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互助委员会

经济互助委员会（俄语：Сов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俄语缩写：СЭВ，英语：Comecon），中文简称经互会，是一个由苏联带头建立的经济合作组织，虽然只有10个成员国，但是却遍布欧洲、亚洲和美洲，包括苏联自己、东欧的华约国家、蒙古、越南和古巴，该组织已于1991年6月28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正式宣布解散。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总部设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作为《莫洛托夫计划》的后续阶段而出现，其目的是要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创造一个沟通渠道，让它们的外交口径全部和苏联统一。因此经互会在一开始是政治作用大于经济作用的，但在西欧国家们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并且在经济上出现了明显的进步后，形势则稍有松动。随著时间的推移，经互会能接受少量的自由贸易，有限的提升了成员国家的经济水平。不过，后期的经互会慢慢演变成一个成份复杂的多边性组织，过剩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政策导致其运作效率低下，直到其解散都未能达到和西欧一样的自由贸易程度。

历史
年代表
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6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通过会议磋商后，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随后，阿尔巴尼亚（1949年加入，1961年停止参与活动，1987年正式退出），东德（1950）、蒙古人民共和国（1962）、古巴（1972）和越南（1978）分别加入。
1956～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例行会议。
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接受苏联的指令，于1961年12月宣布停止参与经互会一切活动。
1964年9月起，南斯拉夫在专门协定基础上参加经互会一些机构的工作。1973年以后，经互会先后同芬兰、伊拉克、墨西哥和尼加拉瓜四国签订了合作协定。

形成及发展阶段
经互会从成立到其解散之前，是世界上贸易额仅次于欧共体的“区域型贸易组织”。
其创立目的之一是为了对抗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所以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有著明显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为防止美国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渗透东欧，于是全力削弱东欧各国的主权，并采取严厉的言论审查，同时，美国和西欧也在《马歇尔计划》进行时对东方集团采取全面的经济封锁。在1月25日发表的《关于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公报》中，史达林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同时并行市场经济的理论，这在当时是冷战环境的逼迫，但也违背了人类经济需求的自然律。
在该组织创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各个成员国的话语权严重不对等。苏联经常在“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去强行安排别的国家该生产什么、不该生产什么，刻意将军火、电脑、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保留在苏联本土，而将农业、轻工业、食品等低技术含量的行业交给成员国执行。这的确令苏联经济获得一定限度的增长，但其余社会主义国家却无法获得多少好处，并且还需要在外交上从属于苏联，因此诸成员国对苏联渐生不满。
到198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双双呈现断崖式下降，在失去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苏联没有实力再继续领导东欧各国，对经互会的管制也日益宽松。观察到现实中停滞的国家经济，与理论中的“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渐行渐远，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开始对体制不满，经互会的区域经济和成员国自己的个体经济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1989年，这种情绪被内外利用之下最终酿成东欧剧变，之后东欧国家们就纷纷抛弃社会主义经济，改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1991年6月28日，各个成员国的首脑齐聚匈牙利，在其首都布达佩斯中一同宣布经互会就此解散。

组织机构
经互会会议：最高权力机构。由所有成员国政府首脑率领的代表团组成，每年召开一次。如经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成员国同意，还可以随时召开经互会的非常会议。会议轮流在其成员国首都举行，由东道国代表团长担任会议主席。
执行委员会：执行和管理机构。由成员国各派一名副总理作为常驻代表组成，一般每季召开一次会议。会议主席由各成员国代表依照国家名称的西里尔字母顺序轮流担任，任期一年。
合作委员会：受执委会领导，由各成员国选派一名有关主管机关的领导人组成。
常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下属机构，各国可以有选择地参加。1988年，有化工、有色金属、煤炭、和平利用原子能等24个常设委员会。
秘书处：行政和执行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有秘书一人和副秘书若干人。
此外，经互会还设有法律、价格、水利、商业、发明事业、内贸、船舶和劳动等各部门代表会议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经济问题研究所、标准化研究所和管理问题国际研究所三个研究所。

成员国
称呼
各会员国语言的称呼（含已消亡国家）
以下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各会员国官方语言中的称呼：

前会员国（前观察员）
总部及出版物
总部设在莫斯科，出版物有月刊《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合作》，《经互会成员国统计年鉴》。

主要活动
经互会的主要活动方式在其存在期间发生了几次改变。在成立初期，主要是进行贸易，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扩大到生产领域的合作，并由双边关系扩大到多边经济关系。80年代中后期，改为发展各成员国企业和科研组织之间的联系并建立合营企业，直到其解散。

经互会和欧共体的异同
虽然经互会被认为是“东欧国家的欧共体”，但不论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都和西欧的欧盟完全不同。事实上，经互会本身对标的应该是“美国主导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而不是后来“由欧洲国家自发组成的欧共体”。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直接接壤，它也不容许阵营内的其他国家绕过自己而组建一个经济联盟，所以经互会的自由度远低于欧盟，缺乏像欧盟一样的超国家民选议会主持。
在20世纪80年代，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共拥有西欧国家的2亿7千万人口。其组织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欧洲国家占优势的共同市场”，消除关税壁垒和行政壁垒，从而加强经济竞争力。虽然欧共体也强调民主制的意识形态，但经济才是其主要目的。而且，欧盟成员国虽然优势和弱势产业都不尽相同，但均具备一定的基础，即使是相对落后的葡萄牙和希腊也能轻松适应市场。同时，由于没有美国的参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也非常平等，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能一家独大。欧盟的前身欧共体还是个超国家型的组织，在做出某个决议案前，必须先充分考虑各成员国的国情，经济较强的国家无权强行通过这个决议案。
而经互会拥有4亿5千万人口，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地理差异、甚至价值观差异都极其巨大。例如古巴、蒙古和越南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几个国家之一，而苏联的亚洲地区可以位列中等，苏联的欧洲地区则经济发达，最后，东欧的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工业基础甚至比身为盟主的苏联还优秀。另外，因为苏联在众成员国中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有著碾压式的影响力，所以各成员国的生产计划都依赖于苏联的指示，而非真实的市场情况。经互会成员国的国内商品需求、国际商品需求、国际运输渠道通通没做好匹配，政府既使强势命令某项计划，在经互会内部也不可能完全执行成功。最后，经互会在表面上宣称自己不是一个超国家组织，其决议案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只要有一个国家认为决议案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那就可以拒绝。不过在实际上，这种不理会苏联指示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唯一有记录的是阿尔巴尼亚当面拒绝了苏联，并直接退出经互会。

相关条目
华沙条约组织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苏维埃帝国
欧共体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 参考文献 ==


奥斯汀

奥斯汀（英语：Austin ，粤语中又译“柯士甸”），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府、特拉维斯县县治，也是德州大学的所在，以及众多高科技企业所在的高科技城，又因濒临德州丘陵地形之起点，故有“硅丘”（Silicon Hills）之称，以与美国西部传统电子重镇矽谷相呼应。

历史
奥斯汀和周边地区至少在公元前9200年就有人居住了。当欧洲殖民者抵达时，这里由通卡瓦人占据。科曼奇人和利潘阿帕奇人也常来往此地。西班牙人曾到此地探险，但一直没有建定居。
1839年，德克萨斯从墨西哥独立不久之后，德克萨斯共和国议会决定以史蒂芬·F·奥斯丁的名义建立一个新首都，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米拉博·拉马尔（Mirabeau B. Lamar）选址于滑铁卢（Waterloo）镇，此即今奥斯汀的前身。

硅山之称
1983年，德州大学、奥斯汀市政府、德州州政府和美国一些高科技企业联手发展在奥斯汀成立了Micro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Consortium（MCC），这是奥斯汀的第一家高科技企业。由于MCC是一个联营企业，美国各个高科技企业都会派人来参与，各大公司的行政主管等渐渐认识到奥斯汀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见“城市规划·与其他城市比较”一段），也具有非常好的高科技发展潜力，于是各大公司纷纷来奥斯汀设立分部，其中包括有IBM、思科、英特尔、AMD、摩托罗拉、飞思卡尔、升阳电脑、三星等。与此同时，当时还就读德州大学的戴尔创始人麦可·戴尔（Michael Dell）开始自行组装并售卖其所组装的电脑，渐渐发展成戴尔企业，至今其总部仍然在奥斯汀市。
由于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搬来奥斯汀，奥斯汀渐渐获得了“硅山”（Silicon Hill）之称，与加州的硅谷相呼应。

地理
奥斯汀位于德州中部丘陵地带（Hill Country），在三大主要城市（休斯敦、达拉斯和圣安东尼奥）之间，交通十分方便。
奥斯汀属副热带湿润气候，冬无严寒，降水充足而集中在5、6、和10月。冬季温和，时而偏向温暖，日最高气温低于或等于5 °C（41 °F）的平均日数为3.3天，日最低气温低于或等于0 °C（32 °F）的平均日数为12天，低于或等于−5 °C（23 °F）的平均日数为0.9天；夏季酷暑漫长，日高温达30 °C（86 °F）的日数年均有156天，达38 °C（100 °F）的有29天；日低温达25 °C（77 °F）的年均日数为27天。最冷月（1月）均温11.2 °C（52.2 °F），极端最低气温−19 °C（−2 °F）（1949年1月31日）。最热月（8月）均温30.3 °C（86.5 °F），极端最高气温44 °C（112 °F）（2000年9月5日与2011年8月28日）。无霜期平均为293天（2月16日至12月5日）。年均降水量约921毫米（36.25英寸），年极端最少降水量为290毫米（11.42英寸）（1954年），最多为1,643毫米（64.68英寸）（1919年）。年均降雪量为0.5厘米（0.2英寸）；许多冬季的积累降雪量微少以致难以测量或许无雪，1937–38年的降雪量最多，积累降雪量为28厘米（11.0英寸）。

城市规划
奥斯汀居民独钟的小城风味，也因此，即使其规模现已名列全美前二十大城，但都市规划及整体风格，并不像美国其大城拥塞，反而略显零星。
科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流经奥斯汀市中心。由于奥斯汀为德州的首府，州议会、州长官邸、及州政府各单位皆散布在市中心，因此之故，法律、行政及金融等为奥斯汀市中心主要行业。此外，因应政商差旅，尚有旅店、餐饮等商业机构。
奥斯汀以“世界现场音乐之都”（Live Music Capital of the World）闻名。最著名为第六街（Sixth Street），街上各类酒吧和其他夜生活场所，入夜后大多有各类乐团现场驻唱。
州议会大楼以北便是德州大学校园。此大学学生五万余人、教职员两万左右，在奥斯汀人口比例中，占有相当的份量。

高科技企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较著名厂商如戴尔、惠普、摩托罗拉、三星、苹果、IBM、ARM等，都在此设厂从事研发生产。

人口分布
中国留学生主要住在德州大学的已婚家庭宿舍、校园及其附近（校园以北的海德公园地区〔Hyde Park〕、红河路〔Red River〕，西校园〔West Campus〕）、大西部地区（Far West）和科罗拉多河南岸（Riverside）地区。在高科技企业工作的华人主要居住在离他们公司近的地方，北部的一般住在奥斯汀北部的卫星城市，如Round Rock、Pflugerville、Cedar Park等，南部的主要住在奥斯汀西南部的新兴住宅区。科罗拉多河南岸多墨西哥移民；奥斯汀东部地区多非裔美国人。
德州大学的留学生数目以南韩居首，中国和印度其次；但是若把中国及世界各地区与国家（如港澳、台湾、新加坡等）的华裔留学生都算进去的话，华裔留学生还是最多的。在奥斯汀北部North Lamar与Airport Blvd交界附近有韩国城，North Lamar与Braker Lane交界处有中国城。

交通
空中交通方面，为因应不断膨胀的人口，奥斯汀拆除了原有在市中心的国内机场罗伯特·米勒市立机场，而启用全美第一个由军用机场改设营运的国际机场奥斯汀-伯格斯特国际机场。目前国际航班有直接飞往墨西哥的航线，大部份国际航线还是经由休士顿或达拉斯等地转机。而国际机场设立的最大功用，在于设置海关于此城，以便利进出口的商业单位。
陆上交通方面，南北贯穿奥斯汀的州际高速公路I-35，从市中心东部经过；由于从南自墨西哥为起点，经过大城圣安东尼奥，此线为全美交通最频繁的一条州际公路之一。沿著I-35开，往北能到达拉斯（车程约三小时）、福和市（沃斯堡，车程约三小时）、阿灵顿（车程约四小时），以致离开德州去奥克拉荷马州等地；往南能到圣安东尼奥（车程约一个半小时）、Corpus Christi（车程约五小时）、向南越过边境进入墨西哥。
除了I-35以外，另外还有三条主要高速公路穿过奥斯汀，分别是南北向的US-183，和东西向的US-290、TX-71。沿著US-290往东开，或者TX-71往东接I-10往东都可以到休士顿（车程约三小时）。在奥斯汀市内，与I-35平行，在城的西边还有一条州辖高速公路Loop-1。
Capital Metro（官方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经营本地公共交通服务，包括公共汽车、德州大学校车和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特种交通服务，以及市中心到市西北的Metro Rail通勤铁路。公共汽车路线在市区和郊区的转乘中心较密集，除UT Shuttle外，全市共有14条高频率公车（发车间隔在15分钟内），其中801和803路为Metro Rapid线路（大站快车），有独特的红色和银灰色车身以及升级过的车站。普通公车（Metro Bus）及Metro Rapid单程车票$1.25，一日票$2.5；Metro Rail通勤铁路及Metro Express通勤快车单程车票$3.5，一日票$7。

与其他城市比较
福布斯根据单身人士占人口比例、夜生活、文化气息、单身人士生活费、就业情况等一系列因素推选出奥斯汀为美国最适合单身人士居住的城市。
Centrum的一项研究根据居民的心理健康素质、生理健康素质、对生活方式的追求、营养、体育运动等一系列因素推选出奥斯汀为美国十大最健康城市之一。
奥斯汀环境优美，植被丰富，市政府对于保护自然环境不遗余力。全市建有数条数公里长的绿色地带，最长的Barton Creek Greenbelt及Town Lake Trail全长分别是11.6公里和10.1公里，再加上许多公园（如麦金莱瀑布州立公园），为市民长跑、远足、越野自行车、划船、钓鱼、摄影、休息等提供了优美的大自然场所。奥斯汀已经连续十二年是美国树城（Tree City USA）。此外，由市政府办的电力供应正在努力减少对石油的倚赖，大量从德州西部购入风力发电，如今奥斯汀已经在全美国以可持续发展能源发电量中跃居首位了。

姐妹市
奥斯汀有13个姐妹市：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法国－昂热
 土耳其－安塔利亚
 大韩民国－光明市
 英国－哈克尼区
 德国－科布伦茨
 秘鲁－利马
 赖索托－马塞卢
 日本－大分市
 奈及利亚－奥尔吕
 墨西哥 科阿韦拉州－萨尔蒂约
 中华民国－台中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Google提供的奥斯汀地图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奥斯汀资讯网，奥斯汀中文信息大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文革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各方对其目的存在不同看法，但一般认为其正式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普遍认为文革长达十年之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邓小平等人及其后中央领导层的全面否定，被后世负面评价为十年内乱、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文革在发动后的一两年内达到高潮，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自1967年1月的一月风暴起，全国造反派对党政机关进行大规模夺权，公检法体系被摧毁，各派间的武斗导致了全面内战，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顶峰。至1968年夏，军队主导的革命委员会在各地建立，红卫兵运动基本被压制，由工农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各单位；此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清洗席卷全国。部分中共领导人权力遭到剥夺，民间黑五类及子女遭到广泛迫害，当政者互相争权内斗、导致原定接班人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死亡，党内四人帮势力逐渐上升。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被废除，平息了之前的争议，“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继续文革的内容被写入《七五宪法》。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持续十年的文革结束。
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到2000万不等。自北京“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亦发生了二十世纪世界最严重人为技术灾难之一“河南‘75·8’水库溃坝”。国际上，文革影响了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法国五月革命等政治事件。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行为，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沦亡、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受迫害人数以千万计，亦有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坏。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视为走资派而遭迫害，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彭德怀及贺龙、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被迫害致死，邓小平、陈云等人被下放，习仲勋、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监禁，半文盲农民陈永贵则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此外，文革期间高考停止，上千万知识青年进行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国的科研教育遭受重大冲击，知识分子被蔑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迫害。“两弹一星元勋”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赵九章受迫害自杀身亡，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周作人、梁思成、傅雷、田汉等也受迫害身亡。
文革结束后，历经一连串政治斗争，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启动改革开放，并修订了《八二宪法》，而文革期间掌权的极左派下台后则多被整肃。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全盘否定文革，并将其称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民间和思想界历经1980年代以反文革为主线的“新启蒙运动”，提倡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至1990年代分化为“自由派”和“新左派”两大阵营；毛派和新左派人士认为，文革在改革开放后被人为地妖魔化，而自由派人士则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文革后果负主要责任，并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文革的部分问题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仍存在极大争议，部分观点批评中共并未彻底清算文革，使得文革的各种影响残留至今。

历史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斯大林模式作为中国国家建设的蓝本。1953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以斯大林模式的蓝本进行中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反共和去斯大林化的呼声迭起，中国受到苏联及美国的全面国际孤立。
中国官方及左派观点认为，毛泽东认为苏联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提出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此派观点认为，随着政治体制自身改革的失败，毛泽东决定发动由体制外民众力量推动的“文化大革命”来对抗官僚主义。
自由派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在大跃进中遭到惨重的失败，结果是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后大权旁落，他不甘权力被架空、恐惧死后像斯大林那样被否定，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夺权。部分体制内高级官员也持有类似观点。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是为了培育“新人”而发起的，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斯卡·威格尔（Oskar Weggel）认为“新人”应当是那些“在无统治的社会中关心集体、无私奉献的人，人类历来的乌托邦幻想中就有这样的人”。

反右运动及个人崇拜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56-57年，毛泽东等人发起了“百花运动”、“反右运动”，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讲到“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所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批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在酝酿和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批评“右倾保守”，强调要破除迷信，要反对学习苏联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盲目性。

大跃进及大饥荒
1957年底，“大跃进”的口号被正式公开提出；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毛泽东得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1958年6月22日）、“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1958年8月）、钢产量“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1958年8月）等冒进的结论。
从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承认犯了“冒失”的错误，开始纠“左”，他甚至表示：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在同月毛泽东仍然认为：“今年的9000亿斤粮食，最多是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 而当年实际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中共中央和毛虽然看到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之估计仍远远不足，在当月的武昌会议上，生产指标被压缩，1959年钢产量计划从3000万吨降至2000万吨，然而1959年钢产量最终为1387万吨。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最后却变成了反“右”，起因是7月14日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书，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对信内容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在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思想。会议结束后，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党范围内继而发起“反右倾斗争”，超过300万名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因此受到批判。反右倾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在该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这期间有许多人非正常死亡，据各方估计有1500万-5500万人死于饥荒。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公报称“在1960年，中国大陆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七千人大会及后续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118人，又称“七千人大会”。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公开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还讲道：“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刘少奇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1月29日下午，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等人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实行“三自一包”，贯彻“八字方针”。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
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但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召开，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并将王稼祥等人提出的对外工作观点归结为“三和一少”进行批判。会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其中提到“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中苏论战及四清运动
在中苏论战期间，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对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评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在第九评中总结了十五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963年，在与欧美共产党争论激化的同时，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大陆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口号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清运动被视为文革的预演。

文革的准备阶段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批评了文艺界，提出彻底整顿文化部，让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再次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负责这一工作；毛泽东先提名了三个人，分别是陆定一、彭真、周扬，接着又点名增加康生和吴冷西，此即“五人小组”，后来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与此同时，林彪等人号召军队学习《毛主席语录》，“突出政治”，并推向军外。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剧中的“退田”情节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姚文元的文章引起了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毛泽东在当年12月的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吴晗的上级领导、担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北京市长彭真，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江青则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座谈会纪要》（二月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下发，毛亲自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与此同时，担任军内外要职的罗瑞卿被批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遭解除一切职务，而掌控另一重要职位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日已经改任广东省书记处书记，实际上被隔离审查。
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发展过程
中共官方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结果是“刘、邓走资派”被打倒下台，毛泽东重掌大权，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确立为接班人。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间当权的势力之间发生内部争斗，林彪失势并因篡位失败而逃走，最终于1971年坠机身亡。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林彪死讯渐渐为人所知，邓小平再度遭到批斗，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与其他党内元老粉碎四人帮，使得文革得以结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五·一六通知与文革工作组（1966.5 - 1966.7）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社会图景，其中许多地方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内容相似。5月16日，由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大会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根据新华社的表述：

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爆发，分别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对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即时公开:41。
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还开始倡导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
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他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55。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而这个小组正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8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6月6日，《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南共产党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片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文革学者马若德和沈迈克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48。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文革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72。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红卫兵组织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领导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力图把运动置于各级党组织的掌控之下。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指示，将“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65。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进驻后，组织开展对学校领导、教师的批判，同时按照原先的做法开始“划左、中、右三派”，结果引起激进学生的不满，引发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据统计，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撤销工作组与“十六条”（1966.7 - 1966.8）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7月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称为“三旧”。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同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的言论，一起印发大会。:92

8月8日，文革又一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发布，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分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红卫兵与大串联（1966.8 - 1967.3）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进行全国大串联。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107。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北京“红八月”期间，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接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在毛的批准下，8月21日发布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明确命令军警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致使治安恶化。《红旗》杂志于8月21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大字报。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大串连期间的大量人口无序流动，也引发了1966-1967年中国流脑大流行，超300万人感染、16万余人死亡。
在“红八月”的期间，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发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事件，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128-130。全国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因遭红卫兵迫害，作家老舍在北京“八二三事件”后投湖自尽，翻译家傅雷于9月初在上海与夫人一同自尽。全国还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万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万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万万民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万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117

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作为受批判对象，在会上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在这次为期近三周的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在江青的指示下，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并于3日晚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而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又于1月6日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967年3月份，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要求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停止红卫兵串联活动，但事实上直到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10月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活动才基本结束。

一月风暴与夺权运动（1967.1 - 1968）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运动”的开始，工人造反派势力壮大。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相继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170-172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强调军队要支持左派群众，以前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429-430。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但是，在1967年初混乱的局面下，军队难以区分究竟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此外军队大多数对造反派不抱好感，反而与保守派在许多问题上有共鸣:431。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发生了军区部队屠杀“造反派”的二二三事件。但在4月6日《军委十条》出台和中央的批评之下，福建、四川、甘肃、广东、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军队支左负责人先后作检讨，按照中央的指示支持特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权，形势完全逆转。同时军队代表作为“三结合”的主要力量，加入了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在军队的支持下，到1968年，全国由下而上地全面实现了夺权。据统计：现役军人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总数的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军队干部事实上掌握了各地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189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1967年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195-196 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打倒刘少奇，康生等人还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政治运动。林彪、江青等还宣称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政治案件。 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一文批判刘少奇：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修养》的作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真的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吗？不！他是打着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幌子，来攻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从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便他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5月17日，在“抓叛徒”政治运动中，江青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攻击周恩来，但在毛泽东的反对下未引起政治反响。 5月18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继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批判。

全面内战、政治清洗与上山下乡（1967.7 - 1969.4）
在夺权过程中，各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权力斗争也日益严重。1967年7月20日，湖北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抢军队的权。8月7日，谢富治明确提出“砸烂公检法”的主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陆此后进入了“全面内战”的状态。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放军对抢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
1968年春，继“四个伟大”口号后，在全国范围内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出现新的高潮，口号是“三忠于四无限”。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1968年4月至7月，北京爆发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试图停止武斗，此举类似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派遣“工作组”的措施，但遭到清华红卫兵头目蒯大富等人的暴力抵抗，史称“七·二七事件”。7月28日，毛泽东等人召见了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严厉批评他们的行为，红卫兵组织自此失势。8月5日，毛泽东将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的一篮芒果转送给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表示支持工宣队，并引发“芒果崇拜”，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转折，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革。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此后大规模武斗渐渐平息。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是鉴于青年情绪激动难以稳定控制的考虑，于是将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选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为主，文革期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政治组织解散。与此同时，至1968年底，全国所有工人造反派组织也都在毛泽东“大联合”的口号下解散。

另一方面，1968年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大规模清查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文革早期活跃的不少造反派成员开始遭到政治清算，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亦受到严重冲击，许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有学者估计，此间全国有约3000万人被迫害，超50万人死亡，出现大量冤假错案。1968年10月初，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建党路线上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谓“六论”，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来腐蚀工人群众，腐蚀我们的党，扼杀党和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蜕化变质，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随后，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帝修反的走狗　社会主义的叛徒》，批判刘少奇攻击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中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
毛泽东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278。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281。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273

中共九大、政治清洗与九一三事件（1969.4 - 1971.9）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该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主席一职悬空，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此三份文件合而为一发动了“一打三反”运动，同时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运动期间相当多的人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并被剥夺政治权利，文革早期活跃的不少造反派成员遭到清算整肃，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学者估计造成至少数十万人死亡。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与此同时，因刘少奇在此前1968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务空缺，而到了1970年因面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但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以《三国志》中孙权劝曹操称帝的故事为典故，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

1970年8-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与此同时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此外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 林彪仅表示附和。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及林彪出逃，存在不同说法。林彪出走的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中共官方的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据中共官方表述，1971年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是为“九一三事件”。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被取消。文革研究学者王年一、何蜀认为，关于中共史料所述的“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中共承认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还有学者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是林彪背后指使（1971年毛泽东南巡期间，评价林彪的讲话“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而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借口。高文谦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但也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的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其中一个论点是，“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四人帮、中共十大、批林批孔、邓小平复出与四五运动（1971.9 - 1976.9）
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过的《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但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此后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以及批“黑画”运动。运动名义上的目标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表面上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但实际意图是将矛头指向当时已成为四人帮最主要政治对手的周恩来。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失去了兴趣，故“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国际上，苏联则评价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恐怖运动”、要毁坏“文化珍品”。当时苏联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宣传尊儒反法，苏联学者说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民主思想”，在国际上宣传孔子是“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认为孔孟是“人道主义”、批判法家“反人道主义”。但此举被中国说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给林彪撑腰打气，从内部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中认为，“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另一方面，1973年3月，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政坛。1974年10月，周恩来病情恶化入院后，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将邓小平重新推上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1975年8月，四人帮依靠毛泽东对《水浒传》“反面教材”的评价，发起了“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水浒传》也因此被大量出版发行。到了9月，毛泽东也病重，毛泽东把他的侄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11月，在毛远新等人多次“提醒”下，毛泽东开始担心文革之后被翻案，要求邓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邓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婉拒，导致毛泽东不满。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中断、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邓小平第三次下台。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毛泽东之死与怀仁堂事变（1976.9 - 1976.10）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即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
而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四人帮的操作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
10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次事件被称为“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事件爆发后，汪东兴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

文革后续
华国锋主政（1976.9 - 1978）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并在同年10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呼吁结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0月18日，怀仁堂事件后不久，华国锋领导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一系列指示，说明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之经过以及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指导开展“揭批查运动”，其中“揭批”指在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查”指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运动从1976年10月持续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上台。1976年10月24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民间音乐人士创作《祝酒歌》。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先后接替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的职务，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中共十一大选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此次会议上，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宣布，历时十一年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但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华国锋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但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为纲。
华国锋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1977.7 - 1978.12）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文革进行了1975年整顿。1975年11月起，毛泽东、四人帮等人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1976年4月，邓小平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被撤职。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年8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党内排名第三的领导人。
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邓小平与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等人以此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广泛的“真理标准大讨论”。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至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并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同时支持邓小平当权的陈云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文革初期被撤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在三中全会上被恢复，由陈云出任第一书记，同时在1966年成立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被撤销。
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的亲信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在会上辞职并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五中全会恢复了在1966年被废除的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出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支持改革开放的万里和谷牧也进入中央书记处。同年9月，赵紫阳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而抵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迫于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的压力，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分别由胡耀邦、邓小平接任，同时支持改革开放的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的权力格局也变为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双峰政治”，并一直持续到1995年陈云逝世。

对文革的否定与清算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邓小平上台后，1977年9月即提出要进行“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并与胡耀邦等人积极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截止1982年底，全国范围内共平反了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1979年起，数以千万计的“黑五类”成员及家属获得平反或“摘帽”，消除了身份歧视。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1号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最后在1981年1月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自1970年就被捕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八二宪法》。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讲话要“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与此同时展开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这一时期，政府对支持文革的人士进行了逮捕和监禁，例如1985年一位鞋厂工人因张贴海报夸赞文革及其期间的成就而被判处十年监禁，之后又离奇死亡。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再次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争议及局限性
在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饱受争议。1980年代，中国大陆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倾运动，有学者认为这些运动是文革的“回光返照”。也有人认为，虽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该决议并未彻底清算文革的罪错、未能进行深度反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文革彻底清算将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开展。此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历来充满争议。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不许否定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另一方面，文革中还发生了许多大屠杀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与此同时，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

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中国社会经济复苏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中共认为，改革开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来掩饰实质上的路线变动。
2012年底起，有学者指出，习近平上台后的许多言论和举措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复辟，譬如推崇个人崇拜、煽动民族情绪、背离宪政主义，还有人认为这有可能将中国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在2021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继续否定文革后，多间媒体批评习近平以继续否定文革等过去中共建国后的历史错误但不提胡耀邦、赵紫阳的贡献来巩固他个人的统治地位。

后果及影响
人道主义灾难
死亡人数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杀（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强奸、轮奸、自杀、批斗，等等。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从100多万到2000万不等。

根据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其它文献记录：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另有来源指，叶剑英曾于1982年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文革相关数据，可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342万人、55.7万人失踪。
依据美国政治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于1991年所著的《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773万1千人，即每1万人口里死亡96人。
依据作家张戎和爱尔兰历史学家乔·哈利戴于2005年所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文革期间至少有3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依据华裔学者丁抒1997年在《开放》杂志发表的文章，利用现有的历史史料进行分析推论，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
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于1996年联合编著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
依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永发于2001年所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保守估计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2万以上。
依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鲁·G·魏昂德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苏阳于200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他们研究了1520份中国1987年后公开的县志，估计文革期间在中国农村地区有75万-150万人非正常死亡、相似数量的人口永久伤残、3600万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大屠杀和人吃人事件
自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起，文革期间已知的屠杀事件还包括：广西大屠杀及大规模食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江西瑞金大屠杀、川东杀俘狂潮、青海二二三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等。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广西65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43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广东57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28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6个县屠杀超过1000人。且许多官方公开的县志中所记载的死亡人数低于官方机密档案里的统计数据，存在掩盖事实和混淆真假的问题。这些屠杀多是地方共产党机构、政府机关、民兵甚至军队实施或组织实施的，屠杀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据保守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

在广西文革屠杀中，依据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官方最初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亦有干部和民众私下里认为是15万、20万或50万。1984年，依据中共中央特别调查组最终统计，广西文革期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 调查组发现，在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仅1968年，广西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至少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至少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
在云南沙甸事件的屠杀中，1975年7月底至8月初，解放军的镇压屠杀最终导致约160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儿童。
在湖南道县大屠杀中，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7696人被他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
在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中，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而在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爆发了“大兴事件”，数天内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武斗、批斗及政治清洗
文革期间，自1967年“一月风暴”起，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陆此后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四川泸州武斗事件、重庆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等等。据估计，1967-1968年间，武斗共造成了30万-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此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由群众组织的批斗大会时常举行，批斗方式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抄家、喷气式批斗等等。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批斗导致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其中有学者估计仅文革初期就有10万-20万人自杀。
与此同时，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人员受到牵连，除了在屠杀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处决），亦有许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导致永久伤残、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运动”）、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爆发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仅清队运动期间就有至少50万人非正常死亡。

1967-1969年，在内蒙古内人党事件中，上百万人被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依据1980年对于该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有34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死亡、 81808人致残。
1968-1969年，在赵健民云南特务案中，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该案件导致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1万7千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
在冀东“李楚离案”中，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被诬陷为叛徒，受迫害入狱七年，该案件牵扯8万余人，共有3000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
1967年，在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又称枣庄“七·二五”、“七·二六”武斗事件）中，据官方数据，私设监狱共500多处，共有1万6百59人遭到毒打（一说10万6百59人），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692人、被打死逼死至少94人。

技术灾难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据估计造成数万人至24万余人死亡。

红卫兵暴乱
文化大革命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数量达数千万，而1966年8月起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联，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全国铁路系统承载巨大压力。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而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
“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恐怖灾难。红卫兵武斗时期所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难以统计，而他们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对于中国历史文物及伦理道德的摧残，他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及社会秩序，交通、生产为之大乱。他们在各地互相串连，彼此交换经验，并免费供应食宿，分别建立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组织”；为了“破四旧”，他们闯入了知识分子、富人及官员们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死屋主；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中，学校也为他们所占据，教师成为他们批斗的对象，甚至被打成“臭老九”、“牛鬼蛇神”；寺院、宫观、教堂，清真寺神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等也成为红卫兵的破坏对象。

领导层动荡
划线代表死于文革期间（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

行政区划
文革对全国行政区划的变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最小的时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67年4月版介绍，截止196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1个专区、7个盟，170个市，2127个县级单位（其中2005个县、66个自治县、52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到文革结束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77年3月版介绍，截止197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4个专区、7个盟，185个市，2136个县级单位（其中2013个县、66个自治县、53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
文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政局动荡，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情示报告》中提出把省会迁到石家庄，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市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省革委的成立和省会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七天时间。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内蒙古的辖区过于狭长，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样。北京军区防御不便，就决定把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给东北三省归沈阳军区管辖、西三旗分别划给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归兰州军区管辖。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经过调整后，面积由118万平方公里变为4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大缩小。这次行政区划变动主要是着眼于军事防御角度来考虑，再加上内人党事件的爆发。文革结束后，国务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恢复1969年7月以前行政区划，以上行政区划于1979年7月1日起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经济状况
对于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各界的估计和评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和管理混乱，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对国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恢复作用。1977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估计，“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亿元的国民收入损失，相当于建国30年内所有基建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依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文革期间中国有5年的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4%，还有3年为负增长：1967年为负5.7%，1968年为负4.1%，1976年为负1.6%。对于文革后期1974-76年间的经济发展，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布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道：“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的数据，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81%的人口为农民，全国文盲人数将近2亿、文盲率达25%。而在一同时期，在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为490美元。1966年-1976年，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建设口号，期间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国家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82.8%，远超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的投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国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十分低下，仅从125元增长到了165元，增长缓慢。

文革期间，以压缩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为代价，包括国防军事在内的生产性建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其中，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生产方面，1966年-1976年，钢产量增长33.5%，原煤产量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农业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65年-1977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国机井数增长935.89％。此外，文革期间，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

科技学术
反右运动和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贬低为“臭老九”。文革期间，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中国科研发展受到了重大冲击，许多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仅在青海省核基地一处，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0余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均是中科院院士）就有131位被打倒，当年即有20位一级研究员自杀，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达1909户，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一个“特务案”，导致研究所40%的人被打成了特务，牵连了全国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的科研人员和领导干部达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杀。截至1973年，中科院的105个研究所只剩下53个，且只有13个属于中科院直属管理。北京大学被以各种名义“隔离”的前后多达1000余人，清华大学遭受立案审查的多达1000多人，复旦大学被迫害致死的有60多人。
文革期间，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在中国大陆遭到长时间“批判”，中央文革小组作过多次指示和部署，中科院革委会专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参与者认为爱因斯坦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科学前进最大绊脚石之一”，对此参与者宣称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但批判遭到部分科学工作者的抵制。与此同时，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遭迫害自杀身亡，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不幸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此外，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 “氢弹之父”于敏等人在内的诸多科研工作者及家属受到政治迫害，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陕西的五七干校，部分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为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数学家熊庆来1969年被迫害致死，华罗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陈景润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楼自杀未遂。包括数理经济学家周华章、计算机学家周寿宪在内的至少8位曾留学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被迫害而自杀，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梁思成、熊十力、田汉、老舍、周作人、翦伯赞、傅雷、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杀。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员和科学工作者依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较为重大成果的包括：“两弹一星”中的导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陈景润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定理，袁隆平等人的早期杂交水稻成果，以及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其中，第一艘核潜艇于1958年起就开始研制，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中苏交恶、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数科研人员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文革时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时间进行科研。而文革严重冲击了企业生产，导致送往核潜艇研究所的科研设备粗制滥造，可靠性差、达不到设计和使用标准。

社会影响
文化教育
文革初期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高考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许多知名学者不堪羞辱，选择自杀。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报道，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许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1968年7月，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20岁左右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同时导致“走后门现象”严重。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工农兵学员制度才被废除，高考也在1977年拨乱反正时期恢复。
在基础教育方面，文革初期中小学生也纷纷停课闹革命，中小学生组成所谓“红小兵”代替了原先的少先队，提倡“阶级教育”。陆续复课以后，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了删砍、合并，中小学教科书出现“政治化”、“形式化”， 大大削弱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而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语录以及其他大量的迎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材料被选入教材，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被打乱。196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规定：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文革早期一度取消了考试，城市中小学毕业考试一律不举行, 采取民主评定办法考核成绩，而后强调“开卷考试”、“开门考试”。

青年与知识分子
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在乡间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现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由于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20世纪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其农村建设也不如邻近的日韩和台湾。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茨基的”，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上山下乡运动至1978年10月才被停止，但已经下乡的大部分知识青年在1979年国务院允许知青返城后才得以离开农村返回家乡。

中华文化传统
在此阶段，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七五宪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人身攻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

民族与宗教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发起武装起义，但受到镇压，譬如1975年在云南回族聚居区发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区，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文革后，十世班禅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

文物古迹损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毁，古迹等也遭到摧毁破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即使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中国的许多名胜古迹没有在战争中毁灭，却在文革破四旧中破坏砸毁。而有部分古迹因时任总理周恩来派兵保护，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西藏布达拉宫等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得以幸免。

对外关系
文革时期中国与苏联几乎决裂，毛泽东号召“反苏修”，中共称苏联为“苏修叛徒集团”，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一度处于核战争边缘。1967年苏联发生莫斯科红场事件，1968年初发生七里沁岛事件，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8月新疆“铁列克提事件”爆发，中苏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苏联一度准备对中国北京、长春、鞍山、酒泉、西昌、罗布泊等地实施核打击，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等人进行了干预。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期间又一次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层倒向美国，中美关系迅速破冰。1971年4月中美双方进行“乒乓外交”、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阵营国家相继建交。1973-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西欧结成准联盟，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与此同时，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外交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不仅对外输出革命，亦强硬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甚至认为“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导致与数十个国家关系紧张，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纳。譬如，文革期间，中国通过各驻外使馆、领馆，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并向当地华侨和国民强行散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甚至有外宾也被要求要面对毛泽东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进行“汇报”、“请示”。在国内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王府井“围攻外宾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文化大革命对世界其它地区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一些左翼势力强大的地区。

 民主柬埔寨：在毛泽东思想和大跃进、文革的影响下，以及中共的资助下，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发起了类似的大清洗运动，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于1975-79年初进行了“红色高棉大屠杀”，造成约150万至300万人死亡，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日本：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引发了日本文艺界的强烈反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石川淳四人于1967年联名发表声明反对文革。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宫本显治在文革前夕访问中国，因拒绝与中共一同批判苏联而导致日本共产党决裂。部分支持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日共党员独立或被开除出党，成立了日本新左翼中的数个毛泽东思想派别，如日本共产党（左派）、日本共产党（行动派）。新左翼领导下的日本学生运动中，有学生于东京大学事件期间在大学正门挂起毛泽东肖像并涂写文革口号“造反有理”，亦有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造反有理”这句文革时期的口号后来也成为了日本的四字熟语。
 英属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左派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暴动”，左派策动炸弹袭击平民，甚至有广东民兵非法越境与香港警察爆发枪战。1967年7月8日上午，约300名广东民兵非法越境，当中约100名民兵与香港警察爆发枪战，造成香港方面5死12伤；中国方面1死8伤，中英双方互相抗议。暴动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暴动引发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葡属澳门：因澳葡政府拒绝氹仔坊众学校重建项目，发生“一二·三事件”。
 法国：1968年，发生全国性动乱五月风暴，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有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左翼在以暴力实践理想与认识不周下把过度美化的了社会主义付诸为抗争行动。
 美国：有高校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成立于1966年的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之一，也曾高举《毛泽东语录》游行。
 菲律宾：1968年菲律宾共产党按照毛泽东思想重建，其领导人活跃于菲律宾1970年的动乱时期一季风暴中。自那时起，菲共领导的菲律宾共产主义叛乱延续至今。
 印度：1967年爆发了受中国革命道路鼓舞的纳萨尔巴里起义，由此开始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及其前身领导的纳萨尔毛派叛乱对抗印度政府至今。
 土耳其：1972年，崇尚人民战争思想的土耳其革命工农党左派正式组建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要活动于土耳其东部，土耳其毛主义叛乱由此开始。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演说，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分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连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中华民国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朝鲜：在1964年秋，苏联勃列日涅夫上台之际，朝鲜与苏联恢复了关系，与苏联决裂的中国对此表示不满。1966年起，中国领导人以及红卫兵谴责金日成是修正主义者，朝鲜则批评中国的领导人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中朝两国甚至互相召回大使，两国关系跌至冰点。但是，中国对毛泽东的崇拜之风反而使朝鲜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加以强化，朝鲜和中国一样在强调独立思想体系。

评价
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中国官方始终对于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指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01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的国务院总理记者会上表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2021年11月11日，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席卷中国大陆思想界和民间社会，提倡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提倡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后因六四事件的爆发而中断，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但此后中国大陆思想界产生分歧与争论，逐渐形成了“自由派”和“新左派”两大阵营。自由派人士，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人，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清除文革遗毒，继续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并加强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新左派人士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已泛滥成灾，应批判市场机制、提倡社会正义与平等，并为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辩护。此外还存在新权威主义等学派观点。
文革至今仍没有得到官方清楚的过程呈现、事件记录，缺少多角度多主体的讲述，遑论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训。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进行的，有关文革的记录和研究成果也大多在海外出版。中国国内的记录、研究特别是发表仍然是一个禁区，即使以个人回忆录方式呈现对那段历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当有限的。 相比于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高调否定文革，而此后的部分当权派越来越得势、比过去更腐败，当局则逐渐开始回避文革话题，并希望人们遗忘文革，同时打压自由民主派等各方对文革的探讨和反思。有学者认为，这导致中国社会内部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络上，当权派希望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相似。

相关作品
学术著作及期刊
（部分知名著作，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中国季刊》，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季刊，1960年创刊。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莫里斯·迈斯纳著，1977年出版。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1988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
《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徐友渔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学术半年刊，1990年创刊。
《超凡领袖的挫败》，王绍光著，1995年出版。
《文革大屠杀》，宋永毅著，2002年出版。
《文革受难者 ——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王友琴著，2004年出版。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马若德、沈迈克著，2006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卜伟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史云、李丹慧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记忆》，美国华文记忆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季刊，2008年创刊（2019年升级为学术期刊）。
《为毛主席而战》，何蜀著，2010年出版。
《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童小溪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201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当代中国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
《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苏阳著，2014年出版。
《脱轨的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魏昂德著，2015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冯客著，2016年出版。
《天地翻覆》，杨继绳著，2016年出版。
《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乔晞华、詹姆斯·莱特著，2019年出版
《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余汝信著，2021年出版。

纪实文字或回忆录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随想录》，巴金著，1980年出版。
《文革之子》，梁恒、朱迪思·夏比罗（Judith Shapiro）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著，1991年出版，记录了遍及全国的数十位平民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张戎著，1991年出版。
《红色纪念碑》，郑义著，1993年出版，记述广西文革屠杀期间的大规模人吃人事件。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著，1994年出版。
《牛鬼蛇神录》，杨小凯著，1994年出版，纪录了他在文革囚禁时期认识的社会各色人物。
《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杨克林编，香港东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
《牛棚杂忆》，季羡林著，1998年出版。
《炼狱》，王仲方著，群众出版社，2004年出版，前中共高层的文革回忆录。
《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唯色著，台湾大块文化公司，2006年1月21日初版。
《没有墓碑的草原》，杨海英著，2009年出版，记录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的屠杀事件。
《血的神话》，谭合成著，2010年出版，叙述文革期间湖南道县大屠杀。
《清华蒯大富》，韩爱晶著，2011年出版。
《张春桥狱中家书》，张春桥著，2015年出版。
《戚本禹回忆录》，戚本禹著，2016年出版。
《我家: 我的哥哥遇罗克》，遇罗文著，2016年出版。

文学创作
“新启蒙主义”大背景下，相关文学流派包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派等。（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作者不详，文化大革命初期（1969年秋）在红卫兵中流行的诗文。
《天雠》，厦门第八中学红卫兵凌耿著，197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印制出版，描述福建文革实况以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至北京的长篇小说。
《尹县长》，陈若曦著，197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
《班主任》，刘心武著，1977年出版，短篇小说。
《伤痕》，卢新华著，1978年出版，短篇小说。
《反修楼》，冬冬编著，1979年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文革中篇小说著作集。
《人啊，人！》，戴厚英著，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
《将军吟》，莫应丰著，1980年出版，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纪实小说。
《芙蓉镇》，古华著，1981年出版，描述了文革期间农村人的生活，曾获茅盾文学奖。
《平凡的世界》，路遥著，1986年出版，曾获得茅盾文学奖。
《黄金时代》，王小波著，1991年出版，中篇小说。
《活着》，余华著，1993年出版，余华的代表小说之一。
《一个人的圣经》，高行健著，1999年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亮剑》，都梁著，2001年出版，小说后半本大量描写了文革运动。
《血色浪漫》，都梁著，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
《兄弟》，余华著，2005年出版，小说上部描写宋钢与李光头两个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三体》，刘慈欣著，2006年出版，书中描写大量文革情节，以叶哲泰的遭遇映射文革期间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遭受到的迫害。
《生死疲劳》，莫言著，2006年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代表作之一。
《启蒙时代》，王安忆著，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
《蛙》，莫言著，2009年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大篇幅描写文化大革命情节。
《民主课》，曹征路著，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小说以参与文革的红卫兵的第一视角叙述。

各类电影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再见中国》（1974年：唐书璇导演及编剧，描述文革时中国大陆知青因不同理想而逃亡到香港，影片曾被香港政府以“影响与邻近地区关系”禁映）
《创业》（1974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大庆、导演：于彦夫、演员：张连文（饰周挺杉）、李仁堂（饰华程））
《决裂》（1976年，李文化导演，郭振清，王苏娅，温锡莹，葛存壮，鲍烈主演）
《巴山夜雨》（1980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叶楠，导演：吴永刚、吴贻弓，演员：张瑜（饰刘文英），李志舆（饰秋石））
《枫》（1980年 峨嵋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郑义、导演：张一、演员：徐枫（饰卢丹枫）、王尔利（饰李红钢）
《戴手铐的旅客》( 1980年 导演：于洋 编剧：纪明 马林 演员：于洋、邵万林，赵子岳，马树超，葛存壮
《苦恋》（1980年，彭宁导演，白桦、彭宁编剧，刘文治、黄梅莹主演）
《天云山传奇》（1980年，谢晋导演，石维坚主演）
《皇天后土》（1980年）：中央电影公司（台湾）出品，描述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种种荒谬情况，主要演员有秦祥林、刘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归亚蕾
《小街》（1981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徐银华 导演：杨延晋 摄影：应福康、郑宏 美术：刘藩 作曲：徐景新 演员：郭凯敏（饰夏）、张瑜（饰俞））
《牧马人》（1982年，谢晋导演，朱时茂主演）
《芙蓉镇》（1986年，谢晋导演，阿城、谢晋编剧，刘晓庆、姜文主演）
《末代皇帝》（1987年，柏纳多·贝托鲁奇导演，马克·沛柏洛编剧，片中溥仪晚年时期提及到文革批斗的情形）
《棋王》（1992年，徐克、严浩导演，严浩、梁家辉编剧，梁家辉、岑建勋主演）
《霸王别姬》（1993年，陈凯歌导演，李碧华、芦苇编剧，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
《蓝风筝》（1993年，田壮壮导演，萧矛编剧，吕丽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临、郭宝昌、张丰毅主演）
《活着》（1994年，张艺谋导演，余华原著，芦苇编剧，葛优、巩俐主演）
《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姜文导演，王朔原著（《动物凶猛》），夏雨、宁静主演）
《天浴》（1998年，陈冲导演，陈冲、严歌苓编剧，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红提琴》 （1998年，弗朗索瓦·吉拉尔导演，片中有关中国情节部份）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2年,法国籍的华人戴思杰执导之电影，由周迅、刘烨和陈坤主演)
《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卡玛、白杰明、高富贵导演）
《长恨歌》（2005年，关锦鹏导演，杨智深编剧，梁家辉、郑秀文主演，改编自王安忆的同名小说）
《我虽死去》（2007年，胡杰导演，文革“红八月”期间卞仲耘之死的纪录片）
《山楂树之恋》（2010年，张艺谋导演，艾米原著《山楂树之恋》，尹丽川、顾小白、阿美编剧，周冬雨、窦骁主演）
《我11》（2012年，王小帅导演，王小帅、劳·倪编剧，刘文卿、闫妮、乔任梁、王景春主演）
《罪行摘要》（2014年，徐星导演，历时三年对14位老人进行寻找和采访）
《归来》（2014年，张艺谋导演，严歌苓原著《陆犯焉识》，邹静之编剧，陈道明、巩俐主演）
《闯入者》（2014年，王小帅导演，王小帅编剧，吕中、秦海璐、冯远征、秦昊、石榴主演）
《狼图腾》（2015年，让·雅克·阿诺导演，让·雅克·阿诺，约翰·科里，芦苇编剧，冯绍峰、窦骁、巴森扎布、昂和妮玛和尹铸胜主演，改编自姜戎同名小说）
《芳华》（2017年，冯小刚导演，严歌苓编剧，黄轩、苗苗、钟楚曦主演）
《无问西东》（2018年，李芳芳导演，李芳芳编剧，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主演）
《一秒钟》（2019年，张艺谋导演，张艺谋、邹静之编剧，张译、刘浩存、范伟等主演）
《椒麻堂会》（2021年，邱炯炯导演，邱炯炯编剧，易思成、关南、邱志敏、顾桃、薛旭春主演）

电视作品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文革那些事儿》（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四集纪录片，纪念文革发动40周年，2007年获第44届银河奖优秀奖）
《燃烧岁月》（1990年，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电视剧, 郑伊建，刘青云主演）
《还看今朝 (天网)》（1990年香港亚洲电视电视剧，韦家辉监制，黄日华、任达华主演）
《暴雨燃烧》（1991年香港亚洲电视电视剧，韦家辉监制，任达华、关咏荷主演）
《大地之子》（1995年中日合作电视剧，上川隆也主演）
《福贵》（2005年中国大陆电视剧，朱正导演，改编自余华原著《活着》，谢丽虹编剧，陈创、刘敏涛主演）
《风筝》（2013年柳云龙执导中国大陆电视剧，由柳云龙、罗海琼、李小冉领衔主演）
《父母爱情》（2014年孔笙导演中国大陆电视剧，刘静编剧，郭涛、梅婷主演）
《彭德怀元帅》（2016年中国大陆电视剧，由宋业明执导，董勇主演）
《3体》 （2024年由 Netflix、三体宇宙及游族集团等制作的英文系列网络剧集）

参见
反智主义
文化灭绝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中国大屠杀列表
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
文化大革命口号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文化大革命时期考古发现列表
文革博物馆
文化大革命年表
六七暴动
六八运动
文革2.0
文革遗毒
内部书
去中国化
红色恐怖
大清洗
古拉格
文革五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相关争议

注释

== 参考文献 ==


新泽西州

纽泽西州（英语：State of New Jersey），是美国第四小以及人口密度最高的州，邮政缩写NJ。其命名源自位于英吉利海峡中的泽西岛；其昵称为“花园州”。
纽泽西通常被划分在美国的中大西洋地区；亦为东部的一个州；也可以划分为东北部区域下。北接纽约州，东面大西洋，南向德拉瓦州，并西临宾夕法尼亚州。纽泽西部份地区是被划分在几个主要都会区之下，其中属纽约都会区最大，其他还有费城以及德拉瓦河谷地区。本州海拔最高处是高点峰（High Point）。其海拔为550公尺（1803英尺）。
在美洲原住民于美洲活动了11,000-50,000年之后，瑞典和荷兰殖民者于17世纪先后来到纽泽西。之后，英国殖民者乔治·卡特莱特爵士与约翰·柏克莱勋爵从瑞典和荷兰殖民者处取得了纽泽西地区的控制权。在美国独立战争之中，有许多重要的战役即是在纽泽西各地发生的。于19世纪时，许多类似派特森市的城市对帮助推动美国的工业革命有著相当重要的贡献。进入20世纪后，纽泽西州的经济于1920年代快速繁荣。但由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经济随之沉沦而下。纽泽西州的地理位置恰好位于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带这一超级都会区群的正中央，并被纽约市、费城、巴尔的摩、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等大都会区所围绕。这种便利的地理位置更促使1950年代后的郊区的快速产生与发展。
州花是普通蓝堇菜，州鸟是美洲金翅雀，州树是北美红橡。

历史
在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之前，新泽西的居民是莱纳佩人（又称“德拉瓦人”）。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来到现泽西市，建立殖民地，称为新尼德兰。新尼德兰也包括今日纽约州的一部分。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市）为当时新尼德兰的首都。瑞典殖民者在十七世纪中叶于新泽西州的西南部建立新瑞典。其殖民地包括德拉瓦州的一部份与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1654年，瑞典殖民地被荷兰人彼得·斯泰弗森特占领，随后被并入新尼德兰殖民地。

殖民地时期
虽然荷兰人先来到纽约，但于1664年随后而来的英国舰队轻易地驶入纽约港，进而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了整个新荷兰殖民地。从此，今天称为新泽西的这片土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英国内战时期，海峡群岛的泽西岛一直对英国皇室保持忠诚并保护王室。在查理一世被斩首之后，查理二世于1649年登基成为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新英格兰与马里兰之间的北美洲殖民地分给约克公爵詹姆斯。而詹姆斯又将哈德逊河与德拉瓦河之间的领地授与他的两位来自泽西岛的一直对王室忠诚的朋友──乔治·卡特莱特爵士和约翰·柏克莱领主。
刚开始，大部分的开拓者都来自新英格兰。他们主要居住在哈德逊河河域附近。1673年3月18日，柏克莱将他那一半的殖民地卖给了贵格会。此后，新泽西被分为两个部分──东泽西与西泽西。这种分治的状态持续了28年。直到1702年，这两个殖民地被英国王室重新合并为一个皇室殖民地。

革命战争时期
新泽西是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兴起美国革命的北美十三殖民地之一。1776年7月2日，新泽西殖民地议会通过了1776年新泽西州宪法。两天后，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正式宣布独立。美国独立战争也正式开始。由于是许多重要战役的发生地，新泽西州便有了“独立战争的十字路口”的名称。
1776年12月25日的翠登之役中，乔治·华盛顿的军队渡过德拉瓦河，成功偷袭没有准备的英军。一个星期后，独立军于1777年1月3日在第二次翠登之役迫使英军停止前进。并在普林斯顿之役成功奇袭英军。随后，华盛顿将军与英军在孟莫斯之役对战。但结果并不成功。
1783年夏天，大陆会议在新泽西学院（后改名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拿骚楼举行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自动地使普林斯顿成为美国的第一个首都。
新泽西是第三个批准美国宪法的州。1789年11月20日，新泽西以一马当先之势批准了权利法案。
1776年的新泽西州宪法授予拥有财产的“所有居民”投票权。其中包括女性以及黑人。不过已婚妇女因为不能拥有土地而不能投票。这种不清楚的定义导致了许多争议。州议会于1807年通过了修正法案，正式解释州宪法为全部的白人男性才有投票权。

19世纪时期
新泽西是北方州中最后一个废止奴隶制度的州。1804年2月15日，州议会通过法案逐步废止奴隶制度。虽然新泽西最终废止了奴隶制度，但此前的州议会拒绝通过废止奴隶制度的宪法修正案。在美国内战时期，新泽西境内没有发生任何战役。总计有超过八万名新泽西人参加了联邦军队。
1844年，新泽西州议会通过了第二个州宪法。州参议员选区被改为以郡为界。随后也重划了许多郡之间的界线。默瑟县也因此而诞生。1944年的宪法保持了这个改变。但是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推翻了这个改变。
1844年的州宪法授予州长的权利比1776年宪法的大很多。不过1844年的宪法也设置了许多不对州长或民众负责的部门。并规定州长只能担任一任三年，而且不能重任。不过直到现在，新泽西州仍然是全美各州里州长权利最大的一个州。
许多城市，像是派特森市，在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蓬勃发展。在那之前，新泽西的主要经济为农业。此后，新泽西成为工业重镇，例如纺织业和纺纱业。汤玛斯·爱迪生是工业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这期间他取得了1,093个专利。在火车和蒸气船被引进新泽西后，州内的交通有了很大改善。这也促进了新泽西作为纽约市和费城的腹地的功能的发挥。

20世纪时期
新泽西州在咆哮的二十年代期间变得繁荣昌盛。第一届美利坚小姐选美大赛于1921年在大西洋城举行、连接泽西市和曼哈顿的荷兰隧道于1927年开始通车、第一个汽车戏院在1933年的肯顿展出。经过了繁华的1920年代后，新泽西州成为一个发展蓬勃的州份。但这荣景随著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也画下了一个暂时的句点。州政府甚至需要对在路边行乞者发出执照以筹措已经寅吃卯粮的州府财库。著名的德国齐柏林飞船兴登堡号也在这个时候于莱克赫斯特起火燃烧而坠毁。
新泽西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了装备建造的重要角色，特别是海军武器方面。许多的战舰、驱逐舰及巡洋舰都是在新泽西的港口建造。在新泽西州境内也有许多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成立的军事基地，例如说Camp Kilmer、迪克斯堡以及Camp Merritt。这些军事基地的成立将新泽西州变为冷战时期的军事防卫重点。最特别的是新泽西州境内有高达十四个防空飞弹基地（胜利女神飞弹，Nike missile）。这些基地是为了防卫纽约市以及费城而设立的。
到了1960年代，种族之间的冲突在新泽西州内的城镇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个冲突事件发生在1964年8月2日的泽西市。接连著在1967年发生更多冲突事件，例如1976年的纽华克及平原市。新泽西南部的肯顿也在1971年发生冲突事件。1960年在菲力荷自治市的冲突甚至被流行歌手布鲁斯·斯布林斯顿写进他的“My Hometown”歌词中。

法律和政府
州长任期四年，可以连任，设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目前均由民主党控制。
现任州长是民主党的菲尔·墨菲，他于2017年当选，2018年1月就任。
新泽西州分为13个选区。
整个新泽西州政府曾于2006年7月1日正式停止运作。因为新一年度的预算未能在法定截止日期前被通过。许多州政府的部门及服务随之停止运作。只有少数维持民生必需的部门还会继续运作。这次的州政府关闭事件在州长与州议会于7月6日早上达成协议之后终于告一段落。州政府及其各部门也逐渐恢复运作。
1867年，纽泽西州政府修订法例禁止体罚学生。

地理
新泽西在北边与东北接壤纽约州，东面大西洋，南临德拉瓦州，并西邻宾夕法尼亚州。大部分的西边州界与德拉瓦河道相同。新泽西部份地区是被划分在几个主要都会区之下，其中属纽约都会区最大，其他还有费城以及德拉瓦河谷地区。新泽西位于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带这一超级都会区群的正中央，并被纽约市、费城、巴尔的摩、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等大都会区所围绕。

新泽西州一般被宽泛地分为北泽西、中泽西、以及南泽西三个地理区域。北泽西和纽约市关系紧密，大部分区域是属于纽约都会区，并有许多居民每日通勤至纽约城里工作。中泽西大多是郊区。南泽西则大致上受费城影响，大部分被包含在德拉瓦河谷内。尽管大致上有这样的分法，但是因为从未明定其界，所以其区域之边界并不清楚。有些人甚至认为中泽西并不存在。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中泽西是一个有其独特的地理与文化的地区。
此外，新泽西州商业及经济成长暨旅游发展局（New Jersey Commerce, Economic Growth & Tourism Commiss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将全州分划为六个有著不同特色的区域，以便发展州内的旅游业。这六个区域为：

门户地区，其中包含哈德逊郡、艾塞克斯郡、友联郡、密德萨克斯郡、博根郡、以及百塞克郡。
高地地区，其中包含苏塞克斯郡、摩里斯郡、沃伦郡、亨特敦郡、以及桑莫塞郡。
海岸地区，其中包含蒙茅斯郡以及海洋郡。
德拉瓦河地区，其中包含默瑟郡、伯灵顿郡、康登郡、格洛斯特郡、以及塞勒姆郡。
环大西洋城地区，其中包含大西洋郡。
南方海岸地区，其中包含坎伯兰郡以及五月岬郡。
高点峰位于苏塞克斯郡中的蒙塔哥镇，是新泽西州的最高点。其海拔为550米（1803英尺）。

有许多的河流流经新泽西州。主要河流包括Manasquan、Maurice、Mullica、帕塞伊克河、Rahway、Rancocas、拉里坦河、Musconetcong、以及德拉瓦河。在哈德逊河西岸可以看到因为岩浆入侵而形成的新泽西断崖地形。
Sandy Hook是新泽西州沿岸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海滩。它是一个沿海半岛的延伸。
著名的风景区域有：

Delaware Water Gap
New Jersey Meadowlands
松林泥炭地
South Mountain

行政区划
美国新泽西州一共有21个郡，而这21个郡一共拥有565个基层政权，其中250个为行政区、52个为城市、15个为镇、244个为乡、以及4个为村

经济
根据美国联邦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2010年，新泽西州的GDP为4970亿美元，超过俄亥俄州，在全美各州中列第7位；人均GDP为56,477美元，降至第8位（之前多年该州人均GDP一直为全国各州三强之列）。
农林业产品主要包括树苗、马、蔬菜、水果、干果、海鲜和奶产品。产量最高的是蔓越桔和茄子。工业产品主要包括药材、化工品、加工食品、电器、印刷和旅游业。虽然化工并非新泽西州的主要产业，但在主要的高速公路附近有很多化工厂。因为这些化工厂污染性很高，有人觉得这与“花园州”的名字实在是不相配。

人口
文化
最近几年，比较多黑道电影和电视剧关于新泽西或者在新泽西发生：

"The Sopranos"（黑道家族）
"Boardwalk Empire" (大西洋帝国)
"Aqua Teen Hunger Force"
导演Kevin Smith的电影：
"Clerks", "Clerks 2"
"Chasing Amy"
"Dogma"
许多音乐者，歌手，乐队来自新泽西：Bruce Springsteen, Bon Jovi, Whitney Houston，My Chemical Romance等

交通
重要机场
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EWR）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由纽约与新泽西港口事务管理局管理。也是纽约都会区三大机场之一，为美国联合航空的转运中心。联邦快递亦将此机场作为货运中心。附属的纽瓦克机场站通过美铁和新泽西交通连接东北走廊铁路线。

重要高速公路
在新泽西州，联邦投资的州际高速公路并非最重要的高速公路。最常用的是这二条：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简称Turnpike）和花园州收费高速公路（Garden State Parkway，简称Parkway）。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被州际公路系统纳入，成为95号州际公路。来自外州只是单纯途经新泽西者通常用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穿过新泽西州。而往返北泽西以及新泽西海岸的州内居民则较常使用花园州收费高速公路。这两条主要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与大部分州的免费主要公路不同。
新泽西州在其临州交界处有许多桥梁和隧道。因为其州界中四面有三面是被河流给包围著。在联接纽约市的通道接口处，进入新泽西的方向是免费的，但是离开的方向有使用费。在新泽西开车，身边需要备一些低面额纸币和硬币（零钱），否则在很多桥梁和路口需要排长队。从1990年代开始，新泽西与纽约州所合作的电子收费系统（E-ZPass）让许多驾驶人终于可以享有不用掏零钱并在收费站前排长队的便利。
新泽西公共运输公司（NJ Transit）管理州内的长途和市内的公共汽车和火车。东北走廊是美国最繁忙的一条铁路路线。
轻轨：特伦顿轻轨R1线通往卡尔士达特市，将于2013年开通；建设中的特伦顿轻轨R2、R3、R4线将于2015-2017年开通。

重要的城市和城镇
按照人口排列，新泽西州有以下重要城市：

也有：

Morristown 莫里斯城 - 18,544
普林斯顿 - 14,203
Cape May 五月岬 - 4,034

都会区
镇区
新泽西州的“镇区”（英语：township）是“行政镇区”（英语：civil township）归类为“小行政单位”（英语：minor civil division）。新泽西州全部地方都是“镇区”管辖除了非镇区级自治体。“镇区”和“自治体”（英语：municipality）是一致没有重叠。新泽西州的“镇区”和“镇”（英语：town）是不属于同一类别。

教育
虽然有些城市中心的学校有治安问题，考试成绩也较低，但新泽西州的公立学校系统是美国最好的州之一。54%的高中毕业生会进入大学或大专院校，和麻萨诸塞州并列第二。见2002年排行（[1]）。新泽西州有19个两年制的大专院校，分校位于21个区。

州立大学
罗文大学
罗格斯大学
罗格斯大学新布朗斯维克主校（Rutgers - New Brunswick and Piscataway）
罗格斯大学纽华克分校（Rutgers - Newark）
罗格斯大学特伦顿分校（Rutgers - Camden）
新泽西理工学院
草堡学院（Glassboro）
泽西市学院（Jersey City）
肯恩大学
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
瑞曼波学院（Ramapo）
史塔克顿学院（Stockton）
新泽西学院
威廉帕特森大学

私立大学
德鲁大学
费尔里·狄金生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莱德学院（Rider University）
薛顿贺尔大学
史蒂芬斯理工学院
新泽西世纪学院（Centenary College）
孟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
圣彼得大学

职业运动队
美式足球
NFL
纽约巨人
纽约喷汽机
NCAA
罗格斯红骑士

棒球
小联盟
特伦顿轰雷（Trenton Thunder，2A级东方联盟，母队：纽约洋基）
湖林市蓝螯虾（Lakewood Blueclaws，1A级南大西洋联盟，母队：费城费城人）
纽泽西红雀（New Jersey Cardinals，短期1A级纽约宾夕法尼亚联盟，母队：圣路易红雀）
大西洋联盟
大西洋城浮潜（Atlantic City Surf）
坎登河鲨（Camdon Riversharks）
纽华克熊（Newark Bears）
桑默瑟爱国者（Somerset Patriots）

篮球
NBA
纽泽西篮网(此球队已于2012年迁至纽约州布鲁克林并改名为布鲁克林篮网)
NCAA
Princeton University
Rutgers
薛顿贺尔大学

冰球
NHL
新泽西魔鬼

其它
州鸟：美国黄金雀
州动物：马
州花：非洲紫罗兰
州树：红色橡木

名人
惠妮·休斯顿
伍德罗·威尔逊，第28任美国总统（1913-1921）
电影女演员梅丽·史翠普
电影男演员迈克·道格拉斯
电影女演员克斯汀·邓斯特
电影女演员女歌手阿什丽·提斯代尔
艾伯特·爱因斯坦
Lauren Hill
琼·邦乔飞
瑞奇·山伯拉
拉蒂法女皇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
乔恩·斯图尔特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Gerard Way（My chemical romance）
Mikey Way（My chemical romance）
Frank Iero（My chemical romance）
克里斯蒂娜·圭密
李•范•克里夫

传说生物
神秘生物泽西恶魔
出没于新泽西州南方的Pine Barrens，传说中为两足有蹄类飞行生物，身长1至1.8公尺、全身覆盖黑毛、头部似马、以及深红色的眼睛、蝙蝠般的翅膀。

俱乐部
Atlantic City
Taj Mahal
Tropicana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新泽西州政府官方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西班牙语：Españoles）是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西班牙，拥有西班牙国籍、西班牙境内的民族和族群，母语是西班牙语，而西班牙语则是一种从拉丁方言发展而来的语言，历史悠久。大部分西班牙人信奉天主教。随著西班牙帝国的兴起，西班牙人也散居各个殖民地。西班牙人和这些殖民地的原住民通婚，使得殖民地拥有大量的西班牙后裔，其中以拉丁美洲为甚。

语言
西班牙有四种主要的语言，除了西班牙语为全国的官方语言外，其余三种为地区级官方语言：

西班牙语（又称卡斯蒂里亚语），通行于西班牙全国各地。
加泰罗尼亚语（又称巴伦西亚语），用于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和巴利阿里群岛。
巴斯克语，用于巴斯克地区。
加利西亚语，用于加利西亚地区。
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和卡斯蒂利亚语（后者通常被称为“西班牙语”）都来源于拉丁语，并有各自的方言。同时还存在还有其它一些现在仍在使用的罗曼斯语族方言，如在阿斯图里亚斯和部分León地区使用的阿斯图里亚斯语或称Bable，在部分阿拉贡地区使用的阿拉贡语，在加泰罗尼亚西北角的Val d'Aran使用的Aranese。在美国的西班牙人使用的是在西班牙西南部的方言。
西班牙人主要信仰天主教，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是吉普赛人。

参见
西班牙人列表
拉丁美洲人

参考文献
引用

=== 来源 ===


火卫一

火卫一，又称为“福波斯”（英语：Phobos；希腊语：Φόβος；系统名称：Mars I），是火星的两颗自然卫星中，距离火星较近且较大的一颗，平均半径为11.1公里，是另一颗卫星火卫二的1.8倍。火卫一的名字是福波斯（意思是害怕），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阿瑞斯（在罗马神话中名叫玛尔斯）之子。
火卫一是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小天体。围绕火星运动，轨道距火星中心约9400公里，也就是距离火星表面6000公里。火卫一到其母星的距离，比其他已知行星的卫星都要近。火卫一是太阳系中反射率最低的天体之一。火卫一上有一个巨大的撞击坑，叫斯蒂克尼撞击坑。由于轨道离火星很近，火卫一的转动快于火星的自转。因此，从火星表面看，火卫一从西边升起，在4小时15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划过天空，在东边落山。由于轨道周期短以及潮汐力的作用，火卫一的轨道半径会逐渐变小，最终它将撞到火星表面，或者破碎形成火星环。

发现
火星的2颗卫星均是在1877年发现的。火卫一是由天文学家阿萨夫·霍尔在1877年8月18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09:14，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海军天文台发现的。（如果采用当代的数据，按1925年前的天文惯例，一天从中午起算，是在华盛顿标准时间8月17日16:06发现的）。霍尔在1877年8月12日07:48（UTC）还发现了火星的另外一个卫星，火卫二。卫星的名字是由伊顿公学的科学教员亨利·马丹（1838-1901）提议的，来自《伊利亚特》第15卷，书中描述了阿瑞斯召见得摩斯（Deimos，意为恐惧）和福波斯（Phobos，意为害怕）。

物理特征
火卫一是太阳系内反射率最低的天体。它的光谱上和D-型小行星接近，从表面上看，它的成分类似于碳质球粒物质。火卫一的密度非常低，不可能是实心的岩石。而具有相当多的空隙。这些结果让人想到，火卫一可能是一个大的冰库。光谱观测表明，表面土壤缺水，但这并不排除风化层以下有冰。
很早就有人预测，火卫一和火卫二会产生稀薄的尘埃环，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最近火星全球勘察者的图像说明，火卫一上覆盖着一层厚度大于100米的细颗粒土壤，按照假说，这是由其他天体撞击形成的，但不知这些物质是如何附着在几乎没有重力的天体表面的。
火卫一外形不规则，其尺寸是27×22×18km。
火卫一上布满了撞击坑，尽管火卫一很小，位于赤道附近的一个撞击坑中心还有一个山峰。火卫一最突出的表面特征是斯蒂克尼撞击坑，这是用阿萨夫·霍尔妻子的名字，安杰琳·斯蒂克尼·霍尔命名的。斯蒂克尼是她的闺名。正如土卫一的撞击坑赫歇尔撞击坑，形成斯蒂克尼的撞击可能几乎把火卫一撞得粉碎。火卫一形状古怪的表面上有很多的沟槽和条纹。沟槽典型的深度在30米以下，宽100到200米，长达20千米。最初认为，这都是由形成斯蒂克尼的同一次撞击造成的。然而，火星特快车的结果表明，这些沟槽并非在斯蒂克尼的径向。而是集中在火卫一轨道迎风面的顶端（离斯蒂克尼不远）。研究人员怀疑，这是由撞击火星溅射出来的物质凿出来的。这样，这些沟槽实际就是一串撞击坑。这些沟槽在靠近背风面时就逐渐消失了。根据其不同的年代，这些沟槽可以分为12组，代表至少12次火星撞击事件。在灶神星上也有这样的沟槽，但科学家们目前并不认为这些沟槽具有相同的成因。
只有一块名为凯顿的陨石被认为是来自火卫一，但这也很难确认，因为目前对火卫一的成分还知之甚少。

撞击坑
火卫一上的撞击坑，以格列佛游记的人物和研究火卫一的著名天文学家命名。

区
火卫一上的区(地形特征与周围环境明显不同)，以格列佛游记的地名命名。

平原
火卫一上的平原，以格列佛游记的地名命名。

皱脊
火卫一上的皱脊，以著名天文学家命名。

轨道特性
火卫一与其母星超乎寻常的近，由此产生了一些很奇特的效果。火卫一的轨道低于火星的同步轨道，结果就是它的运动快于火星的自转。因此，每个火星日，火卫一差不多有2次（每11小时6分）从西边升起，飞快地划过天空（4小时14分或更短），在东边落下。由于火卫一的轨道低且在赤道面内，在火星上，纬度高于70.4°的地方，火卫一就位于地平线以下了。由于轨道很低，从火星上看，火卫一的角直径随其在天空的位置而变化。在地平线上，火卫一是0.14°，在天顶是0.20°，宽度是从地球上看到的满月的1/3。作为对比，在火星天空，太阳的视角是0.35°。从火星上观测，火卫一的星相是0.3191天（火卫一的朔望周期），只比火卫一的恒星周期长13秒。
从火卫一上看，火星比从地球上看到满月大6400倍，亮2500倍，占半个天球宽度的1/4。火星－火卫一的拉格朗日L1点位于斯蒂克尼撞击坑上方2.5km，离火卫一表面的距离近得不可思议。

凌日
火星表面上的观测者会看到火卫一定期凌日。机遇号火星车拍到了几次这样的凌日。凌日期间，火卫一的影子会投射到火星表面上，这被好几个火星探测器拍摄到了。火卫一不够大，不能覆盖整个日盘，因此不可能引起日全食。

未来的毁灭
火卫一的周期短于一个火星日，由于潮汐减速，火卫一的半径正以每个世纪20米（每年20厘米）的速度逐渐减小。估计在一千一百万年后，它将撞上火星表面，或者很有可能成为火星环。假定火卫一的形状不规则，是一堆石头（特别的摩尔－库伦体），计算表明，目前火卫一对于潮汐力还是稳定的。但如果轨道半径下降略大于2000千米，即下降到7100千米左右，估计火卫一就将越过刚体洛希极限。更新的计算说明，破碎的时间大约为距今760万年的未来。在这个距离上，火卫一可能将破碎形成一个环系统，这个环将继续缓慢地向着火星回旋运动。

起源
火星卫星的起源目前仍有争议。火卫一和火卫二和碳质小行星（C型小行星）有很多共同之处，其光谱、反照率以及密度与C型或者D型小行星很相似，因此有一种假设是2个卫星都是被捕获的主带小行星。2个卫星的轨道很圆，几乎就在火星的赤道面内。因此，就需要一种机制，把初始偏心率高且倾斜的轨道调整为赤道面内的圆轨道。这种机制很可能就是大气阻力加上潮汐力，但对于火卫二，还不清楚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种轨道调整。捕获还需要能量的耗散。对于目前的火星，要通过大气阻尼来捕获火卫一大小的天体，大气太稀薄了。杰弗里·兰迪斯指出，如果是双小行星，是可能被捕获的，并在潮汐力作用下彼此分开。
火卫一可能是太阳系的第二代天体，是在火星形成后才合成的，而不是从形成火星的星云中与火星同时诞生的。
另外一个假设是，火星周围曾经有很多火卫一、火卫二大小的天体，可能是火星与大的星子撞击溅射出来的。火卫一内部多孔（根据其密度1.88g/cm3，估算空洞占火卫一体积的25%-35%），这与其来自小行星的假设不相符。对火卫一的热红外观测表明，其成分主要是层状硅酸盐，众所周知，这是火星表面上的物质。火卫一的光谱不同于各种球粒陨石，再次说明它并非源自小行星。两方面的发现都说明，火星被撞击后，溅射出来的物质在火星轨道上重新吸积，形成了火卫一。这与月球的主流起源理论类似。

斯科洛夫斯基“火卫一空心”假说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火卫一特殊的轨道特性让人们想到，火卫一可能是空心的。
1958年前后，在研究火卫一的长期加速时,俄罗斯天文学家艾欧斯·塞姆洛维奇·.斯科洛夫斯基提出，火卫一是“薄层金属”结构。这个假说甚至让有些人猜想火卫一是人造的。斯科洛夫斯基根据对火星高层大气密度的估计，推断如果大气的微弱刹车效应能使火卫一长期加速，火卫一必须非常轻——计算出一个外径16km（9.9英里）但厚度不到6cm的空心铁球。1960年，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弗雷德·辛格在致航天杂志的信中谈到斯科洛夫斯基的理论：

此后，人们发现辛格预计的系统误差确实存在，因此对假说产生了异议。1969年，有了精确的轨道测量，说明并不存在这种不一致性。但辛格的异议也不无道理，因为早期的研究过高估计了高度的减小速度（5cm/年），后来修正后，为1.8cm/年。现在认为，长期加速的原因是潮汐作用，而早期的研究并没有考虑这个因素。目前，已经有飞船对火卫一的密度直接进行了测量，为1.887g/cm3。目前的观测认为，火卫一是一个石头堆。此外，七十年代早期海盗号探测器获得的图像明确显示，火卫一是个天然的天体，不是人造的。
然而，根据火星快车的测绘计算得到的体积确实说明卫星内部存在空洞。火卫一并非一块实心的岩石，而是一个多孔的物体。火卫一的孔隙率的计算值是30%+/-5%. 颗粒和石块间的空隙大多较小（mm到约1m）。

探测
已经有几个飞船给火卫一拍摄了近照。这些飞船的本身的任务是对火星成像，最早是1971年水手9号，此后是1977年海盗1号，1998年、2003年火星全球勘察者，2004年，2008年和2010年火星快车，2007年和2008年火星侦查轨道器。2005年8月25日，勇气号火星车由于风吹散了太阳电池板上的尘土，获得了额外的能量，从火星表面拍摄了几张曝光时间较短的夜晚天空照片，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火卫一和火卫二。专门的火卫一探测器是1988年发射的苏联的福布斯1号和福布斯2号。前者在奔火途中就失踪了，后者（包括著陆器）返回了一些数据和图像，但在开始卫星表面详查后不久就失效了。其他的火星任务采集了更多的数据，但下一个专门的任务是2011年发射的采样返回任务。
俄罗斯太空局在2011年11月发射了名为“福布斯-土壤”的火卫一土壤采样任务，返回舱中还包括一个行星学会的生命科学实验——生命星际飞行试验（LIFE）。参加此次任务的还有中国国家航天局计画送进火星轨道的探测飞船萤火一号，以及科研用的土壤研磨和筛分设备。然而，在到达地球轨道后，福布斯-土壤探测器未能接续点火向火星前进；在一连串尝试失败后，最终在2012年1月15日坠毁于地球上。

计画中或建议的探测
据报导，2007年欧洲航空国防航天公司（今空中巴士公司）旗下的阿斯特里姆公司规划了一个到火卫一的技术演示任务。阿斯特里姆公司目前参与欧洲太空总署的一个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这个任务是曙光女神计划的一部分。将一个航天器送往重力场很小的火卫一，是测试验证最终到火星采样返回任务的好途径。这个任务规划于2016年启动，将持续3年。公司机将使用一个离子推进的“母船”，释放一个着陆器到火卫一表面。着陆器将进行一些测试和实验，把样品采集到一个舱内，然后返回到母船上，返回地球，样品将被投掷到地面，等待回收。

2007年，加拿大太空总署资助了Optech公司和火星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这是到火卫一的无人探测任务，名叫PRIME（Phobos Reconnaissance and International Mars Exploration，火卫一侦查和国际火星探测）。建议PRIME飞船的着陆地点为火卫一的独石，这是斯蒂克尼坑附近的一个明亮的物体，投射下了明显的影子。2009年7月22日，C-Span采访航天员巴兹·奥尔德林时，他提到这个独石说，“我们应该大胆去往人类没有去过的地方。飞跃彗星，访问小行星，访问火星的卫星。这个土豆形状的天体每7个小时绕火星一圈，上面的独石是一个很特别的结构。人们发现后就提问：是谁把这个东西放在那里的？是宇宙放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上帝放的……”PRIME任务将包括一个着陆器和一个轨道器[62]，分别将携带4个仪器，用于研究火卫一的各种地质特征。到2009年4月20日，PRIME还没有明确的发射计划。
2008年，NASA格林研究中心开始研究使用电推进的火卫一火卫二采样返回任务。该项研究形成了Hall任务概念，一个新的前沿级任务，目前仍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已经有人提出，火卫一是载人登陆火星任务的早期目标。由人类在火卫一上对火星上的机器人进行遥操作，可以保证没有显著的时间延迟。行星保护主义者所担心的火星早期探索所涉及的问题，通过这种方法也可以得到解决。同样，火卫一也是载人登火星任务的目标，因为在火卫一上登陆比在火星表面登陆要容易和便宜很多。奔向火星的着陆器需要在没有任何辅助设备的情况下，能够进入大气，随后返回到轨道上（这种能力载人航天器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否则就需要在当地建设辅助设备（一个殖民或支撑任务）。而火卫一的着陆器，只需要根据月球着陆器和小行星着陆器来进行设计。人类对火卫一的探测，可以成为人类探火星的催化剂，这本身就是激动人心而且从科学上有价值的。

参见
福布斯－土壤计划
火卫一独石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NASA太阳系探测网站中火卫一的资料
HiRISE的火卫一图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USGS火卫一名词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阿萨夫·霍尔和火星的卫星
环绕火卫一飞行（视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火卫一的动画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哈德森湾

哈得孙湾（英语：Hudson Bay；或称哈德逊湾、哈德森湾），位于加拿大东北部巴芬岛与拉布拉多半岛西侧的大型海湾。海湾处于努纳武特地区，水体面积123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100米。哈得孙湾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内海。而气象层面上，哈得孙湾可被视为北冰洋的边缘海。北部时常会有北极熊出现。主要港口有丘吉尔港。
哈得孙湾流域覆盖面积非常广大，约386万平方公里，覆盖努纳武特东南部，艾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曼尼托巴省的全部地区，以及通过美国各州的水路间接覆盖明尼苏达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
哈得孙湾的南部分支称为詹姆斯湾。

历史
自15世纪后半叶哥伦布和卡博托的时代以来，人们一直在积极寻找一条通往中国和东印度的西部航线，这直接使得欧洲人首次亲眼哈得孙湾。
哈得孙湾得名于16世纪后期的英国探险家与航海家亨利·哈德逊。他于1610年8月2日乘坐“发现号”探索哈得孙湾。。当时是哈得孙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北美，在格陵兰岛沿岸与哈得孙湾附近考察，绘制地图。不久后冬季来临，他的船“发现号”被海冰冻住，他和船员在哈得孙湾最南端的岸上度过了一个寒冬。第二年春天来到后，海岸解冻。哈得孙想继续探索哈得孙湾的其他部分。但是这时他的船员密谋发起叛变，将他和少数拥护他的船员用小艇放逐。此后哈得孙等人便再未出现过。
17世纪下半叶，北美地区的毛皮贸易正当繁荣。1670年，英国人在哈得孙湾地区建立了哈得孙湾公司，并得到了英国皇家特许状。哈得孙湾公司有哈得孙湾附近大片地区的土地拥有权。它的总部设在哈得孙湾的约克厂，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都垄断着庞大的哈得孙湾内河流域——即所谓的“鲁伯特地”——上的毛皮交易。在英属殖民地和加拿大政府成立前，哈得孙湾公司是这片土地上实质上的政府。法兰西王国曾经对哈得孙湾公司的领土眼热，数次派出武装的探险团队赴哈得孙湾，想要在毛皮交易产业中占一份额。然而在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中，法兰西王国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哈得孙湾地区的领土要求。
在此期间，哈得孙湾公司在哈得孙湾沿岸的几个河流入海口附近建立了数个贸易点以及军事堡垒。公司与内陆的原住民建立起了友好的商贸关系。当地原住民将捕获的海狸毛皮卖给哈得孙湾公司，而后者将这些毛皮经海路运往欧洲销售。这个贸易链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时至今日，丘吉尔港仍然是欧洲与俄罗斯海上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1870年哈得孙湾公司的毛皮贸易垄断地位被取消。将鲁伯特地出售给当时新组建的加拿大自治领后，哈得孙湾公司进入加拿大西部市场，转型为百货公司。而加拿大政府则于1870年7月15日正式接管哈得孙湾地区。1913年起，加拿大政府开始对海湾进行勘测。1929年后，丘吉尔港转型供为小麦出口的深水港。

地理特征
气候
在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哈得孙湾是覆盖北美大陆北部的主冰架的积长中心点。直至现在，哈得孙湾的年平均气温仍然较相邻纬度的其它地区为低。位于北纬59度的丘吉尔港的年平均气温是-5 °C，而位于北纬64度的俄罗斯北部沿海港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年平均气温也只是2 °C。海湾西部的水温在夏季可达到8-9 °C的峰值。湾内大约从12月中旬开始大面积结冰，直至来年6月中旬开始由东至西解冻。最近一百年的观察显示，哈得孙湾的平均温度在逐步增加。这一点也反映在每年解冻期的增加之上。17世纪时，每年的解冻期只有4个月。
哈得孙湾的水域面积有123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开阔形海湾，仅次于孟加拉湾。然而比起孟加拉湾来，哈得孙湾的水深很浅，平均水深只有100米左右（孟加拉湾的平均水深达2600米），可以算作是一片陆间海。哈得孙湾南北直径1370公里，东西直径1050公里。海湾出口面向东北。东面出口连向大西洋与哈得逊海峡，向北的出口则连向北冰洋与福克斯海盆。
哈得孙湾是北大西洋水体的一部分，因为湾中的水流主要流向大西洋。但也会有文献将之与哈得逊海峡一起归到北冰洋的范围中。也有认为哈得孙湾属于两个大洋的边缘海。

水文
哈得孙湾水域的平均盐度比邻近的海域要低。主要原因有三：湾内蒸发速度较为缓慢（海湾在每年的大部分时候都是结冰的），大量河流淡水注入（大约每年700立方公里，以哈得孙湾为出海口的河流有数十条之多，其流域占了加拿大近一半的土地）以及与高盐度的大西洋水域连接口不广阔。每年随着季节的变化，湾内会有有近乎三倍于每年内陆河流注入水量的海冰形成与消融，这个现象显著地改变着湾内海水的盐度。
哈得孙湾内的海水低盐度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海湾内海水的冰点较其它地方的海水更高，这使得哈得孙湾的解冻期比同纬度的沿海海岸要短（即更长的冰封期）。然而与历史相比，哈得孙湾的解冻期正在延长。从1971年到2007年，哈得孙湾西南部（冰封期最长地区）的解冻期增加了7天。

海岸
哈得孙湾西边的海岸是一片面积达32.4万平方公里的低地，被称为“哈得孙湾低地”。大量河流经过这里流入哈得孙湾，使得这片低地上形成了一种称为“厚苔泽”（Muskeg）的典型植被。大陆的抬升以及冰川的长期作用形成了哈得孙湾海岸的地表形状。即使在离岸边较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不少曾经的海岸线痕迹。在安大略省境内的很大一部分低地被安大略省政府划作了北极熊省立公园的一部分。在马尼托巴省内，也有类似的低地被划为瓦普斯克国家公园的一部分。“瓦普斯克”是当地印第安人的语言——克里语中“白色的熊”的意思。瓦普斯克国家公园也是加拿大主要的北极熊产育地区之一。
而在海湾的东部，哈得孙湾的东部海岸构成了魁北克的加拿大地盾的西缘。这部分海岸主要由山地和岩石构成，覆盖其上的植被是典型的泰加林带和苔原（北部）。
如果计算海岸线长度的话，哈得孙湾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湾（孟加拉湾则是水域面积最大的）。

沿岸居民
哈得孙湾沿岸人烟稀少，仅有的几个居住点都是17世纪与18世纪时哈得孙湾公司的贸易点演变而成的，也算是加拿大最早的移民居住点。当哈得孙湾公司撤出后，大部分沿岸村落的常住人口都主要是克里人与因纽特人。

经济
由于解冻期不断增长，北冰洋的浮冰也不断减少，俄罗斯和加拿大都有意建立跨北极的商业航线（即所谓的“北极桥”路线），并以哈得孙湾为中转点，连接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港。

== 参考文献 ==


应用程序接口

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API）是一种计算接口，它定义多个软件中介之间的交互，以及可以进行的调用（call）或请求（request）的种类，如何进行调用或发出请求，应使用的数据格式，应遵循的惯例等，又称应用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还可以提供扩展机制，以便用户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现有功能进行不同程度的扩展。一个API可以是完全定制的，针对某个组件的，也可以是基于行业标准设计的以确保互操作性。通过信息隐藏，API实现了模块化编程，从而允许用户实现独立地使用接口。

概要
应用程序接口是指电脑操作系统或程式函式库提供给应用程式呼叫使用的程式码，其主要目的是让应用程式开发人员得以呼叫一组例程功能，而无须考虑其底层的原始码为何、或理解其内部工作机制的细节。API本身是抽象的，它仅定义了一个介面，而不涉及应用程序在实际实现过程中的具体操作。
例如，图形库中的一组API定义了绘制指标的方式，可于图形输出设备上显示指标。当应用程式需要指标功能时，可在引用、编译时连结到这组API，而执行时就会呼叫此API的实现（库）来显示指标。
应用程序接口可以是一组数量上千、极其复杂的函数和副程式，可让程式设计师做很多工作，譬如“读取文件”、“显示选单”、“在视窗中显示网页”等等。操作系统的API可用来分配记忆体或读取档案。许多系统应用程式借由API接口来实现，像是图形系统、资料库、网路Web服务，甚至是线上游戏。
与用户界面（将计算机连接到人）形成对比的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将计算机或软件模块彼此连接。它并不是为直接由人（终端用户）使用而设计的，除非是计算机程序员在将其整合到软件中。API通常由作为程序员可用的工具或服务的不同部分组成。使用API这些部分中的一个的程序或程序员被认为是“调用”API的那部分。构成API的调用也被称为子程序、方法、请求或端点。API规范定义了这些调用，意味着它解释了如何使用或实现它们。
API的一个目的是隐藏系统工作的内部细节，仅暴露出程序员会觉得有用的那些部分，并即使内部细节稍后发生变化也保持它们的一致性。API可以为一个特定的系统对定制构建，或者它可能是一个允许多个系统之间互操作的共享标准。
APIs适用于编程语言、软件库、计算机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硬件。API起源于1940年代，尽管这个术语直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才出现。现代对API这个术语的使用经常指的是网络API，它们允许通过互联网连接的计算机之间进行通信。API的最新发展促进了微服务的流行，这些微服务是通过公共API访问的松散耦合服务。
应用程序接口有诸多不同设计。用于快速执行的接口通常包括函数、常量、变量与数据结构。也有其它方式，如通过解释器，或是提供抽象层以遮蔽同API实现相关的信息，确保使用API的代码无需更改而适应实现变化。
应用程序接口经常是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的一部分。

API种类
API又分为（Windows、Linux、Unix等系统的）系统级API，及非操作系统级的自定义API。作为一种有效的代码封装模式，微软Windows的API开发模式已经为许多商业应用开发的公司所借鉴，并开发出某些商业应用系统的API函数予以发布，方便第三方进行功能扩展。如Google、苹果电脑公司，以及诺基亚等手机开发的API等等。

面向对象语言的API
JAVA API 列表

库与框架的API
Windows API
微软Windows的DirectX
Simple DirectMedia Layer（SDL）

API与协议
LDAP应用程式介面

API与设备接口
PC BIOS调用接口
ASPI for SCSI device interfacing

Web API
Google地图的API
MediaWiki API

数据类API
用于用户身份识别的API，对用户身份进行核验，对开展活动进行风险有效性规避。
用于活动数据三方对接的API，将一方活动关键性数据，传递给另外一方。多用于集成系统的场景应用。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设计好的应用程序接口之法及其重要性 （英文）
如何写应用程序接口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 可实现的范例，并带有详细的代码及原因。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通向企业应用集成（EAI）之路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英文）
ISO/IEC JTC 1 Directives, 5th Edition Version 3.0, Annex J: Guidelines for API standardiza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英文）

参见

软件工程
介面
文档对象模型


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英语：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缩写：WMO；法语：L'Organisation météorologique mondiale，缩写：OMM；世界语：Monda Organizaĵo pri Meteologio，缩写：MOM）是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之一。其前身为国际气象组织（英语：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缩写：IMO）。

干部
秘书长为阿根廷国家气象局(SMN)前局长席勒斯特·绍罗（Celeste Saulo）
副秘书长为美国的科巴雷特（Ko Barrett），曾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全球气候变迁计画主任
助理秘书长为来自加纳的托马斯·阿萨雷（Thomas Asare），会计师出身，曾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财务和行政管理司主计长兼司长及非洲联盟委员会规划、预算、财务和会计部主任。

历史
1873年，国际气象组织在维也纳成立。1946年7月，挪威学者海塞贝格博士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气象组织的会议上，起草了一份《世界气象公约草案》，并提议国际气象组织改名为“世界气象组织”、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1947年9月，国际气象组织在华盛顿特区召开大会，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公约》（The Convention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决定成立“世界气象组织”。1950年3月23日，公约正式生效，国际气象组织正式更名为世界气象组织。1951年，世界气象组织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并开始运作。1960年6月，世界气象组织决定将公约生效日期和世界气象组织更名日3月23日定为世界气象日。截止2013年1月1日，有19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这一组织。

世界气象日
世界气象日定在每年的3月23日。

区域协会的会员资格列表
第一区（非洲）
第一区由非洲国家和一些前殖民国家组成。 第一区有57个成员国，没有成员地区：

非成员：

 赤道几内亚

第二区（亚洲）
第二区有33个成员国和2个成员地区。 第二区成员国是：

附属成员地区：

 香港
 澳门

第三区（南美洲）
第三区由南美国家组成，包括法国属地的法属圭亚那是法国的海外地区。 它共有13个成员国，没有成员地区：

第四区（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第四区由北美，中美洲和加勒比的状态组成，包括在该区域内具有依赖性的三个欧洲国家。 它共有25个成员国和3个成员地区。 成员国是：

第五区（西南太平洋）
第五区由22个成员国和2个成员地区组成。 成员国是：

第六区（欧洲）
第六区由欧洲的所有州以及一些西亚组成。 它有50个成员国：

成员不止一个地区的国家
共有十个成员国在不止一个地区拥有会员资格。 两个国家是四个不同地区的成员，八个国家是两个地区的成员。 这些国家及其地区如下：

注释
参考文献
参阅
外部链接

官方网站
（简体中文）世界气象组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新华网
Public website. WMO.   [2023-08-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9-29）.
官方网站  (as of October 2018, this functions as a WMO Extranet for the WMO Community as an interim solution until a new WMO Community website can be launched)
International List of Selected, Supplementary and Auxiliary Ships. International Comprehensive Ocean-Atmosphere Data Set (ICOADS). 1999  [2019-06-08]. Pub 4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0-07）. Including country codes
World Climate Conference-3 (WCC-3). WMO. Aug 2009  [2019-06-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08）.


金砖四国

金砖国家（英语：BRICS）为一个由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其创始会员国为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及中国（China）；2010年12月23日南非（South Africa）正式加入后称金砖五国。2023年峰会后宣布扩充，邀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根廷及沙特阿拉伯成为金砖国家的正式成员；然而阿根廷于新总统哈维尔·米莱上台后撤回入会申请，沙特其后亦称需时慎重考虑入会事宜故暂缓申请。2024年12月24日，俄罗斯宣布金砖国家伙伴国名单，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干达成为金砖伙伴国。2025年1月6日，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国。2025年1月17日尼日利亚正式成为金砖伙伴国。
金砖国家人口和国土面积在全球占有重要份额，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组织中国家的共同点为领土面积大、人口多、发展中国家以及被认为有一定甚至巨大的发展潜力。所以可以说在可见的未来里，这个组织或者组织中某个或多个国家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甚至领导全球经济。

历史
金砖四国（2009年—2010年）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来自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国名开头字母所组成的词BRIC，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其发音同英文的“砖块”（brick）一词。
2003年，奥尼尔在一份题为《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的研究报告中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洗牌，“金砖四国”将超越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日本一起跻身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高盛这份报告出台后，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广泛关注，“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由此风靡全球。
另外，金砖四国的概念，有时也用来定义这四国在2002年所签署关于贸易与合作的协定。实际上，由于高盛该份研究报告被广为接受，金砖四国的概念被广泛的用来定义这四个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市场，甚至更一般的用来定义所有新兴的工业国家。
最初“金砖四国”的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6年至2008年，金砖四国经济平价增产率为10.7%。随着四国经济快速增长，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金砖五国（2011年—2023年）
2010年12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迈特·恩科阿纳─马沙巴内通电话时表示，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South Africa）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合作机制，合称金砖五国，2011年1月1日正式生效。

金砖九国（2024年）
2023年8月24日，在2023年金砖国家峰会上，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四方获接纳为金砖国家成员，2024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次扩张期望能提高新兴市场的代表性，以及减低对美元的依赖。巴西总统于2023年8月甚至提出，金砖国家之间应该采用共同货币，以利跨国投资、贸易。
这份邀请名单原本包括阿根廷，但在2023年阿根廷大选之后，有报道称被提名为阿根廷外长候选人的戴安娜·蒙迪诺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中表示“我们将停止与巴西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同时声称阿根廷将不会加入金砖国家。而后续蒙迪诺在接受阿根廷TN新闻电视台采访时指出“他们说我们将与巴西和中国断绝关系。这些都是没有道理和逻辑的事情……”，为阿根廷与巴西和中国的关系作出了部分澄清，但没有提及金砖国家。12月1日，阿根廷当选总统哈维尔·米莱透过蒙迪诺表示确认暂不接受加入金砖的邀请，但保留日后重新考虑加入的权利。12月29日，米莱本人代表阿根廷政府，再次写信给金砖各成员国（包括新加入的4国）领导人确认阿根廷撤回加入申请。
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并未如期确认加入金砖国家机制，但表示仍在检视是否加入。 同年10月22日，在于俄罗斯喀山召开的高峰会上，沙乌地阿拉伯派遣了外长费瑟亲王（Prince Faisal bin Farhan）代表国王出席。在普京主持的峰会现场，沙国旗帜与其他会员国并列，但在首脑团体合照期间，费瑟没有上台。
2024年7月28日，马来西亚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除此之外，在同年10月24日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金砖峰会上，还邀请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泰国、土耳其、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作为金砖伙伴国。
2024年12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干达将于2025年1月1日正式成为金砖伙伴国。

金砖十国（2025年—）
2025年1月6日，印度尼西亚正式加入组织。2025年1月17日尼日利亚正式成为金砖伙伴国。

研究报告
高盛的研究报告认为，印度、巴西、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极好（截至2019年），四国将在2050年位列世界最强经济体。这篇研究报告是由高盛的全球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主持编写的。报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印度在2032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国合计的GDP可能在2041年超过西方六大工业国（G7中除去加拿大），这样，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无论从任何方面讲，它们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四个国家，既不是像欧盟一样的政治联盟，又不是像东盟一样的贸易联盟。但是，这四个国家已经逐步开始开展政治合作，来加强其政治地位，比如影响联合国的决定；或者通过政治合作协议，来迫使美国让步。

《金砖四国之梦：通向2050之路》（2003年）
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已经或者正在改变自己的政治体制，以适应全球资本主义。高盛预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分别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制成品和服务提供者，其中中国盛产稀土，而巴西和俄罗斯相应的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原材料提供者。鉴于巴西和俄罗斯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提供所需的原材料，合乎逻辑的预测表明，金砖四国将更加广泛的合作。据预测，“金砖四国”将有能力组成强大经济集团，从而取代现在八国集团的地位。巴西盛产大豆和铁矿石，而俄罗斯有极为丰富且丰沛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早在冷战结束时或更早时期，组成“金砖四国”的各国政府就都开始了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使他们进入世界经济。为了竞争，这些国家曾同时强调了教育，引进外资，国内消费和国内产业的发展。研究认为，印度有潜力成为在未来的30至50年里“金砖四国”中发展最快的国家。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和巴西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将晚于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后续报告（2004年）
继其最初的2004年“金砖四国”研究报告后，高盛世界经济小组又发布了后续报告。这份新的报告将分析结果更推进了一步，并著重聚焦在这四国经济的发展将给世界市场带来的影响。报告估计，金砖四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份额将从2003年的20%增长到2025年的40%。同时，他们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从2004年的大约10%增至2025年的超过20%。而且，在2005年到2015年间，这些国家将有超过8亿的人跨过$3,000的年收入门槛。据计算，在2025年这些国家将约有2亿人的年收入超过$15,000。因此，市场需求的大回升将不仅仅影响必需品，也会影响到价格较高的品牌产品。报告指出，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在10年之后是印度，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
尽管增长率结存果断地活跃朝向金砖四国的经济，高水准经济地区个人财富程度会持续超越平均金砖四国水准。高盛证券估计到2025年八大工业国组织（G8）成员国地区的年收入会超过$35,000，反而只有2,400万名金砖四国居民才有相同收入水准。报告强调指出印度能源的大型无效率，及引人注目地提及金砖四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极小代表权。过往矛盾凸显金砖四国的庞大人口，而且使金砖四国的总财富相当容易使六国高峰会成员国地区失色，及同时令年收入会保持于当今工业国家基准之下。上述现象会持续影响全球市场；随著跨国公司试图从金砖四国的取得优势，例如由金砖四国的庞大潜质市场生产廉价汽车及其他金砖四国居民负担得起的产品，来替代昂贵的奢侈汽车品牌。

金砖峰会
2008年5月，“金砖四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会谈，并决定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全面合作。同年7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日本洞爷湖参加八国集团系列会议期间，曾举行会晤。9月，“金砖四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会议，就千年发展目标、南南合作、气候变化、能源及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1月，“金砖四国”财政部长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会议，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之能够正确反映世界经济的新变化。
有观点认为金砖四国将形成一个“政治俱乐部”或“联盟”，从而“把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转换为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Robert Schrire认为，金砖具有向西方表态不追随其领导模式的象征意义，但在经济效益上仍有限。

此外，2011年11月至2019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分别在G20峰会期间进行了九次非正式会晤。

各成员现任领导人物
经济指标
近年来，大部分金砖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受油价下跌和西方国家因克里米亚危机的制裁所影响，2014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萎缩0.6%，2015年第二季萎缩4.6%，第三季萎缩4.1%，卢布兑美元一度贬值至70元的水平。2015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三个季度，第三季同比萎缩4.5%，财政预算赤字创20年来最高。南非的经济增长亦继续放缓，2015年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7%，增长乏力且前景黯淡。中国的经济也在2014年后出现了下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滑落到7%以下。如今金砖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印度仍然维持较稳健的经济水平。高盛在2015年因表现不佳，关闭了旗下的金砖国家（BRICs）基金。

未来扩大
2022年，阿根廷确认应东道国中国邀请出席2022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并表示希望永久加入该集团。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后，伊朗和阿根廷已就加入金砖国家提交申请。沙特阿拉伯对成为金砖国家的正式成员表示强烈兴趣。
2023年8月8日，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娜莱迪·潘多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3个国家的领导人已正式表达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娜莱迪·潘多尔称，这些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巴林、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伊朗、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和越南。
墨西哥、土耳其、巴基斯坦、乌拉圭、阿富汗、安哥拉、科摩罗、刚果（金）、加蓬、几内亚比绍、利比亚、缅甸、尼加拉瓜、南苏丹、苏丹、叙利亚、突尼斯、索马里、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等也表示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
2023年阿根廷大选之后，新任总统哈维尔·米莱于2023年12月29日确认阿根廷撤回加入申请。
2024年5月28日，泰国内阁会议批准泰国加入金砖国家的意向书草案，并准备于短期内提交正式申请。
2024年6月初，土耳其外长再度表达加入该集团的意愿。同月26日，马来西亚加入金砖国家。金砖年度轮值主席国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并指出，该集团将暂时停止吸收新会员加入，而将致力于2023年以来新会员的整合。
2024年8月21日，阿塞拜疆外交部表示，阿塞拜疆已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阿尔及利亚曾于2023年提交加入金砖国家成员国的申请，但于2024年9月宣布撤回申请。
2024年10月5日，叙利亚方面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但因叙利亚复兴党政权于2024年12月8日被推翻，未确定是否撤回申请。

其他关系
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提出“金砖+”概念，邀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金砖国家合作，出席的有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泰国领导人。
2024年11月11日，白俄罗斯成为首个金砖国家伙伴国。

接受度
根据盖洛普2023年10月至12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从未听说过金砖国家，但西方国家对该联盟的负面态度比其他国家要严重得多。最负面的态度出现在瑞典 (45%)、西班牙 (30%)、美国 (30%)、葡萄牙 (29%) 和乌克兰 (29%)，而最正面的净态度出现在俄罗斯 (38%) ） 、伊朗（37%）、奈及利亚（36%）、沙乌地阿拉伯（33%）和马来西亚（32%）。在印度，36%的人对金砖国家持正面看法，29%的人持负面看法。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官方网站


冰雹

冰雹（hail，也称雹），俗称“雹子”，是从空中降落的呈球形或不规则形状的冰块，产生于猛烈发展的积雨云，多出现于晚春和夏季的午后，是中小尺度天气系统造成的一种强对流天气，易给农业等带来经济损失。“冰雹”和“霰”（俗称“雪子儿”等）不同：后者多伴随降雪出现，常被公众误以为属于冰雹。

形成
冰雹是以“雹胚”（直径约0.2～0.3mm，主要是大的过冷水滴，也可由尘埃、冰晶等充当）为核心，在云中反复碰冻过冷水滴形成的。具有特定气象条件的雷暴云可降下冰雹（这类雷暴系统可称“冰雹云”或“雹云”）。这些条件包括：一、斜升气流强度较大，以托住较大的雹粒——通常气流上升速度越大，可降落的雹块直径越大（由于上升气流强，雹云通常外观高大）；二、存在含水量丰富的水分累积区，且这一丰水区达到一定的厚度（一般不小于1500m）；三、气流最大上升速度区和水分累积区的高度需在0℃层以上（即低于冰点），这样水分累积区可提供充分的过冷水滴；四、0℃层高度适当（以 600hPa / 4000m 左右为最佳），若太高则冰雹下落过程中将融化，若太低则不利于云体发展；五、云中水分累积区的条件适宜雹块生长（如上升气流较弱等），能提供冰雹生长区（或称“雹源”）：雹块并非主要在强斜升气流中生长，而是在水分累积区生长，之后随垂直环流运动降落并重新进入强斜升气流，再进入弱上升气流区生长，如此反复循环，直至强斜升气流已不再能承托大雹粒的重量为止。（大雹因而有明暗交替的多层结构。）除较弱的冰雹可由对称型风暴云（一般雷暴）降下之外，雹云通常是三种典型强雷暴之一，尤其是强雹暴多半为超级单体。

分布
冰雹大多发生在中纬度内陆地区，在赤道和两极较少，在海洋上也较少。从局地条件看，冰雹分布是山区多、平原少。这是因为山区地形复杂，受热差异大，空气垂直运动发展，冰雹较易于形成。

危害
冰雹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作物枝叶、茎干和果实产生损伤，造成作物减产或欠收。除此之外，冰雹出现时常伴有强风及剧烈的降温，还产生雷电现象，从而带来各种危害，例如建筑物的破坏和人员的伤亡。

图片展示
参考文献
参见
霰（软雹）
霙（雨夹雪）
1999年悉尼雹暴

外部链接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雪和雹的区别-天气知识 宁波天气政务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共和国（西班牙语：República de Honduras），通称洪都拉斯（Honduras），是位于中美洲的共和制国家，西侧国界，北半部与危地马拉接壤，南半部与萨尔瓦多相连；南邻尼加拉瓜边界；东、北面滨加勒比海；南面（偏西）以丰塞卡湾为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本土以外加勒比海上还有天鹅群岛、海湾群岛等领土。

国名
在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当西班牙航海家沿海岸线发现的深水区，用西班牙语说就是：las honduras、fondos 或 profundidades，其含义分别为：深处、底部或深邃之处。相传，西班牙航海家克里斯多福·哥伦布1502年最后一次（第四次）航海至新大陆时，船队遭遇风暴，最终脱险后，他不禁感叹道：¡Gracias a Dios que salimos de estas honduras!（“感谢上天，终于走出了这片深不可测的水域！”）。遂以“无底深渊”（honduras）命名这片土地，“洪都拉斯”由此得名。
然而，传说终归是传说。在克里斯多福·哥伦布的著作以及摘要文字中，从未出现过“洪都拉斯”这个名字。据雷克吕斯称，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起的这个名字，但罗兰多·塞拉亚和费雷拉表示，第一个使用“洪都拉斯”名称的人很可能是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和比森特·亚涅斯·平松，他们在 1508年决定自行探索此地。它得名于洪都拉斯加勒比海沿岸的漫长海滩有利于抛锚，也就是说，让船只尽可能靠近海岸而不致搁浅。具体而言，可能是指特鲁希略湾锚地，而在西班牙莱昂方言中,“锚地”即说成“fondura”。在1580年之前，只有东部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附近开阔地区被称为洪都拉斯，而伊古埃拉斯（Hibueras 或 Higüeras）则指西部；直到16世纪末，“洪都拉斯”才被用于指代全境。明代《坤舆万国全图》称之为“酆度蜡”。清代徐继畬《瀛寰志略》中则称之为哄都拉斯。
在欧洲殖民美洲之前，三方联盟和库斯卡特兰的纳瓦人称今天构成洪都拉斯的领土为“索兰”（Solan），在纳瓦特尔语中意为“鹌鹑地”。其他迹象表明，该国可能还有过“瓜伊慕拉斯”（Guaymuras）和“阿特南提特克”（Atenantitech）的称谓。曾有征服者称此地为“新埃斯特雷马杜拉”。

历史
4～7世纪，洪都拉斯西部为玛雅文明中心之一，洪都拉斯境内最大、最著名和研究最多的遗址是科潘，该遗址位于玛雅文明的边境地区。在9世纪与其他低地文明中心一起衰落。。
1502年哥伦布到达洪都拉斯的海湾群岛，为宏都拉斯与欧洲接触之始，1524年西班牙军队开始征服洪都拉斯，同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洪都拉斯于1821年9月15日宣布独立，但1822年被并入墨西哥第一帝国。1823年加入中美洲联邦，1838年10月退出中美洲联邦，成立共和国；但洪都拉斯对于中美洲联合的想法热情不减。1840年宏都拉斯在危地马拉独裁者拉斐尔·卡雷拉支持下，保守派弗朗西斯科·费雷拉建立独裁政府。1853年以后，洪都拉斯国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经常发生政变和内战，政权更迭频繁，自1821年独立以来至1978年，共发生139次政变，是拉丁美洲政变最频繁的国家之一。金、银矿业遭到破坏、影响经济发展甚巨。从1840年代起，英国侵占洪都拉斯东部地区和海湾群岛，修建铁路，并取得大片土地的租让权。
20世纪初，联合果品公司和标准果品公司攫取北部沿海平原大片土地，发展香蕉种植园。在联合果品公司的控制下，洪都拉斯成为以香蕉种植为主的单一经济国家，到1930年香蕉出口占世界第一位，被称为“香蕉共和国”。
1969年，宏都拉斯与邻国萨尔瓦多因1970年世界杯足球赛北美外围赛作为导火线，发生了为时仅6日的战争，原因则为两国的国营传播媒体均煽动仇视对方的国民与政治，使洪都拉斯政府下令将成千上万的萨尔瓦多劳工驱逐出境。最后导致足球战争。
1982年，洪都拉斯才结束了连续多年的军人独裁统治，通过了新宪法，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但政局仍不稳定，2009年宏都拉斯军事政变后，民选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被军方驱逐出境。2014年1月就任总统的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是几十年来一直禁止连任总统的洪都拉斯首位第二任总统，不过他在2017年的连任引发了抗议和暴力事件。2021年11月28日，反对派自由与重建党左翼总统候选人、前第一夫人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在总统选举中以53%的得票率成为洪都拉斯首位女总统。

地理
洪都拉斯位于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之间，东北部是未开发的大型低地丛林，西北部是人口稠密的低地河谷，可可河将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分开。洪都拉斯拥有三个不同的地形区域：广阔的内陆高地和两个狭窄的沿海低地。内陆是山区，约占该国地形的80%。北部较大的加勒比低地和与丰塞卡湾接壤的太平洋低地以冲积平原为特征。三个自然地理区域的气候类型各不相同。加勒比低地属热带潮湿气候，高温多湿，全年降雨分布相当均匀。太平洋低地属热带干湿气候，气温高，但从11月到4月有明显的旱季。内陆高地也有明显的旱季，但作为热带高地气候的特征，该地区的温度随著海拔升高而降低。
该地区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发现了许多植物和动物物种。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它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洪都拉斯拥有超过6,000种维管植物，其中超过十分之一是兰花，还拥有大约250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700多种鸟类，110种哺乳动物其中一半是蝙蝠。伐木导致的森林砍伐在奥兰乔省十分猖獗。在很大程度上未开发的蚊子海岸地区，为农业而开垦土地很普遍，导致土地退化和水土流失。洪都拉斯2019年森林景观完整性指数平均得分为 4.48/10，在全球172个国家中排名第126位。约华湖是洪都拉斯最大的淡水水源，被采矿活动产生的重金属污染。一些河流和溪流也被采矿污染。

经济
洪都拉斯经济状态在中美洲算中下，2012年估计洪都拉斯的人均GDP为2,323美元，产值最高前五种产业为咖啡栽种业、香蕉栽种业、养虾及吴郭鱼养殖业、棕榈油业及成衣加工业。
洪都拉斯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2013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该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咖啡（3.4 亿美元），占洪都拉斯总出口收入的22%。在1998年米奇飓风摧毁几乎所有香蕉园之前，香蕉乃是该国第二大出口品，它在2000年仅恢复到米奇飓风之前水平的57%。养殖虾是另一个重要的出口部门。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北部城镇开始通过加工厂进行工业生产，特别是在圣佩德罗苏拉和科尔特斯港。
当地出产木料、金、银、铜、铅、锌、铁矿，锑、煤、鱼，有丰富的水力与农业资源，农产出口以咖啡、香蕉为大宗，其中美国即占宏都拉斯农产品出口值约6成，系该国重要创汇来源之一。2012年农业产值占GDP比重12.6%，制造业及服务业则分别占26.7%及60.5%
。相较之下，宏都拉斯的工业基础较为缺乏，宏都拉斯长期面临高额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及外债之问题，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之列为高负债贫穷国。2010年1月，新政府上任，采行一连串经济成长措施，使2010年宏都拉斯经济成长较2009年受政变影响略微恢复，达2.6%，但因宏都拉斯因原物料及民生用品进口依赖大、基础建设不甚完善、科技发展落后，其整个经济发展之动力来源仍须仰赖外人投资。
2015年，宏都拉斯在侨汇持续成长与咖啡出口成长乐观的情况下，可望走出2014年赋税改革冲击，预估经济成长率约在2.5％到3.5％间。

行政区划
洪都拉斯一共有18省：

政治
宏都拉斯宪法规定，洪都拉斯实行共和、民主和代议制。国民议会（一院制）为最高立法机构。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和军事最高统帅。洪都拉斯国民议会有128名议员，由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任期四年。2012年底，“耶稣会反思、研究和传播团队”（ERIC）联合中美洲大学采访了1,540人，发现60.3%的人认为警察参与了犯罪，44.9%的人对最高法院“没有信心”，72%的人认为2012年11月的初选存在选举舞弊，56% 的受访者认为2013年总统、立法和市政选举会出现舞弊。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于2017年的一场双方得票非常接近的选举中成功连任后，引起了抗议和暴力。2017年12月，赫南德兹在部分重新计票后被宣布为选举获胜者，并于2018年1月宣誓就任第二个任期。
由于大西洋沿岸的蚊子海岸边界争端，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在2000年和2001年初关系紧张。尼加拉瓜因争端对洪都拉斯商品征收35%的关税。2009年6月，一场政变推翻了曼努埃尔·塞拉亚总统；他被一架军用飞机带到哥斯达黎加。联合国大会投票谴责政变，并呼吁恢复塞拉亚的职位。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暂时断绝了与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2023年3月27日，洪都拉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与中华民国断交。

人口
至2021年止，洪都拉斯的人口总数为10,278,345人。 2010年15岁以下人口的比例为36.8％，15至65岁为58.9％，65岁或以上为4.3％。
洪都拉斯社会的种族比例为90％的麦士蒂索人，7％的美洲印第安人，2％的黑人和1％的白人（2017年）。
洪都拉斯人口的男女比例为1.01。 出生比率为1.05，15-24岁比率为1.04，25-54岁比率为1.02，55-64岁比率为0.88，65岁或65岁以上比率为0.77。2015年洪都拉斯的性别发展指数为.942，女性HDI为.600，男性为.637。男性和女性的出生预期寿命分别为70.9和75.9。洪都拉斯的预计受教育年限为男性10.9岁（平均6.1岁）和女性11.6岁（平均6.2岁）。以上数字并未显示男性和女性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性别差异，洪都拉斯的人均GNI很大。男性的人均GNI为6,254美元，而女性仅为2,680美元。洪都拉斯的总体GDI高于其他中等人类发展指数（HDI）国家（.871），但低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GHDI（.981）。
自1975年以来，随著经济移民和政治难民在其他地方寻求发展机遇，洪都拉斯的移民活动开始加速。大部分的洪都拉斯侨民居住在美国。2012年美国国务院的一项估计显示，当时共有80万至100万洪都拉斯人居住在美国，占洪都拉斯人口的近15％。这一数字非常不确定，因为许多洪都拉斯人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居住在美国。在201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中，有617,392名居民被确定为洪都拉斯人，而2000年为217,569人。
由于执法资源不足，洪都拉斯的犯罪率居高不下，2015年洪都拉斯的谋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60人，是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由于政府和企业在2014年采取措施改善旅游安全，罗阿坦和海湾群岛的犯罪率低于洪都拉斯本土 。在人口较少的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地区，贩毒活动猖獗。洪都拉斯的监狱亦非常危险，黑社会火并导致的暴力冲突屡见不鲜，2013年，洪都拉斯首都近郊一座监狱发生骚乱，造成3死、12人受伤之后，总统洛沃下令这座主要监狱实施军事化管理。

文化
宏都拉斯有两项世界遗产，为科潘的玛雅遗址与普拉塔诺河生物圈保护区。
至2004年为止，洪都拉斯的受教育人口大约占83.6%，净小学入学率为94%，。洪都拉斯拥有多所双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和三语（西班牙语附英语、阿拉伯语和德语）学校。洪都拉斯的高等教育由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管理，该中心位于洪都拉斯多个重要城市。洪都拉斯著名的高等学院除国立自治大学外还有宏都拉斯天主教大学、圣佩德罗苏拉大学、中美洲科技大学、洪都拉斯科技大学等。
虽然大多数洪都拉斯人名义上信奉罗马天主教（被认为是主要宗教），但洪都拉斯天主教会的成员数量正在下降，而新教教会的成员数量正在增加。2008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根据CID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1.4％的人口认为自己信奉天主教，36.2％认为自己信奉福音派新教，1.3％声称来自其他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拉斯塔法里教等，11.1％不属于任何宗教或不予回应。8％的人报告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

交通
宏都拉斯有两大主要国际机场，分别为德古西加巴的通康丁国际机场与圣佩德罗苏拉的拉蒙·比列达·莫拉莱斯国际机场，此外在罗阿坦、拉塞瓦、特拉等城市也有机场。宏都拉斯陆上交通以公路为主，铁路只用于运输香蕉和甘蔗等农产品。宏都拉斯有科尔特斯港、特拉、拉塞瓦等海港，该国也是权宜船旗国之一。

图集
参考资料
外部连结

宏都拉斯政府官方网站 （西班牙文）
《世界概况》上有关Honduras的条目 （英文）
开放目录项目中的“洪都拉斯” （英文）
 维基媒体的洪都拉斯地图集  （英文）


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学（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也称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IS）、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IA），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领域为战争与和平、合作、一体化、国际组织等国际体系层面的政治现象。国际关系既是学术的领域，也是公共政策的领域。作为政治学的一部分，国际关系也和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紧密联系。从全球化到领土纠纷、核危机、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人权，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议题。国际关系的思想雏形散见于古典政治哲学家们，但专门探讨过国际关系问题的很少。
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视作国际关系创立的直接原因，1919年阿伯斯威大学设立国际关系教席被视为学科初步创立的标志。192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国际政治院系与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同时建立。1928年，芝加哥大学建立国际关系委员会，成为美国第一个提供国际关系研究生课程的学校，学科逐渐成熟。学科发展一百年以来，经过四次范式间争论，目前学界形成了三大主要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等。

思想传统
国际关系学虽然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这绝不意味这前人从未思考过国际关系问题，正如理查德·勒博指出的那样，“国际政治思想与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一样古老”。但是，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并不为我们所熟知，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数量很少：当我们仔细查阅政治思想的经典著作时，我们会发现专门谈论国际关系问题的微乎其微。对于国际关系的思想传统的梳理，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学家马丁·怀特曾经提出了三分法，并广为学界所接受：现实主义传统、理想主义传统、革命主义传统。

现实主义传统
现实主义传统又称马基雅维利传统，其代表人物有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让·博丹、霍布斯、大卫·休谟、黑格尔等。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众多的主权独立国家都不承认有高于自己本国政治权威的存在，所以最后国际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战争。现实主义传统的鼻祖是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而现实主义传统的核心人物是霍布斯，他提出的自然状态思想便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雏形。霍布斯认为在一个社会内由于自然状态会陷入“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所以产生了社会契约来保障和平，人民把一部分权力让渡给主权者。但他指出这种社会契约在国家这种政治单元之间是不可能达成的：“每一个共和国都拥有绝对的自由，对于那些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情，他们就可为所欲为”。

理性主义传统
理性主义传统又称格劳秀斯传统，代表人物有格劳秀斯、约翰·洛克、边沁、埃德蒙·伯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伍德罗·威尔逊。他们共同指出，国际关系首先是一种国际交易，主权国家之间政治被一种制度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所主导和制约。以格老秀斯和约翰·洛克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坚持，自然状态并不像霍布斯认为的那样必然导致战争。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人的本性中有群居的需要，这种需要要求人们与他们的同类共同过和平而符合理性的生活，而战争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而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尽管是一种自由状态，但绝对不是一种放任状态”。

革命主义传统
革命主义传统，又称康德传统。这种传统的代表人物是卢梭、康德、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意识形态起点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信念：国际关系首先处于一个“国际大家庭”之中。尽管不存在超越国家的权威，但所有的国家组成了一个道德和文化整体，并且指定了某种基于道德和文化的规则和法律义务。革命主义传统总是运用规范性的语言探讨国际关系，并期望一种“大同世界”。如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便认为“在理性的推动下，各种政治实体的无法相容的个性反而会推动他们走出战争状态，并进入一个“国际联盟”的时代。马克思则以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待国际关系，在他看来国际关系只是世界共同体历史进程中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时期，在未来的历史运动和阶级斗争中，国家将不复存在，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全人类将建立一个消灭了资产阶级连带它自己的“无阶级性的全球社会”。

发展历史
一战后到二战前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受到承认，进入到现代大学学术体系之中：在1919年，英国威尔士阿伯斯威大学的戴维·戴维斯教授首次将“国际关系”课程引入大学讲坛。亚伯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建立国际关系学系的大学。随后在192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立了国际关系学系。同年欧洲大陆上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专注国际关系的高等院校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学创立的直接原因。
西方大学的领导们由于一战所呈现出的空前残酷的屠杀与杀戮，在疑惑和惊恐中设置了第一批有关国际关系研究的科系，他们并将“为促进各国间和平寻找最佳手段”作为这一新生学科的研究使命。但是这个手段是那些十九世纪奉行“均势”与“权力政治”的欧洲贵族外交家所无法找到的，因为在首批真正意义的国际关系学家看来，正是这种陈旧而灾难性的政策才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作为阿伯斯威大学国际政治讲席的第一主讲人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齐默恩指出，从修昔底德到克劳塞维茨，有关“人永远是自私的和有攻击性的”推论就是“鹦鹉学舌”。对于初期的国际关系学家来说，战争并非源于本能。吉尔贝特·默里强调，“战争只是国家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并不是个人本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政治计划。战争就如同颁布所得税法一样，既不出于人的本能，也非来自人的天性”。
一战后的早期国际政治学者也被学界称为自由国际主义者或者理想主义者，其思想具有强烈的规范性。作为自由国际主义者的早期国际关系学者推断，战争是可以被制止的，只要这个世界的人民能够意识到以下事实：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动用武力是毫无意义的、破坏性的，因为国民的福祉、国家的力量并非来自武装力量，而是体现在与之有关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赫德利·布尔指出自由国际主义的突出特点在于他们都相信曾经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体系可能转变为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他们也相信在新兴民主思想、国际联盟的发展、和平人士的不懈努力及其广泛智慧传播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一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他们更加相信国际关系学研究者的责任就是见证这一进步战胜无知、伤害、恶意和蝇头小利的过程————这些因素仍然在阻碍着这一体系的转变进程“。

第一次范式间争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学发展初期理想主义者理论中的强烈的规范性特征后来备受指责。尤其，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体系的衰败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一些不民主的政权获得了相当成功，再加上当时的全球经济危机。佛雷德里克·舒曼等学者开始挑战自由国际主义，提出一种新研究途经以代替旧的研究途经。新的研究途经的关注重点主要是实力层面而不是法律层面，其中的核心是权力关系：“一切政治都是对权力的争夺，权力才是国际政治领域所追求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对国际政治成为权力政治的构想进行了系统阐述。爱德华·卡尔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批评道，在1914~1918年混乱状况下问世的自由国际主义，其初始目标就是为了制止“国际政治团体的通病”——战争。然而，正是这一源头导致了它的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常常会把愿望当成现实：“同其他处于初始阶段的科学一样，国际政治学曾经承担了自己的乌托邦色彩：愿望重于思想；所做的观察流于泛泛；从来不注意对事实进行批判性分析”。
由爱德华·卡尔撰写的于1946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可以被看作是国际政治学的第一个转折点：它宣布了自由国际主义乌托邦的死亡，也标志着现实主义理论的兴起。以爱德华·卡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坚信国际关系学可以为未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乌托邦思想是错误的，他们还接受了一个他们所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实，即“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始终是实力政治”。由此，现实主义者也设定了自己的发展目标：也就是分析权力政治现象中的“前因后果”。第一次范式间争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现实主义者战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想主义而告终，甚至到后来，“理想主义”变为了一个充满贬义的语汇。1948年，权力政治学派的学者汉斯·摩根索出版了传世作品《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并在书中提出了六个“国际政治学公设”，这标志着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

第二次范式间争论：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
正当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走向成熟之际，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界打着“所有科学方法必须统一”的旗号的“行为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国际关系学。行为主义者认为，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与欧洲外交史和古典政治哲学之间充满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须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决裂。因而第二次范式间争论便在20世纪50~60年代兴起，争论双方分别为古典现实主义者和形势分析或定量分析法的支持者。
自从1954年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理查德·斯奈德首先运用行为主义将“决策过程”引入国际关系学之后，许多非国际关系学科班出身的行为主义学者纷纷被吸引到国际关系学中来——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数学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生物学家阿纳托尔·拉波拉特、物理学家赫曼·卡恩等等。这也导致了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划时代著作的问世：1957年卡普兰所著之《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对国际政治学科中的概念进行了严谨的规定；斯莫尔、辛格提出的“战争相关计划”理论对战争与和平进行了深入的定量分析；1957年卡尔·多伊奇运用控制论的研究路径在《政治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区域》中提出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在争论期间，现实主义者一面维护自身“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吸收了行为主义的各种分析方法，接受了行为主义者对国际关系学的各种批评。而行为主义者最终也承认，“行为主义分析方法本身存在着许多局限，而指望单靠行为主义对世界政治形成完全正面的认识，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目标”。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二次范式间争论，在70年代逐渐减弱，最终，国际政治学接受行为主义的定量分析法和形式分析法，同时仍保有传统“富含政治哲学”气息的研究方法。

第三次范式间争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
第三次范式间争论发生在奉行“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者与“非国家中心”的跨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之间。其原因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些国际政治现象令现实主义者感到错愕：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与越南共产党游击队的战争中遭受挫折（现实主义者一直将军事实力作为国家实力的最终标准）；尼克松在欧洲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压力下放弃了金本位制，令现实主义者认为经济在国际关系中作用有限观点无法自圆其说；而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智利政变中，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则推翻了现实主义者“国家是国际关系唯一行为体”的推论。
争论始于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对现实主义进行的批评。而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家沃勒斯坦则依据依附理论和布罗代尔的思想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他认为“没有任何经济现象能和政治和社会现象分开”，质疑现实主义忽视经济的作用。1979年肯尼斯·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为回应这些挑战而提出的新现实主义体系层次理论，他强调了国家受国际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制约，但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次范式间争论中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国际政治要素”并不一致：现实主义关注的是冷战，新自由主义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新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共产主义苏联的崩溃，使得新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受到损伤。而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则出现了一种合流趋势，新现实主义承认了跨国行为体的重要性，而新自由主义接受了现实主义有关国家利益的假定。最后第三次范式间争论以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和解告终。

自第四次范式间争论至今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没有预言到冷战格局的结束。国际关系理论对政治现实的无力导致了第四次范式间争论：这场争论在实证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都遵从现代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和后实证主义（反思主义）之间展开。后实证主义运用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否定国际关系学作为科学的可能性，致力于解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框架。但国际关系学者批评后实证主义在进行批判既存理论时却无法提出自己的实质性的理论，因为他们忽视经验性的研究。
第四次范式间争论也被称为聋子间对话：因为双方的基本信念有着根本的差异。但在第四次范式间争论中形成了现在可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抗衡的新学派：建构主义学派。1989年，尼古拉斯·奥努夫第一次提出建构主义的概念。亚历山大·温特撰写的建构主义巨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令建构主义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自2000年后开始，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形成了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三强并举的局面。

主要流派
现实主义 (英：Realism)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理论范式之一。今天，现实主义仍然占据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地位，其他理论范式往往是对在现实主义的挑战中得以确立和获得承认。现实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上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修昔底德时代。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卡尔、雷蒙·阿隆、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体系，而是由众多的国际关系学家共同构筑的理论群，不同国际关系学家的思想特征和理论风格往往不同。奥利·霍尔斯蒂对各种现实主义理论的共同假设和前提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
体系结构是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重要因素；
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
国家行为是理性的；
民族国家是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也就是不考虑国内政治，而设想民族国家具有给定的行为和偏好。

自由主义 (英：Liberalism)
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是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大的影响力产生的，尽管自由主义在传统上接受民族国家非常重要，但他们也非常强调国际合作和自由贸易等超国家关系的意义。自由主义认为战争对于对抗双方都是没有益处的，对于集体安全和国际法怀有强烈的信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关注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能否成为可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制度可以促成合作。自由主义也借用了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撑，重视国际机制、相互依赖对国际政治的作用。
自由主义指出了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但合作并不必然导致和谐；和谐指的是利益完全一致，而合作指的是双方在处于利益冲突时进行政策调整从而相互妥协的行为。而保证国家间相互合作的有效机制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指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这些体系可以规范国际行为体行为、使行为体之间的活动可以预期。国际制度被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分为三种形式：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机制，由政府之间协商同意的明确规则，如国际法；非正式的国际惯例，如外交豁免、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建构主义 (英：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理论是在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有着复杂而深厚的理论根基。建构主义与发生认知论、社会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共同体理论和后现代哲学都有着紧密联系。建构主义内部的派别纷繁复杂，按照约翰·鲁杰的划分法，建构主义分为新古典建构主义（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后现代建构主义（post-modernist  constructivism）和自然建构主义（natural 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不关注传统理性主义所关注的因果关系，而是更加关注社会建构关系。传统理性主义模式总关注为什么，而建构主义关注“如何可能”。而社会建构的关系主要依赖观念的力量。建构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际政治的观念结构，并强调国际政治是行为体持有的一系列共有观念。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这些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文化，文化在国际社会发挥着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塑造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权力的化身，这与现实主义仅仅强调物质性权力不同。

研究对象
对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各学派都有自己的见解。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就是国家间关系，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的首要行为体。而自由主义认为，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应该被纳入研究对象之中。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赖特和苏联的伊诺泽姆采夫院士甚至认为国际关系学理论是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将宗教、阶级、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纳入研究对象。

主权国家
主权概念起源自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布丹，他将主权定义为“在一个国家中进行的永恒的绝对的权力”，它是“超乎臣民与公民之上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虽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时都有人探讨过最高权力，但是是布丹首次将其与国家联系起来，而不是与某个具体统治者联系。在经过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各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和各国的法律上平等关系，宣告了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意思是将国家内部看做是铁板一块，政策高度一致，可以独立于国内政治进行追求利益和权力的活动。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国家被认为愿意将对方的国际交往行为视作是有意而为，从而通过因果逻辑推导寻求解决路径。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是最好的安全保障，其他任何行为体都无法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所以都不如国家重要。
而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所进行的外交决策必须由确定的具体对象做出，国内政治决定了国家的行为。而国家的权力正在被跨国公司、地方政府、各种利益集团所获得，国家权力和运用武力的意志正在萎缩。自由制度主义者同样认为国家是理性和自私的，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必然发生冲突。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是旨在规范、制约国际行为体行为，确保相互合作的在国际社会层面进行活动的组织。国际组织的类型多种多样，按照国际组织的目标或宗旨的性质、成员的范围和地位可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般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专门性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法庭）；区域性国际组织（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和全球性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大赦国际、无国界记者）。
不同的国际组织有不同的功能，根据国际组织理论的研究，国际组织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服务功能，国际组织提倡提高外交政策透明度保证对相互的行为预期，以此促进合作的达成；制约功能，国际组织帮助确立很多国际规则，规范各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如果违反规则需要付出代价；惩罚功能，惩罚的条件和措施一般写在国际组织的章程和条款中，惩罚的效果与国际组织的威望和参与成员对惩罚措施的支持力度相关；示范功能，国际组织鼓励多边互惠，支持各国际行为体追求长远利益，而不是违反国际规则的短期利益，从而引导各主权国家在国际规则范围内定义国家利益。
对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的意义，不同学术流派有其自己的见解。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组织在不涉及安全领域方面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在安全领域各国都是追求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安全困境无法解决，国际组织的作用有限。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组织的存在降低了各主权国家的交易成本，克服交往互动中的欺骗现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组织有助于建构国家的利益和身份，使国际交往实践中的一些有益规则纳入共同的认知背景。

学科前沿
国际关系与其他政治学分支之间的界限并非清晰分明，其常与冲突、制度、政治经济学、政治行为等研究领域对话。鉴于比较政治学并不像国际关系学那样分门别类为各种“主义”，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被人为划分开来，但实际上却紧密联系。因为国家内部的进程决定了国际进程，而国际进程又决定了国家内部的进程，所以一些学者呼吁整合这些领域。
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关键学者探索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制度化与各国政府对其需求之间的关系。Robert Vitalis的著作《白人世界秩序，黑人权力政治》（White World Order, Black Power Politics）详述了国际关系在历史上与殖民管理和帝国主义的联系，而其他学者则追溯了国际关系学的出现与其帮助巴西和印度等亚非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如何站稳脚跟的关系。

参见
外交
粮食权力滥用
裁军
条约
缓和政策

参考文献
引用

===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