出非凡的努力来恢复农业。单一耕作先前盈利丰厚，但现在却导致局势恶化，因为异常天气可能会完全毁掉整个种植季节的收成。
1346年黑死病爆发，在接下来的四年间蔓延至整个欧洲，直接导致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随着后续瘟疫在欧洲持续爆发，1400年总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拥挤的城镇尤其受灾。瘟疫的创伤激发了野蛮的反犹暴乱，并出现自笞者。过多、过快的死亡摧毁了经济和贸易，恢复的过程缓慢。幸存的农民向地主支付更低的租金，但对农产品的需求下降导致价格下降，只能勉强回本。城市工人工资上涨，但征税加重。政府偶尔试图将农村租金定得很高，或者保持较低的城市工资水平，这引发了欧洲各地的民众起义，包括法国的札克雷暴动、英格兰的瓦特·泰勒农民起义和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
幸存者获取肥沃的土地后，产出低的土地被抛弃。农民为土地所有权所欠的劳役服务通常被转化为现金租金，为地主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地主联合起来向政府施压争取特权，但皇家行政部门也开始保护穷人的利益。从14世纪初开始，许多地方正式废除了农奴制度，但在其他地区（主要是中东欧），这种制度被强加给了此前是自由的租户。非圣职人员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人口开始效仿贵族的骑士精神。银行业的发展继续，这部分是因为教廷需要在商业公司的协助下在王国间转移资金。这些银行也向交战的皇室放贷，承担了巨大的风险；有些银行在国王违约后破产。
民族间的冲突变得日益尖锐，地方制定了法令以禁止异族通婚，并以民族为界限限制公会的成员资格。犹太社区永久被驱逐出法国，并至少暂时被驱逐出大多数德国城市和公国。相反，匈牙利和波兰的统治者鼓励犹太放贷人的移民。1391年大屠杀导致了1391年塞法迪犹太人集体改信。由于新基督徒被怀疑是异端，西班牙设立了审查他们信仰的宗教裁判所。拒绝改信的犹太人于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于1497年被驱逐出葡萄牙。大多数西班牙犹太人这时前往奥斯曼帝国。

国家复兴
欧洲中世纪后期，强大的王权民族国家崛起，特别是英格兰、法国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王国（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这一时期的长期冲突加强了国王对王国的控制，并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王室因战争扩大了立法权，国王直接控制的土地增多。为了支付战争所需，征税系统变得更加高效，税率也经常上升。征税需要获得纳税人同意，这使得代表机构（如英格兰国会和法国三级会议）获得了更多权力和权威。

在整个14世纪，法国国王试图以减少贵族的领地为代价扩大他们的影响力。他们试图没收英国国王在法国南部的土地时受阻，随后百年战争爆发，从1337年持续到1453年。战争初期，英国赢得了克雷西和普瓦捷战役，夺取了加来，并控制了法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压力导致法国几乎解体，但其在1370年代发动反攻收复领土。在15世纪初，法国再次濒临分裂，但在15世纪20年代后期，圣女贞德带领法国军队取得胜利，然后在其死后法国赢得福尔米尼与卡斯蒂永战役，于1453年将英国在法国的土地（除加来和海峡群岛）全数夺回。然而，这一胜利的代价很高，战争结束时，法国人口大约只有战争开始时的一半。另一方面，这些战争对英国国家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大促进了各地身份向统一英格兰理想的融合。与法国的冲突也导致英国国家文化逐渐独立，此前法国文化一直是主导影响。英格兰长弓的统治地位始于百年战争的早期阶段，而加农炮于1346年首次在欧洲主要战争中出现
神圣罗马帝国继续在今德国境内统治，但由于国王是由选帝侯选举，持久的强大王朝不再可能。在更东部，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国崛起。在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王国继续从半岛的穆斯林王国夺取土地；15世纪，葡萄牙专注于海外扩张，而其他王国则因皇室继承和其他问题而分崩离析。在百年战争战败后，英国经历了持续到1490年代的漫长内战，史称玫瑰战争，直到亨利七世（1485年—1509年在位）在1485年的博斯沃思原野战役中击败理查三世（1483年—1485年在位）并成为国王，开启都铎王朝。在斯堪的纳维亚，丹麦的玛格丽特一世（1387年—1412年在位）通过卡尔马联盟联合了挪威、丹麦和瑞典，这个联盟一直延续到1523年。汉萨同盟作为波罗的海周边的主要势力达到鼎盛时期，其贸易范围覆盖西欧到俄罗斯。苏格兰在罗伯特一世（1306年—1329年在位）的领导下摆脱了英格兰的统治，他于1328年获得教宗对他的国王地位的认可。

拜占庭覆灭、奥斯曼崛起
尽管巴列奥略王朝于1261年从西欧人手中夺回了君士坦丁堡，但他们始终未能重新控制许多先前的帝国领土。在巴尔干地区，前拜占庭领土被新成立的塞尔维亚王国、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和威尼斯城邦所分割。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新成立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奥斯曼帝国于13世纪在安纳托利亚建国，逐渐于14世纪扩张，1366年将保加利亚降为附庸国，1389年在科索沃战役中击败塞尔维亚并吞并其领土。西欧人响应巴尔干地区基督徒的厄境，于1396年宣布新的十字军东征；庞大的军队被派往巴尔干，但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遭遇失败。君士坦丁堡最终于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

教会内争议
在动荡的14世纪，教会领导层的纷争导致了1309—76年的亚维农教廷时期，随后天主教会大分裂，从1378年持续到1418年，期间出现了三位对立教宗：罗马的额我略十二世（1406—1415年在位）、阿维尼翁的本笃十三世（1394年—1423年在位）、比萨的若望二十三世（1410—1415年在位），分别得到不同国家的支持。教会官员于1414年在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上集会，次年额我略十二世自行辞任，若望二十三世和本笃十三世被大会废黜，随后于1417年11月选出玛定五世（1417—1431年在位）作为教宗。
除了教会分裂外，西方教会还因神学争论而分裂，一些观点甚至被指为异端。英国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在1415年被指控为异端，因其主张非圣职信徒可以接触《圣经》的文本，同时对圣餐礼持有与教会相悖的观点。威克里夫的教导影响了后来中世纪末期的两个主要异端运动：英国的罗拉德运动和波西米亚的胡斯派运动。后者最先始于扬·胡斯的教导，他在1415年被火刑处死。胡斯派教会虽然是十字军东征的目标，但在中世纪后幸存。其他异端运动也相继发生；教宗于1312年指控富有的圣殿骑士团，导致其解散。
教宗在中世纪晚期进一步完善了弥撒的实践标准，认定只有圣职员才能在圣餐中饮用葡萄酒。这进一步拉开了俗人与圣职员之间的距离。俗人继续朝圣、崇拜圣徒遗物；对魔鬼力量的信仰仍存在。神秘主义者（如埃克哈特大师和托马斯·肯皮斯）作品教导俗人要专注于内在的精神生活，为新教改革奠定了基础。除了神秘主义外，对女巫和巫术的信仰也变得普遍，15世纪晚期教会已了解并确认大众对巫术的恐惧。

学者、知识分子、发现
后期中世纪的神学家，如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威廉，对主知主义经院哲学提出批判，反对将理性应用于信仰。他们动摇了盛行的柏拉图普遍观念。奥卡姆坚持认为理性独立于信仰，这使得科学能够从神学和哲学中分离出来。法律研究方面，罗马法被应用于先前由习惯法管辖的司法领域。唯一的例外是英国，那里的普通法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他国家编纂了成文的法典，包括卡斯蒂利亚、波兰和立陶宛。

教育仍然主要侧重于培训圣职员。字母和数字的基本教授仍然是家庭或村庄神父的职责，但三艺（语法、修辞、逻辑）在大教堂学校或城市学校中教授。14、15世纪，大学在整个欧洲兴起。俗人的识字率提高了，但仍然很低，据估计，1500年时男性的识字率为10％，女性的识字率为1％。
本国语言的文学作品出版逐渐增多，14世纪的意大利有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英国有杰弗里·乔叟和威廉·朗兰，法国有维永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尽管很多文学作品仍然具有宗教性质，且其中大部分仍以拉丁语写成，但人们更愿意看到用本国语言写就的圣徒传记和其他虔诚著作。这得益于现代敬虔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共同生活弟兄会的形成。戏剧的主要形式仍是教会举办的神秘剧，但也逐渐从中发展。中世纪后期结束之际，约翰内斯·谷登堡于1440年发明印刷机，随后到1500年欧洲各地已建立大量出版社。
15世纪初，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开始资助超出欧洲边界的探索。葡萄牙王子航海家恩里克派遣的探险队发现了加那利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他去世后，探险活动继续进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于1486年绕过好望角，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环绕非洲抵达印度。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航行由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联合资助。乔瓦尼·卡博托于1497年登陆布雷顿角岛，航行由亨利七世治下的英国王室资助。

技术和军事发展
中世纪后期军事领域的一个重大发展是步兵和轻骑兵的增加使用。英国还雇用了长弓手，但其他国家未能形成类似军种。受到弩的影响，盔甲不断发展，新出现的板甲被用于减少来自弩和后来发展的手持火枪的伤害。随着佛兰德和瑞士步兵装备长矛及其变体，长柄武器也日益突出。
农业方面，长纤维羊毛的增加使用使得纺织纱线更强劲。纺车取代了传统的纺纱杆，使产量增加了三倍。虽然不是技术上的改进，但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那就是使用纽扣作为服装的扣子。风车改进为塔式风车，可以使风车的上部与风的方向一致。高炉在约1350年出现在瑞典，增加了铁的产量并提高了品质。威尼斯于1447年颁布欧洲第一份专利法，保护了发明家对其发明的权利。

艺术和建筑
整体上说，欧洲中世纪后期对应于意大利的特雷琴托（义大利语：Trecento，14世纪（义大利语：milletrecento）的简写）和早期文艺复兴文化时期。北欧和西班牙继续沿用哥特风格至中世纪结束，在15世纪变得越发精致。宫廷风格国际哥特式艺术出现，在约1400年影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产生了《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等杰作。在整个欧洲，世俗艺术的数量和质量持续增加，15世纪，意大利和佛兰德的商业阶层成为重要的艺术赞助人，委托制作小型肖像画以及越来越多的奢侈品，如珠宝、象牙盒、卡松箱、锡釉彩陶。尽管各国皇室拥有大量的金器收藏，但除了皇家金杯外，几乎没有其他保存下来的物品。意大利的丝绸制造业发展起来，西方教堂和精英不再需要依赖拜占庭或伊斯兰进口。在法国和佛兰德，缂织壁毯（如《女士和独角兽》）编织成为主要的奢侈品工业。
相比起早期的大型外部雕塑，哥特式教堂现在更注重内部雕塑。墓碑变得更加精致，布道坛之类的装饰有时被雕刻得十分华丽，如乔凡尼·皮萨诺雕刻的皮斯托亚圣安德烈亚堂区教堂布道坛。绘制或雕刻的木质单幅祭坛画变得普遍，特别是因为教堂设立了许多附属小堂。早期尼德兰绘画（如扬·范艾克和罗希尔·范德魏登）比肩意大利艺术。世俗上流社会从15世纪开始大量收藏北方的泥金装饰手抄本，他们还委托制作世俗书籍，尤其是历史书籍。从约1450年开始，印刷书籍迅速流行起来，尽管价格昂贵。1500年之前有印刷大约三万种不同版本的摇篮本，之后手工书籍只有皇室和少数其他人委托制作。到15世纪中叶，即便是北欧一些农民也能负担得起非常小型的木刻版画，其几乎全部是宗教题材。更昂贵的雕版画则满足了更富裕的市场需求，绘有各种各样的图像。

现代观点和认知
中世纪经常被夸大成“野蛮、无知和迷信的时代”，将“宗教权威置于个人经验和理性活动之上”。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学者喜欢将自己的先进的智力文化与中世纪对比。文艺复兴学者认为中世纪是从古典文化和文明的高峰跌落的时期。启蒙学者认为理性高于信仰，因此将中世纪视为无知和迷信的时代。
也有人认为，中世纪的人们实际上普遍重视理性。科学史家爱德华·格兰特写道：“如果说理性时代有着革命式的理性思想，那是因为中世纪长期以来的传统奠定了将理性视为人类最重要活动之一的基础。”此外，与普遍观念相反，林德伯格写道：“中世纪后期的学者很少受教会力量的制约，且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可以随着理性和观察引导的方向前进。”
中世纪的夸张描述也反映在更具体的概念上。一个常见但错误的看法是，中世纪所有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这一误解从19世纪开始传播。实际上，中世纪大学的讲师通常会提供证据表明地球是球体。

注释
引注
参考文献
进一步阅读
外部链接
De Re Militari：中世纪军事史协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Medievalists.ne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关于中世纪的新闻和文章
中世纪史数据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Medieval History Database，MHDB）
奥地利科学院“中世纪世界”官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有关中世纪的比较和跨学科文章
The Labyrinth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世纪研究资料


祭祀

祭祀，（对应英语：sacrifice(祭)、ritual(祀)），演变自中国古代“牺牲”仪式，是指以线香、酒水、肉类、蔬果、布帛和玉（传统儒教祭祀）等供品向神灵、圣徒或者亡魂奉献、祈祷的一种行为。现代祭祀一般没有供奉活物、烧化祭等有一定原始崇拜性质的仪式。
作为文化融合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中的祭祀除了宗教层面外，也有纪念的意义。通常是纪念死去的先祖，但儒家也认为，凡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或物，都可以列入祭祀对象。东亚的天主教徒、佛教徒和无宗教信仰者受儒家文化影响，有时也会进行一定的祭祀活动，典型一例即是17-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因祭祀礼仪问题导致的中国礼仪之争。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上，祭祖祭孔被正式认可，成为天主教教义的一部分，但现代基督徒，特别是基督新教信徒，已不再祭祖或祭孔。

内容
祭或祭祀，从内容上包括场地、仪式、祭文（祝祷词）、祭品等内容：

仪式，有祭礼、祭典；
节日，有祭典、祭日、庙会；
对象，祭亡灵、祭天地、祭神灵（神和世界万物），有祭祖、祭烈士、祭死难者；
手段，有活祭、牲祭，包括活人祭；
祭品，祭祀用品包括活人、动物和其他祭品；
根据仪式大小分类，有官方祭典(公祭)、民间祭祀活动包括家祭，有祭饭（祭席）、祭食；
设施和用具，有祭祀建筑、祭祀用具、祭品。

与牺牲的关联
许多祭祀仪式会涉及牺牲。依据牺牲种类不同，主要可分为动物祭（英语：animal sacrifice）和人祭（英语：human sacrifice，强调其谋杀性质时称为ritual murder），依据祭品是否死亡以及死亡方式，可分为一般性祭品、自杀祭（英语：ritual suicide）、仪式性自残以及活祭（生祭）。
现代亚洲汉字文化圈只有动物祭。

祭神与祭祖在仪式上的区别
虽然同为祭祀，但是祭祀神灵与祭祀祖先，在仪式上并不相同。以浙江省岱山县的民俗为例，祭祀神灵（如年神）时祭桌为东西朝向（即桌缝东西向），而祭祖时南北向；祭祖时祭桌上摆设较固定，朝南或朝大门方向的上香，其它三面各摆四筷四酒四饭，上3*4共十二碗菜以上，而祭神时，通常是香烛南向，北向并排由桌沿（北）向南摆放6茶6酒。

汉字文化圈祭祀
汉族的祭祀文化历史悠久，而多个与汉族关系密切的民族也继承汉族的祭祀文化。

古中国
在商、周时代，贵族有一套非常复杂且等级森严的祭祀制度，垄断与神灵沟通的权力。只有王才有权力与资源召集宗室、铸造礼器，所以祭祀也可以被用来展示王统治的合法性。张光直在他的著作《美术、神话与祭祀》中认为，古代中国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正是演变自祭祀。仪式发展成维系社会运作的法律，举办祭祀的祠堂同时也是处理政事、调解和审判的殿堂。即使后来封建制度瓦解，新的统治者---皇帝依然会举行祭祀。
商代祭祀的对象有自然万物和王室的祖先。部分学者认为商代原始多神教信仰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至高神的概念，而是以万物崇拜为主，“上帝”、“天”在卜辞中只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规律而不直接干预人间事务，故而殷人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对最高神“帝”是只贞问而不祭祀的态度。与其他农业文明不同，商代也很少祭祀太阳或月亮，而更重视河神，会将祭品丢入河中淹死或埋在河岸。至于祖先崇拜，王室相信祖先能够影响天气、战争结果和作物收成，进而威胁国家存亡，所以会祭祀祖先、在丰收或打胜仗时举行感恩祭。假如王室成员关系不合、不遵守仪式规范、触犯禁忌或社会腐败时，可能会触怒祖先而导致天灾人祸，王室成员生病也会被视为祖先的惩罚。王室还相信王朝的创立者商汤死后会继续关注国家，所以商汤经常成为祭祀的焦点。祭祀是商王的主要职责（商王可能掌控了一群专业的祭司，或者他自己就是一名萨满），因此商王会举办狩猎以取得祭祀所需要的资源，并把祭祀和战争都看作是最重要的事务之一，东周的刘康公则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周人对商人观念的继承，也是整个先秦社会的常态。祭祀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华夏文明早期的生产活动，商代许多文明成就都与祭祀有关，如甲骨文、礼器等。
周朝的祭祀规格由高而低为太牢、少牢、特牲、特豕、特豚、鱼、腊、豆等。太牢礼原本只有天子可以使用，但自从汉高祖以太牢之礼祭孔子之后，现代的祭孔大典也会使用太牢礼。在祭祀上，从周武王开始设立了专门的籍田以祭祀“天帝”，并用栗木建造土地神的神位来“使民战栗”。这些均为周代神道设教的重要体现，宗教由最初的原始性转变成专门为王权服务的工具，也为后世所效仿例如天子所专享的祭天、祭祀泰山等。
儒家把西周以来的“天”、“天命”视为至上的一元崇拜，墨家的宗教信仰则更接近于西周之前的多神教下“天”、“地祇（自然神）”和“人鬼（祖先神）”并重的局面。而从原始社会后期到商周时期的祭祀中有时会使用人牲，通常以战俘为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思潮变化，诸子百家几乎都批评当时的人祭现象。儒家主张恢复周朝的祭祀制度（但不恢复人祭），在儒家经典（如礼记）中有详细的研究与记载，但目的由安抚鬼神转化为教化人民与维护社会秩序。继承了殷商政治宗教观念的墨家也重视对鬼神的祭祀（也不恢复人祭），例如墨子主张“御乎祭祀，以致孝于亲”、“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但墨家为了避免浪费社会资源因而主张节约祭品和节葬。

近现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革之后，长期处于祭祀的真空期，至1990年代初才慢慢恢复部分祭祀活动，近年来，很多祭礼又重新恢复，不过在城市生活的人普遍不会主动参加祭祀活动。而台湾则保持了长期的祭祀传统，也保留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祭礼，如妈祖、观音妈、关公、王爷公、祖师公、上帝公、土地公、太子爷、国姓爷等佛、道教神灵都依照时令节庆祭拜，也有大成至圣先师的祭祀。
东亚各地至今仍保留大量的传统祭祀。日本本土、日本琉球、韩国、台澎金马和越南等等、等除了从中国传入的中国节日祭祀外，也在当地发展出不少本土文化的祭祀仪式。

相关
民间信仰
参拜
供品
祭祀公业
节日
祭 (日本)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拜拜小百科


赵紫阳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河南滑县人，原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国级领导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了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平息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视为党内改革派主要领袖之一，为中国民主运动作出过贡献。中国官方宣称他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后被撤销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并遭受软禁。
赵紫阳于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冀鲁豫边区地委书记，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桐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南阳地委第一任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遭迫害，此后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经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
赵紫阳于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在任期间，他参与启动和领导的改革运动为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中国大陆官方宣称其“犯了严重错误”，而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仅保留党籍。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他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后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2005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他的遗体于2005年1月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最终其骨灰于2019年10月18日下葬。

生平
早年经历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父亲赵廷宾，字良乡，又名秋喜，家中有数十亩田地，是当地的一位地主，但平日乐善好施，得村民爱戴；他与发妻刘氏得一子，取名赵修业。1927年，赵紫阳进入位于桑村乡的县立第十七小学读书。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学的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宣誓加入中国共青团（其介绍人就是校长杨庆然和两位教员胡敬一、聂真，三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后由于中共准备的夏季滑县暴动和其他起义遭镇压，地下党组织解散，赵修业与组织失去联系。赵在准备这次暴动时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还对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发给农民和卖掉，其费用献给党组织，引起父亲赵廷宾的不悦，但是他还是成功说服了他的父亲。
1932年秋天，赵父送赵到县立第一小学读书。1933年夏天，赵成功考取开封的省立初级中学（今开封高中），中学时期，他成绩优异，多次获得校方颁发的奖学金。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赵与同学参加了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他参加了开封高中学生发动的卧轨请愿行动，要求政府停止进行内战，出兵抗日。1936年，赵考入武昌高级中学。在武汉，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紫阳。

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时年18岁，正在武汉读书的赵紫阳因战争辍学，返回家乡组成抗日团体，1938年2月赵紫阳再次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之后被中共派往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同年5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学成回到滑县，年仅20岁的他被中共委任为滑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大量发展党员。1939年春，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紫阳改任县委书记，拥有不小的地盘和地方武装。

1939年，在赵紫阳的策动下，他的老同学、原中国国民党籍的滑县县长陈曙辉率军投靠中国共产党，宣布脱离国民党领导，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改编。此一大胆且成功的举动使赵紫阳更受上级重视。同年6月，赵紫阳上调成为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他也因此认识了宣传部的干部梁伯琪，两人之后结为连理。1940年6月，任中共晋豫鲁冀边区第二地委（后改为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豫鲁冀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同年7月，赵紫阳在滑县开展雇佃贫农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调动了地主和农民的积极性，其滑县建设的经验受到邓小平等人的赞赏。至抗战胜利时，赵紫阳已经成为中共党内颇具名气的中层领导人。

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8月后，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同年春天，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在山东冠县举行的土地改革问题的座谈会上特别肯定赵紫阳在滑县的土改经验，并将赵紫阳的经验推广到中央局的所有辖区，赵紫阳也因此在当时被称为“土地问题专家”。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国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已经创造出滑县成功的农民运动经验的赵紫阳再次受到重视。邓小平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刘邓大军攻克滑县之后，滑县、卫南成为解放军的重要后方。赵紫阳再一次回到滑县，主持彻底的土改运动，他坚持在土改中支持农民，对地主，根据罪恶的轻重施行文斗、武斗、反省三种形式轻重有别的惩罚。赵紫阳的父亲赵廷宾在这次土改期间，因财产流失导致情绪受刺激，肺心病发作去世。
1947年秋，赵紫阳率地方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中共最终在桐柏山站住脚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区党委和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刘志坚，赵紫阳任军区副政委和兼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赵紫阳主要负责土改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1948年7月他在平氏会议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乱没收，有步骤地对已分土地的地区进行复查调查工作。1949年3月，为适应渡江作战，桐柏军区撤销，赵紫阳改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广东时期
1949年10月后，赵紫阳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务委员、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等职。1950年，担任河南省南阳地区地委书记。1951年4月，他辞去南阳地委书记的职务，南调广东，成为“南下干部”的一员，协助陶铸等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工作。1965年，赵紫阳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增补的中南局书记还有李一清和金明），虽然赵紫阳从未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但1965年46岁的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6年接替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

土地改革
当时中共在全国建政后不久，即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广东当时由叶剑英任省委第一书记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两名主要下属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们根据广东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主张“宁慢勿乱”，并颁布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对广东土改实行较温和的手段路线，给大多数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过分清算。赵紫阳抵达广州之后，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1951年5月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方方。而陶铸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他们上任后，对广东的“温情主义”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满，加上当时的地方干部和南下干部的矛盾尖锐，南下干部受到地方干部的排斥，他们打算仿效北方放手进行“疾风暴雨式”土改的意愿也受到阻挠。陶、赵于是向中央写了关于广东土改的报告书，认为于广东土改落后和干部不纯。
1952年，毛泽东向广东发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的土改政策。毛泽东的指示使广东的政局形势发生逆转，叶剑英和方方都被批评而作了检查，他们被调离了广东，古大存的职权也被架空。陶铸升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赵紫阳稍后也升为华南分局副书记，兼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主持土改工作，当时赵紫阳作为陶铸的助手，从严从紧执行土改政策，亲自批核了许多土改的决策。在当时极左的氛围中，根据中央意见，陶铸开展了整顿干部队伍和“反地方主义”的运动，造成一系列冤假错案。

合作化运动
1953年4月叶剑英上调武汉时宣布广东全省的土改工作胜利完成，农村的工作任务进入全力发展生产的阶段。当时的赵紫阳刚刚接管农业事务，他马上发出稳定生产关系，扭转农村混乱的局面，保护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较显著。不过同年1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随即放弃保护私有的政策，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数量指标式的合作化运动使广东各地农村出现了屠宰牲畜、砍伐树木、变卖生产工具等情况，令生产遭到破坏。赵紫阳对此反复强调合作化的过程中要著重于农民的互利、生产的提高，注意循序渐进。但是毛泽东却撰文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批判右倾保守的路线，提出不少冒进的设想。鉴于毛泽东的权威，合作化运动按照其指示发展，中共中央最终在1956年秋宣布胜利。在合作化运动期间，赵紫阳的思想即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受其上司陶铸的影响而来的；陶铸在那几年的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原来的极左政策的错误和祸害，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温和路线靠拢。陶铸的转变促成了赵紫阳的思想转变，陶铸对他的思想影响一直持续到陶铸逝世。

反右运动
1957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陶铸因为职责不得不划定一大批知识分子为右派；赵紫阳由于主管农业，可以不参与划右派的工作。不过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陶铸和赵紫阳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暗中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发表文章宣传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政府的重要任务应该是领导经济建设，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观点。赵紫阳还亲自制定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补助和医疗保健政策。

大跃进时期
从1953年开始，广东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大力兴修水利，开展农业技术改革，促进粮食增产。1955年秋收，潮安县县委称潮安县成为全国第一个水稻千斤丰产县。在1958年中央粮食征购指标提高的背景下，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产量，陶铸于1959年1月中旬到东莞调研后得出的结论为，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与此同时，赵紫阳到雷南县考察后认为雷南有瞒产问题，必须开展反瞒产运动。2月，赵上书毛泽东报告“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当即批示向全国推行，“反瞒产私分”事实上误导了中央。在赵紫阳进一步了解真相后，如实向中央报告，建议政府停止“反瞒产”。但是，“反瞒产私分”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以挽回。中央肯定了赵的报告，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赵紫阳开始批判“共产风”、“浮夸风”，提出“按劳取酬”、“爱惜民力”、“不要愚公移山”的要求，强调按照客观的条件和客观的规律办事，珍惜财力，不能单单依靠群众热情进行生产。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期间，广东在全国范围内算是较沉著稳定、死亡人数较少的省份。
1960年3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第三书记的赵紫阳来到南海县一户麦姓农家视察时，看到麦氏两幼童兄弟为了舔一只饭勺里的饭汁而打架，他感触良多。赵紫阳回到省委后，一开口就对陶铸说：“旧社会中，中国国民党把人民逼反，今天，难道共产党也要把人民逼反么？”同年年中，陶铸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使广东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赵紫阳负责，赵紫阳决心开始实施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赵紫阳经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基层情况，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座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帮助解决困难，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听到哪个地方有增产的消息，他必实地察看，以总结经验。由于赵紫阳鼓励干部畅所欲言，当时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杨德元、张勋甫，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东莞县委书记林若，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等等，都乐意与赵紫阳谈心，讲真话。

省委书记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称要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上级的正式表态使赵紫阳终于可以放手整顿，于是他著力扭转濒于崩溃的广东经济。他表明不准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要重新找回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两大优良作风。他对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已经产生怀疑，他在农业上大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实行奖罚制度，让农民能够自由生产，提高个体生产积极性。当时他向全省推广清远县农民创造的“联系产量责任制”（与“包产到户”模式大同小异），使广东农村的生产得以恢复，并推行农民可保“自留地”和养小量家禽等“土地政策”，至1963年，广东经济形势基本得到好转。
在对外关系上，他在广东采取较自主的对外政策，与刘邓的“三和一少”相呼应，广东的对外关系得到改善。如在粤港关系上，1961年2月，赵紫阳允许宝安县的水库向香港供水；随后，粤港两地又达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协议，解决了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在1962年，广东民众为了摆脱饥荒而掀起大规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数千人冲过边防线，中央下令广东要将此事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赵紫阳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他提出的对策则主要强调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群众看到前途，跟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讲明群众在香港很难立脚，不动武，不进行清算”。赵紫阳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赢得外界的好评。
1965年初，陶铸专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自然由赵紫阳正式继承，46岁的赵紫阳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上任不久，赵紫阳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意图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在农村实现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引进国外先进的农场管理技术，但这些政策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乱。

文革时期
文革初期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被提升，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委，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接替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随同陶铸进京。赵紫阳曾劝说过陶铸，说北京局势凶险，这工作不适合他，但是陶铸并未能听从赵的劝告，上京赴任了。陶铸上调中央后，赵紫阳在广东失去了保护他的最大屏障，在陶铸失宠之后，赵也被打倒。
一开始，广东的红卫兵运动虽然也在外地的影响下和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学生的带领下有所涌动，甚至发出一些质疑赵紫阳和省委的声音，但是由于陶铸晋升最高层，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铸和赵紫阳的路线，加上陶铸力保在广东前线的赵紫阳，所以赵紫阳尚可以尽力将风起云涌的造反运动置于省委的领导之下。但是，形势很快发生逆转，陶铸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间，没有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反而竭力保护刘邓和一大批老干部，使他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激发，毛泽东也决心打倒这个“邓小平的代理”。1967年1月4日，陈伯达率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接见“红卫兵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正式宣布陶铸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
陶铸迅速被打倒了，之后上海“一月风暴”使造反派的夺权潮向全国蔓延。1967年1月21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省革联，即红旗派）对广东省委进行夺权。不过这次夺权只是象征性的，赵紫阳等人被带到中山大学主楼，和他们谈判后协议由省革联监督省委，省委继续处理日常事务。但是更大的一场风暴很快又来临，激进的红旗派掌控的省革联和广州军区支持的偏于保守的东风派发生权力斗争乃至武斗，1967年2月28日，广州军区对省革联控制的《广州日报》进行军管，省革联最终垮台。1967年3月15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成为全省的最高权力机构，黄永胜为军管会主任。
黄永胜控制整个广东之后，赵紫阳因为是“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而成为最重要的攻击目标。他被罗列了“八大罪状”并遭监护审查：

1970年6月30日，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以及两个十六七岁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涟源县湘中机械厂劳动，1971年5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赵紫阳被分配到内蒙古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再度调任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

主政四川
1975年初，邓小平回家乡四川考察，受文革负面效应影响，当时四川的状况令邓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饱受饥饿之苦，经济上濒于崩溃，为改变四川面貌，邓小平任命赵紫阳主政四川，10月赵紫阳成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1月由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展，到1976年，邓小平被打倒，赵紫阳也因此受到牵连，1976年2月14日，“四人帮”点名批评赵紫阳大搞复辟倒退，10月四人帮垮台，邓小平东山再起，这为赵紫阳在四川顺利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在四川任职期间，赵紫阳全力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农业问题上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政策取得显著成果，1977年相较于1976年，四川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1978年下半年，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至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赵紫阳又率先在四川进行了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经验，他领导的四川与万里领导的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赵紫阳在四川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探索工业改革，他在工业上实施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和相配套的14项政策使试点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释放了企业的活力，为促进工业发展，又出台了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实行定额补贴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积极促进了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试点企业的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均有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
任总理和总书记
华国锋于1977年提拔赵紫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其成为正式委员。赵紫阳于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后，出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也从第七上升为第四。胡耀邦下台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总书记，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

推进改革
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军事上掌握大权的邓小平、政治上主导平反冤案的胡耀邦、经济上推行改革的赵紫阳，这三驾马车顺应历史潮流，使百废待兴的中国总体上出现向好的发展势头。赵紫阳在价值观上早已抛弃苏联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在改革实践中为市场化与私有化奠定基础。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赵紫阳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促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大胆引进并推动设立股票市场和期货交易，他还亲自主导加入关贸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的总体设计，一步步引领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困境迈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坦途。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是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当时政治上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民主，但在思想文化上充满了民主氛围。

经济方针
赵紫阳在1980年3月17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开始主导中国的经济政策，担任总理后更把自己在四川任职期间的经济政策推向全国。他的经济改革以简政、放权和松绑为主导，在农村下放土地使用权和乡镇企业经营自主权。1980年，赵紫阳对各省施行财政包干制度，使地方财政利益与市场化方向保持一致，从而形成抵制计划经济的力量，使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势力难以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这一改革，多年来一直遭到两股势力的攻击，一是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政治势力，另一股势力是主张集权改革的知识分子。为引进外资、创造出口，他积极支持习仲勋、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经济特区。同时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如1982年减税让利、1984年利改税、1986年企业承包制和1988年股份制试验。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提升，农业产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贸进出口总额等指数不断增长。
1984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阶段，从1984年第四季度起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赵紫阳提出软着陆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经济既获得降温，又没有出现衰退。1985年初推出的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向价格市场化过渡的开始，赵紫阳指出价格不在市场中形成的话，企业就不会有竞争力。然而大部分国企还只习惯听从指令，对市场价格反映不灵，所以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时放不了的先调，直至完全放开。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中国政府希望恢复中华民国时期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席位，1986年1月10日，赵紫阳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秘书长阿瑟·邓克尔第一次公开表达了这一意向，赵紫阳说如果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得以恢复，中国同关贸总协定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将进一步扩大。1988年9月，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安排下，赵紫阳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北京会面。当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赵紫阳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双重问题。5月经邓小平首肯，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价格闯关。自改革以来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7月中国物价上涨幅度以19.3%创下新高，8月价格闯关的消息正式发布后，全国出现了大范围抢购并伴随通货膨胀。 上述恶性通胀是后期发生社会动荡的经济和时代背景。价格闯关的负面效应成为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保守派势力”攻击赵紫阳领导的“改革派”的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货膨胀受挫，倡导经济紧缩、治理整顿的保守势力再次崛起，保守派的政策令人民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充满疑虑。

政治发展
1980年代，尽管赵紫阳被一些人视为修正主义者，但他主张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要听取民意的方针却受到国民的广泛欢迎。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跟中共党内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赵紫阳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进入1980年代后期，赵紫阳和胡耀邦共同推进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化，国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员对自己的错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等。赵和胡还进行大规模的肃贪行动，允许对中共高干子女，特别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荫下发展起来的子女（即太子党）实施调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也招致中共党内许多掌权人士的不满，1986年发生学潮后，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一批党内元老迫使胡耀邦辞职。赵紫阳后来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赵紫阳在被任命为总书记一个月前，接受一场美国的电视采访时，表示自己不适合当总书记，更适合管理中国的经济事务。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是邓选定的接班人。基于中国需要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前提，赵紫阳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这一阶段要持续上百年。
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986年10月， 赵紫阳提议的中央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简称“中央政改办”），具体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等人负责，并于次年向中央提交报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获邓小平认可。以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论为后盾，赵紫阳等人从目标、模式和进程等方面制定政治改革战略，提出在中国的改革目标中要实现政治体制现代化，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使中国的政治运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赵紫阳等人设计了一套破除旧体制弊端且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针对旧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人治色彩浓重、政治运作和信息不透明的弊端，他提出党政事务应该分开，在此之前这种言论是一种禁忌；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适于地方政府决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员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败，为建设高效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提供制度保证；最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提高政府活动的开放度，重大情况知会人民，需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所倡导的政治开放。1987年10月，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落实政治体制改革，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在为民间创造活动空间上，赵紫阳为知识界与工人做了许多事情。赵紫阳对民主学说持开放姿态、擅于策略性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1983年他与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他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破坏减低到最小限度。赵紫阳在策略性地尽快结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就迅速扩大新闻自由，使中国在经过1980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后，还能出现一段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中国的“新启蒙”得以继续。但政治改革的启动并不顺利，至1988年中期几乎陷于停顿状态。1989年突发“六四事件”后，赵紫阳视危机为契机，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以便推进政治改革，但学生运动最后武力镇压收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尝试宣告失败，并被后来的上位者束之高阁。

外交政策
1981年10月，赵紫阳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国际首脑会议上阐述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立场。赵紫阳提倡开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使其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赵紫阳指出中国不依附于任何超级大国，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1980年代初，中苏开始讨论关系正常化，苏联主动提出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从安全立场出发，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以及削减在中国边境驻军。1982年9月27日，赵紫阳表示与苏联建立关系是有困难的，需要时间，苏联必须采取措施停止威胁中国安全，中国并不希望打苏联牌反对美国，打美国牌反对苏联，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1984年末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改善，12月21日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与赵紫阳会晤，并签订贸易合作协定。但中苏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互相猜疑并未消失。

1984年1月，赵紫阳以中国总理身份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对赵紫阳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勇于创新的作为表示赞赏，里根表示，赵紫阳所说的“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经济形式和常规决裂”的话是具有远见的，被美国人民理解和赞赏。在赵紫阳到达美国之前，里根于1984年1月9日签署了一份当时被定为机密的文件。文件显示美国有意放开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并将中国视为不结盟、但友好的国家。美国鼓励中国继续留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鼓励中国放开极权政体，在经济上逐步走向市场机制，继续拓宽中国和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纽带，如果上述两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美国会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中国宏大的现代化努力予以支持；美国认为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将逐渐有助于促进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在军事方面，美国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共同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帮助中国提升军事防御能力，适当程度上提供民用和军事技术的转让。访问结束后，中国外交部发文指出赵总理对美国的访问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报道与好评。通过发表讲话、电视采访、回答问题，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的内外政策，扩大了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人民对中国还不很了解。赵总理有针对性的讲话和回答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84年12月19日，赵紫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上，中国不再进行意识形态的扩张，对激进政体的支持亦逐渐下降，对外援助总额也不断缩减。与经济发展相比，虽然非洲等地区不再被视为与苏联外交争夺战的地域，但非洲仍然是中国对第三世界开展外交政策的重点地区，在外援总额下降的同时，仍然增加对非洲的援助。1982年底至1983年初，赵紫阳访问非洲，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赵紫阳认为中非经济合作应扩展到双方相互来往，而不是中国单方面援助。1984年6月11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去世，正在挪威访问的赵紫阳缩短行程，前往意大利出席其葬礼。多国政要也出席了此次葬礼，其中包括苏联高官戈尔巴乔夫。

党内斗争
在华国锋下台、邓小平重新掌权后，他与陈云、李先念等在权力分配和治国理念上均存在分歧。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是以陈云、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保守集团中意邓力群，王震四处活动支持邓力群，甚至当面劝赵紫阳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原本没有当总书记的意愿，更加愿意在总理职位上继续经济改革，但是保守派的活动引起赵紫阳警觉，若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反自由化形势会更加严峻。虽然最终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中占据上风，赵紫阳成功代理总书记，但是陈云势力仍有巨大影响力。这批势力因经济改革出现一些问题开始质疑改革开放，认为改革搞糟了，不如重新回到计划经济。
从1987年开始，赵紫阳与中共内部反改革的教条主义势力关系紧张，矛盾激化。保守派刮起“倒赵风”和“反改革开放风”的同时，关于赵的儿子是官倒的谣传开始集中爆发。对此，赵紫阳主动提出调查自己家属，而李鹏声称他无力阻止其子退出公司。赵下台后，中央对其子女进行调查，但没有查出问题。而李鹏声称尉健行和吕培俭查明赵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牟利数千万元。作家胡平称这是“倒赵派”的诬陷。1990年6月，王任重将调查赵的三十条材料交给赵，材料中没有其子的官倒问题。胡平说若赵的儿子真存在官倒问题，李鹏仅在1989年6月的日记中提一句，之后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与李鹏的人品和作风不符。

赵紫阳无法完全认同反自由化运动，若这场运动持续进行的话，十三大就无法为深化改革开放定调。赵紫阳为此发文对反自由化作出严格规定，划定界限，明确自由化的概念为“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这样就不会重复中共过去搞运动式的混乱。在反自由化的氛围中，保守派势力企图把反自由化扩大，延伸至经济领域，党校出现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反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声音。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长远看主要是来自“左”的干扰。邓小平赞同赵紫阳的看法。1987年夏，在得知邓小平同意反左后，中宣部出现抵触情绪，赵紫阳对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王维澄提出批评，但是赵紫阳深知中宣部的幕后是邓力群等人。早在1987年3月，赵紫阳就曾向邓小平提议让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工作，这样就可以使下面有些意见反映上来，中央的意见也能更好贯彻下去。邓小平对此同意，但保守派元老陈云反对。
1987年，随着中共十三大临近，赵紫阳正式向邓小平建议邓力群可以进中央政治局，给他一个发表见解的地方，但是不能进中央书记处，不再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这事正酝酿时，党内老同志李锐给赵紫阳写信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邓力群品质不好又保守僵化，不应负责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赵紫阳把信转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宣传工作。后来，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但邓力群最终因为差额选举在中共十三大上落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仅当选中顾委委员。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同时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在十三大上定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主要是反左。这更加引起保守派的不满，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公开攻击赵紫阳，称赵紫阳学习西方国家的东西太多。
1988年5月13日，赵紫阳向思想理论界的人士指出，反自由化运动开展以来，形势已发生变化，反自由化应该告一段落，之后主要进行日常教育。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保守派思想笔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大批反对改革开放的写手，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就打算撤销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但是被陈云挡下。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接着做，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将保守派的大本营书记处研究室以及《红旗》杂志撤销。
1989年6月30日发表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称，自赵紫阳于1988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与他“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就开始大肆宣传“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时任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宣传“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文章，暗示北京与香港传媒界在这一政治动向上存在复杂关系。与此同时，北京《经济学周报》刊登了赵紫阳原秘书鲍彤的密切联系人严家其等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批评“治理整顿”可能导致经济停滞，并提出应避免“非程序化的权力更迭”，以此为赵紫阳辩护。这一对话随后被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及香港《镜报》等媒体全文或摘要转载，引发进一步讨论。
赵紫阳晚年在自传中对此辩驳道：

他们最有兴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他们从海外报刊上摘引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观臆测，说什么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了一股 “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我，因为我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们还把所谓新权威主义的问题也扯到里边，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我作为他们的新权威，《河殇》电视片就是为我造舆论的。认为我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是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等等。还认为我是因为国内政治、经济困难，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为了推卸责任，捞取资本，而利用学潮达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所发的所谓背景材料，以及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六四”报告，李先念等人的发言，王任重给我的信中，都尖锐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责问和指责。

六四事件
因应对策
1989年4月因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运动，胡耀邦的追悼会结束之后，赵紫阳对学潮运动提出的对策包括劝导学生复课，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邓小平也同意了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处理对策。但在赵紫阳访问朝鲜期间，国内当局将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刺激学生发动“四二七大游行”。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有些学校已经复课。
5月4日，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时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新华社发表了赵紫阳的讲话。但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何东昌等人散布“赵紫阳的讲话与四二六社论精神不一致”，引发学生绝食，绝食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5月13日，赵紫阳在邓小平家谈到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来访问题，邓小平表示赵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在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会晤后，5月16日晚赵紫阳一开始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戈与邓的会见是戈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就讲到邓在党内地位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赵紫阳的原话为：

陈希同在1989年6月30日作出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指责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赵紫阳后来得知邓小平的家人及邓本人对讲话非常恼怒。究竟邓为何认为赵紫阳有意把他抛出来，要推卸责任，是什么人从中挑拨，赵始终不清楚。赵紫阳对讲话使邓产生误解表示遗憾，除了5月13日邓小平对赵紫阳表示自己与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赵紫阳才自然而然向戈提到邓在党内的地位外，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在会见外宾时，他将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通报给国外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领导人已经成了惯例，而这种通报完全是为了维护邓的地位。赵紫阳在晚年与姚监复的谈话中再次解释，他的讲话并不是要抛出邓小平，当时说重大问题要请示邓是党中央的决定，意在表明不是邓小平独断或恋权，本想通过公开解释来消解民间对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误解。赵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申辩中也说这种决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赵同时强调在此之前，邓是信任他的，4月23日赵紫阳访问朝鲜之前，邓有意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让给他。
赵紫阳还准备开宣传会议以及登报解释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赵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内容已经准备登报，内容主要讲邓在党内的贡献，从而肯定邓的地位，而之前给质疑邓的工人代表解释邓在党内地位问题时，工人代表们表示理解。然而5月17日发生的事情却迫使赵紫阳提出辞职，宣传会议及为邓小平贴金文章的登报计划因此中断。鲍彤指出在4月26日社论发出后，李鹏在各种场合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传达的精神是邓小平的精神。李鹏已经把邓小平抛出去了，根本不用赵紫阳把邓小平第二次抛出去，赵紫阳将邓小平抛出去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失势下台
5月17日，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员兼国家主席杨尚昆列席，邓的秘书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李鹏和赵紫阳激烈交锋。姚依林支持李鹏，胡启立支持赵紫阳。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宣布“戒严”，打算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2005年透露，当时同赵紫阳一样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将军包括张爱萍、萧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和宋时轮，他们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准中国人民。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5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谈话：

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19日晚李鹏宣布了可以实施武力清场的戒严令，而已失去了政治权力的赵紫阳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事件移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为此赵紫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电传在美国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回国；而温家宝并未执行命令，将电报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否决，从而延缓了万里回国，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天安门清场以后，由中共元老主导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9年6月19日-6月21日召开，会议以批判赵紫阳为主，李鹏在报告中指责赵“分裂党”和“支持动乱”，李先念甚至人身攻击赵。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因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赵紫阳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仅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支持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也被免职；同年6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四中全会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针对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

美国之音引述何清涟的博客文章称，赵紫阳被撤职后，邓小平试图将赵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挂钩，决定将赵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时任副主任王任重领导一个专门小组，对赵紫阳及其子女的商业活动进行调查，只因索罗斯从《华盛顿邮报》上得知消息后，给邓写信指出他的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是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邓意识到，若执意捏造所谓“赵紫阳间谍案”，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好作罢。中共内部对赵的审查，直到1992年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才结束。

后续影响
赵紫阳下台后，其大部分亲信或者同情其遭遇的改革派精英以降职、撤职或判刑的方式遭遇清洗，秘书鲍彤被开除党籍，判刑七年；胡启立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严家其、陈一咨遭通缉流亡美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被判刑；胡绩伟、阎明复、芮杏文被撤消一切职务；杜导正被免去新闻出版署署长职务。但在1991年，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等人相继复出。
江泽民成功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江泽民在保守派势力的支持下，与国务院总理李鹏联合执行“治理整顿”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无奈之下，邓小平于1992年年初南巡，提出“改革开放一百年动摇不得”的口号，江泽民体察上意、心生警觉，立即转变态度、幡然易帜，执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在南巡中曾提起赵紫阳主管经济时期的功劳，他要求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记下自己的意见并转告北京当局，他说：“以前的两任总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据传，南巡回去后，杨尚昆和万里曾提议让赵紫阳复出，于是邓小平让杨尚昆告诉赵紫阳，要求赵紫阳承认在六四中所犯错误，但赵紫阳拒不认错；1991年，邓小平就曾派人向赵紫阳带话，称赵紫阳复出当总书记都可以考虑，前提是赵紫阳要认错，之后邓小平多次派人与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并要求中央重新评价六四，因此放弃复出。但这些传闻并未见诸赵紫阳本人的回忆录中。
由于赵紫阳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主张在其下台后成为泡影，他所担心的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扭曲型的市场经济所容易产生的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财产、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加重的现象逐步在中国变为现实，还出现种种社会弊端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的现象。武力镇压学潮给遇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赵紫阳还担心武力镇压会产生很多后遗症，他的这种担心也成为了现实，香港原本倾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埋下香港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的种子。中国同美国的“蜜月期”结束，曾一度遭受大规模的国际制裁，被西方民主国家孤立，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台海关系、香港与内地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上存在，欧盟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政策至今都没有解除。六四事件所造成的伤痛以及海内外每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成为中共极力回避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与赵紫阳当政时期的1980年代的“主义纷呈”相比，赵紫阳下台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致使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开始向现代犬儒主义方向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么满足于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实惠埋头创收，要么奋力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排名，吸引公众和媒体的眼球。

遭受软禁
被撤职后的赵紫阳一直是中国国内官方报道中忌讳的话题，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软禁在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的家，他的住宅一直有人俯视在小巷墙上，门前有公安站岗，赵被软禁的四合院所在的富强胡同入口直到赵去世一直有公安的监控摄像头监视赵家门前的举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对赵紫阳的限制有四条：

1990年10月亚运会召开之前，赵紫阳在昌平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球场的日方人员便把消息告诉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香港电视台还在播发消息的同时放了赵紫阳以前打球的录像。
赵紫阳也曾多次写信给江泽民要求解除软禁，但均遭到江泽民的拒绝。1997年，江泽民在访问美国之前，为了给美国有个交代，江泽民要求中南海保健处负责赵紫阳医疗的医生向赵紫阳提议打高尔夫球（在这之前是被禁止的），赵紫阳识破江泽民的用意，于是拒绝。中共十五大前，应“天安门母亲”的请求，赵紫阳于1997年9月12日发出“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六四，赵紫阳在信中说六四问题迟早要解决，不论拖多久人们都不会淡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麻烦时解决好。这封信给赵紫阳带来了更严厉的软禁。赵紫阳又于同年10月13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发出公开信，信中指控对他的软禁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赵紫阳在信中说：

这封信没有带来任何回应，完全软禁状态从1997年10月持续到1999年12月，之后又转入半软禁状态。
赵紫阳晚年几乎每年都有媒体传出他去世的消息，2003年4月，日本共同社误传赵紫阳逝世消息，2005年1月6日的病发住院被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以大篇幅报道逝世，这些消息都被中国官方否认。

逝世
家人道别与中央慰问
2005年1月16日，赵紫阳全天昏迷，病情持续恶化，1月17日凌晨4时，肾脏功能和微循环衰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去看望赵紫阳并表示慰问。赵紫阳的五个子女依次单独走到床前向父亲做最后的倾吐。赵五军说：“爸爸，你不仅生下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怎么做人，你放心，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善良、正直，我们的所作所为决不会沾污你的名字”，很少在孩子们面前掉泪的赵紫阳眼角处流出了泪花，接著泪水流淌不止。17日早上7时1分，赵紫阳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日，新华社新闻稿称：“赵紫阳同志因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赵紫阳女儿王雁南向驻北京传媒发短讯称：赵紫阳安详离世，当时家人都在身旁，并为他祈祷，又形容其父终获自由。赵逝世后，他的子女与中共中央进行了多天沟通，因意见分歧，其子女于1月25日向中共中央提出四点意见，意见的大概内容为，纠正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对赵紫阳所下定的错误结论；要求中共中央对赵紫阳长达16年的软禁给予明确的说法；中共中央在赵紫阳逝世后，不发表赵紫阳的生平简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对家属和关心赵紫阳的人是不公正的；基于父亲赵紫阳生前嘱咐希望尽快安息的感情，同意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办理火化和送别仪式。
赵紫阳儿女们给赵紫阳的挽联是：

各方反应
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六四事件”的缘故，赵紫阳去世后其丧葬处理问题受到关注，因为这将直接反映中国政府对赵紫阳的评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将在与家属讨论后安排举行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但是就以已经改革领导人丧葬流程为由表示将不会举行官方正式的追悼会。告别式于2005年1月29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举行，贾庆林、贺国强、王刚、华建敏参加追悼会，在新华社新闻稿中没有说明这些人的职衔，强调是代表中央，从而提高追悼会规格。中共已故政要叶剑英、杨尚昆、陶铸、陈毅、胡耀邦、陆定一和芮杏文等人的后人或家属以及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广州前市长黎子流等人纷纷前往拜祭或致送花圈。另外，习仲勋的遗孀齐心以其个人和“率子女”的名义向赵紫阳送上花篮。赵遗体被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家属表示，赵紫阳的骨灰将置家中，而不会葬在八宝山公墓第一陈列室。同时，中国当局严格控制赵紫阳逝世产生的影响，限制消息的传播与讨论，打压民间的悼念活动。除新华社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报道，有限的纸媒进行转发，中央电视台在当日对赵的逝世新闻只字未提，只在出殡当日才作了简短的报道。
 香港：1月18日上午11时，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纬汶为首的100人在中联办门口路祭赵紫阳。下午1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近50人亦到达中联办。同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提议在立法会为赵紫阳默哀，但遭到立场亲北京的主席范徐丽泰否决。民主派议员对范徐丽泰的否决表示遗憾，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4%的民众支持为赵紫阳默哀。翌日立法会开会时，由香港职工会联盟的李卓人提出“全体议员为赵紫阳先生默哀1分钟”，24名泛民主派议员不理会前日裁决，站立默哀1分钟。范指李行为不检点宣布暂停会议。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联盟、自由党、泛联盟和非民主派的独立议员共27名集体杯葛会议，结果立法会首次因有议员集体“蓄意缺席”而“流会”。其后记者会中，自由党的田北俊和民建联的曾钰成皆否认杯葛是政治考虑或与“默哀”有关，而是因为有议员连番违反议事规则及主席裁决，令立法会会议经常中断。民主派则指坚持默哀是“良心呼唤”，并愿为良心和行为负责。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码头，邀请市民签署悼念册。同晚，香港支联会举办在中国国土上唯一的一场合法民间追悼会。主办方称有一万五千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有一万人参加，《明报》报道参加者坐满三个维多利亚公园硬地足球场。另外，除了部分立场亲中央当局的媒体外，香港各大报章均在头版大篇幅报道赵紫阳逝世的消息，有十多份报章最少以三大整版报道赵紫阳逝世的消息，并且在社论中悼念赵紫阳，如《苹果日报》称中共欠赵紫阳一个公道，《南华早报》则称赵紫阳是一位具有明显人文色彩的共产党领导人，《明报》呼吁中共当局站在历史的高度，顺应民意，对赵的一生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在得知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大陆内部是否会出现动荡，并发布新闻稿称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表现出对学生民主行动的宽容与体谅，国际间给予相当肯定。陆委会呼吁胡温政府在推动经济深化改革的同时，应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符合国际社会对大陆的一致期待。行政院发言人陈其迈呼吁中国政府借此平反历史，诚实面对六四天安门事件。陈其迈还表示，中国经济改革得到国际的肯定，但是民主自由法制方面并没有出现同步进展，因此他呼吁中国政府学习赵紫阳先生的宽容胸襟，同步推动民主和政治改革。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晚报之一《联合晚报》以头条头版报导了赵紫阳的沉浮和天安门事件后被软禁十五年的生活。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赵紫阳的离世表示哀悼，他表示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几乎都是以赵紫阳的政策为基础的，赵紫阳的荣誉并没有在六四事件中中共元老间政治斗争被迫辞职后变得黯淡，相反，在将来必定会得到恢复。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而令中日关系紧张的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得知赵紫阳逝世后，赞扬赵紫阳努力促进中日关系，小泉促请中国政府推动民主改革，同时还保证日本会致力加强中日关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赞扬赵紫阳为发展日中关系做出贡献，表示日本政府准备向其家人发唁电致哀。包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等在内的日本各主要媒体也迅速报导了赵紫阳逝世的消息并纷纷发表评论，称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还表示中共如果在赵紫阳未竟事业上贴封条，将使中国重蹈六四覆辙。
 韩国：韩国媒体播出了有关赵紫阳的一部特辑。韩国的媒体界详细报道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称赵紫阳是“中国民主化身”、“悲剧命运的领导者”。《韩国日报》报道称：“当今的中国社会，因日益严重的腐败和贫富差距，人权保障的声音日益高涨，回避政治改革的行为会越来越变得困难和不现实”。与中国保持密切外交关系的韩国政府没有公开表明哀悼声明。
 美国：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于1月18日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称赵紫阳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缔造人，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时任主席亨利·海德特向赵紫阳夫人梁伯琪的致函中说：“虽然赵紫阳先生被软禁了16年，但他对中国政治改革以及重新评价天安门血案立场从来没有动摇。他的理念传遍了世界。赵紫阳先生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人们永远都会记住，他是天安门广场真正的英雄之一。”另外，美国各主要媒体都以头条篇幅报道赵紫阳逝世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1970-80年代，赵紫阳为推动中国近代政治和经济改革不遗余力。《基督科学箴言报》针对中国政府掩盖赵紫阳历史的手法以及在赵逝世后的态度和表现，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剪裁自己的历史”的文章，文章称中国政府在指责日本不能诚实面对二战历史的时候，为何自己却不能正确面对赵紫阳对中国做出的历史贡献。美国《时代周刊》官网报道，赵紫阳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希望之所在，从而成为最受人民欢迎的领导人，但他不像毛泽东被称为“伟大导师”、邓小平被封为“改革总设计师”，他不是靠这种宣传而变得伟大，他获得的尊敬来自人民。
 加拿大：加拿大政府透过外交官皮埃尔·佩蒂格鲁发表声明称：“我代表加拿大人民对赵紫阳逝世表达哀悼，赵紫阳是第一个访问加拿大的中共高级官员，并以改革先锋著称。我们的思想与他的家人在一起。”另外，加拿大国会议员贾森·康尼访华期间前往赵紫阳家中吊唁，成为赵紫阳被软禁至逝世以来首位被允许到他家拜访的西方政要。
 英国：《英国广播公司》称赵紫阳当政时推动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但他在政治改革上的挫败，却更为后世所传颂，他是中国政治改革挫败的象征，亦是领导阶层中反对武力镇压天安门学运的良心。《泰晤士报》在1月1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赵紫阳还活在人民的心中的文章，称赵紫阳是一个改革了中国，改变了世界的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家发挥了比赵紫阳更大的正面作用，文章指出政治家和学者如果想看懂中国崛起的话，他们需要学习赵紫阳思想，并呼吁大家记住赵紫阳。
 法国：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谴责中国当局阻止国外记者采访赵紫阳的葬礼以及封锁有关赵紫阳去世消息的行为，并呼吁“国际社会应向中国交涉，使之结束对报道中国改革之父的新闻检查。”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题为“赵紫阳在死亡后才获得自由”的评论文章中称赵紫阳的命运和六四事件密切相关，评价赵紫阳的一生功过绕不开六四的话题，赵紫阳曾经的下属温家宝当上总理后也不愿触及六四一事，因为中共惧怕六四的亡魂。《明镜周刊》则称赵紫阳的命运再次证明中国当权者是如何不遵从自己定下的法律，赵紫阳当年是被非法罢黜了总书记的职务，同样，对赵紫阳实施软禁也是党单方决定，没有任何法官或律师参与其中。
 葡萄牙：当时正在澳门访问的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对赵紫阳病逝表示悲痛，并对赵紫阳进行高度评价，他形容赵紫阳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中国领袖，并以仁慈、温和以及理性著称，更广为人知是他的人文关怀及人性化表现。他又表示，赵紫阳对中国的现代化贡献非常大。按国际外交惯例，外国政府高官为避免触怒中共高层进而遭到报复，很少会如此高度评价一个被软禁直到逝世的中国领导人。
 俄罗斯：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在1989年5月访华时，赵紫阳给他留下了最良好的印象。他对赵紫阳的逝世发表声明表示悼念，戈尔巴乔夫在发表的声明中说：“我记得我们的会面是在天安门抗议示威的背景下举行的。赵紫阳以非常关注和关切的心情对待这些抗议示威。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赵紫阳是最为同情示威者的，也是最为接受民主的。但是与此同时，赵紫阳反复重申，他同邓小平是同盟关系。”同时，俄罗斯的电视媒体以罕见的篇幅报道赵紫阳逝世的消息。

相关人士
胡绩伟对赵紫阳的逝世发表简短意见称其在被软禁长达十六年后含冤逝世，这是举世震惊、全国悲痛、万民哀悼的国殇。胡绩伟要求党中央为赵举行公开追悼大会，并且为他平反昭雪。鲍彤撰文哀悼自己的老上司，文中痛批中共在六四事件后一直软禁赵紫阳，是虚弱和无耻的表现，他指责继任者不但非法软禁赵紫阳，而且试图系统性地抹煞赵紫阳在历史上的功绩，称对他的软禁是对一个曾为中国经济改革破土奠基十多年的国家领导人的迫害。许家屯在美国获悉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后，伤心痛哭，不能接受访问，惟有亲笔撰写悼词，他在悼词中说：紫阳不幸逝世，哀悼英名！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创始者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历史不会忘记他。陈一咨表示赵紫阳是一个为国为民、难得的开明领袖，就这样离开中华民族，令人难受。还称赵紫阳是自己的长辈和老师，也是一个慈祥长者。
一些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也都对赵紫阳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赞扬赵紫阳是一名有良心的共产党员，王丹表示，赵紫阳一生为了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以及他所效忠的共产党奉献心力，但是最后却被共产党视为囚犯软禁十五年，实在是一出讽刺的历史悲剧。他对赵逝世表示沉痛，并对赵紫阳去世前长达15年遭软禁表示同情，对赵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表示肯定，称没有赵紫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而吾尔开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时也指出，虽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时赵紫阳也是被攻击的目标，但在他出现在广场后就赢得尊重，虽然他并未能为六四事件做任何实质事情，历史该予他以正面评价。吾尔开希并表示赵紫阳是含冤而死的。丁子霖、张先玲等六四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发表千字悼文，文章称赵紫阳先生是二十世纪的一位伟人，他是怀着对民众的深深眷恋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是怀着对未竟事业的无尽遗憾和深深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他是带着沉重的精神镣铐离开这个世界的。

中国民间
中国国内的部分民众对赵逝世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评价赵紫阳并自发进行悼念。在逝世当天网络上曾形成悼念赵的高峰，但高潮被当局成功限制，网络上有关赵紫阳的内容被严格监控，各大网站与论坛过滤删除任何相关消息，新浪网的新闻评论功能当天被取消，人民网强国论坛下午更是首次改为全审核状态，中国著名的搜索引擎百度更是一度屏蔽对关键字赵紫阳的搜索，不显示任何结果，但是民间仍有不少人自发撰文进行怀念外聚集不少高举赵相片或挽联的悼念人士和上访民众。
赵紫阳逝世周年期间，北京公安开始“如常”监视并拘捕悼念紫阳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动人士，如胡佳和齐志勇等人。家属表示只在家中举行私人纪念活动，但是“家门永远对公众开放”，将接待前来悼念的人士。2010年4月，北京近百名民众前往赵紫阳家中祭奠。2011年10月17日四川省成都市一批民众，自发在锦江区三圣乡举行纪念赵紫阳的活动。他们人数不多，但是高举的标语上写的是当年赞美赵紫阳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关注民生的民谣﹕“要吃粮，找紫阳”。2012年清明节前后，中国互联网出现大量悼念赵紫阳的网站和网页，甚至出现“赵紫阳网上纪念馆”，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删除这些网页，而默许了它们的存在。这被认为是中共作出改变的一步。另外，大约有200名访民到赵紫阳家悼念，还有一些人哭祭。
但在中国左翼和极左群体的观点里，赵紫阳常被批判，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典型，在中国左派的网站乌有之乡中，搜索“赵紫阳”的结果，基本为对其人的负面评价。

下葬
2019年10月18日，在赵紫阳在逝世14年后，赵家后人将赵紫阳的骨灰与其夫人梁伯琪的骨灰合葬于北京昌平区民间公墓天寿园。

影响
党内影响
虽然赵紫阳的支持者在他因“六四事件”被软禁后就不断地推动平反，但是后任者还是成功地将他的名字和材料从大多数公开记录中移除或销毁，中国官方试图把赵紫阳从公众的记忆中抹除的努力包括从教科书中将他的名字删除，以及禁止媒体以任何方式报道赵紫阳。但近年以来，中国大陆媒体在讲述部分历史事件（如中英谈判）时，会偶尔提及赵紫阳的名字，但也有媒体采用“时任总理”或“时任总书记”来代替，以避免出现其名。2021年6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中，赵紫阳与胡耀邦的名字都出现了三次。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有192人联名致函16大，要求恢复赵紫阳的政治权利并解除对他的软禁，赵常青和欧阳懿等人还因此被逮捕起诉。2005年，包括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乔石，和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内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员，常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高级干部联署去函中共中央，要求为赵紫阳恢复名誉，并对赵紫阳及其对中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公开缅怀和纪念，还要求中共中央以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为赵紫阳举行公开而隆重的国葬。中国政府同意举行仪式进行纪念，但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党内外民众的诉求。在中国大陆，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只有《炎黄春秋》杂志有时敢于刊登和赵紫阳相关的文章。维基解密爆料称因为《炎黄春秋》发表关于赵紫阳的文章触动了江泽民，江泽民曾施压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要求《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下台，但在胡锦涛的干预下，杜导正没受影响。

思想观点
政治方面，赵紫阳以国情民意和多年的从政经验为基础，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稳定的前提下“先人权后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模式，他认为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虽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评港督。同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控制，并允许结社，这样可以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因此，他不赞成一次性的施行多党制和普选，而主张先做好两项改革：首先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其次，加强法治建设，实现司法独立。同时，执政党党内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的公开化，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
在谈及三年大饥荒和中共责任时，赵紫阳曾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国际和两岸关系方面，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融入西方的主流文明，通过思想解放和观念启蒙，消解中国传统的独裁文化，普及自由文化，营造出自由、宽容、多元的社会气氛。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两岸统一；经济上主张法治下的市场化、私有化，充分发挥民间的经济创造力，让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产权改革和优胜劣汰。

评价
官方评价
八九学运前
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李鹏1988年3月25日在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国务院在赵紫阳总理主持下，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力开拓，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赵紫阳同志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报告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论证了我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正确的论断，对于防止和纠正“左”的和右的干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八九学运后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严重错误是指“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削弱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方网页中的历任总理页面上，唯独缺少赵紫阳的照片及简历；不过后来中国网发布的全总理名单里，出现了赵紫阳的肖像。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官方网页也放出了赵紫阳的肖像及不完整简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2008年11月24日刊登一篇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是文章，文章认为：“我国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公然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例如，赵紫阳曾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再搞无产阶级专政。”“赵紫阳一伙人还讲什么改革就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其实这也是欺人之谈，他们所讲的新民主主义，完全是搞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该篇文章目前已经无法访问，疑似被删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
已故的原中顾委主任陈云生前曾评价赵紫阳：“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了。”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赵紫阳的“不镇压”原则，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鲍彤之子鲍朴说赵紫阳是一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新型政治家，他不回避问题，其中包括民主政治。他说，毛泽东时代大办人民公社，赵紫阳在探索粮食增产；在公有制不能被否定的时侯，赵紫阳在思考商品经济；成为总理后，他告诉大家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严家其和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咨指出，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众多方案主要由赵紫阳等人主导制定，是中国经济改革主要的设计者、推动者和执行者。中共党史研究者高文谦说，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坚决不向学生开枪，为了这一决定他付出了16年的代价，一直被软禁到死，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会很高。前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说赵紫阳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中国那种传统的英雄，在中国这种世俗社会，追求名利权位的情况下，应该学习赵紫阳的道德风格。
中国青年网在2015年7月16日，发表一篇名为《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粮找紫阳》的文章。文章宣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遥相呼应，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 ”“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第三。'”“那时，在中国大地上甚至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佳话。当然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颂扬，而是人民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的高声歌唱！ ”“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我在第一任副总理期间，深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常务副总理万里的具体帮助。 ”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刊登一篇名为《国务院大院的记忆》文章。评价说：“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由于赵紫阳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艾思奇前秘书党校教授吴秉元指责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退回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公然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上类似的批评，赵紫阳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有人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有什么？这是规律。”
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时，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出中央对他已经做出“在关键时刻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定性评价，同时肯定了他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过的“有益工作”，中央的那次报告继续称呼“赵紫阳同志”，这一评价格局大体延续了下来。谈到民间和国外对他的评价时，社评称“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他的看法是分裂的”“25年前中国社会迈过了那场危机，但中国内外一直都有人希望那样的危机能够重来，并且为此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做意识形态铺垫。”“ 25年来中国按照赵和他智囊们在重大关头所反对的政治路线和哲学，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奉行‘不争论’政策，中国把行动和不断取得的成就作为了对那些问题的回答。”该评论还称未来修改这一评价的空间，很可能远远小于因时过境迁事情被淡化、人们更多记住一位老同志曾经所做好事的空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称赞赵紫阳没有一丝一毫大官的影子。他到乡镇考察不是做出一幅视察的样子，而是真有问题要研究，真有想法要验证。赵讲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中肯，没有“因为权位高，所以我正确”的官腔。最有启发的地方是，赵的经济思维，重点永远是怎样解决关键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他更像一个走经验科学路线的教授，他心中真正有兴趣的事情不是权位，而是“事实和包含在事实中的逻辑”。赵紫阳平生倾心的事务，恰恰与十几亿中国人探索在新体制下扩大经济自由、提升生活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件事密切相关。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赵紫阳、胡耀邦都是中华民族的伟人。如果当年能够让他们放开手，让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话，中国的今天就不是天怒人怨的情况，社会矛盾也不至于尖锐到如此地步，我们的亲人也不至于惨遭杀害，中国的今天应该是美好的。赵紫阳开创了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不说违心话，就是死都不认错的前总书记。他给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楷模和榜样。中国企业家李国庆说：“我们这一代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我尊敬赵紫阳，没有他，我们不会有今天，但我已不再谈政治。”
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称赵紫阳很有水准、很务实、很能干，领导和主持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赵紫阳是清醒的改革家。他在中共十二大提出经济改革，他主持起草的报告被邓小平称赞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共十三大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历史过程。这些理论奠定了中国相当长时期内前进的基本框架。李普称赵紫阳要付诸实施的部分设想随著他被非法撤职而停止，甚至已经改革的部分内容也走了回头路。赵紫阳是一个负责任的伟大的政治家，更表现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上。他坚持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矛盾。他选择宁愿不当总书记，也不赞同武力镇压，他和六四这个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要昭雪。
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为赵紫阳的逝世数度落泪，在谈到对赵紫阳的评价，他说赵紫阳应该功大于过，他的过是可能大都在共产党内部，金庸说作为党外人他本人不了解这个政治斗争，但他觉得赵紫阳对人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香港反共作家古德明于其专栏批评赵紫阳的失势乃权力斗争的结局，乃其“投共”的结果。认为其和中共当权者无分别，例如在1984年就曾香港回归反诘香港人惧怕中国共产党的言论，问香港人“你们怕什么？”，反对香港市民及国内人士悼念赵紫阳及为其谱写颂歌。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上坚持立场，不屈服，不认错，他表现出强大的道德勇气和以民为本的政治良知，可谓风骨铮铮，亮节昭昭。这是他一生中最悲痛的一页，也是最光辉的一页。
中国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说，在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抉择中，只要赵紫阳放弃道义立场，他就可以保住总书记的高位，但紫阳先生宁愿放弃党魁高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而坚守为政之德和做人良知。赵紫阳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改革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的道义坚守，也将作为独裁政治中的异数而名垂史册，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和人格遗产对一些高官构成了巨大的道义压力，有别于邓小平的赵紫阳模式，也已经标示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赵紫阳有关中国改革的思想和举措（执政党要在宪法的框架中行使权力）在今天看来仍然意义重大。如果当时沿着十三大的路线继续走下去的话，中国不会出现现在的尖锐社会矛盾和两极分化，而且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宪政肯定比现在的水平要高。赵紫阳的失势对历史和现实来讲，都是非常大的遗憾。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四人帮”主犯之一张春桥：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时间没多久，狗咬狗的事一幕又一幕地演出了。看电视《动物世界》，好像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谁该由谁吃，吃剩下的，比如狮子吃剩下的，由狗吃；狗剩下的，由鹰吃，而且吃得干干净净。赵紫阳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
中华民国前总统陈水扁对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拒绝武力镇压学生的行为给予肯定，并且批评了邓小平对学生的血腥镇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称赵紫阳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人，是一位在中国处于变革的时代倡导改革的领导人。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赵紫阳对国家的热爱和他独特的领导风格为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赵紫阳是中国80年代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的设计师，也是通过贸易和投资把美中两国人民联系到一起的领导人。赵紫阳在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在中美建设性的关系上，也不应该忘记赵紫阳的功绩。他是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在苦难时期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做出了巨大个人牺牲。他是中美关系强大的推动者。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称赵紫阳是一位泰然自若、文雅、坚定和重实效的人。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说，赵紫阳在六四运动中坚持了人道主义的底线，在人性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上，他站到了人性与文明的一边，并为此失去了自己的最高权位和自由。如果中共把这一点评为是错误而不能改的话，中共是在逆人类基本文明的标准而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1988年受赵紫阳接见，他称赵紫阳是一位思想清晰、论事客观、诚恳可信的国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说赵紫阳是最早策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之一，但现在的中国是不允许赵紫阳存在的，等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败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兰普顿说，赵紫阳的领导作风十分民主，思想活跃，总是寻找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他是中国第一位新一代领导人，他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非常自如和聪慧，而不是教条主义的。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教授吴国光说，古人云：上者立德，次者立功，再次立言。但赵紫阳三者皆立，1989年以身殉道，是立德；担任总理期间改革计划经济是立功，当然这有未竟之功，即政治改革；他关于政治制度变革的持续思考与论述，对于人们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转型具有深刻的智慧启迪，是立言。
旅居美国的作家和经济学家何清涟撰文称，在历任中共总书记中，赵是一位真正懂经济的领导人，在做封疆大吏时，他就以解决民生、舒解民困见长。赵紫阳1980年代参与的改革是各阶层普遍受益的阶段。赵下台后，继任者把中国带往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成为权贵们肆意掠夺公共财产的天堂，由此引发的严重贫富分化和深度社会矛盾后，中国人才会想起中国在数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只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的改革才是追求廉政、均富、和平自由的理想主义改革，也只有那一时期，民众才真有改革的参与感。赵紫阳被迫下台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还标志着理想主义改革在中国的终结。何清涟表示赵紫阳六四事件中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之建议所承载的政治智慧与道德勇气历久弥新。回忆起赵紫阳当年的作为，纪念赵的意义远远超出纪念其人物本身。因为在这位老人身上，不仅有他个人的历史沧桑，还体现出中国政治在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曲折与踣跌起伏。赵紫阳和胡耀邦两人是中共历史上少有的富于人性、拥有健康人格和阳光形象的高层人物。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中提到，他的批评者认为，他在“六四事件”中面对抗议学生时不够果断，过于关心自己“开明领导人”的形象，从而助推了事件的发生。而在该书附录中，也有关于赵紫阳的人物评述，文中提到赵“对国际经济问题有着出色把握”、“是杰出而又坚定的改革家”、“是天生的领袖人物”。同时将其与胡耀邦做比较，提到他虽然不像胡一样热情洋溢，但由于不拘一格、平易近人也能受到部下喜爱。文中称，赵不是政坛上的快拳手，但是有报效国家的崇高意识。但文章同时也指，尽管赵紫阳为人和蔼可亲，但是亦有同事认为其不合群，喜欢为自己着想。

著作
代表作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1981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82年11月30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3月27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86年3月25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赵紫阳总书记答中外记者问》，1987年11月2日在中共十三大新闻会上答中外记者。

回忆录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记述，2007香港开放出版社。从1991年7月至2004年1月，老友宗凤鸣探望赵紫阳上百次，完成的历史回忆和时事评论的对话记录。
2009年5月13日，赵紫阳的回忆录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ISBN 978-1-4391-4938-6，字面翻译是“国家的囚犯：赵紫阳总理的秘密日记”）出版。其内容由他在软禁期间，偷偷送出的一系列录音带上的口述内容整理而成。
中文版《改革历程》2009年5月29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ISBN 978-988-17202-7-6）。
台湾版书名为《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ISBN 978-957-13-5052-3）。

文集
《赵紫阳文集》（共四卷）2016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由赵紫阳生前旧部根据原始文献整理编纂，结构上模仿其他中共领导人著作集的体例，收录了赵紫阳1980年至1989年期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批语等，共498篇。
第一卷为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1980年9月起任总理）
第二卷为1983年1月至1984年12月，
第三卷为1985年1月至1986年12月，
第四卷为1987年1月至1989年5月。（任总书记以后）
《赵紫阳文集（四川卷）》201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赵紫阳1975年至1980年在四川工作期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批语等，共75篇。

荣誉
官方奖勋
法国
 里尔市金质勋章（1984年6月4日于里尔授予）

荣誉市民
里尔荣誉市民（1984年6月3日）

家庭成员
妻子梁伯琪（1918年－2013年12月25日逝世）
长子赵大军。妻子王小蔼，儿子赵致远，儿媳朱嘉盈，女儿赵可可。
次子赵二军。
女儿王雁南，原名赵亮，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丈夫王志华。
三子赵四军。妻子任克英，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任仲夷之女。
四子赵五军。

身后影响
赵紫阳在中国内地属忌讳话题。2012年2月20日，百度百科对“赵紫阳”词条解除屏蔽，词条简述了赵的生平和任职、撤职经过，一日内就有两百多万人次浏览，但该词条在引起网络广泛热议后再次被删除。2013年“六四事件”纪念日前夕，百度百科上重新出现了“赵紫阳”这一词条。
2013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剧《赵氏孤儿案》中的部分台词如第38集第4分钟“这19年来，每年的某一个日子，总能见到百姓祭奠赵朔大人，在祭奠那些被大人（是指屠岸贾）下令处死的婴儿，大人（是指屠岸贾），你抓也抓了，杀也杀了，可就是禁绝不了；关于赵氏的传言，在市井中口耳相传，传承不断”，引起一些观众无限联想，他们认为这些台词有借古喻今的意味，暗喻在“六四事件”中被武力杀害的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赵紫阳。
2014年9月9日晚，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第39集，在第23分钟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时，剧中出现一个没有标明姓名、职务的人物。但是根据眼镜、面型、发型等特征判断，相信此人正是赵紫阳，赵紫阳的此次“不点名现身”成为内地影视作品首次公开出现赵紫阳的镜头。此后这个人物在第44集和46集还各出现了一次，排名紧跟胡耀邦之后。
2015年1月赵紫阳逝世十周年之际，有来自中国多地的民众自发前往赵紫阳的故居。很多赵紫阳的老部下，老干部等也来参加了纪念活动，包括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
2015年1月17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对一些人和事，官方沉默也是态度》的社评，文章开头明确提及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的敏感时间背景。并在首段提及赵的秘书鲍彤多年来为其“积极发声”。文章称“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他（指赵紫阳）的看法是分裂的”。文章也直指中国官方在赵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避免谈论赵紫阳，但同时又解释称此种沉默也被认为是“一种态度”。文章亦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赵作比较，指官方预定在2015年胡诞辰百年之际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但对赵紫阳逝世10周年却没有发声。文章又转而分析官方冷处理赵紫阳的动因称，其一在于官方对其的评价稳定，没有调整口径的需要。二是官方担忧对赵紫阳的定调发生变化会引发现实的政治波动。文章称，中国按照赵紫阳曾经反对的政治路径取得了重大的建设成就，以“不争论”政策作为对敏感历史议题的回答。文章同时称，中国官方及社会对待六四事件有了更多成熟和理性，中共官方对赵紫阳的定调也逐渐被社会更广泛地接受。此篇评论也是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之际，官方做出的罕见发声。但总体上并未改变对赵紫阳的态度，只是强调社会的看法更为宽容。该文章被部分门户新闻网站转载，且开放网民评论。网民评论以挺赵、赞颂赵的功绩为主，称颂其为“伟人”、“有良心、有风骨、有道义”、“值得尊重”等等。目前该文章页面已被删除，评论区仍可访问，但评论已经被悉数删除。
2015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胡耀邦》中，将当年《人民日报》头版中赵紫阳的头像抹去，替代为赵紫阳的政敌李先念的头像。同时在《胡耀邦》第五集中，涉及赵紫阳的镜头同样被抹去。德国之声刊文称，篡改过去的一张报纸，从方案提出到精心裁剪、重新制作再到拍摄播放，并非一个人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造假。在资讯发达的时代，这种造假比过去显得更加天真、愚蠢和虚伪，但它有效地传递了信息，即当局正在对赵紫阳实行“抹除记忆”的刑罚，这种刑罚可以追述到古代埃及和罗马的专制权术。
2019年10月18日，赵紫阳的骨灰被正式安放在北京昌平区民间公墓天寿园，与夫人梁伯琪合葬。据悉，为了顺利合葬，赵紫阳的子女向官方承诺仅安排直系后裔出席，并以家礼形式进行，而多位希望前去参加葬礼的赵紫阳支持者被限制行动，未能成行。
2023年10月21日，万科创始人及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在微博发布视频，庆贺赵紫阳之孙赵致远结婚，王石表示“值此喜庆之时，念起带领我们走出改革之路的紫阳前辈以及他留给我们无尽怀念的八十年代。感喟之情，无以言表。谨向紫阳前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他的高瞻远瞩，不仅启发了一个时代的国运，更是涵养了历史长河的境界。他的宽厚善良，不仅救助了无数要吃粮的百姓，更把福报留给了自己的裔孙。”该视频后被删除。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关于赵紫阳中国知网有大量新闻动态以及文献记载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来源
本文全部或部分内容来自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美国之音网站。根据版权条款（英文）和有关美国政府作品版权的相关法律，其官方发布的内容属于公有领域。

延伸阅读
《赵紫阳传》，赵蔚，1989年12月第一版，ISBN 978-962-7281-04-7
《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卢跃刚，印刻文学2019年10月，ISBN 9789863873204
《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吴国光，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年7月，ISBN 978-962-8274-05-5
《我的人生兼与赵紫阳谈话的回忆录：理想·信念·追求》，周成启，环球实业，ISBN 978-988-97634-4-2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11月，ISBN 978-962-675-803-8
《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纪念赵紫阳》，陈一咨、严家祺，明镜出版社，2005年2月，ISBN 978-1-932138-24-5
《年轻时的赵紫阳》，刘守森，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6年1月，ISBN 978-962-8274-37-6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开放出版社2007年5月，ISBN 978-962-7934-21-9
《改革历程》，鲍朴，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ISBN 978-988-17202-7-6
《赵紫阳还说过甚么》，杜导正，天地图书2010年1月，ISBN 978-988-219-142-6
《赵紫阳在四川》，蔡文彬，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4月，ISBN 978-988-19430-9-5
《赵紫阳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Simon & Schuster，2009年5月，978-1-439-14938-6（《国家的囚徒》英文版）

外部链接
赵紫阳历史新闻信息以及文献资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icasa: 赵紫阳历史图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紫阳千古——赵紫阳纪念文集·续编》首发照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VOA卫视：
赵紫阳最后的岁月完整版 (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赵紫阳最后的岁月完整版 (下)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德国之声：《历史必将为赵紫阳正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何清涟：历史无情亦有情—为纪念赵紫阳逝世而作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陈仲旋：记我给赵紫阳当秘书的日子
李湘鲁：回忆一位站在改革前沿的长者
田纪云：我所了解的赵紫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改革战略分歧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对比新闻：赵紫阳邓小平谁错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杜润生：胡耀邦下台与赵紫阳无关
BBC：赵紫阳逝世专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赵紫阳图书馆
IFEX: Media Barred from Covering Zhao's Death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六四事件
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改革历程》


教育

教育，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传播和学习人类文明成果，即各种知识、技能和社会生活经验，以促进个体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于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狭义的教育专指学校教育，即制度化教育。广义的教育则包含社会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例如家教、礼仪等文明与社会的教育。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直接向学生教授一系列课程，包括阅读、写作、数学、科学、历史等。与之相对地，职业教育中只教授单一的职业技能。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非正式的教育，如博物馆、图书馆、互联网，以及生活中的经验。其他一些新的教育方式也逐渐出现。
教育者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根据学校条件和职称，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心智发展进行教化培育，以现有的经验、学识授人，为其解释各种现象、问题或行为，以提高实践能力，其根本是以人的一种相对成熟或理性的思维来认知对待事物。人在其中，慢慢对一种事物由感官触摸到认知理解的状态，并形成一种相对完善或理性的自我意识思维。但同时人有着自我意识思维，又有着其自我的感官维度，所以任何教育性的意识思维都未必能够绝对正确，而应该感性式地理解其思维的方向，只要他不偏离事物的内在。
教育又是一种思维的传授，而人因为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又有着另样的思维走势，所以，教育应当以客观、公正的意识思维教化于人，如此，人的思维才不至于过于偏差，并因思维的丰富而逐渐成熟、理性，并由此走向理性的自我和拥有正确的思维认知，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教育也是一种教书育人的过程，可将一种客观的理解教予他人，而后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以重塑价值观。教育，也是一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实践活动。
如今，受教育权已被普遍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1952年发表的《欧洲人权公约》和联合国1966年发表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均承认此项权利。

名称和词源
教育过程开始于出生并持续终身已被广泛接受。有些人甚至相信教育可以开始得更早，一些父母让子宫里的胎儿听音乐和故事，希望对孩子发展产生影响。
“教育”一词的英文词汇 educate或education来源于拉丁语ēducātiō，意思是“引出”。
此外，社会根据受教育程度选拔人才；人通过受教育实现社会地位的变迁。教育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对教育的定义，各国学者认识不同。如美国的杜威说：“教育即生活。”英国的斯宾塞说：“教育为未来生活之准备。”又或更具体地把学校教育也视为启蒙，为公民参与民主选举作准备（Michelli & Keiser, 2005）。

中文涵义
中文里的“教育”二字都是会意字，“教”字从攴(pū)从孝，攴是形部，孝是形部亦兼声部。“攴”的篆体字形是用手持杖或执鞭。“育”字在甲骨文字形里像妇女生孩子。上为“母”字及头上的装饰，下为倒着的“子”字。从汉字造字之初就说明了，教育是一种强制性、引导性，使人们符合社会规范的作为。

功能
即指教育活动的功效和职能，就是“教育干什么”的问题。教育的功能大致可分为：个体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故可分为教育的个体社会化功能与个体个性化功能两方面。社会活动的领域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因而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又可分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

首要功能：促进个体发展，包括个体的社会化和个性化。
基础功能：影响社会人才体系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现代社会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包括：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背景；提高受教育者的潜在劳动能力；形成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
社会功能：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人才，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
深远功能：影响文化发展，教育不仅要传递文化，还要满足文化本身延续和更新的要求。

方法
层次
环境
政治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

目标
儿童教育
教育之目的，乃免除无知。包括启迪人类理性、充实精神生活、传递文明、达成自我实现。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29条列明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

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
培养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的尊重；
培养对儿童的父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观、儿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其原籍国以及不同于其本国的文明的尊重；
培养儿童本着各国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著居民的人之间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
培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成人教育
自谋求个人的生存技能开始，到谋求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类命运持续科学化、幸福安全的高科技，用以造福人类
科学的教育是立体的，它分为4个层面：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
学校教育：指对学生智商（IQ）的提高为目的教育行为。
家庭教育：指对学生情商（EQ）的提高为目的教育行为。
社会教育：指对学生德商（MQ）的提高为目的教育行为。
自我教育：个人以提升个人综合素质为目的的教育行为。
四个层面相互交融、重叠和互补，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校园教育
通常所说的教育，都是指校园教育，具有通用的区域或国家标准教材，有指定的教师，进行课堂口授讲述，辅之以板书和作业，结合测验、抽查考试、期中和期末考试，加上升学考试，再进入职业生涯。互动、快乐、学校指定和学生自选课程等都是比较先进的教育技术手段，至于案例教学，则是职业教育中比较成功的手段。借助信息化，把教育中可能遇到的种种技术和管理问题，更加精确地描述，让更多的人才在先进的教育技术条件下，更快、更多、一生学习接受科学知识。

节奏
0-3岁：培养内在秩序，培养目标以“专注”为本；
3-9岁：植入情理原则，培养目标以“兴趣”为本；
9-12岁：植入逻辑思维，培养目标以“准确”为本；
12-18岁：扩充放大形式，培养目标以“领悟”为本；
18-21岁：注入创新动力，培养目标以“践行”为本；

实施
上行下效是有效的途径。比如家长教孩子独立思考，自己就要身体力行，然后孩子才能做到。教书育人的教化目的，是使孩子做一个善人，而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人员必须把握住“善”的定义，融入自身的教学工作中去，才能培育出更全面、更开朗、更充实的学子。

体系
教学体系囊括了一种遵循或者根据日程表而制定的程序化教学，它通常在教育体系设立之始，即确立一定的预设目的。教育体系通常根据受教育人的心智年龄职业有关，也和性别、宗教等而产生不同类型。

课程与规范式教育
在正规教育中，课程是指某所学校或大学所提供的一系列系统的、完整的课程和内容安排。受教育人通过完成一定的课程而实行一定的社会目的，比如孩子经过教育能够训练为一名成熟的人。课程是规范式或相对随意的，通常基于更详细的教学大纲，包括某些需要掌握的话题和知识点，以及取得某一级别所需要的成绩或标准。
一个学科通常是指某一类教授的知识，或者是通过大学教育或者其他方法。某一学科通常包括一些子学科或分支，其区分往往非常严谨，比如自然科学类、数学类、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人类科学和应用型科学等。在一些国家的中学教育中，往往教育单位甚至提供一些符合大学标准的课程作为选修，比如音乐、舞蹈或歌剧。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是指提供未满学龄的孩子进行教育的学校或机构，通常是幼教学校为主。
学前教育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尽早接触竞争性社会和教育环境的机会。孩子通过学前教育进行学习一些字母、数字、颜色与绘画等训练，往往在开始规范式教育时，领先于同龄的、未受过学前教育的孩子。但真正的学前教育，应当是提供以孩子为中心的、目的是拓展孩子的智能和自身潜力等。

初等教育
初等教育通常包括受教育者最初的五年至七年的正规教育。通常来说，初等教育通常开始于受教育者五岁或六岁时，这往往和其所在的国家规定相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范围的89%适龄儿童正在进行初等教育，而且这一比率呈上升趋势。在其“全民教育”的工程下，大多数国家已经完成初等教育的全部实现。在一些国家中，比如：大韩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初等教育被规定为义务性教育。
提供此类初等教育的机构被广泛称之为“小学”，在一些国家中，初等教育学校还会再分为幼儿园和小学。

中等教育
在大多数现代教育体系国家中，中等教育囊括了受教育者在青春期所进行的正规教育。它被当做是从常规的义务性初等教育、向有竞争力的高等教育或技能教育的转化期。基于这种教育体系下，从事中等教育的机构包括普通中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职业学校等。这一区别也因国别不同而有所区分，通常是包括七年级至十二年级的阶段。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中，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通常合称“K-12”。中等教育的目的是提供通识教育，去帮助受教育者为高等教育奠定基础，或者向某一专业进行有目的的培养。
中等教育在美国1910年方才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经济的提升与工厂对技能工人的要求。为满足此类工作岗位的需求，各地纷纷建立中学，其教学大纲往往聚焦于工作技能的培训，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升任白领工人或技术性蓝领工人的工作要求。这对雇佣者和受雇佣者都带来了益处，它帮助受雇佣者提高效率，并降低雇佣者的成本。而在欧洲，中等教育的普及更多是和公民教育等理念相应而生。中国随着清朝末期的学制改革（废除科举等），也相应引进了中等教育理念。在一些国家中，中等教育仍然被视为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尽管其受到了自主学习等教育理念的冲击。

专科教育或技术教育
专科教育是指一类为某一需求或领域提供直接或专业性的培训教育，例如电脑专科学校。专科教育通常与培训、实习等相伴，其课程通常包括手工艺、农学、机械工程、药物、建筑、计算机或艺术等，以培养适应不同市场的人才。以中华民国为例，该国对职业学校的定义为：“提供专业及实习学科为主课程，包括实用技能及建教合作，强化学生专门技术及职业能力之学校。”

改革
随着社会变迁，自20世纪后期起，全球多国推行教育改革，除了传统学科知识外，也开始重视21世纪技能。

其他形式
另类教育
一些家长会为子女选择非主流学校提供的另类教育，如民主学校。

在家自学
一些政府视在学校接受教育为义务教育的唯一合法模式，但也有一些政府容许家长安排子女在家自学。

历史
在1994年，柏林自由大学的Dieter Lenzen称：教育可以说是从几百年前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德国哈雷大学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开始设立教育学主任）开始的，同时Lenzen也认为做为一种科学的教育学是很难和在此之前已经存在多年的传统教育区别开来。

欧洲
在西方，教育的起源受到宗教组织的巨大影响：神父们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建立起学校体系。在欧洲，许多最初的大学都有天主教背景。苏格兰宗教改革之后建立了新的国立苏格兰教会。
德国为第一个采行义务教育之国家，虽目的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但也确实为近代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中国
中国教育最早可追溯到夏朝，开始于中国古典著作，而不是宗教组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经典遂成为中国教育的主要教授和学习方向。古代中国任用经各种选拔制度后的受教育官员管理帝国，而后世主要用来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则建立于隋朝，历经唐朝、五代十国到宋代后科举制臻于完善。宋朝教育发达，苏轼在《谢范舍人启》中说当时“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舆地纪胜》记录宋代福建南剑州农村“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南宋时“都城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观、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叶适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直到清朝末期的1905年正式废除，并以西方教育方式取代之。1898年，清德宗下旨设立京师大学堂，是为中国史上最早的现代综合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后戊戌政变爆发，清德宗所倡议之诸项改革尽废，然为拢络民心，慈禧太后推动庚子后新政时决定保留京师大学堂。民国时，政府乃将京师大学堂改组为今北京大学。1916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命前教育总长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掌管北京大学期间，致力于推动自由、开放的学风，使该校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

日本
日本教育的起源与宗教密切相关。学校是培养想要研究佛教成为僧侣的年轻人的庙宇。后来，想要学习的孩子就要去“寺子屋”（Tera-koya，意为庙宇小屋），学习如何读写日文。

最近世界教育趋势
在过去几十年中，未受任何学校教育的文盲人口的百分比下降了。从1960年的36%下降到2000年的25%。
在发展中国家，2000年文盲百分比只有1970年的一半。在发达国家，文盲也从6％下降到1％，未受学校教育者从5％下降到2％。

挑战
已开发国家
已开发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政较为富裕繁荣，因此在政府的支持和金援下，教育产业除了由政府主导的公立学校外，私立学校和补教业也得以蓬勃发展，衍伸出完整的现代教育制度。不过，已开发国家的教育挑战之一，即为教师们太急于把课本上的大量概念灌输给学生，并以考试做为评定学生优劣的标准，让教育体制沦于僵化的困局，而忽略了学生本身的兴趣发展和独特性，使得教师授课的内容了无新意。套一句已故美国导演史丹利·库柏力克的名言：“我认为学校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试图教孩子所有东西，而以害怕作为基本的动力。害怕不合格，害怕跟不上，等等。而兴趣给学习带来的动力，和害怕相比，简直就像核爆炸和烟花的区别。”

发展中国家
在各国自身努力和各界协助下，部分欠发达国家的普及度有所改善，但其教育水平仍不及较发达国家。另外，部分国家的国民仍无法接受教育，由于当地长期面对长期战乱、教师不足、童工问题、饥荒、卫生条件（如干净的食物来源和饮用水不足，以及疾病肆虐）威胁等问题，教育机会较低和未能普及，故识字率也较低。

未开发国家
未开发国家由于国库资金不如先进国家充盈，且大多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依托，导致穷困和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因此政府大多无力提供足够的教育经费，故教育界人才流失严重，造成专业教育家担任教师意愿低落，连带导致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不少学校教育设施简陋，乃至无法保障学生正常食宿问题。同时，部分国家民众受传统思维限制，或多或少对现代化教育怀有偏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近年来，已有一部分未开发国家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埃塞俄比亚即是典例之一。

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问题主要集中于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阶段，体现出当前教育体系的急需完善之处。
国三学生因为被没收手机，将生教组长打伤，相关的暴力事件呈现出现代教师在教育上的实际地位低落，在执行惩戒上也无法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作《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学校
学校是一个按照一定的程序、有一定的场所和时程，专门用来教育特定对象人民，传授知识和价值体系的地方。
学校也是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机构承担的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以影响受教育学校教育者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并最终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达到预定目的的社会活动。
学校教育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是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教育的具体活动受到社会需求影响，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承担着对社会输送人才的职能。

著名教育家
注：可能已经过时，请协助补充
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Sarvapalli Radhakrishnan）
莫蒂默·杰尔姆·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
马蒂亚斯·亚历山大（F. Matthias Alexander）
苏格拉底（Socrates，希腊语：Σωκράτης）
柏拉图（Plato，希腊语：Πλάτων）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希腊语：Αριστοτέλης）
凯瑟琳·贝克（Catherine Baker）
布卢姆（Benjamin Bloom）
加斯·布莫（Garth Boomer）
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
吉姆·卡明斯（Jim Cummins）
奥本·德·劳伦斯（Obeng de Lawrence）
卡洛琳·米德尔顿·德卡普（Caroline Middleton DeCamp）
杜威（John Dewey）
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
查尔斯-米歇尔·德·里皮（Charles-Michel de l'Épée）
摩谢·费登奎斯（Moshe Feldenkrais）
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
福禄贝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
加涅（Robert M. Gagné）
哈沃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
约翰·泰勒·盖托（John Taylor Gatto）
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
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库尔特·哈恩（Kurt Hahn）
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
胡戈·科万塔伊（Hugo Kołłątaj）
约瑟夫·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
霍勒斯·曼（Horace Mann）
马利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亚历山大·萨瑟兰·尼尔（Alexander Sutherland Neill）
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
海伦·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
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
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亚历克·彼得森（Alec Peterson）
皮亚杰（Jean Piaget）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艾米利亚·瑞吉欧（Emilia Reggio）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西奥多·赛泽（Theodore Sizer）
斯金纳（B. F. Skinner）
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
杰西·斯图尔特（Jesse Stuart）
古斯塔夫·维尼肯（Gustav Wyneken）
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俄语：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
利维·维谷斯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俄语：Лев Семё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
特德·瓦格（Ted Wragg）
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en）
孔子
孟子
陶行知
蔡元培
李家同
钱思亮
吴清山

理论
教育哲学
教育基本理论
教育法学
教育行政
教育管理学
信息技术教育
教育技术学、教育工学
教育工艺学
教育经济学
教育财政学
教育心理学
教育社会学
教育未来学
学校卫生学
比较教育学
教育统计学
教育传播学
教育效益学
教学科技
教育评鉴学
课程与教学
批判教育学
正向教育

机构
托儿所
幼儿园
小学
高级中学
中学
国民中学
高级职业学校
技术学院
专科学校
科技大学
大学
图书馆
培训班
补习班
教育部

分类
幼儿教育
经典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研究生教育
本科教育、大学教育
专科教育
义务教育
终身教育
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
干部教育
远程教育
函授
工读
数学教育
语言教育
阅读教育
科学教育
物理教育
化学教育
生物教育
资讯教育
社会科学教育
艺术教育
博雅教育
家庭教育
亲职教育
特殊教育
资优教育
公民教育
品格教育
补习
性教育
性别平等教育

体制模式
应试教育
素质教育
威权体制教育
民主教育
奴化教育
党化教育

教学法
讲述教学法
直接教学法
发现式学习
个案教学法
批判性教学
翻转教室

教材
教科书
开放教育资源
开放式课程网页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
数位图书馆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注解
延伸阅读
[编]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学行典·教学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教化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外部链接
（英文） Study in chin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 The Encyclopedia of Informal Educa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 The Theory Into Practice Databas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 Education politic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见

各国教育列表
教育学
知识、学术、学位
教育阶段
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初等学校
中国大学列表、中国职业学校列表
学习


巴勒斯坦国

巴勒斯坦国（阿拉伯语：دَوْلَة فِلَسْطِين，罗马化：Dawlat Filasṭīn），通称巴勒斯坦（阿拉伯语：فلسطين），是西亚西部巴勒斯坦地区一个受到有限承认的主权国家。巴勒斯坦国由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这两块土地所组成，主张首都为耶路撒冷，政府实际所在地则为拉姆安拉。然而，巴勒斯坦国长期面临与以色列的领土争端。
巴勒斯坦地区自中世纪以来由鄂图曼帝国统治，一战终结帝国解体后由国际联盟交予英国治理，期间欧洲、中东及北非的犹太社群陆续迁至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这引发了当地阿族的抗争与起事，而二战后英国欲结束托管，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主张按分布与比例分别建立犹太与阿拉伯国家各一。1948年以色列旋即宣布建国，中东阿拉伯诸国随后对其宣战而导致谈判无限期延后；而以色列于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后，更击退埃及及约旦军队并占领西岸、加沙。
自1988年法塔赫发表《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后，巴勒斯坦已获138个联合国国家承认建国。该国现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首组建的民族政府宣称全部主权，但其领土自赎罪日战争后仍受以色列不同程度上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尤其加萨走廊则有哈玛斯势力，至今双方仍常有冲突。

历史
古代、中世纪至近代
公元前20世纪前后，闪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勒凡特南部（迦南）的沿海平原。前12世纪开始，犹太人的祖先以色列众部落迁此并在东部山地定居。大概同一时代，非利士人作为海上民族的一支，自爱琴海一带迁至迦南，并在迦南东南部沿海建立若干城邦，史称五城（亚实基伦、亚实突、以革伦、迦特和迦萨）。一般认为，早期的非利士人可能来自克里特岛（参见《阿摩司书》第九章第七节）。以色列部落与非利士人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见希伯来圣经《撒母耳记》中的相关叙述）。非利士人于公元前7世纪被亚述人所灭，并从大部分史书中消失。以色列于前11世纪建立统一的王国，公元前935年所罗门国王死后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大王国，后来亚述帝国萨尔贡二世于前721年灭北方以色列王国，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前586年灭南方犹大王国。此地区后成为波斯帝国、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塞琉古帝国统治。在这些政权的统治下，该地区一般称为撒马利亚和犹太地。公元前63年，罗马共和国的格奈乌斯·庞培率军占领了此地。原来定居在此的迦南人多在古以色列建国前后被消灭或被以色列奴役后犹太化（参见圣经《约书亚记》）。约100年后，至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的半独立地位被剥夺并遭到驱除。为消除犹太人的影响，罗马帝国开始使用巴勒斯坦一名来泛指这一地区，但定义的区域模糊，同期至少有十个以上的名称也同时使用。巴勒斯坦这一名称正式的启用开始于1918年，即英国建立的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
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后，此地属于东罗马帝国叙利亚南部的一部分。公元638年，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十字军东征期间，又被十字军反复占领过近200年。1187年的哈丁战役后，萨拉丁取得对此地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1260年至1300年之间的部分时间，蒙古人曾短暂的控制过此地，13世纪末又被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所占领。

鄂图曼帝国
151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统治耶路撒冷和附近的大片领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大战结束后，英国占领了全境，正式称为巴勒斯坦。这个时期的巴勒斯坦人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奥斯曼人和撒马利亚人等多个民族。
一战期间的1915年，在时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邱吉尔的主导下，英法军队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了加里波利之战，遭遇惨败。在随后的1915年7月至1916年1月间，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与地方首领侯赛因·本·阿里互通信函，达成著名的麦克马洪-侯赛因协定，英国也派遣陆军中尉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前往中东，组织当地以贝都因人部落为主的军事力量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有效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1916年5月16日，英国的中东专家马克·赛克斯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皮科又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图获得法国中东军事力量的支持。1917年一战尚未结束时，英国外长贝尔福发表《贝尔福宣言》：“国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内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不得有任何行为，是可能会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社群的宗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贝尔福试图获得犹太人支持。此时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今巴以地区只拥有少量土地，人口不足10%。但由于犹太人在该地区发展工业，引发大量阿拉伯劳工拥入，使得阿拉伯人口占绝大多数，把原有的贝都因人排挤成绝少数。在战中，英国向阿拉伯人、法国、犹太人三方允诺了存在矛盾的对当时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划分。

英国托管
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完全退出中东地区并于1923年瓦解，而阿拉伯部落之间纷争不断，最后1918年默认由英国占领。1920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管辖巴勒斯坦地区。1922年英国将托管地以约旦河为界，划分为两部分：东部（现约旦）由与劳伦斯并肩作战的哈希姆家族管理；西部由英国管理，此地区遂被正式称为巴勒斯坦地区，尚未成为受各国承认的国家，此时犹太居民占总人口11%。
在英国支持下，犹太人掀起第三和第四次“回归浪潮”，1931年，犹太人口上升为17%，导致与当地的阿拉伯人爆发冲突。泛阿拉伯主义者对此不满，阿敏·阿·侯赛因在1920年发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暴动。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引发第五次犹太人“回归浪潮”，1937年至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多次发动恐怖袭击，在1936年至1939年有数场流血暴动发生。对此英国在1939年颁布一份白皮书，规定1939年后的5年内犹太人可再移民75,000人，此后不再接受犹太移民。这份白皮书被许多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视为是对犹太人的背叛，并且认为那违背《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的抵抗也并没有就此平息，他们希望完全停止犹太人的移民。

1940年，犹太人已占当地居民总数的30%。后来在欧洲发生的1941年纳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犹太人“回归”。1944至1948年之间，约20万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来到巴勒斯坦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1945年，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有60万犹太居民，接近当地居民的三分之一；根据不同统计口径，当时犹太人拥有7.4%或约6%的土地，阿拉伯人拥有11.6%或约46%的土地，外籍人士拥有6.9%的土地，公共及其他土地（包括政府拥有的地区和未开垦土地）占70.6%或约48%，实际上是贝都因人的半沙漠游牧地区。

以色列建国
二战后，英国于1947年2月18日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该决议提出在原英国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国，另一个是阿拉伯国。犹太人接受此决议而阿拉伯国家拒绝接受。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犹太人依照联合国181号决议宣布以色列建国。随即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外约旦（1950年改称约旦）的军队相继侵入巴勒斯坦意图夺取以色列的土地，同时，阿拉伯联盟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
1967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区面积6,242平方公里，包括约旦河西岸地区5,879平方公里（其中死海面积220平方公里），及加沙地带363平方公里。巴勒斯坦阿拉伯区边境被以色列完全控制，包括与约旦间隔的约旦河，并无独立的海陆空边境管辖权，其水电、粮食、日用品、医疗等仍然依赖劳务输出和国际援助，向以色列购买。

巴勒斯坦建国
1988年11月15日，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布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首都为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国。在国际承认巴解的情况下，该国已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因内部两大势力严重不和，在2007年加沙之战后形成分裂局面，其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占有加沙地带，以加沙地带政府管理该地；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即“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则管治约旦河西岸。
2011年10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投票表决，接纳巴勒斯坦为该组织正式会员，这是巴勒斯坦首次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加入联合国机构。

2012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表决巴勒斯坦国升格为“非会员观察国”的提案时，虽遭美国和以色列强烈反对，仍以138票支持，41票弃权、9票反对的票数通过了67/19号决议。截至2015年9月，已经有136个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70.5%）承认巴勒斯坦国为一个独立国家。对于巴勒斯坦目前是否符合《蒙特维多公约》中的国家定义，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符合，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巴勒斯坦的状况不符合《蒙特维多公约》的要求。例如巴勒斯坦是否有“一定界限的领土”？因为巴勒斯坦所宣称的领土，有许多被以色列占领，无法确认领土范围。也有人反对使用《蒙特维多公约》来确定国家地位，并称巴勒斯坦主张国家地位的最大希望是透过国际承认。不过，国家拥有国家地位，无论是基于《蒙特维多公约》的国家定义或者经由普遍的国际承认，不代表就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由于以巴冲突和纷争尚未得到解决，巴勒斯坦目前仍无法加入联合国。当一个国家申请加入联合国，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至少9个成员国的批准才能通过。而如果5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个否决了申请，该申请国也无法加入，在这之后必须获得联合国大会2/3多数支持。

现代
一战中，1915年，在邱吉尔的主导下，英法军队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了加里波利之战，遭遇惨败。随后英国军官，阿拉伯的劳伦斯，组织当地以贝都因人部落为主的军事力量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有效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完全退出此地区并于1923年瓦解，而阿拉伯部落之间纷争不断，最后1918年默认由英国占领。1920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管辖巴勒斯坦地区。1922年英国将托管地以今约旦河为界，划分为两部分：东部（现约旦）由与劳伦斯并肩作战的哈希姆家族管理，西部由英国管理。此时西部犹太居民占总人口11%。
1917年至1948年间，大量犹太人从欧洲、中东及北非涌入巴勒斯坦托管地，加入19世纪移民来的犹太人，建立新的城市如西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1947年2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于议会下院表示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4月2日，英国正式向联合国提出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会议日程的请求。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81号决议，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根据该决议，当时拥有巴勒斯坦地区7.4%的土地、占巴勒斯坦人口1/3的犹太人可得到该地区56%的土地（约1.52万平方公里），包含内盖夫沙漠；而占巴勒斯坦人口2/3的阿拉伯人则可得到该地区43%的土地（约1.15万平方公里）。犹太人接受该决议并宣布在第二年建国；阿拉伯人认为联合国无权干涉，故拒绝了该决议；托管方英国则对决议投弃权票。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随后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联军战败，阿拉伯人控制的土地面积由1947年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规定的1.15万平方公里下降到1.05万平方公里。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约旦占领了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巴勒斯坦土地，并于1950年宣称将其合并为约旦王国，这一地区包含了大部分的阿拉伯人，约旦将其纳为正式的约旦公民。约以双方以“绿线”划分实际占领区，与联合国决议划定的巴以分治国土已相差甚远。至2019年，约旦仍视约旦河西岸绿线东部为其领土，因此从约旦北部的艾伦比口岸入境以色列时，约旦不视为从约旦王国出境；而在南方的约以口岸，约旦则视为两国的边界口岸。
1956年与1967年分别爆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入侵埃及和叙利亚，1967年6月10日以色列宣布正式停火时，巴勒斯坦全境包括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已被以色列完全占领，巴勒斯坦地区以外，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也被以色列占领。
1973年，以色列遭到埃及和叙利亚入侵，分别攻击六年前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使得100多万阿拉伯人逃出巴勒斯坦地区世代居住的家园躲避战乱，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拒绝这些的逃离的居民返回家园，沦为难民。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和叙利亚接受了部分难民，但没有义务为难民提供公民权，而以色列仅承认约旦河西岸未逃离的阿拉伯人有永久居留权，但不提供公民的权益。
1964年5月28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1964年9月，第二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一致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1974年10月，在拉巴特召开的第七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强调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1976年9月巴解组织成为阿拉伯联盟正式成员。1974年11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常驻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和工作，并参加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发起的所有国际会议。
1988年11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
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会面达成协议，相互承认对方政治地位。
1994年5月4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在开罗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有限自治的协议》，1994年5月12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1994年到1995年，以色列国防军撤出了69%的加沙地带和90%以上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但约旦河沿岸及边境仍由以色列控制，以色列仍维持保安部队。2005年，以色列进一步从加沙撤军，但是依然控制加沙的海岸线以及加沙与埃及之间的一个狭长区域。
2007年6月，哈马斯通过加沙之战从法塔赫手中夺得加沙的控制权。
2012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67/19号决议授予巴勒斯坦国非会员观察员国地位，巴勒斯坦并获得可于国际刑事法庭控告以色列的权利。
2016年12月23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4票支持、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通过第2334号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和完全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美国一改以往做法，在本次决议案投票时弃权。2016年12月民主党总统败选后此案提出，安理会常任国无人反对所以通过，此决议等于宣布约旦河西是以色列强占的巴勒斯坦领土，这是1979年以来美国首次没有行使否决权阻碍联合国通过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案；以色列对此强力反弹，随后以色列针对提案国、赞成国都暂停外交或外贸交流。
2024年2月18日、2月21日，以色列内阁和以色列议会相继表示反对国际社会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
2024年5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通过决议，认为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 第四条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决议建议安理会重新“从有利角度”审议巴勒斯坦以会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还赋予巴勒斯坦从2024年9月大会第79届会议开幕以后、参加联合国会议时的一系列权利和特权，包括其坐席安排和在发言名单上的顺序。

政治
国家领导人与政府
巴勒斯坦政府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立法机关为巴勒斯坦立法会（国会）。巴勒斯坦总统为马哈茂德·阿巴斯。

政治派别
巴勒斯坦的政治派别主要有法塔赫（隶属于巴解组织）、哈马斯以及其他一些小的党派或武装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由若干个政治及军事组织组成。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以法塔赫为主），是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及准军事组织，著名的巴勒斯坦政治家亚西尔·阿拉法特2004年逝世前一直是主要领导人。他们专注于以约旦河至地中海一带土地组成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1988年宣布立国后承认以色列及放弃恐怖主义，并主张透过和平谈判达致立国，以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领土控制范围作为边界。因此与更激进的哈马斯常有冲突，哈马斯主张全面用武力直接消灭以色列。
由于巴解坚持巴勒斯坦必须拥有整个耶路撒冷（以色列拒绝放弃其主权），导致跟以色列的谈判十多年来长期陷入僵局，但因为哈马斯的关系，以色列始终视之为谈判对象，但维持强硬态度。近年积极改善跟西方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换取更大的支持和承认。目前控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伊斯兰运动组织和政党，主张消灭以色列，并在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伊斯兰主义国家，与法塔赫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首的自治民族权力政府分庭抗礼。
该组织走向两个极端：一面从事慈善事业，另一面进行对以色列的攻击活动。部分同情巴勒斯坦的人特别是穆斯林人士往往认为哈马斯是反以英雄，以色列和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一直定性哈马斯是恐怖组织。许多阿拉伯国家对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不满，在以色列攻击哈马斯时亦谴责哈马斯。
2006年1月26日，主张消灭以色列的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对巴以局势产生巨大波动。2007年6月，哈马斯通过加沙之战在法塔赫手中夺得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哈马斯其后清除加萨走廊所有法塔赫活跃分子及犹太人，彻底控制加沙，以色列其后对加沙进行封锁，埃及亦关闭边境，仅限于运送人道物资至今。

经济
由于受巴以冲突影响，巴勒斯坦一直未能形成完全独立的经济体系。外国直接投资几乎不存在。除了农业，巴勒斯坦的收入还依赖于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及以色列或其他地方巴勒斯坦劳工的收入。

外交
截至2024年6月，巴勒斯坦国已获得146个联合国会员国、圣座（梵蒂冈）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全面外交承认。

欧洲
2014年10月30日，瑞典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北欧与欧盟国家。2014年12月17日，欧洲议会也以498票赞成、88票反对、111票弃权，原则上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地位。至今有包含瑞典、英国、法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会都已表决通过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地位。部分东欧国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已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
2015年5月14日，圣座签署了一项条约，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根据该条约，梵蒂冈赞成解决以巴冲突的两阶段方案。而此条约在2016年1月3日正式生效。
2024年5月22日，挪威、爱尔兰、西班牙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随后以色列正在将驻挪威及爱尔兰代表召回。

亚洲
1988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马来西亚与巴勒斯坦之间亦相互支持。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尼至今一直拒绝承认以色列。

地理
位置
巴勒斯坦国北邻以色列与叙利亚，东邻约旦，南邻埃及。约旦河西岸地区是内陆国。
巴勒斯坦国的西岸东边为约旦河，约旦河以及死海的中心线为巴勒斯坦国与约旦的分界线。

气候
巴勒斯坦国的气候主要为地中海型气候，特征为夏季漫长而又炎热少雨，冬季较为短暂且凉爽多雨。

行政区划
巴勒斯坦共划分为16个省。（图中绿色地区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实际控制区域）

 约旦河西岸
图巴斯省
杰宁省
图勒凯尔姆省
盖勒吉利耶省
纳布卢斯省
萨尔费特
拉马拉和比雷赫省
杰里科
耶路撒冷省
伯利恒省
希伯仑省
 加沙地带
北加沙省
加沙省
代尔拜莱赫省
汉尤尼斯省
拉法省

人口统计
人口
根据巴勒斯坦政府中央统计局的统计，在2009年中期，巴勒斯坦人共有1070万，其中390万（36.6%）居住在巴勒斯坦国国内，120万居住在以色列，500万（46.2%）居住在阿拉伯国家，60万（5.7%）居住在其他国家。
根据《卫报》2008年的报道，巴勒斯坦国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一批国家之一，在2008年之前的20年中增长了30%。同时目前（指报道发行的那一年——2008年）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有376万巴勒斯坦人，而十年前（指1998年）是289万。
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报道，巴勒斯坦国的人口为440万。
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统计，2009年巴勒斯坦国的平均人口密度为654人/平方公里，其中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平均人口密度为433人/平方公里，加沙地带的人口密度为4073人/平方公里。
2021年巴勒斯坦国人口为 5,227,193人。

宗教
巴勒斯坦人口中有93％是穆斯林，绝大多数都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也有一小部分阿赫迈底亚派和无教派穆斯林（15％）。巴勒斯坦基督徒占6％人口，德鲁兹人和撒马利亚人占1％人口。

语言
阿拉伯语是巴勒斯坦的官方语言，当地居民大多使用巴勒斯坦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英语也被广泛使用。希伯来语是约占16%人口的以色列人的主要语言，也是许多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或第三语言。

自治
自从1988年《独立宣言》发表至今，巴勒斯坦仍旧是一个尚未完全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维安部队，亦可发出护照及独自参加国际体育赛事，但实际上财政及军事仍然受到以色列控制，居民出国仍需通过以色列的核准。目前欧洲议会已承认其国家地位，但仍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
2005年，以色列撤走加沙地带的驻军与垦民区，但保持控制领空、海岸线及边境。
2007年1月15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在拉姆安拉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时表明不会接受现在的临时边界而立国，更提出以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疆域作为边界，即完全控制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加沙地带。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领土
巴勒斯坦历史、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中东战争、巴以冲突


巴西

巴西联邦共和国（葡萄牙语：República Federativa do Brasil），通称巴西（葡萄牙语：Brasil），是南美洲的国家，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占南美洲约一半的领土。人口2.15亿，居世界第7。其国土位于南美洲东部，大部分位于赤道、南回归线之间，毗邻大西洋，面积8,515,767平方公里，世界第五大，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除了智利及厄瓜多尔以外，巴西和所有南美洲国家接壤，其陆上邻国有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
巴西拥有世界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国名源于巴西红木。首都为巴西利亚，拥有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巴西铁矿储量大、质地优良，产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巴西是热带经济作物的重要出口国，咖啡、甘蔗、柑橘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得益于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充足的劳动力，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南美洲第一，世界第十二，西半球第三，南半球第一。由于历史上曾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的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主要信奉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基督宗教，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第二大基督教国家。巴西是五个金砖国家之一。

国名来源
巴西（葡萄牙语：Brasil；国际音标 巴西葡萄牙语发音：[bɾaˈziw]；欧洲葡萄牙语发音：[bɾɐˈziɫ]）一词出自繁衍于巴西海岸的巴西红木，巴西红木在葡萄牙语中称为pau-brasil，其中brasil意为像炭火一样红，由拉丁语brasa（“炭火”的意思）与后缀-il（来自-iculum或-ilium）构成。巴西红木所产生的深红色染料，引起了欧洲服装业的重视，并引起了巴西早期的商业性开发。16世纪期间，当地原住民采伐大量的巴西红木，由欧洲商人（多数来自葡萄牙，也有一部分来自法国）销往欧洲。
该地区原来在葡萄牙的官方名称为“Terra de Santa Cruz”（圣十字架之地），而贩卖红木的欧洲商人多称“Terra do Brasil”（Land of Brazil），这一名称最终取代了旧的官方名称。早期水手也称之为“鹦鹉之地”（Terra di Papaga）。
在巴拉圭官方语言之一的瓜拉尼语中，巴西被称为“Pindorama”，此名称由当地人所取，意为“棕榈之地”。

历史
根据考古发掘，起码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巴西已经有先民生息。 距今约八千多年前，巴西地域产生过独特的陶器文化。距今六千年前巴西就有半游牧民族聚居，分布于亚马逊河一带森林，他们主要是从事耕作活动，并且每隔一段时间迁徙。
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到达巴西。随后的三百年里，葡萄牙人逐渐在此定居，一开始从事巴西红木的采伐，后来逐渐扩展到淘金、甘蔗种植，逐步成为葡萄牙殖民地。之后葡萄牙一度被西班牙合并后，荷兰人一度占巴西为己有，在英荷战争后又为葡萄牙夺取。1807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葡萄牙，1808年葡萄牙本土被法军所占领，导致葡萄牙的布拉干萨王室女王玛丽亚一世一度迁都到南美的殖民地巴西直到1812年战争结束才返回。在此期间为了争取巴西人民的支持，宣布葡萄牙与巴西的平等地位，并改国号为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1821年归国。这期间，巴西开始对英国开放贸易港口，并成为葡萄牙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巴西在这段时间里也有一个分封王。
随著葡萄牙王国开始走下坡，且意图去掉巴西元首国王的称号，1822年9月7日，摄政王佩德罗一世宣布独立，建立了巴西帝国。1888年5月8日，议会通过无条件废除奴隶制的法令；13日，巴西摄政伊萨贝尔公主签署《黄金法》，巴西结束奴隶制。
1889年11月15日，佩德罗二世被共和派推翻，成立巴西合众国。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巴西接纳了超过500万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移民，成为仅次于美国，人口最多的美洲移民国家。
1930年代，巴西开始工业化，同时处于热图利奥·瓦加斯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下，直至1945年才结束。瓦加斯其后成立巴西工党，于1951－1954年通过民选再度上台。瓦加斯1954年迫于政治压力自杀后，巴西政局动荡不安。
1960年，巴西首都由位于海岸的里约热内卢迁往内陆的行政首都巴西利亚，以减轻里约热内卢作为政治和经济首都的压力。1964年，巴西发生军队政变，推翻巴西（旧）工党政府，建立了长达21年的反共右翼军人独裁统治。
1979年，若昂·菲格雷多接替埃内斯托·盖泽尔，成为巴西最后一任军人总统，1984年，若昂·菲格雷多在美国做心脏手术时，巴西人走上街头，要求民选产生下任总统。
1985年1月15日，前参议员坦克雷多·内维斯在民主间接选举中当选总统，但在他就职前突发急病，一个多月后病逝，副总统若泽·萨尔内继任总统。1989年举行首次总统直选。
2002年10月27日，卢拉·达·席尔瓦成为巴西历史上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的第一位左翼和劳工党总统，2006年10月29日成功连任。
2010年10月31日，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劳工党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当选巴西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并且表示要继承卢拉政府的对内外政策。2014年10月26日以51%成功连任。
2016年5月12日，巴西参议院大比数通过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议案，罗塞夫即时被停职半年，总统职务由副总统特梅尔代理，8月31日，参议院正式以61票赞成，20票反对，弹劾总统罗塞夫，罗塞夫被罢黜总统，但被豁免不用禁止参政八年的规定，结束13年的劳工党和左翼统治。
2016年8月，201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里约热内卢举行。
2018年巴西大选，右翼社会自由党的雅伊尔·博尔索纳罗击败左翼劳工党的哈达，成为20年来巴西首位民选右翼总统。
2022月10日，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大选第二轮投票中击败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新一任总统。对选举结果表示不满的博索纳罗支持者于次年1月8日冲击位于巴西利亚三权广场的最高法院、国会和普拉纳托宫，向卢拉表达不满。

政府
政治
1988年制订的巴西宪法规定联邦政府享有广泛的权力，总统和副总统通过选民两轮投票产生，任期4年，可以连选连任一次，但无任期限制。总统有权任命内阁，同时是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
巴西的国家立法机构是巴西国民议会，实行两院制。拥有81个席位的参议院，由每个州及联邦特区选举的3名参议员组成，任期8年。4年改选三分之一，后4年改选三分之二。众议院513个席位是按比例代表制选出，任期4年。

外交
由巴西对外关系部负责掌理，巴西在拉丁美洲的政治与经济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世界政经关系的要角。巴西的外交政策反映其为一个地域大国，并著重于保护巴西之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意识型态和促进国家兴盛。在二次大战后至二十世纪末时，不论是民主政府或军事政府，皆希望能够借由推动一个由国家领导的工业政策来提升巴西对世界的影响力。巴西现今的外交和其他南美洲国家有著紧密的连结，其致力于参与联合国及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多边外交；并时常制衡美国于拉丁美洲的政经势力。
巴西的外交政策以该国宪法为依据，内政不干涉原则、民族自决及国际主义为巴西外交政策的准则。根据该国宪法，总统有对外政策的最高管理权，而国会负责审查外交政策。 巴西对外关系（俗称的伊塔马拉蒂宫）负责向总统提出建议，并处理巴西的外交事务。对外关系部的职掌涵盖政治、商业、经济、金融、文化之交流，但总统能主导其方向。

军事
巴西军队包含巴西陆军、巴西海军（包括巴西海军陆战队与巴西海军航空兵）与巴西空军。

行政区域
巴西共分26个州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下设市，为第二行政机构。

重要的都市和城镇
圣保罗州有圣保罗、瓜鲁柳斯、坎皮纳斯
阿雷格里港
里约热内卢州有里约热内卢、圣贡萨洛、卡希亚斯公爵城、新伊瓜苏

地理
全境大部份为热带气候。北部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平原——亚马逊平原，大部为赤道多雨气候，降水丰沛，平原东北部略为干燥。南部为世界上第二大的高原——巴西高原，以热带草原气候为主，首都巴西利亚位于高原之上。南端纬度较高，多丘陵、平原，多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偶见霜雪，大部分人口居住于此，是农业基地。大西洋沿岸有数条山脉，最高海拔2,900米。北部圭亚那高原的内布利纳峰海拔3,014米，为全境最高点。
境内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河流。巴拉那河是南美洲第二大河，著名的伊瓜苏瀑布就位于其支流上。

经济
巴西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较为发达，劳动力充足。巴西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在拉丁美洲位居第一，对世界市场影响日益扩大。主要出口商品有：咖啡、大豆、铁矿石、橙汁、钢铁、蔗糖、飞机。
巴西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4％，2014年人均GDP已达到12,000美元左右水准。

1998年11月，巴西从国际货币基金主导的国际援助项目获得了415亿美元的贷款，前提是调整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1999年1月，巴西中央银行宣布雷亚尔与美元脱钩。这一贬值措施缓和了当年经济增长回落的趋势。
2001年，在主要市场增长放缓，中央银行采取高利率政策应对通货膨胀压力，投资者担心新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巴西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至2%以下。年底，贸易平衡方面的强劲表现使投资者信心增强。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仍然是巴西经济的主要问题。
自2003年1月1日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上任以来，外界所担忧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出现。2003年经济出现了0.2%的负增长后，近年增长温和。

交通
由于巴西幅员广大且地貌多变，其交通状况按照地区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并且缺乏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网，由于巴西经济快速成长，对交通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巴西政府也对交通进行投资期待解决交通问题，一些新的交通建设正在进行或者计划。巴西现在总铁路长度29,303公里，且在部分城市有捷运、轻轨等轨道交通系统。巴西现在有修建高速铁路的计划。

人口
大西洋沿岸人口稠密，内陆地区较为稀少。种族和文化差异显著。其中，白人占47.3%，混血人口占43.1%，非洲裔黑人占7.6%，亚洲人占2.1%，美洲原住民约占0.3%，混血人口及黑人人口增长较快。南部居民多有欧洲血统，可溯源到19世纪初来自意大利、德国、波兰、西班牙、乌克兰和葡萄牙等国的移民。而北部和东北部的的居民部分是土著，部分具有欧洲或非洲血统。
巴西拥有两亿一百万人口（2013年），东南地区是巴西人口最多的地区，根据IBGE 2004年数据显示该地区人口约有7,800万以上，相当于巴西人口总数的42％。该地区拥有巴西三个人口最多的州（圣保罗4,200万人，米纳斯吉拉斯1,900万人，里约1,500万人）和两个最大的城市（里约和圣保罗）。在圣保罗和里约的交界地带形成了以圣保罗、里约为支柱的商业地带，该地区聚集了约23％的巴西人口，成为该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
巴西居民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约占51%）和基督新教（约占28%）。近年来，天主教徒呈现下降的趋势，而新教徒则增长得很快。

民族
东南地区是巴西民族分布最广泛的地区，该地区主要有高加索人（主要是葡萄牙后裔和意大利后裔），混血、非洲巴西混血，亚洲和印第安人的后代。
巴西民族构成复杂，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巴西原住民、葡萄牙人和非洲人混血众多。1532年，自圣维森特建立以后，葡萄牙人开始以殖民者的身份来到这块地方。由于18世纪矿业的发展，葡萄牙的各邦领主开始纷纷来到这里，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从非洲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来的奴隶，他们都属于非洲土著人。从第一年的殖民统治开始，黑人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
19世纪，亚洲和欧洲的移民化开始受到刺激，德国人开始在1818年来到这里，1875年，意大利人；1880年西班牙人；20世纪初，日本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开始相继来到这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东南地区发生了巴西最巨大的移民潮流，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成为这次移民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了奴隶解放运动，当时的种植园以及新兴的巴西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外国移民
东南地区是巴西移民特征最明显的地区，它聚集了国内移民以及国外移民。最大的影响是从巴西东北部传来的。近年来由亚洲中国及东南亚地方的移民有逐渐提升的趋势。

种族歧视
巴西的种族歧视问题表现在社会权力架构和财富分布上。虽然巴西的种族歧视问题不常表现于以肤色为对象的暴力事件上，但政治影响力和财富却偏向肤色较浅的一小部份人。社会阶层越高越明显。

文化
巴西的文化具有多重民族的特性，巴西作为一个民族大融炉，有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其他地区的移民。在音乐舞蹈方面都有十分不同的表现。
不管在艺术形式或通俗特色方面，巴西音乐均引起世人注目。十九世纪具有国际声望的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戈麦斯是巴西人，其作品具有义大利风情，包括一出根据阿伦卡尔的《瓜拉尼人》写成的歌剧。二十世纪的维拉洛博斯也获得国际盛名，作品主要以本土主题和乐器为基础。对巴西民间艺术重新燃起的兴趣，是与一九二○年代现代主义运动同时发生的，在音乐方面为诗人小说家马里奥·安德拉德所提倡。巴西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为圣保罗艺术博物馆。
巴西普遍的音乐舞蹈时尚（如：森巴音乐和森巴舞）多来自民间，主要受非裔所影响深远。也是由未接受正式音乐训练的人演奏。每年二月嘉年华会时蜂拥而出的新歌曲，有许多题材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或是周遭发生的事情，透过个人演出表现多姿多采的嘉年华会，发展旅游业和展现巴西的多元文化。

饮食
巴西饮食受到了欧洲、非洲和美洲原住民的影响。巴西各个地区的饮食风格都有很大不同。众多移民带入了自己国家的饮食。例如欧洲移民以小麦为主食，并且将酒、蔬菜和乳制品带入巴西。日本移民则将亚洲饮食带入巴西。

世界遗产
巴西于1977年9月1日批准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截至2023年，巴西共有23处世界遗产，其中包括15处文化遗产和7处自然遗产（其中1项与阿根廷共有），1项双重遗产。除此之外，巴西共有23处文化遗迹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教育
巴西的教育目前是初级基础教育9年，中学3年，大学4年。有些科目或学院的不同，有可能是5～7年，如医科。一般幼儿以及小学教育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筹办管理，中等教育由州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由联邦政府管理。每个阶段都有许多私校并存。
现阶段的中学学生在升大学时都需要经过大学学测由教育部颁令，用来测试学生学习水平以及学习品质。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6年度全球教育推广调查报告”指出，巴西在教育质量的排名中，居一百二十一个国家中的第七十一位。据调查显示，尽管巴西已让大多数儿童上学念书，并达到波兰和匈牙利的水平。但是在教育质量和成年人扫盲教育方面很有待加强。
专家表示，巴西教育质量偏低的原因是，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不够，能够坚持学到五年级的学生比例也很低。在联合国看来，学生们在学校的时间应该每天达到四小时二十五分到五小时之间，但巴西学生待在学校的平均时间是四小时十五分，很多州立学校学生的在校时间更只有四小时。
此外，巴西学生的留级率也很高，尤其是男生，情况更严重，女生为百分之十八，男生则达百分之二十五，是拉丁美洲学生留级率最高的国家。
巴西目前有文盲一千六百万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项调查报告，是参考每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指数进行排名，包括识字、小学注册人数、教育品质和学校男女学生比例平等几项。去年，巴西排名第七十二位。

体育
众所周知，巴西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是足球，据1999年的统计数字，巴西大概有近2万多支足球队。另外，巴西国家足球队是唯一一支由1930年至202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从未缺席过一届的球队，也是唯一一支曾五次夺取世界杯冠军的球队（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此外，巴西队和巴西球员也包揽了很多世界杯足球赛纪录，可说是完完全全的“足球王国”。
巴西的女子体操虽然远远不如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罗马尼亚，但是成绩也是还可以，或多或少都有选手可以进入世界体操锦标赛一、两个项目的决赛。2003年的世界体操锦标赛，巴西体操运动员 Daiane dos Santos 取得自由体操－金牌（第一名）。
巴西成功获选成为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主办国家，第二度举办世界杯。
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成功获选201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城市，成为南美洲首个，南半球第二个国家，以及南半球第三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
巴西在大型国际综合运动会的成绩：

夏季奥运会：23金 30银 55铜 108枚奖牌（美洲第4，世界第35）
夏季大运会：26金 33银 78铜 137枚奖牌（美洲第4，世界第20）
世界运动会：5金 8银 8铜 21枚奖牌（美洲第4，世界前35）
夏季青奥会：2金 3银 1铜 6枚奖牌（美洲第4，世界第21）
世界武博运动会：1银 1铜 2枚奖牌（美洲第4，世界第48）
承办2014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由于巴西社会的生存矛盾。近几年，巴西民众开始抵制世界杯的承办，他们认为世界杯耗去大部分社会资源，而忽视民众的社保，健康，环境等投入。临近世界杯，巴西境内却是游行不断，政治社会风暴笼罩世界杯'环中'[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巴西总统表示将不参加世界杯开幕式。不过，由于巴西在足球上的特别地位，巴西世界杯仍被寄予很高期望。

其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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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模特儿
巴西足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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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府
巴西军事
巴西外交

延伸阅读
[编]

 《清史稿/卷160》，出自赵尔巽《清史稿》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外部链接

The Sino-Brazilian Principles in a Latin American and BRICS Context: The Case for Comparative Public Budgeting Legal Research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3 May 2015
巴西政府官方网站（葡萄牙语）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巴西行政区划网页 中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西大使馆
中华民国驻巴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Universidade de Sao Paulo (圣保罗大学)
巴西亚洲中国文化语言中心Asia brasil Centro Cultural de Língua Chinesa
Brazil Real Estat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世界概况》上有关巴西的条目 （英文）
开放目录项目中的“巴西” （英文）
 维基媒体的巴西地图集  （英文）
 OpenStreetMap上有关巴西的地理信息
谷歌地图
Casas Terravista Trancoso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