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缩写为Коминтерн），通称第三国际（Трет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也称赤色国际或红色国际，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相关人员和组织转入随即成立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

历史
第三国际始于1919年3月2日第一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成立，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本名“共产国际”，区别于第二国际的本名“社会主义国际”。第三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皆为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1920年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国际章程》，并按章程规定选出了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并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三大，中共首次派出代表（张太雷、杨明斋）与会。第三国际1919年至1926年的主要领导人是季诺维也夫，1926年至1928年的领导人为布哈林，1934年之后是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但因为苏联为当时仅有的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第三国际许多活动及决议都需要苏联支持，故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第三国际有重大影响力。

1929年7月共产国际第十次扩大全会结束后，国际共运领导人蔡特金在私下对一个瑞士同志说：共产国际已经从活着的政治体变为了一个死去的机构，它一方面只能吞下俄罗斯的指令，另一方面又用各种语言将这些指令反刍。不过，在公开场合，蔡特金仍然以自己的声望支持共产国际并保持缄默。
1943年5月15日，苏联为拉拢英美，联合对抗纳粹德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5月22日，执委会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解散共产国际，相关人员和组织转入随即成立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各国的共产党名义上不再作为共产国际支部，而是独立运作的共产党。

大会
相关会议
共产国际下属组织
青年共产国际（1919年-1943年）
赤色职工国际（1920年-1937年）
共产主义妇女国际（1920年-1930年）
赤色体育国际（1921年-1937年）
国际工人救济会（1922年-1935年）
国际赤色济难会（1922年-1941年）
农民国际（1923年-1939年）
国际列宁学校（1926年-1938年）
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1927年-1935年）
国际革命作家联盟（1927年-1935年）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属组织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阿姆斯特丹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维也纳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巴尔干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欧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斯堪的纳维亚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罗马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拉丁美洲局

领导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季诺维也夫（1919年－1926年）
布哈林（1926年－1929年7月19日）
莫洛托夫（1929年7月19日－1935年）
季米特洛夫（1935年－1943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瓦西里·科拉罗夫（1922年－1924年）
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部长
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1922年6月11日－1934年8月）
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塞尔（1935年8月－）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梅立尼科夫（1935年－1937年）

国际影响
参见
第一国际
第二国际
第四国际
第五国际
左翼国际组织列表
共产国际（斯大林霍查主义）
革命共产国际
反共产国际协定
共产国际 (刊物)
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指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间，台湾各地爆发激烈的官民冲突，民众要求政治改革，最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军队武力镇压。1945年10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以陈仪为首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台湾。在政治上，政府施政偏颇、官纪败坏、政治歧视，多数本土籍菁英被排拒在外；在社会上，受到国共内战影响，武装起事运动此起彼伏；在经济上，计划经济政策造成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失业人口扩大，社会问题丛生；在文化上，战后台湾与中国大陆存在明显隔阂，受日本化影响的台湾人被指责是“奴化”，而被要求“中国化”。台湾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官民矛盾与族群矛盾更导致紧张情势持续升高。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太平町天马茶房附近查缉私烟，打伤烟贩林江迈、误杀市民陈文溪，激起群众久积的愤怒。2月28日，市民罢市、罢课、罢工，游行至专卖局抗议、前往长官公署请愿，但遭到卫兵以机枪扫射，数人死伤。这导致抗争与冲突全面蔓延，台湾各大都市爆发暴力事件，军队开枪镇压，死伤多人。为了解决争端、消除积怨，各县市民意代表、士绅阶级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希望借由政治交涉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各地民间力量组成武装部队，收缴枪械、控制机关等，企图以武力达成政治改革要求。
陈仪表面上妥协让步，接受处理委员会意见，但将这次事件视为“叛乱”，向中央政府请调援兵。3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派兵前往台湾。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在高雄市展开镇压。3月8日，宪兵团自福建省抵达基隆市，刘雨卿所率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等部队亦陆续登陆，各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镇压，未有过多抵抗。3月10日，陈仪宣布全台戒严，解散处理委员会等社会团体。期间出现大量群众死伤、失踪，基隆市、嘉义市、高雄市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其后各地展开清乡，出现许多冤狱案件。5月16日，魏道明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结束戒严与清乡。
二二八事件导致大量台湾籍居民遭到逮捕、枪毙或失踪，包括无关抗争的菁英人士。这次事件影响地方政治生态，加深族群隔阂与对立。由于随后台湾实行长期戒严并进入白色恐怖时期，二二八事件牵涉到敏感的政治问题，成为禁止公开讨论、研究的“历史禁忌”。直到1980年代二二八平反运动的冲击，台湾社会才逐渐重新讨论二二八事件。到了1990年代后，社会各界针对二二八事件展开调查研究、赔偿受难者与家属、建立纪念碑、回复名誉等。当前台湾设有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与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各地亦设有二二八和平纪念碑。

事件背景
接管台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台湾推行工业化与教育，其后推动国语运动、皇民奉公会等皇民化运动；这些举措提升台湾人教育程度，在地方政府的角色日趋重要。1943年，中华民国、美国与英国举行开罗会议，在美国主导下确立战后台湾归还中华民国的原则；原先计划夺取台湾的美国军队改研议军事占领，开始构想战后体制。1944年4月，在改变对台湾政策后，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负责接管准备事宜，但在治理与用人政策上存在歧见。当时陈仪是国民政府少数了解台湾者，获得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支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指示在台湾的日本军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投降，并协助同盟国军队实施占领。美国与中华民国共同拟定对台湾的军事占领、派遣情报机构调查，而后者变更了接管计划的名称与执行，积极宣传是“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在重庆市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临时办公处，特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9月20日，正式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
当时许多台湾社会精英和民众存在“祖国情结”，对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新时代”有一定期待，欢迎程度超过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在政治真空期，各地青年学生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团体，维持公共安全、保护公有资源、迎接国民政府等，惟这类团体后来被要求改组解散。陈炘、林献堂、叶荣钟等日治时期社会运动人士、知识分子组织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在各地指导练唱《中华民国国歌》、建造欢迎牌楼、订制中华民国国旗，但也有部分人士在草山会议推动台湾独立未果。10月17日，国民革命军部队抵达台湾。10月25日，台北市台北公会堂举行了受降典礼。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因情势恶化无力关注台湾，只将台湾视为边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俱乐部、中国国民党党部等政治派系派员前往台湾，部署情报网、接收日产与争夺资源，情报机构展开反情报、肃奸等工作，陈仪则任由派系势力互斗。1946年，台湾举行地方选举，选出台湾省参议会等民意代表，促成政治参与热潮；但也发生逮捕汉奸、捕杀协助人士、起诉蒋渭川与王添灯等事件，并出现区分原住台湾之“台湾人／本省人”与中国大陆各省区之“外省人”的省籍意识。

政治弊端
在政治方面，长官公署的特殊化体制经国民政府特别授权，不同于中国大陆各省的委员会制，但存在诸多缺失、官箴与军纪欠佳。台湾省行政长官享有极大委任立法权，且拥有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人事管理指挥监督权，加上陈仪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军事政府。在颁布这个集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军事于一体的长官公署体制后，许多原本满怀期待的台湾精英与民众大失所望，并因这种体制与台湾总督府相似而戏称是“新总督府”，在实施期间不断有人建议国民政府高层废除、恢复省政府制度。
陈仪最初虽然有图治之心，但性格刚愎，下情不能上达，官民关系恶劣。总揽大权的长官公署以统治者心态自居，不能体察民情，政治上打压台湾人民，政治措施、参与和待遇失衡；同时发布诸多临时办法，独占政治、经济、社会等资源。虽然名义上给予台湾人政治参与机会，实际却以没有政治人才、不理解中华民国国语等理由，将多数台湾本土精英排斥在中高级职位外。中国接收人员取代日本人地位，独占政府重要中高级职位，政府高层仅有1名半山人士宋斐如；台湾人失去工作职位、或位居下层，政治地位和日治时期同样遭受差别待遇，被视为“二等公民”。
对于中国大陆各省人独占政治权位，原先期待伸展抱负的台湾精英感到失望，要求全面参政、实施县市长选举。除了独占高级公务员，许多机构单位开始充斥牵亲引戚、裙带关系的用人作风，并以外行领导内行。裙带关系的风气还导致一些公司、工厂摒弃有为青年，未获雇佣的失业人士感到不平，种种现象更让原本热烈欢迎“祖国”的台湾人民产生厌恶心理。同时在同一机构单位、同一职级的相同职业中，外省人的工资又比本省人高、甚至高出一倍，差别待遇的差距还比日治时期还大，这让有工作职位者不平。
同时间，屯驻台湾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军纪败坏，军人和警察偷窃、耍赖、威胁、诈骗、恐吓、调戏、抢劫、杀人，开枪滋事案件在1946年屡见不鲜，民间称为“贼仔兵”。接收官僚忽视台湾进步的事实、并以中国习惯治理，同时陈仪用人不明，产生各种牵亲引戚、社会特权、官僚作风、政风败坏、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贪污贿赂、军纪混乱等弊端，社会乱象频生，成为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台湾省参议员郭国基、林日高、韩石泉等人曾在台湾省参议会提出质询，但实际情况未有改善。

经济困难
战后台湾生产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遭严重破坏，中国大陆因政局动荡而无力支援。在经济政策方面，陈仪推行全面性计划经济，实行独占剥削、资源管制、金融独占、财货专卖和国有企业贸易制度。基于索赔原则，日本留下的237家国有企业与私人公司、600余个单位，纳入长官公署各局处设置的27家公司经营，并与资源委员会争夺接收资源。在大规模接收不当与人谋不臧下，日本财产变成特权者的私有财、甚至遭标售，台湾人的私有财与产业也被无理没收，这些中饱私囊的接收人员被讥称是“五子登科”、“五天五地”，“接收”也被称为“劫收”。
代表计划经济的机构还有专卖局与贸易局。沿袭日治时期的专卖制度，香烟、酒、樟脑、火柴、度量工具由专卖局专卖，食盐、煤矿等资源则是财政部盐务总局的台南盐业公司、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工矿处的台湾省石炭调整委员会等国有企业专卖。对外的贸易局独占工业与农业产品的购销输出，包括食盐、食糖、煤矿、稻米、樟脑等利润产品，禁止出口的木材、纸张也可以公开运销。随著国有企业无限扩大，计划经济政策与民争利，影响民生经济发展；同时接收官僚大肆搜刮、官商勾结、独占许多物资，并利用台币与法币的汇差，运往中国大陆赚取巨额利润。
这些政策导致台湾经济发展严重扭曲，主要日用品价格飞涨、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浮现，生存条件比日治时期更为恶化。台湾米粮短缺、价格暴涨并爆发米荒事件，食糖价格也因资源委员会将台湾糖业公司白糖无偿转售暴涨，长官公署的紧急措施效果不彰。不当的经济管制、滥印台币与抽税政策，后果是百业萧条、民生凋蔽，失业问题日趋严重，1946年底的失业人口估计有40万人至50万人（当时台湾人口约600万人）。随著失业者面临窘困生活，社会上的偷窃抢劫与街头行乞日益增多，部分职业者亦无法领到工资。
1946年间，台湾不断爆发官员贪污案件，相关新闻报导在1月底至2月上旬便有6则；多位敢言的台湾省参议员数次在台湾省参议会质询、揭露弊端。同年1月、4月和10月，监察院派遣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前往台湾视察，提到社会不安及陈仪施政问题，但不被重视。同年7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指派刘文岛组成中央清查团前往台湾调查，指出贸易局局长于百溪和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根据胡允恭〈台湾真相〉一文，陈仪替两人脱罪，最终保释而不被追究；依《民报》报导和公文档案纪录，清查团函请行政长官对于、任2人行政处分及移送法办后，陈仪立刻回函全盘接受，于、任均遭停职，检察官侦结后因罪嫌不足处分于、任2人不起诉，此结果若非出于无法证实之长官公署可能干预，则和舆论中民众所见显有不同，对台人来说反而更可能印证传言中本案“因受某高级人员之控制，不便起诉”，加深对外省人的不信任感。对于官僚无能、贪污情况严重，陈仪并未加以整顿，反而有意呵护下属回避责任，也加深社会不安，以及人民对政府的不满。

文化差距
在社会文化方面，相较于长期战争的中国，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除了早期抗日运动至后期太平洋战争外大抵和平。经过长达50年的日本统治，台湾进入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准等远较中国社会进步，并形成集体意识。在日本的隔离政策与现代化教育下，台湾人具有近代国民和奉公守法的意识，认知和价值观与当时的中国人有明显差距。虽然最初台湾人热烈欢迎中国接管，但是因为对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对其期望标准过高；相处后发现真正的“祖国”与想像相差甚远，在语言及文化产生隔阂与不适应，乃至产生失望或嘲弄心情。
陈仪及中国国民党与台湾社会之间存在著明显隔阂，中国大陆政府官僚及民众对台湾情况非常陌生。当时的台湾已有相当程度的日本化，且处在日语思考的文化圈内，初次抵达台湾的中国大陆人士便能感觉到日本东洋气息。虽然旅居台湾的中国大陆人士对于台湾的进步存有同感，但部分人因中国抗日战争甫结束、对“日本鬼子”欺凌的不满，对于这类东洋气息相当不自在与反感，指责台湾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影响，强力要求清除并“中国化”。长官公署设有台湾省编译馆推动台湾的文化重编计划，并成立台湾文化协进会等组织。
当时接收官僚经常以征服者、战胜者的统治观点，将台湾人视为战败者，歧视、敌视、排斥与打压台湾的文化和价值观，造成台湾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认知出现矛盾与冲突。相反地，台湾社会开始流行“狗去猪来”的说法，并怀念起日治时期；无法理解此情感的中国大陆人士对此则批评是“奴化”，因而形成循环。同时期，政府在短期内无法顺利完成复员工作，日本人的遣返、中国各地台湾人与台籍日本兵返回台湾均出现问题，同时复员返回台湾的台籍日本兵就职无路、一文莫名，因而对政府有所不满。
在日治时期，台湾社会治安良好，并持续至后来的政治真空时期；其后因为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流氓大赦案等，社会偷窃抢劫四起、骚乱事件不断。负责公共安全的军人与警察纪律败坏、作威作福，且台湾与中国文化隔阂甚大，双方适应不良及冲突对立，发生布袋事件、新营事件、员林事件、反美示威游行、迎谐事件等警民冲突，社会治安日益恶化。最终政策失当、政治歧视、文化差异及社会问题丛生，催化族群矛盾、本土意识抬头，官民间亦累积巨大矛盾，许多人因种种因素预感将出现危机，但是长官公署仍未有改善。

导火线
缉烟事件
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导火线源自查缉员、宪兵、警察单位查缉私烟处理失当。1947年2月27日上午10时，专卖局台北分局接获淡水港有走私火柴、香烟等活动之密报，派出傅学通、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盛铁夫、叶得根等6名查缉员，会同警察大队派遣的4名警察，前往淡水港追查走私，但仅查获少许香烟、未有重大斩获。下午6时许，查缉员们回到台北市小春园用过晚餐，依照密报转往太平町圆环一带查缉私烟，附近私烟摊贩见状纷纷逃散，最后在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交会处的天马茶房廊下查获逃避不及的林江迈出售私烟。
查缉员欲当场将香烟与所得现款全数查扣没收，林江迈表示一家三口生活困难，跪地哀求不要将香烟等东西全部带走，至少发还一部分；路旁民众也纷纷聚拢围观、帮忙求情，但是查缉员不同意请求。林江迈情急下缠抱查缉员叶得根不放，叶得根随手以配备的手枪枪柄敲击头部，导致前者出血受伤、昏迷在地。在场围观的行人见状群情激愤，立即包围查缉员；查缉员连忙抛弃货车分头逃窜，群众紧追不舍。查缉员傅学通在永乐町遭紧追者抱住，情急下向群众开枪示警，击中在自宅围观状况的市民陈文溪胸部，隔日不治。
这项举动引起现场群众更加激愤，将查缉员们遗留下来的专卖局货车及其缉获的走私香烟拖到圆环捣毁、放火焚烧泄愤。愤怒的群众继而追至查缉员躲藏的永乐町派出所，其后转往包围警察总局，要求交出肇祸凶手并将其枪毙，当时曾有警察局官僚出面说明圆环缉烟事件的处理情形，但民众仍然激愤不已、无法谅解。晚上9时多，在场群众得知查缉员被送往台北市宪兵第四团团部后，前往宪兵团请愿；群众纷纷聚集包围宪兵队、呼喊交出凶手，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数次出面威胁、规劝，都遭到群众怒骂。
部份民众前往《台湾新生报》报社要求刊登事件，主编吴金链表示收到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命令，禁止各报刊登事件经过，愤怒群众拆毁招牌、威胁烧毁报社。吴金链转请社长李万居出面，群众在后者答应刊载后散去，隔日刊登约百字事件消息。2月28日，由于群众包围警察局及宪兵团要求处理凶手未果，不满的市民在台北市集结发起请愿游行示威、演说事件经过，通告罢市、罢课和罢工；许多商店相继关门，街头出现不安气氛。上午9时，民众游行前往位于本町的专卖局台北分局，途经太平町二丁目派出所时遭到警察出面制止，民众愤而将其围殴、捣毁派出所内物品。

宣布戒严
上午10时，群众在专卖局台北分局集结，进入里面围殴打死2名职员，并打伤4名职员；并将专卖局所存的火柴、香烟、酒、器具、汽车与脚踏车等物品，全部抛到道路上纵火焚毁。警察得知讯息赶到现场，但见到围观民众众多、群情激昂，只能睁眼旁观、不敢处理。中午12时，群众包围南门町的专卖局总局要求惩罚凶手，但是因为宪兵和警察事先防备，仅打破专卖局玻璃泄愤。因为诉求未能达成，群众转往专卖局前后任局长任维钧与陈鹤声官邸，当时两人皆未在场，官邸内的物品遭砸毁；专卖局总局左侧的南门工厂部份机器亦被捣毁。
下午1时，群众由台北车站前往长官公署请愿示威，刚抵达中山路路口、尚未到达长官公署广场前，遭到卫兵举枪阻止前进。其后长官公署二楼的卫兵以机枪扫射驱散，当场造成至少2人死亡、数人受伤，其他请愿民众则四处躲避逃散。在发生长官公署卫兵开枪事件后，民众的示威、抗议和游行遭到政府武力镇压，局面更加复杂险恶。事件引爆群众愤怒情绪，由请愿惩罚凶手转成反对长官公署的示威、且激化省籍冲突，台北市街头顿时出现暴力混乱，民众分别占领各交通要道、公共空间、饭店、商店等，纷乱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省籍怨恨，许多民众将外省籍公务员、宪兵、警察视为主要攻击对象，外省商人和民众也在无法区别下遭到波及，在台北府城南门、台北新公园、台北车站、本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出现殴打事件，或是集中一地看管的情况。由外省人经营的公司也成为泄恨目标，正华大旅社、虎标永安堂、新台公司等商店旅馆遭到砸毁，汽车、货车、货物、商品等也遭到放火焚烧破坏。新竹县县长朱文伯、警备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民宁皆差点遭受攻击，不过许多台湾人亦基于人道主义，在骚乱中集中保护或救助中国大陆人士。
愤怒的群众还占领台北新公园的台湾广播电台向全台湾广播，批判贪污舞弊、稻米外运、民不聊生等现象，呼吁民众出面反抗。陈仪发布台北市地区临时戒严后，出动军人、宪兵与警察开枪镇压，持续站岗巡逻，各地均有死伤。台湾北部地区亦出现零星冲突，基隆市青年市民进攻警察局、派出所、机构宿舍，殴打外省人和军人，遭基隆要塞司令部、宪兵队及警察镇压，直到军方宣布戒严才略为平静；台北县亦发生冲突。另外在3月4日，半山人士苏绍文奉命调派新竹防卫司令，进驻新竹地区实施戒严、颁发公告，其后无重大事件发生。

冲突扩大
随著台湾人民纷纷发起各种抗争，台北市的冲突迅速蔓延各地，治安事件扩大为政治运动。各大都市皆有骚动与冲突，民众攻击、包围或占领地方政府或警察局抗争，并殴打外省人；部分地区要求保管警察局、派出所、军营、兵工厂的武器物资，以免开枪伤害民众，并自行维持治安；也有为了接收军人和警察武器，发生武装冲突或遭镇压者，死伤多人。由于不满种种不当政策，大部分反抗行动与冲突针对政治腐败问题，不过各地反应不一，对政治改革的想像与计划并不一致；参与分子则有青年学生、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失业者、地方领袖、地痞流氓等。
3月1日，板桥镇秩序失控，民众冲入台北县政府殴打职员，淡水镇、瑞芳镇等地亦有外省人遭殴打。群众袭击士林镇、新店镇地区供应局仓库，抢劫军用武器、物资并放火，金瓜石的台湾金铜矿筹备处职员宿舍遭到捣毁。桃园镇民众接收新竹县政府、驱赶警察局官员，并阻挡自高雄市调派至台北市的军队；彰化市则有民众在彰化车站殴打士兵。3月2日，从台北市前往新竹市的青年学生呼吁参加起义，民众开始殴打外省人、捣毁商店，并分头包围袭击新竹市政府机构、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派出所、公务员宿舍，经宪兵及驻军出动镇压而溃散。
同日，彰化市民众殴打警察、捣毁器物，要求彰化市市长王一鹿罢免警察局督察长沈宝通、保管枪械等。台南县民众袭击斗六镇、虎尾镇、东石乡、北港镇等地政府办公室和警察局，捣毁物品、接收枪械及编组武装部队；台南县政府所在地新营镇、新化镇、曾文、北门、新丰等地亦先后发生冲突，台南县县长袁国钦率领政府人员走避阿里山乡。3月3日，台南市青年学生、民众接管永乐町等派出所、警察局、第三监狱、海关仓库枪械，彰化市民众则控制彰化市政府机构。3月6日，台南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市区发起无武装游行。
台湾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多是人心浮动、接收或代管警察局武器，并无重大冲突。3月3日，台东县民众包围田粮处仓库、昌华公司米厂、县长宿舍，台东县县长谢真走避延平乡红叶村。3月4日，宜兰区民众收缴宜兰机场空军、苏澳镇军需仓库与警察局武器，集中保护外省人。花莲市民众要求军人、宪兵和警察解除武装，青年组织维持治安、收缴武器及分发粮食，花莲县政府人员见势逃避。台东县民众夺取宪兵、警察及台东机场军队武器，占领台东县政府及邮电机构。澎湖县由于马公要塞司令部军队固守，及要员居中协调，仅有少数骚乱事件。

各方行动
要求改革
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集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台湾省参议员，在中山堂组成“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推派黄朝琴、周延寿、王添灯、林忠等代表面见陈仪，提出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等五项解决缉烟血案的请求，陈仪同意并发表广播谈话。3月2日，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召开筹备会议，周一鹗、任显群、包可永、赵连芳、胡福相等5位官员出席。会议听取张晴川报告交涉情形，决定纳入商会、工会、学生、民众、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五方代表，其后主席周延寿扩大纳入台湾各县市参议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人参与。
3月3日，改组过后的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召开首次会议，商定军队撤回军营、学生青年组织治安服务队、推派代表协商讨论，并在特务潜入下成立忠义服务队。3月4日，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开会，长官公署代表不再参加。会议决议扩大组织，通知17个县市组织地方的处理委员会，但各地分会成立时间与参与情形不一；推派代表会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要求禁止武装部队在街头向群众开枪。由于长官公署应对无方，处理委员会向外广播事件经过，表示只是争取政治改革，原本单纯的惩凶请愿事件转为政治改革运动。
3月5日，处理委员会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大纲》，提出八项政治改革方案。处理委员会至此发展成推动政治改革的团体，各地相继成立分会，提出事件处置对策、整合民间意见、诉求政治改革。不过处理委员会仅要求陈仪撤职查办、政治改革、高度自治、实施省长及县市长选举等，呼吁群众不可殴打外省人，并无反叛中央政府的意思，秩序逐渐恢复。3月6日，在王添灯主持下，处理委员会选出林献堂、陈逸松、李万居、连震东、林连宗、黄国书、黄朝琴等17位民意代表为常务委员，同时发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告全国同胞书》。
不过处理委员会内部立场分歧、令出多门，出现以蒋渭川为主的政治建设协会，与王添灯、陈逸松间的派系争权。同时因为临时成立而组织松散，处理委员会无法提出统一遵循的要求或行政纲领，未能充分发挥安定政局的功能。3月7日，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开会，认为事件根本为腐败政治，政府应负全部责任。王添灯具体化政治改革纲领，草拟《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包括对目前的处理7条、根本处理25条（军事方面5条、政治方面20条），要求政治改革、高度自治。因为会议秩序混乱，另外附议追加10项要求，但追加条文有雷同或相似处。

中部冲突
在二二八事件中，除了处理委员会的“议会路线”外，台湾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成立武装部队并爆发冲突，特别是嘉义地区的冲突最为激烈。3月2日，台中座召开市民大会，前台湾共产党领袖谢雪红被推选为市民大会主席，旗下台湾人民协会积极参与游行示威。随后谢雪红成立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青年学生组成武装队伍争取自治，与军人和警察发生冲突。同日，一批台中市南下的青年在嘉义市中央喷水池旁呼吁响应抗争行动，嘉义市民众、青年学生动员编制队伍，袭击嘉义市市长孙志俊公馆、殴打外省人，接收警察局、嘉义市政府机关。
3月3日，谢雪红利用示威群众自发组织的人民大队，全面接管台中市警察局、专卖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政府机构，台中市市长黄克立、专卖局台中分局长赵诚等皆被拘捕，200余名外省籍公务员及眷属被集中看管。同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与嘉义市参议会举办市民大会，成立嘉义三二处理委员会、组织嘉义防卫司令部，民兵攻击红毛埤第十九军械库、控制嘉义广播电台。3月4日，嘉义市武装部队攻击军队及政府官员聚集的山仔顶台湾省立嘉义中学，而屯驻红毛埤的罗迪光军队进入市区镇压，自山仔顶向市区炮击，市民死伤不少。
其后嘉义市当地的学生几乎大动员，不少社会人士支持抗争行动，但参加者大半是乌合之众。3月5日，嘉义民兵与台中市、竹山镇、斗六镇、新营镇、盐水港等地青年学生支援的武装部队，向红毛埤军械库、嘉义机场的守军发动总攻击，占领水源地与发电厂，切断通往机场的水电。嘉义机场的守军派出代表谈判，但在获得台北市飞机空投补给后立刻反击，民兵在附近大量伤亡，陷入苦战。其后军队暂停攻击，与民军互相对峙僵持5天。同时期，吴凤乡乡长高一生在汤守仁、林立等劝告下，出动阿里山邹族青年支援民军，军队退至红毛埤。
3月6日，嘉义机场的守军与地方处理委员会谈判，主要为军队缴械、民间提供粮食。同日，陈篡地的民军攻击虎尾空军基地的驻军，双方激烈冲突，其后驻军因粮食不足逃入林内。3月7日，民军攻下红毛埤军械库，守军在撤退前放火焚烧库房物资，转往嘉义机场固守待援。当时除了800多名外省籍公务员被拘于嘉义市，其余200人困守机场。不同于台中市绅士阶级透过议会争取自治，台中市民主保卫队和各校青年学生在干城营区组织二七部队，钟逸人、蔡铁城分别担任队长、参谋长，希望以武装力量争取民主政治。

高雄镇压
3月1日，高雄市地方要员已经获知台北市的讯息，高雄市市长黄仲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分别准备。3月2日，盐埕埔群众围攻警察局、一〇五后方医院、宪兵队、左营、田町仓库等地，高雄市700余名外省籍公务员退避至寿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避难。当时屯驻高雄市的兵力颇多，彭孟缉更认为此举形同叛乱，是阴谋分子和共产党在幕后计划，反对谈判、待机出兵镇压。3月4日，高雄县凤山镇、冈山镇等地发生骚动，民众包围警所、进攻要塞，遭到军队击退。屏东市群众占领市府及警察局、殴打外省人，胁迫屏东市市长龚履端封存武器。
以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为主的青年学生组成雄中自卫队，与占领高雄车站的宪兵队激烈冲突，死伤多人；学生弹尽援绝，突围避入附近三块厝民房。3月5日，部分青年学生攻击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缉要求民众缴械投降，以机枪扫射鼓山地区、迫击炮炮击体育场威胁。下午，高雄市市长黄仲图、高雄市参议会议长彭清靠、涂光明、范沧榕、曾丰明等人持和平条件前往寿山，要求与彭孟缉谈判；彭孟缉因军事行动准备不足，采取拖延策略，以考虑所提条件为由，假意表示隔日再来协商谈判。同日，屏东市民众攻击宪兵队，胁迫屯驻的空军军队缴械。
3月6日上午，处理委员会在高雄市政府礼堂开会，再度推派代表与彭孟缉交涉，希望禁止军队射击或威胁市民、暂留军营。黄仲图、彭清靠、涂光明、范沧榕、曾丰明、李佛续等代表再次前往寿山，提出和平条件；但彭孟缉以涂光明拔枪刺杀为借口，逮捕和谈代表、只准黄仲图返回，最后枪毙涂光明、范沧榕、曾丰明3人。下午，黄仲图尚未回到处理委员会，彭孟缉断然采取军事镇压，下令高雄要塞司令部所属武装部队、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何军章团，兵分三路进攻高雄车站、高雄第一中学、高雄市政府及宪兵队，并在市区大肆屠杀。
当军队抵达高雄车站时，遭到学生开枪阻挡，但后者因火力悬殊败退。军队开枪扫射铁路车站出入人群，附近民众见状逃散，躲避不及者直接遭到射杀；军队还进入高雄第一中学追击逃散民众。当时处理委员会与市民正在高雄市政府礼堂等待上山谈判的讯息，武装部队无预警投掷手榴弹及机枪扫射，造成律师陈金能、高雄市参议员许秋粽、黄赐等人丧生。3月7日，部队在高雄市市区逐户搜查、抢劫民户，甚至强暴妇女；军队无差别扫射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伤亡，使得高雄市成为二二八事件受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镇压肃清
因应决策
陈仪、柯远芬、张慕陶、彭孟缉、李翼中等台湾军政首长及其他情报机构人员，未了解当时台湾社会的情况，民众对政治改革、改善经济的迫切期待，一开始便认定事件的起因是“奸党乱徒”策动，勾结归来的浪人流氓、台籍日本兵，并利用日本御用士绅借端生事，故对于处理委员会或民众的要求均视为无理取闹或别有用心，并主张采取镇压的手段。2月28日，陈仪已经向蒋中正报告台湾有“奸匪勾结流氓”制造混乱，并将权宜处置；但是当各地冲突逐渐蔓延后，陈仪一来鉴于军警兵力不足以掌控局势，二来为了维护其权位，采取安抚和分化的“两面手法”。
陈仪一方面采取表面让步妥协的安抚姿态，答应官民共组处理委员会、协调解决事件冲突，并呼吁不要走上街头，对政治改革要求虚与委蛇、拖延诓骗；另一方面运用分化、渗透策略，分派军事情报人员混入各地处理委员会，由情报机构、卧底线人、黑道、激进分子、相关利益人士等在旁监视、介入操纵，并利用蒋渭川制造内部矛盾。同时，陈仪向国民政府呈报不实报告、夸大事情的严重性，请调军队前往台湾镇压，并欺瞒请兵一事。3月2日，陈仪便向蒋中正报告台湾“情势严重”，要求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陈诚迅速加派重兵平乱。
在与处理委员会周旋、假意接受要求时，陈仪通令各机构干部因应变化“镇静处置”，积极进行军事整备与人员部署。其后国民政府认定这次事件是“叛国”举动，同意派兵前往台湾镇压。3月6日，陈仪向蒋中正指称台湾群众“想要离开中国独立”，而驻扎台湾的兵力不足，要求加派军队“消灭叛乱”。但是对于节节升高的政治改革诉求，陈仪仍广播表示接受，并致函赋予处理委员会官方地位。3月7日，陈仪再次向中央政府要求加派军队镇压。同日，处理委员会通过《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及要求，黄朝琴、王添灯等人前往长官公署面呈陈仪。
但在确定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军队、并于3月8日登陆基隆市后，陈仪断然拒绝处理委员会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以此罗织台湾人“公然背叛中国”、“追求独立”等罪状做为镇压借口，并推卸责任。其后王添灯前往台北广播电台发表最后一次广播，对外说明事件原因和经过、宣读《三十二条处理大纲》、遭到陈仪拒绝的情况等。3月8日，处理委员会意识到危机后，发表推翻《三十二条处理大纲》的声明。中午12时，当军队即将登陆时，张慕陶前往中山堂与处理委员会谈话，谎称只要不牵涉军队议题，中央政府绝对不会对台湾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武力镇压
早在3月7日，为了配合援军，陈仪下令所有武装部队集合待命、维持台北市和基隆市交通与发电厂安全，并监视处理委员会活动。3月8日，福建省增援的宪兵团2个营搭乘海平轮登陆基隆市镇压，与基隆要塞司令部部队在街头密集扫射肃清、并搜查户口，其后宪兵团进军台北市。晚间，长官公署下令警察和军队清剿处理委员会的开会地点中山堂，各部门参与者遭到逮捕、或开枪反击，场面混乱。其后杨亮功搭乘的运兵卡车前往台北市时遭受伏击，圆山陆军仓库前则有数百名青年学生遭击毙，警备总司令部、台湾银行等台北市主要地区亦受到扫射。
3月9日，宪兵第二十一团第一营自基隆市抵达台北市，陈仪立即宣布台北市、基隆市开始戒严。虽然最初有零星攻击事件，因为援军不断进驻台北市压制，镇压行动未遭遇强烈反抗便控制住局面。随著整编第二十一师军队连续数天从基隆市登陆，政府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肃清、报复行动。3月10日，陈仪宣布全台湾戒严、展开“绥靖”工作，下令解散处理委员会及各地分会等“非法组织”，并四处逮捕、暗杀处理委员会有关人士或地方绅士阶级。新竹地区亦进行绥靖工作，员树林、虎子山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
虽然蒋中正命令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但是陈仪身为最高军事政府长官，并未有效约束军队和警察依法执行绥靖任务。由于台湾过去并没有戒严经验，台北市各地仍有民众在绥靖期间上学、上班、工作或购买粮食，因为听不懂士兵口令或语言警告，便遭到军队开枪射杀或流弹波及，到处都是尸体。基隆要塞司令部奉命在基隆市市区展开绥靖工作，派兵增援屯驻金包里的军队，整编第二十一师四三八团第二营从旁协助。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在基隆市市区、金山乡、社寮岛等地展开扫荡与逮捕，以致港湾遍布遭捕杀投海的浮尸，屠杀情形仅次于高雄市。
在各绥靖分区警备部队及警察执行武力扫荡时，施行不少殴打、拘捕、报复等违反风纪行为，导致无辜民众伤亡、任意逮捕、未经审判就地枪毙等情事发生，甚至不少民众只因镇压扫荡时肆行扫射而遭无差别射杀。3月11日，史国华下令军队包围八堵车站，枪毙车站铁路员工报复。3月12日，基隆要塞司部前往瑞芳镇、四脚亭、九份、金瓜石一带镇压，并搜查淡水中学。3月15日，宜兰区、苏澳镇划归基隆绥靖区，重新部署兵力。3月24日，新竹地区展开第二阶段绥靖工作，严密搜查武器、“扫除叛徒”及清查户口。

冲突肃清
由于长官公署已有周详的计划和部署，及各地骚乱未如报告般严重，武力扫荡的行动远较预期迅速。许多市镇因处理委员会的斡旋调解趋于平静，而中部和南部一带的抗争则是临时组成、未经训练且势力分散的武力，无法对抗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这让陆续南进其他县市的军队所遭遇的战斗规模不大，许多地方精英、青年、学生、民众遭逮捕杀害。3月8日，嘉义机场的守军因嘉义民兵围困有粮食匮乏的情形，但因台北市飞机空运粮食弹药、民间补给及武装部队增援，局势逐渐改变。同日，整编第二十一师武装部队进驻屏东市，宪兵和警察开始拘捕人犯。
3月9日，半山人士刘传能游说处理委员会撤出嘉义机场外的包围，守在机场外的民兵撤守，但后来数名试图与军队议和的谈判代表，在嘉义车站前遭到公开枪毙；同时军队还在嘉义市刘厝扫荡，多名民众死亡。同日，高雄要塞司令部总台长彭启超率领军队肃清左营高雄炼油厂，枪杀员工、滥肆拘捕、搜刮物资。3月12日，在镇压消息传开后，为了避免城镇战伤及无辜市民，台中市的二七部队退入埔里镇。3月13日，整编第二十一师武装部队进驻台中市，并在市区展开镇压；其后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协助运送军队，援军持续进入中部和南部地区。
3月14日，军队陆续进入云嘉南地区，展开绥靖工作。嘉义市军队在斗六镇太平老街镇压，陈篡地率领的民军寡不敌众，转入附近的小梅、樟湖山区，进行长期游击战。同日，军队进入龟子头地方，遭到二七部队中途截击。3月15日，军队从集集镇经由日月潭进入埔里镇，与二七部队发生枪战，互有伤亡。3月16日，二七部队在埔里镇乌牛栏桥一带，与前往扫荡的军队发生激战，并藉地利之便予以重创。但是由于弹药不足、军队进逼、士气浮动，二七部队决定解散，队员们各自回家避难，或南下参加陈篡地的游击队。
3月17日，整编第二十一师获知二七部队解散消息，进驻埔里镇。其后陈篡地的游击队与军队数次发生激战，虽然遭到重击，但是因为山区地形复杂而未被彻底消灭，直至清乡结束仍在小梅、樟湖等地活动。3月18日，整编第二十一师独立团与第二营分别由凤山镇、宜兰区两地进驻台东县会合，在花莲县成立东部绥靖区司令部。3月20日，澎湖县被划为马公绥靖区，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主持各项绥靖工作，地方军人和警察防止台湾要犯潜逃澎湖群岛，加强监控、搜捕“嫌疑份子”。

缉捕处刑
政府认定这次事件是叛国行为，政府、军队、宪兵、警察在援军抵达后成立联席会报，调查并制作黑名单，将参加谈判或抗争者一同列入有罪的“叛乱首要人犯”，有计划地全面逮捕、秘密杀害。3月11日，台湾公共安全交由宪兵负责，宪兵及宪兵团所属的特高组、林顶立等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站人员组成的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别动队、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等特务机关，多次执行逮捕、密裁、暗杀、未审判处决工作，并互相争夺捕杀功劳。陈仪还命令宪兵特高组秘密逮捕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林连宗等人，扩大事件的打击面，引起民众的惊恐与怨恨。
在军队登陆后的武力镇压、屠杀与清乡行动中，参与各地处理委员会的委员及对政府表示不满者，大多遭到逮捕或处刑。除了直接参与的反抗份子外，许多未参与事件的台湾社会精英，包括民意代表、律师、医生、法官、检察官、大学教授、教师、学生、作家、工商领袖、媒体工作者、社会大众等，在同一时段遭到逮捕杀害。其中部分人公开枪毙，尸首示众；部分人秘密枪毙，未见尸体；部分人不知去处，音讯全无；部分人财产被夺，且未归还。台湾北部精英多遭逮捕暗杀或失踪，南部精英则多被枪毙示众，被捕坐牢者亦人数众多。
政府有计划地逮捕肃清社会精英，包括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林茂生、大公企业创办人陈炘、台湾省参议员王添灯、林连宗、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律师李瑞峰、医学博士施江南、《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台湾新生报》编辑吴金链、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徐春卿、李仁贵、陈屋、前检察官王育霖、抗日运动人士廖进平、淡江中学校长陈能通、台湾省立宜兰医院院长郭章垣、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嘉义市参议员陈澄波、潘木枝、卢鈵钦、柯麟、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张七郎等。
不过调查研究显示涉案的认定与执行存在著不少弊端，绝大部分受难的台湾人或是批评政府，或是诉求改革台湾政治，或是提出“台人治台”等要求，但没有反叛政府的“叛国”意图与行为，却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军人和警察以“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镇压处死。当中大部分台湾知识精英与地方领袖并没有参与任何暴动，甚至许多人在骚乱中劝告其他人不要妄动、出面调解、保护外省人，仍在肃清行动中遭到逮捕陷害。同时多数受难者几乎未经过公开审判的程序，部分是被秘密逮捕或处决，死因不明且尸首不存。

全面控制
清乡工作
3月14日，台湾经历大逮捕与肃清获得控制后，警备总司令部展开“肃奸”工作。3月20日，陈仪发布《为实施清乡告民众书》。警备总司令部与整编第二十一师将台湾分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东部、南部、马公7个绥靖区，以该区最高军事单位主管为司令，展开“清乡”工作。清乡主要目的是调查与拘捕事件相关案犯、全面清查户口、办理自新自首、取得切结、恢复学校及社会秩序、收缴武器军品、情报部署等，并以亲友连坐法威胁民众；计划先控制台北市及周遭基隆市、新竹县市据点防务后，继续分兵向南推进，并如期完成。
在清乡过程中，政府主观认定“恶人”标准，各地不断出现未经公开审判便遭逮捕、枪毙情事，并传出告密者与构陷者。当中部分是因为出于恐惧、害怕遭连坐法牵连而被告密者，但亦有不少人是因为个人恩怨或派系纠葛，借机恐吓勒索、公报私仇、挟怨报复或政治斗争，遭人密函陷害、罗织入罪而丧生的情事。军人、宪兵、情报机构与政府未详加查证，即采信片面之词贸然逮捕嫌犯讯治，因而造成不少冤狱。另有被捕或已定罪者为了逃生，经请托贿赂、或特殊管道关说而得以无事，但亦有些人散尽家财仍然丧生。
各地不法军人和警察利用职权乘机勒索敲诈、掠夺财物、假公济私、杀人构陷，造成民怨。3月29日，长官公署公告《参加暴动份子非主谋者准自新办法》，除了首谋暴动分子严处外，不再强调以共产党意识形态冲突为指标，针对“盲从附和或被迫参加暴动分子”设计“自新”概念。自新案例的宽放或严处标准由政府核定，欠缺明确法律保障；其要求往后谨言慎行，再犯将重罚并与保证人连坐，而列册登记控管、思想训导活动、劳动营训练等亦产生威吓效果。另外，许多民众害怕日军遗留品将引祸上身，将家中与军器无直接关系的物品都交给军方。
在这期间，许多人过著躲藏的逃亡生活、其后才得以自首或自新，或是因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了4月，国防部保密局提出《二二八事变叛逆名册》，将全台湾分为台北、新竹、台中、台南、 高雄、屏东、花莲等各区，汇编近千人的“叛逆”名单，提供相关人士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原职、担任“逆职”、罪行、住址等详细资料。10月25日，警备总司令部撰写《本省二二八事变案犯处理经过》，称各地民众依政府自新办法办理自新，报经前警备总司令部及全省警备司令部核准者计有3,905名。

调查宣慰
政府为疏缓军事镇压引起的反应、处理长官公署体制的不当，积极展开调查、宣慰与改制。3月8日，杨亮功奉派查办事件，随即前往长官公署、军人和警察机关、各学校、各县市视察。3月17日，国防部部长白崇禧、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蒋经国等人，代表政府前往台湾宣慰，最初受到各方期待。白崇禧抵达台湾后，对台湾民众广播，宣示政府的“宽大”政策及基本处理原则，希望尊重法纪、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他还视察政府机关单位，前往各地座谈听取意见。
期间，白崇禧要求军人和警察不得挟怨报复、秉公速审嫌疑人犯、不追究参加“暴动”青年学生等原则，使伤亡人数减少。白崇禧还下令往后逮捕人犯应由警备总司令部执行，然宪兵队无视命令继续捕人行动。白崇禧还指出柯远芬滥用职权以致人心惶惶，但尽管曾建议将其撤职处分，后来白崇禧仍向陈仪立场靠拢，并建议奖赏彭孟缉、史宏熹。3月22日，监察院派遣监察委员何汉文前往台湾，协助杨亮功调查；杨亮功、何汉文曾与白崇禧交换处理意见，彼此意见大致相似。4月2日，白崇禧结束宣慰行程，返回南京市。
4月11日，杨亮功经上海市返回南京市，就政治、经济、教育、善后处理等方面撰写报告书，并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蒋中正报告。国民政府将事件原因渲染成是共产党分子、御用仕绅、野心分子、台籍日本兵、中国遣回浪人和流氓等势力策划或煽动，是台湾人要“当家做主”、“脱离中国”的“暴动叛乱”；其中台湾人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奴化”、“毒化”教育影响，逐渐“日本化”、抗拒接收、排斥中国，并诉诸台湾独立或台人治台的“偏狭概念”。在宣告结案后，政府积极构建宣传“政府版真相”，并在戒严期间掩蔽史实、丑化谢雪红等人。
政府出版品借由模糊的“死伤”、或合计本省人死伤，夸大外省人实际死伤人数，借此强调台湾人的“残忍狂暴”，作为报复镇压的借口。不过中国国民党内也有反省声音，认为应该要承担责任、将陈仪撤职查办。例如监察委员丘念台和何汉文、闽台清查团代表刘文岛、半山人士黄朝琴等，在有关台湾的报告中否定事件原因是共产党或台湾独立，而是政府弊政造成骚乱，因而需要展开政治改革、不应派兵、且派遣大员安抚慰问。曾与左营在地绅士阶级餐叙交流的代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也是当时少数能反映台湾人意见、朝向自我检讨的军事人员。

善后工作
3月8日，蒋中正嘱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与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拟定《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办法要点》。3月10日，白崇禧、陈立夫、李翼中等人将处理办法签报给蒋中正。3月17日，蒋中正对台湾民众广播处理办法，呼吁确保守法精神、恢复社会秩序等。陈仪承认这是“一次失败”，但不承认政策有误、且自认“镇压有功”，策动拥护其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3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刘文岛等55人的临时动议，决定将陈仪撤职查办，但蒋中正运用总裁特权撤销此议。
其后国民政府展开长官公署的改制，各政治派系在中国国民党内争夺权位。4月22日，行政院会议撤销长官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同时撤换陈仪，改派曾任驻美国大使的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为首任台湾省政府主席。4月29日，行政院核定通过台湾省政府委员、各厅厅长、各处处长人选，台湾籍人士占12名，刚好过半。5月6日，在各方指责下，陈仪调任国民政府顾问。5月15日，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魏道明出任主席。5月16日，台湾省政府解除戒严、结束清乡工作，并因军队在镇压期间屠杀民众，电饬地方政府查禁不法情事。
尽管蒋中正曾命令禁止军政人员施行报复，但镇压情况显然违法滥权；丘念台、蔡培火等人曾建议依法严惩失职者以平民怨，但蒋中正并未接纳。在蒋中正袒护下，陈仪、柯远芬、张慕陶、彭孟缉、史宏熹等首长并未因滥捕、滥杀、报复而受到惩处，反而获得嘉奖与擢升。1948年6月，由于蒋中正的信任与爱护，陈仪被拔擢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更是受到蒋中正赠勋颁奖和重用，被拔擢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为台湾最高军事首长；但这造成民间深刻的恐惧与不安，并因其滥杀无辜在民间得到“高雄屠夫”的恶名。
后来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奠定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基础，确立威权体制与对自由民主的压制。不过政府出兵镇压、滥捕屠杀，许多台湾人因心理创伤改变思想与立场，采取长期反抗政府的立场，积极在戒严高压下投入倾向共产党或台湾独立的反政府行动，衍生出不少相关案件，并因此遭到逮捕、羁押甚至枪毙。尽管成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有限，但随后的民怨与失望，使其积极吸收二二八事件参与者、或借此吸收党员，加速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发展，许多人更参与地下党主导的北部学生运动等相关行动。

各界反应
军事部署
二二八事件最直接的加害是军队与宪兵镇压残杀民众。在驻军调往中国后，台湾与澎湖群岛兵力至少15,000人至20,000人，包括宪兵第四团、基隆要塞司令部、高雄要塞司令部、马公要塞司令部等。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柯远芬是仅次于陈仪的第二号人物，一开始便认为幕后有共产党煽动“叛乱” ，提出高度自治、独立、托管等主张是意欲颠覆政府。柯远芬以阴谋论认定处理委员会的活动，派遣人员渗透、分化，并在事件扩大后严惩。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利用绅士阶级，劝请蒋渭川出面安抚民众、斡旋纠纷，借此分化处理委员会内部意见。
在事件初期，陈仪积极请兵与部署，采地方司令指挥军人、宪兵和警察维持治安的军事状态。3月4日，经基隆地区、新竹地区、南部地区的军事部署，提升为防卫司令备应“急变战事”状态。其后政府展开一连串镇压与肃清，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首先全面镇压，基隆市、台北市等北部地区继而镇压市民，并发布戒严令与大逮捕。国民政府派遣的整编第二十一师分别登陆基隆港和高雄港后，主要任务是以强势武力扫荡桃园镇至嘉义市及东部地区的反抗势力，其后主导采取连坐法的清乡逮捕，师长刘雨卿并任由部队在各地枪杀、报复民众。
在援军抵达后，警备总司令部主导捕杀台湾精英与民众的行动，利用机会敲诈勒索，例如林本源家族的林宗贤因贿赂才幸存。张慕陶的宪兵队在戒严期间亦积极参与逮捕民众，狂拘滥捕造成不少弊端。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黄绪虞夸大危情、请求海军总司令部增防军舰，并将台籍海军技术员集中管制。经蒋中正下令，海军总司令部增派太康舰、太平舰、中海舰、美颂舰、美乐舰等船舰增防，在台湾的中程舰、中权舰于左营港、基隆港、马公港三地巡航。3月19日，伏波舰在乌坵乡被轮船招商局的海闽轮撞沉，100多名官兵丧生。
整个绥靖计划在中部和南部地区曾遭遇民间短暂的武装反抗，如二七部队、嘉义民兵和云林民兵发动的战役，其他各地几无战斗便如期完成。但中华民国建国后战乱不已，且中国抗日战争影响军队教育甚大，导致军政制度和风纪未能严整清明，镇压与绥靖过程充满违法滥权、空白授权与无法状态，并有大量弊端产生。虽然蒋中正并未明令镇压或具体处置方式，且曾言申纪律、禁止施加报复，部分驻军指挥官也力予矫正，但未能有效防范和约束不法弊端发生，造成许多无辜性命丧生；其中最常见的有公报私仇、因纠纷遭到杀害，或是为了夺取、勒索财物而杀人。

情报机构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是当时情报枢纽，下有军事统计局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中央统计局及宪兵司令部（后二者与前者对立），在台湾各地部署调查员与线人，监视民众动向、传递情报。军事统计局最早来到台湾，以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掩护部署网络，情报搜集的深度与广度较深；其后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站，林顶立担任站长，并在事件中扩张。中央统计局所属的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调查室欠缺侦缉职权，须结合宪兵势力偕同工作。宪兵司令部宪兵第四团兼具情搜体系与行动能力，所属特高组被赋予执行行动侦缉、特殊任务职权。
3月3日，柯远芬召集陈达元、张慕陶、林顶立等情报机构负责人，要求侦查幕后策动分子的动态，以备“平乱”之用。在事件中，保密局渗透各地处理委员会、青年团与自卫队、《台湾新生报》报社、中部自治青年同盟本部等，并强势扩张势力，新增协助缉办的外延单位。其中保密局指挥许德辉组成忠义服务队，表面号召青年学生维持治安交通，实则编列流氓制造混乱扩大事端，事后反而归罪学生。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调查室同样提供名册、试图分化闽客、吸收流氓人士、渗透处理委员会、协助搜捕调查行动，并以清乡“肃奸”为名进行报复斗争。
军人、警察和线人还反间策划制造纷争、加工武装骚乱、设置陷阱诱杀，如圆山附近“暴民”攻击海军办事处等机关、杨亮功遭遇狙击事件等，并成为军队镇压的理由。各系统情报机构人员还分别密电中央政府，捏造、喧染和误导情势严重程度，凸显陈仪完全失去掌握能力打击其威信，并推卸无法协助维持局势稳定的责任，及请求援兵武力镇压的理由。情报机构人员夸大动荡情形与暴动人数、强调共产党党员达万人、凸显中国人伤亡程度，更指称参与者是怀有叛国、独立、夺权之重要阴谋行为，国民政府因这类情报报告而影响派兵镇压的决定。
情报机构人员在台湾社会紧密布线、监视舆情，罗织罪名制造各种“暴徒”名册及“参与事件人调查”，作为列册缉办、行动侦缉、逮捕枪毙的证据。情报机构借由不同管道调查、吸收流氓、操控大众，不少线人或卧底提供情报资讯、告密构陷他人，扩大事件伤害。政府还以连坐法威胁交出“恶人”，在奖励密告与指认流氓的政策下，告密者与构陷者造成许多个案。当中亦有地方流氓提供情资、诈欺恐吓案例，但告密者的身份大多隐密不公开。在事件过后，政府还强化山地行政及管控政策，国防部保密局派遣特务针对原住民族精英进行监控工作。

县市政府
战后台湾县市行政首长与警政首长因贪污无能而未获民间好评，且仅有台北市市长游弥坚、新竹县县长刘启光、高雄县县长谢东闵三位半山人士；部分日治时期的地方政治精英则是参选县市参议员。在事件纷乱期间，各地处理理委员会为首的“谈判交涉－和平解决”路线，与青年学生为主的“收缴武器－武力解决”路线结合。因应混乱冲突，地方领袖精英、民意代表、绅士阶级与民众和政府交涉，提出改革政治要求，并组成处理委员会、治安维持会、自卫队等。部分组织接收枪械、接管机关、维护秩序，甚至将武装路线视为谈判“筹码”，以拓展最大利益。
在二二八事件中，部分县市长与处理委员会协调合作，不得民心者弃职躲避逃亡，或激烈对抗、请兵镇压，对地方冲击不一。台北市市长游弥坚、台北县县长陆桂祥、台中市市长黄克立、台中县县长宋增矩、台南县县长袁国钦将县政交由处理委员会维持。彰化市市长王一麐、高雄市市长黄仲图、台东县县长谢真等配合处理委员会。反之，新竹市市长郭绍宗、嘉义市市长孙志俊、屏东市市长龚履端等与处理委员会对抗。基隆市市长石延汉、新竹县县长朱文伯、台南市市长卓高煊、高雄县县长黄达平、花莲县县长张文成、澎湖县县长傅纬武等则与地方驻军配合。
在多个县市政府无法行使职权下，以县市参议会民意代表为主的处理委员会及地方分会，负责维持秩序、协商，并提出处置对策与改革方案。3月7日，处理委员会提出“长官公署改组台湾省政府”、“各厅长平等起用台湾人”、“县市长在7月1日直接选举”等要求，陈仪表示接受，并允诺可以“改选不称职县市长”。部分县市处理委员会呼应陈仪指示，推举3位县市长候选人呈请陈仪圈定，部分县市则支持现任县市长。例如台南市推选黄百禄、侯全成、汤德章为市长候选人，花莲县推选张七郎、马有岳、赖耿松为县长候选人，部分候选人后来遭逮捕枪毙。
在二二八事件后，黄克立、朱文伯、郭绍宗、孙俊志、陆桂祥、石延汉请辞职务并立即照准，游弥坚、宋增矩、王一麐、卓高煊、黄仲图、龚履端、黄达平、袁国钦、张文成、谢真、傅纬武等续任或调任他职，大幅影响地方政务推动；不过当时县市层级在统治结构中为次要角色，赏罚标准并不明确。同时，部分县市参议员名列事件要犯、甚至丧生，其他参议员转而支持陈仪、协助善后处理；但因对政治感到失望与冷漠，后续出席人数锐减、议事工作相对消极低落。此外，部分基层公务员、军人、宪兵和警察人员在事件中借机勒索敲诈，但部分警政人员则因事件丧生。

其他机关
长官公署全力推动“去日本化”、“中国化”政策，将中国制度延伸至台湾施政，特别对日治时期以近代法律思潮培养的台湾法律专业人才存有疑虑。在二二八事件中，有高达20%的台湾司法官、律师等司法界精英及司法人员死亡、失踪，或被逮捕、拘禁、通缉等，其中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吴鸿祺、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王育霖、律师李瑞汉、李瑞峰、林连宗、陈金能、林桂端、汤德章等人丧生。因为事件冲击、语言文化等环境因素，许多台湾法律精英从司法体系转业，甚至离开台湾；留在法界的人必须适应新的司法文化，甚至弃守部分法治理念。
部分外省籍司法人员、法律精英在事件中遭到殴打或损失财物，引发离职出走潮，忌讳采用本地人才的政府降低司法人员任用标准、扩大引进外省人才的弹性，出现牵亲引信现象。其中20多名不具任用资格者进入台湾司法体系，而违反《法院组织法》等人事法规的权宜性任命援用到1950年代初期。该措施加速台湾司法体制与文化中国化的速度，在地法律人才遭到边缘化，且族群沟通不良。同时在法官终身职的制度保障下，拉低法院司法人员的素质，长期影响台湾司法案件的品质；而处理二二八事件相关案件的非法程序与习惯也影响往后的审判文化。
随著国共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借由学生运动妨碍中国国民党，台湾的学生运动与抗争四起。在二二八事件中，台北市学生传播消息、号告抗争，原先对长官公署及教育政策的不满扩大，大量青年学生成为抗争主力，协助维持治安、组织青年团体、提出改革要求，甚至积极参与武装攻击与接收行动，包括国立台湾大学、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台湾省立农学院、台湾省立工学院、台湾省立嘉义中学、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等。这导致各级学校陷入停顿，部分学校教师、行政人员、青年学生因为事件丧生、被捕、失踪，部分青年学生组织亦遭到报复。
二二八事件后，基于各地青年学生以“盲从附和”者居多，政府宣布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原则，进行学校复课及整肃学风工作，提供救恤与补救措施。同时展开一系列整顿学校的处置措施，包括查封关闭延平学院等学校，视情节惩戒师生等。政府还将事件归因于“日本奴化教育遗毒”，重新检视“中国化”政策，订定各式思想和观念上的再教育训育规则，借此增强对中国的认同和向心力。这样由上而下、由外而内规范各级学校及学生行为，严格规范原先自由开放的校园内外秩序，往后教育、文化更长期受到党化教育和戒严影响。

半山人士
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湾、在台湾有一段生长经历，在日治时期前往中国大陆，加入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所涉猎者。虽然半山人士应扮演中国政府与台湾社会的中介，但大多只急切呼吁政府“收复台湾”。尽管台湾调查委员会囊括半山人士，实际运作以陈仪的江浙同乡与其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时的班底为主。部分半山人士曾向国民政府提出接管台湾的注意事项，例如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半山人士曾建议接管台湾应“多用台湾人”、以台湾人为行政主体，但是政府对于半山人士的建言甚为轻忽，甚至予以否定。
由于半山人士具有特殊的“中国经验”，并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且资讯受限的台湾在地人所能相比，因此国民政府希望在接管台湾之后，能够借用这批人士治理台湾。在政治派系斗争的背景下，半山人士在战争结束后纷纷回到台湾，并出任政坛的要职，形成一股“半山集团”。但尽管陈仪希望借重半山人士改善长官公署与台湾民众的关系，然而部份半山人士实际上成为接管过程中的受益者，与台湾本土精英也存在著权力、利益的竞逐关系，结果半山人士在战后初期反而并未成功扮演中介角色，甚至成为官民之间的障碍。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民间社会对于任职政府机关的半山人士有许多负面的批评，认为他们“出卖”台湾人。陈仪曾运用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副议长李万居、秘书长连震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林忠等半山人士居间斡旋，试图恢复秩序、维持治安，但多基于陈仪立场协助平息抗争，而非以台湾民众立场向陈仪争取权益。部分半山人士受到政府重用、实际参与镇压行动，又以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站站长林顶立、新竹县县长刘启光、新竹地区防卫司令兼新竹县县长苏绍文、长官公署警务处处长王民宁、台中区防卫司令黄国书等人为典型。
对于清乡工作，台湾民间流传是半山人士协助提供“黑名单”，警备总司令部才能罗列“暴动首谋”清单缉捕，以致各地的精英遭捕杀，而半山人士经常被视为是二二八事件实际的受惠者。不过双方存在附属关系，政府并未完全信赖半山人士、或给予决策地位，使其只能扮演外省籍接收官员的附庸角色。同时只有忠诚且顺从的半山人士才会受到重用，半山人士在二二八事件中也可能因为其立场、批判时政而遭到枪毙，例如曾任《人民导报》社长的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等。

社会团体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后，中国国民党各势力进入台湾，台湾人卷入党国不分的政治派系斗争。在训政体制之下，一般民众只能组织以职业团体为主的人民团体，中央俱乐部派的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便企图操控政治建设协会等社会团体。在台湾省党部协助下，原先基于台湾民众党精英成立的台湾民众协会，改组成具合法地位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在各地设置分会。但其积极提出去殖民地化、实施地方选举等台湾人自治理念，使李翼中和陈仪感到不满。同时期还有台湾省宪政协进会、台湾重建协会等团体。
最初政府调查报告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与扩大归咎于一些社会团体，特别是共产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等。在旧台湾共产党势力争执主导权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党党员在各地吸收不满百人，仅在台湾各地从事新闻宣传、武装学生等介入工作，无法承担策划、煽动与主导事件。三民主义青年团并非一般社会团体，是训政体制下与党部平行的特殊组织，当时有许多台湾左翼份子加入、批判政府腐化贪污。许多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或精英参与各地抗争，但属个别的行动、而非组织行动，并因此丧生或被捕。
遭到利用后被迫解散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是受害最深的社会团体。陈仪等人曾经请托领导人蒋渭川出面安抚民众，其后却以公开征调台籍日本兵出面维持社会治安、背叛国家为理由，下令解散。政治建设协会在镇压过程中伤亡惨重，多名干部被捕遇害或失踪，王万得、潘钦信等四处躲藏或逃亡海外。警备总司令部还解散多个“非法组织”，半山人士组织的台湾省宪政协进会趁势崛起，在事件后发起台湾新文化运动委员会，多数成员日后更成为政治新贵。另外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在二二八事件之中亦有许多行动。
由各地民意代表、绅士阶级、青年学生组成的处理委员会等组织是这场纷争的主角，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意基础。各类民意代表、县市参议员、政府官员等所占比例由北而南、由西而东递减，越基层的分会和支会比例越低。处理委员会大多认为事件是对政治腐败的不满，整合民意、沟通交涉、拨借米粮、协调民生、维持治安、制止冲突，一度取代各地政府功能，并谨慎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在事件后，处理委员会主要成员被以不同名目清算，包括列入名册、发布通缉、自首自新、逮捕监禁、徒刑感训、枪毙私刑等，县市层级又比县市以下层级严峻。

新闻媒体
政府报告曾经点名“舆论不当之影响”是二二八事件原因之一，认为媒体言论激发民众反对政府的情绪。当时在公、民营报社激烈竞争下，新闻媒体工作者对政府施政有诸多批评与揭露，形成舆论影响。但除了经济因素打击经营外，政府借由媒体宣传、新闻政策排挤，展开严密的管制，新闻媒体只能“照实报导”。同时政府禁止报纸日文版、取缔报刊杂志左翼言论活动，情报机构也对印刷媒体展开监控，并在后来以此指控罪状。但即便是照实报导，每天报纸上的消息大多是军人开枪、警察乱纪、官员贪污、物价飙涨等，也因此遭受惩处。
3月8日，随著军队开抵台湾，为了打压、报复和肃清异议者，政府逮捕或杀害不少报社主要负责人、主管与新闻记者，震慑言论思想自由。《民报》社长林茂生、《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和日文版主编吴金链、《人民导报》前后任社长宋斐如和王添灯、《大明报》总编辑艾璐生、《台湾新生报》台中分社记者陈安南、嘉义分社主任苏宪章和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等人遭到杀害，《民报》总编辑许乃昌和总主笔陈旺成则被通缉而逃亡。3月13日，警备总司令部发布命令，查封《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等多家主要的民营报社。
在训政体制下，中国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负有搜集情报的职责，设有台北分社将采访的台湾新闻传回南京总社，叶明勋为负责人。不过其电文报导完全基于陈仪政府和军方立场，不断出现外省人遭到殴打、甚至曲解真相的错误讯息，忽视台湾民众的意见和社会骚乱的实情，甚至是建议国民政府派兵镇压。由于中央通讯社是国民政府了解台湾政情的重要管道，其传达的讯息对于蒋中正的派兵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各地无线电广播电台遭民众占领也被视为是事件扩大的原因，政府强化掌控广播电台，管制电报、电话通讯网。
另外，政府还查扣各种“反动刊物”，并严格禁止左倾言论。最终有16家官民营报社遭查封或停刊，或发行人、记者被逮捕杀害；政府和情报机构除了管制新闻业，并与中国大陆媒体工作者直接控制或重组报刊杂志、广播等新闻媒体主导权。在1949年发布《台湾省戒严令》、1950年确立动员戡乱体制后，制定诸多限制新闻自由的管制法令，台湾精英失去发言权。政府更以“戴红帽”方式封锁讯息，将事件原因归诸共产党阴谋，并让新闻媒体避谈二二八事件。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后，相关新闻管制随之松绑、废除，媒体环境逐渐趋向正常。

其他反应
中国大陆
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中正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是重要议题。1947年2月10日至1948年6月4日间，蒋中正经由多个单位相关人员来往的函电报告及台湾人团体等讯息，掌握台湾民情与事件的各种资讯。不过蒋中正忽视台湾人士和民间团体的陈情呼吁，及先前杨亮功、刘文岛等建言，并受到陈仪、柯远芬等主政者夸大危情的报告影响。基于第二次国共内战情势及防范中国共产党的心态，过度信任陈仪的蒋中正接受陈仪与各情报机构的请兵要求，认为事态严重，且台湾人要求改革、抗议不公是意图“脱离中国”、“背叛中国”的举动。
3月5日，在将事件视为叛乱后，蒋中正指派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率领部队前往台湾镇压。3月6日，在接到国防部及蒋中正命令后，刘雨卿飞往南京市晋见蒋中正，蒋中正面授机宜，并发给600支手枪。3月7日，蒋中正电告陈仪表示整编第二十一师自上海市出发，在3月10日前抵达台湾。同日，刘雨卿搭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台湾，随即晋见陈仪告知蒋中正意向。3月10日，蒋中正首度公开发表有关演讲，定调事件为台籍日本兵与共产党策动造成暴动、并因处理委员会提出“无理要求”决定派兵，此演讲成为国民政府的主流说法。
在战后初期，北平市、天津市、上海市、南京市、东北等地组成台湾人同乡会团体，与国民政府交涉。二二八事件爆发后，这些台湾人社团和民间人士发起请愿或声援，要求严惩陈仪、赦免参与民众，报纸则正面报导。旅京沪台湾人团体成立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前往南京市请愿；并派代表至台湾慰问，但遭软禁遣回。其后台湾人团体继续关心善后问题，编印舆论集与周年志。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论述历经多次转变，早期定位在“反蒋帮”、“反美帝”指控，后来藉纪念建立历史地位、并进行“统战”宣传。
就前来台湾服务的外省人而言，虽然部分军人或公务员有贪污、营私舞弊等劣行，但并非所有人员都是贪官污吏。然而在二二八事件中，部分外省人成为代罪羔羊，被群众攻击而出现伤亡。其人数虽然没有台湾籍受难者多，但让一些公务员心生恐惧而离开台湾，这些现象也让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隔阂加深。1949年8月，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全面溃败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其后蒋中正检讨中国大陆的沦陷与派系有一定关系，因而进行党内重大改造，透过各种方法拔除旧有势力，并重新确立个人集权地位。

国际社会
关于战后台湾的国际地位，美国基于《开罗宣言》协助中国军队占领／接管台湾，但同盟国与中国对台湾人地位持不同看法。虽然台湾、澎湖群岛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前，只是军事占领的殖民地领土，协助接管的美国基于《开罗宣言》及同盟关系，在政策态度上假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采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形式。不过对于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台湾人国籍、涩谷事件发生等，仍引起英国等外国的反应。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事件经过与处置都有连续性报导，而国民政府担忧引起国际反应，对外国政府有所顾虑。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政治建设协会等均曾向国际发表意见，包括向美国请愿、请求联合国托管等。但尽管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内部意见分歧，驻南京大使馆、美国国务院等机关立场基本采取旁观态度。英国淡水领事馆曾提出多份报告，英国外交部基于经济与贸易利益考量采取保守态度。日本方面则未有过多反应，在事件后加紧遣送日本人。其后美国政界重新评估《开罗宣言》，推动台湾托管论、独立论等台湾地位问题，特别是葛超智扮演的角色；这导致在《旧金山和约》与联合国处置上，台湾人自决、台湾地位未定论等议题出现。
1948年起，参与事件的幸存者逃亡海外持续抵抗，分成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左翼分子及主张台湾独立者，并有不同诠释。尽管政治光谱两异，两方以二二八事件为号召，每年在各地举办纪念游行与追思活动，否定中国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后者更借此强化台湾民族主义运动。海外台湾人还发行诸多印刷刊物或著作（如署名林木顺的《台湾二月革命》、王育德的《苦闷的台湾》、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等）来诠释事件论述，当中一部分著作强调台湾人反抗革命，而一部分左翼史料则提出中国共产党角色与事件定位；另外也设立台湾之音等另类媒体进行对抗。
1950年代，廖文毅的台湾再解放联盟提出台湾独立主张，且重视二二八事件的象征意义；另一部分停留香港的共产主义者逐渐倾向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1960年2月，明治大学讲师王育德与东京大学留学生黄昭堂等成立台湾青年社，创办《台湾青年》双月刊，发行二二八事件特刊。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美国台湾独立运动亦重视二二八事件，刊登报纸广告、示威游行等。但尽管共产党与台湾独立运动者的历史解释不同、解放台湾与台湾独立的目标也明显冲突，中华民国情报机构人员诬指两方是同一伙人，以此打击所有政治异议人士。

后续发展
白色恐怖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派兵镇压清乡，逮捕、枪毙精英和民众，引起地方恐慌。对于政府以不同名义逮捕参与者，在丘念台等人争取速审、李友邦呈请保释下，被逮捕、军法审判的案犯得以“宽大处理”，陆续获准保释，由地方刑警队查看管考。随著国共内战局势转变，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移往台湾。因为怀疑台湾人民忠诚、担忧中国共产党份子潜伏，政府以情报机构多线内部侦防，透过情报布建、逮捕侦讯等手段，追捕、清查、清理参与事件的民众；同时以两岸对立冲突局面的威胁，实行戒严统治，箝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
其后政府加强特务统治，监控、逮捕、侦讯及军事审判反对人士，并在马场町或六张犁等处执行枪毙，或送至绿岛监狱或泰源监狱监禁，造成无数冤案；而整肃异己、诬陷织罪的行动，导致人人自危、惧谈政治，长期弥漫“白色恐怖”气氛。同时政府对二二八事件参与者展开清查清理，留意逃亡者、参与者、首谋相关者，在案件侦讯时特别调查。先前被从宽处理者遭到政府以叛乱犯刻意清理、秋后算帐、加重论罪，或因亲友关系牵连遭枪毙或坐监，包括高一生、汤守仁、林庆云、陈正雄、陈昆仑、陈明忠、罗明懋、蔡懋堂、黄金岛、林西陆、林日高等。
1955年11月，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下达指令，对二二八事件参与者加强监侦考管，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统计曾经“叛乱”人数达6,317人，研拟监视考核的办法，但是因为警力不足、执行困难等因素未能实施。政府对二二八事件参与者的疑虑，由1950年代初期担心参与共产党，至1960年代转为担心为台湾独立运动所用。1962年8月，警备总司令部呈报国家安全局，决定拟定《戊寅分子处理原则》；其后通知台湾省警务处，命令各县市警察局确实防范控制，成为各地警察机关监管“二二八事变分子”的依据。
此后二二八事件相关人员被以“戊寅分子”、“丁亥分子”、“靖平分子”称呼，地方警察系统对入出境申请、户籍迁异查考、工作生活、思想言行皆严密监侦记录，这类长期的列册管考不会轻易停止、并累及亲属，大多至当事人死亡时才注销。此外，对于事件参与者的调查与管考也是机关保防的主要业务，除了接受检举调查外，各机关保防单位经常基于上级指示，在特定时期对事件参与者在内的异议分子进行监侦防范与警戒行动。1970年代之后，每逢二二八事件周年前后，政府经常常动员各单位对相关活动或可疑分子进行监侦与清查。

平反调查
在党国体制下，牵涉敏感政治问题的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社会最大的历史禁忌，长期无法公开讨论、研究史料，政府更以制式说法掌控历史诠释；相对地，海外台湾人社群持续讨论事件解释，民间亦有相关知识与经验的纪录与史料出版。为了反制海外台湾独立运动论述，政府成立“拂尘专案”、出版《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指责追究二二八事件是“撕裂族群”。1981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生李筱峰投入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学术研究。1983年，国立台湾大学学生刘一德等人前往彭孟缉官邸喷漆，政治反对运动亦提出平反要求，试图突破禁忌。
1987年2月，陈永兴、李胜雄和郑南榕等人共同发起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有56个团体加入，诉求政府公开历史史料、展开调查、出版研究论文和资料、兴建纪念碑和纪念馆、每年2月28日订为国订假日、公开道歉、赔偿二二八受难者伤害损失等。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展开祈祷会、祭拜典礼、座谈会、演讲会、和平游行等纪念活动，挑战中国国民党禁忌；虽然最初遭政府强力压制，在民主进步党及无党籍政治人物推动下，政府逐渐与民间要求密切互动。同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前往各地纪录二二八事件口述历史，民间更在嘉义市兴建首座二二八纪念碑。
1990年，随著台湾逐渐民主化，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确立处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调性与框架，逐渐正视二二八事件，积极回应民间要求。其中立法院院会首次为事件受难者默哀，行政院院长郝柏村成立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展开研究等事项。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布道歉函与举行追思礼拜后，旷野社号召基督教团体在台北市浸礼宗怀恩堂举行平安礼拜。1991年，为了督促政府面对二二八事件，民间成立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其后与现代学术基金会、台美文化基金会首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统派亦借由纪念二二八事件提出政治诉求。
另一方面，行政院专案小组成立研究小组撰写报告，但寻找档案时遭遇困难。1992年2月，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是官方首本研究报告，并修正过去的说法。同时期，民间研究小组出版《二二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赖泽涵、戴国𪸩等亦有专著与专文。行政院还成立二二八建碑委员会，碑址定在台北新公园，但碑文引发争议。而首个以受难家属为成员的组织二二八关怀联合会成立后，各地亦设有关怀团体。1995年2月28日，在二二八纪念碑落成典礼，李登辉正式以国家元首身分，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公开表达歉意。

转型正义
1995年2月，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宣布将2月28日订为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纪念日”。同年10月，行政院出资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积极从事补偿金审核发放、纪念追思、抚慰和颁发奖学金等活动。同时经呼吁，政府陆续公开及出版政府档案史料，另有大量受难者家属的口述访查出版。1996年2月28日，陈水扁将台北新公园改名“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其后台北市政府设置二二八纪念馆，主办各项美展、音乐会等活动。1997年，政府修法将2月28日明订为国订假日。1998年底，因陈水扁竞选连任失败，台北市的平反运动无法进一步推动。
2000年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开始执政，但因立法院未过半等因素，转型正义未能顺利推动。总统陈水扁指示档案管理局清查与解密档案、颁发回复名誉证书、发行邮票、核定下半旗纪念。2006年，国史馆馆长张炎宪等历史学家出版《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指出蒋中正应负最大责任，但遭其孙蒋孝严控告。2007年，陈水扁核定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转型为常设机构，转往纪念、教育、文化等任务经营，并在隔年成立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同年，陈水扁试图将中正纪念堂改名，但因中国国民党在立法院占多数，民主进步党未能顺利推动。
2008年至2016年间，中国国民党再度完全执政，马英九政府部分接受转型正义的价值。总统马英九在任内持续推动二二八事件的记忆保存，参加纪念追思会、提拨基金、常设性的国家纪念馆开馆营运，但是避谈责任追究问题，转型正义处于停滞状态。2010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朱浤源等人否认先前《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的结论，将原因指向日本政府，相关言论引发学界争议。2013年，台湾年轻世代筹划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共生音乐节。2016年，民主进步党籍候选人蔡英文当选总统，同时取得行政与立法主导权，首次完全执政。
其后蔡英文政府再度清查政治档案、查封档案资料，并主动公布可能的受难者。在推动转型正义部分，政府首先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党产争议进行清查。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之后，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工作触及司法方面的除罪化等。另一个重要的转型正义工程推动机构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建置，下有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及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2018年起，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开始推动《二二八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报告》研究。

死伤情况
死伤人数
经由多方的调查研究，已经可以大致描绘二二八事件的经过。在二二八事件前后，政府采取直接的武装镇压，无论是各机关不按法定程序处决人犯、以公开或私下枪毙手段报复台湾人抗争行为，或是军人和警察在街上开枪扫射击毙，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伤亡，其中遭到杀害的人数估计从1,000人到100,000人不等。其中有多名外省人因为被台湾籍群众殴打冲突致死、或因为政府镇压丧生，尤其彭孟缉的高雄镇压造成外省人最大伤亡。虽然透过搜集资料、进行访谈及统计分析等方式，当年的死伤人数始终无法掌握一精确数字，但又常被拿来质疑与争辩。
其中杨亮功和何汉文的调查报告记载中统计死伤人数2,012人，白崇禧报告共计死伤及失踪人数220人。警备总司令部公布共计有398人死亡，保安司令部估计死伤总人数大约是6,300人。台湾旅沪六团体的报告估计死亡总数在10,000人以上，《纽约时报》两篇电讯分别指出死亡人数有2,200人及10,000人两个数字。苏新在《愤怒的台湾》提出被杀人数不下10,000人，葛超智在《被出卖的台湾》提出20,000人伤亡。王育德在《苦闷的台湾》提到10,000人至数万人伤亡，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甚至估计死伤10余万人。
赖泽涵等撰写的《悲剧性的开端》认为死伤人数低于10,000人，《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表示死伤及失踪共2,600人，日本和美国台湾独立运动团体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人到10万人之间。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组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陈宽政以人口学统计在镇压和肃清前后的死亡人数范围，推估在18,000人至28,000人之间，但未在随后出版的内容中提出。李乔根据台湾省政府卫生处资料、以线性回归计算1946年至1953年间每年人口总数与死亡总数，推估死亡人数19,146人。但因牵涉计算基础的户籍资料、假设准确性，人口学推估或统计学计算仍受到质疑。
2021年，《二二八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报告》以文献分析方式，得出官方档案记载的最低死亡总数8,317人至11,824人，失踪人数5人至15人；外省人死亡与失踪合计89人、受伤1,389人。其中因族群冲突而被殴打致死的外省公务员38人、民众8人，因政府镇压丧生的外省人共31人；外省人死亡或失踪者几乎是成年男性，女性死亡或受伤案例极为罕见。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长和部分受害者后人则认为此报告夸大数据，批评此报告使用中国大陆政协出版的来源，目的是为了符合屠杀的定义。截至2023年7月6日，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成立的补偿、赔偿名单中，共有687件死亡案件和181件失踪案件。另外在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公布的可能受难者名单中，累计3,620人受害、27人死亡。

受害赔偿
1947年3月21日，在事件平定、秩序恢复之后，长官公署制定及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暨所属各机关公教人员因二二八事件伤亡损失抚恤救济办法》，主要是对遭受生命财产损失的外省籍公教人员及其眷属、雇工发给救济金，然此一善后抚恤工作并不圆满。其中救恤办法规定不尽合理，部分损失巨额者基于规定只能获得小部分补偿，但也有损失不大却虚报溢领的补偿者；同时除了澎湖县抚恤扩大所有民众，其他县市未及于一般受难民众。由于救济金额不足，部分不肖公教人员遂假公济私，向民众需索、讹诈，予人以极为恶劣印象。
由于当时获得救恤的公教人员不多，一般民众与受难者认为政府从未救恤，要求尽速研拟赔偿办法。1995年3月23日，在中国国民党主政且占多数的情况下，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回应民间要求，针对个案进行补偿作业。对于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和受难者家属曾经提出不同法案版本，中国国民党强力主张将“赔偿”条例改为“补偿”条例，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为了早日通过决定妥协接受。同年4月，总统李登辉颁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依此成立处理补偿事宜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1998年，比照二二八事件的补偿模式，立法院通过《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在陈水扁总统任内，把前述二法中“补偿”用词更改为“赔偿”。政府依照《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赔偿条例》开始进行的平反与赔偿作业，主要对象是以本省人为主。截至2023年7月6日，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核准成立的2,340件二二八事件赔偿金申请案件中，计有687人死亡、181人失踪，另有1,472人遭遇羁押或徒刑、受伤或失能、健康名誉受损、财物损失等，核发补偿金额共计7,283,600,000元。
不过在死亡及总死难人数部分，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已经受理的补偿、赔偿的案件数，与官方档案的加总数据（8,317人至11,824人）至少皆达到或趋近10倍的落差。同时在地区层级的对照中，由于二二八事件期间的政治肃杀氛围，使得死难者家属当下未立即通报失踪案件、或是谎报死亡，且官方档案与史料记载存在时间落差，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已经受理赔偿、补偿的失踪案件数，在大部分情况下皆多于官方档案加总数据（5人至15人）。

造成影响
社会环境
二二八事件是战后台湾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其造成的巨大伤害留下长期社会创伤，深深影响政治发展、社会文化及族群关系等方面。二二八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原因相当复杂，为诸多不同因素相互影响产生的结果，同时也是台湾与中国在1945年首次统一后的结果。经过这次事件，政府严重打击和压抑台湾民众原本对于政治充满热忱心理，导致民间长期对于政治抱有不信任感、恐惧感与冷漠。许多经历过二二八事件的世代绝口不提事件经历，并总是会劝诫自己的儿女“有耳无嘴”、多听少说，不要参与政治活动。
在二二八事件中，许多台湾社会精英、地方士绅或知识份子遭到计画地逮捕、暗杀，大力削弱本土势力。台湾精英几乎伤亡殆尽，幸存的地方领袖对政治产生恐惧与冷漠，销声匿迹且不再过问。过去由绅士阶级、地主领导的地方政治中，地方精英和知识份子参政的热潮大幅衰减，各县市参议员历经剧烈变动，80%成员从政治场域消失，造成精英与历史的断层。其后的土地改革及白色恐怖统治改变原有的地方政治生态，依附政府的土豪地痞、黑道流氓、政治新贵逐渐填补空缺，取代传统精英社会地位，也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除了因陈仪政府的贪污腐败引发民怨，也与族群冲突有关。在事件结束后，台湾人不满位居统治阶层的外省人，中国国民党政府则夸大外省人受害煽动恐惧，族群间的对立冲突持续深化且难以弥和，这也导致“省籍情结”成为政治敏感问题，影响台湾社会文化正常发展。随著台湾社会精英因为政治迫害与打击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响力，也出现文化发展与传承的断层。二二八事件也是历史集体记忆的丧失，打击台湾人自信心理，慑服于中国国民党威权统治，最终有利于后者一党专政，并阻碍民主政治发展。
1980年代，随著台湾党外运动蓬勃发展，二二八事件再度被提及，出现在公共论述的场域。1990年代民主化后，台湾主要针对受难者及家属发放金钱补偿与回复名誉，及公布出版解密档案、撰写研究报告等真相揭露工作，但未处理财产返还及追究加害者责任。随著历史研究禁忌的突破，学界产出丰富研究成果与相关观点，挑战并否定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威权党国体制下的历史观点，指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而不再视为叛乱、暴动。而在1989年8月19日设立首座纪念碑后，台湾各地陆续兴建20几座二二八和平纪念碑。

流行文化
在战后初期，台湾引入五四运动、鲁迅文学、报导文学及左翼美术等创作元素。在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社会精英分子遭到捕杀，人民对此不再发表意见，影响各种历史纪录、文学写作、艺术创作、音乐创作等发表。例如版画家黄荣灿曾因同情二二八事件创作版画《恐怖的检查》，但遭逮捕、罗织罪名，1952年处死。中国国民党还借此去除障碍，加上政府撤退台湾，积极推展“中国化”政策以营造政权“正统性”，助长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府强力灌输中华文化建立“文化霸权”，社会充斥“大中国”的影子，台湾文化则被漠视压制。
直到1987年推动的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突破文化禁忌后，文学家、艺术家不再躲避二二八事件主题，而以此题材创作出具台湾文化特色的作品，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的重要文化资产。其中在1989年，导演侯孝贤拍摄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悲情城市》。这类以二二八事件为主题的电影或纪录片创作，还有导演林正盛在2000年拍摄的《天马茶房》，导演郑文堂与公共电视台在2005年拍摄的《伤痕二二八》，另外电视剧导演游坚煜曾拍摄以白色恐怖为题材的电视剧《台湾百合》。
1992年2月，国家音乐厅举行二二八事件纪念音乐会，是首次为二二八事件举办的音乐会，其后连续数年举办纪念音乐会。在音乐作品部分，则有萧泰然创作的《一九四七序曲》、闪灵乐团的《暮沉武德殿》和《乌牛栏大护法》、周定邦的《BOK血Ê孔嘴》。在文学作品部分，作家李乔经过长期田野调查完成文学作品《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其他还有吴浊流的《无花果》和《台湾连翘》、李昂的《彩妆血祭》、杨小娜的《绿岛》等。2006年，诗人李魁贤发表台语诗词作品《二二八安魂曲》，并与柯芳隆合作制成合唱曲。

注释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繁体中文） 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繁体中文）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繁体中文） 二二八事件档案资料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繁体中文） 二二八事件台湾本地新闻史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泰晤士河

泰晤士河（英语：River Thames，/tɛmz/，TEMZ）是位于南英格兰的一条河流，全长346公里，流经英格兰的三个郡，为英格兰最长之河流、英国第二长河，次于354公里的塞文河，也是全世界水面交通最繁忙的都市河流和伦敦地标之一。在泰晤士流域形成了许多英格兰城市，除去伦敦之外，还有牛津、雷丁和温莎等。
泰晤士河在英国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地位，在工业革命之后因为大规模的河上运输导致河流污染，因而引发了包括瘟疫、大恶臭等一系列的问题，随著重工业的减少其情况已经改善了许多。
而其于英国文化意义也不可忽视。泰晤士河是许多英国水上运动，如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1908年夏季奥运会划艇赛、1948年夏季奥运会划艇赛的举办地。《柳林风声》等文学作品也是以泰晤士河流域的风物为背景写成的。

语源学
“Thames”一词来自中古英语“Temese”，后者来自凯尔特语“Tamesas”（源自*tamēssa）， 拉丁语记为“Tamesis”，即现代该河威尔士语“Tafwys”的来源。 此名的意思可能是“黑暗”，与俄语“темно”、梵语“tamas”及爱尔兰语“teimheal”、威尔士语“tywyll”同源，此外与中古爱尔兰语的“teimen”（深灰）也有关系。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并非来自印欧语系， 也有人认为它的确来自印欧语系，只不过出自凯尔特不列颠时代之前。
英国的海员常把它叫做“伦敦河”（London River）。

地理
据研究在50万年前，泰晤士河已经基本上开始沿现有河道路线流动了。而在2万年前，大不列颠仍与欧洲大陆版块连接，而泰晤士河的源头亦据称是位处威尔斯，一直流到与莱茵河等其他欧洲大陆河流汇合。至后期版块发生移动，源头有所改变，而泰晤士河尽头也变成北海。

地理史
大约5800万年前古新世末期的赞尼特阶，泰晤士河形成了单独的河道。 直到大约50万年前，泰晤士河已经大致沿现有河道路线流动，即途经牛津、伦敦等地而到达伊普斯维奇市流入北海。在冰河时期末端，源头的冰层开始溶解，大量水涌入泰晤士河，使河道进一步扩展，而成为今日的形态。
大约45万年前更新世盎格鲁阶的冰河时期，冰川最远覆盖到了伦敦东部的霍恩彻奇。 它阻塞了流经相当于现在赫特福德郡的河流，从而形成了一个大湖。后来河水冲破阻拦，改道流经现在的伦敦。
上一次冰河时期冰川的最后一次扩张使得其覆盖了现在西北米德尔塞克斯的大部分土地，最终迫使史前泰晤士河几乎完全改至现在的河道。大约2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时，不列颠经由北海盆地排干形成的多格兰与欧洲大陆相连，泰晤士河流到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一带，与莱茵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汇合， 它们最终合流形成海峡河（Channel River），后者最终注入英吉利海峡西部的大西洋。

现在
在泰晤士河改道到现在的位置后，泰晤士河口、泰晤士河谷和周边的利河谷下游形成了沼泽。例如现在兰贝斯教区北部在古时就称“兰贝斯沼泽”（Lambeth Marshe），但在18世纪时被排干，而现在当地还有名为“Lower Marsh”的街道。此外，此时利河、泰伯恩河汇入泰晤士河，也形成了索尼岛等岛屿。

生物
虽然泰晤士河的生物因人类活动而受到威胁，一些物种甚至在当地濒危，但泰晤士河流域仍然有许多野生动物生活，常见的包括绿头鸭、普通鸬鹚、棕头鸥和银鸥。疣鼻天鹅也较为常见，偶尔还可以看到黑天鹅。引入的非本土生物有加拿大雁、埃及雁和斑头雁等。
鲑鱼和鳗鱼都是泰晤士河中常见的鱼类，后者还被做成了伦敦地区的一道名菜鳝鱼冻。此外常见的鱼种还包括欧鲢、湖拟鲤、白斑狗鱼和各种比目鱼。
2008年发现欧洲海马曾出现在泰晤士河中， 一些水生哺乳类，如灰海豹和斑海豹在泰晤士河口聚居，在河上游的一些地区偶然也能见到他们。 也曾有人在河中目击到宽吻海豚和鼠海豚。
2006年1月20日，一条长达5米（16英尺）的拜氏鲸出现在泰晤士河伦敦市中心地区，而这种鲸一般指生活在深海，上一次在泰晤士河中看到这种鲸已经是1913年的事情了。这种极不正常的当时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人们在围观这头被称为“泰晤士河鲸”（River Thames whale）的鲸时发现它几乎搁浅，又因为撞到了小船而流血。12小时之后它再次出现在格林尼治附近水域。伦敦港务局和伦敦警察厅将它捕捉上来用试图运到海中释放，但最终这头鲸因为体力过差而在运送途中死亡。

人类史
早期
有考古证据显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在泰晤士河流域生活了。 大英博物馆有一只公元前3300年至前2700年的雕花碗，发掘地点就是流经白金汉郡小村Hedsor的泰晤士河。人工湖多尼湖的挖掘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的人类用具。 泰晤士河沿岸的莱赫雷德、库克汉姆及泰晤士河河畔森伯里也有许多青铜时代遗址。
许多记载凯撒大帝在前54年第二次进军不列颠的文献中也提到了泰晤士河之名。 实际上，泰晤士河河畔有许多古罗马和萨克森人的聚居地，例如泰晤士河流域地名中带有“ing”的泰晤士河畔戈林（Goring-on-Thames）和雷丁（Reading）都有一定的萨克森起源。

中世纪到近代
早在1300年代，泰晤士河就成为了伦敦的排污河。在1357年时，爱德华三世说道：“粪与其他污物积聚在河岸上...烟与恶臭因此而弥漫”。 除去污秽之外，冬季有时泰晤士河会结冰，因此后来形成了泰晤士河冰冻博览会（Frost fair）这样的传统，最早的冰冻博览会举行于1607年。
伦敦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泰晤士河上的贸易频繁起来，到了十八世纪，它已经是大英帝国和世界上最繁忙的河道之一。河上游开始修建船闸来解决通航不畅的问题。1814年气候转暖，之后泰晤士河就再也没有完全冻结过了。 而1825年建造的新的伦敦桥减少了桥墩数量，因此河流更加畅通，这也减少了其冻结的可能性。

维多利亚时代到现代
19世纪伦敦市河段的泰晤士河水质愈加恶化，导致多起霍乱爆发，1832年至1865年爆发的四起严重霍乱杀死了数万人。阿尔伯特亲王之死也是由于在温莎城堡旁边肮脏泰晤士河传染了伤寒。1850年代抽水马桶流行开来之后情况就更加不堪了。  1858年的大恶臭使得河边威斯敏斯特宫的下议院都不得不停止工作。约瑟夫·巴泽尔杰特修建了一系列的卫生下水道之后，加上水库和抽水站的陆续建立，其污染情况稍稍好转。
随著水路交通和大英帝国的衰落，虽然伦敦港还是英国主要港口之一，泰晤士河的重要性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降低了。而后重工业和其他一些污染企业也开始减少，使得泰晤士河水质有了明显的好转。
泰晤士河亦有水患，1928年、1947年和1957年发生三次大洪水。1980年代前期，防洪设备泰晤士河水闸建成启用。1990年代末7英里（11公里）长的银禧河（Jubilee River）也提供了额外的排洪渠道。

经济
泰晤士河是周边地区饮用水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来自泰晤士河的饮用水由泰晤士水务公司负责处理。泰晤士水务环路是伦敦的主要供水设施。过去泰晤士河上渔业（特别是鳗鱼捕捞）是除去航运之外较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此外周边城市的水磨也需要泰晤士河提供动力。
伦敦中心有许多大厦是沿著泰晤士河建造的，“河景”是其卖点之一。而河上也常能看到各种有人居住的船屋。

旅游
伦敦有许多的河上观光船，伦敦河务公司提供伦敦段泰晤士河上的交通服务。在夏季，牛津到特丁顿之间有“Salters Steamers”和“French Brothers”两大公司提供旅客运输服务。 实际上泰晤士河上还有各种小型私人公司提供著类似的服务。

运动
泰晤士河上最著名的运动就是划船，英国有数目众多的划船协会、俱乐部，如隶属于国际划船联盟的“British Rowing”。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划船俱乐部会在泰晤士河上举办一年一度的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除去这项赛事之外，还有河王之争（Head of the River Race）等一些其他的划船比赛。1908年和1948年夏季奥运会划艇赛都是在这条河上举行的。
而帆船、快艇、独木舟等也都有相应的泰晤士河赛事。成立于1866年，号称世界上最古老的独木舟俱乐部“皇家独木舟俱乐部”（Royal Canoe Club）自1950年开始几乎每年复活节都会在河上举办现在叫做“迪韦齐斯到威斯敏斯特国际独木舟赛”的比赛， 其比赛航道从肯尼特和埃文运河一直延伸到西敏桥。此外1948年夏季奥运会的独木舟赛也是在泰晤士河上举办的。
2006年英国游泳运动员路易斯·皮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游完泰晤士河全程325千米的人，他总共花费了21天才达成此项记录。 考虑到河上游泳的危险性和对其他河上事务的影响，2012年6月伦敦港务局宣布：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在普特尼桥到克罗斯密斯之间的河段游泳，这一规定实际上使得整个伦敦中心区的泰晤士河段都变成了禁游区。

相关条目
泰晤士河过河交通列表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Where Thames Smooth Waters Glide – by John Ead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loating Down the River: River Thames and Boaty Thing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ames Path.com – Includes news feature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BC interactive map of the River Thame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e River Thames Guid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Covers all of the Thames and many aspects including Accommodation, Thames Information, etc.
The River Thames Socie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ames Path Online Guid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iver Thames Condition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ames Path National Trai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西湖

西湖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旧城西侧，是中国大陆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中国主要的观赏性淡水湖泊之一。
西湖东靠杭州市区，其余三面环山，面积约6.39平方千米，南北长约3.2千米，东西宽约2.8千米，绕湖一周近15千米。西湖平均水深2.27米，水体容量约为1429万立方米。湖中被孤山、白堤、苏堤、杨公堤分隔，按面积大小分别为外西湖、西里湖（又称“后西湖”或“后湖”）、北里湖（又称“里西湖”）、小南湖（又称“南湖”）及岳湖等五片水面，其中外西湖面积最大。孤山是西湖中最大的天然岛屿，苏堤、白堤越过湖面，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个人工小岛鼎立于外西湖湖心，雷峰塔与保俶塔隔湖相映，由此形成了“一山、二塔、三岛、四堤、五湖”的基本格局。
西湖在历史上曾被评选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2年）、中国十大风景名胜（1985年）和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06年）。此外，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外汇兑换券壹圆券以及2004年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壹圆纸币背面均使用了三潭印月的图案。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第20页上则使用了西湖远景的图案。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名称
西湖最早称武林水。《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湖；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沿革
秦汉－唐代
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目前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
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通南北五大水系，便捷的交通也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和旅游活动。唐代，西湖面积约有10.8平方公里，比现在湖面面积大近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由于当时未修水利，西湖时而遭大雨而泛滥，时而因久旱而干涸。
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六井现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国井之西），方井（俗称四眼井），金牛井（原在西井西北），白龟井（原在龙翔桥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原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
长庆二年十月（822年），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期间，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白氏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无存，但后人却借白堤（当时称“白沙堤”）以缅怀白公。白氏不仅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

五代－宋代
吴越国和南宋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时期。西湖在此两朝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
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诗人苏轼在杭州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望湖楼醉书》等众多诗篇。
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
”南宋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对当时的盛况做了生动的描绘。“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另外，诗人杨万里也曾作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盛赞西湖美景。

元代－清代
元代，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窟”。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渐葑积成桑田。但到了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
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1426年－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弘治十六年，知州杨孟瑛冲破来自豪富们的巨大阻力，在巡按御史车梁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洲放生池外自南向西堆筑环形长堤，形成了独特景观。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钱塘县令杨万里继续堆筑外堤，到四十八年基本完工，堤岛之间用桥相连呈田字型，构成湖中湖、岛中岛的园林格局。池外造三座小石塔，谓之三潭。
清代，因康熙、乾隆两皇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五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西湖十八景”。乾隆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湖山便览》一书，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乾隆年间兴建的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的昆明湖东西两堤也是模仿西湖苏堤六桥而建的。
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屿。
雍正年间，西湖面积尚有7.54平方公里，但葑滩20多公顷，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面积广及现在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筑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颜检奏浚西湖兴修水利，后由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用疏浚挖出的泥土堆筑土墩（即阮公墩）。至此，现代西湖的轮廓已经形成。同治三年（1864年），创立西湖浚湖局，委钱塘丁丙主事。

清末至1949年
自清朝末期至中华民国迁台前时期，沪杭、杭甬、浙赣等铁路线以及杭州至上海、南京、宁波等地的公路相继建成，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杭州旅游的发展。除传统的香客外，上海、南京等地游客以及欧美、日本等国的游客也日渐增多。《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民国19－25年（1930－1936年）外地人到访杭州累计为32,845人。
民国时期杭州旅游资源日益丰富，西湖景点和文物古迹不断增多。政府将孤山的清代行宫中的御花园辟为公园，民国16年，改称中山公园，公园左侧辟为浙江忠烈祠，祀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还在西泠桥附近建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墓。民国6年，修建了灵隐寺的大悲阁，数次翻修岳王庙、岳坟。民国12－20年间，修建黄龙洞。民国12－13年，修整倾废的钱王祠，并构筑园林。民国22年，修护已倾斜的保俶塔。

民国时期，杭州的公园建设始于湖滨公园。1912年浙江军政府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和旗营城垣，沿湖筑湖滨路，离湖20米处设栏，广种花木，称湖滨公园。长约一里的湖滨公园共分为一至五公园。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决定有条件地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史称“西湖会议”。1930年春，杭州市政府在长生路之北至钱塘门头，用浚湖之泥填为平地，约21亩余，辟为六公园。1928－1933年，浙江省政府分别在第三公园码头、第二公园码头和第五公园码头建立“陈英士像”、“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1924年9月25日，有近千年历史的雷峰塔因塔基长期遭盗挖而倒塌，引发社会舆论。鲁迅为此还特地两度撰文评论此事，而“雷峰夕照”也因此有名无实。1929年6月6日－10月20日，浙江省政府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参观人数总计达2千余万人次。博览会会址设在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等沿湖地区，旨在提倡国货、奖励实业，除全国一千多个代表团外，还有美国、日本、英国、印尼等国组团参观，为民国时期杭州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盛会。1937年3月下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湖边的烟霞洞举行秘密会谈，商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史称“西湖会谈”。

1949年至20世纪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杭州市人民政府实行封山育林，植树绿化，对西湖进行全面疏浚。在西湖风景区，开辟植物园、花圃，兴建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公园，改建玉泉观鱼、涌金公园，整修灵隐寺、净慈寺、岳庙、三潭印月、湖心亭等风景点，修筑环湖西路（西山路）、龙井路、九溪路。1959年杭州西湖共接待外国游客1,400余人，港澳同胞2,300余人，国内游客500余万人次。
杭州西湖的秀丽风光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青睐。这其中尤以毛泽东经常下榻的刘庄（现为西湖国宾馆）、汪庄（现为西子国宾馆）和林彪建造的七零四工程（现为浙江宾馆）最为知名。1953年12月末，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2年2月末，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周恩来在刘庄的八角亭内草签了《中美联合公报》，这是中美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文化大革命”后，来西湖旅游人数迅速增加，1978年接待外宾、港澳同胞共计5.3万人次，国内游客约有600万人次。1983年5月，国务院明确杭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198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指出：“把杭州建设成为我国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和国际上第一流的风景旅游城市”。此后，杭州政府修复灵隐寺、天竺寺、净慈寺、岳庙、大成殿和“西湖十景”碑亭等古迹，扩建虎跑等名胜，新建曲院风荷等公园，开辟“灵峰探梅”景点，在黄龙洞、阮公墩创办仿古游乐活动，还办起夜花园、音乐夜市等夜游活动。
1949年时，西湖污泥淤塞，湖水平均深度仅0.55米，湖底水草遍生，大型游船很难畅行。1951年，杭州市启动疏浚西湖工程，全面疏浚治理西湖，至1954年，工程已全部实行机械化操作。1976年，国家开始第二次疏浚西湖。此外，杭州市政府还对西湖湖墈进行了全面整修，完工后总长度达29,800米，为西湖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驳墈。结合驳墈还整修或新建湖滨公园、中山公园、岳坟、苏堤两侧等供游船停靠的大小埠头10余处。1978年至1985年期间，西湖还进行了环湖污水截流工程和西湖引水工程。
1984年，杭州日报社等五家单位发起新西湖十景评选活动。杭州西湖在1982年被评选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在1985年入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2000年，时隔71年后，西湖博览会再度在西子湖畔举行。新西湖博览会（正式名称为“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1.2亿人民币。此后，西湖博览会被确定为杭州一年一度的大型会议展览活动。

21世纪
进入二十一世纪，数项整治西湖环境的大型工程被启动。首先是“西湖南线整合工程”。2002年2月至10月，杭州对西湖南线的四大公园（柳浪闻莺、老年公园、少年公园、长桥公园）进行整合。拆除了杭州少年儿童公园的全部游乐设施，并拆除围栏2.25公里，拆除建筑6.57万平方米，开挖水系2.60万平方米，新种乔木8000株，草坪和地被植物4.5万平方米。四大公园均实现二十四小时免费开放。杭州西湖是中国首家也是至今少有的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
同年10月25日，在78年前倒塌的雷峰塔旧址上，71.7米高的新雷峰塔建成竣工。从此，雷峰塔与保俶塔“南北相对峙，一湖映双塔”的美景重现西湖，缺失了近80年的西湖十景自此成为完整的全景。
2002年底，杭州市政府启动“西湖西进工程”（即杨公堤景区）、新湖滨景区和梅家坞茶文化村等三大综合整治保护工程。在杨公堤景区建设中，主要恢复了茅家埠、乌龟潭等共计70公顷的水面面积，并与西里湖互相沟通，改善和复原了周边的生态湿地。目前，西湖水面已由原先的5.6平方公里扩大为6.5平方公里，基本上达到了300年前西湖的面积。新湖滨景区包括从断桥起，沿白沙路、圣塘闸、环城西路、湖滨路至二公园的沿湖地带，工程将湖滨机动车通道移入地下隧道，路面改造成为综合性休闲购物步行街。梅家坞地处西湖风景区腹地，为西湖龙井茶的重要产地，通过本次整治，景区恢复了茶文化和农家旅游的风格。2003年起，靠近湖滨路与平海路交叉口附近的西湖水面上建立了音乐喷泉系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观赏。
2004年国庆节起，杭州花圃、曲院风荷、花港观鱼公园免费向游客和市民开放。加上2002年开放的南线四大公园，西湖沿线成了开放式大公园。2009年3月20日，太子湾公园免费对游客开放。2014年1月，杭州市政府开始对西湖景区在内的高档会所等服务场所展开关停整改等专项行动。

列入世界遗产
1999年，杭州市政府正式宣布为西湖申遗，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向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杭州西湖”作为中国2011年申报项目。
2011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被列入目录的景观范围共计3322.88公顷（包括“西湖十景”以及保俶塔、雷峰塔遗址、六和塔、净慈寺、灵隐寺、飞来峰造像、岳飞墓/庙、文澜阁、抱朴道院、钱塘门遗址、清行宫遗址、舞鹤赋刻石及林逋墓、西泠印社、龙井等其他文化史迹均在这个景观范围之内），缓冲区7270.31公顷，列入的依据标准包括(ii)（即在某期间或某种文化圈里对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镇规划、景观设计之发展有巨大影响，促进人类价值的交流）、(iii)（即呈现有关现存或者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文明的独特或稀有之证据）、(vi)（即具有显著普遍价值的事件、活的传统、理念、信仰、艺术及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连结）。2020年6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将6月24日（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日）定为“杭州西湖日”。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是浙江省境内的首例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继江山江郎山（中国丹霞的一部分）后，省内的第二处世界遗产。

地质
关于西湖生成的原因，古代有关书籍记载都较简略。明代《西湖游览志》卷一载：“西湖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近代学者从地形、地质、沉积及水动力学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其中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西湖是由海湾逐渐演变而生的一个潟湖。民国9年（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其称：“西湖原是钱塘江左边的一个小小湾儿，后来由于钱塘江泥沙沉淀下来，慢慢地把湾口塞住，变成一个潟湖。”竺可桢还从沉积率推断，西湖开始形成年代距今一万二千年前。竺氏认为西湖形成之初，面积要比现在大，后由于三面山区中的溪流注入，所挟沙逐渐填充西湖，湖面随之逐渐缩小，倘若没有历代的不断疏浚，西湖恐怕早已湮废。1924年，地质学者章鸿钊发表《杭州西湖成因一解》，对竺氏的观点又进行了补充：西湖之成，其始以潮力所向而积成湖堤，其继以海滩变迁而维持湖面，二者为形成西湖之重要条件。
但是，潟湖说受到现代科学考察的质疑。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对西湖湖中三岛和湖滨公园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距今一亿五千万年的晚侏罗纪时，以今湖滨公园一带为中心，曾发生过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宝石山和西湖湖底（大部分）堆积下大量火山岩块，由此，曾出现火山口陷落，造成马蹄形核心低洼积水，即西湖雏型。1979年，地质工作者对湖滨钻孔采取的岩样作微体古生物分析后著文认为，根据不同化石的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早期潟湖、中期海湾、晚期潟湖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沙坎的发育，西湖终于完全封闭，水体逐渐淡化，形成现在的西湖。
西湖周围的群山，属于天目山余脉。根据岩性差别和山势高低，可分为内、外两圈。外圈有北高峰、天马山、天竺山、五云山等，属高丘陵地形，山体主要由志留、泥盆纪岩屑砂岩、石英砂岩构成，岩性较坚硬，不易风化侵蚀。峰峦挺秀，溪涧纵横，流水清洌，是西湖泉水最多地带。内圈有飞来峰、南高峰、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山势较低，属低丘陵地形。山体均为向斜山地，主要由石炭、二迭纪石灰岩构成，易受水流溶蚀，形成了烟霞、水乐、石屋、紫来、紫云等溶洞。内圈的群山，除岩溶丘陵外，还有横亘西湖北缘的葛岭、宝石山，由火山碎屑岩组成，海拔在百米左右。

生态
植物
西湖周边的植物资源丰富多样。一年四季，各类花卉不仅丰富了西湖的植物景观，也大大改善了杭州的环境质量。

桃花——西湖沿岸、苏堤、白堤等处，遍植柳树和桃树，形成了“一株杨柳一株桃”的代表性景观，另外夹种玉兰、樱花、芙蓉、木樨等多种观赏性植物。杭州桃花的花期一般为2月中下旬至4月上中旬。
荷花——杭州的传统食品有荷花糕，萧山跨湖桥遗址中曾出土莲子化石，至少在唐代之前就有人工种植荷花，宋代杨万里有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至2017年，西湖荷花种植区已有29个，栽植总面积有11万余平方米。根据常年统计，6月初西湖荷花开始绽放，6月底进入盛花期，一直绽放送香到8月底9月初。
桂花——桂花是杭州市花。诗人白居易的“山寺月中寻桂子”说明早在唐代，桂花就在杭州出现。桂树被大量种植在西湖沿岸各大公园，尤其以新西湖十景的“满陇桂雨”和杭州植物园最负盛名。桂花可分为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种，以金桂、银桂为佳。每年中秋前后，丹桂飘香。腌制过的桂花和白糖拌在一起，即成了杭州传统食品之一的糖桂花。西湖桂花的花期一般从9月上旬开始，到11月初结束。
梅花——宋代在孤山隐居的“梅妻鹤子”林逋，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灵峰、孤山和西溪是古来杭州赏梅的三大胜地。每年1月底至2月中旬的春节期间为梅花的开花期。
西湖也引进种植了大量外来品种。杭州太子湾公园自1992年起引进了大量荷兰郁金香和日本樱花，成为一大新景观。上述两种花的开放时间为3月至4月末，郁金香主要在西湖南面的太子湾公园，樱花则分布在苏堤、柳浪闻莺等地点。此外，有花港观鱼的牡丹亭（牡丹花）、柳浪闻莺的中日不再战碑（樱花）和杭州花圃（兰花）等赏花景点。

	西湖各处特色花卉

动物
西湖周边有野鸭、翠鸟、锦鲤鱼等动物出现。花港观鱼和玉泉等处可见识到多种名贵的观赏鱼类，而柳浪闻莺的巨型网笼“百鸟天堂”中喂养着数十种飞禽，增添了西湖的生气。沿岸树木中有松鼠。2005年10月，随着西湖综合整治工程的完成，西湖第一次大规模人工引入水鸟群落，在北里湖水面放养了80只白天鹅。

水质及人工治理
1949年时，西湖污泥淤塞，湖水平均深度仅0.55米，蓄水量仅300余万立方米。湖底水草遍生，大型游船只能循航道行驶。1950年，国家把治理西湖列入国家投资计划。1951年，杭州市启动疏浚西湖工程，再次全面疏浚治理西湖。工程于1959年浚工，湖水深度平均达到1.808米，最深处2.6米，西湖蓄水量增加到1027.19万立方米。挖出的淤泥填平昭庆寺、清波公园等环绕西湖的田荡、洼地18处。
六十年代以后，由于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不定期排入湖中，西湖水体遭受严重污染。此后，由于湖床泥土冲刷和沉积物的积累，湖水深度又降为1.47米。1976年，国家拨专款200万元，开始第二次疏浚西湖。1980年后，湖水深度又上升为1.5米。除了疏浚工程，杭州市政府还对西湖湖墈进行了全面整修，完工后总长度达29,800米，为西湖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驳墈。
环湖污水截流工程于1978年开始筹建，1981年建成，分南、西、北三线，埋设污水管道17多公里，建污水泵站10座。西湖引水工程于1985年2月1日正式动工，1986年建成。引水工程从钱塘江闸口段新建取水泵一座，日取水能力为30万立方米，相当于西湖总贮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引水后，西湖水体透明度提高5至7厘米。2003年，历时四年的新一轮西湖疏浚工程完成，共疏浚346.9万立方米，平均水深由疏浚前的1.65米加深到2.27米，水体能见度明显提高，并重新开挖了被湮没的茅家埠水域，水体容量由934万立方米增至1429万立方米。
西湖水质污染近年来不断加剧，此前多次被评为劣V类。2003年7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西湖水域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王力称，西湖水质污染的主要问题是水体的富营养化。有观点认为，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龙井茶区的化肥农药污染。
2003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全面开启，玉皇预处理厂也在同年建成并投入使用，西湖水质开始改善。2009年至2015年，在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的努力下，西湖水专项工程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水质逐渐恢复到饮用水III类标准。

山水
一山（孤山）
孤山位于北侧外西湖中，海拔35米，面积约0.22平方公里，为栖霞岭的支脉，也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三：“一屿耸立，旁无联附，为湖山胜绝处。”今山上林木葱蔚，多历代人文古迹留存。孤山东西分别以白堤和西泠桥与湖岸相连，且岛上名胜古迹甚多，因此杭州人将“孤山不孤”，与“断桥不断”、“长桥不长”并称西湖三怪。
孤山上主要的景观包括中山公园、浙江省博物馆、文澜阁、西泠印社、放鹤亭、秋瑾墓、俞楼、慕才亭（苏小小墓）等。
中山公园原为清代行宫御花园，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公园命名“中山公园”。公园进门迎面石级上书有“孤山”两大字，其中孤字没有一点，人们猜测其意为“孤山不孤”。放鹤亭在孤山东北角，为纪念宋代以“梅妻鹤子”闻名的林逋而建。浙江省博物馆在孤山南麓，现有各类文物藏品10余万件，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对公众免费开放。文澜阁在浙江省博物馆内西北角，清乾隆年间，为存放《四库全书》，仿北京故宫文渊阁格式改建。西泠印社创办于1904年，因地近西泠桥而命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金石书画艺术团体。岛内还有杭城老字号饭店“楼外楼”，以在西湖活养的草鱼烹制“西湖醋鱼”闻名。

二塔（雷峰塔、保俶塔）
雷峰塔原名皇（黄）妃塔，又名西关砖塔，位于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顶上，为吴越国王钱俶为祈求国泰民安而建。雷峰塔原是一座八角形、五层的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塔，后遇火只留下了砖体塔身。原塔于1924年坍塌，仅存遗址。2002年在原址重建新塔。夕阳西下时余晖映照雷峰塔形成著名的雷峰夕照景观，为西湖十景之一。
保俶塔位于西湖北侧宝石山山顶，由元至明、清，保俶塔六次毁坏六次重建。是西湖宝石流霞景观所在，与雷峰塔隔西湖相对，素有“雷峰似老衲，保俶如美人”、“一湖映双塔”之说。

三岛（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
小瀛洲（三潭印月）
三潭印月景区在外西湖西南部水域，包括小瀛洲及其南侧三座葫芦状石塔，以赏月和水上园林著称。现在全岛面积约7公顷，水面占60％。
小瀛洲前身为水心保宁寺，也称湖心寺，北宋时为湖上赏月佳处，其园林建筑和景物布局，在18世纪初已基本形成。清《湖山便览》卷三：“万历三十五年，钱塘令聂心汤请于水利道王道显，绕滩筑埂，成湖中之湖，以为放生之所。三十九年，令杨万里继筑外埂，至四十八年而规制尽善。”从空中俯瞰，全岛如一个特大的田字，构成了“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奇景。岛上主要景点包括浙江先贤祠、九曲桥、九狮石、开网亭、亭亭亭、竹径通幽和我心相印亭。
湖面三塔始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浚湖期间，当时所在位置与现在不同。据清初文献记载，今三塔系清代康熙年间所建。三石塔顶为葫芦状，塔身呈球状，高出水面2米，中空，环塔身均匀分布5个小圆孔，塔基为扁圆石座。三塔呈等边三角形分布，每边长62米。

湖心亭
湖心亭在外西湖中心。清雍正《西湖志》卷九：“亭在全湖中心，旧有湖心寺，寺外三塔，明孝宗时，寺与塔俱毁。”聂心汤《县志》称：湖心寺外三塔，其中塔、南 塔并废，乃即北塔基建亭，名湖心亭。复于旧寺基重建德生堂，以放生之所。据此，则旧湖心寺乃今放生池，而今之湖心亭，乃三塔中北塔之基地。”《湖山便览》 卷三：明“万历四年按察佥事徐廷裸重建，额曰‘太虚一点’，司礼监孙隆叠石四周，广其址，建喜清阁，但统称曰‘湖心亭’。国朝重加葺治，左右翼以雕阑，上 为层楼……。”清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帝御书“光澈中边”额。抗日战争后，喜清阁旧址先后改建为财神殿和观音大士殿。1980年在岛上刻置“䖝二”太湖石碑一块，意指“风月无边”。因岛屿面积较小，目前只对手划船游客开放。

阮公墩
阮公墩在外西湖中，位于湖心亭西。清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阮元疏浚西湖时以所挖葑泥堆叠成岛，俗称“阮滩”。岛南北长34米，东西宽33米，面积0.57公顷，长期以来岛上无建筑，杂树荒草丛生，成为候鸟栖息地。1952－1958年间疏浚西湖时，岛四周加添乱石护岸，面积稍有拓宽。1977年，岛四周驳墈，再次扩大面积并加填客土。1981年，又在岛上添土1000余吨，建“环碧小筑”。岛上有忆芸亭（阮元号“芸台”）、云水居等建筑。1982年，岛上开辟西湖第一处垂钓区，游人可登岛品茗、垂钓。1984年起，岛上举办“环碧庄”仿古旅游，在西湖夜游活动中颇受欢迎。目前为生态岛，不对游客开放。

三堤（白堤、苏堤、杨公堤）
白堤东起断桥，经锦带桥向西，在“平湖秋月”与孤山相接，长约1公里。在唐即称白沙堤、沙堤，其后在宋、明又称孤山路、十锦塘。古时白堤以白沙铺地，后改为柏油路面，两侧广种碧桃翠柳，是欣赏西湖全景和周边诸山的最佳观赏点。
断桥（详见“断桥残雪”）位于白堤东首，民间故事《白蛇传》中，断桥为白素贞与许仙邂逅之处，因而在西湖诸桥中最享盛名。锦带桥位于断桥西，又称涵碧桥。清雍正《西湖志》卷八：“锦带桥旧架木为梁，圣祖仁皇帝（指康熙帝）临幸孤山，御舟由此转入里湖。”民国三年（1914年）重修。1921年，与断桥同时改筑加设水泥混凝土拱券。为了保护断桥和锦带桥不受来往车辆重压和撞击，现自断桥至平湖秋月一段路面禁止机动车通行。所有来往孤山的车辆必须通过西泠桥出入。
苏堤旧称苏公堤，南起南屏山麓南山路，北至岳王庙东，横贯湖中，堤长2797米，宽30-40米。苏堤上共有六座石拱桥，从南往北分别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据考证，疑为“束浦”之讹）、 跨虹。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三：“元祐中，东坡既奏开浚湖水，因以所积葑草筑为长堤，起南讫北，横跨湖面，绵亘数里，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行者便 之……后十年郡守吕惠卿奏毁之。咸淳五年，朝廷给钱命守臣说友增筑。……高二丈，袤七百五十丈，广皆六十尺，堤旧有亭九，亦治新之，仍补植花木数百本。” 清《湖山便览》卷三：“国朝雍正二年与白沙堤同时修筑，五年同植花木。”《西湖新志》卷四：“今乃满植桑株所谓苏堤杨柳，斫伐都尽。”1950年，有关部 门加高加宽堤身，并修筑沿湖游步道，设置座椅。现苏堤禁止机动车（电动旅游车除外）通行。
杨公堤又称“西山路”，其走向基本平行于苏堤，从栖霞岭西侧起，绕丁家山直至南山的长堤。杨公堤在西湖西进工程中，恢复了相对于苏堤的“里六桥”：环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和浚源。现杨公堤路面较宽，设有双向单车道，中间加以绿化隔离带，沿路主要为宾馆及疗养院等设施。主要景致有盖叫天墓、郭庄、刘庄、乌龟潭、茅家埠等。

西湖十景
西湖十景之名源出南宋山水画。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吴自牧《梦粱录》均有记载，当时的文人诗词也多有提及。十景皆傍近西湖或在湖中，最初的十景景目为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两峰插云。至清代，康熙帝南巡至杭，为西湖十景题字，并将“两峰插云”改为“双峰插云”；“雷峰落照”（或称“雷峰夕照”）改为“雷峰西照”；“南屏晚钟”改为“南屏晓钟”。但是“西照”与“晓钟”两个名称却未被人们接受，后人仍沿用南宋旧名至今。此后当地官吏将康熙帝御笔所书，刻石立碑，建亭恭护，至此，西湖十景石碑成为景点标志。乾隆帝南巡杭州，就十景各赋诗一首，镌刻于碑石阴面。
十景名称不仅用词贴切，亦对偶整齐（严格上并非对仗，对仗还须论格律、平仄）。例如“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曲院风荷”、“南屏晚钟”、“雷峰夕照”，其中两景任意搭配也可成对。“花港观鱼”、“柳浪闻莺”，或是“三潭印月”、“双峰插云”。
1984年，《杭州日报》等五家单位发起了新西湖十景评选活动，最后新十景确定为云栖竹径、九溪烟树等。新十景的特点在于其地理范围大于旧十景，其中大多数位于西湖周边群山之中。与传统的西湖十景一样，新十景名称也见对偶。譬如，“九溪烟树”对以“满陇桂雨”或“吴山天风”（其中“九”与“满”均为数词，较工）；“玉皇飞云”与“宝石流霞”、“龙井问茶”与“虎跑梦泉”、“黄龙吐翠”与“阮墩环碧”等组合亦见工整。
2007年，杭州市政府进行“三评西湖十景”和名称征集，灵隐寺等一批景点入围，成为了新新西湖十景。景点中既有千年古刹灵隐寺、北宋名塔六和塔，也有近年恢复重建的文化景观钱王祠、万松书院等。

环湖街道
西湖周边的街道马路是将西湖与杭州市区紧密连接的纽带，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和名胜古迹也极大地丰富了西湖景区的景色内涵。环湖一周，按顺时针方向，道路分别为：北山街、湖滨路、南山路、杨公堤（又称西山路）。

北山街：东至昭庆寺少年宫和环城西路，西至灵隐路，因路沿西湖北山之麓得名，全长3098米，宽15米。旧名为岳王路、北山路、白沙路、静江路、环湖北路等。2011年起改为现名。北山街蜿蜒于葛岭和栖霞岭山麓，并在西湖沿岸种植大片绿地公园，是西湖周边车辆密度最大的道路之一。北山街北侧自古建有大批私人别墅和宾馆，建筑风格多样，是杭州名人旧居建筑较为集中的街区。自东向西，著名的建筑有：望湖楼、蒋经国旧居、省庐（别名竹隐别墅）、静逸别墅（张静江建）、坚匏别墅、新新饭店、秋水山庄（史量才建）、春润庐（宋春舫建）、抱青别墅、西湖博览会博物馆、杭州香格里拉酒店、赵无极祖居、黄宾虹故居、林风眠旧宅等。北山街也是著名的赏荷胜地，每逢夏季，断桥附近和放鹤亭对面的水面荷香阵阵，吸引了大批游人的到来。
湖滨路：南起解放路西端，北至北山街。其址原为杭州西城墙，民国初城墙被拆，改为马路。湖滨路沿湖一侧为湖滨公园，从南至北分别为一公园到六公园。湖滨路东侧为繁华的商业区，建有大量饭店酒肆，如知味观、太子楼、杭州酒家等。每逢旅游旺季，湖滨一带游人如织，摩肩接踵。2003年，在湖滨路和西湖湖底建成湖底隧道，直接连通环城西路和南山路、解放路，极大地缓解了湖滨地区的交通压力。而湖滨路面也进行大规模改造，沿湖一带变为步行街，附近建有高档宾馆和品牌服装街等。
南山路：北起解放路西端，在长桥公园南折，于杨公堤处西接虎跑路，约长2500米。旧名涌金路、膺白路、南屏路、环湖南路等。南山路路面宽阔，沿湖一侧有涌金公园、柳浪闻莺、长桥公园、雷峰塔、净慈寺、钱王祠、花港观鱼、太子湾等景点。另外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故居、杭州碑林、浙江美术馆、勾山樵舍（陈端生祖居）、茅以升旧居、澄庐、西湖天地等建筑为南山路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气息。街道两侧也集中了大量咖啡馆、酒吧、茶屋。
杨公堤：南起南山路西端，北至北山街西端。因位于西湖以西，又称西山路。今存流金、卧龙诸桥。

人文
宗教艺术
西湖与佛教、道教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长远的历史中，各种宗教团体和道观佛寺聚集在西湖及周边群山之中。在吴越国时期达到鼎盛。当时各代国王热心佛学，在西湖周围兴建许多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如今，保俶塔和重建后的雷峰塔仍是西湖风光的代表性景点，而拥有中国室内最大木雕坐式佛像的灵隐寺更是西湖各收费景点中最受欢迎的观光点之一。

文学作品
西湖以其湖光山色和深厚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因此在文学方面也留下了诸多名篇和典籍。《武林掌故丛编》、《西湖梦寻》、《西湖集览》与新旧《西湖志》、《湖山便览》等记载了大量关于西湖和古代杭州的史迹掌故。另外，近现代众多作家也与西湖结缘。在诗词方面，白居易、苏轼、柳永、杨万里、林逋、徐志摩、胡适等诗人留下了无数佳句；在散文方面，张岱、鲁迅、俞平伯、郁达夫、宗璞等名家则写下了众多名篇。以下例举部分与西湖紧密关联的文学作品。

楹联

诗词（节选名句）

散文

小说
《西湖二集》，(明·周楫编纂)
《再生缘》，陈端生著
《茶人三部曲》，王旭烽著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冯梦龙《警世通言》收录
戏剧
《玉禅师》，徐渭著，取材于《西湖游览志》
《雷峰塔传奇》，蕉窗居士撰
《义妖传》（弹词），著者不明
神话故事 《白娘子传奇》

艺术
两宋时期，皇家画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而作为南宋首都之杭州，也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山水画家。这些画家对于近在眼前的西湖也留下了众多名作。以下列举部分名画家及其作品：

刘松年：《四景山水图》、西湖山水画卷；
夏珪：《西湖柳艇图》；
李嵩：《西湖图》；
陈清波：《断桥残雪图》、《雷峰夕照图》等；
王原祁：《西湖十景图》；
董浩：《西湖十景图》。
由于吴越国及其他各代对佛教大力尊崇，西湖周边群山中多有庙宇古刹和佛像石刻，例如飞来峰石刻群、烟霞洞造像、慈云岭造像和天龙寺造像等。
中国大陆唯一一个美术学国家重点学科所在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承认学历的中国大陆美术院校中国美术学院诞生于西湖湖畔，而名画家如丰子恺、潘天寿、黄宾虹、刘海粟、林风眠、方干民、陆俨少、赵无极等都在西湖边长期生活作画。位于孤山一侧的著名金石篆刻团体西泠印社也聚集了一大批兼通金石美术书法的大师级艺术家，如吴昌硕、沙孟海、王个簃、程十发、赵朴初等。
刘钺在《左杭州、右巴黎—西湖画派六人集论》一书中提出“西湖画派”一说，其核心人物为林风眠、吴大羽、方干民、赵无极、朱德群和吴冠中六人。他们都是民国时期以浙江美术学院为基地的艺术大师。
2007年起，印象·西湖开演，截至2018年累计演出3000场，接待观众290万人次，还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项目之一。

民间传说
西湖自古以来便流传着许多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苏小小》。白蛇传中的“断桥相会”、“白娘子被压雷峰塔”等情节与西湖十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传说中梁祝的爱情故事发生在西湖边的万松书院。

名人故居及墓葬
自明清以来，西湖周边就建有众多名人富豪的别墅庄园，其中许多建筑在建筑学、园林学和历史学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园林
刘庄（现为西湖国宾馆）、汪庄（现为西子国宾馆）、郭庄（又名汾阳别墅）、坚匏别墅。
别墅
澄庐（蒋介石行辕）、膺白楼（黄郛旧居）、春润庐（宋春舫别墅）、秋水山庄（史量才旧居）、孤云草舍（朱家骅官邸）、静逸别墅（张静江旧居）、俞楼（俞樾故居）、寂庵（杜月笙别墅、现为印石博物馆）、罗苑（原为犹太富商哈同别墅，现为平湖秋月）、蒋经国旧居、黄宾虹故居等。
宾馆
新新饭店、大华饭店、杭州香格里拉酒店。
西湖周边立有多位历史人物的墓穴、衣冠冢或宗祠。墓葬主人包括：林和靖、苏小小、武松、岳飞、牛皋、钱镠、于谦、张苍水、俞樾、苏曼殊、章太炎、秋瑾、陈夔龙、史量才、陈布雷等。清代袁枚有诗云：“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体现了西湖与历史英雄人物的特殊关系。岳飞、于谦、张苍水被称为西湖三杰。

游船
西湖游船有电动船、手划船、自划船、脚踏船等种类。大中型电动船由西湖游船公司经营，一般包括游小瀛洲、湖心亭两岛的门票。游船公司拥有各类大小船只370余款，其中有宋代风格的豪华画舫游船和中型游览船等。手划包租船是由船夫或船娘手划的小船，一般限乘6人。船夫一人坐在船尾，手摇船橹，向游客介绍西湖的景色。

参见
颐和园
昆明湖
惠州西湖
颍州西湖
瘦西湖

脚注
参考文献
《汉书·地理志》，班固撰 ，中华书局2005年版，ISBN 978-7-101-04544-4
《西湖梦寻》，张岱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ISBN 978-7-80643-408-6
《西湖志》，李卫等修，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
《梦粱录》，吴自牧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ISBN 978-7-80628-820-7
《武林旧事》，周密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ISBN 978-7-101-05850-5
《方舆胜览》，祝洙、祝穆著，中华书局2003年版，ISBN 978-7-101-02062-5
《西湖游览志》，田汝成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ISBN 978-7-5325-2472-3
《湖山便览》，翟灏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ISBN 978-7-5325-2491-4
《临安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ISBN 9202374
《西湖佳话》，（清）古吴墨浪子辑，邵大成校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
《杭州市志》，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5年-1999年版
《西湖新志》，胡祥翰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ISBN 978-7-5325-2491-4
《西湖文献集成》丛书，王国平主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ISBN 978-7-80633-716-5
《西湖全书》丛书，王国平主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起陆续出版

延伸阅读
[编]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西湖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注释
外部链接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世纪前期

中世纪前期（又称中世纪早期、中古早期；英语：Early Middle Ages）是在欧洲历史上，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从500年到1000年间大约5个世纪的一个时期，前承后古典时代、后接中世纪中期。在这段时期内，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的衰落趋势，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一直持续：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减少、贸易萎缩、蛮族迁徙规模扩大，当年罗马统治过的辽阔大地，最终分成了三种后续文明：西欧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西欧历史上，中世纪前期被称为“黑暗时代”，突显了当时社会动荡、传世文学文化作品甚少的特点。然而，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却得以存留下来，尽管以前罗马帝国的大片领土，于公元7世纪时为伊斯兰哈里发所征服。
到了中世纪前期的后段，这些衰落的趋势才得以逆转。800年时，查理大帝获得了皇帝的称号，罗马皇帝似乎后继有人。他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卡洛林王朝，对此后欧洲的社会结构和历史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欧洲开始普及封建农耕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三圃制、重型耕犁等革新。欧洲大部分地区野蛮人迁移的情况都稳定了下来，但还是受到北欧维京人扩张的影响。

民族大迁徙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372年到476年）
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国家之一。他的版图不仅囊括了整个地中海盆地，而且还包括了今天的法国、英格兰的一部分地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靠军队的强大、城市的合理管理和地方上层人士的忠诚，罗马帝国的统治非常稳固。
从2世纪开始，古罗马文明开始衰落，城市、人口和海上贸易等各项社会经济指标下降。在地中海发现的3世纪沉船只有1世纪的40%。据估计，公元150年至400年间罗马帝国的人口从6500万下降到5000万，超过20个百分点。有人认为这与因全球气温下降而引起的民族大迁徙有关（约300年－700年）
早在3世纪，日耳曼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迁到黑海沿岸地区，并组成一些联盟对抗当地的萨尔马提亚人。在罗马尼亚和黑海以北，日耳曼人的一支——哥特人至少建立了两个王国。372年－375年，两个哥特人王国的历史被终结：来自中亚的匈人部落联盟建立了一个由操突厥语系的贵族统治的庞大的草原帝国，他们还掌握了马背上使用反曲弓的射击技术。西哥特部落为寻求庇护，请求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定居（376年），并得到了准许。然而，他们通过收买多瑙河的边境卫兵，被允许携带武器入境。

纪律严明、富有组织是罗马军团成为一支善战的军事单位的重要条件。罗马军队更倾向于训练步兵而不是骑兵，因为步兵能保持战斗队形，而骑兵遇到抵抗时容易被冲散。为维持靠劫掠成性的野蛮人组成的军队和鼓舞士气，中央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训练、装备、军饷和食物。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帝国财政越发紧张，维持专业的军队愈加困难。
腐败的帝国官员欺诈、欺压西哥特人，于是西哥特人开始愤然暴乱。公元378年，罗马军队与西哥特人展开了阿德里安堡战役。用以镇压西哥特人的罗马士兵有许多是从蛮族人或临时招募的士兵，战斗力差、训练时间短，多使用小盾牌和轻武器。为了独享战果，东罗马皇帝瓦伦斯下令对弗里蒂根领导的哥特军队发动进攻，而没有等待前来增援的西罗马皇帝格拉提安的军队。尽管罗马士兵浴血奋战，还是被哥特的骑兵重创，只有三分之一的罗马士兵设法逃脱。根据罗马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描述，这是自坎尼会战以来，罗马军队的最大的败绩。东部帝国的主力部队被粉碎，瓦伦斯阵亡，西哥特人得以“解放”出来蹂躏包括多瑙河沿岸兵工厂的巴尔干半岛。爱德华·吉本评论说，“罗马人冷静地面对审判，任由蛮族人撕裂自己的行省和践踏自己的土地，也不多做抵抗。”
罗马帝国再也无法保障其边境的安全。406年，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越过冰冻的莱茵河侵入高卢，引起了大规模的动荡。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拉曼人在莱茵河左岸定居下来。不列颠的罗马军团越过英吉利海峡，不列颠岛就此永久的脱离了罗马帝国。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向西班牙挺进，将那里割据为几个王国。西哥特人后来被东罗马人从巴尔干半岛驱逐出来。410年，西哥特人在首领阿拉里克的率领下占领了罗马城，纵火、屠城三日，尸体充斥着街道。罗马城的陷落对帝国的士气和民心是巨大的打击。圣哲罗姆写到，“我的舌头抵住上颚，动弹不得。抽泣哽住了我的语言”。西罗马的政治中心从罗马迁到拉维纳。不久，阿拉里克去世，西哥特人向北进入高卢和伊比利亚，屠杀了部分汪达尔人，还把苏维汇人赶到了半岛西部，在那里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后来形势稍稍稳定。罗马帝国内部定居着一些实际上独立的“同盟者”（以军役换取土地的蛮族人）：法兰克人（在比利时）、勃艮第人（在日内瓦湖地区）、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同盟者”们靠蚕食帝国的领土扩大自己的版图。428年，汪达尔人在西哥特的压力下迁走，占领了罗马的非洲行省。在阿提拉的领导下，极具威胁性的匈人于451年进入高卢，但被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联军击退。460年－470年，西哥特人征服了西班牙内除苏维汇和巴斯克地区以外的地区，汪达尔人攫取了撒丁岛、科西嘉岛和巴利阿里群岛。
476年，日耳曼人奥多亚塞（罗马将军）在拉维纳废黜了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自行统治意大利地区，标志着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

蛮族诸王国（400年到700年）
蛮族入侵者以战斗、掠夺和蔑视罗马人为乐，有的则倾慕罗马并希望成为她的继承者。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说：“窘困的罗马扮演了曾经的哥特，而哥特人终于做了回罗马人。”
哥特人、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只是蛮族入侵浪潮的第一波。486年，法兰克人在克洛维的率领下在苏瓦松打败了控制着巴黎盆地的高卢-罗马将军塞阿格里厄斯后，征服了阿拉曼人，并于507年打败西哥特人，迫使他们撤退到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而勃艮第人也于534年臣服于法兰克人的权威下。在东罗马帝国的促动下，489年－493年，狄奥多里克率领的东哥特人征服了奥多亚塞的意大利，建立东哥特王国。西哥特人攻占了苏维汇王国，并于616年驱逐了拜占庭势力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地区。在不列颠，自4世纪起盎格鲁-撒克逊人涌入，对当地的凯尔特民族展开了长期的征服活动。
罗马的行政系统在西方的部分地区得以苟延残喘，特别是在意大利和伊比利亚。法兰克人保留得少些，在不列颠则完全消失。早在罗马帝国晚期，政府和经济生活地方化了，有势力的地主们为抵抗加剧的税收纷纷组建自己的军队。蛮族国王们在西罗马的土地上建立王国的时候，他们继承下来的行政系统已经残破不堪，和东罗马的贸易逆差十分严重，金币数量依然很少，暴力行为处处可见。
在从前的罗马地区，400年到600年间人口数量下降了20%，而自150年则减少了1/3。从极少数的沉船（充其量还不到1世纪的2%）发掘中，我们发现8世纪时，贸易额达到青铜时代以来的最低值。根据对树木年轮的观察，在500年代，伴随着一个快速寒冷期，森林滋生、农业荒废。而此前，罗马人已在农业上实践轮作，即在一块土地上耕种而另外一块土地上休耕。帝国社会公共机构崩溃后，业主难以阻止奴隶们的逃跑和维持种植业，系统化农业普遍消失，粮食产出下降到维持生存的水平。
在此前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里，罗马是欧洲的政治中心，最富庶且规模最大的城市。在100年左右，它拥有450000的人口。到早期中世纪，它的人口下降到20000，连绵不绝、交错穿插的密集城市住宅大为减少，匿迹于废墟和草木之中。
天花没有明显的流行于西欧的迹象，直到581年额我略主教的旅行团提供了关于描述天花疾病特征的目击记录；而一波一波的流行病带走了大量农村人口。大多疫情的细节已不可考，很大程度上因为幸存的文献奇缺。据估计，查士丁尼大瘟疫夺走了1亿人的生命。有历史学家如乔赛亚·C·拉塞尔认为欧洲700年的人口相对541年减少了50%到60%。750年后、14世纪黑死病爆发前，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疫情。
历史学家认为，西方的第6、7世纪是一个无所建树、沉闷黑暗的时代，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缓慢的暂停。因此，正如某些批评家所言，这几个世纪在教学中有时候被描述为“一具即将被拉下舞台的尸体，以便下一幕好戏能赶快上演”。虽然如此，中世纪的前几个世纪确实是艰难的时代，但依然有社会、政治、宗教和思想等方面的重要发展。

拜占庭帝国
395年狄奥多西一世死后，帝国由他的两个儿子分而治之。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被一系列混战的日耳曼王国瓜分，使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成为合法的古罗马继承者。希腊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帝国官方语言后，历史学家又称东罗马为“拜占庭”；而西方人逐渐地称他为“希腊”而不是“罗马”。但是境内居民，习惯自称为Romaioi，即“罗马人”。
东罗马帝国致力于保持对欧洲和东方的贸易路线的控制，成为欧洲最富有的政治实体。帝国利用其老练的战略、战术和强势的外交手段，成功地抵御了迁徙蛮族的冲击。对西部领土的收复梦在查士丁尼一世时期（527年－565年）得到短暂的实践，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查士丁尼一世不仅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的旧土，还主导编纂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在许多方面直到19世纪在欧洲仍然有效）、建造中世纪早期规模最大的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然而，一场流行病——查士丁尼大瘟疫在帝国蔓延，重创了查士丁尼的统治，君士坦丁堡约有40%的人们被夺去生命，也是中世纪前期的欧洲人口下降原因之一。
查士丁尼的继承者——莫里斯和希拉克略不得不面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部落的入侵。经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蹂躏，巴尔干半岛的相当大部分成了无人区。626年，欧洲中世纪早期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抵住了阿瓦尔人和波斯人的联合进攻。几十年后，希拉克略统治期间，拜占庭成功攻占萨珊王朝的首都并刺杀了他们的君王，夺取了对波斯圣战的胜利。然而，希拉克略所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部非洲这些地区宗教分裂和异端学说扩散（基督一性论和景教尤甚）的现状，使阿拉伯人乘机对这些地区进行征服和伊斯兰化。

尽管希拉克略的继任者努力将君士坦丁堡从阿拉伯人的两轮围攻中拯救出来（674年－677年和717年），8世纪和9世纪的帝国还是被一场声势浩大的、宫廷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圣像破坏运动搞得风雨飘摇。保加尔和斯拉夫部落乘机侵入伊利里亚、色雷斯，甚至深入希腊（他们叫摩里亚）。约680年，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联盟在翁古尔战役中取得对拜占庭的决定性胜利，驱进巴尔干山地南部，乘胜追击拜占庭军队，并迫使后者签订耻辱的和约、承认拜占庭边境外的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存在的合法性。
为了应对新的边境军事威胁，一种新的管理体制诞生了。塞姆，从前的拜占庭军队单位名称，从此作为将军统辖的军事行政州的名称。七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王朝开始实行的一项改革。当时帝国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为拯救帝国于危亡，帝国开始实行军区制改革，具体内容有：把北非、意大利实行的军区制移植到东方，设若干军区，以军区代替行省，军政合一，由主管军事的将军统治，实际是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屯制度，自由农民被编入军队，并分配以世袭份地，亦兵亦农，缴纳赋税，但不服劳役；对军队上层则进行土地分封，形成军事封建贵族，既作为帝国阶级支柱，又加强帝国军事力量。军区制改革大大加强了帝国的经济、军事力量，使帝国得以继续存在。
8世纪早期，尽管帝国领土范围收缩，但君士坦丁堡仍是全世界最大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只有中国的长安、萨珊王朝的泰西封和晚些时候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可与比拟。在皇帝着手遏制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帝国首都人数在300000到400000之间波动。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大城市为罗马（50000人）和塞萨洛尼基（30000人）。即使在西方社会普遍低迷的8世纪，拜占庭的农业法还是标志着罗马农业技术的复苏。2006年的大英百科全书提到，“拜占庭社会的生产基础比当代西欧更为雄厚：铁器工具在乡村随处可见，遍地的水车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现种的豆制品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
867年，马其顿王朝上台。在此期间，拜占庭的领土再次扩张，城市再次繁荣。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在一段时间内重新占领叙利亚地区，并在小亚细亚扩张了国土的东北边境。但从长期来看，他们最重要的军事成就是在巴尔干地区牢固地建立起对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统治，其中巴西尔二世（976年－1025年在位）年复一年地征战于巴尔干地区，在1014年彻底摧毁了一支保加利亚军队，一度消灭了所有与拜占庭帝国对抗的势力。然而，马其顿王朝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成就，当属基督教广纳信徒一事。传教士们最终使巴尔干和东欧的许多地区都皈依东正教会，并因此纳入拜占庭的势力范围。这个过程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和俄罗斯、乌克兰至今使用着圣西里尔发明的字母表——“西里尔字母表”。

东欧（600年到1000年）
基辅罗斯
在基辅罗斯崛起之前，欧洲东境的霸主是一个6世纪时从突厥独立出来的部落：可萨人。可萨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通过其境内河流的欧亚贸易中得到商业利益。同时，可萨人还向阿兰人、马扎儿人、哥特人、克里木半岛上的希腊人和众多斯拉夫部落索取贡品。通过犹太商人，他们还与印度和西班牙有着贸易联系。当可萨人发现自身面临着阿拉伯人扩张的挑战时，便务实地与君士坦丁堡结成同盟。尽管与阿拉伯人初战失利，可萨人还是收复了杰尔宾特，并深入到了高加索伊比利亚、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和亚美尼亚地区。因此，在查理马特阻止阿拉伯人对西欧的入侵之前的几十年，可萨人就已有效地阻止了阿拉伯人对东欧的扩张。

据《往年纪事》记载，9世纪中叶，东斯拉夫人各部落内部矛盾激化，内讧不已、社会混乱，于是留里克兄弟（诺曼人）应邀来到诺夫哥罗德，于862年做了罗斯国第一任王公，罗斯国建立。882年，留里克的儿子伊戈尔率军占领基辅，并迁都至此，从此开始了基辅罗斯的统治。907年，罗斯人水陆两军进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战败求和，签订合约，向罗斯进贡，而罗斯人取得了免税贸易权。此后，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时有冲突，各有胜负，但未能进攻君士坦丁堡。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时期（962年－972年），罗斯人击败了可萨人和保加尔人这两个东欧最强大的势力，取得了北欧和拜占庭、亚洲贸易航线的控制权，一度成为东欧的霸主，然而其势力很快就被“东罗马”重挫，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本人也阵亡于对东罗马的战争中。
9世纪中期，部分罗斯人开始接受基督教。944年到君士坦丁堡签订条约的罗斯代表团成员中已有人成为基督徒。957年，基辅罗斯女大公奥尔加率亲兵来到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随着基督教的传入，10世纪时基辅罗斯的统一的字母系统诞生；11世纪出现了宗教宣传作品和政论作品，如《教规和神恩讲话》、《训子篇》等。

保加利亚帝国
681年保加尔人建立了一个强势的政权。直到1398年被土耳其人征服前，保加利亚国家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尤在东南欧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718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保加尔人为击败阿拉伯人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捷尔维尔可汗被誉为“欧洲的救世主”。保加尔人有效阻止了可萨人和佩切涅格人游牧部落的西侵，并于806年蹂躏了阿瓦尔人的土地。在西蒙一世时代（893年－927年），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版图达到最大，不但已对拜占庭的生存形成威胁，甚至一度称帝并取代东罗马成为东欧霸主，然而西蒙一世死后国势日衰，最终被东罗马巴西尔二世所灭。

当864年正教会正式获得承认后，保加利亚成为东欧斯拉夫世界的宗教和文化中心。885年，克莱门特奥赫里德造出了西里尔字母表。普利斯拉夫学派、奥赫里德学派和普利斯拉夫陶瓷学院的建立，带动了保加利亚文学、艺术和建筑业的繁荣。927年，保加利亚正教会成为第一个从普世牧首手中获得独立的欧洲国家教会。

伊斯兰的兴起（632年到750年）
从7世纪起，拜占庭和欧洲历史便受到伊斯兰教及其新兴国家的巨大影响。在四大哈里发之首的阿布·伯克尔时期，阿拉伯穆斯林首次侵入了罗马帝国曾统治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本·赫塔卜时期，穆斯林不仅占领了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还征服了巴勒斯坦、埃及，以及安纳托利亚和北部非洲的部分地区。欧麦尔的继承者、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们继续这种扩张势头，占领了北部非洲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和西哥特王国大部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穆斯林军队继续蚕食欧洲土地，占领了包括塞浦路斯、马耳他、克里特岛、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等地区。
711年，在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率领下，摩尔人（以柏柏尔人为主，混杂了一些阿拉伯人）入侵基督教的西哥特王国，穆斯林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行动由此开始。他们于4月30日在直布罗陀登陆，一路北上。第二年，这些部队归由穆萨斌指挥。经过八年的战斗，伊比利亚半岛大部被穆斯林占领，除了西北部的小块区域（阿斯图里亚斯）和巴斯克人的主要聚居区——比利牛斯山区。被征服的大块领土，阿拉伯人称安达卢斯，成为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扩张的一部分。
718年，君士坦丁堡围困战挫败了倭马亚王朝，使其名声有所下降。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扩张的触角越过了半岛东北方的比利牛斯山，但在732年的图尔战役中被查理·马特统帅的法兰克人击败。750年，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推翻，大多倭马亚势力遭到清算。侥幸脱身的倭马亚王朝王子阿卜杜-拉赫曼，逃到西班牙建立了后倭马亚王朝（756年）。查理·马特的儿子丕平和孙子查理曼，在比利牛斯山南侧、即今天的加泰罗尼亚建立了边区，并控制了赫罗纳（785年）和巴塞罗那（801年）。929年，西班牙的后倭马亚君主，正式自封为哈里发。

西欧的复苏（700年到850年）
从大约700年前后开始，至少持续了1100年的农业进步浪潮掀起，西欧的状况开始改观。对地中海底的石灰石研究表明，太阳辐射在600年至900年间显著上升。公元717年君士坦丁堡保卫战和732年普瓦提埃战役是欧洲在战场上复苏的第一信号。
从5世纪到8世纪，蛮族王国的贵族们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高卢和西日耳曼地区建立了政治和社会基础，并逐渐开发这些前朝帝国的土地。这些日耳曼人的信仰或被转化（如克洛维的法兰克以及勃艮第、西哥特）、或被东罗马征服（如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而皈依基督教。随着基督教传教士在600年前后的到来，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开始从异教转变，不同于法国的是，英格兰存在着北方凯尔特式基督教和南方的罗马天主教，直到在664年后，罗马天主教才居于主导地位。基督教仍然是西欧的通行宗教。
这些新的征服者的战队忠诚精神，与古典遗迹和基督教的影响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立足于封建义务的新的社会模式。罗马人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的集中管理体制基本上消失了。

意大利
公元568年，伦巴底人在阿尔博因的率领下进入意大利，并开创了一个以帕维亚为中心的伦巴底王国。在此后两百多年里，伦巴底人逐渐征服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地。伦巴底人的社会较早期的日耳曼蛮族落后。伦巴底的第一个成文法——《洛塔列法典》，是在643年根据口头法用粗糙的拉丁文编纂的。百年之后，在利乌特普兰的长期统治（717年－744年）下，伦巴底王国政局稳定。此时颁布了一个新的法典，试与旧法典相比较，我们发现伦巴底的文化有了显著的提高。伦巴底人与法兰克人作战失利，774年，在得不到公爵们的支持下，国王狄西德里乌斯战败向查理曼投降。
丕平献土得以使教宗长期有了自己的土地——教宗国。在教宗国北部，法兰克国家、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持续直到11、12世纪城市国家的兴起。在南方，贝内文托公国在东方帝国和西方帝国之间的夹缝中存在了一段时间；9世纪时，穆斯林征服了西西里岛，并开始在半岛定居；而第勒尼安海的沿海城市从拜占庭独立出来；各个地方势力之间征战不断，直到11世纪前期诺曼人征服南意大利。

英国
410年，罗马军团从不列颠撤出，盎格鲁-撒克逊人便蜂拥而入。据说起初，不列颠王伏提庚请求朱特人部落首领亨吉斯特和霍萨兄弟出兵，战胜与不列颠人敌对的皮克特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到，在打败皮克特人后，“佣兵们回到昂格尔恩，呼吁更多人到不列颠去，并宣扬那里土地的富饶。”这标志着以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为主的日耳曼部落对中南部不列颠为时数十年的入侵的开始。然而威尔士、康沃尔半岛地区和北部不列颠人与入侵者进行了长期的反抗，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世界著名的亚瑟王传奇正是描述了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不列颠人的事迹。
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了七个实力不一的王国。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871年－899年在位）领导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入侵的丹麦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927年，阿尔弗雷德的孙子光荣者艾塞斯坦，吞并了诺森布里亚王国，使英格兰完成统一。936年，英格兰王国与康沃尔确定了边界。
在中世纪前期，据称有50%的英格兰本土凯尔特人被杀害，这个数据似乎是合乎历史的。大多数移居到大陆的凯尔特人建立了布列塔尼国家，此后也与德文、康沃尔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法兰克帝国
在墨洛温王朝建立前，罗马的高卢行省已进入无政府状态。克洛维一世在托尔比亚克战斗中取得对阿勒曼尼人（496年）的巨大胜利，奠定了法兰克帝国——中世纪长期主导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国家的基础。9世纪初的法兰克帝国疆域包括今天的法国、北意大利和西部德国。查理曼广纳欧洲的优秀学者，鼓励兴办教育的举措，被20世纪的史学家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9世纪40年代，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和维京人、马扎尔人两波野蛮人的入侵使西欧再次陷入窘境。

封建制度
9世纪，敞田制的出现使系统化农业回归西欧。一个庄园可以分为好几块土地，每块土地又以1英亩大小（4000 m2）分带。有人认为，这种划分可能是对耕牛休息之前犁地面积的规定；另一种理论认为这样的划分是基于土地继承权的。在理想状况下，每个家庭可以获得30个土带。三场轮作系统在9世纪发展起来，小麦或黑麦种植于某一块土地，另一块种植调氮作物（大麦、燕麦、豌豆或大豆），第三块土地用于休耕。相对于二场轮作，三场轮作系统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更重要的是，一年可能有两次丰收，降低了由单场种植歉收引起饥荒的风险，还使马匹有了盈余的燕麦作为食物。由于涉及大地产的重组和社会秩序问题，三场轮作系统直到11世纪才得以普遍推广使用。需要更强大畜力的重型轮犁于10世纪出现，促使牛队大规模使用。据泥金手抄本的记载，二轮犁带有铧式犁或金属曲犁、一个犁刀和犁骨前的一个垂直刀片。而事实证明，罗马人曾使用的无轮扁铁犁，不适用于北欧厚实的土壤。
系统化农业生产制度的回归，诞生了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新概念。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基于相互义务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必须为上级领主服务，以获得后者的保护。然而，领主权是混乱的，人们对领主的效忠经常因时而异且矛盾重重。不管官僚系统多么不完善、文书记录多么匮乏，这种封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领主掌握了领地内的公共安全和事务，甚至领地权纠纷也仅仅取决于一些口头供词。领地观念仅仅限制于个人效忠关系网。

维京时代（793年到1066年）
8世纪时，丹麦、挪威和瑞典君主雏形初具，迫使许多维京冒险家去别处谋生。斯堪的纳维亚历经铁器时代（即瑞典文德时代）后，进入了维京时代（793年－1066年）。在此期间，维京人，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战士和商人，探索了欧洲、西亚、北非和东北美洲。他们除了通过先进的航行技术沿着海岸、河流探索，还对许多所到之处，包括基督教区，进行了劫掠和征服活动，促进了欧洲封建体制的发展。到10世纪，维京人接受基督教后便不再劫掠修道院；而一股欧洲暖流使斯堪的纳维亚的土地更易于耕作。西元11世纪，维京人对欧洲的恐怖进犯逐渐退潮。

学问的传播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和城市中心地位的下降，西方的文化衰落了。教育，成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封存物。在8世纪的加洛林王朝，有过经典文化的复兴。相对于西方世界，东部帝国的正规教育和文化高度发展，在“黄金时代”，帝国的科学、哲学和其他领域的知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在更远的东方，伊斯兰教侵蚀了一些东部帝国教区。

经典教育
经典教育系统，涉及语法、拉丁语、希腊语、修辞学，继续存在了好几百年。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经典作品，并通过模仿写出自己的文章。4世纪时，这项教育系统已经基督教化。在《论基督教学养》（开始于396年，完成于426年）中，圣奥古斯丁写到经典教育多么与基督教的世界观吻合。基督教是一门与经典密切相关的宗教，所以基督徒必须会认字。特土良却对经典抱有着更加质疑的态度，他的名言是“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但他不反对基督徒上传统的学校。柏拉图学院和其他留存的经典学校被查士丁尼一世于529年关闭，非基督教哲学被部分禁止了。从那时候起，一些教育理论必须或被强行遵循被认可的教会教义，在私自或隐蔽的环境下除外。查尔斯弗里曼认为“312年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是罗马从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希腊化世界文明，向一种固定的威权管制变质”。

西欧学术的没落
逆城市化使教育范围缩小，到6世纪时教育和学术已限于寺院和教堂了，而学术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圣经的内容上了。世俗教育只是分散于意大利、南部高卢和西班牙这些罗马的影响长期留存的地区。然而7世纪时，学术文明浮现于爱尔兰和其他凯尔特地区，作为外文的拉丁文和拉丁文学被热捧和普及。

科学
在古代，希腊语是主要的科学界语言，先进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也主要活跃罗马帝国的在希腊化地区一侧。后来罗马人尝试把希腊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当希腊学术没落的时候，西方的拉丁人发现自己的一些希腊哲学和科学根源被切断了。想要学习科学知识的操拉丁语者，一度只能读到由波伊提乌翻译的、尼可马科斯著的一两本概述手册。630年，圣依西多禄著有拉丁文的百科全书。在中世纪前期，私人的图书馆继续存在着，而寺院也保留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在早期的几个世纪，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领先学者都是圣职人员，而这个群体对自然科学还是有一些兴趣的。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非为了抽象的探索。例如，这个时期的医学和关于药物的文献，只是出于对医治病者需求；对星象的观测，只是出于对为僧侣们确定合适的祷告时间的需求；基本数学教育和对日月运动规律的探寻，只是为了计算复活节的时间。现代读者们也许会感到困窘：当时的同一篇文献既讨论了自然现象的科学规律，又提及它的不科学的象征意义。

卡洛林文艺复兴
800年左右，作为卡洛林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古代典籍迎来新生。查理曼实施了教育改革。英国僧侣——约克的阿尔昆制定了学术发展计划，旨在拯救古典文化，并以这七项人文学科为基础：“三艺”（又称文学教育，包括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四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从787年起，在频繁下达的法令下，整个帝国兴起了恢复旧学校和新办教学点的风潮。基于这种制度，新学校都是由僧院（修道院学校）、教堂或宫廷承办。当然，这种新气象的意义在几个世纪后才能深切的感受到。辩证法教育（一门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的学科）对推理性研究方法起了作用，由此推动了后来的经院哲学的发展。到12、13世纪，很多在查理大帝主导下兴办的学校，尤其是教堂学校，成了中世纪大学。

拜占庭和伊斯兰学术
《民法大全》是拜占庭帝国的智慧结晶，是在查士丁尼皇帝（528年－565年）主导下的罗马法汇编。学说汇纂是这部巨作里的一部分，是对罗马法原则的抽象，并适用于任何案例。拜占庭识字率和文化水平是高于西方拉丁世界的；基础教育广泛普及，甚至深入乡村。中等学校还教授伊利亚特等古希腊、古罗马著作。至于高等教育，在雅典的柏拉图学院由于被指为异端而在526年关闭，而在亚历山大城的仍然存在，直到被阿拉伯人征服（640年）。起初由狄奥多西二世兴建的君士坦丁堡大学（425年），也在同一时期关闭，而米海尔三世进行重建（849年）。在中世纪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的大学教育重在修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仅仅被简略的提及。到马其顿王朝时（867年－1025年），古典学术在处于黄金时代的拜占庭得到复兴。虽然原创性研究较少，但这时其产生大量的希腊词典、诗文、百科全书以及评注。作为希腊罗马文化的传承者，拜占庭人尊崇他们的古典传统，传承艺术，赞美知识。然而，尽管那种情形很感人，甚至有时令人敬畏，但拜占庭文化的创造性，还是因为对古老传统的过分投入而受到限制。其新发明除了希腊火等军事用途之外陈乏善可。
11世纪，伊斯兰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入西欧。在西欧已经轶失多年的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作品，在西班牙由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现代阿拉伯数字包括印度的零符号，是由印度数学家在5世纪到6世纪建立起来，并在7世纪传到穆斯林数学家中；9到10世纪，阿拉伯数学家增加小数点符号。约1000年，欧利亚克的盖尔贝特（教宗思维二世），制作一个带筹码的算盘，打上印度－阿拉伯数字的烙印。花剌子密一篇关于如何执行数学运算的论述，于12世纪的西班牙被译成拉丁文。

西方的基督教化
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们，从早期基督教那里继承了教会传统，包括主要信条、圣经正典和丰富的基督教哲学传统。
313年，君士坦丁发布《米兰诏令》，标志着帝国对基督教迫害的全面结束，基督教在罗马得到合法承认。帝国所在之地，即是基督教所能影响的范围：地中海的东、西二岸；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波斯、马其顿、希腊、义大利、西西里、高卢、埃及、北非、比利时、荷兰、不列颠等地。整个帝国的疆界南边以撒哈拉沙漠为界，西边是大西洋，北边是莱茵河与多瑙河，东边是幼发拉底河。
最后百年西罗马帝国充满痛苦混乱；这期间的；哥特族大肆破坏，宗教人士及妇女都被残暴对待，教堂及祭坛都遭毁损。410年西哥特人攻入罗马城，首善之都竟遭蛮族蹂躏。当时的人都大受震撼；耶柔米震惊地写下“谁能相信立在得胜基石上的罗马城竟会毁灭，而她这个国度之母，竟成坟墓？”奥古斯丁在震惊中，完成他伟大的著作“上帝之城”，向异教徒发出控诉。继哥特族之后，汪达尔人在455年也越过地中海掠夺罗马城，教宗良一世出面求情，得以免于浩劫。蛮族收服了罗马帝国的西部各省，包括义大利、西班牙、北非、荷兰、高卢、不列颠等地。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然而教会仍得保全，许多蛮族接受了基督教；东哥特德族、西哥特德族、汪达尔族、伦巴特族、法兰克族，都加入基督教。法兰克王克洛维（约466－511年），因受其妻的感召，也归入基督教。进入第六世纪之时，基督教有许多标准化的产生：教阶式的主教制、圣职人员与平信徒的区分、圣礼、关键性的神学辩论大多已有结论、伟大教父提出信仰的教义与实践的权威诠释。6世纪、7世纪由希伯诺-苏格兰传教团领导着传教的使命，到9世纪则被盎格鲁-撒克逊取代，像阿尔昆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加洛林王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1000年，连冰岛人都已经成为基督徒，只剩下更偏远的欧洲地区（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和芬兰-乌戈尔地区），等待中期中世纪的基督教化。
天主教会，作为罗马帝国衰落后完整存在的集权机构，成为唯一一个影响和统一全西欧文化者。它有选择的保存了一些拉丁学术，保持了书写艺术，并通过指定教区主教，造就了一个个主教网络、发挥了中央机构的作用。6、7世纪，西欧和东欧出现的最大区别，可能就是西欧教会的独立性。在西欧，教会和国家往往携手共事，但宗教和世俗政治却从未融合到像在君士坦丁堡的程度；实际上也可以说，从未达到大多数古代文明的程度。神职人员和修士、修女成为文化方面的领导者，而中世纪早期的国王和贵族们则成为政治方面的领导者；当中世纪公社崛起的时候，也就标志着中世纪中期的到来。
中世纪前期，东西方基督教的鸿沟在扩大，为11世纪的东西教会大分裂铺平了道路。在西方，罗马主教的权力在扩张。教宗额我略一世为他的职务增加了世俗权力，将传教的触角伸展到了不列颠群岛，并为修道院权力的膨胀奠定了基础。607年，教宗波尼法爵三世成为首位使用教宗头衔的罗马主教。凯尔特基督教，在英伦三岛还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宗教传统。

中世纪中期的前夜
分裂、侵略和新的政治格局（800年－1000年）
查理曼的帝国虽然伟大，但从来就没达到能和拜占庭和伊斯兰帝国一较高下的地步。800年至1000年间，查理曼的帝国分裂了，而它的邻居们仍然繁荣富强。对拜占庭帝国来说，这几个世纪是荣耀的世纪，将势力和影响力扩展到俄罗斯等多数今日东正教国家。对巴格达方面来说，阿拔斯王朝统治着地域广阔的帝国，其宫殿金碧辉煌，学术和艺术令人惊叹；10世纪时阿拔斯王朝虽然分裂成几个哈里发政权且国力开始江河日下，但这些独立的国家以西方的标准衡量还是治理得相当好的。
年迈的查理曼在814年去世时，帝国的内在弊端已经显露无遗。843年，查理曼帝国已被几个争夺帝位的继承者瓜分，到887年，帝国永久分裂（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北部意大利）。新的威胁接踵而至，外来入侵导致帝国岌岌可危：马扎儿人从东部，穆斯林从南边，维京人从北面不断侵袭。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形成了：英格兰成为统一的国家；西法兰克王位在被篡夺、法兰西王国诞生，但自治的公国和伯爵遍布；而东法兰克则成了神圣罗马帝国。

1000年的欧洲
世界末日将在1000年结束时到来的传言，只是出于少数法国僧侣的担忧，实际上当时公元纪年鲜为人知，很多中世纪的人只是安静的度过了这一年。后世的史学家把1000年左右作为“中世纪中期”（Central Middle Ages），或者叫“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s）的开端。
相对于拥有广大旅行贸易网络的伊斯兰世界，以及拥有世界上最稠密人口的宋帝国，欧洲可谓蛮荒至极。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是一座人口多达30万的大都市；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有45万居民）到中亚，伊斯兰教国家里城市遍布。然而，罗马和巴黎分别仅有3.5万和2万人。
基督教化迅速推进，制止了蛮族们长期侵扰、劫掠文明国家。斯堪的纳维亚人接受了基督教化，挪威、瑞典、丹麦纷纷建立起了王国。刚刚皈依东正教的基辅罗斯人，开创了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大约也在1000年，冰岛人和匈牙利人进行了历史性的洗礼。而教宗被控制在自称为“世界的皇帝”的德国皇帝奥托三世手中。但不久后的教会改革，使教廷的独立性和威望得到提升：克吕尼运动使该派宗教势力大增；对教令集的整理产生了伟大的教会法。在欧洲贵族中，更正规的婚姻习俗形成了。在以砌体建筑闻名的北意大利，石砌结构正在取代木质结构建筑。在广阔的大陆上，浓密的森林被逐渐开发。被忽视了几个世纪的伦敦，再次成为英格兰的经济中心。1000年左右，在布鲁日和根特的城墙后面，正规的贸易集市出现了，经济生活似乎又回到了西欧。在文化方面，中世纪公社崛起，城市生活的逐渐回归，富有阶层的出现，中世纪大学的诞生，罗马法的重新运用，世俗文学的发展等，都是1000年后的新迹象，标志着中世纪早期的黑暗得以结束。简而言之，欧洲已处于爆发性发展的临界点。

注释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外部连结
Age of spirituality: late antique and early Christian art, third to seventh century fro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参见 ==


洛桑

洛桑（法语：Lausanne，法语发音：[lɔzan] （）；法兰克-普罗旺斯语：Losena；义大利语：Losanna；罗曼什语：Losanna）是瑞士法语区城市，位于莱芒湖北岸，与法国城市埃维昂莱班隔湖相望，北面是汝拉山脉。洛桑位于日内瓦东北约62公里处，是瑞士联邦沃州和洛桑区首府，同时也是大洛桑都会区核心城市、瑞士第四大城市。洛桑与邻近的日内瓦一样，是许多著名的国际组织例如国际奥委会等的总部所在地，因此也称为“奥林匹克之都”。位于洛桑的高等教育院校包括洛桑大学以及自1970年代从该校分拆出来的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后者为瑞士两所联邦理工学院之一。另外，洛桑境内的洛桑管理学院亦是知名的研究机构。

历史
公元前15年，罗马人在现在洛桑市维迪区建立了一个聚落，名为“Lousonna”。
中世纪洛桑位于英国坎特伯雷到罗马的朝圣路线上，因此主教的影响力较强。从1032年，洛桑由洛桑主教统治，成为一个小型的政教合一国家。1525年洛桑市民与主教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市民寻求伯尔尼人的援助，并与伯尔尼、弗里堡签订互助条约。1536年，伯尔尼人突袭洛桑，占领西庸城堡，驱逐洛桑主教，并开启宗教改革，自此洛桑开始长达200多年的伯尔尼统治时期。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洛桑也受到影响，当地市民谋划反抗伯尔尼人的统治。1798年，沃州革命爆发，在拿破仑的支持下，伯尔尼人的势力被赶出了洛桑，洛桑成为赫尔维蒂共和国莱芒州的州府。1803年，瑞士联邦接受拿破仑的调解和重组，洛桑成为新成立的沃州州府。
1915年，为了寻求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环境，皮埃尔·德·顾拜旦决定将国际奥委会总部迁往洛桑，洛桑由此成为“奥林匹克之都”。
1923年，协约国与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确保了凯末尔领导下新土耳其共和国领土完整和政权合法性。
1964年，洛桑举办了瑞士国家展览会。
2020年，洛桑举办了第三届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地理
洛桑最重要的地理的特征是莱芒湖，与法国城市埃维昂隔湖相望。洛桑建立在瑞士高原南方的斜坡。
市中心是一条古老的河——弗隆河（Flon）的所在地，它从第19世纪起就已经消失了。这条以前的河形成一道峡谷经过老城中心南边城市的中间，通常跟随Rue Centrale，带有几座桥经过临近的地区。“弗隆”这个名字也用于位于峡谷的地下铁车站。
洛桑的边界，东至广阔的产酒区拉沃葡萄园梯田，西至la Côte。
洛桑都会区的人口大约25万人（2005年）。

气候
洛桑一年内平均有119.7天降水，平均降水量为1,153毫米（45.4英寸）。降水量最多的月份为五月份，其时降水量为117毫米（4.6英寸）。在五月份里平均下来有12.1天在降水。最干旱的月份为二月份，平均下来有8.8天降水，降水量为67毫米（2.6英寸）。

交通
体育
洛桑也是国际奥委会等的体育总部所在地，因此也称为“奥林匹克首都”。
也是以下单位的所在地

地区性
洛桑冰球俱乐部（冰球）
洛桑体育足球俱乐部（协会足球）
洛桑赛艇俱乐部 （赛艇）
洛桑美式足球大学俱乐部（美式足球）
洛桑印第安人（棒球）
瑞士力量摔跤（摔跤）
国际性
国际航空联合会 (FAI)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体育仲裁院
国际大学运动总会 (FISU)
国际排球联合会 (FIVB)
世界棒垒球联盟 (WBSC)
国际曲棍球联合会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
国际马术总会 (FEI)
国际划船联盟 (FISA)
国际击剑总会 (FIE)
国际射箭总会 (FITA)
国际游泳联合会
国际滑冰联盟
国际铁人三项联盟 (ITU)
国际武术联合会 (IWUF)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法文） Site officiel de la Ville de Lausann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法文） Le site officiel de l'office du tourisme de Lausann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法文） M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法文） Les châteaux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法文） Activités
（英文） Guide en anglai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法文） Festival de la Cité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金边

金边（高棉语：ក្រុងភ្នំពេញ，罗马化：krong Phnum Pɨñ，高棉语发音：[ˌkɾong pʰnʊm ˈpɨɲ]），旧译南旺或百囊奔，是柬埔寨的首都和人口最多的城市，位于洞里萨河、湄公河和巴萨河沿岸，金边拥有超过200万人口，约占柬埔寨总人口的14%。大金边地区的范围包括附近的达克茂市和干丹省的一些地区。自柬埔寨成为法国殖民地以来，金边便一直是国家的首都，并在当代发展成为该国最重要的经济、工业和文化中心。
金边始建于1372年，并在1434年大吴哥沦陷后成为高棉族的新首都，在1865年进入法国殖民时期，并由诺罗敦国王重建之前，金边曾多次被遗弃。在19世纪后期恢复了首都地位及20世纪初期的都市发展下，金边因日益繁荣的纺织业、制药业、机械制造和碾米等加工技术，被称为“亚洲之珠”，当代，城市设有包括金边皇家大学（成立于 1960年），设有工程、美术、技术和农业科学学院，皇家农艺科学大学和普雷克国家农业学院等高等学府。
今日，金边与暹粒市和施亚努市成为柬埔寨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这座城市保存著许多殖民时代的历史古迹。

词源
金边字面意思是“边山”。在高棉语中，“ភ្នំ”（Phnum）意思是“山”。此城的名字来源于今日金边的塔山寺。根据金边的建城神话，一位名叫“边夫人”的富有寡妇在一次风暴后发现一株自洞里萨湖上游漂流而来的石栗树。在树的内部，他发现了四尊铜制佛像和一尊毗湿奴像。她命令村民在山上用石栗木建立了一座寺庙，用来供奉这些神像，这就是今日的塔山寺。
金边正式名字的简称是竹里木城（高棉语：ក្រុងចតុម្មុខ，罗马化：krong Chaktommuk，高棉语发音：[ˌkɾongˌcaʔtoʔmʊk̚]），意思是“四面之城”。其正式名字全称为：

ក្រុងចតុមុខមង្គលសកលកម្ពុជាធិបតី សិរីធរបវរ ឥន្ទបត្តបុរី រដ្ឋរាជសីមាមហានគរ
其罗马化转写为Krong Chaktomuk Mongkol Sakal Kampuchea Thipadei Serey Thereak Borvor Inthabot Borei Roth Reach Seima Maha Nokor，是由柬埔寨国王博涅亚取名的，大致意思是“四条河流交汇处，给予高棉王国幸福及成功的地方，伟大王国最高领袖及因陀罗神的永不可摧的城市”。与泰国首都曼谷的全称相类似，金边的全称中也存在不少来自梵语的词汇。

历史
据日本汉学家藤田丰八考证，金边在《郑和航海图》中作竹里木，明张燮著《东西洋考》称为篱木州：“以木为城，是华人客寓处”。
1432年，高棉帝国的首都吴哥被暹罗攻破后，国王博涅亚将首都搬迁到金边。金边作为柬埔寨首都直到1505年为止，此后因为王室的内乱，柬埔寨曾先后将首都迁到斯雷桑托、菩萨、洛韦、洛维恩和乌栋。
19世纪初，越南吞并柬埔寨，将金边改名为南荣府（越南语：Nam Vang phủ／南荣府）。其后国王安东复国，将金边改回高棉语名字。安东逝世后，其子诺罗敦继位，于1866年将首都自乌栋迁到金边，自此以后金边成为柬埔寨首都及政府的永久所在地。
此后，法国殖民者在金边建设酒店、学校、监狱、军营、银行、公共事务办公室、电报局、法院、卫生服务大楼等设施，至1872年，金边已经形成现代城市的雏形。
至1920年代时，金边被誉为“亚洲明珠”，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金边继续经历快速增长，建成通往磅逊湾（今西哈努克市）及波成东国际机场（今金边国际机场）的铁路。在诺罗敦·西哈努克统治下，金边实现了重大的现代化。
在之后的越战期间，柬埔寨被北越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当作袭击南越的基地，成千上万的难民自全国各地涌入金边，以逃避北越军队、越共游击队、南越军队及盟友，以及红色高棉的攻击。至1975年时，金边人口为两百万至三百万之间，其中大部份为战争难民。
1970年，西哈努克出国访问期间国内发生政变，君主制被终结，高棉共和国成立。在之后的内战中，高棉国家军队在与红色高棉的战斗中节节败退，首都金边成为少数由政府控制的地区。在1975年4月沦陷之前，金边受到红色高棉的包围与孤立，红色高棉切断金边的供给长达一年多之久。红色高棉的炮火几乎不断地袭击金边，造成大量伤亡。美军遂透过鹰迁行动在金边发动撤离。4月17日，金边被红色高棉占领。
1975年至1979年期间，柬埔寨由极左的红色高棉统治。红色高棉奉行阶级歧视和农业社会主义政策，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无阶级社会”。在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不久，就声称美军即将空袭金边，将金边居民疏散至农村，并以三日后将可以返回为由，要求居民不必带任何财产。这些城市居民被称为“新人”，被送往农村，在农场进行艰苦劳动。沉重的劳动及食物短缺使得柬埔寨人大量死亡。而红色高棉亦对“敌对分子”进行大规模的侦查和屠杀，许多受过教育者、“懒惰”的人或者政敌被送进杀戮场杀害。金边著名的监狱和刑场有吐斯廉、琼邑克等。
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入金边，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其后人们逐渐回到这座城市。此后，柬埔寨政府开始对金边的重建工作，吸引外国投资者及援助机构来建设金边，以恢复清洁水供应、道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根据1998年人口普查，金边共有862,000人。2008年人口普查，金边共有130万人。

地理
金边位于柬埔寨中南部地区，被甘丹省完全包围。该市位于洞里萨河、湄公河和巴萨河沿岸。这些河流为城市提供了淡水和其他自然资源。金边及周边地区是柬埔寨典型的洪泛区。虽然金边位于河流上方11.89公尺（39 英尺）处，但季风季节洪水也是城市面对的自然灾害问题，河流有时会溢出河岸到沿岸地区。
金边占地面积678.46平方公里（262 平方英里），其中拥有约11,401 公顷（28,172 英亩）市和 26,106 公顷（64,509 英亩）的道路。该市的农田面积为34.685 平方公里（13平方英里），灌溉面积为 1.476 平方公里（365英亩）。

气候
金边天气按柯本气候分类法属热带莽原气候，受泰国湾（暹罗湾）与印度洋高气压影响十分湿热。基本上四季如夏不分季，气候以降雨量能分成两大季节，3月至10月为“雨季”，温度湿度均偏高，极端热天时温度偶然也可以升到38～39℃；11月至隔年4月属“旱季”，低温约为22℃，但白天仍旧不凉偏热；也偶见17～19℃的最低温。年平均温度介于28－34℃之间。而最好的旅游季节为气温适宜的11月至1月之间。

行政
金边是一个自治市，面积678.46平方公里（261.95平方英里），政府地位与各省相同。自治市分为14个行政区，称为区（khan）。各区细分为105个社区（sangkats），再细分为953个村庄（phums）。所有区都在金边市政府的治理之下。
金边市由市长（governor）管理，他是该市的最高行政人员，并监督市宪兵队、市警察局和都市事务局。市长下设有第一副市长至第五副市长。与副省长同等地位的内阁官房长官，由8名副内阁官长组成的内阁，分别掌管27个行政部门。每个可汗也有一个酋长。

人口
截至2019年，金边的人口总数约为2,129,371人，并在679平方公里（262 平方英里）的城市区域内居住，金边的总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136人。[4]全市人口增长率为3.92%。自1979年以来，城市面积增长了四倍，为了支持城市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经济，金边都市区有著持续扩大的趋势。金边的官方语言是高棉语，但城市也广泛使用英语和法语。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金边 95.3% 的人口是高棉人，占4%的占族人，以及 0.7%的其他民族，为汉族（华人）、占族、普侬族、佬族、泰族等。
2012年底，金边的贫民窟居民人数为105,771人，而 2012年初为85,807人。

宗教
柬埔寨的国教是上座部佛教。金边90%以上的人信奉佛教。数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政治
金边在柬埔寨国民议会中拥有12个席位，是柬埔寨最大的选区。

经济
金边是柬埔寨的经济中心，因为它占柬埔寨经济的很大一部分。随著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的蓬勃发展，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也使金边经济繁荣，新的酒店、餐馆、学校、酒吧、高层建筑和高级住宅大楼开始在这座城市涌现。
金边的经济以服装、贸易和中小企业等商业利益为基础。过去几年，房地产业务蓬勃发展，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随著更多购物中心和商业中心的开放，旅游业也是增进首都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使金边与暹粒和西哈努克城一起成为东南亚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根据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的数据，2009年旅游业占柬埔寨GDP的19.2%（20.53 亿美元），占总就业人数的13.7%。 金边最受游客欢迎的地区之一是西索瓦码头，该地区是一条3公里长的河滨地带，两旁遍布著酒店、餐厅、酒吧、咖啡馆和商店。
目前，耗资26亿美元的新城市开发企划柬韩城正在开发中。金边市城市事务局计划扩建和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以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经济。高层建筑将建在城市的入口和靠近湖泊和河岸的地方。此外，新的道路、运河和铁路系统将用于连接柬韩城和金边。
金边最高的摩天大楼是188公尺（617 英尺）高的安达大都汇大厦，与邻近的OCIC塔（OCIC Tower）一起占据了金边的天际线。中央市场是金边的一个旅游景点。为黄色集市的四个翼楼林立著众多摊位，该市场经常出售金银首饰、古钱币、服装、钟表、鲜花、食品、面料和鞋子等。

媒体
华语报章
柬华日报（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柬埔寨最大华人社团“柬华理事总会”的机关报，于2000年8月创刊。柬华日报总编辑李翼、采访部主任钟耀辉。
星洲日报（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是马来西亚星洲集团在柬埔寨开办的子报，偏重民生，销量已经超过5000份。
华商日报，当地华人财团主办，偏重财经资讯报导，开办时间最长的华报。
高棉日报中文版，由中国人的高棉控股集团的属下公司的报纸。
柬埔寨文报章
Sralagn' Khmer
Chakraval Daily
Kampuchea Thmei Daily
Kampuchea Thnai Nes（Cambodia Today）
Kanychok Sangkhum
Ka-set（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Koh Santepheap（Island of Peace）
Moneaksekar Khmer（Khmer Conscience） - Published by the Sam Rainsy Party.
Rasmei Kampuchea（Light of Kampuchea） - Cambodia's largest daily, it circulates about 18,000 copies.
Samleng Yuvachun（Voice of Khmer Youth）
Udomkate Khmer（Khmer Ideal）
Wat Phnom Daily
英文报章
金边邮报（The Phnom Penh Post），在金边出版的英文日报
高棉日报（The Cambodia Daily），英文日报
法文报章
Cambodge Soir（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Ka-set（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交通
金边国际机场位于金边西区是柬埔寨最大和最繁忙的机场。位于金边市中心以西7公里处，机场周围设有计程车、三轮车、公车与铁路均可供旅客搭乘至市中心，机车则是当地民众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柬埔寨的国家航空公司柬埔寨吴哥航空成立于2009年，总部及主要枢纽位于金边，另外一个枢纽则位于暹粒－吴哥国际机场。法国航空曾经从戴高乐机场为金边提供服务，但此后该服务已停止。卡达航空现在通过胡志明市往返金边。
新金边国际机场计划于2023年启用。
金边设有许多巴士公司，包括金边公共交通和GST Express，并为柬埔寨的大多数省会城市提供服务，包括西哈努克、磅清扬、乌栋和茶胶寺。金边索里亚运输公司提供前往国道沿线几个省级目的地和胡志明市的巴士服务。Giant Ibis是另一家总部位于金边的巴士公司，为前往西哈努克、贡布、暹粒和胡志明市等地，提供服务。
金边是柬埔寨的主要淡水港口，也是湄公河上的主要港口。它通过越南湄公河的通道与290公里外的南海相连。
金边拥有一条连接西哈努克港的金港高速。此外，市区对外联络的国道如下表：

教育
“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Royal University of Phnom Penh，简称RUPP）为柬埔寨最老与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内设理学院、社会科学院、人文学院与外语中心（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简称IFL），共计在3个校区内共有10,000名以上的学生。金边市区并于1964年建有“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Phnom Penh National Olympic Stadium），该处早期为国家足球队的队址。
柬埔寨拥有东盟国家中最大的中文学校——端华学校。该校由潮州会馆创办。该校拥有学生10,000多名，其中94%为华人。1960年代柬埔寨有200多所中文学校，是柬埔寨中文教育的鼎盛时期。其后因战争，中文学校几乎全部关闭。从1992年开始，中文学校逐渐复课。2000年，中文学校恢复到85所，目前则维持在70所左右，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在校师生达到40,000多人。

文化
金边拥有自己的高棉方言。高棉语的标准音为金边的口音。不过作为基础方言的金边方言本身也处于发展之中，现在的金边方言与国家电视台、广播台使用的语言相比，在语音和词汇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差异。金边也因其对新高棉建筑的影响而闻名。在美食佳肴方面，金边以金边粿条作为城市的代表美食，它是米粉汤的变种，经常在咖啡馆和街头咖啡馆可以买到的菜肴。
金边经常在城市举办许多音乐活动。因此该城市也拥有许多独立乐队以及私立音乐学校的出现，柬埔寨的钓鱼舞起源于1960年代的金边皇家美术大学。
该市参观人数最多的两个博物馆是柬埔寨国家博物馆以及吐斯廉屠杀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经常定期举办柬埔寨舞蹈和音乐庆祝活动，包括传统民间舞蹈和经典的流行表演。

节庆
柬埔寨新年
柬埔寨新年是柬埔寨三大节日之一，于每年公历4月13日至15日举行，同时为柬埔寨的国定假期。在节日当年，各地将会举办大型的舞蹈活动和音乐会，尽管确切的日期每年都在变化，但每年至少会持续三天的时间庆祝该节日。这个节日标志著基于古代高棉历法的一年的转折，也标志著上一年收获的结束。

泼水节
泼水节是金边最大的年度节日，这个热闹的聚会经常是庆祝洞里萨湖水流的逆转。假期持续三天，人们将涌入城市欣赏烟火、划船、音乐会、吃饭及聚会。赛艇运动可以追溯到古代，标志著高棉帝国时期柬埔寨王家海军的实力。

亡人节
亡人节是柬埔寨文化的重要节日。于每年的佛历10月1日至15日举行。头十四天，死者家属会到寺院布施，又会准备糯米团供奉未能投胎的亡灵，寺院的主持则为死者颂经超渡，到了第十五天死者的家属都会聚集起来，举行缅怀祖先的仪式。

卫塞节
卫塞节是柬埔寨佛教徒传统的一年一度的节日。有时非正式地称为“佛诞”，是南传佛教传统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入灭（涅槃）的节日。

建筑
金边最古老的建筑是建于1373年的塔山寺。主要的旅游景点包括金边皇宫以及建于19世纪后期的国家博物馆，该博物馆的建筑物融合了法国殖民时代样式和古典高棉的风格，并收藏了大量高棉文物。独立纪念碑建于1950年代，但也以古代高棉风格建造。
从19世纪到1940年代，法国在金边兴建了别墅、皇家酒店、教堂、林荫大道和中央市场等公共设施。20世纪后期，诺罗敦·施亚努渴望在城市呈现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从而为国家建设进程注入活力。因此年轻的高棉建筑师经常在法国接受教育，并为城市提供了设计和建造的机会。这一波新建筑运动被称为“新高棉建筑”，其建筑物的特色往往是融合了包豪斯、欧洲后现代建筑和吴哥的传统元素。其中最杰出的建筑师是旺莫利万，他根据施亚努亲王的发展政策，开始在全国兴建大量基础设施，并在1956年被国王亲自提名为首席国家建筑师。
旺莫利万在金边设计了神圣苏拉马里特国家剧院（已于2008年拆除）和范莫利文之家等标志性地标。其他建筑师则为皇家高棉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国家体育中心兴建建筑物。
金边的新郊区建筑建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尽管这些建筑在红色高棉时代和柬埔寨内战中幸存下来，在当代，由于经济发展和金融投机影响，这些建筑物而受到拆除的威胁。不过对于新高棉建筑的保存运动正在柬埔寨兴起，因此部分建筑也获得保留并活化更改为创新的建筑物。
1970年代红色高棉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位于吐斯廉屠杀博物馆和城郊的琼邑克。柬埔寨及越南友谊纪念碑则是在1970年代后期柬埔寨从红色高棉解放后，越南共产党委托所建造，作为柬埔寨及越南友谊的象征。
金边的人口、外国投资和城市发展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急剧增长。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该市基础设施明显不足，以及对住宅和商业空间的需求。对住宅和商品房的同步需求以及国际投资的增加导致了几个卫星城市的规划。在城市的郊区，农田已被开发成服装工厂和住房，供低层经济阶层和因市中心的新发展而流离失所的人居住。

运动
柬埔寨的两大体育赛事，足球和排球，全部在金边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与柬埔寨其他地区一样，金边最受欢迎的运动是足球、排球、高棉武术和毽子。
许多金边居民也经常在清晨或傍晚聚集在首都的两个体育场之一，或滨海大道上进行有氧运动。金边在历史主办的最重要的体育活动，是1966年的举办的第15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该市曾将在1963年举办东南亚运动会，但由于政治问题导致比赛被取消。

友好城市
金边在全球拥有姐妹城市，并与金边一同促进经济、文化、教育和其他领域的联系。

著名人物
乔治·格罗斯利尔，法国博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诺罗敦·西哈莫尼，柬埔寨现任国王
希丽敏，职业网球运动员
普利亚普·所沃特，柬埔寨歌手
莫泰维，柬埔寨第一位整形外科医生

另见
金边市场列表
柬埔寨经济特区

参考文献
来源

书籍
Groslier, B.P. Angkor And Cambod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6.
Igout, Michel; Dubuisson, Serge. Phnom Penh Then and Now. Bangkok: White Lotus. 1993. ISBN 978-974-8495-84-2. OCLC 29795478.
LeBoutillier, Kris; Ariff, Shahida. Journey Through Phnom Penh: A Pictorial Guide to the Jewel of Cambodia.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2004. ISBN 978-981-232-596-9. OCLC 55501046.
Leroy, Joakim; Hoskin, John. AZU's Dreams of Cambodia. Phnom Penh. Hong Kong: AZU Editions Ltd. 2005. ISBN 978-988-98140-2-1. OCLC 62328690.
Kolnberger, Thomas. Continuity and chang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Phnom Penh, Cambodia, in: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s.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pp. 219-239, ed. by S. Kurfürst and S. Wehner. Transcript (Bielefeld). 2020. hdl:10993/43963.

外部连结

Official city websit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ime in Phnom Penh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维基导游上有关Phnom Penh的旅行指南
 OpenStreetMap上有关560229438  金边的地理信息
 OpenStreetMap上有关金边的地理信息


政体

政体（英语：forms of government）是国家的政治、统治形态，即国家政治体系运作的形式。一般用来指涉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

概要
政体主要可概分民主政体、立宪政体、专制政体、独裁政体、威权政体、极权政体等。并依各家学说而有所不同。
在中国大陆语境中，政体往往等同于政权组织形式，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如下：
政体包括了一个国家纵向的权力安排方式，这也叫做国家结构形式；它还包括了各个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这通常称作政权组织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个国家地方与中央，整体与局部上的权力关系。一般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其中复合制又包括了联邦制和邦联制。
在台湾，所谓“国家结构形式”属国体的范畴。
与政治体制近义的称呼还包括“政权形式”、“国家形式”、“政府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政府制度”，这些都是针对政治上的分类用语。

历史
对于政体理论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各种样式的城邦制度，一直到启蒙运动后的制度实践，各种体制纷繁登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密尔，西方政治思想家们对国家政体进行了长期的总结和研究。

古典政体理论
西方对政体理论的系统阐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 的《历史》中，就曾经提到波斯讨论过独裁、寡头与民主三种政体的优劣。柏拉图在早年所写的《理想国》中提出了五种政体周期循环的理论：分别是精英政体、勋阀政体（斯巴达-克里特政体或译作或权门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政体。五种政体循环更替。在精英政体，有高贵灵魂的统治阶级不拥有私人财产，但原本能拥有资产的被统治阶级子孙，经由教育、学习、建立功积进入统治阶层，导致政府素质下降，统治圈产生私有财产，从而退化为勋阀政体；勋阀政体对战绩、荣誉和金钱的迷恋，导致少数人聚敛大量财富，从而退化成寡头政体；寡头政体以财产决定地位，导致穷人对富人的憎恨，从而平民政体取代寡头政体；由于平民政体过度崇尚自由，导致秩序丧失，道德沦丧，使得有了极权政治产生的土壤，从而僭主政体取代了平民政体；僭主政体完全凭僭主的意志行事，极权的专制走到尽头又使贵族政体有了产生的可能。柏拉图在晚年时，在其《政治家篇》中重新提出了整体的分类观点。首先根据统治者人数将政体分为由一人统治的君主政体，由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和多数人统治的平民政体；然后根据是否实行法治，与这三种政体一一对应，分别产生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暴民政体。柏拉图认为，“一人专制的政府，如果只根据好的成文法律来统治，就是六种政体中最好的；可是，如果他不根据法律，那就是最无情的，对他的国民的压迫也是最厉害的:19。”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又提出了混合政体的理论。他将政体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君主制，一种是民主制。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两种政体的不同程度的结合:22。
师承于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是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按照统治者人数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再根据施政目的，从这三种政体中产生出三种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类依据则是贫富和阶级差别。亚里士多德理想中的政体是道德上追求善，共和制为形式，以法治为手段。
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强大，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将政体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界定了国家的概念，将政体分为一人统治国家的君主制、少数选举出来的人统治国家的贵族制，以及由人民自己掌握的民主制。他同时认为最好的政体就是这三种政体“均衡地混合而成”，并且认为罗马共和国就是理想政体形式的体现。

欧洲中世纪政体理论
托马斯·阿奎那重新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将政体按照统治者的施政目的和人数多少进行划分。为治下的人民谋求幸福的统治是正义的，依统治者人数多少依次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平民政体；不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的统治是不义的，依统治者人数多少依次为：暴君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而平民通过人数上的优势压迫富人，则是暴民政体。而阿奎那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君主政体，而最坏的政体则是暴君政体。

近代政体理论
启蒙运动之后，政体理论上划时代的建树人物是法国思想家让·布丹。他根据掌握国家主权的人数多寡，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他认为法国的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把君主政体按照君主行使权力的方式分为王朝君主制（或者称作正宗的君主制）、领主君主制和暴君制。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将世俗政治权威置于了神法和自然法的规范下，认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真正享有财产和自由，并且自愿服从主权者的权威。
此后，托马斯·霍布斯才完全摆脱了伦理、道德和宗教的约束，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按照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一人掌握主权的君主政体、议会式的贵族政体以及全体臣民大会掌权的民主政体。霍布斯放弃了对理想政体的探讨，认为人性的自私不可能让统治者放弃私利而只谋求公共利益，只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统一的地方，公共利益才会被增进。他认为这只有绝对君主制才能够实现。
约翰·洛克认为政体应该取决于立法权的归属，因此他将政体分为由社会大多数人掌握立法权并通过委任官员执行法律的纯粹的民主政体；立法权归属于少数选举产生的人或他们的继承人的寡头政体；立法权归于一人的君主政体（还可以分为世袭君主制和选任君主制）；立法权由多数人交给少数人或一人行使，然后收回立法权重新交给所选出的人称之为混合政体。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按照统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又分为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孟德斯鸠所说的其实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专制政体:16。同时，孟德斯鸠认为每种政体都有自己的原则，共和政体需要品德；君主政体需要荣誉；专制政体需要恐怖:19-29。政体的腐化来自于原则的腐化。政体的稳定取决于地域范围的大小，小国适合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家适合于君主政体，大帝国则适合于专制君主政体:126。
与孟德斯鸠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则按照政府成员人数多寡将政体分为：大多数人掌握政府的民主制；委托给少数人掌握的贵族制（又可分为自然的贵族制、选举的贵族制，世袭的贵族制）；以及委托在一个行政官手里的君主制。卢梭认为世袭的贵族制是最坏的，而真正的民主制仅仅是一种理想，不可能也无必要实现，因此选举的贵族制（实际上是贵族共和制）才是实际上最好的。因为选举的贵族制可以选出精英来保证政治修明，少数人的讨论更有效率，而且有利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有效区分。

现代政体理论基础
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对于政治体制的研究是属于政治学的一门子领域，被称为比较政治学。
由于比较政治学是专门性的，学者们仍缺乏一种针对所有形式的政府的广泛研究。学者间也争论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广泛的政权分类系统。在政府比较上最传统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是二分法（例如民主与专制，而这并不是一种类型学），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研究并比较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政权形式。或许唯一例外的是专家们对于选举制度的比较，他们使用大量的资料和数学来计算何种形式的选举制度能产生最稳定、持久、和最能代表民意的政权。
大多数比较都是针对特定制度的研究。一些人则研究政权的形式与其正当性之间的联系（例如民族主义、经济体系）。目前在比较政治学上的主要辩论之一是对于总统与国会之间互相抗衡的稳定性。另一个辩论则是民主是否会促进经济发展。
其他的学者，例如制度架构的专家，则尝试设计新的政权形式。例如艾伦·李帕特替民主政治设计了一种新的解决制度，称为协商民主，这种形式的民主政府能够分割为几个社会（文化、种族、政权、意识形态等等），在单一的政权下表达每个社会的民意，以避免冲突或分裂。
简言之，分类政府的形式是相当复杂的。每个政治共同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都在不同的权力架构和社会结构下运作。也因此，世界上的政府形式数量几乎和存在的社会一样多。

政体类型
划分标准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对纷繁复杂的政体类型进行概括和分类，但是研究者在政体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各不相同，因此一直无法达成一致的结论。
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都根据执政者的人数来划分。到了近代，随着国家政体日趋复杂，政治学家们在此基础上，根据最高掌权者的产生方式，任职期限以及国家与政府的结合程度对政体进行更精细的分类。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约翰·威廉·柏杰斯的政体分类标准：

根据主权机关与政府机关有无区别分为直接政府（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政府（间接民主制）
根据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分为世袭政府和选任政府
根据行政与立法部门的关系分为内阁制和总统制
根据政府机关的职权集散分为单一制（又称集权政府）和联邦制(又称分权政府)
根据国家联盟的职权又可分为邦联制
塞缪尔·亨廷顿则从发展政治学角度，先依照政治参与程度从低到高将政体分为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再根据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比率高低分为公民型和普力夺型（praetorian）:74,177-178。二者结合则产生，公民政体中的建制型、辉格型和参与性；普力夺政体有寡头型、激进型和群众型:73-75。
也有学者按照统治性质将政体分为动员的、神权的、官僚的和和解的。或者按照现代化程度不同分为英美式的、欧洲大陆式的、前工业化或半工业化式的、集权式的。
传统上一般将政体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但是现代的政体中，一些国家的君主制政体已经变成了议会君主制，君主只有虚位；而在另一些国家，虽然是共和政体，但是权力却集中在一人手里。这使得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唯一区别就是是否存在君主，因而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划分方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现代西方学界通常先假设一个连续体，一端是纯粹的民主政体，例如古希腊的城邦，靠近这一端的是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另一端是极权政体(又称全能政体)，例如纳粹德国，靠近这一端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它国家的现实政体则处在这一连续体中间的某个位置上。此外，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则被归入威权政体。划分的标准主要包括政府对社会思想与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意识形态是否多元性，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而由于“民主”与“极权”所带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增强学术意义，也有学者主张用大众政府（popular government）或多头政体（polyarchy）来代替“民主政体”。

例子和特色
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体，与社会各阶层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有关，也同时受到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民族构成的制约。同样是封建制的国家，其政体可能是君主制，也可能是共和制。而不同性质的国家也可能采用相通的政体，例如古希腊是共和制，现代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共和制。
现代国家政体主要包括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又可以分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包括议会共和制、总统制、半总统制、委员会制和一党执政制。以下只是人们通常对政治体制的一些分别：

传统（部落或家族） 或 现代（官僚政治）
单一性的（  义大利、 法国 ） 或 非单一性的（ 俄罗斯、 巴西 ）
独裁（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 ） 或 民主（  日本、 挪威 ）
选举（  芬兰 ）、没有选举（  沙乌地阿拉伯 ）、世袭制（  汶莱 ）、选举君主制（  梵蒂冈 ）
直接（  印度尼西亚 ）或非直接的选举（  美国 的选举人团制度）
政教分离的（  阿尔巴尼亚 ）或政教一体的（  伊朗 ）
权力分割的架构（  英国 ）或没有权力分割的架构（藤森统治下的  秘鲁及穆加贝统治下的  辛巴威 ）
议会共和制（  保加利亚 ）、总统制（  哈萨克斯坦 ）、半总统制（ 蒙古国）、君主立宪制（  柬埔寨、 马来西亚 ）、君主专制（ 沙乌地阿拉伯）、二元君主制（ 摩洛哥）、委员制（ 瑞士）
掌握执政权力的人数（  瑞士 7人、  波黑 3人、  法国 2人、  美国 1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 1人）
立法权力的架构（独裁、一院制、两院制）
议会里的联盟或政党议员数量
联邦制（  奈及利亚 ） 或 单一制（  韩国 ）
选举制度的规定：
得最多票者获胜 - 第一个跨越门槛者（  中华民国 ）
多数主义（得50%+1票者获胜） - 决胜选举（  阿根廷 ）
绝对多数主义（超过60%）（美国参议院的讨论终结制度）
全体同意 - （得全部选票者获胜）（一些公司里的做法）
经济体系类型
普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
强大的制度运作能力（  义大利 ） 或 虚弱的制度运作能力（  索马里 ）
合法的（  乌克兰 ） 或 非合法的（  伊斯兰国 ）
事实上的（有效控制）（  中华民国政府有效控制台澎金马地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效控制中国大陆 ） 或 法律上的（名义上的政府权力）（《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皆列明：中国大陆和台湾为本国的领土）
主权（ 丹麦 ）、半主权（  格陵兰 ）、非主权（ 萨克森、  科罗拉多州 ）、自主权(  香港、  澳门 )。

政治体制名称或国号种类
其他经验和概念上的问题
在表面上，要辨识一个政府的体制似乎不是件难事，大多数人会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前苏联是一个专制国家。不过，如同Kopstein和Lichbach所说的:4，要定义一个政权是相当不容易的。要辨识某种形式的政府的必要条件时更是困难，“辨认一个国家的政府形式”与“确认其形式的必要条件”是不同的。举例而言，如果要定义民主的必要条件，许多人或许会说“选举”，但事实上前苏联和美国的公民都可以投票选举他们当地的行政官员。这种比较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都不会接受其标准，因为那与他们所认知到的事实相差太远了，大多数人也不会因此而将前苏联视为是和美国一样的民主国家，也因此这种比较概念的用途便大打折扣。
有几种方法或许能帮助消除这种辨认国家政府形式与确认形式的必要条件之间的问题。其中一种方法便是去考虑一个政府形式的充分和必要的特色。那么在针对如上述及苏联的问题时，我们便能说“选举是必要的，但光有选举并不代表就是民主”或者“这种选举并非由民主构成的”。
另一个可能的方法是进一步说明每个政权的条件本质，在美国与苏联的例子里，两个国家都实行选举，但两个政权的差别在于苏联实行的是一党专政，直到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巴契夫1985年上台以前，所有苏联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和候选人）都是非法的。相较之下，美国拥有确实的两党制度，政党需受到政府管制，但并不会禁止其存在，除此之外，在美国产生的两党制度结构是由于多党制度的缺点而自然产生的，并非是原本制度所规定的，而且一些影响力有限的小政党（例如美国自由党）也依然存在。

通常被视为代议政制的制度（如加拿大、印度、和美国）也可能包含了一些直接民主的手段如公民投票，和经过大量程序进行宪法修正的审议民主。
另一个问题是有些政治系统是由社会或经济运动所创造的，这些运动在酝酿成熟后会成立特定的政党执政。这些运动也可被视为政府的形式，一些例子包括：

或许最显著的例子是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共产主义的例子里，也显示了这些运动所创造的政治制度可能会与原先其起源的社会和经济意识形态有所差异。这可能造成原先那些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反对那些运动所创造的政治制度。举例而言，一些标榜为托洛茨基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也时常反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
伊斯兰主义也时常被举出作为牵涉到政府形式的运动。许多伊斯兰世界的国家的确以伊斯兰来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这些政府在实际上则会利用不同机制的权力手段（例如借债和诉诸于民族主义）。这表示了没有单一的政府形式能被定义为“伊斯兰”政府。也因此伊斯兰在政治运动上其实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实践团体，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政治运动。
许多其他人民运动的基础原则也大量牵扯到政府的形式，这些运动支持特定的政府形式，并且会在他们取得权力后加以实现。例如生态民主（Bioregional democracy）便是追求环保的绿色政治所主张的概念。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外部连结
CBBC Newsround : types of governmen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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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政权、政府
相关学科
比较政治学


台湾总督府

台湾总督府（日语：台湾総督府〔台湾总督府〕／たいわんそうとくふ Taiwan Sōtokufu */?）是台湾日治时期的最高统治机关，设于1895年，首长为台湾总督。
目前为中华民国总统府

介绍
1895年5月10日，为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于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将福建台湾省割让日本两周后，台湾总督府成立。并在1895年6月17日开始管理台湾殖民地。总督府成立之初，设民政、陆军、海军三局。民政局下置内务、殖产、财务、学务四部。此外，乙未战争期间曾短暂命高岛鞆之助为台湾副总督，高岛也是为期五十年之台湾日治时期内的唯一副总督。1896年，陆海军两局合并为军务局。民政局则在原本组织下增设总务、法务、通信共七局。之后在1898年、1901年皆曾修订总督府官制，最后在1919年的最后一次修订中，民政部（原民政局）废除，军事部份也改由台湾军司令官（直属日本首相、不隶于总督府）负责。于1940年代，日本当局为了推行大东亚共荣圈，计画将行政简化和内外地行政一元化，并于1942年11月将掌管日本属地（外地）的拓务省分割改制为大东亚省、内务省、外务省，而原监督管理台湾总督府之角色则从拓务大臣改由内务大臣担任，台湾总督府府内组织于同年12月亦为此进行了大幅度改制。不管怎样变动，约略来说，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的行政组织可分为直属部局、所辖官署与地方行政三大部门。
其组织特色为“总督专制”，由台湾总督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不管1896年发布的《六三法》及后来1906年《三一法》或1921年《法三号》，台湾日治时期的地方政体皆采委任立法制度，总督府为当然之中央机关。而一般政策形成过程，通常是由总督府的技术官僚制定法律政策后，即授权台湾总督以“总督府令”命总督府各级单位、所辖官署或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也因此，总督府辖下机关、尤其是地方行政机关的政策实行深具人治色彩，所有行政官员皆只以执行法律及管理行政为主要事务，各级地方行政机关缺乏自主。另外，地方行政基层系以警察为中心，除了一般治安维护外，举凡政治思想、结婚生子、户口管理，还有鸦片管理、公共卫生、征收税金、物资分配、地政调查等，均是警察的业务。
1945年8月15日，随著日本投降，总督府在1945年10月25日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方的《一般命令第一号》（降伏调印式）停止职权。其辖权则交由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连络部管理。后者则于1946年将管理转交给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多名总督府官员以“服务员”协力该单位管理。
最初，日本并没有正式废除殖民地法制，也没有正式废除台湾总督府制度（1897年10月21日皇令第362号）。直到1949年6月1日《国家行政组织法》实施，台湾总督府被依法废除。

组织
台湾总督府之最高长官为“台湾总督”，而在中央行政方面，总督之下于大正8年（1919年）之前设有“民政长官”（或称民政局长官），大正8年（西元1919年）之后称为“总务长官”。另外，中央行政部门编制有总督官房与五局二部等机关。

台湾总督
总务长官
初名为民政长官，1919年8月20日改名为总务长官。
该职位原为总督府民政局（后改为民政部）之首长，和军务局并立。在1919年《台湾总督府官制》的修订中民政部被废除、军事权也交由直属天皇的台湾军司令官负责，但民政长官一职被保留并改名为总务长官，负责综理庶务，负起实际上政府首脑的任务。

直属部局
台湾总督府直属部局于1920年后的变迁如下：

1920年9月1日：营林局改为殖产局营林所。
1924年12月25日：递信局、土木局和法务部废止；由6局1部变为4局。
1926年10月12日：内务局文教课升格另设“文教局”；由4局变为5局。
1939年7月1日：殖产局米谷课升格另设“米谷局”；由5局变为6局。
1940年3月7日：警务局改为“警务局”、“法务局”和“外事部”；由6局变为7局1部。
1941年1月8日：外事部改为“外事部”和“企画部”；由7局1部变为7局2部。
1942年11月1日：内务局改为“总务局”，财务局分为“财务局”和“国土局”，米谷局改为“食粮局”，法务局、企画部和外事部整并为“外事部”“法务部”；由7局2部变为7局1部。
1943年12月1日：总务局废止，国土局、殖产局、食粮局整并为“矿工局”和“农商局”；由7局改为5局。

台湾总督府于终战前的内部部局如下：

总督府评议会（咨询机构）
总督官房
秘书官室、审议室、人事课、文书课、地方监察课、情报课
警务局
庶务系、警务课、经济警察课、兵事课、防空课、警备课、保安课、卫生课（含鸦片瘾者矫正所）
农商局
庶务系、农务课、耕地课、山林课、水产课、商政课、食粮部、兽液血清制造所
财务局
庶务系、主计课、税务课、金融课、会计课、营缮课
文教局
庶务系、教学课（含博物馆、台湾神社临时营造事务局）、救援局、国民精神研修所
矿工局
总务系、国民动员课、工业课、矿务课、电力课、土木课、地质调查所
外事部
法务部
学务部

所属官署
所辖官署有高等法院（名称为总督府高等法院，以下正式名称均如此例冠上“台湾总督府”）、地方法院、专卖局、港务局、交通局、林业试验所、评议会等。其“局会所”辖下又设“部”、“分局”、“分所”等，属下机关。

法院
高等法院 -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检察局 - 地方法院检察局
供托局 - 出张所
交通局 - 总务课
铁道部 - 列车课、自动车课、施设课等
港务局 - 基隆港务局、高雄港务局
专卖局 - 食盐樟脑课、烟草课、酒课、各工厂等
气象台
台北帝国大学
诸学校，如师范学校、专门学校、高等学校等学校
成德学院
警察官及司狱官练习所
陆军兵志愿者训练所
海军兵志愿者训练所
图书馆
各府立医院
松山疗养所
乐生院
养神院
各刑务所
中央研究所（1939年裁撤）
农业试验所
林业试验所
工业研究所
糖业研究所
天然瓦斯研究所
水产试验所
神社

地方行政
台湾日治时期之地方行政于终战前设有“五州三厅”，州厅以下置市、郡、厅，郡及厅下置街庄。

职员
1944年（昭和19年），台湾总督府各级官吏，高等官一、二等（敕任官）共109人，台人仅1人，三等至九等（奏任官）共2,070人，台人为27人，及判任官共20,909人，台人为3,681人（以公立学校教师为主，少数为警职）。

府报
台湾总督府创刊之《台湾总督府报》于西元1896年（明治29年）8月20日起发行，西元1942年（昭和17年）3月19日由“府报”改为“官报”。发行计49年又2个月的时间，共发行府报、官报资料13,096号（还有号外及附录约670余次）。与总督府有关及中央施行于台湾的法律等都在这里公布，可从此理解日本统治台湾之法制记录。

厅舍建筑
日本刚开始殖民台湾时期，台湾总督府是使用清代原台湾布政使司衙门西侧筹防局为办公处所，但随著日本经营台湾的扩张，原址已经显得太小，急需建造一座适合台湾总督行政体系的办公处所。因此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建议下，1907年5月，台湾总督府在官方公报公布总督府的招揽设计竞赛，也是日本国内第一次正式的建筑设计比赛。
竞赛结果，土木局局长长尾半平及民间建筑师等人，判定“甲赏”案铃木吉兵卫的设计与荷兰海牙国际法庭相似，因此被剔除不适用，并决定采用“乙赏”的基本设计案，该案是名建筑师辰野金吾的弟子长野宇平治的设计。但当时也有批评，认为长野设计是新古典主义建筑，装饰少且塔楼低，缺乏作为总督府的象征意义。因此，根据龙野的建议，由总督府营缮科的森山松之助等建筑师进行蓝图修改，将中央塔楼增高至60米，并增加建筑物外观修饰以更加华丽壮观，象征权力核心的意味更加浓厚。
明治33年（西元1900年），台北市区计画委员长村上义雄所绘制的台北市市区计画图，确认台湾总督府的办公厅舍位于台北州台北市文武町一丁目，是一个完整街廓，计画区内有民间的家屋及祠堂，在多次协议与调查后，完成征收拆迁。该建物自1912年6月1日开工，历时7年兴建，于1919年3月完工，耗费281万日圆。其中木作屋架及门窗木材、粉刷石灰等建材，都是以台湾本地生产为主，而外观红色面砖及主体构造之水泥等，则是以日本内地或外国进口为主。
大正8年 (1919) 台湾总督府大楼竣工时，是日本最高的红砖建筑，除了能抗震，适应热带气候之外，塔楼还配备台湾第一部电梯，并在大楼的四个角落设置吸烟室，以防止火灾。二战期间，盟军的轰炸及其导致的火灾摧毁建筑物的一部分。昭和20年（西元1945年）5月的台北大空袭，总督府正面左侧严重毁损，但未伤及建筑主体，仍能整修使用。战后台湾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受创的总督府建筑也大举整修完毕。民国39年（西元1950年）这栋建筑物正式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府厅舍，做为总统处理公共事务的办公处所，后列为中华民国国定古迹。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参阅
外部连结
台湾总督府报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台湾总督府报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华民国文化部
府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央研究院
台湾总督府统计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华民国文化部
台湾总督府前合照，台湾商会
殖民地行政官事典
台湾总督府英译名称Government of Taiwa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